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中国有计划经济，美国也应该有

去年，英特尔(Intel)创始人、董事长格鲁夫(Andy Grove)曾在《商业周刊》(Businessweek)上挑衅地写道：我们的基本经济信条，是在观察一个确凿公理的基础上形成信念然后升华而来的，即自由市场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好的，越自由越好。我们这一代人曾目睹自由市场原则对计划经济取得决定性胜利。所以我们坚持这种信条，而且对一些不断出现的新证据视而不见。这些证据表明，自由市场虽然战胜了计划经济，让它本身还存在改进的余地。

过去的这几周已经证明了格鲁夫的观点。在这期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美国未来的影响，都走到了美国政治的最前方。我们反应迟钝的参议院在为超级委员会的失败做准备的同时，还跨过正常情况下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通过了有关中国操纵汇率的法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前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和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都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既有警告中国必须结束不公平的歧视（克林顿），也有抱怨美国被人玩得团团转（罗姆尼），还有说中国不应继续玩弄国际体系（奥巴马）。

这期间，我正在参加一场由中美交流基金会(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组织的与中国政府现任和卸任高官进行的美中对话活动。在我看来，与解读中国十二五规划逐渐浮现的轮廓相比，美国批评者的合唱所导致的紧张关系没有多大意义。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包括：年均经济增长率7%；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6,400亿美元；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清洁能源汽车、生物科技、高端制造；环境保护。与此同时，还要促进社会公平和农村发展。

一些美国人正在从中汲取经验。上个月《中国日报》(China Daily)发表的一篇文章援引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美中关系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的话说，我想我们已经认识到，规划能力正是美国所缺少的。文章还提到，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obert Engle)曾说，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格鲁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盖茨(Bill Gates)的技术奇迹已经让世界变成了平的。这迫使所有机构都直面世界历史上很明显的第三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是一场持续了大约3,000年的转型，工业革命持续了300年，这次以技术带动的全球化革命将只持续3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哪一代人曾经在一生中目睹如此重大的变化。

当前有关中国汇率、贸易失衡、美国债务、中国大肆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讨论都证明，全球化革命加上邓小平以政府为主导、以增长为导向的改革，已经造就了地球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它已经走上一个清晰的轨道，并将在2025年之前让美国失去世界经济领头羊地位。

诚如格鲁夫如此有先见之明地在2010年7月1日期《商业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所言，中国、新加坡、德国、巴西和印度的经济表现已经证明，就业创造规划必须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在设定主次、为实现这一目标安排必要组织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战略性作用。

偏向保守主义、奉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股东至上的模式在20世纪取得了极大成功。而到了21世纪，这一模式却逐渐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成为“经济运动队”的年代里，美国队的成绩惨不忍睹：10年间失业高企；30年间中位数工资停滞不前；贸易逆差；中产阶级萎缩；只有最顶层的那1%的人的财富大量增加。

这应该触动领导人进行反思，而不是在经验上已经失败的自由市场极端主义上增加赌注。尽管痛苦且羞耻，美国还是需要像昔日占据霸主地位的企业和运动队在形势逆转时所做的那样，研究竞争对手取得成功的原因。

在我们争执不休的时候，中国队却继续前进。我们驻中国的代表目睹了中国重庆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重庆是中国西部一座人口3,200万的城市，市委书记是有雄心、受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薄熙来。地平线上一排排的启重机，每天建成建筑面积达150万平方英尺的房屋。人家还告诉我们的代表，其中包括每年70万套保障性住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可以夸耀说，已在西部建起一个经济区，用于云计算、汽车和航天器材生产，实现每年经济增长12.5%，税收年增49%，工资年增10%以上。

我们当中热爱祖国的人相信，美国要维持世界头号经济引擎地位，所需要的资产样样不缺。但这些人忧心的是我们没有一个规划，有的只是对政府的妖魔化，对自由市场的膜拜，而当前恰好又是一个要求反思这两种信条的历史时刻。

美国需要推出一个增长与创新规划，政府要精简，成为私人部门的合作伙伴。经济革命需要制度发生变革，可能还要创造历史，因为如果固守现状的话， 这些制度本身就会很快变成历史。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引发了这场全球革命，也希望引领这场革命，它需要有一个有前瞻性的、长远的经济规划。

改革的紧迫性一说即明。正如格鲁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想保持经济领头羊的地位，我们就要自主寻求改变，不然就会继续被改变。

作者是服务业雇员国际联合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会长，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里士满中心(Richman Center)高级研究员。

作者：华尔街日报 Andy Stern，原载: 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