周舵：不是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之冬

　　去年春天穆巴拉克倒台时，全世界民主人士一派欢欣鼓舞，以为民主就此降临阿拉伯大地。放眼海内外，似乎只有本人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文（见《附录》：“穆巴拉克给中国当政者敲响警钟”）严重质疑，并且断言所谓“阿拉伯之春”绝不会有好结果，断言中东的选项不是民主与专制，而是要么亲西方的专制、要么反西方的专制。如此“反民主”的乌鸦嘴，不知在海内外被扣上了多少难听的罪名！我的一位老朋友为了这篇文章，在电话里和我激烈争论一个多小时，认定我此文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下写的！

　　现在，西方舆论普遍承认，“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了“阿拉伯之冬”，我的预见几乎丝毫不爽地兑现了。今年5月，西方媒体就已经开始称埃及大选为“噩梦”；最讽刺的是，民主选举上台的新总统穆尔西继把持了议会和制宪委员会之后，干脆无视现行宪法规定，下令罢免总检察长，并且不顾反对派的抗议下令举行全民公决，强行通过新宪法——他信心十足，拥护他的穆斯林兄弟会选民是绝对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的全民公决一定会让按照穆斯林兄弟会的意图制定的新宪法顺利通过。如果没有法治、宪政的稳固确立，“少数服从多数”可能变成什么东西，还有什么疑问吗？

　　穆尔西明目张胆攫取独裁权力的企图引发了反对派数十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和全国骚乱，反对派包围并洗劫总统府，放火烧毁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在双方的暴力冲突中已经有3人死亡，近350人受伤。穆尔西见势不妙，做出和解姿态，呼吁和反对派对话，但自由派反对派领袖巴拉迪毫不买账，严词斥责穆尔西，说“跟独裁者没有对话的空间，他实行了最暴虐、最可恶的措施，然后却说让我们撇开分歧”。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国务院却不支持巴拉迪的立场，继续抹稀泥，呼吁双方举行“没有先决条件的对话”，实际上等于偏袒穆尔西。
　　倒是德国人看得更准。德国《世界报》11月26日发表文章说，“身为总统的穆尔西正在攫取完全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由的幻想春天过后，用暴力发泄不满、发生内战，或内战已经发生但结果尚无定论的漫长严冬早已随之而来。没有人相信明天会比昨天和今天更好。”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我们中国的众多激进民粹民主派们，既不研究民主化理论（民主化理论当然包括对各国民主化案例的研究，“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极好的研究案例），对民主理论的基本文献几乎毫无所知，又不善于分析思考，不去区分好民主和坏民主，更不深思如何把民主化的世界性经验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作适当的变通，只是抱定几条干巴巴的民主教义当做绝对正义的大旗狂舞，只会用黑白、正邪二分的道德谴责替代理性冷静的科学分析，对于深入自身骨髓的“党文化”思维定势毫无反省，如果我说他们是反对大共产党的小共产党，还有什么不对的吗？

民主化理论领域里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叫作“政治文化研究”，是专门探究和民主制度相适配的政治文化的（“政治文化”大体相当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模模糊糊的表述“人民的民主素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笔者手边藏书中还有几部有关政治文化的译著也非常精彩，值得大力推荐：利普赛特（S.M.Lipset）的《政治人》和《一致与冲突》，普特南（R.D.Putnam）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选编的《民主的再思考》。作为政治学经典，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当然更是在必读之列。我自2004年始，就在各种场合介绍这些民主化必读书，可悲的是，直至今日，还有那么多的“民主斗士”对此一无所知！不读书也就罢了，又不深入民众，不去做起码的科学调查，只是一厢情愿地一再重复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人民群众民主素质足够高，只要推翻专制民主就能实现”的主观幻想——老实说，这样的“斗士”，斗志越高，危害越大！我相信，大多数“民主斗士”都是出于一片好意，他们奉献牺牲、冒险犯难的精神值得尊敬，但是，好心并不是必定有好结果，请务必记住下面这句话：“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良愿望铺成的”！可不是吗，你要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你斗志愈坚，死得愈快。

我还没有问我那位老朋友对“阿拉伯之冬”作何感想。但我估计，他的回答会很现成：民主不可能一帆风顺，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曲折而已。但我会多问一句：这“暂时”要“暂”到何时？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活在“暂时”，对于“暂时”之后，唯一能确定的是“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已死去”。我还会再问一句：老兄，您这如果不是另一种未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信仰，又能是什么呢？

周舵   2012/12/10


《附录》穆巴拉克给中国当政者敲响警钟

埃及等中东国家近来的局势动荡,给全世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各国政府上了一堂大课。对于迟迟不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共，其中包含的教训尤其值得他们深入思考。

就在一个月之前，穆巴拉克还信心满满，不但准备自己九月份竞选连任总统，还想让儿子世袭总统职位。他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作为美国和西方三十年来的坚定盟友，历年得到美国数百亿美元的援助，竟然在短短二十几天之内，他的美梦就变做了噩梦。更讽刺的是，推翻他的势力，恰恰是——至少在公开诉求层面上——受到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鼓舞的民众！一边是久经考验的老朋友，但既腐败，又独裁；另一边是敌是友则完全不可预测——知情者普遍认为，敌视西方的穆斯林极端势力十之八九会趁机崛起——但恰恰是反对腐败独裁，打着自由民主大旗的“广大人民群众”。更重要的是，按照如今西方盛行的民主观，“民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秉持推行全球民主理想的美国，支持民众一方就更是义不容辞！究竟应该支持哪一方？这就让所有的西方国家全都乱了方寸，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就没有对策，就只好两面下注。两面下注，既可能左右逢源，也可能两头落空。这两天来埃及局势的进展，眼看着穆巴拉克是挺不住了，美国的赌注开始倾向民众一边，开始对穆巴拉克发起狠话来了。又一个美国的好朋友要被美国人抛弃了，政权更迭指日可待。然后呢？会是民主吗？新政府会是亲西方的吗？
明智之士应该能预见到：不会！后穆巴拉克的埃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一个深受伊斯兰极端势力摆布的世俗军人政权上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出现一个彻底反西方的伊斯兰神权政府，第二个霍梅尼的伊朗。不管哪种情况出现，都不会有自由民主。这是噩梦，不是福音——不论对于美国，以色列，还是中国，或其它西方国家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只有伊朗、叙利亚、哈马斯、基地组织、中国新疆的疆独，和其它遍布全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才会为穆巴拉克的倒台欢欣鼓舞。然而十足可悲的却是，西方各国政府毫无远见，争先恐后，忙不迭地赶紧站到胜者一边，对穆巴拉克落井下石了。

我们中国人对这番景致毫不陌生。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被打跑了，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内战眼看就要开打，美国人面对的局势，简直就和今天的埃及如出一辙。一方面，国民党既亲西方，又专制独裁；另一方面，共产党亲苏联，却大谈自由民主，反对一党专制、痛斥国民党大搞特权腐败。美国当年也是左右为难，也是两面下注。结果怎样，就不必多言了。
这两个例子都非常典型，都是美国在全球推行民主化时经常会遭遇的局面。我们要问的是:美国人有何良策？他们准备好了吗？他们有哪些有效的手段，来保证美好理想、善良愿望的实现呢？1945年的中国，2011年的埃及，中间相距六十多年，美国人进步了没有？是如何进步的？
很遗憾，我只能回答说：没有！美国人就算有进步，也微乎其微。从结果逆推，答案只能是如此。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我们最关心，也最忧虑的是中国的未来。除去脑子进水的死硬专制主义者之外，人人都能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民主化的门槛前。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形势比人强”，这一步非迈不可了。问题在于：然后呢？会是民主吗？也许，是天下大乱？或者，是极左的新毛派上台掌权？
大概只有激进民粹民主派之类头脑简单的人，才会给出乐观的答案。充满浪漫情怀的乐观主义者们听听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关于埃及民主过渡的忧虑是会有好处的，她说，“民主过渡存在风险，可能滋生另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革命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一个独裁者，却被使用暴力、欺骗、选举舞弊来达到执政和推行极端主义计划的新暴君所绑架”。

一方面，民主乃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住；另一方面，民主化惨败得一塌糊涂的先例数不胜数——究竟如何才能过好民主化这一关？这是摆在全世界自由民主人士面前最严峻的课题。事实已经证明，自我感觉一向良好的美国人，尽管自己的民主课题曾经做得很好（至少是宪法定得好），但教导别人却往往做得很糟，有时简直是糟糕透顶。1945年的蒋介石委员长，1979年的巴列维国王，2011年的穆巴拉克总统，等等（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都是美国的好朋友，美国却不曾让他们在民主科目上表现出半点进步。如果没有几万美军长期驻守，伊拉克、阿富汗如今摇摇晃晃的民主政府估计也活不了几天。总的来看，美国人实在不能算是非西方国家民主化方面的好老师——这么难听的话估计没有几个美国人听得进去，美国人的群体自恋是无药可救的。
有人会说，不是老师不行，是学生不堪造就。但这就等于说，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些国家或人民，是注定不可能享受民主的好福气的。果真如此的话，美国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化的理想目标就不过是幻想而已，而这就比无能更糟糕了！至少在我看来，我是宁可相信美国人无能，也不愿意相信美国的民主理想是幻想。我不相信，要么是穆巴拉克，要么是穆斯林兄弟会；要么是邓小平的一党专制资本主义，要么是新毛派的下一轮“打土豪分浮财”。没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我们这些民族天生注定的宿命。比如，我们可以想想台湾，还有韩国。有什么理由说，台湾做得到的，大陆就一定做不到？

我的意见是，好老师是有的，只不过他不是当今的美国人。这好老师是历史，是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民主化的历史。历史是一本打开的大书，它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西方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民主化道路，或者，说得更宽泛一点，政治现代化道路，同样走得一点都不轻松，和非西方国家一样，失败的案例居多。德国一战后建立的魏玛民主在极左极右两大极权主义的夹攻之下归于失败，德国走上了极右的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另一个极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极左革命道路，也同样很不成功。成功的样板、好的老师是英国，以及美国——请注意，是制宪国父时代的美国，不是今天或忘记、或干脆诋毁自己的历史，被大众民粹民主舆论主流所挟持，“政治正确”等等左派思想专制主义盛行，给别人胡乱出主意的美国！
西方民主化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第二，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民主，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第三，民主化必须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
简单说，民主有两个大不相同的含义，一个是“权利”（rights）视角的民主，即平等的政治权利，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治”。另一个是“权力”（power）视角的民主，即多数人的权力，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谁统治”。这里的“权利”，是指每个人都必须享有的基本自由权利，即人权；人权必须用宪政和法治（rule of law）来保障，所以，权利视角的民主，就是人权民主、法治民主、宪政民主，也就是自由民主，亦即自由与民主携手并进、协调一致的民主——这很好理解，因为“平等的政治权利”就是基本自由权利的一部分。平等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具体实行起来相当复杂，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公民素质，在这篇小文中就无法详谈了。而“权力”视角的民主，就是所谓“人民的统治”，这里的“人民”从来不是指全体人民，而是指全体人民当中的一部分人，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指居人口多数的穷人，于是，“人民的统治”就成为多数穷人的统治。这种民主最流行的通俗说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民主确实“很简单，小学生都会”，然而很不幸，这里没有什么平等的权利，只有多数人压倒和强制少数人。显而易见，这种民主和自由，和人权、法治、宪政，全都是相悖的。据我看，这种民主最好是称之为“民粹民主”。
民粹民主派们制造了两大神话（myth,“迷思”），一个是“多数决神话”，把少数服从多数当做天经地义；再一个是“选举神话”，以为民主就是普选，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多么不幸啊，如今大多数美国人、西方人脑子里的民主，恰好就是这两大神话成了不容置疑的神圣教义！他们怎么会竟然不知道，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民主化的乱子，多半源出于这两大神话？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自由民主的基本理念是，谁都不配统治，谁都不应该统治——不管这“谁”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或随便哪一种意义上的“人民”。人不是神，所有的人全都加在一起，也成不了神，何况仅仅一部分人之一种的“多数人”！所谓“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乃是民粹民主的一句亵渎神明，大不敬的狂言！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罪性，这罪性不会因为某种“集体主义”的魔术，因为聚合成“多数人”就神奇地蒸发，“人民”和个人一样，只要手里有了权力，其天然趋向就是滥用手中的权力，所以，一切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都必须严加看管，切实加以监督制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三权分立、议会代议制、法治、宪政等等这一整套人权保障的制度设置。而多数人的统治，虽然打着“人民的声音”的神圣旗号，却是和这些自由宪政的制度设置根本冲突的。
自由民主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统治”——是专制统治，还是自由宪政？至于“谁统治”——是一个人统治，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可以说是无关宏旨。这话乍听上去很刺耳，但实实在在是至理名言！
还要顺便说一句：专制和民主根本就不是对立面。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是法治、宪政和人权保障。民主如果走向民粹，那不但是专制，即多数人专制，而且是一种最有害、最可怕、也最难纠正的专制——因为它不但人多势众，而且长着一副“公平正义”的欺人面孔。

从英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看得很清楚，自由民主是先自由，后民主。如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当做英国自由宪政的起点，1688年的“光荣革命”当做自由宪政确立的分界线，那么，英国的自由化进程至少花费了四百多年。从1688年，到1836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开始启动民主化进程，这期间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是有自由，没民主——就像现在的香港；新加坡也大体类似，只是自由比香港更少罢了。从1836年到1918年基本实现民主化，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又用去了八十多年的时间。美国的民主化历程也大体相似，制宪国父们制定的美国宪法不是保障多数决民主的宪法，而是既防止君主专制、又高度警惕多数人专制，以保障人权、实行自由宪政的宪法，这是美国民主能够长盛不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人一票”的政治参与权利，当时的“人权”中并不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利。美国1776年建国，但是，无财产的白人成年男子、妇女、黑人男子、印第安人、18岁－21岁公民的政治权利，分别在1841、1920、1964、1965、1971年才得到，1841年之前的“人民”、“公民”，仅限于年满21岁的有财产的白人男性。这种刻意限制“一人一票游戏规则”的宪法被美国的草根百姓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倒是越来越多的左翼精英，一直在大骂美国宪法，特别是宪法规定的不受民意支配的独立司法如何如何反民主！当今中国的许多法律界人士更等而下之，动辄大谈“司法民主化”，最高法院院长甚至力主向彻底民粹的“马锡伍审判法”倒退，却不知道这是根本违背法治精神的。
匪夷所思的是，如今全世界的人们，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一下，这种美国广大草根“人民”保守主义的，右翼的，视美国宪法如同神意的民情民意，和埃及，和中国，和全世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民情民意，其间有多么巨大的差距！各国人民的声音，乃至一国内部人民的声音，不但根本就不是一种声音，甚至可能是截然相悖、互不相容的几种声音，难道它们都是上帝的声音！莫非西方民主的上帝就是如此头脑不清，自打嘴巴？元首希特勒的声音，裕仁天皇和军部的声音，二战期间曾经无疑就是绝大多数德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声音，难道这都是上帝的声音？

十足可悲的是，太多的英国人、美国人、西方人，或者完全忘记了，或者故意无视自己的历史，以为自由和民主是天衣无缝、和谐一致，可以一揽子同时实现的一回事；特别是自从20世纪六十年代那次遍及全球，灾难性的极左大浪潮以来，西方国家的民主理念和实践越来越滑向民粹民主，民粹民主的“多数决神话”和“选举神话”两大神话成了无可争辩，谁都不敢抱持异议的主流声音，谁敢出来说半个不字，谁就是反民主的反动派，就是贵族精英主义者！如今的西方政客越来越平庸无能、眼光短浅，西方生活方式越来越物质主义、消费至上，西方各国的政府和人民负债累累、接近整体破产，由此引发了祸及全球的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难道和这种一味谄媚多数，反智、反精英，把平等推向极端的民粹民主观毫无关系？中东目前的乱局，也不过就是过度负债的西方生活方式导致的这次全球危机的后续效应罢了。许多西方人还把这一套反自由、反人权的极左民粹民主向全世界到处兜售，我们这个倒霉的世界四处起火，又有什么奇怪？

不错，穆巴拉克给中共上了大有教益的一课。穆巴拉克最大的罪责，就是在长达三十年的统治期间，都丝毫不考虑推行实质性的自由宪政改革，一味仰仗美国和西方的支持，坚持专制独裁、特权腐败，一直拖到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强行开启民主化的大门，到这时，一切自上而下，主动、有序、可控的政治改革都谈不上了，只能随波逐流，被民众的激情推着跑，推到哪里算哪里。当年的蒋介石丢掉政权，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无视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规劝，拒绝进行宪政改革（注1）。话虽如此，当年的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们也并不理解，民主和宪政是大不相同的两件事，他们同样误以为，宪政一定就是全民普选。事实上，如今的埃及也好，当年的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也好，实现普选制良治民主的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此而言，不管是穆巴拉克、蒋介石，还是当今的中共政权惧怕普选式大众民主并非毫无道理。中东国家太多的案例表明，贸然推行普选的结果，十之八九就是把各派穆斯林极端势力选上台，伊朗、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等等，无不如此。穆巴拉克2005年在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压力下开放总统和议会大选，结果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差一点成了气候，逼得穆巴拉克不得不反手施以铁腕镇压，而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埃及民众抗议运动非要让穆巴拉克下台不可的一大前因。

然而，出路是有的。如果仿照当年英国的模式，先自由后民主，自上而下，主动、及时，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行法治和宪政改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现在某些中共改革派提议的“司法独立先行”、“人大政协向议会转型”、“宪政社会主义”、“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等等，就都不失为可取的宪政改革路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主化有大不相同的两种，一种是瓦解秩序、破坏稳定的，那就是激进民粹民主意义上的民主化；另一种则是加强秩序、有利于稳定的，就是先自由后民主，在法治即“法律下的自由”基础上的民主化。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么专制独裁，“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要么民主之门大开，天下大乱、极端主义政治势力上台——这种无解的民主化两难局面，根本就是不区分自由和民主，不区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区分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一味按照多数西方人习以为常的专制/民主黑白二分大简化思维方法，所人为制造出来的困局！
穆巴拉克给中共上的这堂大课，归结起来，最关键的就是一条：赶快把法治，把自由宪政推上轨道，切实有效地监督约束每一个党政官员手中的权力，切实有效地治理特权腐败，切实有效地保障每个公民（除平等政治权利之外）的基本人权，然后，随着法治、自由宪政、人权保障的制度和价值观深入人心，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充分发育，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相对平等的分配使得穷人变成极少数，倾心于自由宪政的中产阶级成为主体，民主化的条件就逐步成熟了，这时再把以普选制为主要标志的、平等的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化提上日程。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能走出一条风险较小、代价可承受的，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之路。这不是幻想，相反，乃是完全可以实现、可以操作的现实最优方案。甚至，按照这一条光明大道实现自由民主，我们中华民族将来满有资格后来居上，充当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的老师！如果中共执政当局仍然不思进取，各界再三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久拖不决，那么，可以大胆预言，不出五至十年，穆巴拉克的命运就会落到中共的头上，到那时，做什么都来不及了。

最后，稍微思考一下未来的悲观前景，给目前许多中国人的盲目乐观泼点冷水，以防患于未然，应该不无益处。

中国最近十年来由外需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关系巨大，而这个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却高度依赖着美国的军事、经济和金融独霸地位，以及与这个独霸地位相关联的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穆巴拉克尽管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但他倒台后，多米诺骨牌的下一张还不知道是谁，整个中东的格局不可避免要大洗牌，美国以及西方维持中东基本稳定的影响力势必大幅倒退。这个后果极其严重。最悲观的前景是，自身的生存岌岌可危的以色列不得不孤注一掷，或被迫，或主动地发动再一次中东战争，甚至动用核武器。次悲观的前景是，亲西方、反西方以及其它各派政治和宗教势力互相争夺，中东地区长期动乱不宁，中小规模的局部常规战争此起彼伏。最乐观的前景，也不过就是美国终于厌倦了，从中东，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大幅度后撤，回归一战前的内向的孤立主义。不管是哪种前景，全球化都会遭受重创，世界秩序一团混乱，国际贸易大幅萎缩，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下滑。而石油产量下降，油路受阻，油价高企，只不过是这整出大悲剧其中小小的一幕而已。这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也许没有这么悲观？但愿如此！

2011.2.12.

最新消息：法新社3月25日报道，“埃及议会选出了一个由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制宪委员会，自由派正匆忙采取行动进行阻挠。自由派议员退出了上下两院联席会议24日的选举，他们指责伊斯兰主义者试图控制这一至关重要的委员会”。另据《华尔街日报》4月6日报道:“在新出现的政治大混合中被甩在后面的是持世俗思想的自由派，而正是这些人一年多前煽动了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新出现的选举政治疏远了一度被称为埃及政治未来接班人的这些年轻抗议者”。——这些西方报道为什么只说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那是因为，自由派在阿拉伯国家一定是少数，伊斯兰主义者才代表多数人，而他们不需要自由，因此这些阿拉伯国家就算是有了民主，也不会是自由民主。——2012.4.8.补注

（注1）
1958年4月10日，胡适回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典礼之日蒋介石莅临讲话，胡适有两处很有礼貌地表示不同意见。蒋在当晚日记中大骂胡适：“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横逆之举”，“闻胡答词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据《蒋介石日记》）——有人提一点不同意见就是“横逆之举”，然后自己“终日抑郁”！如此肚量，焉得不败！

“在国共内战中，国统区日益缩小，财政左支右绌，恶性通货膨胀随之爆发，民怨沸腾。1948年8月19日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自即日起冻结物价。商人为了继续赚钱，索性诉诸囤积居奇。《中央日报》刊文惊呼“赶快收拾人心”，认为“必须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决定下重手，挽狂澜于既倒，于是由蒋经国赴上海担任监督金圆券发行的副经济督导员，控制这个全国金融中枢的币制改革。蒋经国年轻气盛，率部在上海厉行“打老虎”。“打虎队”均由年轻人担任，上下四方搜觅、查处囤积居奇的不法奸商。终于上海头号闻人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居奇的罪行被拘捕。

杜月笙救子心切，就给蒋经国出了一道难题。蒋经国在上海汇中饭店召开全面查处不法奸商的动员会议时，杜月笙把搜集到的证据当众面交蒋经国，证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经营的扬子公司也在大肆囤积居奇，逼迫蒋经国一视同仁，也予以查处。蒋经国遂即刻派遣部下前往查封扬子公司，并下令彻查孔令侃。一时国统区人心大振，民众对新发行的金圆券开始有了信心。

这件事终于惊动了宋美龄。在她出面斡旋下，蒋经国仍然铁面无私，不买她的账。接着，宋美龄数次给正在北平督战的蒋介石打电话，催促他紧急返回江南，迫令蒋经国罢手。在宋美龄的压力下，蒋经国迫于父命，只得半途撒手。稍后，蒋经国本人亦因此事而辞职求去。于是“打老虎”运动戛然而止，国统区物价管制归于失败，11月1日全面撤销。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即使在国统区上层社会，蒋政权也几乎人心丧尽。

蒋介石不顾军国大事，为扬子公司的私事离京南下，致使币制改革无疾而终，甚至动摇了军心。当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听闻此事，即摇头叹息，认为此后国事不堪闻问。这位国府华北最高军事指挥官对蒋政权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傅作义的观点，也反映了当时仍然对蒋政权抱有最后希望的中间派的政治立场。

以上就是当政者因为顾全既得利益阶层的禁脔，而失去挽救政权败亡的最后机会的一个典型事例。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薛理泰、中国战略发展基金会主席朱惠忠）

意大利名记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提到，赫鲁晓夫对意大利参议员南尼说，“斯大林对苏联了解甚微”，“我们为他一人制作电影，然后放给他看。那些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场景全都是编造出来的”。同样，为什么蒋介石对1942年河南饿死300万人的严重灾情，毛泽东对1959—1961年饿死3700万人的全国浩劫长久不知真相？一点都不奇怪，这是专制独裁制度无药可救的通病。

蒋先生领导全国抗战有大功，但他至死也没能明白，国民党之失败，就是败于他自己的专制独裁，败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他败退台湾之后这么一反省，那么一检讨，全都不得要领，全都是诿过于他人。可悲呀！

周舵：是时候见好就收了

日本大选落幕，自民党获得众议院绝对多数议席，极右翼鹰派安倍晋三将出任首相，表明自民党日趋右倾的政纲得到多数日本人民的支持——请注意，右翼可不是“一小撮”呦——中日关系根本改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下一步是什么？继续恶化？开仗？国际媒体认为中日在钓鱼岛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大，它们甚至说出了“形势十分危急”这样的话。
战争不符合中美日任何一方的利益。在这个“战与和”的十字路口，三方都到了理性、冷静反思自身政策利弊的关键时刻，到了卖掉“垃圾股”止损的时候了。

先看日本。
我们得面对事实，认识到有些日本因素是无法改变的，比如“面子大于真理”的民族性。东方民族是所谓“耻感文化”，判断荣辱、是非的标准不是客观的真理和事实真相，是自己民族的“面子”和自己在群体里的“面子”，为了维护这个“面子”不惜死不认错，而且错得越离谱就越难认错。为了顾及日本人的面子，毛泽东、周恩来按照“广大人民群众永远不会错”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为“日本人民”脱罪，把发动战争的罪责推到了“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头上，以“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为由放弃了战争赔偿。但历史的真相是，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得到当年几乎全体日本人民的一致拥护，毛、周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伪善之辞并没有让“日本广大人民群众”感激涕零，反而让日本人对于中国一方面采取“高人一等”的宽容、仁恕姿态，一方面却又死揪住日本的战争罪责不放，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诚心诚意认罪”的“狭隘性”越来越不耐烦。是啊，你既然宽恕，那就宽恕到底么，旧账一笔抹掉不好么？要么，你就干脆像美国人那样，扔原子弹，占领，强迫改造，让战争罪人彻底服输！——我甚至怀疑，美国这一手也未必有用，日本人对战败，对美国强加的和平宪法和战后秩序一方面无可奈何，表面上不得不接受，其实内心里充满愤恨，找美国人“雪耻”的冲动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突破口。我曾经和日本驻华使馆的高级外交官有过当面交谈，没几句话之后，他们就开始说美国的坏话，挑拨中美关系——不知道美国人有没有机会听到日本人的这些“肺腑之言”？我估计是很难听见。丹羽宇一郎大使批评“日本的国民感情出了问题，日本是个很怪异的国家”，真是一针见血。所以，石原、桥本之流不是什么“一小撮”，他们只不过是有点邪胆，敢于把日本人内心的隐秘声音大喊大叫出来而已。

总而言之，日本人不是德国人，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拿德国人的“罪感文化”高标准要求日本人，自己又没本事学美国人，结果就是不伦不类，乱麻一团。更何况，我们自己又是个什么样的善于认错的民族，什么时候勇于揭露自己的历史丑恶过？到现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3600万无辜民众这样铁一般的历史事实不还是在百般掩盖，还在重复“三年自然灾害”的胡说八道吗？乌鸦自己够黑了，又何必骂猪黑呢。想占据道德制高点没那么容易，那得自己真的是圣人才成。我们是圣人，所以才挨打吗？不对吧？日本人欺侮我们，是因为他们当年从整体上、从根上就看不起我们，是因为我们确实有太多的地方，包括我们的道德水平让日本人看不起我们，而且，恕我直言，我们现在也未必让他们看得起；再恕我直言，除了刚刚有了点钱之外，我们现在并没有任何其它让世界人民看得起的资本，我们在全世界的整体形象，说得难听点，无非就是一个粗野蛮横的大暴发户而已，我们走到哪里，就把丑恶面目暴露到哪里——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但是，“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要是一锅汤里老鼠屎多过米粒，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所以我建议，我们以后不要再对日本玩那种比赛攀登道德制高点，比赛谁正义谁非正义的愚蠢游戏了，干脆就事论事，就讲利弊比较、讲“成本收益分析”好了。这就需要认清什么样的日本因素是可变的、可塑的，是我们的对日政策有着力点的。
日本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从来就这么烂。安倍2006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首次出访选择中国，鸠山由纪夫提出“东亚共同体”和“日美中等边三角形关系”，菅直人基本延续了鸠山疏远美国、靠拢中国的外交政策，可惜都没有得到中方的有力响应与配合，中国外交部门不但毫不珍惜日本民主党极其难得的对华友好心愿，反而鼠目寸光、不知变通，麻木不仁、妄自尊大，最终任由偶发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一步步把中日关系导向今天这样恶劣的局面，客观上帮了日本极右翼的大忙。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可变的，并且事实上一直在变化，本来是我们可以很好利用的资源，这就是我在“痛打七寸的对日策”一文提出的三项建议的根据所在。这三项建议是：1，在策略上孤立石原等一小撮跳得最高的极右翼政客，给以狠狠打击；2，充分利用石原“麻烦制造者”的愚蠢举动，在技术层面上发动大批民间渔船去钓鱼岛海域长年捕鱼，令日本方面防不胜防；3，在战略层面，一定要力争结成G2，和美国结盟（详见《附录一》）。G2如果不可得，至少也要有C2，即中美友好合作。第一项、第二项建议都没有被接受，中国政府总算采纳了第二项建议（不一定是来自我这里），实施后显然产生了可喜的效果，事实上改变了日方实际管控钓鱼岛的局面，令石原等极右势力“偷鸡不成蚀把米”，我们手里反而多了一张好牌。更可喜的是，除美国之外，国际舆论并没有站在日本方面，反而是对日本的右倾化普遍表示担忧，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我们真应该对石原先生好好道一声谢！蠢人最擅长的，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石原之流的“幻想性荷尔蒙驱动型决策”和他们的极右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先辈们几乎完全一样，六十余年来没有任何进步。以我之见，这些人不但没有什么可怕的，反而应该替他们加油喝彩——他们跳得越高、叫得越响，对我们越有利。安倍修改宪法也好，把自卫队升格成军队也好，把日本变成“正常国家”也好，实际上都是在挑战美国一手建立并主导的战后秩序，他的“强化日美同盟”不过是一时的策略而已，美国一些眼光短浅的所谓“战略家”和一小撮极右或极左鹰派政客现在为了制衡中国不惜放这只魔兽出笼，但他们也不会愚蠢到允许日本极右翼势力坐大到如石原所叫嚣的那样，敢于制造核武器、对中国开战的地步，我们又有什么可神经紧张的呢？就是从最坏情况考虑，中日开战，日本弹丸之地，能经受住几颗原子弹轰炸？美国敢扔原子弹，中国真的就不敢？朱成虎不是早就有言在先吗？中国的军界，为朱成虎叫好的大有人在啊！所以，石原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壮贼人胆”，不过是一只睾丸素分泌过剩的糊涂虫罢了——如田中角荣的女公子田中真纪子所说，一个“不要脸的老糊涂”罢了。

无论对日本、对自民党，石原都是只“垃圾股”，有害无利，安倍首相如果能看清这一点，那就应该和石原保持适当距离，在钓鱼岛问题上后退一步，老实承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然后采取止损措施，争取和中方达成妥协，回到被石原之辈破坏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双方默契的原点——本文刚刚写到这里，恰好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先生提出了同样主张。可见日本不缺明智之士，可惜他们的话说了也白说。有没有争议，只能是双方说了算，哪是你日本单方面就能定的？这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罔顾事实主观思维幼稚病的又一病例。想当初日本军界的知美派山本五十六大将反复劝说日本军部那些狂徒，告诉他们美国工厂的烟囱比日本的森林还多，对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可那些浑虫就是一心一意要找死，真正是“自作孽不可活”。安倍如果还不汲取教训，果真扩大事态，在钓鱼岛搞新的挑衅举动，别说中国必定强力反击，恐怕美国主子也不会答应。我们对改变安倍的极右翼立场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想让安倍和石原保持很大距离根本不可能，有可为的，也就是让日本方面承认现实，承认钓鱼岛主权未定，然后双方都后退一步，脱离接触。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议把钓鱼岛海域定为中立化的海洋生态保护区，应该是个好办法。

再说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国出兵，花了美国纳税人巨量的金钱，流了美国大兵巨量的鲜血，恐怕现在除美国之外，全世界都会在德日意法西斯的铁蹄下呻吟，中国的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罢，全都彻底没戏唱了。毛泽东不感谢美国，反而感激日本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成何体统！可是，本人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自从二战结束，除去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外，美国就几乎没有打过像样的胜仗——韩战表面上是和局，其实美国是败了，麦克阿瑟那份信心满满的“战略意图”只能算是个世界战争史上的大笑话。越战美国完败。伊拉克、阿富汗，最终的胜负还在两可之间，至少得不偿失是肯定的。反恐，本·拉登倒是恶有恶报了，可是全世界各处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反而更加嚣张。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美国第一完全没有预料到，第二实际结果看来是对美国越来越不利。更可怕的是，美国人为了他们的好战，迷信硬实力，动辄以武力解决问题，没有敌人就过不了日子挨了国内国外无数的骂，可是好像到现在也没有认真反思过，反而又故态复萌，朝中国调兵遣将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似乎真的有一种“谁好斗谁光荣”的竞赛！

美国人实在应该认认真真地思考思考几个案例：苏联崩溃，美国在冷战中大胜，恰恰不是靠战争，是靠和平演变，靠西方自由世界的影响力、感召力即软实力。韩国的李明博，对朝鲜强硬了五年，除了天安舰被毁、延坪岛挨炸、朝鲜造出了原子弹、发射远程火箭成功之外一无所获。近在美国身边的小小古巴，被美国强硬制裁了快60年，同样，美国一无所获。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改善对美关系，邓小平改革开放，都不是美国动武所致，毋宁说是恰恰相反。越南革新开放同样不是美国武力胁迫的结果。
一反一正，美国不应该仔细反省吗？

美国人还可以听听一则寓言故事。
北风和太阳比赛，想看看谁更有力量。太阳指着路上一位行人说，我们谁能让这人脱掉外衣，就说明谁更有力量。北风说，那有什么难？看我的！于是鼓足力气猛吹。当然，它越吹得起劲，行人把外衣裹得越紧。太阳哈哈一笑，说还是我来吧。太阳根本没用力，只不过是让温暖的阳光懒洋洋地普照大地，没过多久，行人就热得脱去了外衣。
阳光普照，靠“软实力”令天下人归心，这就是我们中国儒家从两千多年前就大力主张的“以德服人”的王道、仁政啊！美国佬觉悟得何其太晚！

还得补充一句：软实力要想有效，必须以硬实力为后盾。强者的道德才是道德，弱者的道德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软实力在前面发力，硬实力在后台备而不用，这才是根本的制胜之道。
中美关系是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这是两国智者的共识。然而事实上两国关系一直好好坏坏，极不稳定，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双方的“战略互疑”，缺乏基本信任，而自从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中美的战略互疑是更严重而不是减轻了，两国关系是更坏了而不是更好了，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是更嚣张而不是更收敛了，中国军方强硬派的嗓门是更大而不是更小了。结果坏，就是坏，不管美国那些“战略家”们道理讲得多好听，美国“重返亚太”事实上就是个烂战略。何况，美国真的准备好和中共开仗了吗？从1/6兵力增加到1/5，够用吗？阿富汗都还没打赢，拿什么战胜中共？核大国之间不打仗，连常识都忘记了？就算不扔原子弹，打常规战争，就算美国能赢，有什么好处？中共军人如果普遍认为你们根本就打不起，也不敢打，后果会多严重，你们都想清楚了？中国人有句俗语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中国军队里光脚出身、浑身光脚习气的人可是太多太多了，他们可是不把人命当回事的，他们是一群不怕扔原子弹的家伙——反正他们自己可以钻进早就造好的钢筋水泥防原子地下掩蔽部里！最可笑的是中国巨量的为反美彻底昏了头的网民，也不想想到时候你们往哪儿钻？朱成虎会收留你们？
“重返亚太”是美国的一只垃圾股，就干脆扔了吧，越早止损越好，没什么好可惜的。

最后说中国。
自从中国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以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形势就急剧恶化，现在已经到了在周边国家当中几乎“举目无亲”的可悲地步。巴基斯坦、北朝鲜都是因为有强敌威胁不得不靠拢中国，一旦形势缓和，也难免倒戈相向——越南就是好例子，缅甸也不遑多让。什么叫“核心利益”？不惜为之一战的利益，才是核心利益。你是准备好了和占据了我们“九段线”以内许多岛屿的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以及它们背后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一齐开战吗？且不说能不能打赢，就算打赢，顶多就是“惨胜”，究竟有什么好处？这不是慈禧和义和团又回来了吗？“大清”就连西方一国都打不赢，慈禧居然敢和八国同时宣战，结局是什么，读过历史的都知道，太后和皇上屁滚尿流往西安跑，让倒霉的李鸿章去谈和，割地之外，四亿中国人每人赔一两银子，连利息一共赔了九亿两！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导致财政濒临破产，是清末新政最终失败的一大原因，为什么我们军方那些高明透顶的“战略家”们就不会从历史当中学会点东西？

还是那句话：结果坏，就是坏，事实证明，“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国的一只垃圾股，必须立刻设法止损。
首先是让军界的那几张大嘴巴立即闭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公民，只要不违法，那你说什么都是你的自由权利。但你不还是军人吗？不还是中共党员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国家大事，对外关系，哪能容得你一个军人胡说八道，成天在媒体上公开叫嚣？不是说“党指挥枪”，“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吗？为什么不用军纪、党纪约束他们？这不就叫“纲纪废弛”吗？说得稍微过分一点，当初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邪路，就是因为裕仁天皇和军界的少壮派好战军人上下勾结，最后把军部和内阁统统架空所致！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以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论，“党指挥枪”反而是件好事。冒昧说一句：现在恐怕真是到了执政党明定“军人不得干政，否则军法从事”的关键时刻了！骄兵悍将，国之大祸，历朝如此，各国皆然。
还有以《环球时报》为首的一些不负责任，“幻想性荷尔蒙驱动型”的所谓“爱国主义者”，也是煽动反美情绪的吹鼓手。他们同样需要收敛，自律，否则执政党也应该以党纪约束他们——他们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

两线作战，从来是兵家大忌，现在我们恰恰是东海、南海同时点火，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居然还在那里大谈什么“海洋战略”！我们尤其不能和菲律宾打仗，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强，菲律宾弱，以强凌弱只能坐实别人指控我们的“恶霸”嘴脸，那就真是丢死人了，会立即彻底丧失国际同情，陷入极大的国际孤立之中，哪还有半点“大国风范”可谈！收复黄岩岛，国家形象损失的代价且不计，就算是打下来了，怎么守？没完没了和菲律宾打仗吗？还想不想干点别的正经事了？
南海的事，不管我们多不情愿，只能承认现实，谁先占了就是谁的。想收回，就只能和上述四国以及它们的盟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同时开仗。声张主权充其量就是一张讨价还价的牌而已，什么“主权问题不能妥协”！自1949年以来，我们主动让出去、送出去的领土还少了吗？不要学日本极右翼的幼儿派，不要拿鸡毛当令箭，把芝麻当西瓜，以小利坏大局！更不要被那帮“幻想性荷尔蒙驱动型”的伪爱国主义者所绑架，一步步滑进全局崩坏的无底深渊里去！深谋远虑的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反复告诫，一定要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方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决策部门就是充耳不闻，偏偏要妄想、盲动，“大有作为”，岂不知大好的作为时机早已被自己错过！“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谁让我们当年打内战，谁让我们脑筋彻底坏了，大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搞得民穷财尽、军费困窘呢！
倒是钓鱼岛，因为日本方面无理在先，因为日本二战罪孽深重、血债如山，因为台湾站在我们一边，也因为日本是个强国，所以我们可以适当前进一步，让日本人不得不承认主权存在争议。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足够好了，不要再得意忘形，得寸进尺，又派飞机过去！那样很愚蠢。

有个笑话说，上帝看谁不顺眼，想惩罚谁，就送他到中国当领导。——不是说中国的领导人不好，是说中国的事情实在太难办，千头万绪，一团乱麻。
难办，不等于说不能办，更不等于说不应该办。其实，如果抓住关键，抓住“纲”，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进改革，中国的事起码是可以办得差强人意的。以我愚见，这“纲”就是：对内是宪政，对外是G2（详见《附录二》）。
这根本不是什么幻想。美国副总统拜登几次来华，就是来谈G2的，中国有关决策部门也不知是坏了哪根脑神经，居然以恶意回报好意，以那只垃圾股“南海是中国核心利益”作为回应！蠢、蠢、蠢，愚蠢得无以复加！
中国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夏义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天回过头来看，几年前美国主动找我们搞G2的时候，也许可以相机变通处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夫复何言！

周舵 2012/12/22


《附录一》痛打七寸的对日策

有大局观的中国人应该都知道中日关系的极端重要，其重要性仅次于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但中日关系却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坏过，竟然落入了滑向战争边缘的恶性循环，真不知道主管此事的政府部门都在干什么！既然“肉食者鄙”，那就让吃素的（不食俸禄的）草民们来说说话吧。

一 打蛇要打七寸

共产党当年能从弱势中崛起，打败国民党，策略的高明是一大要素。毛泽东自称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是“统一战线”，即“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敌人”。如今的决策者看来是习惯于反其道而行之，结果便是举目四望，满眼皆敌，简直连一个真朋友也没有！有人说，中国在全世界现在只有三个半朋友——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加上北朝鲜算半个。巴基斯坦是因为有素敌印度在侧，不得不依靠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在国际主流社会声名狼藉，北朝鲜则一边老着脸皮朝中国要援助，一边给美国佬悄悄递话，说他们的核武器分分钟可以掉过头来朝向中国。更可悲的是，民间也有为数甚伙的大批民族主义愤青，其愚蠢和“肉食者”如出一辙，真仿佛一百多年前的老佛爷和义和团借尸还魂，上下联手，怎么倒霉怎么干。

“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敌人”，就是老百姓说的“打蛇打七寸”。中日关系恶化的“七寸”在哪里？就在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极右势力。改善中日关系，关键就是要狠狠打击这股恶势力，同时把绝大多数日本人民、尤其是要把国际舆论争取到我们自己一边来。
首先要把石原从极右势力中孤立出来，把这个带头搞事的首恶分子、“麻烦制造者”和其他极右分子区别开来。比如，1，宣布此人为不受欢迎的人，不准其涉足中国的任何领土。2，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不准其涉足中国领土钓鱼岛，宣布如其涉足，则强行逮捕，驱逐出境——具体办法，请大家一起设计。例如，可不可以在石原企图登岛时，发动民间力量，派出几十、几百艘渔船开赴钓鱼岛海域捕鱼，顺便将石原之辈驱逐出该海域？3，冻结与石原主政的东京都的一切来往，包括抵制产自东京都、或其总部设在东京都的公司的产品——而不是滥伤无辜，不加区分地抵制日货。等等。

更重要的是，应该详尽搜集石原历年的言论，在国际媒体上大力揭露石原的本来面目，说明此人乃是日本二战前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残渣余孽，不但毫无悔改之心，反而变本加厉，极其猖狂地煽动复仇主义。此人虽然也不得不违心地讲些“政治正确”的词句，骨子里却是反美、反西方、反自由民主，不折不扣，是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危险分子，有什么难对付的？
鉴于石原从来蔑称中国为“支那”，今后凡涉及此人时，不妨以牙还牙，称日本为“倭奴国”，称石原为“倭奴国东京都知事”——这原本是历史上日本人的自称，并不是如同“支那”那样的蔑称。

还有人私下里说，那些“爱国贼”（即害国贼）当中，怎么没看见哪怕出那么一两位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式的真有血性的汉子，去把石原一枪毙了？这些人怎么就会窝里横，专门欺侮自己人？——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石原毕竟和恐怖分子不同，不适用“斩首行动”，但把中国的事、包括钓鱼台的事搞砸的首要因素，就是咱们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劣根性，如今的爱国贼们照样如此，没有一点长进！否则也不会有马英九那句让咱们中国人痛彻肺腑的话：世界上哪有中国这样的“战胜国”，失地没要回来，战争赔款没得到一文钱，连赔罪的话都没听见一句！

二 中日关系不过是中美关系的影子

二战战败，日本被美国彻底征服、改造。为了根绝日本军国主义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美国人强加给日本一部和平宪法，不准日本保有军队，这对于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是绝大的好事，日本极右势力却对此恨得牙痒痒，一直蠢蠢欲动，想要挣脱这个束缚。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上，中美之间有着不容否认的共同利益，而日本极右势力恰恰是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这就是我们建立对美统一战线的根据所在。
战败以来，日本的对外政策就从来没有独立过，都是仰美国人之鼻息，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日本极右势力对此极不服气，总想翻天，并且不能说没有实际成效。不但日本国内的极右势力正在恶性膨胀，美国也有不少极右死硬派在力挺日本的极右同伙。我们必须严重警告纵容、鼓励日本极右势力坐大的少数极端短视、昏头昏脑的美国政客，他们是在玩火，玩一个烧毁亚洲和平、也烧痛美国自己的危险游戏！
日本不过是美国的影子，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好，中日关系就坏不到哪儿去；中美关系坏，中日关系一定坏。所以，治本之策，就是搞定中美关系。

世界上的实际事物无一例外，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幸的是，许多人却习惯用极度简化的一元论观点看世界，以为造成某一结果的必定是、并且只能是一个原因。比如，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经济、社会力量五花八门，并且时时在变动中——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中国的对美政策，以及中国对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影响而变化、调整。根据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中美关系是中美双方、乃至包括其它利益攸关方在内的复杂互动的总体结果，这里很难说有什么固定不可变的因素存在，而国内的一些学者要么抱定“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一元论，要么只强调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更等而下之的，是还活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仇美情意结之中，根本无视自毛泽东开启中美邦交大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的戏剧性转变。
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国际关系理论，最简单地说，也至少包括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派。理想主义派试图改造目前这种极不理想的国际半无政府现状，认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世界政府”以取代联合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为达此目的，他们比较注重向全世界推行世界和平、国际贸易、人权、自由民主等等普世价值，比较注重“软实力”，即制度和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现实主义派则不同，他们认为国际秩序的现状无法改变，理想主义派的观点都是书呆子的空想，美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只能是“美国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什么办法能够保障和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就应当毫不犹豫地使用什么办法，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都行；而根据目前的现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保持美国的霸权，而且，美国的霸权不但对美国有利，也是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反之，没有这个霸权，世界秩序必定乱成一团，战火将燃遍全球。

实际上，美国的对外政策无非就是这两派观点的综合运用，只不过共和、民主两党以及历届美国政府各有程度上的侧重罢了。所以，美国既不是一心向善、不谋私利的有德君子，也不是不顾国际道义，专们拿铁拳欺负人的恶霸。这两种一元论都不但幼稚片面，并且极其有害。
目前的国际社会是靠两只轮子维持运行的：一只是“联合国的合法性”，另一只是“美国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缺一不可。联合国的制度设计漏洞百出，最关键的是没有足够的军队、警察、法庭提供的强制力，如果没有美国的实力作后盾，联合国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个花架子、空壳子而已。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软、硬实力显然无可替代——就算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超越美国，其它方方面面，军事、科技、教育、创新能力、资源禀赋、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吸引力、社会稳定、福利保障、环境保护、人均收入等等等等都还仍然远远不及，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设想，中国有资格、有能力取代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客观事实就是如此。

我的以上论述已经经过极大简化，但也够复杂了，要处理好并不容易。但无论如何，以下原则还是可以理清楚的：
1 中美关系不但极其重要，而且堪称生死攸关，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铁一般的客观事实。我们近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加入WTO之后，搭了靠美国实力（“霸权”）所维护的国际和平秩序的顺风车。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尽最大努力搞定中美关系。包括：继续扩大和美国的经济、文化、人员交往联系，用共同利益栓牢美国；抵制反美宣传，多发表对美友好的言论；确定“不挑战、不试图取代美国，尽一切可能与美国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基本国策，并且使之成为全民的共识；渐进、有序、可控地改革与世界先进文明不相容的陈旧意识形态、价值观及制度；当我们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一方面坚决维护我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学会说全世界通用的文明语言，“有理有利有节”，尽可能利用国际组织和国际仲裁，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等等。
2 严格区分“反华”和“反共”。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反华，但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共，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铁一般的客观事实。既然如此，对策是什么，还用多说吗？改革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就这么简单！这对中国有利，对中共有利，对美国有利，对全世界都有利，这么好的大好事，上哪儿找去？有什么理由不干？
3 在以上基础上，争取结成G2，中美共治世界。这既是最优选择，也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现实选择，不是什么一厢情愿的单相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远大理想，缺乏前瞻性的眼光，一味地在河里瞎摸一气，结果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随时可能重蹈覆辙，掉进别人好不容易才爬出来的同一陷阱里去。
4 同样，对美国人也要学会统战，针锋相对地狠狠打击一小撮坚持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顽固分子，对他们要足够硬；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要温和、温和再温和，姿态软一点、再软一点，该坚持的坚持、该让步的妥协让步。

三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搞好外交的前提，是搞好自己的内政，因为外交不过是内政的延续。当年德国和日本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就是其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内政的延续。目前的国际舆论对于中国越来越不利，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至今不上轨道，导致吏治腐化、道德溃败、贫富对立、环境急剧恶化、经济滑坡、社会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不一而足，这就叫内政不修，所以周边国家和国际舆论才会越来越担心中国会走上对内实行铁腕镇压，对外摩擦生事，借此凝聚内部、转移视线的德日法西斯（至少也是“类法西斯”、“半法西斯”）的老路。要打消这些担心，仅仅靠大言炎炎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等等空洞承诺是无效的，只能靠修内功，靠我们自己的“修齐治平”。与其成天抱怨、甚至仇恨别人，不如反求诸己。处理好国际关系，和处理好人际关系一样，都得靠修炼自我，靠我们自己行得直、立得正——老百姓的话，“招人待见”，少干没文化、不文明的野蛮人那些招人鄙视讨厌的事，包括在国外炫富，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讲卫生，大声喧哗，不排队等等等等没规矩、没家教的“小事”。

写到这里，好多该说的还没来得及说，居然已经三千六百多字，该结束了。只好把过去写的一篇旧文《政治体制改革的十字路口》当做附录，附在后面，供有兴趣继续看下去、想下去的朋友们参考。请特别留意其中的一个观点：历史上大凡和老大作对的老二都被干掉，入伙搭老大便车的老二大多最终成了老大。

最后顺便提一句：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因为仗义执言惨遭解职的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有点友好表示？古人习惯送万民伞，我们送点什么好呢？大家一起想想吧。我想对大使说，我家每年夏天热忱欢迎大使推荐的任何一家日本人来华旅游，在我家免费食宿一周——包括日本极右翼在内（石原慎太郎本人当然除外！）。我们可以给他们来一点反洗脑么！

2012/8/26

（一位普林斯顿的朋友看到这篇文章，问我是不是也“民族主义”了。这种“要么爱国主义要么反爱国主义”的黑白对立二分实在过于简单化了。首先，我们必须区分两种爱国主义：亲美亲西方的真爱国主义，和反美反西方的伪爱国主义——真爱国就必须亲美亲西方，反美反西方的一定是害国主义。这么简单明了的普通常识，在我们国家居然成了严重问题，反而被当成卖国主义，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从上到下，数目众多的蠢人们已经头脑昏乱到了什么地步！只有从小被人不停地往脑子里灌仇美极左意识形态，只会死背意识形态严控的学校规定的“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反思”，什么叫“批判性思维”，什么叫“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顺民，才会如此愚昧。有人在舵爷第一的微博回帖说我这是“谁的腿粗就抱谁的大腿”，我回答说，“你的意思是，应该谁的腿瘦骨伶仃、谁流氓就抱谁的大腿？真是高明啊！”为什么我们的外交部门专门和世界上的流氓国家交朋友，和历史上祸害我们最烈的俄国人交朋友，我就是想破头也想不明白！他们好像完全忘记了，老沙皇抢走我们160万平方公里领土，斯大林又鼓动外蒙独立，抢走我们150万平方公里！西方人有个说法：你和俄国熊握手之后，千万看看自己的手指头是不是少了一根；我们那些懵懵懂懂的亲俄派完全相反，和俄国熊握手之后却对自己残废的手指头狂吻不止。
其次，一百余年来，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旋律、最强音，这股巨潮只能因势利导，不能对着干，谁反对爱国主义，谁就是在政治上自杀。爱国主义这面大旗，自由主义者不去占有，就会被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们抢在手里，把民族引进大灾难的深渊。更何况，本人从来毫不隐晦地说，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深入骨髓的爱国主义者——亲美亲西方的爱国主义者！我当然不是仅仅把爱国主义当作旗子挥舞而已。特此说明。）

（前天BBC和日本共同社爆料称，据日本原外相、现国家战略担当相前原诚司披露，8月19日首相野田佳彦和石原慎太郎密谈，石原提出购岛计划并表示即使和中国开战也在所不惜，野田感到“震惊”，担心事态因此恶化而加速了钓鱼岛的国有化进程，认为如不国有化，后果不堪设想。前原还批判石原：“如果东京都知事没有那样的言论，问题就不会发生。（东京都）连自卫队都没有，却态度强硬，令政府为难”。此消息表明，1，中国政府没有打蛇打七寸，应该打石原，却错打在野田身上；2，舵爷第一的判断完全正确，麻烦制造者就是石原；3，舵爷第一主张发动民间力量，让大批渔船去钓鱼岛海域捕鱼，事实证明这是最优策略，不但令日本政府疲于应付，还促成了两岸共同保钓。4，本博主冒昧预测，中共18大之后的新班子不大可能延续当前的反美亲俄愚蠢外交路线，可能接纳“远交近攻、联美压日”的主张。5，果然如此的话，我们应该对蠢人石原慎太郎表示热烈的谢意，感谢他促成G2，促成两岸联合保钓！这其实毫不奇怪，日本极右翼分子的智商从来没有超出过他们惨败的父辈，倒是和咱们中国的仇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们不相上下。

2012/10/16


《附录二》当老二挺好

两军对战，双方统帅的能力高下是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共内战，共胜国败，毛的战略眼光和判断力优于蒋，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善于化繁为简，从纷纭复杂的万千现象当中抓住关键和重点，“举重若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叫作“抓主要矛盾”，“纲举目张”——这是湖南人毛的一项突出能力。浙江人蒋则巨细无遗、轻重不分，打仗竟然越级指挥到团一级，对大势的判断屡屡失误，就不是偶然的了。1945年，举国上下，“和平民主”两大诉求汹涌如潮，蒋却一意孤行，要独裁，要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在东北这个战略要地，关键乃是苏联的态度，蒋本应委曲求全，暂时满足斯大林视东北为苏联势力范围的无理要求，同时调大军封堵中苏边境的重要通道，蒋却自恃有美国的支持，争夺大城市、和苏联翻脸，导致斯大林从中苏边境、中蒙边境和中朝边境三个方向，放手以一千多火车皮的海量军火援助中共，中共就是靠这些“小米加步枪”最终大败国军。周恩来为什么始终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道理相同。周很赞赏邓小平的“举重若轻”，而他自己恰恰是反面，“举轻若重”，“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和蒋属同类。领袖或管家，分途即在此也，岂有它哉！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中共的新一届领袖即将走马上任，他们能否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他们是领袖之才，还是管家、“裱糊匠”的料？只有天知道。
我们小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总可以冷眼旁观，“咸吃萝卜淡操心”，管管闲事，说不定“旁观者清”，反倒真知灼见，也未可知。以下即是我的管闲事两条。

多管闲事之一：宪政，而非民主

政治体制不改不成，这已是当今朝野共识。但乱改不如不改，却相对而言被人忽视。民主化之门不进不行，否则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就是另类、孤儿、野蛮人、边缘人，就无法解除“中国威胁论”的众多疑虑；但“民主化”或“政治现代化”不是好玩的勾当，衡诸历史，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大失败的案例远多于成功的榜样，德国和日本片面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道路，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激进革命模式，都是政治现代化灾难性大失败的显例。
谁成功了？英国，美国，和一切善于学习英美现代化模式的智者，聪明人。
英美模式，一言以蔽之，就是“先宪政后民主”；或者说，“先自由后民主”、“先法治后民主”、“先人权后民主”，因为，宪政、法治、自由权利、人权保障，根本是一回事；但民主却有可能和这些“好东西”矛盾冲突，甚至根本不相容——如果民主就是“普选制，一人一票投票然后少数服从多数”的话，如果民主就是民粹，就是多数人、特别是多数穷人不容置疑、不受约束的统治的话。
仔细想想当今中国所有的严重问题，哪一样不是源于宪政不上轨道，因此各级党政官员滥用权力，要么胡作为，要么不作为所致？解决之道不是民主，是宪政，尤其是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相反相成、阴阳互补”的诸权力当中的独立司法，即公平正义的司法审判和强力执行。每年多达逾十万起的群体事件，80-90%是由于司法不公，司法不作为、乱作为，由于政治体制专业化分工不明确，党、政、军、警、人大政协、公检法实质上混为一体，打乱仗。受理民众的冤案，哪是行政部门的事？“信访”制度这种全能主义时代留下的政治活化石，哪有半点理由至今还在沿用？药方清清楚楚，有奇效而无副作用，偏偏不用，理由究竟何在？实在匪夷所思。
说得稍稍夸张一点，解决了司法公平正义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至少也是解决了一多半，而这是在一党制之下，在没有普选制之下也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之内解决的——虽然这种办法不彻底、不理想，但风险小、可操作性大；况且，人世间哪有什么彻底而理想的东西？妄想一步登天，结果统统是跌入地狱，无一例外。

多管闲事之二：G2，而非多极世界

当年毛泽东为了和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向左、向左、再向左，对内“放手发动群众”，发高烧大跃进，强行推行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对外坚持西方东方敌我二分、势不两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坚持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三大“马克思主义精髓”，结果理所当然，只能是巨大灾难、惊天浩劫，对内饿死三千万人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对外孤家寡人，极端孤立。西方国家得罪得干干净净，国际共运还是跟着苏联老大哥跑，根本不买他的账，弄来弄去，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死党，以及各国内部永远掌权无望的极左小派别，毛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从老百姓的活命钱里生生抠出大把银子，去忽悠亚非拉，转身和印度争当“第三世界”领袖。毛之后半生昏招迭出，唯一可称道处，是邀请尼克松访华，联美反苏，中国的国际地位登时大变特变，一步登天，也给邓小平主政之后推行亲西方的改革开放预铺了道路。太遗憾的是，中共除经济理论之外的主流意识形态至今僵死不变，还是马列主义反西方、反资本主义那一套。流毒所至，极端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网络上充斥着昧于大势，昏头昏脑、不顾死活，自以为爱国、实则害国的非理性叫嚣，与100多年前的义和团暴民，自命爱国清流，实则蠢到死，祸国殃民的倭仁之流如出一辙。奥巴马上台，原本对中国满怀善意，频频向中共伸出橄榄枝，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提议和中国结成G2，中美共治天下。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大好美事，中共主其政者不但不接招，反而再三羞辱美国总统，背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明智决策，跟随军内少壮强硬分子的叫嚣起舞，公开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但惹恼了美国，也让南海周边国家顿生敌意，致使中共二十余年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
网友们读一点军事史，就应当知道，自古以来，自大、轻敌，冲动、不理智，是最大的败亡之道。刚刚搭上全球化的便车，屁股刚刚坐稳，其他乘客对你仍然满腹狐疑，就以为自己可以当司机了，这也太过分了吧？这全球化的车能跑得动，很大程度上是靠联合国的合法性加美国的实力两个轮子，美国霸权、霸道不假，经常自私自利还不承认也不假，但那不是平白无故从天而降的，是当年美国大兵和德意日法西斯血战挣来的，是美国的硬实力加软实力无人可以取代被世界各国公认而推举出来的，是美国给全世界提供了“国际秩序”这个极其重要的公共产品而合理合法得来的，你想当老大，凭什么？维持国际秩序，你行吗？航母、舰载机都没有，第三代飞机就那么几架，国内秩序尚且一团糟，食品安全都维持不了，你拿什么维持国际秩序？

多年前读过一篇文章，至今印象深刻。那作者说，历史上凡是和老大叫板、和老大作对的老二，全都没有好下场，全被老大干掉了；而凡是入伙、搭老大便车的老二，最终都成了老大。王朔的痞子文学我不赞成，但他聪明过人，值得称道。他讲过一个笑话，有那么一个愣头青（和网上的爱国愤青实属同类）自以为天下第一，拍着胸脯吹牛说，“你们谁敢惹我”！旁边一位肌肉更块儿大的上前说，“我敢”! 愤青见状急转舵，挽着这位惹不起的大块头说，“谁敢惹咱俩”！
愤青们，学聪明点，急转舵吧！

听了我“当老二，挺好”，中国既没能力，也没必要硬充老大的歪论，一位朋友补充了一个有名的案例，林彪和邓小平。林彪叫板，被干掉；邓小平服软，成了老大。真是不亦乐乎啊！“五十知天命”，邓小平不是一天练成的，诚然诚然！

幸而朝中毕竟还有智者。近来美国政坛老二，副总统拜登阁下又颠颠跑来重修旧好，重提G2，这回，中共接了招，据说谈笑甚欢（事后证明并非如此！——舵爷第一2012/12/22注）。这就对了么！照此办理，方为中华之大幸！我军中也不乏智者，如刘精松上将就坦言，中国没有要和美国叫板，想取代美国的意思，这既不可能，又不必要。可不是吗，搭便车，又不出钱出力，又得大实惠，哪有不搭之理？就让傻老美去干那些出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蠢事，这有何不好，有何不对；哪点不好，哪点不对？

最后总结一句话：让一切昏头昏脑的意识形态彻底去见鬼，从中华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出发，紧紧抓住两大关键——对内，紧抓宪政；对外，紧抓G2；中华振兴、崛起，实乃板上钉钉之事！

周舵  2011/8/30

《反貪劍指大老虎》

內容提要:

令計劃身為胡錦濤的大內總管，原本也是個仕途無限的明日之星，但愛子的法拉利車禍使一切變了樣，那是一場“改變中國政治格局的車禍”，原因在於，令計劃一手策畫的掩飾行為，造成一步錯步步錯，加速胡錦濤的失勢和新領導習近平的上升，並使江澤民從中得到操作空間，打破艱難的談判僵局，最終數名胡錦濤親信就被排除於領導班底外。

距關於溫家寶家族財富事件系列報道的第一篇——《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報道1個月後，《紐約時報》再次將焦距對準溫家寶，這篇題為《一場遊說、一筆橫財和一位領導人的家庭》的重點是溫家和集財產保險、人壽保險和金融遊戲能力於一身的中國巨型企業——平安保險公司的權貴關係。

韓寵光向中紀委舉報，政治局委員李建國在擔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期間，將其“親外甥”張輝，僅用8個月從副處擢昇為副廳的擢昇，涉嫌違反中共黨內幹部選拔任用制度。

官方證實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正接受組織調查”。雖然官方並沒有給出他“進去”的真正原因，但人們不約而同的把這位十八大後首位被調查的省部級幹部和一位剛退下來來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聯繫起來。知情者說，“馬仔”李春城落馬，背後大佬周永康如坐針氈。

《反貪劍指大老虎》訂購連結: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action-viewnews-itemid-71175

明鏡電子出版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action-category-catid-96

中國的低增長率是一個好的開始

《明鏡》記者柯宇倩／中國政府8月份公布的相關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的經濟持續放緩，不少人懷疑中國經濟引擎是否正在失速。美國著名智庫密爾肯經濟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資深經濟學家黃華躍在接受《明鏡》專訪時提醒，其實如果中國要轉型，低經濟增長率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增長速度緩慢下來，就能看到缺口在哪，反而更能有效改善效率不佳的部分。

黃華躍為國民城市銀行（City National Bank）資深VP暨資深經濟學家、密爾肯經濟研究院前地區經濟主任、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前資深經濟學家暨地區預測主任。黃華躍專業領域為美國、中國、台灣等地的地區經濟、發展與經濟預測等議題，著有《美國的工作：經濟成長與競爭的投資和政策》等多部專書。

“硬著陸”或“軟著陸”都不適用

中國政府6、7月已兩度密集降息，分析普遍認為，政府的舉動凸顯了中國經濟成長放緩超過預期。其他經濟數據顯示，2012年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7.6％，比第一季度的8.1%要下降了0.5％，為2009年第二季度以來最低；7月份的出口成長幾乎停滯，只比2011年同期上升1%，是2009年以來的新低。7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增速也創兩年半來新低，同月的生產物價指數（PPI）則跌至2.9%，不只高於預期，還已連跌5個月，降幅從6月的0.7%擴大到7月的0.8%，顯示需求疲軟的狀況並未明顯改善。

為了刺激經濟，央行推出各項舉措降低貸款的門檻，從2012年年初開始，央行已向中國金融體系注入1.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但7月份銀行新增貸款仍從9千198億元降至5千401億元。

《華爾街日報》報導，出於對中國前景的擔憂，越來越多投資者和公司把錢撤離中國並出售人民幣，根據中國央行公布的數據，中資銀行7月外匯占款淨減少38億元人民幣，為2011年9月以來最低；中資銀行在之前的10個月當中，有5個月處於外匯占款淨減少狀態，這段時間裡僅結匯1450億元，遠低於在貿易順差時流入中國的9050億元。

報導稱，流入中國金融系統的資金減少，代表了貨幣市場收緊，銀行更加難以放貸，北京刺激增長的努力變得複雜，事實上，有跡象表明，中國試圖推動經濟增長的種種舉措沒有見效。

中國經濟情況棘手，一些分析家認為經濟將會“硬著陸”。 美國密爾肯經濟研究院資深經濟學家黃華躍對《明鏡》分析，不管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 都不能完整勾勒出中國目前的情況。

“中國的GDP成長，8％也好，9％也好，30年過去了，這個數字一直是增加的，在經濟理論中，經濟開始增長的時候，想讓數字非常高，是很簡單的事；之後，根據conversion theory（換位理論），當人均收入超過1萬6（美金）時，經濟就會開始回歸。”黃華躍解釋，此時勞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也不再，因此經濟增速也開始緩慢下來；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沒可能在這樣高的基礎上不斷增長，中國的經濟也很難一直以8％或9％的速度增長下去。

有一說法為，中國經濟增速一旦低於8％，中國就會有麻煩。黃華躍對《內幕》指出，這種說法一直都存在，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解釋是，中國每年進入就業市場的新勞動力，大概是800到1200萬人，若再加上換工作者，中國經濟增長大概要在8％，才能維持創造這批就業崗位人口所必須的增長率，但黃華躍認為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因為沒有硬性規定經濟增長率一定要用就業率來評斷，實際上，至今為止，即使增長率低於8％了，中國也沒出現大麻煩。

因此如果中國的增長率低於7％，就評斷經濟將“硬著陸”的話，黃華躍認為太武斷了。“事實上，中國現在如果要轉型，低增長率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黃華躍對《明鏡》解釋，因為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並未硬性規定每年一定要達到多少的增長率，才算是經濟發展了，可能有許多無法預測的因素在其中作用。

黃華躍進一步解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下來，將更容易見到缺口在哪，瞭解哪些部分運行的沒那麼有效率，或不應該再朝哪個部分增長。不緩慢下來，根本沒有時間去檢視問題點，沒有時間去思考更好的發展發向，因此黃華躍不覺得中國經濟放緩是件壞事，至於中國經濟是否會一直衰退下去，黃華躍也認為現在談此議題還為時過早。

智庫密爾肯經濟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資深經濟學家黃華躍

南周「投降」？ 96編輯記者聯名反駁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遭廣東省黨委宣傳部大幅刪改事件，持續引發大陸及海外知識界撻伐，南方周末的官方微博6日晚卻突然「投降」，宣稱出刊的文章都是編輯部自行撰寫，「先前有關傳言不實」。

但就在一小時後，有96位南方周末編輯、記者聯合具名發布聲明，強調官方微博內容「並非真相」。另有部分南方周末記者宣布，已經發起連署罷工，不過到記者截稿為止，尚未看到正式罷工聲明。也有人發言：「有一座城，今晚守一座城。剩一間屋，今晚守一間屋。剩一塊石頭，明天守一塊石頭。」

「南方周末」經濟部的編採人員6日晚發聲明指，在換稿爭議真相未明前、將罷工抗議。 「南周經濟部」6日晚發出的共同聲明指出，「南方周末」官方微博帳號已遭接管，相關內容不再代表編輯部立場，並指控有關當局施壓，欲將責任歸咎於不在場編輯，「南方周末採編人員將與不實聲明抗爭到底，事態解決前，本人不再進行正常採編工作」。

署名罷工的超過十人，但這則訊息在大陸微博上已全數消失，其中，筆名「東方愚」的南方周末編輯記者張華6日凌晨在個人部落格上感慨，這是「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南周官方微博的這篇聲明發布於6日晚9時20分發出，內容為：「本報1月3日新年特刊所刊發的新年獻詞，係本報編輯配合專題『追夢』撰寫，特刊封面導言係本報一負責人草擬，網上有關傳言不實。」至於封面導言誤將大禹治水從4000年前寫成2000年前，聲明也解釋：「由於時間倉促，工作疏忽，文中存在差錯，我們就此向廣大讀者致歉。」

先前負責微博帳戶的南周「新媒體主編」吳蔚表示，已奉命將密碼上繳給總經理毛哲，因此以後官方微博的發布內容，自己無法再負責。

對此，中國的律師周澤則諷刺是「哄鬼」，並挖苦：既然要為領導扛事，「得第一時間站出來，懂嗎？」他也與另外七名律師聯名發表聲明，如果南周的編輯記者因維護職業尊嚴抗爭，而受到報復性懲罰，願意無條件為他們提供法律幫助。

被指為事件直接黑手的庹震，先前一度傳出將下台的消息。6日凌晨河北媒體報導，衡水市書記劉可為已經卸職。由於劉可為曾經擔任共青團中宣部長，多次與新任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共事，外界猜測，可能是胡春華緊急將他找來接替庹震，處理這場危機。不過稍後發現，上月25日胡春華視查深圳，劉可為已經跟隨在旁。代表劉的確將轉赴廣東任官，但新職還不清楚，並非因為南周事件才南下。

具有官方立場的「環球時報」在6日刊文指，南方周末這樣出了風波，它的大走向最終一定不會是一個「意外」。它的結果一定會展示18大之後中國政治的確定性，而非不確定性。

世界新聞網特派記者程嘉文廣州6日電

中國只存在唯一政治力量，三權分立有何意義？

　《明鏡月刊》王煉利

   “一人一票”被簡化

　　現在中國有些自由民主人士將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如果不是他們自己不懂民主是怎麼回事、選舉是怎麼回事，就是對“一人一票”太想當然。其實在拿美國、英國選舉制度說事的時候，同時應該要讓大家明白，“一人一票”是與選舉制度配套的，什麼樣的選舉制度就有什麼樣的選舉結果。為中國能實現“一人一票”而努力沒有錯，但考慮過拿出什麼樣的選舉制度與“一人一票”相配套嗎？是采用美國的選舉制度？還是采用英國的選舉制度 ？或是試驗一套中國自己的？這些都應未雨綢繆作準備的。否則，“一人一票”就意味著整個國家的亂套，而如果柳傳志是從這個角度反對“一人一票”，他反對得未必不正確！建設民主政治是中國百年來志士仁人的理想，但建設民主政治需要踏實的作風，光追求登高一呼眾人響應的效果，在“實踐民主”時就會實踐不下去！

　　類似的問題還有“三權分立”。一個政府不能不受監督、權力必須受到制衡、不受監督的政府必然是腐敗的政府、沒有制衡力量，權力必然無法無天。這些道理已經基本形成共識。但是，怎樣監督？怎樣制衡？“三權分立”到底是怎麼回事？很多法學精英都沒有給出答案。其實，“權力分立制衡”的真正意義，是因為像英國這樣一向就有自治傳統的國家，國王不能統攬一切國家權力，國家的各種權力背後總是站著一個政治勢力，“權力制衡”是對權力後面站著的各種政治勢力的制衡而言！洛克在《政府論》中寫了“論國家的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一章，後人就將這當成“三權分立”起源，其實，從《政府論》中讀不出權力的分立和制衡，但在理論上，英國的立法權後面的確是站著議會（議會製定法律），行政執行權和對外權後面的確是站著國王（國王是行政首腦），而英國的法庭一向是作為獨立於國王的勢力存在著（法國也一樣）——英國的郡法庭是由早期日耳曼的民眾大會演變而來，帶有“民眾自治”的印跡！

　　因此，在理論上，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之間的權力制衡就是議會、國王、法庭等政治力量之間的制衡。中國很多精英包括法學精英都在鼓吹當前中國要實行“三權分立”，那麼請問：中國目前除了中國共產黨這個“領導黨”外，還有其他政治力量嗎？民主黨派在普通中國人心中能算個政治力量嗎？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法院不都是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這唯一的政治力量領導之下嗎？當中國只存在唯一的政治力量時，“三權分立”有意義嗎？

　　其實，嚴格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在西方國家都不存在的。

　　孟德斯鳩最初將“三權分立”解釋為行政、立法、司法分立，但是，對於當時英國政制是否符合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的描述，後世多有質疑。事實上，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到十八世紀前五十年代（孟德斯鳩的生存年代是1689～1755年， 1729～1731年期間旅居英國），行政權和立法權一直模糊，一直到今天，英國國會議員仍然可以同時是內閣官員，這“行政權”和“立法權”還怎麼分？其實，被稱為“最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人”、《英國憲法》的作者白芝浩早就認定“英國憲法的有效，秘密可以說是在於行政權和立法權之間的緊密聯合,一種幾乎完全的融合”，那人們怎麼會眾口一詞認為英國是“三權分立”呢？作為一個考察憲政實際運行的學者，白芝浩發現：“一個直面活生生的現實的觀察者會對現實與書面描述之間的反差感到驚愕……許多書本理論中雅致的東西在粗陋的實踐中根本找不到。”白芝浩（Bagehot），英國著名經濟學者和憲政學者，雷賓南譯的《英憲精義》中譯為貝吉，戴雪在《英憲精義》導言中這樣評價他：“……一個天亶聰明的人，他本人已經死去，然而言猶在耳，殆如有生之年。”


美國“三權分立”之一：最高法院

　　連“三權分立”的“樣板”美國，對於權力分立怎樣分得恰到好處、權力間的界限怎麼定等現實問題都說不清。好在聯邦憲法的製訂者都是務實者，他們不拘泥於理論。當年聯邦憲法剛製訂完畢，就有人指責其中有些條款將立法權和司法權混雜於同一機構，違背了權力部門應予分離的重要既定準則。知道漢密爾頓怎麼回答的嗎？“衹要各個權力部門在主要方面保持分離，就並不排除為了特定目的予以局部的混合。”並且，在漢密爾頓看來，純粹的權力分離 “是一個天才的理論家關起門來的幻想”和這個理論家“對問題的抽象見解”，要製訂在現實中能實施的憲法，“制憲會議被迫”要“作些改變”。（見《聯邦黨人文集》第六十六篇）。

　　那麼，聯邦憲法的製定者為什麼又一定要請出孟德斯鳩這尊神呢？起因在於要保衛財產權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政府，這點一旦達成共識，擔心隨之而來。美國制憲者是英國《大憲章》製訂者的後代，“政府權力過大將侵犯自己利益”的防範意識深入骨髓，又要政府保護自己利益，又不讓政府侵犯自己利益，怎麼辦？於是必然想到孟德斯鳩，必然要請出孟德斯鳩——衹有他的三權分立學說才能將擔心減輕，既然要請出孟德斯鳩並要請出得卓有成效，當然要連他的一整套理論一併請出，那就必須包忍他的“關起門來的幻想”、 宣揚他對於“三權分立”的“雅致”描繪。而怎樣將“關起門來的幻想”處理得實用，讓雅致的“三權分立”直面粗陋的現實，那就是麥迪遜、漢密爾頓們等聯邦憲法製訂人的事情了——弄明白“三權分立”的來歷，我們就不會跟在別人後面空喊三權分立，就會明白當面對權力無限的政府，國民要全力促成的事情是：將政府置於有效的監督機製監督之下！衹要我們能像當年的聯邦政府一樣在“務實”上下功夫，這個機製一定會發明出來，一定會促使政府采納，並逐步得到完善！(《明鏡月刊》34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傅作義陰謀只能坑害長官部下卻玩不過毛澤東

《新史記》蘆笛

最混帳的是，1949年1月11日，共軍給陳長捷下了最後通牒，要他們放下武器投降，陳長捷報告北平，參謀長李世傑仍然回答說：“堅定守住，就有辦 法。”13日，共軍全面發動猛攻，主陣地接連被突破。15日，陳長捷在圍城開始後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無線電話向傅作義報告了戰情，傅作義答道：“可以接洽 和平吧！”通完話後，陳長捷就被衝進指揮部的共軍俘虜了。（注58）

傅作義對老同學、老朋友、老部下玩的這一手，實 在不是人能幹出來的：老陳本來可以從海道撤退，他不許人家撤，生怕與中共和談少了本錢。後來天津城內又有人勸降，他仍然不許降。老陳心心念念惦記著老長官 的安危榮辱，不但怕自己撤退了，將更陷北平於危局，而且就連及時“陣前起義”、圖個“寬大處理”都不願，寧願死守孤城直到彈盡糧絕，生怕自己投降了，損折 了老長官的本錢，讓他的“華北聯合政府”辦不起來，或是在其中當不了高官。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以為“平津一體”，老長官卻根本不把他當“一體”， 自己可以投降，卻不許部下投降，一直把老陳蒙在鼓裏，欺騙他“堅定守住，就有辦法”，自己作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功臣，老部下卻成了戰俘，身陷囹圄，足足 坐了10年的牢，最後在“文革”中因不堪紅衛兵批鬥毒打侮辱，夫婦雙雙上吊自殺。這血債只能算在傅作義頭上，他不但害死了老朋友夫婦，而且還害死了自己的 親弟弟。

不過，老傅的陰謀詭計，也只能坑害信任他的長官與部下，要跟老共尤其是老毛玩這套，就只能被毛玩弄於小指之 間。他以為身擁重兵，就可以重演民國軍閥混戰那套，與中共和談後，成立“華北聯合政府”，卻不知道共產黨人從來是“徹底革命派”。馬列早就教導過，無產階 級必須砸碎舊的國家機器，代之以自己建立的嶄新的國家機器。這就是無恥階級革命與辛亥革命的根本區別——只許“階級異己分子”乖乖投降，決不許“咸與維 新”。

這 就是毛為何要等到共軍打下了新保安與張家口，並包圍了天津，斷了傅作義的逃路後，才在1949年元旦那天指示林彪：“新保安、張家口之敵被殲以後，傅作義 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屬之地位已經起了變化，只有在此時，才能真正談得上我們和傅作義拉攏並使傅部為我所用。因此，你們應認真進行傅作義的工作。’你們應通過 北平市黨委將下列各點直接告訴傅作義：……‘我們希望傅氏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張東蓀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談判。’”（注59）

實 際上，這是毛第二次點名要張東蓀參加談判了，僅僅在頭天，毛才致電林彪，要他覆電北平地下黨，轉告傅作義派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和張東蓀一道出城去林彪那 兒談判。（注60）接連兩天迫不及待地點將授命，這在《毛澤東年譜》中還真找不到第二例，可見在毛的心目中，張在這事上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

於 是張東蓀便奉命出動了。1949年1月7日，他與周北峰秘密出城到薊縣，見到了聶榮臻、林彪、羅榮桓等人。張東蓀向聶榮臻等人傳達了傅作義的要求：（一） 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齊解決；（二）要平、津以後能有其他報紙 （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報）；（三）政府中要有進步人士；（四）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槍的方式，採取調出城外分駐各地用整編等方式解決（注61）。張接著 說，他看傅作義已打不下去了，但傅要面子，得讓他體面投降。傅先生派他們來是希望儘快達成和平協議，以免北京毀于戰火，百姓遭受塗炭。（注62）

次 日，林彪、聶榮臻將這些條件電告中央軍委，毛十分惱怒，於9日回電：“傅作義派人出來談判，具有欺騙人民的作用，並有張東蓀在場，故我們應注意運用策 略……你們應與周北峰討論實行此條的具體辦法，逼傅在12日開始實行，使張東蓀看了認為我方寬宏大量，完全是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如張東蓀不願久 待，即可派車送他來中央所在地，並派人妥為照顧。’”（注63）同時還教林、聶怎麼去推搪傅作義那些光明正大的條件：

“你們應回答如下幾點：……政府中有進步人士，平、津報紙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綱領中原來就有的，故不成為問題。”（注64）

 

在 見識過中共是如何遵守停戰協定之後，老傅還要與虎謀皮，向中共提出這種可笑的條件，毛除了龍顏大怒之外，大概只會鄙夷地冷笑。他應付這些要求的厚黑功夫令 人歎為觀止：“政府中有進步人士”，當然有，即使在文革期間也有“愛國人士”；“平津報紙不只中共一家”，現在也不止中共一家，“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不是 有份什麼《團結報》麼？還有網絡版呢。

毛內外有別的指示，正如張東蓀10多年前講的那樣：“對於黨外無真誠只有詐 偽”。而毛為張在這次密謀活動中安排的角色，則是“群英會”上的蔣幹——既要利用他逼著傅作義在12日就出城投降，又要讓他“看了認為我方寬宏大量，完全 是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回到北平城後為我黨作義務宣傳。戴晴女士看出了這一點，指出：

“毛澤東要借重的，是張東蓀的分量與社會信譽，顯示共產黨‘北平和平交接’用心最光彩的一面：文明與仁義。他要借重張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由他將共產黨形象傳達出。起碼毛當時認為，與新華社的報道相比，張教授親口說將更加服人。”（注65）

雙 方談完後，劉亞樓整理了個《會談紀要》出來。張東蓀本來是傅作義請來做中人的，猶如民事合同要找個證人簽字才算數一般，當年馬歇爾就曾作為中人在國共停戰 協定上簽了字。張東蓀絕無可能不知道這先例。在林彪總結了會談內容、詢問他還有無意見時，他回答“我沒什麼意見”，但等到林、羅、聶在紀要上簽了字，請張 簽字時，他卻聲稱周北峰是傅作義的代表，由他簽字就行了，於是周便簽了字。（注66）

會談紀要簽字後，張東蓀返回燕 京大學，接著就帶領費孝通與雷潔瓊夫婦去西柏坡朝見毛澤東，奠定了日後做官的基礎。毛投桃報李，在2月1日為新華社撰寫的時評中公開披露：“周北峰將軍是 在1月8日由張東蓀教授引導出城和林彪將軍等談過一次的。”（注67）這種做法，在中共的政治操作中堪稱絕無僅有，可見張東蓀當時是何等深得主上歡心，以 致毛親自為他造勢。（《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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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新闻人奋起反击 献辞丑闻掀社会风暴

1月7日网友“染香姐姐”声援南方周末采编员工(网络图片/北风提供)

海彦

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被强迫删写事件引发的风波愈演愈烈。针对南方周末高层星期天晚迫于压力发表道歉声明，嫁祸于报社，为省委宣传部撇清责任的做法，南周采编人员奋起反击，连发声明揭露真相，打响2013年最震撼的新闻维权的第一炮。同时，社会各界纷纷发起声援南方周末新闻人的活动，势头越来越旺。

*被迫反击 寻求真相*

1月6日晚9时18分，南方周末新媒体负责人、前文化版编辑风端（本名吴蔚）突然发布微博声明，称已被迫上缴南方周末官方新浪微博账号密码，对此账号即将发布的声明以及今后所有内容，将不负任何责任。

仅仅两分钟后，南方周末官方新浪微博便抛出新年特刊封面导言系报社负责人草拟，网上有关传言不实的重磅炸弹。

随后，南周一些记者个人以及经济部采编人员联合发表微博声明称：“十万火急！经过一天的攻防过后，南方周末官微失守！所做声明不能代表南方周末采编人员的态度，为有关当局施压南方周末管理层的结果。南方周末采编人员将与此不实声明抗争到底。事态解决前，本人不再进行正常采编工作。请大家合力保卫南方周末！”

紧接着，晚10点27分，南周包括常务副总编汪小峰在内的一百多位编辑、记者和编委会成员实名利用尚掌握的“南方周末经济”这一官方帐号，发布紧急“共同声明”，指南方周末新浪官方微博已被强行收缴，已发表的《致读者》，并非真相。

随后，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发布第一份声明，详细介绍1月6日当天编委会成员与南方报业集团分管领导及南周总编就争夺官方微博账号以及发表致读者声明所展开的尖锐攻防。

声明说，“在南方周末采编员工强烈要求对新年特刊出版事故进行彻底调查的同时，有关个人及方面，竟一面假意周旋，阴谋布局；一面罔顾事实，不行调查，以行政指令粗暴扭曲事实。我们呼吁，尊重事实，在调查报告结论未出之前，排除一切干扰，把真相还给历史。”

1月7日上午，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发布第二份声明，详细陈述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出刊的全过程。

声明说，“南周编辑部第一次公开声明，要求立即彻查新年特刊出版事故；第二次公开声明，再次表示希望以具有公信力的方式成立调查组，彻查事故并向社会公布。但五天来，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层级的回应，反而持续遭遇诸多不公，甚至被蓄意抹黑。鉴于此形势，南方周末采编员工出于及时披露真相的目的，以严谨客观的态度自行制作调查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我们再次呼吁：为彻底还原真相，需要以深具公信力的方式成立中立调查组，完成调查报告，以不负公众。 ”

至此，南方周末采编人员为维护自身清白和交待事实真相，向南方报业集团和南方周末高层发出了最强劲的反击呼声。

*高层自保 嫁祸他人*

著名杂文家、时评家、近年从南方周末退休的前高级编辑鄢烈山星期一向美国之音表示，南方周末高层迫于宣传部的压力，发表伪声明，嫁祸于南周编辑部，为上层开脱。

他说：“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就是上面，黄灿，他是总编辑呀，他受到宣传部的指令，逼迫我们管理官方微博密码的人交出来，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伪声明。这个声明不代表我们编辑、记者的立场。”

参与南周百多名新闻人声明的文化部编辑朱又可表示，高层已经有指令不许他们接受媒体的采访，不过既然记者找到他，他也就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至于是否有一些采编人员停止工作，他表示，他目前还无法判断会有多少人按微博上说的停止采编工作。

他说：“我个人认可的有两个，一个是我署名的那个声明，还有一个就是南方周末新闻伦理委员会的声明，那个是我们都认可的。别的呢，是个人的，不能代表全体。”

*强奸新闻 实属罕见*

在1月5日发起南方周末51位前编辑和记者发表联署声明支持南周同仁的鄢烈山表示，宣传部门如此干预新闻实属罕见，非常恶劣。

他说：“我支持南周新老同事的态度，为我们最起码的尊严，而且也是最基本的新闻规则。60多年来没有宣传部长直接插入编务的。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的新闻部门没有这样的，太过分了。”

记者拨打据说是代表南周采编人员一方的南周常务副总编汪小峰的手机，开始是无人接听，过些时候成了关机，显然是有意躲避电话。记者联系在微博上很活跃的南周一位记者，他感谢记者的关注，但表示不好接受外媒的采访，请求理解。

*激怒社会 群起声援*

在南方周末新年献辞被肆意删改事件曝光后，中国社会各界纷纷予以关注和支持。由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和两位留学生发起的“《南方周末》读者和关心者针对‘2013新年献词事件’的公开连署信”，在1月5号当天就有2千多人签名，截至1月7号下午已经有超过2700人联署。

另外，几十位中港台学者和文人也发表公开信，声援南方周末采编人员，要求罢免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

同时，中国许多所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也在网上声援南方周末采编人员。而更多的中国网友在上网发帖表示声援外，还发起了1月7日南方周末报社大院门前献菊花行动。新浪微博的一位名叫“染香姐姐”的表示将为现场声援网友免费发放菊花。

根据网上发布的视频和图片以及现场人士的估算，仅在上午南方周末报社院前就聚集了百多人，其中以年轻人居多。中午以后，人越聚越多，最多时有三、四百人，其中包括大批围观的市民。

现场有举牌声援南周的学生与市民，还有人演讲，也有人公开接受近10家媒体的采访。据现场人士表示，估计到下班时分，声援和围观的人数可能会爆增。据介绍，到目前为止，广州警方没有过多干预现场民众的自发声援活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私人访问团”启程访问朝鲜

 

美国新墨西哥州前州长理查德森和谷歌公司总裁施密特周一启程前往朝鲜，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解救一名在朝鲜被关押的美国公民可能是他们此行的任务之一。华盛顿政府此前曾批评此行的时机不当。 

"这是一个私人的人道主义救援使命，与美国政府无关。"--也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在北京机场登机启程之前表示："我们将飞往平壤，可能会在那里逗留两天半。也许我们会到平壤以外看看，这要视情况而定。"据路透社 报道，理查德森等人一行乘坐的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40分起飞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直飞平壤的班机。

据法新社报道，理查德森和谷歌总裁施密特（Eric Schmidt）此行的使命之一，可能是解救在朝鲜被捕、正等待审判的韩裔美国公民肯尼斯·裴（Kenneth Bae，朝鲜媒体称其名为裴俊浩）。理查德森上周曾透露，此人的儿子与他取得了联系，并请求他帮助解救自己的父亲。

美国国务院：此时访朝不妥

 

克林顿就曾成功解救被捕美国记者

 

在过去，朝鲜方面也曾有过同意向美方高级代表团移交在押美国人的先例，比如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曾促成过类似事件。2009年，他就通过访问朝鲜成功解救 了两名被监禁的美国记者。因此，一些观察人士猜测，施密特等人可能也将介入当前的这一案件，敦促朝鲜将这一裴姓美国公民移交。

不过，上周美国国务院曾经对这一行程计划表示异议，并称在朝鲜刚刚进行了备受争议的火箭发射计划之后，就急于访问平壤，这个时机不恰当。

理查德森在过去二十年中曾经去过朝鲜多次，并且在通过谈判解救在被孤立国家关押的美国公民方面有过参与的经验。上周五，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将在访问朝鲜期间会见几名高层官员，不过他表示对于是否能会见该国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非常怀疑"。

"既不代表华盛顿，也不代表谷歌"

他还补充道，希望此行将取得积极成果，从而打消美国政府的忧虑。理查德森还透露，这一行程已经在华盛顿方面的要求之下推迟了一次，其实国务院没有必要过分"紧张"。他和施密特都是以私人身份前往朝鲜，既不代表美国政府，也不代表谷歌公司。

据悉，此次同行的还有理查德森多年来的朝鲜政策顾问托尼·南孔（Tony Namkung）、谷歌公司旗下的"谷歌智库"（Google Ideas）主任科恩（Jared Cohen）等。

去年11月被捕的裴俊浩，是以游客身份进入朝鲜境内的。据朝鲜官方通讯社报道，他已经承认犯下了"反国家罪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柯英豪 （Nolan Barkhouse）周日表示，理查德森等人此行与华盛顿政府无关："他们不会带去任何美国政府方面的讯息，也不会由任何美国官员陪同。"

 

理查德森资料照片

 

2010年，理查德森访问朝鲜期间曾经会见了朝鲜核问题的首席谈判代表，目的是缓和在延坪岛朝韩冲突事件之后紧张的局势。另据路透社报道，柯恩和施密特曾 经与从朝鲜出逃的难民进行会面。还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朝鲜政府官员曾经拜访过谷歌公司总部，但该网络技术巨头拒绝对这一消息置评。

上个月，朝鲜试射远程火箭，并宣称是发射卫星，但美国、韩国和日本政府指责平壤实际上在进行导弹试验。朝鲜此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来源：法新社 编译：雨涵

责编：乐然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两岸三地学者连署声援南周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学生集会向南方周末编辑部表达支持。( 图片来源： 转自腾讯微博）


作者 台北特约记者 陈民峰

台湾联合报今天以「两岸三地学术界连署声援南周」做为第13版的头条新闻，报导了两岸三地二十多名学者连日来发起，连署致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的建议书，信中指出，为维护广东的改革开放与媒体新闻自由， 广东应重视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声音，并罢免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

为了抗议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篡改「南方周末」新年特刊，昨天两岸三地学者连署声援南周，罢免庹震的公开建议书在网路上流传。公开建议书强调，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包括邓、习先后南巡「常自粤始」，「以一省之力，影响流于全国，不能不谈南方周末之贡献」。

报导引述发起人之一的大陆经济学者茅于轼的谈话，他认为，大陆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推动八项新措施，带给人民新气象和新希望，但庹震的言行已经和习近平的政策背道而驰，他相信这项连署工作应该能获得当局的重视，达到应有的效果。

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也是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召集人江明修也联署支持「南方周末」。他说，中国大陆比较敢言的报纸「南方周末」，不过就是刊个新年献词而已，不仅要重重事前审查，最后竟连审查过的版面、内文、标题，都被审查官员给抽换掉了。

江明修说，或许有些台湾民众会以为这件事和台湾无关，但两岸之间许多事息息相关，尤其台湾现在正享受自由的气息，可以无视对岸的粗暴之举吗？江明修在脸书上明确地表示，他已经连署反对这种蛮横的作法了，也呼吁他的朋友都能关注并签名支持。

大陆学者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张千帆及北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学者、律师共十八人，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等七名香港学者，还有江明修等人展开了第一波连署，后续可望获得更多人参与。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