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帝制自為的心路歷程
馬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我剛發了一條袁世凱的微博， 說今天是袁世凱逝世的紀念日，昨天和袁氏後人聊天，有一個感慨，袁世凱的三頂帽子已經去掉了兩頂，還有一頂沒有去掉，其實那一頂20年前我就開始研究了， 大概是2004年發的，應該是20年前寫的，就是《袁世凱帝制自為的心路歷程》，今天我把它轉到微博上去了。我們怎麼樣來看待袁世凱最後走向帝制的過程？
我 們都知道，官方的歷史一定是勝利者寫的，現在很多人批評說現在的歷史教科書講得都不真實，原來給我們傳遞的消息，像袁世凱“賣國”、“竊國大盜”，現在有 一種被顛覆的感覺。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當然要儘量去逼近歷史的真實，盡最大的限度還原袁世凱，那麼怎麼能還原呢？怎麼能讓袁世凱從原來被妖魔化還原到一個 活生生的人？
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的一個要點，可能就是四個字：“非袁莫屬”。在中國歷史大轉折時期，得到“非你莫屬”的這麼一個廣泛認 同，只有兩個人：一個就是1975、1976年的鄧小平，國內外說，中國的爛攤子非鄧小平出來收拾不可；另外一個就是在清末民初的一個大轉折時期，國內外 共識就是“非袁莫屬”。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扣 住這四個字去評價袁世凱，我們可以看到，他這一生當中經歷過鴉片戰爭，經歷過戊戌變法，經歷過新政，經歷過預備立憲到辛亥革命的政治動蕩。我剛剛出了一本 書《1911年中國大革命》，我這裏面肯定是不能迴避對袁世凱的看法。在過去的教科書當中，給我們的概念是，袁世凱在武昌起義爆發後，躲在那兒盤算著怎麼 算計南方、算計北方，拿南方壓北方，拿北方壓南方……可能我們過去的觀點非常片面了，也就是說並沒有進入到袁世凱的內心去思考問題。另外，我在歷史的研究 當中有一個基本的看法，用我們的小人之心去猜測古人的胸襟，用我們的“陰謀論”去看待別人都是在做陰謀耍手段，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去理解當時的一種真實的 處境。
回到四個字“非袁莫屬”，除了他的政治手腕、政治經驗、理論的認知，他一定有道義支撐。我回過頭來琢磨，武昌起義爆發之後袁世凱的 反應是什麼呢？他的幕僚班子當中，不像我們今天的領導人是一種單軌戰略，我們不會做多軌戰略，但是我在研究晚清幕僚體系的時候，無論張之洞的幕僚還是李鴻 章的幕僚班子，他們遇到重大事件，一定會做多軌戰略，會做出各種判斷。袁世凱在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就知道了這個消息，緊接著蔭昌往南方走，來拜訪袁世凱，袁 世凱的部下和幕僚都向這兒匯集，幕僚班底就做了多軌的判斷，第一就是利用這個機會，請復朝廷，儘快地兌現君主立憲的承諾，這是第一位的選擇，沒有猶豫的， 在袁世凱的判斷當中也是一個最重要的選擇，這是幕僚班底中的主流判斷。走到這一步，當時膠著的是什麼呢？一個責任內閣變成皇族內閣，整個武昌起義的前提就 是原來清廷承諾君主立憲，但是責任內閣變成了皇族內閣，袁世凱的幕僚班底就要改變皇族內閣，變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責任內閣，這樣武昌新軍的嘩變就容易平息 ——新軍的嘩變，不是索餉、提職等等，是一個政治上的要求，這是第一。
第二，如果朝廷還不能實現君主立憲，朝廷還不能做的時候怎麼辦？那 麼就應該和南方聯手，和南方聯手去做朝廷的工作，至於我們講的“共和”這個思路，幕僚班底裏持這樣看法的非常少，包括唐紹儀，唐紹儀是在南北談判當中就說 “兄弟我是贊同共和的”，上來他就講贊成共和的，但是他談判的使命和底牌仍然是君主立憲。所以，他對清廷沒有什麼道德的虧欠，他出山就是為了要實現原來沒 有實現的君主立憲。
關鍵是弄清袁在戊戌年間是否告密
1908年袁世凱究竟是怎麼給開缺了，離開北京的時候差點被幹掉，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從天津往項城跑？為什麼後來三年在這兒，車水馬龍來來往往，朝廷大臣們很多人到這兒來，並沒有軟禁他，並沒有限制他和政界的聯繫……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這裏關鍵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
第 一個，袁世凱有沒有在1898年，發生過直到今天還被指責的出賣維新派、陷害皇上？如果有這件事，那麼攝政王為哥哥報仇，要幹掉袁世凱；如果沒有這件事， 就不存在公報私仇嘛。這幾年我在做的另外一個課題，關於1898年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否認袁世凱背叛維新派的這件事。我有兩本書，一個是《1898年中國 故事》，一個是《1898年那場未遂政變》。
1898年那一天，譚嗣同是去找過袁世凱，講兄弟你幫我，你把新軍帶過來，把頤和園給包圍起 來，把老太后抓起來，讓老太后把權力交給皇上，我們支持皇上進行政治改革。袁世凱說這根本不可能，因為新軍的槍和人是分離的——我們現在軍隊的管理也是槍 和人絕對分開——袁世凱說，你讓我調動軍隊就能立馬調動？這不可能，我上面還有榮祿；第二，袁世凱告訴他，你根本就不知道朝廷的格局，你根本不知道太后和 光緒皇帝之間的關係是怎麼回事。
當天晚上的談判記錄在袁世凱《戊戌日記》裏，我們過去100年來不信《戊戌日記》，認為是袁世凱的幕僚後 來編造的假東西，袁世凱的告密是可以成立的。我們20年來學術界的研究，基本上證明所謂“告密”是子虛烏有的事，是康有為的一個假說——不過康有為的假說 也不是他的編造，我們也不能因為說袁世凱的好話，就回頭去誣衊康有為。我看的材料比較多，康有為當時不知道全面的東西，我在書裏面有詳細分析。（《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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