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七问达赖喇嘛》一文的危险倾向

中国西藏网3月22日刊发、接着被人民网等官办网媒转载的《七问达赖喇嘛》一文，是一篇充满文革式棍子语言的五毛之作。此文不但延续“主流媒体”对达赖喇嘛和海外流亡藏人的许多不实指责乃至污蔑，甚至荒诞地把达赖喇嘛与二战时的纳粹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该文称“达赖打着所谓‘自治’的旗号骗取同情，为有朝一日复辟农奴制后推行种族清洗铺路垫土；举着‘保持民族特色’的幌子，在藏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筑起种族隔离和民族仇恨的‘柏林墙’”。“达赖的言论不禁让人们想起二战中疯狂的纳粹。达赖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背后，是赤裸裸的民族驱赶，和当年希特勒‘清洗’犹太人何其相似！”

然而，这个攻击却如此地不堪一驳，因为攻击的全部根据无非是流亡藏人方面《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中关于未来的藏区自治机关应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经济活动自主制定相关法规的权力是极为重要的”这一主张。

那么，这个主张是否真如五毛作者所说，是在“公然叫嚣将非藏族居民驱逐出西藏”呢？

事实是，就在《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这份文件中，流亡藏人方面明确表示：“我们并没有将定居西藏或长期留居西藏的其他民族成员驱走的想法。我们所担心的仅仅是，鼓励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成员大量移居西藏的结果，将会改变现有的西藏社会结构，西藏民族因此成为少数而被边缘化，脆弱的西藏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

为了避免误解，流亡藏人方面特别在阐释这个《建议》的一个补充文件中写道：“《建议》要求赋予地方自治政府就外来人口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和其他经济活动方面制定相关规范条例的权限，这只是自治的一般特性，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在很多国家，自然地具有或制定了为保护原住民、少数民族地区或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而限制本国其他地区人口移入的机制和法律条文。《建议》明确提出这并不是为了将长期留居西藏的非藏族人口逐出。正如在会谈中特使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达赖喇嘛尊者和噶厦在之前的讲话中对此已做了明确的说明。如2008年12月4日达赖喇嘛尊者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就特别强调指出‘我们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将非藏人驱逐；我们担心的是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人口由於刻意地大量移居西藏，使西藏人在自己的家乡也成为少数民族，并对极为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这已清楚说明其中并不存在除单一藏族而外排斥其它民族的说法。因此，这只是为保护面临灭绝危机的西藏原住民族而对临时流动人口、求职者、以及新来定居者制定规范条例的权限分配问题。”

用不着做更多解释。这些建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宪法框架内、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而提出的具体主张。它们可以在汉藏人士间讨论、交流，也可以在北京和达兰萨拉间作为谈判的议题，甚至可以作为未来中国民主政府考虑民族地区制度建设时的某种参考，但无论如何，这些主张同所谓“赤裸裸的民族驱赶”毫不相干，更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风马牛不相及乃至完全相反。难怪国际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 (The Simon Wiesenthal Center)在该机构网站发表声明，认为中国官媒对达赖喇嘛的污蔑令人发指、完全无法接受，也是对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诋毁，“因为达赖喇嘛在数十年来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他现在行使的使命中其中一项就是寻求和平与对话。事实上，达赖喇嘛倡导的价值观，正是纳粹企图摧毁的”。该声明最后要求中国主流媒体人民网、新华网和中国西藏新闻网等立即做出正式道歉。

我想强调的是，这样一篇连署名都没有（或未敢）的棍子文章如果仅仅是某个五毛作者的即兴之作，本来无需搭理，也不值得认真对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居然被官方主流网媒大量转载，俨然一副大有来头的气派，这就不是小事了。谁都知道中国严格的网络监管制度，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等在内的中国官方网媒纷纷为这样一篇想入非非、信口雌黄的无良之作大开绿灯，到底在释放什么信息？传达何种倾向？

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转型正接近一个关键性当口。最近，薄熙来、王立军事发，保守派和极左势力受挫，温家宝总理在诸多场合再次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民主化要求再度高涨，对未来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无论当政者还是反对派，都在重新审时度势。而我以为，对于有志于中国政治转型、开辟新局的体制内改革者和民间反对派人士来说，制定一个合理、可操作的转型路线图至关重要，在这个图表中，要排出战略目标的实施步骤、轻重缓急，民族问题无疑是这张图表中必须解决的目标之一。过去60年来，当政者在民族政策领域做过不少错事，甚至恶事，也说了不少谎话，积累了大量负资产。这当然不利于转型。为了减小民族问题的解决难度，化解制度不合理造成或累积的民族积怨，在启动实质性转型之前，营造宽松的民族氛围，少讲或不讲不实的话、谎话，或至少不再“制造”和“发明”新的谎话，不再妖魔化自己的谈判对手，这是当政者起码应该做到的事情。事实和真相在中国是一个极其匮乏、极其稀缺的领域，这是多年党机器控制新闻传媒、被垄断的信息资源有意误导公众的结果，也是很多中国公众（包括一些党的官员）往往容易被“忽悠”的原因。举个例子：如果没有严密的信息封锁，如果一般公众、特别是汉族公众更多了解了藏族兄弟的政治、文化、语言、宗教信仰权利被挤压的真实情况，也了解了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数十年来在流亡社区推进民主化建设的事实以及他们的自治而非独立的真实主张，像“七问”之类的可耻文字就不会有市场。

走向民族和解，这既是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之一，也是和平的政治转型得以发动的前提。而民族和解的前提，则是消灭谎言，至少不再炮制新的谎言。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为出现“七问”这样的荒诞文字、且在“主流媒体”上横行无忌担忧，因为它代表着某种危险倾向，它不是在为中国转型创造有利条件，而是在搅局，在加大转型的阻力。它的背后，可能有最顽固地抵制中国政改的那部分力量的身影。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对此不可不察。

（作于2012年3月31日，纽约）

张博树，《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