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着的民意可否把握

民意是流动的，不会永远地定格在“左”或“右”上，也不会像信仰者那样永远地定格在“真理”上。这就是民意，最真实的民意，它可能犯错，但是，纠错的任务也 是由民意自己来解决，而不是由权威性、绝对性、真理性的强制力加以纠正。这种强制性纠正的骨牌效应就必然使得背离民意成为一种自然的、合理的事情，最终在 强制性的作用下，确立一种奴役性的社会制度。

一些人认为，民意很难把握，此民意与彼民意之间有很大冲突，无法确定什么是真正的民意或者顺应什么样的民意。在此状态下，这些人认为，自己的“信仰”或“真理”有理由引领、左右民意。 这 些人假定了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民意有善恶之分，有高贵卑贱之分，有真理谬误之分，即民意有道德意义。符合道德规范的需要弘扬，反之需要极力加以遏制。其 二，民意是无法确定的，由此，民意需要“引导”，引导到一个“正确”的轨道。有“引导”的问题就有“引导者”与“被引导者”的关系问题——两者之间的最真 实，最无法回避的关系就是“智者”与“愚钝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其目的首先是要确立一种社会等级，社会秩序，其次，也是要将不确定的民意变为可以 计算，可以衡量，可以确定的民意。两个前提缺一不可，民意必须是道德的，必须是确定的——不确定要被引导为确定。言外之意是，不道德、不确定的民意可以忽 略不计，不作为民意考虑。 民主是为了“民”，可又不能屈从于“民”，这一观点的成立就源于以上两个前提。不道德的不能屈从，不确定的也 不能——不确定让其不知如何屈从。这样，民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所有人都可以高举，可所有人又都不可以不拿他当回事，依旧一厢情愿的坚持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努力，并让人相信只有这样才会最有利于“民”。民意是一个被抽象了的概念，对一个被抽象了的概念做具体的解读，就会感觉到杂乱无章，不知所以然。当 然，如果抽象完全偏离具体，被抽象的东西也是被扭曲的，这种扭曲实际上依旧是个别人的意念，个别人的一厢情愿。这就要求，所抽象的一定是民意中的共同部 分。比如，在涉及到中国的民主转型问题上，和平与暴力之争表现的再激烈，也可以在“渴望民主实现”上找到共识，抽象为民意。 但是，在一 个特定的阶段被抽象的民意并不享有一劳永逸的真理性，也就是说，今天的民意，明天未必就是民意。在专制制度下渴望民主是民意，在民主实现后民意很可能就将 兴趣转移到其他的问题上而非依旧集中在专制与民主上。比如，现在西方的民意在经济、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就会向左转移，希望政府做更多的事，对经济活动有更 多的干预，保证人民的福利、生活水平不要下降太快。这也意味着，当经济、债务危机的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就会自然的想到“钱袋子”，想到如何富裕起来的问 题，当想到这些时，人们又会向右转，希望政府不要过多的干预经济行为。民主社会一直在左与右中流动且这种流动都不能被忽视，否则，政府的正当性就会遭到质 疑。这说明，衡量一个社会，一个政府的正当性其标准只有一个，是否顺应民意。 这种流动的民意在专制下是否可能——如果我们仅仅将民意抽 象在“左与右”的问题上？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很困惑，不否定当前民意的“左倾”，同时，又不愿意顺从。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左的民意即毛时代的左令人恐 怖。同时，毛时代的左也背离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不具有真理性。 在毛时代，社会上的现象表现为顺从与贫穷，极度贫穷。人们的精神与物质 生活极度匮乏。连基本的生理与生存本能都无法得到释放，得到满足。在如此状态下，人们渴望自由，渴望富裕就是在正常不过的。那时的民意是向“右”的，右顺 从了民意，也就自然代表了民意。在精神世界极度恐怖及物质生活极度贫穷的现实状态下，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自由与富裕，而忽略了其他的问题，忽略了平等与公 正，那时的所有人似乎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恐惧政治，平等的贫穷。 在“邓时代”，民意转换为渴望平等与公正。有限的自由实现了，多数人也 不再饥肠辘辘。自由对多数人而言一定是有限的，取决于人生的兴趣、选择、信仰、价值的不同。这样有限的自由就会令很多人感到满足，把兴趣或重点转移到了个 人的、最直接的、“自由”之外的问题上，转移到了平等与公正上了——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成为人们最关注或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这倒不是说，不再有自由与贫 穷的问题，人们都已经自由或富裕了，而是说自由与贫穷不再如此紧迫呈现在人们面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极度“刺眼”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与不公 正。人们似乎在向左转，憎恨那些通过垄断，通过犯罪获得、增加的财富，憎恨这些罪恶的财富在肆无忌惮的彰显，践踏着社会赖以维系的最基本底线，最基本准 则。 “毛时代”的民意表现为“右”是因为“毛时代”的极左，“邓时代”的民意表现为“左”是因为极右。当任何一种极端出现时，相对立的 民意的出现就成为自然，他是平衡极端的有效方法。民意的实质是想平衡极右，却被有话语权的，别有用心的人解读为要恢复极左，要恢复到毛时代的赤贫状态下。 最为可悲的是，很多“右”的人士也误读了民意，把一些人别有用心的解读，理解为真实的民意，以为民众真的痛恨财富。 民意是流动的，不会永 远地定格在“左”或“右”上，也不会像信仰者那样永远地定格在“真理”上。这就是民意，最真实的民意，它可能犯错，但是，纠错的任务也是由民意自己来解 决，而不是由权威性、绝对性、真理性的强制力加以纠正。这种强制性纠正的骨牌效应就必然使得背离民意成为一种自然的、合理的事情，最终在强制性的作用下， 确立一种奴役性的社会制度。 将民意抽象在“左与右”的问题上还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似乎民意只对个别领袖的个别政策感兴趣，如此， 人们还会陷入到对个别人及对个别政策的评价上，比如，毛泽东要放宽一下社会自由度，搞些经济建设就好了，邓小平缩小一下贫富差距就好了，等等，而忽略掉更 为关键的东西——专制制度的本质。于是，我们还可以对流动着的，或左或右的民意再做一个更大范畴的抽象，不再将重点集中在个别人的人品、能力、信念及个别 政策的优劣上，而是将重点集中在专制制度的满意度上，在满意度上寻找“民间意见”的共同处。这样，看似流动的，“抓不住”的民意就很容易得到与把握。 对 政治家而言，真正的得到与把握民意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政治家个人的前途，个人的历史地位，个人的得失及政治谋略，政治手段及方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有 效性上，还关系到国家及民族的未来是否能够走向一条正确的轨道——否定专制制度的最充分理由就是专制制度背离、扼杀了民意，而正确的轨道就是恢复对民意的 尊重及民意作为主导者的，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刘京生，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