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北京街頭發生濫砍濫殺事件之後，深圳昨日亦發生街頭殺人案，一名兇徒用刀襲擊路人，致使無辜市民三死五傷。殺人狂遍布神州，這種狂躁不安的戾氣，說明當下的中國社會已到了火山爆發的邊緣。
商場殺人，機場爆炸，超市砍人，怒摔嬰兒，街頭斬人，中國人似乎變得愈來愈狠，施暴成了解決問題和宣洩情緒的主要手段。當熙熙攘攘的市井街頭成為血肉橫飛的殺戮場，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受害者。這些街頭殺人案有一個共同特點，受害者絕大部分是無辜者，他們與兇徒根本不認識，走在街頭慘遭飛來橫禍，而那些殺人狂濫砍濫殺，並沒有特定目標，只是為發洩心中一時之氣。
一些體制內專家認為，因為天氣炎熱，導致一些人精神病發而行兇。這種說法並不被網民認可，這些兇徒到底是否有精神病，並沒有得到權威醫療機構的認定；退一步而言，這些類似不定時炸彈的精神病人當街隨意亂走，有關監護人又該當何罪？將罪惡歸咎於精神病，無非是將責任推給個人，為政府卸責。有網民諷刺，中國已成為精神病國度，每個上訪冤民都可能成為街頭殺手。
人人自危 陷入恐慌
這些接連爆發的街頭血案，其實是中國社會瀕臨失控的折射。在過去，與人為善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怕事躲事、忍耐謙讓是中國人的基本性格，但隨着社會不公、貧富分化等問題日益惡化，好勇鬥狠、惡向膽邊生變成一些人的信條。
面對殘酷的現實，很多人感到無力、挫敗、鬱悶、心累，對未來沒有確定性。情緒上的負能量長期鬱積於心，人性中魔鬼部分被激活，形成了一種攻擊性的社會性格，一旦遇到突發事件，心中的戾氣就會變成毀滅他人的殺氣。
魯迅在剖析中國國民性時，曾說過一句名言：「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這些街頭的殺人狂不是情場失意者，就是生活中的失敗者，他們無力向那些侵害他們的特權利益階層報復，只會將憤怒發洩到那些無辜的路人身上。當這種病態的罪惡行徑到處傳染蔓延時，街頭殺人狂就會持續不斷，每一個中國人都會人人自危，處於朝不保夕的恐慌之中。
中國傳統哲學歷來有「天人合一」的說法，上天的預警與人間的慘劇往往有一定的關聯。今年以來，各種奇異天象不斷出現，從六月飛雪到洪水圍城，一波接一波，連毛澤東當年的窰洞都被沖毀；如今神州遍地殺人狂，這些天災人禍預示着中國已進入多事之秋，如果當局執迷不悟，不盡快頒布「罪己詔」，改弦易轍，疏解民怨，從為人民幣服務的邪路上轉到為人民服務的正路上來，亡黨亡國的危機就在眼前。
太陽報
2013年7月29日星期一
高官北戴河避暑 百姓陷水深火熱
盛夏驕陽如火，神州如同一個大火爐。當全國人民在水深火熱中，中央高層一年一度的北戴河會議即將拉開帷幕。當高官們在海邊納涼，他們能否聽到烈日煎熬下人民的哀鳴？
據報道，中央保健辦主任劉謙、副主任杜治琴，近日到秦皇島市調研暑期衞生保障準備工作。這說明北戴河避暑辦公已拉開帷幕，相關的後勤保障、醫療服務等有條不紊展開，北戴河將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取代中南海，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
中央高層北戴河避暑辦公的傳統由來已久，一九五三年形成制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五大機構的政要每年夏天在此辦公消暑，北戴河由此有中國「夏都」之稱。北戴河辦公實際上帶有半休養半工作性質，中央高層在北戴河辦公的主要形式是接見外賓、開會，決定重大決策。
中共第四代上台執政後，為展示親民，減少勞民傷財，取消北戴河辦公制度，外界當時對此讚譽有加，但過不了多久，這項制度又悄悄恢復。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人事最終定盤，據說就是在北戴河避暑辦公期間。第五代上台後，仍然沿襲這項避暑制度。
自身不正 何以正人
但問題是，第五代早前剛剛下令改變官僚主義、奢侈浪費，要求全國一刀切停止開建樓台館舍，省部級以下官員清查辦公樓，如今自己卻跑到北戴河避暑，逍遙自在，這讓基層官員情何以堪？自身不正又何以正人？中國現在很多問題，完全是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表面上是出在前三排，根子卻在主席台。北戴河避暑風氣不改，全國各地官員在炎炎夏日勢必會有樣學樣，像早前媒體揭發的南京市長一樣，在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中辦公。
與官老爺們在避暑勝地逍遙快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絕大部分基層民眾卻在烈日下揮汗如雨的工作，他們冒着酷暑堅持在工作崗位，有誰請他們去避暑？更可悲的是，近日北京深圳等地街頭殺人案此起彼伏，很多無辜老百姓走在街頭，莫名其妙就慘遭殺害。廣東廣西等地的群體性事件更是層出不窮。面對四處火苗的神州大地，領導人怎麼會有心情去避暑納涼呢？
中國古代有許多王朝，亡國君王死到臨頭還在胡天胡帝，作威作福，對基層的痛苦一點也不體恤。西晉的白癡皇帝司馬衷當政期間，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大臣向其報告，這位白癡皇帝居然說：何不食肉糜？當局目前正在全國推行群眾路線教育，要求官員與百姓心貼心，同吃同住同勞動，但如果上層不率先垂範，又怎麼有說服力？
東方日報
據報道，中央保健辦主任劉謙、副主任杜治琴，近日到秦皇島市調研暑期衞生保障準備工作。這說明北戴河避暑辦公已拉開帷幕，相關的後勤保障、醫療服務等有條不紊展開，北戴河將在今後一段時間內取代中南海，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
中央高層北戴河避暑辦公的傳統由來已久，一九五三年形成制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五大機構的政要每年夏天在此辦公消暑，北戴河由此有中國「夏都」之稱。北戴河辦公實際上帶有半休養半工作性質，中央高層在北戴河辦公的主要形式是接見外賓、開會，決定重大決策。
中共第四代上台執政後，為展示親民，減少勞民傷財，取消北戴河辦公制度，外界當時對此讚譽有加，但過不了多久，這項制度又悄悄恢復。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人事最終定盤，據說就是在北戴河避暑辦公期間。第五代上台後，仍然沿襲這項避暑制度。
自身不正 何以正人
但問題是，第五代早前剛剛下令改變官僚主義、奢侈浪費，要求全國一刀切停止開建樓台館舍，省部級以下官員清查辦公樓，如今自己卻跑到北戴河避暑，逍遙自在，這讓基層官員情何以堪？自身不正又何以正人？中國現在很多問題，完全是因為上樑不正下樑歪，表面上是出在前三排，根子卻在主席台。北戴河避暑風氣不改，全國各地官員在炎炎夏日勢必會有樣學樣，像早前媒體揭發的南京市長一樣，在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中辦公。
與官老爺們在避暑勝地逍遙快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絕大部分基層民眾卻在烈日下揮汗如雨的工作，他們冒着酷暑堅持在工作崗位，有誰請他們去避暑？更可悲的是，近日北京深圳等地街頭殺人案此起彼伏，很多無辜老百姓走在街頭，莫名其妙就慘遭殺害。廣東廣西等地的群體性事件更是層出不窮。面對四處火苗的神州大地，領導人怎麼會有心情去避暑納涼呢？
中國古代有許多王朝，亡國君王死到臨頭還在胡天胡帝，作威作福，對基層的痛苦一點也不體恤。西晉的白癡皇帝司馬衷當政期間，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大臣向其報告，這位白癡皇帝居然說：何不食肉糜？當局目前正在全國推行群眾路線教育，要求官員與百姓心貼心，同吃同住同勞動，但如果上層不率先垂範，又怎麼有說服力？
東方日報
明镜新书韓戰回憶錄：“愛國主义”冤魂80萬
CK
旅居美國舊金山灣區的程幹遠，是中國著名法學家、前南京師範大學法學教授、中國行政法學會副會長，但許多人想不到的是，他還是一位志願軍老兵，1951年8月作為志願軍炮兵部隊運輸連的戰士，進入朝鮮戰場，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停戰後回國。
志願軍老兵撰寫的回憶錄《親歷韓戰》
程幹遠曾撰寫很多法學著作，但寫一本韓戰回憶錄確是他心中長久的願望。
程幹遠與記者談他的這本《親歷韓戰——中國軍人回憶錄》時說：“我是韓戰的倖存者，死裡逃生。對於這段歷史，我本身就有一種精神負擔，我要去告慰死傷的戰友，怎麼告慰他們？就是把這場戰爭的真相告訴我們的子孫後代，讓他們永遠記住，不要忘記中國人流血犧牲的慘痛教訓。”
程幹遠的《親歷韓戰》共有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他在朝鮮戰場的所見所聞，其中記述了他所在的汽車連，超過半數的戰友如何在運輸炮彈和軍用物資途中遭美軍飛機轟炸傷亡。
另一部分根據多年對美國、前蘇聯和中國有關朝鮮戰爭的大量史料的研究分析，講述戰爭的起因、過程、與結局，再一次證實朝鮮戰爭是金日成發動、斯大林幕後操縱、中國參戰，是以中國青年軍人的血肉之軀與聯合國的正義之師對抗的一場戰爭。
程幹遠說：“中國的當時參戰部隊是280多萬，佔了中國軍隊的70%，實際上中國動員了一場全民戰爭。聯合國軍隊達到近100萬人，美軍投入的兵力最高的時候是40萬。這說明當時戰爭的慘烈程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最大的一場局部戰爭。”
程幹遠說，美軍在韓戰中傷亡15萬人，其中5萬人陣亡。而中共對朝鮮戰爭中國軍人傷亡人數一直不給一個確定的數字。
“中國公佈的數字越來越少，第一次公佈數字是彭德懷回國以後，向全國政協做的報告，他說志願軍死亡50多萬人，現在講只死了18萬人。我認為可信的數字是80多萬，我是根據軍史記載的每次戰役的數據加以分析。為什麼數字會縮小？這裡邊有很多文章：中國軍隊內部統計的數字，把第一線和後勤分開來，一個叫戰鬥減員，一個叫非戰鬥減員，就像我們連隊死的戰士，都沒有列入烈士名單，因為是非戰鬥減員。他們把後勤這一部分隱瞞掉了，實際上後勤死亡人數至少30萬人。”
程幹遠表示，他寫這本《親歷韓戰》還想告訴後人的就是：“當時志願軍戰士都很年輕，我們都抱著單純的愛國主義參戰，實際上是受蒙蔽。我們現在要告慰這些靈魂，我們不能再為獨裁政權去賣命了，軍隊不能變成他們打天下和看家護院的隊伍。中國的軍人，沒有識別能力，沒有正義感，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親歷韓戰——中國軍人回憶錄》，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下的“明鏡出版社”出版。程幹遠將前往紐約參加新書發表儀式。（自由亞洲電台）
《調查》(第10輯):中共官員很黃很貪婪
情婦反目後的最後瘋狂
權力泛濫才是“禍水”
《調查》(第10輯)(電子版)
www.pubu.com.tw/periodical/23301?apKey=fedd22f528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薄熙來事件會改變中國嗎？
《外參》編譯蕭憲聰
2011年底，一名叫作尼爾‧海伍德的英國商人被發現死於重慶南山麗景度假飯店的房間內，根據最初的調查，死因是酗酒過度，整件事情看起來像是一起悲劇的意外事故，然而，幾個月後，大權在握的重慶公安局局長卻逃離了這座城市，企圖叛逃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沒過多久，中國近十年來最嚴重的政治醜聞轟然爆發，致使中共內部最具野心的政治家，也就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政治生涯斷送在一夕之間。
相當有用的透視鏡
事實證明，海伍德之死並非偶然，他是被毒死的，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難辭其咎，所有與本案牽涉之人沒有一人全身而退。薄熙來不知被監禁在什麼地方，正等候著審判，毫無疑問他是有罪的，不管是海伍德謀殺案上或其他腐敗和濫用權力的指控，但整起事件會就此落幕嗎？薄熙來的崛起和殞落是否標誌著中國來到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後，政府權力和官員腐敗行為不再能逃避公眾監督？
薄熙來企圖在公眾憤怒之間投機獲利。
記者黃聞廣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發現薄熙來案提供當代中國相當有用的透視鏡，一個以威權打造的和諧外表不再能完全掩蓋政治陰謀，他與另一名資深記者何頻的共同著作《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對事件的描述既扣人心弦又有說服力，讀起來就像一本偉大的驚悚小說──而且所有事情都是真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副主編馬特‧史奇文薩（Matt Schiavenza（以下以史稱呼）對黃文廣（以下以黃稱呼）進行了電話訪問，討論薄熙來事件及它為中國政治帶來的改變，下文即是精彩的訪談內容。
拉下薄熙來的完美武器
史：我在讀你的書的時候，對一個問題感到好奇，薄熙來是一個特殊人物，不見容於中共之中？還是說，他也是屬於整個系統的一分子，只是運氣不佳被抓住了？
黃：我的回答是，在某種程度上兩者皆是。薄熙來是一名特立獨行的政治家，同時也是中共系統的一部分。一方面身為極具魅力的民粹主義者，薄熙來堪稱胡錦濤底下最有能力的地方官員之一，他在重慶發起的社會和經濟計劃為城市締造巨大變化；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個自大狂，像美國政治家那樣在媒體前表現高調。基本上他所遇到的麻煩跟重慶盤根錯節的商業利益有關，並且還用全國知名的打擊犯罪運動迫害政治對手以及拒絕與他合作的商務人士，他嶄露的無情、野心與過分激烈的反犯罪運動被北京的高層領導人視為一大危機，令他們覺得薄熙來是非拔除不可，一旦薄熙來成功叩關政治局常委會，其他人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很有可能飽受威脅，因此，海伍德謀殺案成為薄的對手拉下他的完美武器。
中國隱藏著世界消失的2500位億萬富豪
《內幕》編譯 段灼華
憎惡富二代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許多新興族群紛紛問世，當中讓人又愛又恨的便是“富二代”，愛的原因是人人巴不得自己生下來就是富二代，不愁吃不愁穿，恨的原因是這些出身豪門之人，常常憑藉權勢囂張跋扈、為所欲為。富二代顧名思義是富家子弟，一個富二代也可以是官二代（官員之子）、星二代（明星子女）、紅二代（革命英雄的小孩）或甚至三者兼具，因此不管習明澤、薄瓜瓜、陳曉丹以及在在法拉利車禍中身亡的令谷，都能廣義上稱作富二代。然而絕大多數的富二代並不受歡迎，如博客“茶葉之國”（Tea Leaf Nation）記者寧輝（Ning Hui，音譯）所指出的，許多富二代差勁的形象，其實乃是自身造成。
歌唱家李雙江17歲的兒子李天一涉嫌參與輪姦。
寧輝認為，富二代最惡名昭彰的事蹟莫過於李啟銘事件。2010年，河北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區分局副局長李剛當時年僅22歲的兒子李啟銘，在大學校區內醉酒駕車發生車禍，導致兩名無辜女學生一死一傷，被捕時他大聲叫囂：“有本事你們去告我，我爸爸是李剛!”如此傲慢態度引起網民的一片譁然，自此，“我爸爸是李剛”變成網上熱詞，同時意味著對富二代的憎惡開始擴散。
2013年，另一起案例重新喚起人們對富二代的敵意：中國著名歌唱家李雙江17歲的兒子李天一，與朋友在海淀區某間酒吧內喝完酒後，將一女子帶至賓館輪姦。警方接獲報案後立即開展工作，李天一等人因涉嫌強姦罪遭刑事拘留。寧輝提到，尚未成年的李天一如此無法無天，再度印證網民對權勢家庭觀感不佳其來有自，且很多人擔心特權將永遠凌駕於法律之上，當中國早已陷入貧富不均的泥沼之際，社會上明顯的階級區分更讓事情變得更糟。
跟著富二代一起出現的新流行語是“坑爹”，令谷開著昂貴的法拉利馳騁於北京街頭，荒淫地玩起“高速性愛”，造成致命車禍，此事不僅賠上了自己的性命，更讓他的“爹”令計劃被“坑”，受到極大的影響，進一步對中國政局起了關鍵作用。李啟銘和李天一的故事也十分符合坑爹標準，因此這個問題之大，連官媒《人民日報》都有所評論，認為教育失敗不單單為家庭帶來悲劇，還有損公共形象及引發群體對立，“諸多坑爹個案所以升級為社會熱點，就與其中夾雜身分、暴力、囂張等元素有關。更何況，他們所處的時代，還需要紓解階層分化的心結、搭建社會信任的橋樑。”
富二代只是代罪羔羊
富二代亂象的背後，具有更深層的象徵意義，也就是讓中國平民難以信賴的司法系統。寧輝引用博主@破破的橋指出：“審判官二代？辯方證人你信嗎？不敢信，多半買通了。辦案警察你信嗎？不敢信，多半也買通了。判案法官你信嗎？不敢信，不但買通，上頭還打過招呼了呢……不相信有公正的第三方，那自然只能以力相搏，用語言暴力甚至武力。”這麼一來，網上暴民揭竿而起就見怪不怪了。
政府缺乏問責制的前提下，社交媒體將對富家子弟越來越危險，因為他們的一舉一動很容易成為代罪羔羊。寧輝舉例，近來有網民曝光一系列奢靡生活照，只見一位打扮時髦的少年出入各種廳堂會所，身邊圍繞各色美女，據傳他是生命人壽董事長張峻的兒子張家樂，於是人們開始瘋狂“人肉搜索”，試圖找出每一個細節以揭露腐敗或其他犯罪行為，不過截至目前為止，與張佳樂牽連的相關信息還沒被挖掘出。
李啟銘以“我爸爸是李剛”一語聲名大噪。
一篇由《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徐達內撰寫的評論，以鮮明比喻對富二代們提出警告：“所以，對李天一們來說，在這個失去信任的社會裡，他們最需要謹記的一條應該就是‘不要給對方機會’。當他們高高在上地享受生活時，千萬注意不要滑落一隻腳，一旦失足，就會有億萬雙手蜂湧而上，誓要將其拖入深淵──對有深重受欺壓感的中國草根民眾來說，這或許是他們唯一可以拉平差距的機會了，哪怕這只是一場口水‘復仇’。”
在寧輝的想法裡，富二代坑爹的問題不只關係年輕人和老爹本身，其實也代表著中國高度的社會、經濟和政治不平等，當平凡百姓的負面情緒無法得到抒發時，很容易就將矛頭指向富二代，尤其部分富二代恣意妄為更加劇此一惡性循環，若要扭轉人民對富二代們的刻板印象，不但自己要行得正、坐得端，還有很大程度決定於政府如何解決富人與貧人間的懸殊落差。
中國的隱祕財富高達2.34萬億美元
檯面上的富二代讓人看了直搖頭，不過檯面下也許有更多不為人知的富二代。英國《國際財經時報》（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報導，3月上旬福布斯（Forbes）與胡潤百富不約而同地公布了2013年的世界富人榜，不出所料，中國人在兩份名單中表現優異，唯一爭議處在於，兩方對中國有多少億萬富翁沒個定論，胡潤百富估計的人數高於福布斯。
“我想胡潤發現的每一位億萬富翁裡，另有三位是被忽略的，顯示著全世界大約有4000名億萬富翁，而非估計的1453名。”胡潤（Rupert Hoogewerf）本人向記者表示，那麼消失的富豪到哪去了呢？《國際財經時報》認為，這些人最有可能藏身於地大物博的中國，畢竟根據經濟學者王小魯的研究，中國每年沒被申報的隱祕財富達2.34萬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GDP）近20%。
胡錦濤回歸毛澤東精神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被譽為“鐵娘子”的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其新自由主義曾帶動全球的經濟改革，在這股革新風氣下，鄧小平也推動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一書指出，這股經濟改革潮流最終成為薄熙來“唱紅打黑”的基礎。
胡錦濤回歸毛澤東精神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指出，在此情況下，到了胡錦濤時代，便開始重新思索、挑戰撒切爾主義，以保住中共的統治利益。胡錦濤發現，單方面發展經濟、一意孤行推動經濟至上的主義，無法延續共產黨的壽命，因此探索出一種新的治國方法。
十六大閉幕不久，胡錦濤在上任後的第一次公開露面，就到中共了革命聖地河北省的西柏坡，推崇毛澤東時代尋找從簡、艱苦、奮鬥、治理腐敗的精神，顯示對撒切爾夫人和朱鎔基時代政策的反彈。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指出，胡錦濤恢復了毛澤東時代支持國有企業、支持紅色文化的政策，於是國進民退、央企崛起。
也正是因為胡錦濤的政策，讓中國在全球經濟受海嘯侵襲時，避免了致命性的打擊。中國經濟不但沒下滑，還持續發展，並躍上經濟大國之列。2008年第四季，中國GDP為6.8％，2009年則提升到9.2％。
另一方面，胡錦濤又因推行親民政策，做出許多利民措施。胡錦濤的政策，結合了毛澤東集權主義和儒家的政治哲學，形成了“和諧社會”、“依靠人民原則”，堅持為了人民、依靠人民，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從人民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和諧社會”的主要內容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但為了打造“和諧社會”，官方加大對異議鎮壓的力度，網路上屏蔽色情、暴力信息的同時，任何“不和諧” 的言論也都被“和諧”掉。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寫道，在胡錦濤任期的最後三年，擴大了黨的權力，讓黨深入到私人和外商的領域中，黨還利用納稅人的錢，支持村黨組織，強化組織對農村地區的掌控。胡錦濤曾表示，中國應學習朝鮮和古巴；在這樣的大環境中，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也順勢興起。
胡錦濤與薄熙來站同一邊
雖然在胡錦濤的領導下，中國避免了巨大的經濟災難，但貪腐規模也變得空前，胡錦濤曾施行一系列打擊黨內貪腐的行動，均未收效。貪腐所導致的社會不滿情緒，成了社會不穩的一個因素，有朝一日，這樣的不滿可能爆發。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指出，一些太子黨甚至把胡錦濤稱為“無能的管家”、“毛澤東的失敗學生”。然而，胡錦濤的無能給了機會主義者擴大權力根基的空間，於是右派有了溫家寶，左派有了薄熙來。
許多分析認為，薄熙來案的實際審判官不是法院中的人，而是胡錦濤和溫家寶。不少海外媒體也將此案看作薄熙來與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對立，以為胡錦濤很反感薄熙來，所以與溫家寶站在同一陣線。反薄熙來者認為，將薄拉下馬，是胡錦濤“無所作為”的任期中，最重大的成果之一。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即將推出中文版。
张博树：当权者出路所在——也谈改革开放30年
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4）
张博树来稿
这是篇研讨中共几代领导人为何体制内反腐却越反越腐、必无出路的文章。此文虽为几年前的旧作，当下看却似乎仍未过时，仍很贴切，因为十八大后习近平的迄今所为，似乎在向回转，又转到毛那里去了。但这不过表面而已。同是在走一条走不通的路，前者有悲剧色彩，后者却纯属笑剧。难道历史还要这样可笑地轮回下去么？——作者注
明镜编者按：张博树先生这篇文章较长，我们分节刊出，今天刊出第四节：改变认知逻辑与权力运行逻辑：当权者的出路所在
客观地说，胡锦涛接过江泽民手中的接力棒时，形势有喜有忧。“喜”者，江氏当政13年，毕竟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连续增长，甚至创造了“经济奇迹”；66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有了更多的钱，腾挪空间进一步扩大，也使党增加了应对不虞的“底气”。“忧”则在于社会结构失衡，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加剧，底层民众越来越不满，官民冲突和其它社会冲突频发，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这当然不能说是改革的成功。毋宁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改革遭到了失败。
是的，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当年毛、邓说过的话，似乎他们对于经济成功后执政党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结果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
毛当年曾断言：穷，才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毛实际上把“问题”锁定在党内将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个可怕前景上。他在《九评》中对苏联“特权阶层”的揭露，几乎可以一个字不变地用来转述今天穷奢极欲的中国权势集团，而且后者比起前者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邓当年也曾反复强调，经济发展不能导致两极分化，虽然我们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终结果还是要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改革的结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甚至讲过，不管我们的GDP如何增长，“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按邓的上述标准，改革确实已经失败。
然而，胡锦涛不可能承认失败，至少表面上不能承认。
按邓对改革成败的标准，改革在胡温时代已经失败。
从年龄上看，胡锦涛和他的搭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虽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但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了党的全套正统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还不如江泽民，有机会在“国统区”的大学里学习、背诵林肯的演说）。作为党的干部（无论是党务干部还是技术干部），他们都是勤奋的；在西北贫困地区工作的经历，也使他们对真实的民生状况多有了解。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六四，他们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内心深处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乃至苦闷。然而，在巨大的党机器面前，他们又是“听话”的。不“听话”，不对这个体制表现出必要的“忠诚”，他们就不可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被提拔到如此之高的位置。胡锦涛的情况更特殊些。自从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接班人”后，胡在“王储”的位置上蛰伏了10年之久。好不容易即位大统，仍然不能说已经从“媳妇”熬成了“婆”，因为江系势力仍在，江本人也在卸任党的总书记后又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将近两年，直到2004年9月才在名义上完全退出权力中心。传统体制的巨大惯性（或曰惰性），现实权力格局的制约，再加上胡锦涛个人认知和能力结构的某些局限，使得这位新即位的总书记上台伊始就不得不继续江时代的党八股，朝拜红色圣地，尊崇“三个代表”，维持“特色”理论，又相继提出“保先教育”、“八荣八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之类意识形态新纲领。可以说，这既是一种局限，说明新一代领导人还没有从传统的认知和治理陷阱中跳出来，摆脱出来；也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即使有心，也还没有力量和勇气去冲破统治者自己编织的意识形态之“茧”，尽管这张“茧”早已是皇帝的新衣，已经没有几个人再把这件衣服当作遮丑的可靠道具。
当然，胡、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不少实事。强调民生，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底层百姓的新举措（比如减免农业税、减免农村学生的学杂费、在城市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等），就是对既往政策的某种矫正。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对片面追求GDP的既往做法也不无省察。在整顿党纪方面，胡、温抓了一些大案要案，包括把一批省部级乃至中央级的不法大员绳之以法；也采取了一些新办法，比如重点省市的纪委书记实施“空降”，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反贪腐的领导和对地方官吏的控制。然而，所有这些仍然是“治标”，仍然是在传统体制范围内的修修补补；在最根本、最关键的体制变革问题上，胡、温并无进展，在某些领域甚至有倒退趋势，比如，党化教育在加强，言论控制也在收紧的同时进一步精致化。
总之，在胡的第一个任期（2002～2007）内，当政者在宪政改革领域基本上无所作为。
当政者无所作为，执政党的癌变过程却在继续。
我们知道，生理意义上的癌变是人的肌体内癌细胞不断扩散的过程，直到最终吞噬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执掌政权的专制型政治组织的“癌变”与此类似，它也是一个不断扩大、不断扩散的过程，直至全身，且不以最高当政者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我之所以把前面这句话的最后一个部分用黑体加重，是想强调没有哪一位党的领导人希望这个党真的有一天由于自身腐朽溃烂而垮台。而这种分析反过来又提醒我们，应该对执政党作为统治者的整体利益逻辑和各个权贵集团作为牟利者的小团体利益逻辑作出某种区分，这种区分对界定当今中共面对的两难处境颇有帮助，它甚至可以成为促进中共党内有志于改革的势力奋起行动的某种积极的认知因素。
什么是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或根本利益？那就是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政治局、常委会）是党的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换句话说，最高当政者通常代表着这个党的利益的最根本的方面。通过各种努力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则是执政党作为统治者的利益逻辑的最核心的表达。最高当权者的认知逻辑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逻辑（不管它是真实的，还是伪善的）也是围绕这个根本利益逻辑形成的，并为它服务。
至于权贵集团的根本利益，那就简单多了，它不过是在贪欲的驱使下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尽可能多地占有不义之财。它不会顾及什么“微言大义”，也并不在乎“党国的利益”。吞噬公共财产以肥私，就是权贵集团的基本逻辑。
在前文中，我们主要突出了当政者认知逻辑和权贵势力利益逻辑之间的错位、反差与演变。这种反差和错位之所以形成，重要原因之一，是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和一个个权贵集团的小团体利益（或曰个别利益）之间并不一致，而且必然走向冲突。我们看到，是党专制这样一个体制造就了权贵势力生长的条件，并为它提供了保护伞。然而，恰恰是权贵势力的疯长又反过来动摇了这个体制，威胁着党的根本利益。执政党癌变过程的这个特点早在六四时已经有过一次大暴露，今天则又有了严重得多的性质。权贵势力的胡作非为处处在毁掉执政党的执政形象，掏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断绝这个党曾经有过的“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在根本上威胁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更可怕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不可遏止的癌变过程（它意味着无数权贵集团以其小团体利益的恶性膨胀正在构成对执政党根本利益的彻底颠覆），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事实上处于无计可施、黔驴技穷的境地。
仍以官僚权贵集团为例。经济评论家袁剑最近撰文指出：随着官僚集团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日益高超化、精致化，“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被巧妙偷换为完全属于官僚集团自己的经济增长。到这个时候，中国官僚集团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红利，而是超经济增长的赃物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观察到，中国官僚集团的剥夺可能正在迅速超越临界状态。”而“中国官员事实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剥夺。因为每一个新官上任，就要放一把GDP的卫星，就要来一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旧戏码。一个人胃口再大，也总有被喂饱的时候，但如果一批又一批的饿汉上阵，那就肯定要鸡犬不宁了。凡制度都需要配套，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搞任期制度，自然会搞出画虎类犬的笑话。”关键的是，对中央最高决策层来说，“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镕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集团买办化。”――这就是袁剑对当今中国官场黑暗状况的基本描述，而他对中央政府面对胡作非为的地方政府几乎毫无办法的指控与分析，尤其令人触目惊心。67
事实上，由各级政府组成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成本最昂贵，同时又是效率最低、乃至最不顾廉耻的政府。有数字为证：2006年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0万亿人民币，全国财政收入亦高达5万亿人民币，而行政管理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达到创记录的20％！中国要用高达五分之一的纳税人的钱来供养政府，维持政府的运行，而30年前的1978年，这个比例仅为不到5％（准确地说是4.71％）。美国的记录则是：从1902年到1980年，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一般行政支出所占的比例由12％下降到了3.5％。这些比较还只是根据财政部门提供的公开数据进行的比较。事实上，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还有各种管道的预算外收入，把这个因素再加进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看看数量惊人的“公务”用车，看看各级政府组织的、足迹遍及全世界的“公务考察”，看看到处都在拔地而起的豪华政府办公楼和政府官员的行辕、别墅，就可以想象这笔巨额资金的大概去向（我前不久到浙江嘉兴拜谒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纪念馆，发现离馆址不远的嘉兴市政府的占地面积，竟然和整个南湖差不多，或者比它还要大！）。那么，住在这么高级、这么漂亮的政府机关里，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政府的服务又如何呢？我的一位同事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情似乎是个回答：他的亲戚在河北某县集资办企业被人骗走500万元，找到当地公安部门要求立案，对方的答复竟是“拿出10万元办案费，我们就帮你把钱追回来”！这样的事情在全国还有多少，我没有、也无法作出统计，但每年几万起“群体事件”和各地接连不断的“上访潮”应该足以说明问题了。
一句话：地方各级官员肆无忌惮的贪腐造成的官民对立已经极其严重，且呈蔓延之势。官僚权势集团之恶政已经反过来威胁党，威胁这个制度，甚至从根本上宣告了这个制度的死刑。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策层陷入了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
继续维持现有体制，等于客观上保护权贵集团的利益，纵容他们为非作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根本上动摇和否定党的执政根基；进行根本变革，又会遇到权贵集团的拼死反对，更何况党还有个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罪错问题，搞不好，党自身的合法性和继续执政的可能性也将面临巨大考验。
无论如何，仅仅“守摊”是守不住的。江泽民“守摊”守了13年，虽有经济增长的空前“繁荣”，但也造成了社会矛盾的空前积累。根据各方情况判断，这样的“繁荣”已经难以为继。传统反贪腐手段一一失灵；而各个权贵集团的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又无异于为执政党自掘坟墓，大唱挽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毛、邓转世，恐怕也难有回天之力。
怎么办？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体制内的当权者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困境与突破困境的历史条件往往是同时产生的。
宪政民主是使我们这个民族真正走向未来的阳关大道，也是共产党实现自我拯救的根本途径。
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已经追求了100年。1949年以后的历史，只是这种追求被扭曲、被中断的历史。今天，中国人正在重新高扬这种追求。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对于长期实行一党专制体制的共产党来说，确立宪政民主的新目标，将是这个党执政理念的根本性转换。它将意味着，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有了全新的标准、全新的来源。它不再自诩什么都“代表”，而是诚心、虚心地把自己置于全体公民的监督之下，为促进我们这个民族的民主化、现代化而努力工作，在条件成熟时，让选民的选票来决定自己是否有继续执政的机会和权利。
果真如此，则执政党不必再用千疮百孔的意识形态为自己遮羞、粉饰；
果真如此，则执政党的自身蜕化与衰变也就有了根本救治之途。因为从根子上讲，贪腐、蜕变皆因专制所致，专制，别人就无法替换你，无法监督你。而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呢？权力可替换才是天下最有效的监督！
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早已产生这样的需求。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也已经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今年5月份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一支到达抗震抢险第一线的救援大军，竟是一个由民营企业家组织、率领的远征救援队；中国民间的NGO组织在汶川抗震救灾中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只是官方媒体慑于“宣传纪律”不敢对此进行报导而已。6月28日贵州瓮安事件爆发，官方新闻开始时还是老一套“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极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才去围攻政府机关云云，但迅即遭到众多网友的一片嘘声和抗议，因为有助于了解事情真相的更多、更丰富的文字和视频材料早已在互联网上传播，人们根本不再相信官方媒体的那一套政治八卦。甚至发生在上海的一起袭警案，杀人者杨佳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同情，网民普遍怀疑上海警方给出的解释，认为杨佳首先是警方滥用执法权力的受害者，没有重大冤情，不会孤注一掷，造成6人命案的悲惨结果。网民要求警方给出合理解释，给社会一个诚实、可信的答复。
凡此种种，均是网络公民社会成长、成熟的标志。
中国的民间反对派也已经成为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力量。他们一方面公开倡言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也主张渐进的改革战略，强调做中国宪政改革的促进派和建设者，强调与当政者在厘清历史真相基础上的政治和解。坦率地说，不少反对派人士并不十分在乎中共高层能否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他们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民间，寄托于中国民智的开启，寄托于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行动起来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寄托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和真正成熟。他们坚信，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壮大，早晚会迫使体制内哪怕最平庸的当权者作出不得不变革的选择。当然，如果这个体制虚弱到经受不住任何意外的打击以至突然中止了自己的寿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个人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一个巨大国家内传统体制的突然解体会给转型带来数不清的难题，也会给公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伤害。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假如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罪魁祸首也不是别人，正是为非作歹、倒行逆施的中国权贵们，他们才是最终使这个体制毙命的凶手！
再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加入WTO后，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和世界连为一体。中国靠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连连得分，但由此付出的人权代价也招致全世界的激烈批评。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继续维持专制体制已经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2008奥运，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一件盛事，但由于内患太多，“平安奥运”取代“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成为政府最为关注、也最为头疼的问题。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奥运又的确对中国和世界的接轨有所贡献。毕竟，通过奥运，“世界更多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更多了解了世界”。68 奥运期间，中国政府在外国记者的压力下被迫解除了对互联网的封锁，一些有影响的国际传媒第一次可以无障碍地在中国的首都被普通网民在网上阅读。这件事当政者自然不愿意声张，但它确实发生了。虽然不排除这些网站奥运后再次被屏蔽的可能，但此类做法的不得人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国已经在现代经济文明方面融入世界，中国也必将在现代政治文明方面融入世界。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看，中国宪政改革的条件都在逐渐成熟。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已经到了无法按照原样继续统治的境地。
我相信，中共体制内并不全是胡涂人和庸庸碌碌之辈。即便从中共自身的根本利益着想，宪政改革也是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宪改，中国共产党才能保住革命先辈的那点荣光；只有宪改，这个党才能为自己找到体面而有尊严的出路。事实上，中共十七大报告已经几十次提到“民主”这个概念，尽管仍然要加上一个羞羞答答的前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政者也承诺要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经济建构方面，过去的计划经济否定自私的经济行为动力原则，这是来自马克思的最大的谬误；今天的权贵经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市场变成了一个权力掌控下的绞肉机，这是威权主义时代的最大谬误。当代中国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更合理的、兼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体制如何可能？仍然要归结到宪政改革。我们要追求的是市场动力原则和社会保障原则的统一，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最根本的前提，是斩断权力与利益的非法联系！
胡、温倡导“科学发展观”。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人类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发展观。
胡、温主张“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尊重公民权利、允许差异、强调宽容、和而不同的社会。
台湾在民主化方面已经走在了大陆的前面。我很希望胡、温和十八大即将接班的未来的中共领导人认真解读台湾的经验，作出与江泽民完全不同的总结。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今天仍在执政的党不要怕被“清算”，与其被别人清算，不如自己先清算自己。只要当政者拿出足够的诚心，中国版的“真相与和解”就并非不可能。我相信，民间反对派和曾经受到这个体制这样或那样伤害的广大中国公众有这个气度。
温家宝总理喜欢讲“仰望星空”。很好。只有那些时时“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大智慧，看透历史，也向往未来。
邓、江都曾坐失良机，放弃创造历史的机会。
而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已经30年了！
但愿今天中国的当政者不再放弃这样的机会。
注释：
66 秦晖在他的长文“‘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30年之我见”中，专门探讨了这个“奇迹”发生的经济机理，见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
67 参见袁剑《奇迹的黄昏》第10章“寂静的巨变”，博讯新闻网2008年7月25日。
68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语。
（本文作于2008年5月～8月，首刊于《观察》网站）
张博树来稿
这是篇研讨中共几代领导人为何体制内反腐却越反越腐、必无出路的文章。此文虽为几年前的旧作，当下看却似乎仍未过时，仍很贴切，因为十八大后习近平的迄今所为，似乎在向回转，又转到毛那里去了。但这不过表面而已。同是在走一条走不通的路，前者有悲剧色彩，后者却纯属笑剧。难道历史还要这样可笑地轮回下去么？——作者注
明镜编者按：张博树先生这篇文章较长，我们分节刊出，今天刊出第四节：改变认知逻辑与权力运行逻辑：当权者的出路所在
客观地说，胡锦涛接过江泽民手中的接力棒时，形势有喜有忧。“喜”者，江氏当政13年，毕竟保持了国民经济的连续增长，甚至创造了“经济奇迹”；66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有了更多的钱，腾挪空间进一步扩大，也使党增加了应对不虞的“底气”。“忧”则在于社会结构失衡，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加剧，底层民众越来越不满，官民冲突和其它社会冲突频发，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这当然不能说是改革的成功。毋宁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改革遭到了失败。
是的，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当年毛、邓说过的话，似乎他们对于经济成功后执政党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结果的预言都一一应验了。
毛当年曾断言：穷，才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毛实际上把“问题”锁定在党内将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个可怕前景上。他在《九评》中对苏联“特权阶层”的揭露，几乎可以一个字不变地用来转述今天穷奢极欲的中国权势集团，而且后者比起前者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邓当年也曾反复强调，经济发展不能导致两极分化，虽然我们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最终结果还是要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改革的结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甚至讲过，不管我们的GDP如何增长，“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按邓的上述标准，改革确实已经失败。
然而，胡锦涛不可能承认失败，至少表面上不能承认。
按邓对改革成败的标准，改革在胡温时代已经失败。
从年龄上看，胡锦涛和他的搭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虽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但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了党的全套正统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还不如江泽民，有机会在“国统区”的大学里学习、背诵林肯的演说）。作为党的干部（无论是党务干部还是技术干部），他们都是勤奋的；在西北贫困地区工作的经历，也使他们对真实的民生状况多有了解。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六四，他们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内心深处也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乃至苦闷。然而，在巨大的党机器面前，他们又是“听话”的。不“听话”，不对这个体制表现出必要的“忠诚”，他们就不可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被提拔到如此之高的位置。胡锦涛的情况更特殊些。自从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接班人”后，胡在“王储”的位置上蛰伏了10年之久。好不容易即位大统，仍然不能说已经从“媳妇”熬成了“婆”，因为江系势力仍在，江本人也在卸任党的总书记后又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将近两年，直到2004年9月才在名义上完全退出权力中心。传统体制的巨大惯性（或曰惰性），现实权力格局的制约，再加上胡锦涛个人认知和能力结构的某些局限，使得这位新即位的总书记上台伊始就不得不继续江时代的党八股，朝拜红色圣地，尊崇“三个代表”，维持“特色”理论，又相继提出“保先教育”、“八荣八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之类意识形态新纲领。可以说，这既是一种局限，说明新一代领导人还没有从传统的认知和治理陷阱中跳出来，摆脱出来；也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即使有心，也还没有力量和勇气去冲破统治者自己编织的意识形态之“茧”，尽管这张“茧”早已是皇帝的新衣，已经没有几个人再把这件衣服当作遮丑的可靠道具。
当然，胡、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不少实事。强调民生，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底层百姓的新举措（比如减免农业税、减免农村学生的学杂费、在城市建立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等），就是对既往政策的某种矫正。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对片面追求GDP的既往做法也不无省察。在整顿党纪方面，胡、温抓了一些大案要案，包括把一批省部级乃至中央级的不法大员绳之以法；也采取了一些新办法，比如重点省市的纪委书记实施“空降”，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反贪腐的领导和对地方官吏的控制。然而，所有这些仍然是“治标”，仍然是在传统体制范围内的修修补补；在最根本、最关键的体制变革问题上，胡、温并无进展，在某些领域甚至有倒退趋势，比如，党化教育在加强，言论控制也在收紧的同时进一步精致化。
总之，在胡的第一个任期（2002～2007）内，当政者在宪政改革领域基本上无所作为。
当政者无所作为，执政党的癌变过程却在继续。
我们知道，生理意义上的癌变是人的肌体内癌细胞不断扩散的过程，直到最终吞噬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执掌政权的专制型政治组织的“癌变”与此类似，它也是一个不断扩大、不断扩散的过程，直至全身，且不以最高当政者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我之所以把前面这句话的最后一个部分用黑体加重，是想强调没有哪一位党的领导人希望这个党真的有一天由于自身腐朽溃烂而垮台。而这种分析反过来又提醒我们，应该对执政党作为统治者的整体利益逻辑和各个权贵集团作为牟利者的小团体利益逻辑作出某种区分，这种区分对界定当今中共面对的两难处境颇有帮助，它甚至可以成为促进中共党内有志于改革的势力奋起行动的某种积极的认知因素。
什么是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或根本利益？那就是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政治局、常委会）是党的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换句话说，最高当政者通常代表着这个党的利益的最根本的方面。通过各种努力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则是执政党作为统治者的利益逻辑的最核心的表达。最高当权者的认知逻辑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逻辑（不管它是真实的，还是伪善的）也是围绕这个根本利益逻辑形成的，并为它服务。
至于权贵集团的根本利益，那就简单多了，它不过是在贪欲的驱使下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尽可能多地占有不义之财。它不会顾及什么“微言大义”，也并不在乎“党国的利益”。吞噬公共财产以肥私，就是权贵集团的基本逻辑。
在前文中，我们主要突出了当政者认知逻辑和权贵势力利益逻辑之间的错位、反差与演变。这种反差和错位之所以形成，重要原因之一，是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和一个个权贵集团的小团体利益（或曰个别利益）之间并不一致，而且必然走向冲突。我们看到，是党专制这样一个体制造就了权贵势力生长的条件，并为它提供了保护伞。然而，恰恰是权贵势力的疯长又反过来动摇了这个体制，威胁着党的根本利益。执政党癌变过程的这个特点早在六四时已经有过一次大暴露，今天则又有了严重得多的性质。权贵势力的胡作非为处处在毁掉执政党的执政形象，掏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断绝这个党曾经有过的“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在根本上威胁党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更可怕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不可遏止的癌变过程（它意味着无数权贵集团以其小团体利益的恶性膨胀正在构成对执政党根本利益的彻底颠覆），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事实上处于无计可施、黔驴技穷的境地。
仍以官僚权贵集团为例。经济评论家袁剑最近撰文指出：随着官僚集团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日益高超化、精致化，“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被巧妙偷换为完全属于官僚集团自己的经济增长。到这个时候，中国官僚集团所攫取的，就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红利，而是超经济增长的赃物了。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观察到，中国官僚集团的剥夺可能正在迅速超越临界状态。”而“中国官员事实上的任期制度，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剥夺。因为每一个新官上任，就要放一把GDP的卫星，就要来一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旧戏码。一个人胃口再大，也总有被喂饱的时候，但如果一批又一批的饿汉上阵，那就肯定要鸡犬不宁了。凡制度都需要配套，在没有民主监督的情况下搞任期制度，自然会搞出画虎类犬的笑话。”关键的是，对中央最高决策层来说，“这是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层正在遭遇的是一场无所不在的，与传统派系斗争大相径庭的软抵抗。这种分散的、消耗性的软抵抗根本不需要与领袖们正面冲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他们的意志于无形。面对这样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中国领袖们纵有铁一般的意志和绝顶之智慧，又能如之奈何（回想一下那位曾经豪情万丈的朱镕基吧，在他离任的时候又是多么的形容憔悴，斗志全消）？胡锦涛可以轻松搞定政治局，但却无法搞定中南海之外的任何地方。套句共产党自己的老话就是，中国领袖层已经陷入了官僚软抵抗的汪洋大海之中”。“基层官僚集团黑社会化，中级官僚利益集团化，高级官僚集团买办化。”――这就是袁剑对当今中国官场黑暗状况的基本描述，而他对中央政府面对胡作非为的地方政府几乎毫无办法的指控与分析，尤其令人触目惊心。67
事实上，由各级政府组成的作为整体的中国政府，已经成为世界上成本最昂贵，同时又是效率最低、乃至最不顾廉耻的政府。有数字为证：2006年以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0万亿人民币，全国财政收入亦高达5万亿人民币，而行政管理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达到创记录的20％！中国要用高达五分之一的纳税人的钱来供养政府，维持政府的运行，而30年前的1978年，这个比例仅为不到5％（准确地说是4.71％）。美国的记录则是：从1902年到1980年，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一般行政支出所占的比例由12％下降到了3.5％。这些比较还只是根据财政部门提供的公开数据进行的比较。事实上，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还有各种管道的预算外收入，把这个因素再加进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看看数量惊人的“公务”用车，看看各级政府组织的、足迹遍及全世界的“公务考察”，看看到处都在拔地而起的豪华政府办公楼和政府官员的行辕、别墅，就可以想象这笔巨额资金的大概去向（我前不久到浙江嘉兴拜谒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纪念馆，发现离馆址不远的嘉兴市政府的占地面积，竟然和整个南湖差不多，或者比它还要大！）。那么，住在这么高级、这么漂亮的政府机关里，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政府的服务又如何呢？我的一位同事最近经历的一件事情似乎是个回答：他的亲戚在河北某县集资办企业被人骗走500万元，找到当地公安部门要求立案，对方的答复竟是“拿出10万元办案费，我们就帮你把钱追回来”！这样的事情在全国还有多少，我没有、也无法作出统计，但每年几万起“群体事件”和各地接连不断的“上访潮”应该足以说明问题了。
一句话：地方各级官员肆无忌惮的贪腐造成的官民对立已经极其严重，且呈蔓延之势。官僚权势集团之恶政已经反过来威胁党，威胁这个制度，甚至从根本上宣告了这个制度的死刑。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策层陷入了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
继续维持现有体制，等于客观上保护权贵集团的利益，纵容他们为非作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根本上动摇和否定党的执政根基；进行根本变革，又会遇到权贵集团的拼死反对，更何况党还有个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罪错问题，搞不好，党自身的合法性和继续执政的可能性也将面临巨大考验。
无论如何，仅仅“守摊”是守不住的。江泽民“守摊”守了13年，虽有经济增长的空前“繁荣”，但也造成了社会矛盾的空前积累。根据各方情况判断，这样的“繁荣”已经难以为继。传统反贪腐手段一一失灵；而各个权贵集团的我行我素、胡作非为又无异于为执政党自掘坟墓，大唱挽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毛、邓转世，恐怕也难有回天之力。
怎么办？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特别是体制内的当权者无法回避、必须回答的问题。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困境与突破困境的历史条件往往是同时产生的。
宪政民主是使我们这个民族真正走向未来的阳关大道，也是共产党实现自我拯救的根本途径。
中国人追求宪政民主已经追求了100年。1949年以后的历史，只是这种追求被扭曲、被中断的历史。今天，中国人正在重新高扬这种追求。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对于长期实行一党专制体制的共产党来说，确立宪政民主的新目标，将是这个党执政理念的根本性转换。它将意味着，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有了全新的标准、全新的来源。它不再自诩什么都“代表”，而是诚心、虚心地把自己置于全体公民的监督之下，为促进我们这个民族的民主化、现代化而努力工作，在条件成熟时，让选民的选票来决定自己是否有继续执政的机会和权利。
果真如此，则执政党不必再用千疮百孔的意识形态为自己遮羞、粉饰；
果真如此，则执政党的自身蜕化与衰变也就有了根本救治之途。因为从根子上讲，贪腐、蜕变皆因专制所致，专制，别人就无法替换你，无法监督你。而什么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呢？权力可替换才是天下最有效的监督！
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早已产生这样的需求。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也已经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今年5月份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一支到达抗震抢险第一线的救援大军，竟是一个由民营企业家组织、率领的远征救援队；中国民间的NGO组织在汶川抗震救灾中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只是官方媒体慑于“宣传纪律”不敢对此进行报导而已。6月28日贵州瓮安事件爆发，官方新闻开始时还是老一套“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极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才去围攻政府机关云云，但迅即遭到众多网友的一片嘘声和抗议，因为有助于了解事情真相的更多、更丰富的文字和视频材料早已在互联网上传播，人们根本不再相信官方媒体的那一套政治八卦。甚至发生在上海的一起袭警案，杀人者杨佳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同情，网民普遍怀疑上海警方给出的解释，认为杨佳首先是警方滥用执法权力的受害者，没有重大冤情，不会孤注一掷，造成6人命案的悲惨结果。网民要求警方给出合理解释，给社会一个诚实、可信的答复。
凡此种种，均是网络公民社会成长、成熟的标志。
中国的民间反对派也已经成为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力量。他们一方面公开倡言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也主张渐进的改革战略，强调做中国宪政改革的促进派和建设者，强调与当政者在厘清历史真相基础上的政治和解。坦率地说，不少反对派人士并不十分在乎中共高层能否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他们更多地把希望寄托于民间，寄托于中国民智的开启，寄托于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行动起来勇敢捍卫自己的权利，寄托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和真正成熟。他们坚信，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壮大，早晚会迫使体制内哪怕最平庸的当权者作出不得不变革的选择。当然，如果这个体制虚弱到经受不住任何意外的打击以至突然中止了自己的寿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个人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一个巨大国家内传统体制的突然解体会给转型带来数不清的难题，也会给公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伤害。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假如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罪魁祸首也不是别人，正是为非作歹、倒行逆施的中国权贵们，他们才是最终使这个体制毙命的凶手！
再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加入WTO后，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和世界连为一体。中国靠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连连得分，但由此付出的人权代价也招致全世界的激烈批评。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继续维持专制体制已经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2008奥运，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一件盛事，但由于内患太多，“平安奥运”取代“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成为政府最为关注、也最为头疼的问题。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奥运又的确对中国和世界的接轨有所贡献。毕竟，通过奥运，“世界更多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更多了解了世界”。68 奥运期间，中国政府在外国记者的压力下被迫解除了对互联网的封锁，一些有影响的国际传媒第一次可以无障碍地在中国的首都被普通网民在网上阅读。这件事当政者自然不愿意声张，但它确实发生了。虽然不排除这些网站奥运后再次被屏蔽的可能，但此类做法的不得人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国已经在现代经济文明方面融入世界，中国也必将在现代政治文明方面融入世界。这一点，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看，中国宪政改革的条件都在逐渐成熟。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已经到了无法按照原样继续统治的境地。
我相信，中共体制内并不全是胡涂人和庸庸碌碌之辈。即便从中共自身的根本利益着想，宪政改革也是必由之路，因为只有宪改，中国共产党才能保住革命先辈的那点荣光；只有宪改，这个党才能为自己找到体面而有尊严的出路。事实上，中共十七大报告已经几十次提到“民主”这个概念，尽管仍然要加上一个羞羞答答的前缀（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政者也承诺要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经济建构方面，过去的计划经济否定自私的经济行为动力原则，这是来自马克思的最大的谬误；今天的权贵经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市场变成了一个权力掌控下的绞肉机，这是威权主义时代的最大谬误。当代中国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更合理的、兼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体制如何可能？仍然要归结到宪政改革。我们要追求的是市场动力原则和社会保障原则的统一，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最根本的前提，是斩断权力与利益的非法联系！
胡、温倡导“科学发展观”。真正的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人类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发展观。
胡、温主张“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尊重公民权利、允许差异、强调宽容、和而不同的社会。
台湾在民主化方面已经走在了大陆的前面。我很希望胡、温和十八大即将接班的未来的中共领导人认真解读台湾的经验，作出与江泽民完全不同的总结。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今天仍在执政的党不要怕被“清算”，与其被别人清算，不如自己先清算自己。只要当政者拿出足够的诚心，中国版的“真相与和解”就并非不可能。我相信，民间反对派和曾经受到这个体制这样或那样伤害的广大中国公众有这个气度。
温家宝总理喜欢讲“仰望星空”。很好。只有那些时时“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大智慧，看透历史，也向往未来。
邓、江都曾坐失良机，放弃创造历史的机会。
而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已经30年了！
但愿今天中国的当政者不再放弃这样的机会。
注释：
66 秦晖在他的长文“‘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30年之我见”中，专门探讨了这个“奇迹”发生的经济机理，见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
67 参见袁剑《奇迹的黄昏》第10章“寂静的巨变”，博讯新闻网2008年7月25日。
68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语。
（本文作于2008年5月～8月，首刊于《观察》网站）
薄熙來“家奴”徐明的官商勾結路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某種意義上說，大連實德的徐明是改革開放後暢行無阻的權貴資本主義空前大發展下中國商人的“典範”——攀附高官權貴而由一介貧寒迅速發跡享盡榮華富貴，又隨著後台的轟然垮台而頓時身陷囹圄。
從一個冷庫業務員，到福布斯榜上有名的大富豪，從一名小企業主，到大連實德商業帝國的掌門人，出生貧寒的徐明深知，在中國經商追求暴利的不二途徑就是和能操控市場的行政權力“互惠互利”。不幸的是，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打“關係”的他，最終在關係中越陷越深，自己也跌了進去——他20年間火箭式發展過程中與薄熙來家族“剪不斷、理還亂”；或許更不幸的是，這次跌到或許能要了他的性命。
隨著薄熙來和谷開來的雙雙落馬，大連實德，這家曾經叱吒風雲的民營企業，這個涉足金融、地產、化建、足球等六大產業、擁有40餘家關聯公司的商業帝國，其資本和債務狀況也已陷入空前的絕境。
“實德，已經基本走完了中國民企能走的所有的路，下面的路沒有了。”一名已經是加拿大國籍的萬達集團離職高管如是說。
徐明從2012年3月起就再無人身自由。除了官方的片言只語中提及他涉入王立軍案外，他甚至音信全無，如同人間蒸發一般。官方披露的其涉王立軍案的幾百萬行賄，相信很多人都看不上眼，人們都在注視著，徐明和薄家的利益糾纏到底有多深、有多複雜。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曾說，中國商人與政治領導人的密切關係並非薄熙來獨有，各級政府都存在這種關係；你給我找找，有哪位中國市長沒有這類特殊關係？這些企業家面臨的風險在於，當共產黨時不時殺雞儆猴的時候（現在是拿薄熙來開刀），那麼與這個挨刀者有關聯的人以及親戚朋友也會受到牽連。
這一次，徐明首當其衝。
3月31日，大陸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旗下的《財經國家週刊》證實，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因涉嫌經濟案件被相關部門“控制”，“而且不只他一個人，”實德總裁陳春國也被調查，大連知情人士確認此消息時稱，中紀委已經在大連駐紮多日，帶走徐明的，是在大連辦案的中紀委專案組。
《經濟觀察報》隨即從大連致公黨委員會辦公室得知，經過相關程序之後，徐明已不再擔任大連市致公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而該報向大連市公安局求證徐明事件時，警方表示，這件事情大連市公安局一直沒有參與。
而之後陸續從非官方傳出的一個又一個有關王立軍、谷開來和薄熙來的重磅消息中，大都有徐明的身影：藉薄家勢力起家的暴發戶、介紹薄家和王立軍相識、曾試圖阻止薄熙來和王立軍翻臉、招供引發周永康和溫家寶PK、指證薄熙來貪腐、玩弄多名女性、是薄瓜瓜留學英國的背後金主、海伍德案的見證人和參與人……讓人愕然的同時，“暴發戶”，“皮條客”、“黑惡勢力”、“賭徒”、“家奴”的一個個新形象也讓這位商人的色彩更加多元、複雜和飽滿起來——
實德前高管李文（化名）向《南方周末》記者指出，2000年，因為一次併購，他加盟大連實德。有一天，李文到徐明辦公室匯報工作，中間徐接到一個電話，李文聽出電話那頭是大連市某位副區長。這通電話打了半個小時，李文聽出那位副區長是想通過徐明，和上級領導搭上線尋求晉升機會，而徐明滿口答應。
9個月後，李文辭職了，他當時預感徐明會出事，“和某些領導利益捆綁太深了”。
一語成讖。
徐明，1971年4月出生，遼寧省大連人。中國致公黨黨員，高級經濟師。除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董事長的身份外，徐明還有多個知名社會身份，如大連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遼寧省政協常委、大連市致公黨副主席、中國國際商會遼寧商會副會長和中國光華科技基金會副理事長等職務。
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沒有任何一家大陸媒體的報導明確指出老闆徐明的神秘失蹤和薄熙來出事有關，當然，也沒有任何消息斷言徐明與薄熙來事件根本沒有關係。
在大陸媒體點到爲止的含糊其辭中，人們得到的信息似乎只有這麼多：徐明因涉嫌“經濟案件”，受到相關部門的“控制”。但徐明是在薄熙來被免職的前一天被“控制”的，這一時間點，卻給了讀者無窮的想像空間——
薄熙來曾任大連市市長、市委書記和遼寧省省長。正是在這段時間裡，徐明的商業帝國開始快步發展。
薄熙來和徐明當年在大連時。
1992年，薄熙來就任大連市市長職務。也正是在這一年，21歲的徐明創建了實德集團。經過20年的發展，實德集團儼然是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在國內無人不知，徐明更是一度成為福布斯中國富豪排名榜中的遼寧首富。而薄熙來在官場上也一路高升，出事前在重慶的“唱紅打黑”更是讓他的聲望一度如日中天。
很多國內外媒體觀察家認為，如果沒有高層官員的支持，這位商界明星是很難取得如此輝煌業績。薄徐之間相互關係的細枝末節還有待於調查釐清。人們也很難估計，調查會到什麼樣的程度。但是，徐明實際上是薄熙來“私人錢夾”的信息，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他為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提供國外留學經費的傳聞也早已充斥坊間。
雖然外界很難確認或推翻這些傳聞，但這位富商和高級官員之間緊密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就此問題，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副院長安德烈·卡爾涅耶夫接受了“俄羅斯之聲”的採訪。他說：“從實際來說，中國很多大型私營企業都和某些具體的官員以及各個層次的政府部門關照有直接關係。比如‘海爾’或‘華為’這類新型的商業旗艦，也是獲得官員或公開或隱蔽的支持。很多公司本身就是中共高層官員的孩子們設立的。在通常情況下，過渡經濟體自身的規則比較模糊，很多時候取決於政府部門的喜好。來自於政府部門或者某些具體官員的支持，演變成商業成功的決定性要素，這種現象也不僅僅存在於中國。”
《紐約時報》的報道也指出，要求匿名的重慶官員和商人稱，在薄熙來被免職後的兩週中，中央調查組對與薄熙來相關的官員和個人的調查明顯加強。
在現有條件下，政府部門也需要商人們的支持，有的時候，需要在一些正面的項目上獲得商界的支持。這些公司經常被當做是贊助商，這種體系在很多時候不具備高度的透明性。安德烈·卡爾涅耶夫強調說。（《調查》特刊第5輯）
訂閱《調查》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store/115484?apKey=fedd22f528
某種意義上說，大連實德的徐明是改革開放後暢行無阻的權貴資本主義空前大發展下中國商人的“典範”——攀附高官權貴而由一介貧寒迅速發跡享盡榮華富貴，又隨著後台的轟然垮台而頓時身陷囹圄。
從一個冷庫業務員，到福布斯榜上有名的大富豪，從一名小企業主，到大連實德商業帝國的掌門人，出生貧寒的徐明深知，在中國經商追求暴利的不二途徑就是和能操控市場的行政權力“互惠互利”。不幸的是，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打“關係”的他，最終在關係中越陷越深，自己也跌了進去——他20年間火箭式發展過程中與薄熙來家族“剪不斷、理還亂”；或許更不幸的是，這次跌到或許能要了他的性命。
隨著薄熙來和谷開來的雙雙落馬，大連實德，這家曾經叱吒風雲的民營企業，這個涉足金融、地產、化建、足球等六大產業、擁有40餘家關聯公司的商業帝國，其資本和債務狀況也已陷入空前的絕境。
“實德，已經基本走完了中國民企能走的所有的路，下面的路沒有了。”一名已經是加拿大國籍的萬達集團離職高管如是說。
徐明從2012年3月起就再無人身自由。除了官方的片言只語中提及他涉入王立軍案外，他甚至音信全無，如同人間蒸發一般。官方披露的其涉王立軍案的幾百萬行賄，相信很多人都看不上眼，人們都在注視著，徐明和薄家的利益糾纏到底有多深、有多複雜。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曾說，中國商人與政治領導人的密切關係並非薄熙來獨有，各級政府都存在這種關係；你給我找找，有哪位中國市長沒有這類特殊關係？這些企業家面臨的風險在於，當共產黨時不時殺雞儆猴的時候（現在是拿薄熙來開刀），那麼與這個挨刀者有關聯的人以及親戚朋友也會受到牽連。
這一次，徐明首當其衝。
3月31日，大陸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旗下的《財經國家週刊》證實，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因涉嫌經濟案件被相關部門“控制”，“而且不只他一個人，”實德總裁陳春國也被調查，大連知情人士確認此消息時稱，中紀委已經在大連駐紮多日，帶走徐明的，是在大連辦案的中紀委專案組。
《經濟觀察報》隨即從大連致公黨委員會辦公室得知，經過相關程序之後，徐明已不再擔任大連市致公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而該報向大連市公安局求證徐明事件時，警方表示，這件事情大連市公安局一直沒有參與。
而之後陸續從非官方傳出的一個又一個有關王立軍、谷開來和薄熙來的重磅消息中，大都有徐明的身影：藉薄家勢力起家的暴發戶、介紹薄家和王立軍相識、曾試圖阻止薄熙來和王立軍翻臉、招供引發周永康和溫家寶PK、指證薄熙來貪腐、玩弄多名女性、是薄瓜瓜留學英國的背後金主、海伍德案的見證人和參與人……讓人愕然的同時，“暴發戶”，“皮條客”、“黑惡勢力”、“賭徒”、“家奴”的一個個新形象也讓這位商人的色彩更加多元、複雜和飽滿起來——
實德前高管李文（化名）向《南方周末》記者指出，2000年，因為一次併購，他加盟大連實德。有一天，李文到徐明辦公室匯報工作，中間徐接到一個電話，李文聽出電話那頭是大連市某位副區長。這通電話打了半個小時，李文聽出那位副區長是想通過徐明，和上級領導搭上線尋求晉升機會，而徐明滿口答應。
9個月後，李文辭職了，他當時預感徐明會出事，“和某些領導利益捆綁太深了”。
一語成讖。
徐明，1971年4月出生，遼寧省大連人。中國致公黨黨員，高級經濟師。除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董事長的身份外，徐明還有多個知名社會身份，如大連市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遼寧省政協常委、大連市致公黨副主席、中國國際商會遼寧商會副會長和中國光華科技基金會副理事長等職務。
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沒有任何一家大陸媒體的報導明確指出老闆徐明的神秘失蹤和薄熙來出事有關，當然，也沒有任何消息斷言徐明與薄熙來事件根本沒有關係。
在大陸媒體點到爲止的含糊其辭中，人們得到的信息似乎只有這麼多：徐明因涉嫌“經濟案件”，受到相關部門的“控制”。但徐明是在薄熙來被免職的前一天被“控制”的，這一時間點，卻給了讀者無窮的想像空間——
薄熙來曾任大連市市長、市委書記和遼寧省省長。正是在這段時間裡，徐明的商業帝國開始快步發展。
薄熙來和徐明當年在大連時。
1992年，薄熙來就任大連市市長職務。也正是在這一年，21歲的徐明創建了實德集團。經過20年的發展，實德集團儼然是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在國內無人不知，徐明更是一度成為福布斯中國富豪排名榜中的遼寧首富。而薄熙來在官場上也一路高升，出事前在重慶的“唱紅打黑”更是讓他的聲望一度如日中天。
很多國內外媒體觀察家認為，如果沒有高層官員的支持，這位商界明星是很難取得如此輝煌業績。薄徐之間相互關係的細枝末節還有待於調查釐清。人們也很難估計，調查會到什麼樣的程度。但是，徐明實際上是薄熙來“私人錢夾”的信息，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他為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提供國外留學經費的傳聞也早已充斥坊間。
雖然外界很難確認或推翻這些傳聞，但這位富商和高級官員之間緊密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就此問題，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副院長安德烈·卡爾涅耶夫接受了“俄羅斯之聲”的採訪。他說：“從實際來說，中國很多大型私營企業都和某些具體的官員以及各個層次的政府部門關照有直接關係。比如‘海爾’或‘華為’這類新型的商業旗艦，也是獲得官員或公開或隱蔽的支持。很多公司本身就是中共高層官員的孩子們設立的。在通常情況下，過渡經濟體自身的規則比較模糊，很多時候取決於政府部門的喜好。來自於政府部門或者某些具體官員的支持，演變成商業成功的決定性要素，這種現象也不僅僅存在於中國。”
《紐約時報》的報道也指出，要求匿名的重慶官員和商人稱，在薄熙來被免職後的兩週中，中央調查組對與薄熙來相關的官員和個人的調查明顯加強。
在現有條件下，政府部門也需要商人們的支持，有的時候，需要在一些正面的項目上獲得商界的支持。這些公司經常被當做是贊助商，這種體系在很多時候不具備高度的透明性。安德烈·卡爾涅耶夫強調說。（《調查》特刊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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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親自給薄熙來打了一通電話
《名星》記者蕭憲聰 整理
自由亞洲電台《週末茶館》節目的主持人安培，邀請《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的作者之一何頻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陳小平一起來聊聊這本新書。
安 培：網上曾流傳這麼一個笑話：北京某著名監獄裡，進來一個犯人，大家問他，你為什麼進來了？他說：“因為我反對薄熙來。”後來，又進來一個犯人，大家問 他，你為什麼進來了？他說：“因為我支持薄熙來。”後來，又來了第三個新犯人，大家問他，你為什麼也進來了。他說：“我就是薄熙來。”顯然，這個中國網絡 上流傳的小段子諷刺的是中國現實，就是缺乏司法公正、缺乏法治、政治黑箱作業的現實。
當然，中國政壇權力、金錢、各種勢力、各種因素的角鬥不會是一個小笑話說的那樣簡單。最近，在美國出版的英文新書就試圖揭開王立軍案、谷開來案、薄熙來案背後的一些真相，中文書名是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由美國的華裔政治評論家、明鏡新聞出版集團CEO何頻先生和華裔作家黃聞光先生合作寫出。這本書因為披露了很多大家不知道的有關 中國政壇的新內容，引起美國媒體關注。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兩位人士為大家介紹這本英文新書：一位是這本書的作者之一 何頻先生，他是在美國的知名華裔媒體人、出版人及作家，他先後創辦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和網絡媒體多維新聞網，很有影響力，著有《中共太子黨》、《鄧小平之後 的中國》等書。陳小平先生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律博士，也是中英文雙語中國法律文摘網站的主編。
何頻、陳小平：大家好。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中文版即將出版。
一個神秘的電話
安培：自2012年以來發生的王立軍案、谷開來案和薄熙來案，都受到很多國內外媒體注意，首先想請問何頻先生，你怎麼想到要出版這本書呢？
何 頻：事實上，在以前，人們就關心重慶的變化。“六四”以後，雖然有鄧小平的南巡，但整個中國的政治生態還是非常僵化。薄熙來到了重慶之後，搞所謂 “唱紅打黑”，有人把它總結為“重慶模式” 。當時，我們辦的一些雜誌發表了一些文章，指出，如果重慶模式變成中國模式，就會是個大災難。因此，我們對重慶的關心，並不是在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後才開 始。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有一個神秘的電話告訴我：王立軍出事了——那是2012年2月2日早上，我在台灣，接到這個神秘電話。
安培：這通神秘電話是從中國大陸打來的嗎？
何 頻：我不知道電話從哪裡打來，但他問我能不能換一個電話。我馬上把正好在身邊的一個同事的電話號碼告訴他，然後，這個電話馬上又打過來了，說王立軍被撤職 了，我當時感到很吃驚，馬上打電話到重慶去核實，得到的消息是，王立軍當副市長，不再當公安局長了。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是引爆後來一系列事件 的開始。明鏡新聞網作了最先的報導。後來，我給《紐約時報》寫一篇評論，一個朋友看到了說，你就應該寫本書，也有出版社很快找到我們，希望出版這種書。
安培：這個書的英文直譯是《幸運假日飯店的一個死亡案件：中國的謀殺、金錢和劃時代的權力大戰》， 據說它現在的中文書名定的是《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是這樣的嗎？
何頻：是的，中文書名簡略一點，不像英文書的書名，英文書看起來像恐怖電影的名字。
安培：從英文書名看，很有好萊塢的味道呀。
何頻：對，所以，有些媒體報導說，這本書要被拍成好萊塢電影。
安培：那想請教一下陳小平先生，你已經看過這本書了吧？據何頻先生介紹，你參加了這本書的寫作，你參與的是哪些部分呢？
陳小平：他們寫作的時候，不斷問我一些問題，討論一些問題，在這本書中，他們還引用了我的一些看法。
何頻：我要插一句。陳小平先生不只是位法學專家，同時也是新聞工作者，他對這本書的貢獻是非常大的，除了法學專業上的貢獻，他也是第一位看到這本書草稿的人，幫我們糾正了很多錯誤。
周永康給王立軍的親筆信
安培：何頻先生，這本書是新聞紀實性，評論分析性，還是小說演繹性的？我在谷歌搜索到結果是，它在美國亞馬遜網站出售，分類在歷史類、亞洲類和中國題材類。
何 頻：是的，它是中國題材，是歷史類、亞洲類，也是研究共產主義領域的一本書，而且，在它上市的前幾週，它的排位都在前三位。《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不是小 說，可以說是一個調查報告加上我們的研究，以事實為基礎，沒有加什麼演繹。我們在書中提出了一些疑問，例如，王立軍在海伍德謀殺案中扮演什麼角色？我們提 出問題和線索，並不妄加揣測。看了許多西方報導和中文出版物，我們認為，我們的觀察角度跟別人是有很大不同的。
安培：我在明鏡新聞網看到這本書的介紹，說它始於海伍德之死，終於習近平大勝，全書共分四節，第一節“酷吏”、第二節“太子黨”、第三節“禍水”以及第四節“王與寇”，請何頻先生說說，這本書的新意為何？
何 頻：我們在書中很密集地提出很多大家沒有披露出來的線索和信息。舉例來說，王立軍跑到美國領事館以後，周永康給了王立軍一封親筆信，信裡給予王立軍三點承 諾；我們也披露，為了減緩薄熙來給黃奇帆的壓力，為了使王立軍出走美國總領事館的事情不至於變得太複雜，胡錦濤親自給薄熙來打了一通電話，告訴他這件事定 性為“一起孤立事件”。實際上，這個電話是要薄熙來放心；這本書還披露，海伍德見過習近平，海伍德實際介入中國政治的情形比大家想像的還要深；還有一個 是，根據我們的查證、採訪，拿下薄熙來的令計劃，與薄熙來之間有很深的淵源。令計劃的家族與薄熙來的家族有非常悠久的關係。有人說，拿下薄熙來是胡錦濤任 上的最大功績之一，大快人心。實際上，從政治思想上來講和具體行為看，他們兩人走得非常近。胡錦濤基本上是一個左翼中國領導人，薄熙來打的旗幟正好迎合了 胡錦濤的傾向。在具體行為上，薄熙來每次到北京，都跟胡錦濤有很深的交談，這些都與令計劃在其中穿針引線有些關係，這些都是以前被媒體有所忽視的東西、或 者是當時沒有及時發現的東西。（《名星》第2期）
日本副外相访华为首脑会谈探路
小玉
日本外务次官斋木昭隆星期一访问北京，与中方协商岛屿争端后恶化的双边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为中日首脑会谈探路，预计今年年内安倍与习近平可能实现会谈。
*突访北京*
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斋木昭隆星期一（7月29日）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两天的访华日程。斋木将与中国副外长张业遂等中国政府高官会谈，这将是中日双方现政权诞生后举行的首次副外长级会谈。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表示，斋木此行访华目的是要就双边关系交换意见。针对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菅义伟表示目前尚无眉目。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会谈的议题将主要集中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争端，同时双方还将摸索举行首脑会谈的可能性。
另外，前一天周日（7月28日），日本内阁官房参事饭岛勋透露，7月中旬他曾访问北京与中国政府人士接触。饭岛表示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实现中日首脑会谈。
*年内实现*
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凌星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从最近一些动向来看，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摸索改善双边关系的途径，不排除今年年内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
他说：“我认为从最近几个动向来看今年（举行）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8・15（日本战败日）以前举行的可能性也有，但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他（安倍晋三）参拜不参拜（靖国神社）。”
凌星光名誉教授指出，日本舆论的论调开始发生变化，不赞成安倍历史认识的声音开始增多，另外参议院选举以后安倍对华发言也开始降温。
不过，凌星光认为尽管日本环境发生变化，但是在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上预计还会有一番周折。中国要求日本承认“搁置争议”，但是安倍晋三多次公开表明希望在不附加任何条件下举行会谈。
美国之音中文网
日本外务次官斋木昭隆星期一访问北京，与中方协商岛屿争端后恶化的双边关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为中日首脑会谈探路，预计今年年内安倍与习近平可能实现会谈。
*突访北京*
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斋木昭隆星期一（7月29日）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两天的访华日程。斋木将与中国副外长张业遂等中国政府高官会谈，这将是中日双方现政权诞生后举行的首次副外长级会谈。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表示，斋木此行访华目的是要就双边关系交换意见。针对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菅义伟表示目前尚无眉目。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会谈的议题将主要集中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争端，同时双方还将摸索举行首脑会谈的可能性。
另外，前一天周日（7月28日），日本内阁官房参事饭岛勋透露，7月中旬他曾访问北京与中国政府人士接触。饭岛表示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实现中日首脑会谈。
*年内实现*
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凌星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从最近一些动向来看，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摸索改善双边关系的途径，不排除今年年内举行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
他说：“我认为从最近几个动向来看今年（举行）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8・15（日本战败日）以前举行的可能性也有，但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他（安倍晋三）参拜不参拜（靖国神社）。”
凌星光名誉教授指出，日本舆论的论调开始发生变化，不赞成安倍历史认识的声音开始增多，另外参议院选举以后安倍对华发言也开始降温。
不过，凌星光认为尽管日本环境发生变化，但是在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上预计还会有一番周折。中国要求日本承认“搁置争议”，但是安倍晋三多次公开表明希望在不附加任何条件下举行会谈。
美国之音中文网
苹果供应商和硕工厂被曝工作条件不及富士康
德新社报道，“中国劳工观察”周一发布的报告显示，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大型供应商存在工作环境恶劣、薪金过低、招聘童工等严重问题。
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ur
Watch）进行调查后对苹果大型供应商，台湾和硕集团（Pegatron）发出谴责，认为和硕在大陆的三家工厂出现涉嫌严重违反劳工法的一些现象。
“中国劳工观察”在本周一（7月29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谴责了这些工厂超长加班、违反合同、工资低、招收童工等等的现象。报告指出，工厂的工作环境和
住宿条件差。工人的健康和安全令人担忧。
除了电脑之外，苹果的主要产品还包括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根据《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苹果似乎计划寻求供应商的多元化，而不是仅仅依 靠一家供应商。在苹果从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富士康(Foxconn)挪移出一部分工作的过程中，该公司增加了对和硕的采购量。
派“卧底”查真相
从今年3月到7月，“中国劳工观察”向这三家工厂派出了“卧底”并与员工进行了约200多次采访来调查情况。该组织负责人李强得出的调
查结论是：“我们的调研显示，和硕的工作条件要比富士康工厂的工作条件更加恶劣。……苹果未能维持其自身的劳工标准。”供应商为了赶货而滥用工人。李强表
示：“通过这种方式，苹果公司不会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而是导致他们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恶劣。
根据“中国劳工观察”的调查，在这三家被调的和硕工厂，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星期66至69个小时。在上海的工厂，工人曾被施压而签署作假表格，掩盖真实的数字。苹果公司宣布，在最近一次今年6月份进行的调查中，这些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46个小时。
“中国劳工观察”的调查人员对和硕的工厂以及其属下的两家子公司，瑞腾公司和应华精密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这两家公司分别位于上海和苏州。这些工 厂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iPhone、iPad的零件和苹果电脑。因为获得了新的大量定单，和硕在今年年初新招了2万名员工，工作人员规模达到了7万人。
《华尔街日报》文章指出，此前因为和硕的工厂规模相对较小，所以容易受到忽视。不过该企业正在迅猛的发展。有分析者指出，和硕位于上海的厂房生产的iPhone和iPad，占全球总产量约三成。而随着员工数量的激增，也出现了抱怨宿舍过于拥挤、食堂人满为患等等的声音。
和硕发出回应
“中国劳工观察”的报告发表后，和硕总裁程建中(Jason
Cheng)做出了回应，他承诺要调查这些指控，如果发现违反中国劳工法或者是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将采取行动作出纠正。“我们非常重视这些指控。”而苹果
公司方面表示，该集团感到应该为“供应链中的安全和公平工作条件”承责。“中国劳工观察”报告中的谴责现象会马上得到彻审：“我们不允许出现偏离我们行为
准则的行为。”
“中国劳工观察”指出，苹果对于质量缺陷的态度是“零容忍”并且会立即作出反应。苹果表示，该集团将与中国劳工观察展开紧密合作，就种种问题进行调查并检 验员工的工作条件。苹果公司的另一大供应商富士康公司之前也曾被“中国劳工观察”曝光，存在工资微薄、生产条件恶劣等现象。自从2010年起，这家企业在 华工厂多次发生跳楼自杀事件。人权组织曾批评富士康的工作条件苛刻，工人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综合报道：文木（德新社）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中文网
除了电脑之外，苹果的主要产品还包括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根据《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苹果似乎计划寻求供应商的多元化，而不是仅仅依 靠一家供应商。在苹果从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富士康(Foxconn)挪移出一部分工作的过程中，该公司增加了对和硕的采购量。
派“卧底”查真相
“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认为，和硕的工作条件要比富士康工厂的工作条件更加恶劣。而苹果未能维持其自身的劳工标准。（资料图片/富士康位于深圳的厂房）
根据“中国劳工观察”的调查，在这三家被调的和硕工厂，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星期66至69个小时。在上海的工厂，工人曾被施压而签署作假表格，掩盖真实的数字。苹果公司宣布，在最近一次今年6月份进行的调查中，这些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46个小时。
“中国劳工观察”的调查人员对和硕的工厂以及其属下的两家子公司，瑞腾公司和应华精密表面处理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这两家公司分别位于上海和苏州。这些工 厂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iPhone、iPad的零件和苹果电脑。因为获得了新的大量定单，和硕在今年年初新招了2万名员工，工作人员规模达到了7万人。
《华尔街日报》文章指出，此前因为和硕的工厂规模相对较小，所以容易受到忽视。不过该企业正在迅猛的发展。有分析者指出，和硕位于上海的厂房生产的iPhone和iPad，占全球总产量约三成。而随着员工数量的激增，也出现了抱怨宿舍过于拥挤、食堂人满为患等等的声音。
和硕发出回应
苹果公司表示将与中国劳工观察展开紧密合作，彻审违规现象。
“中国劳工观察”指出，苹果对于质量缺陷的态度是“零容忍”并且会立即作出反应。苹果表示，该集团将与中国劳工观察展开紧密合作，就种种问题进行调查并检 验员工的工作条件。苹果公司的另一大供应商富士康公司之前也曾被“中国劳工观察”曝光，存在工资微薄、生产条件恶劣等现象。自从2010年起，这家企业在 华工厂多次发生跳楼自杀事件。人权组织曾批评富士康的工作条件苛刻，工人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综合报道：文木（德新社）
责编：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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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死案导致台湾国防部长高华柱下台杨念祖继任
台湾下士士官洪仲丘在操练过程中死亡案，国防部长高华柱（左）2013年7月15日表示，法医鉴定确定死因是热衰竭中暑，「但不代表我们沒有任何行政及法律責任」。
DR/中央社記者徐肇昌攝
作者 台北特约记者 陈民峰
台湾行政院今天闪电宣布内阁改组名单，共有七项人事异动，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国防部长高华柱下台，由副部长杨念祖接任，成为马英九上任之后首位文人国防部长。
台湾国防部长高华柱是因为陆军一位义务役下士洪仲丘在部队中被不当处罚致死，加上军方起先没有认真调查真相，引发民怨，三万民众上街抗议嘲讽，使军队形象跌至谷底，甚至严重冲击即将施行的募兵制，导致高华柱不得不去职。
这件事发生之后，马英九总统要求军方提出改善人权报告，其中有一项已经确定，未来军中凌虐致死的案件，将直接交由司法机关审理，不再由军法机关审理。
高华柱担任台湾国防部长四年多，是台湾最近几任国防部长当中，任期最长的。新任台湾国防部长杨念祖是学者出身，四年前被马英九总统特任为国防部副部长，曾担任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中山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长期研究美中台关系，专长主要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解放军研究及区域安全。
台湾军方认为，从政资历几乎一片空白的杨念祖，毫无军种背景与出身，也没有军中派系牵挂，是军方洗心革面的最佳时机。
其他内阁异动名单还包括，现任海军司令董翔龙接任退辅会主委，现任财政部次长曾铭宗接任金管会主委等。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欧盟与中国就太阳能板争端休战言和
作者 方华
今天的法国报纸对欧盟与中国周六有关光伏产品争端达成的协议进行了报道与评述。« 费加罗报 »今天在其经济版中发表题为“太阳能光板：欧盟与中国达成停火”的文章。文章说，布鲁塞尔与北京就中国向欧盟出口太阳能板的贸易争端达成停火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欧盟向中国出口商设定的最低价格为每瓦0.56欧分，接近目前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在欧洲市场的即期价格。另外，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太阳能板限额为7千兆瓦，即略低于欧盟太阳能产品市场需求的一半。
« 费加罗报 »指出，中欧达成的这一协议避免了双方之间的一场贸易大战。欧盟于今年6月宣布，将于8月开始对中国产光伏产品征收47%的平均关税，此后双方展开了不间断的谈判。欧盟认为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欧洲市场销售产品，损害了欧洲的光伏产业。但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德国则警告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德古赫特，反对向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费加罗报 »说，对刚刚达成的这一协议，欧洲光伏产品制造商并不满意，这远低于他们的期望，因为要想真正做到保护欧洲太阳能工业，那就至少要把中国太阳能产品的进口价格定在每瓦0.8欧分。现在，既然达成了协议，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到国家还渴望看到北京迅速取消对它们出口到中国市场的葡萄酒所进行的反倾销调查。
法国« 解放报 »今天也报道说，欧中达成太阳能板协议，欧盟是否就此已向中国趴下，这非常令人担忧。« 解放报 »指出，欧盟今年6月决定今后可能对中国产光伏产品征收47%的关税，那是因为中国以低于其成本88%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严重威胁到欧洲太阳能生产商的生存。去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太阳能产品数额已达210亿欧元。欧盟太阳能生产商联盟ProSun指责周六达成的协议是荒谬的，因为目前中国出口欧盟的太阳能板的价格是每瓦0.59欧分，也就是说新的协议依然是在维持中国的倾销。这便是为什么在达成协议之后中国商务部长称该协议是“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 解放报 »引述欧洲议会绿党议员雅多的话说，北京为其太阳能产业提供300亿美元的资助，造成不正当竞争。雅多指出：“中国的本事在于它能分化欧盟国家，德国总理默克尔牺牲欧洲太阳能产业是为了向中国出口德国的奔驰汽车和机械产品。但不要对此抱有幻想：中国很快也会制造出自己的机床。”
« 回声报 »今天也用大量篇幅报道欧中太阳能协议。文章说，欧盟与中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化解了双方之间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争端。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对中欧双方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争端达成协议感到满意，称“我们找到了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 回声报 »还以大字标题写道：“政治妥协拯救不了欧洲太阳能工业”。文章指出，按目前的这一协议，欧洲太阳能产业根本无法抗拒中国产品的竞争，中国在2009年至2011年间使其太阳能产品数量增加了4倍，也使全球太阳能产品生产量超出市场需要的150%到230%，使得全球太阳能产业都因此受害。
首尔-平壤：60年的武力和平
今天的法国« 世界报 »在头版刊登了有关朝鲜首都平壤举行大阅兵，纪念朝鲜战争停火60周年的照片。该报还发表了题为“首尔-平壤：60年的武力和平”的文章，以比喻朝鲜战争虽然停火60年，但却并没有签署和平条约，南北双方60年来一直是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兵戎相见。文章回顾了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指出，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在得到斯大林的许可之后，出兵南方，几乎占领了整个朝鲜，但联合国通过决议，美国等国家出面干预，使局势迅速转变，不仅把金日成赶会了38线以北，还打到了雅鲁藏布江边。这场战争造成4百多万人丧生，其中朝鲜和韩国平民与军人死亡达3百万，中国人死亡1百万，美军死亡5万4千人，其他盟军死亡3千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今天的法国报纸对欧盟与中国周六有关光伏产品争端达成的协议进行了报道与评述。« 费加罗报 »今天在其经济版中发表题为“太阳能光板：欧盟与中国达成停火”的文章。文章说，布鲁塞尔与北京就中国向欧盟出口太阳能板的贸易争端达成停火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欧盟向中国出口商设定的最低价格为每瓦0.56欧分，接近目前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在欧洲市场的即期价格。另外，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太阳能板限额为7千兆瓦，即略低于欧盟太阳能产品市场需求的一半。
« 费加罗报 »指出，中欧达成的这一协议避免了双方之间的一场贸易大战。欧盟于今年6月宣布，将于8月开始对中国产光伏产品征收47%的平均关税，此后双方展开了不间断的谈判。欧盟认为中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欧洲市场销售产品，损害了欧洲的光伏产业。但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德国则警告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委员德古赫特，反对向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费加罗报 »说，对刚刚达成的这一协议，欧洲光伏产品制造商并不满意，这远低于他们的期望，因为要想真正做到保护欧洲太阳能工业，那就至少要把中国太阳能产品的进口价格定在每瓦0.8欧分。现在，既然达成了协议，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到国家还渴望看到北京迅速取消对它们出口到中国市场的葡萄酒所进行的反倾销调查。
法国« 解放报 »今天也报道说，欧中达成太阳能板协议，欧盟是否就此已向中国趴下，这非常令人担忧。« 解放报 »指出，欧盟今年6月决定今后可能对中国产光伏产品征收47%的关税，那是因为中国以低于其成本88%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严重威胁到欧洲太阳能生产商的生存。去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太阳能产品数额已达210亿欧元。欧盟太阳能生产商联盟ProSun指责周六达成的协议是荒谬的，因为目前中国出口欧盟的太阳能板的价格是每瓦0.59欧分，也就是说新的协议依然是在维持中国的倾销。这便是为什么在达成协议之后中国商务部长称该协议是“积极和具有建设性的”。« 解放报 »引述欧洲议会绿党议员雅多的话说，北京为其太阳能产业提供300亿美元的资助，造成不正当竞争。雅多指出：“中国的本事在于它能分化欧盟国家，德国总理默克尔牺牲欧洲太阳能产业是为了向中国出口德国的奔驰汽车和机械产品。但不要对此抱有幻想：中国很快也会制造出自己的机床。”
« 回声报 »今天也用大量篇幅报道欧中太阳能协议。文章说，欧盟与中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化解了双方之间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争端。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对中欧双方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争端达成协议感到满意，称“我们找到了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 回声报 »还以大字标题写道：“政治妥协拯救不了欧洲太阳能工业”。文章指出，按目前的这一协议，欧洲太阳能产业根本无法抗拒中国产品的竞争，中国在2009年至2011年间使其太阳能产品数量增加了4倍，也使全球太阳能产品生产量超出市场需要的150%到230%，使得全球太阳能产业都因此受害。
首尔-平壤：60年的武力和平
今天的法国« 世界报 »在头版刊登了有关朝鲜首都平壤举行大阅兵，纪念朝鲜战争停火60周年的照片。该报还发表了题为“首尔-平壤：60年的武力和平”的文章，以比喻朝鲜战争虽然停火60年，但却并没有签署和平条约，南北双方60年来一直是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兵戎相见。文章回顾了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指出，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在得到斯大林的许可之后，出兵南方，几乎占领了整个朝鲜，但联合国通过决议，美国等国家出面干预，使局势迅速转变，不仅把金日成赶会了38线以北，还打到了雅鲁藏布江边。这场战争造成4百多万人丧生，其中朝鲜和韩国平民与军人死亡达3百万，中国人死亡1百万，美军死亡5万4千人，其他盟军死亡3千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台灣狂犬病迅速擴散引憂慮
狂犬病毒重現台灣，居民紛紛帶寵物打狂犬疫苗
林楠森 BBC中文網台灣特約記者
台灣在本月中旬證實首例的野生鼬獾帶有狂犬病後，檢疫當局一天內在台中、台南與高雄發現五起因狂犬病死亡的鼬獾。
在台灣狂犬病絕跡逾五十年後，此一迅速擴散疫情引起人們擔憂，目前發生的十二起被驗出病毒死亡鼬獾，許多都是民眾發現後送檢。
台農委會防檢局說，其在昨天為止收到55例食肉目野生動物，其中7例無法檢測，在檢測的48 例中，12例鼬獾確診感染狂犬病。
目前為止發生的狂犬病動物攻擊人類事件，人們都是在家中遭闖進的野生動物攻擊，這些動物包括了鼬獾及錢鼠。
遭攻擊者在檢驗後都沒有被感染狂犬病，而其中一名遭攻擊者飼養的家犬則因咬死闖進的鼬獾而被送檢疫，其結果尚未出爐。
台灣眼下仍沒有貓狗被驗出狂犬病毒，但在全台各地野貓野狗數量眾多下，包括防疫專家與民眾都擔心，一旦狂犬病大規模爆發將難以控制。
在發現多起鼬獾帶狂犬病的南投地區出現了一些野狗的屍體，初步判斷是這些野狗是被人們毒死，保護動物組織則呼籲人們不要在恐慌下盲目撲殺。
有民眾反映帶家犬到獸醫院施打疫苗但缺貨，衛生當局已緊急進口了提供動物與人類施打的狂犬病疫苗，這些疫苗預計將在下個月全面供應。
而台灣在第一線接觸野生動物，捕野狗的衛生人員以及獸醫等，目前仍未施打疫苗保護，衛生當局高風險者則分批施打疫苗，在疫苗有限下首批僅有三百人在今天開始施打。
目前雖台灣人口最集中的北部地區仍未發現有狂犬病的確診病例，但台北市的陽明山也傳出有民眾見到鼬獾屍體被野狗叼走，也引起恐慌。
媒體引述農委會前官員劉培柏說，從狂犬病擴散速度來看，全台各地估計都有帶狂犬病鼬獾，且在今年底至明年初可能會大規模爆發。
BBC中文網
陸委會：習李政左經右
（中央社記者蕭保祥台北29日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表中國大陸情勢4到6月報告指出，習近平、李克強團隊將延續「政左經右」傾向，短期內不會偏離這一步調。
陸委會上午召開第243次委員會議，會中討論大陸情勢，針對大陸內政、對外關係與對台工作進行簡要分析。
這份報告在內政方面說明，習李改革呈現「政左經右」的傾向，短期內不會偏離這步調。
陸委會預測，大陸除繼續維持「穩增長、調結構」政策原則外，也將持續關注銀行間流動性不足的問題，避免金融體系出現危機。
大陸4到6月的對外關係上，主要是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非正式會晤，加強「新型大國關係」建設；並與法國、德國、韓國與北韓進行高層級交流；大陸還重申朝鮮半島無核化立場，希望開啟六方會談。
對台工作上，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6月下旬在上海舉行「兩岸兩會第9次高層會談」，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針對金門用水問題達成共同意見。
陸 委會報告說，有關下次兩會會談議題，雙方將共同努力推動「貨品貿易協議」、「爭端解決協議」，爭取於年底前完成協商，簽署協議；並將「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 稅務合作」、「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地震監測合作」、「氣象合作」等4項議題納入下次會談的協商議題。1020729
陸委會上午召開第243次委員會議，會中討論大陸情勢，針對大陸內政、對外關係與對台工作進行簡要分析。
這份報告在內政方面說明，習李改革呈現「政左經右」的傾向，短期內不會偏離這步調。
陸委會預測，大陸除繼續維持「穩增長、調結構」政策原則外，也將持續關注銀行間流動性不足的問題，避免金融體系出現危機。
大陸4到6月的對外關係上，主要是美國總統歐巴馬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非正式會晤，加強「新型大國關係」建設；並與法國、德國、韓國與北韓進行高層級交流；大陸還重申朝鮮半島無核化立場，希望開啟六方會談。
對台工作上，海峽交流基金會、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6月下旬在上海舉行「兩岸兩會第9次高層會談」，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針對金門用水問題達成共同意見。
陸 委會報告說，有關下次兩會會談議題，雙方將共同努力推動「貨品貿易協議」、「爭端解決協議」，爭取於年底前完成協商，簽署協議；並將「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 稅務合作」、「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地震監測合作」、「氣象合作」等4項議題納入下次會談的協商議題。1020729
為安倍探路 日外務次官訪中
（中央社記者楊明珠東京29日專電）日本政府今天派遣外務省事務次官齋木昭隆訪問北京2天。一般預料，日本與中國大陸因釣魚台問題關係緊張，他此行將針對兩國是否舉行高峰會與大陸交換意見。
日本媒體報導，日本政府派遣外務省事務次官（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齋木訪問北京，他預定與中國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針對緩和兩國緊張關係進行協商，也有可能針對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高峰會的時機等，交換意見。
中國大陸方面認為，只要日本不承認釣魚台存在主權爭議，就不應允舉行高峰會，而日本政府的立場是召開高峰會不能預設前提條件。
齋木訪問中國大陸是否能談出交集，是協商的重點。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堅持擁有釣魚台主權，這點不會做出讓步，但認為應可透過協商，避免發生不測的狀況。
日本媒體引述消息人士談話指出，齋木此行除了與張業遂會談之外，也可能與中國大陸其他的政府高層官員晤談。1020729
日本媒體報導，日本政府派遣外務省事務次官（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齋木訪問北京，他預定與中國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針對緩和兩國緊張關係進行協商，也有可能針對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高峰會的時機等，交換意見。
中國大陸方面認為，只要日本不承認釣魚台存在主權爭議，就不應允舉行高峰會，而日本政府的立場是召開高峰會不能預設前提條件。
齋木訪問中國大陸是否能談出交集，是協商的重點。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堅持擁有釣魚台主權，這點不會做出讓步，但認為應可透過協商，避免發生不測的狀況。
日本媒體引述消息人士談話指出，齋木此行除了與張業遂會談之外，也可能與中國大陸其他的政府高層官員晤談。102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