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銳紹：香港不要盲人騎瞎馬的國民教育

作為新聞界的一員，我甚少參與公開的聯署，但作為家長和老師，這一次例外，我參與了要求擱置推行國民教育的聯署，為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先回答三個問題

我不是一概反對或否定國民教育，但必須先回答三個問題。

一，國民教育的目標是什麼？如果只是培養一批只懂聽從官方的話和盲目愛國（政權）的國民，那就十分危險了。國民教育的目標應是培養一批有獨立思考能力，能夠客觀、理性、全面思考問題的國民，這才有利於國家的興盛。

二，國民教育的內容是什麼？如果只覑重穩定政權的角度，只講或只側重正面的國情，而不敢正視負面和落後的國情，只會令國民無法掌握真實的情，更無法提出改變負面國情的建議。國民教育的內容應是：正面國情如實反映，負面國情不迴避，並作深刻反思，這樣才可激發國民努力為國家興利除弊的志向。

我經常說，國民教育的最佳教材就是——國家行為。國家的行為正當，值得世人尊重，國民與有榮焉（例如重大的科技成就），即使沒有大力推動國民教育，大家也會由衷地認同國家的成績；但如果不時出現李旺陽案、陳光誠等事件，即使用刀槍斧杖打開人民的腦袋，人民也不會接受執政者是一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

三，國民教育應該怎樣推行？如果一方面進行任務式的硬銷，不斷開動行政機器，一意孤行，不理會市民的反彈；一方面又加以利益引誘（例如資助官方主導的活動、洗腦式的旅遊等），不顧實效，到頭來只會變成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國民教育的推行方法，應該是細水長流，雙向互動交流，有時是潤物無聲，有時是風雷激辯，覑重取得真心的認同。

用上述三點來檢視目前港府推行的國民教育，可以說完全不及格。港府的做法只是「霸王開弓，軟硬兼施」，而不是真的理解和理會市民和家長的憂慮。

從21年前的事說起

此刻，人們還會想到一個問題：推行國民教育的政策已出現多時，為什麼港府在這個時候特別覑力呢？我看，這要從21年前的事說起了，當中反映了北京一脈相承的控制思維。筆者強調，以下材料已見報，不存在「泄密」問題，只是一般市民和家長沒有留意而已。

1991年，江澤民作如何接收香港的講話，重點是：「中心任務在參與」，有五大方面，其大意是：

一，政治的參與，方便中央全面主導香港的政制發展；

二，經濟的參與，中資和中國支持的資金要盡快參與（影響甚至控制）香港的經濟，不讓外國搞亂香港；

三，外交的參與，繼續「對英鬥爭」，爭取國際對中國立場的支持；

四，基層的參與，努力開展基層工作，為落實中央的治港政策鋪路。民建聯在1992年成立，恰好在江澤民講話之後，兩者是否有關，請讀者自行判斷；

五，文化的參與，涉及教育、傳媒、意識形態等範疇。

回歸前後的多種舻象，顯示這些工作一直在龍潛虎伏地進行。

這個講話很有系統性和操作性，成為北京接收香港各項工作的目標。在回歸初期，北京基於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的需要，同時知道不能操之過急，所以較有耐性。但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發覺上述「五項參與」的前四項都有成績，但第五項卻成效不彰。一些官員問：「香港回歸6年了，為什麼香港人的頭腦還未回歸？」

同年底，北京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曾慶紅任組長）。應該說，這個小組有實績也有過猶不及之處。實績表現在經濟和民生方面，但過猶不及之處則是，北京感到香港人的意識形態還未扭轉過來，所以在2004年初即通過香港建制派人士推動「愛國者討論」，後來反應不佳而草草收場。

「為什麼港人的頭腦還未回歸？」

曾蔭權上台後，北京有感香港的國民意識薄弱，於是「勸喻」曾蔭權要抓緊國民教育，其催逼之力比董建華年代更強。不過，時任教育局長的孫明揚則採取「軟皮蛇」的反應，形式上推行國民教育，但課程則由學校自決。

到了梁振英年代，北京對國民教育的渴求更形於色；尤其是當北京認為「外國勢力也在爭奪香港年輕人」的時候，北京對「香港人思想還未回歸」的忍耐力就更弱了。近期出現的種種事例，包括吳克儉秘密訪京拜會國家教育部，香港教育局又以行政手段協助有明顯偏向的《中國模式》深入學校，美其名「學校有自主權」，實則希望能奏溫水煮蛙之效。

此外，建制派以「很多國家都有國民教育」為詞，力撐有偏向的國民教育，也是不辨是非。譚惠珠的話更是自相矛盾，不合邏輯。她說「六四」、李旺陽等事件與「一國兩制」沒有太大關係，沒入必要放入教材。如按她所說，那麼還叫什麼「國民教育」？她又說：國民教育應介紹中國制度，內地的民生情等未必需要包括在內。這種莫名其妙的割裂，令人弄不清什麼才是「國情」，也違背了北京希望香港人多了解內地民生變化的原意。譚惠珠之言，可說為官方添煩添亂。

眼前，港府應暫緩國民教育，待充分諮詢和取得主流共識後才好推行，否則不僅誤國誤民，對官方也只會利少害多。




香港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