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地方主義”後是林周之爭還是毛周之爭

針對廣東的“反地方主義”的毛周之爭（12）

　　《明鏡月刊》金瑞子

朱 建國指出，光靠一個陶鑄，如何搬倒葉帥？沒有林彪出面，斷然不能。林彪1949年5月把東北讓給高崗，毛澤東當然要重新給他一個新地盤，自古功臣必封侯， 雖是共產黨，雖是“社會主義”，也依然少不了這個傳統，把中南兩廣分給林彪，是毛澤東的人情之常了。正是在此大背景下，當兩廣縱隊司令曾生奉命在北京接收 整編國民黨獨立第二十四師而後轉隸四野時，林彪就是派當時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鑄去下達任命，宣佈團以上幹部的任職。這說明，陶鑄管理廣東，並非是1951 年的想法（並非因為廣東出現了“地方主義”，出現了“土改右傾”，這些罪名都是為了既定方針而必然要構陷的），早在1949年4月14日安排陶鑄在給兩廣 縱隊重新宣佈任命時就定下了。而這時，葉劍英正在就任北京市長。不知是何人指使還是葉本人想搶佔廣東山頭，後來才有葉到廣東之行。以葉劍英“一生大事不糊 塗”，辦事唯謹慎的性格來看，葉自己提出要回廣東當還鄉團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一直分管南方局的周恩來提出了讓自己老部下葉劍英回廣東。周恩來自從 到達延安後，原來分管的長江局、南方局逐漸被架空，而劉少奇依據華北局實力、在中央地位逐漸上昇的事實，是否使周恩來感到也有重建自己的地盤的必要——重 新控制南方或華南呢？

根據廣東近年來大量的“反地方主義”資料史料披露，廣東的“地方主義”前四號人物馮白駒、方方、古大存、尹林平幾乎都與周恩來關係密切，有的是和周多年的老交情，有的是長期受周直接領導的老下級。

朱建國説，所有的“廣東地方主義頭子”皆與周恩來親密的現象，說明了什麼呢？廣東反地方主義，實質上是林彪與周恩來的矛盾？不，更深一層看去，這個表面的 “林、周矛盾”，實際上是毛澤東與周恩來之爭。

歷史資料清晰說明，由“四野”兼併兩廣縱隊，接收華南分局，管理廣東，早在廣東1951年出現“和平土改”“右傾化”之前就有了安排。衹是這時一切尚在伏筆階段而已，沒有驚動周恩來、葉劍英對廣東的部署。

朱 建國説，廣東的反地方主義始終是與毛、周之間親疏關係變化而進展的。在1949年初，毛、周合作尚好，那麼也就可以容許“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讓周、葉安 排廣東幹部，一方面讓林彪中南局去牽制廣東，到了1952年8月，毛澤東對周恩來權力擴張的擔憂，明確表示為“中央政府有分散主義現象”時，廣東的陶鑄、 趙紫陽也就大打出手，開始了第一次反地方主義。據薄一波回憶，1953年初，毛主席下令“撤銷了政務院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部門的黨組直接受黨中央領導， 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經中央討論決定批准後方能執行。對政務院各口的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 作，由周恩來負責；計劃工作和八個工業部的工作，由高崗、李富春、賈拓夫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財政、 金融、貿易工作，由陳雲、薄一波、曾山、葉季壯負責；鐵路、交通、郵電工作由鄧小平負責；農林、水利、互助合作社，由鄧子恢負責；勞動工資工作，由饒漱石 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勳負責。……高崗、饒漱石竟錯誤地認為，這是毛主席對周總理的不信任，是削弱周總理對政府工作領導權的步驟。”其實，高、饒雖然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但是，對毛澤東有意削弱周恩來的權力，對周不信任這一點並未判錯，他們錯判的是毛澤東對劉少奇也到了可以分手的地步。從毛澤東與周恩來歷史上曾處於對立，周恩來曾位高毛澤東的情況看來，毛對周始終未能達到放心與完全信任的地步，這從後來文革中，儘管周恩來立下汗馬功勞，他也仍然選擇林彪、 王洪文、華國鋒作二把手和接班人，毛對周的不信任與防範是始終如一的，在1952年至1953年，這種不信任則出現一個高峰。所以，與北京削弱政務院權力 相聯貫，廣東反地方主義，調走葉劍英、方方，降職古大存、馮白駒等功臣，皆與防範周恩來權力基礎有關。由於葉劍英有周恩來的支持，林彪這個極懂戰術的常勝 元帥，從未正面出來處理廣東反地方主義。他的意見，或者以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李雪峰出面，由陶鑄、趙紫陽貫徹，或者由毛澤東直接拍板。

實 際上，毛澤東出面處理廣東地方主義是1952年6月，比撤銷政務院黨組要早幾個月，可以推斷，毛澤東採取了“去皮見骨”，首先把周恩來的地方權力體系給予 摧毀，然後才直接動政務院。這正是毛澤東一貫的“先打分散部分”，先摻砂子破壞其基礎的老戰術。後來處理劉少奇，也是先打倒“彭、羅、陸、楊”；處理林 彪，也是先整陳伯達，先南巡向各軍區打招呼。當然，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把“高饒反黨集團”處理後，為了顯示團結，又重新重用了周恩來，把許多權 力還給了周恩來。但是，對周恩來在軍隊、在地方的權力基礎，依然是毫不留情地打擊。葉劍英被調離廣東後，周恩來成了中共中央高層人物中唯一沒有地方勢力的 人。（《明鏡月刊》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