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8 日，旅英學者蘆笛前來美國訪問期間，《新史記》雜誌邀請紐約、新澤西、華盛頓的部分華人學者，在紐約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採取漫談式，不設主題，不限時間。 怎樣看待歷史研究？應該“為歷史而歷史”，還是應該“古爲今用”，把歷史當成工具？歷史研究的主觀性和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如何處理？如何對待“硬事實”和 “軟事實”？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這些話題激活了大家的思維，爭論熱烈。10月4日，又有幾位學人與蘆笛對話。
這裏刊登根據錄音摘錄整理的紀要，均未經本人審閱。
羅小朋：我理解蘆笛，雖然不能說我贊成蘆笛。這裏我想談一點我對中國歷史的體會，可能蘆笛沒有想到的。
有 什麼樣的語言遊戲，就有什麼樣的秩序，這有很大的相關性。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待“大一統”，它缺乏西方在多元自治下內生的公共精神、公共理性。當然不是說， 所有人都必須玩這一種語言遊戲，中國人可以玩多種語言遊戲，我只是說，中國缺這一種。這種理性的語言遊戲，跟自治有很大關係，而大一統之下最怕自治。
我 們現在出現了這樣一種環境，新的技術手段提供了某種脫離現存的治理秩序而形成新的語言遊戲的可能性。我們怎樣通過網絡建構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討論像 我們今天討論的歷史問題，還有，提供一種version，不是那麼抽象：憲政啊，民主啊，比如，我現在從事的是這樣一個項目，中國走向地方自治的可能的、 符合邏輯的路徑是什麽？
你說民主在當今中國是不可能推行的，但是未必一場政治革命在中國就不會發生。因為民主是所有現代國家合法性的基 礎，它跟你能不能玩民主無關。即使我給中共設計了這麼一個地方自治的路徑，它由於合法性不足，都沒法幹這件事。它天天都在合法性危機的恐懼之中。即使是這 樣，不等於說我們設計這個路徑沒有意義呀。什麼時候爆發政治革命，隨機性極大，但當你可行性的路徑越有共識，政治革命的代價越小。而在這個問題上越盲目， 也取決於完全不可控的人為因素。
胡平：把秦朝打垮時間很短，後來他們自己爭，花的時間更長。他們沒有別的建立合法性的方式，就只有靠自己用武力打。後來也都是這樣：推翻舊政權，用的暴力不是時間那麼長，更大的禍殃都是後來他們自己爭。
現在沒有替代方案，沒有另外的確立合法性的方式——我們只能爭取一種方案：用和平方式確立合法性。
何頻：沒有蘆笛來就沒有這個會，所以我們非常感謝蘆笛。蘆笛現象完全是互聯網的產物，沒有互聯網就不可能出現蘆笛。他的優點和缺點，都與互聯網相聯繫。
何頻我 對你們剛才說的，要提一點不同意見。對你們所說的憂慮，我是理解的，你們所說的事實我都同意，既得利益從上到下捆綁了中國社會，中國社會不可能有道德、公 平的機會可言。冷戰結束之後，出現了機會，但中國沒趕上。現在又出現了一種逆境，西方社會對中國牽制的力量在減少。中共的流氓化，是有自己的底氣的——西 方作用下降、自己能量上升。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中共自己從來沒有預見自己的危機。雖然中產階級沒有如期望的那樣形成，知識分子被收買和利用，但整個社 會的多元化、全球化，超過大家想象。雖然網上老是描繪暴民，但網上也有理智聲音，也有智慧和民主精神，並不亞於蘆笛和我們——蘆笛在接受《新史記》採訪時 就說，國內網民的素質更高麼。
我們今天看待中國，就要從多層面看待。觀看歷史要看細節，推動歷史要看大節。從大節來講，我覺得民智已經開了，“重慶模式”也好，“廣東模式”也好，憲政道路是中國唯一可能的希望。這也不像你們所擔心、所恐慌的那樣，認爲看不到出現的那一天。實際上已經出現了。
有 人說，“皇帝不急太監急”，皇帝為什麼不急？他早想好了自己的出路。否則根本不可能把老婆子女弄出國，自己在國內當“裸官”——甚至連解放軍情報部副部長 的老婆都是美國公民。我們這些人，有個基本的特徵，就是見得太多，歷史讀得太多，灰暗的東西太多，希望的東西少了一點。中國如果不賦予希望，就更沒有希 望。（未完待續。《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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