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是中國發展方向的轉折點

《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 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高瑜：看來我們的會議一定要延時了。請社科院馬列所研究員李延明先生發言。

李延明：我發言的題目是《“九一三”事件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先 說“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不但是“文革”的一個轉折點，而且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一個轉折點。在“九一 三”事件之前，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向共產主義直接挺進的努力之中，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後，這種努力便像退潮一樣雖然緩慢但卻無可挽回地日益衰退了。儘管在 中共中央高層有一些人主觀上還沒有放棄這種努力，但是與這種努力方向相反的許多事物和因素卻不斷湧動、增長和擴展，終於形成了與“九一三”事件之前方向相 反的潮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不過是對這一潮流、這一方向加蓋了公章，使這一潮流得到社會上層建築的保護和進一步推動而已。換言之，“九一三”事件以前， 中國社會一直向左走，到“九一三”事件時已經達到頂點，或說走到了盡頭。從此就開始了向相反方向的運動，就像一個物體在升到頂點，動能耗盡，有一個短暫的 靜止一樣，在“九一三”事件以後也有一段似乎靜止，顯示不出運動方向的階段。這個現象的存在並不能否定“九一三”事件是原方向運動的頂點，亦即轉折點。

從 人的主觀因素方面考察，“九一三”事件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左的路線錯誤的結果。如果站在維護毛澤東利益的立場上替他分析，那麼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 東左的錯誤有兩個突出的表現，一個是打擊了領導幹部的大多數和知識分子的大多數，違背了毛澤東思想中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的一慣策略思想。另一個是追求 左派隊伍的純而又純，先是剔掉王任重、劉志堅、陶鑄，接著剔掉王力、關峰、戚本禹、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後來又剔除陳伯達、林彪。我不是說這些左派沒 有錯誤，例如王力策動的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就是極其嚴重的錯誤；但是林彪“稱天才”和“設國家主席”情況就不一樣了。“稱天才”屬於哲學認識上的偏差， “設國家主席”屬於正常的工作意見。林彪作為黨內第二號人物，即使自己真的想當國家主席也並不過分。而毛澤東卻蓄意找碴，小題大作，終於把林彪推到了對立 面。

林彪與毛澤東的衝突像唐朝的“玄武門之變”，太平天國的“洪楊之爭”一樣，是同一思想政治派別的內訌和火併，屬於權力之爭，不屬於路 線之爭。儘管林彪起初在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出把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卻並沒有成為事實，林彪並未達到像鄧小平那樣，擁有不同意毛澤東的另外一套獨立的理論 和路線的程度，毛澤東說林彪“代表地主、資本主義”“右得不能再右”，“林彪一類如上台，復辟資本主義很容易”，不過是為了使自己擺脫困境。
“九一三”事件的發生使文化革命派的威望和力量急劇下降，儘管他們後來又搞了反擊右傾回潮等一系列的動作，但是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長期推動中國超階段向共產主義挺進的主觀力量，從此實際上就不能再左右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了。

因此，我認為，全面執政以後中國共產黨理論和路線的轉捩點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而當代中國大陸社會發展方向的轉折點則是“九一三”事件。華國鋒等逮捕“四人幫”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在方向以及轉變之後，沿著新的方向發生的兩次質的飛躍。

暴力奪權必然造就特權階級

下面再說“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號稱是一場反修防修的革命。反修防修的目的是按照列寧主義的道路，即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共產主義。因此，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

共產主義運動是馬克思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的實現需要人為努力這個觀點的產物。俄國十月革命是按照這個觀念進行的，中國共產黨進行的革命也是按照這個觀點進行的。

中國革命取得了什麼成果呢？第一，共產黨奪取了國家政權，建立了一黨專政的制度。第二，共產黨用政權的力量改造了社會經濟，建立了政府所有制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

經 濟的社會形態的演變，像小麥發芽、長葉、拔節、抽穗、揚花、灌漿一樣，像蝌蚪變青蛙、蛹蟲變飛蛾一樣，是同一個事物自身發展過程中的質變，是它的不同發展 階段之間的轉換，是自身形態的演變。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向共產黨主義社會形態的演變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是可以人為的。所以無論是蘇聯還是在中國，無論人 們怎樣努力，取得政權的共產黨都沒有能夠建立起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那種第一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實現社會形態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既然如此，那 麼作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然也不例外，也沒有越出這個範圍。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叢林法則”，用暴力取得政權的。暴力形式的特點就是執政權不由別人給，而由自己搶，不是由選民賦予權力，而是自己搶得權力，“打天下者坐天下”，既然其命運不由選民決定，那麼就勢必成為特權階級，這個特權階級掌握著國家的主權。

經 過全面執政後不長時間的發展，官僚特權階級同平民階級的矛盾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看到這個新的官僚特權階級的出現，認為這個新階級的存在， 不但對共產主義的目標客觀上具有阻礙作用，而且還使自己建立的新社會同舊社會實際上差不多。他力途解決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同被統治的廣大下層群眾的矛盾。

但 是，他沒有看出這個新階級的出現是暴力革命本身的必然結果，而認為這個新階級的出現是資產階級腐蝕共產黨的結果，因而以為，只要把資產階級的影響清除出共 產黨就能夠解決問題。他不但不想否定一黨專政，而且力圖通過發動群眾重新造反的途徑，用給官僚統治集團“換血”的辦法，進一步鞏固一黨專政，以為這樣就能 解決統治集團背叛勞動群眾的問題，甚至解決官僚特權階級生成的問題，以為由此共產主義目標就可以實現。

因此造反這種做法仍然是不經選民同 意，一部分人擅自奪權；那麽奪權成功的人，必然成為新的官僚特權階級。即便沒有華國鋒逮捕“四人幫”，和後來鄧小平、陳雲對“文革”的否定，中央文革和造 反派穩定地掌握住權力，消滅官僚特權階級的目標也仍然是不能達到的。它只能實現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改朝換代。

總而言之，因為一，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做一件不可能辦到的事情，通過人為努力不可能使社會形態向共產主義轉變；二，用造反奪權的方法又必然會造就新的官僚特權階級，而不可能消滅官僚特權階級；所以，“文化大革命”不可能達到它的預期目標。
至於“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破壞，大家有目共睹，我就不去說了。（《新史記》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