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丁立：如何塑造新型大国关系？

历史上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免不了相互猜忌、冲突甚至战争，这在人类既往的轨迹中已屡见不鲜。

当中国继续快速地实现工业化，美国等既有大国如何接受中国？中美能否形成稳定的大国关系，甚至做得更好，形成愉快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可能，而且已成现实。中美双向各以千亿美元级的规模实现通贸，互为对方第二重要的贸易伙伴。中美人员来往、旅游、留学和相互投资等也日益发展，成为形成双方互利共赢关系的稳定剂。中美还在地区和全球稳定的诸多领域开展了有效合作。

中美合作之所以可能，一是由于双方的务实，各自基本不以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妨碍两国经济与人文合作；二是由于双方的发展水平差异，各自能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合作，尤其是通过生产力要素重组，各展所长。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发展，中美实力相对差距正在缩小，双方异质合作的可能在收窄，而同质竞争的可能则在逐步扩大。这就需要两国谨慎面对，共同处理好双方在发扬国际道德、尊重国际规制等方面的合作，规避人类历史上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竞争与对抗之陷阱。

首先，在国际道德方面，中美要共同成为国际榜样，减少相互摩擦可能，并受世界尊重。以本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为参照，如果能以该比例更低的资源投放来产出超出该比例的经济财富，则是比较道德的。以此比照，美国人口占世界的4.5%，它使用了世界能源耗费的20%产出了占世界约21%的财富，应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它的人均产出高，而且单位财富生产所对应的能耗与世界均值一致，未拖世界后腿；忧的是其人均能耗远超世界均值，其发展模式难成世界榜样。再观中国，人口占世界19%，能耗则已超世界的20%，略超人口占世界的比例，而经济产出仅为世界的10%，还远低于人口占世界的比例。

如何控制能耗，增加能效，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将中国经济规模提升至世界的20%，而仍将能耗控制在世界的20%，或不高出太多，就应成为中国未来的国际道德目标。与美国的人均能耗相比，中国确有很大的道德空间，但中国还要就自己的人口规模与对世界财富贡献的比例来考量，那就会发现严重滞后。如果这一现状不有力改变，中国发展所对世界资源竞争所产生的压力，就难助其发展同美国等其他工业化国家建立愉快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且也不利于与其他一些新兴大国建立愉快合作的关系。此外，资源外交还将挤压中国的外交独立，妨碍中国的道德形象和国际空间。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必然是转换发展模式，减少低附加值生产的比例与相应资源消耗，改变发展初期的粗放形态，大力提高能效。保障就业是中国的长期目标，但必须减少就业与经济效率的矛盾。因此，必须多管齐下，通过科技、法制和教育等手段，在未来二十年左右将中国能效提高一倍。

其次，在国际规制方面，中美也要共同成为遵守和推行国际法制的模范，共同以国际法制这一较低成本的共同可接受的手段来治理国际社会。各种国际制度建立的年代不一，中美进入国际体系的时代也不一，所以同样的国际规制对同一时段中美发展的影响并不一样。但是，当代国际法源于《联合国宪章》，这是中美共同诚意加入的，中美也必须共同遵守《联合国宪章》以及衍生，在各自付出遵守成本的同时，争取更多利益的收获。

在海洋领域，保护各自12海里领海主权是中美共同的核心利益，确保在专属经济区这样的国际水域以及公海的航行自由应是中美同享的重大利益，其依据就是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些利益和原则不应成为中美塑造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而应成为双方建立默契与互信的法律基础和润滑剂。

中国实现财富的手段日益同海上航行自由挂钩，其海外和海上存在将日益常态化，因此需要通过自由航行以保护自己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与此相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可能还需在海外取得陆地设施以改善海上补给，这将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国际化而必然发生，因此中美战略猜疑还可能扩大，这就需要政策诠释、能力透明和运用国际法来调适关系，并稳定和扩大共同利益。

现有国际法没有也不可能明确他国舰机抵近（仍在领海以外）侦察是否必然合法或违法，因此中美拟求同存异，按上述认知来规范关系，不扩大矛盾。需要指出，美国清楚中国政府反对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它需要调整做法，尊重中方意见，改善两国关系。何况美国长期对台售武，违反《联合国宪章》在先，不必卖萌要求中方不妨碍美国对华抵近侦察。

由于国际法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后果不一，中美对于一些国际法或对正在拟议中的新的国际规制有不同看法纯属正常，而当中国发展了之后也会调整对一些国际制度的认识。中国经过长期谈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十年后可能发现自己正是加入的最大收益者。

目前一些国家正在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合作计划，尽管其准入条件较高因此中国暂不具备充分条件加入，但还必须承认其要求反映了人类发展的一些方向，也是中国进步的目标。中国不宜一味抵触，而应将这一发展作为自己前进的良性刺激。

塑造新型大国关系，还需中国积极去塑造，而不仅仅被塑造。中国虽然是国际规则治理世界的后来者，但应将其胸怀和能力定位为新型的领导者和贡献者。

作者沈丁立，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常务副院长。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