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在新世紀中的新角色

《聯合報》

世界銀行總裁佐立克將在6月任期屆滿後卸任，引發各界對接任人選的揣測與爭逐。目前被點名的可能人選，包括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白宮前經濟顧問桑莫斯、現任財長蓋納、前總統柯林頓，甚至前英國首相布萊爾等，基本上是西方人、尤其是以美國人為主。與此同時，約60個國際發展組織及倡議人士連署呼籲美國，讓發展中國家就選擇繼任人享有更大話語權，巴西與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則表明，世銀應以「公開、競爭及擇優的原則」選出接班人，暗示不應由美國欽點。

世銀、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貿組織（WTO，前身為關貿總協定GATT），都是二戰快結束前的1944年，布列敦森林會議的結論與產物。基本構想是為戰後打造一個有利於全球貿易與投資發展的大環境。三個組織的職能角色各有分工：WTO主要是排除國際間的貿易與投資障礙，也即是推動全球化；世銀則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成長和戰勝貧困，以因應市場經濟全球化下產生的貧富差距問題；IMF則是在確認以美元為主要國際貨幣下，建構一個有利於貿易與投資的全球金融體系。

除了WTO因性質不同（主要是通過談判來核准新成員的加入）外，世銀與IMF的總裁任命，在當時的全球權力結構下，一向是由美國決定（如世銀），或由美、歐商定後決定（如IMF），可說是美國壟斷的局面，像世銀迄今11位總裁都是美國人。但時移勢易，全球權力結構六、七十年來已出現變化，其中又以中國大陸及所謂金磚國家的崛起最為突出，類此現象或趨勢，也不可能不影響到全球權力資源的分配與博弈。近年來，世衛組織（WHO）總幹事（陳馮富珍）、世銀副總裁（林毅夫）、IMF副總裁（朱民）等先後由中國籍人士擔任，也體現了此一現實。由此以觀這次巴西、大陸的動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但在權位的爭逐外，各方更應看到的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出現明顯變化的，不只是國際間綜合國力的消長，全球發展的形勢及其呈現的問題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處理全球性事務的組織也有必要因應此等變化，在角色定位與功能操作上做相應的調整，這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有必要與相關國際組織負責人的遴選產生關聯。

就拿世銀例子來說，如前所述，早先世銀的角色是面對市場經濟全球一體化必然產生的貧富差距問題，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財富重分配的工作。這樣的角色設計，跟一個國家的政府在其國內進行財富重分配別無二致。總的說來，是比較消極性；所謂消極性，或可理解為能做到不讓貧富問題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就滿意了。但新世紀爆發的金融經濟危機顯示，全球貧富差距長期惡化，既是各種資產泡沫形成、引發金融危機的主因，又是導致全球需求疲滯，使得全球經濟難以強勁復甦的關鍵。從這個角度理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需要一個能發揮更積極角色的世界銀行，一個能讓更多富有、發達國家願意通過各種可能途徑來強化世銀功能的世界銀行。

以全球環境生態保育為例，長期以來，世銀對此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但主要是道德取向的。六、七十年前，還不曾有「全球暖化」的普遍危機意識，但時至今日，全球暖化已演變成普世危機，並且還在日益惡化，幾次全球性的會議卻因各國的利益矛盾而難以形成共識，全球期待一個像世銀一樣的既有組織，對此做出比以往更積極的貢獻。

由此觀之，世銀的新領導人如何決定，既應打破美國長期壟斷的慣例，卻也無須一定要有由新興國家出任的做法，而是應通過「公開、競爭及擇優的原則」產生，選出最有看法、最有條件者出任。就此而言，中國大陸、巴西的主張應在國際間獲得更多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