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从民主到人权

6月4日是中国政府武力镇压1989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日子。

当时中国政府指控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为“六四暴乱最大幕后黑手”、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他进行通缉。

方励之在中国1986年学潮期间就因呼吁民主而被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除中共党籍并被免除副校长职务。

1989年，方励之呼吁政府释放政治犯，并支持北京的学生民主运动。

方励之夫妇在“六四”镇压后到美国驻华使馆避难，后流亡美国。

“六四”20周年前夕，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电话采访了现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方励之先生。首先谈到他当年如何率先在中国提出人权问题。

方励之：我当时之所以提出人权问题，是因198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40周年而起的。《世界人权宣言》在1940年代就草拟了，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中华民国代表也参加了宣言的起草，中华民国也接受了这一宣言。

共产党中国在1970年代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按惯例，对前朝的所有公约和承诺就必须自然接受，除非公开发表声明，说某项公约不接受。但中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所以在我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中国早已是接受《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时并不非常超前。

但是中国自1949年到1980年代末，“人权”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不准提这个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提人权又是比较危险的。

问：六四过去20年了，回顾20年来中国的状况，中国公众的人权意识比起当年来，是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方励之：对。从公众来讲，确实是有了不少的进步。当时，甚至在八十年代，中国没有人敢提“人权”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发言或文章中用“人权”这个词。

但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甚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也有了那种“非政府”的，但实际上是政府资助的人权组织。但不管怎样，人权已经变成一个可用的词了。现在从政府到一般老百姓，都会使用人权这个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是有很大的改变。


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

中国80年代民主运动领导人方励之谈民主、人权。

问：一般来说，社会和公众具有推动政府的力量，哪怕是专制政府，也哪怕只是一丁点的进步。那么今天的中国当局是否在人权方面也有进步，至少有所改善呢？

方励之：从中国当局的角度说，当然也是有所改变的，特别是在迫于内外的压力之下。

因为现在的中国当局不像文化大革命或者毛泽东时代，那时是关闭的，对国际舆论根本不在乎，国际舆论也传不到中国国内。但现在不同，要跟国际接轨，要跟外国做生意，就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开放，就必须顾及一些国际舆论。所以人权这个词也敢提了，也加入了一些国际人权公约。这点可以说是有所改善。

但现在有三个国际人权公约，一个是已经被中国接受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个叫A公约，是关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权利的国际公约，中国好像也已经批准了。另外还有一个B公约，是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这个中国到现在还没有批准接受。

问：　中国政府一直认为，保证十多亿中国人的温饱，人民的生存权基本解决，这就是中国政府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现在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不仅比20年前提高，而且许多人进入了小康水平，所以这是否证明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呢？

方励之：人权这个概念和民主的概念虽然有很多联系，但有一点很不同，那就是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人权不是这样。所有的人权公约，每一条的第一句话甚至第一个词，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只要在一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

生活水准的确是人权A公约里的一条，但这和所有的人权公约一样，它是针对“人人”的，要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以上，而不是平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如果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仍然是没有达到人权公约规定的标准。

问：在1989年民主运动时，如果学生在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人权的口号，在您看来，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是否会更好一点，更靠拢国际标准呢？

方励之：当时学生提出的口号里，有些是属于人权范围的，而不是民主范围的。比如当时提出的言论自由，就是人权范围的，因为人人都必须享有言论自由，不是有些人或大多数人有。

还有人当时提出要求共产党能够贯彻它自己的宪法，而共产党的宪法里就有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内容。所以如果当年提出更多关于人权的口号的话，确实可能会对后来中国人权的实现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