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人士陳光誠的奇異光芒

亞洲週刊

許知遠

看不見的陳光誠充滿禁忌，也引起國際好奇，是他們理解中國的一個簡捷的切入點。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末日來臨時，拯救人類的不是「超人」或「蝙蝠俠」，而是中國人製造的「諾亞方舟」。在兩年前的電影《二零一二》中，這一情節呼應了整個時代情緒——在一場席捲世界的金融危機中，中國令人迷惑的政治、經濟體制卻表現出意外的堅固性，成了全球復甦的主要希望。

剛剛發生的一個插曲為觀察這個體制提供了新的角度。好萊塢影星克里斯蒂安．貝爾（Christian Bale）—「蝙蝠俠」的扮演者，也是中國一部聲勢浩大的新電影《金陵十三釵》的男主角，駕車八小時，前往山東的一個村莊看望一位名叫陳光誠的中國公民，卻發現自己實現不了這個簡單的目的。在東師古村的入口，「蝙蝠俠」被一群深綠色外套的人阻攔與推撞，他唯一能做的是不斷問：「我為什麼不能去看一個自由人？」

真是lost in translation的一刻。這些守衛或許根本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即使字面上聽懂了，也很難理解這個外國人的憤怒與費解。他們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守衛們奉命攔截一切試圖探望陳光誠的人，並經常使用武力。自從二零一零年九月以來，一直有人想進入村子。很有可能，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個叫陳光誠的人為何如此重要。他是個盲人，全靠自學成為了一名律師，為一群無權無勢的村民打官司。六、七年前，陳光誠和其他一小群維權律師，被視作中國社會的良心與變革的希望。倘若直接的政治改革太過艱難，那麼法治之路、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是一條可行的道路。但很快的，這些律師不是被毒打、入獄、就是被迫沉默，陳光誠則在監獄呆了四年半。他被釋放後，仍被監視居住，既出不了家，也不允許有人探望，他的妻子與孩子也受此牽連。

儘管如此，一年多以來，總有人不斷前來，他們是人權工作者、記者、作家、外交官，有良知的普通人，有中國人，有外來者，無一成功。地方政府撥出巨額款項，招募一支龐大的監控隊伍，期望營造出一個微型黑洞，徹底遮蔽陳光誠的存在。

相反的，黑洞總會蘊涵特別的能量。看不見的陳光誠，成為了一道奇異的光芒，它越是充滿禁忌，越是引人好奇。對於外來者來說，尤其如此。中國太過複雜、令人撲朔迷離，它不可扼制的崛起也令人憂慮與費解，而陳光誠的遭遇，給予他們一個簡捷的切入角度。中國故事是一樁善惡分明的道德劇，一個盲人律師為了捍衛人權，而被政權迫害。這樣的浪漫化敘述吻合媒體的期待，不管是緬甸的昂山素姬，還是中國的陳光誠，都符合這樣的邏輯。在未遂的探訪之後，克里斯蒂安．貝爾對記者說：「我只想見到這個人，握他的手，告訴他，他是多麼的鼓舞人心。」克里斯蒂安．貝爾的言行讓人欽佩，但多少仍讓人想起《安靜的美國人》中的一些場景，他說的都對，但總覺得有點簡單。

儘管如此，受挫的「蝙蝠俠」仍以另一種方式提醒我們的道德遲鈍。對於絕大部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來說，他們根本不知道陳光誠的存在與遭遇，他的名字與事蹟從來沒出現在公共空間中。即使對於一小群的知識分子與公共事務的關心者，陳光誠也過分遙遠。除去極小的一群探望者，大部分人私下表現出的同情與支持也很難支持他們親自前往山東臨沂的這個村莊裏。或許在潛意識裏，人們（也包括我自己）也對探望行為的意義表示懷疑，它真對陳光誠一家有幫助嗎，還是給他們帶來更多的麻煩，還是探望僅僅是一種道德上的自我展現？

或許這種遲疑，業已提醒我們，整個社會的道德麻痺已墮落到何種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中國就是依靠這種普遍的道德麻痺來維持的。人們對於超越個人利益之事、對於他人的痛苦，都失去了理解與同情的能力。因為喪失了這種能力，我們要麼漠然地對待苦難與不幸，要麼把一些基本的德行，進行過分的抒情與放大。兩者都妨礙我們尋找問題的根源。

我們再難用一個簡單的「極權主義」的標籤來形容我們的現狀，它也不僅是「腐敗的政府」與「受傷的人民」的對抗。那些奉命看守陳光誠的人也是農家子弟，對他們來說，這是一份不錯的工作。政府也非鐵板一塊，不同層級間都為各自的利益奮力競爭，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政府確是一個「碎片化的威權」，陳光誠是地方政府一個巨大經濟來源，惟有依靠監禁他，甚至不斷創造一些新爭端，他們才可能獲得更多的維穩經費。

陳光誠的存在，說明了整個中國政治與社會已潰爛到了何種地步。它也意味著未來的重建，會是多麼的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