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五年來台灣變化發展，最好和最壞都在這

【聯合報╱楊照】


廿五年前的七月十五日，台灣宣布解嚴，正式結束了長達卅八年的戒嚴狀態。正式宣布解嚴，其形式意義大過實質意義，台灣人民的生活，不會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到七月十五日之間，一夕改變。前一天在戒嚴狀態下，後一天進入解嚴，絕大部分的人的日子，沒有任何可以察覺的改變。

解嚴並不是一個真實的狀態，毋寧比較接近一個巨大變化的開端。真正重要的，不是解嚴本身，而是因應解嚴而來的種種改變。一項改變，是開放黨禁，准許台灣人民可以組織政黨，取得合法地位。

開放黨禁之前，許多人信誓旦旦地預言，人民有權自行組黨，一定給台灣帶來大亂。那麼多黨存在，各有各的主張，社會怎麼可能安寧？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就連「台灣共產黨」都是合法政黨了，台灣卻並沒有因為五花八門的政黨存在，而變得比戒嚴時代更不安。剛好相反，一百多個合法政黨中，自然演化成兩大黨的競爭，交互輪替執政，不管選舉上、政治上出現什麼激烈變化，都不會真正動搖社會的穩定。

解嚴帶來的另一項變化，是開放報禁。原來凍結的報紙許可解凍了，不需要有特殊的國民黨關係，不需要經過言論查核機構的同意，只要有足夠的人力物力投資，大家都可以辦報。接著又從開放報禁擴張到開放有線電視頻道經營，從平面媒體到電子媒體，都不再以特許形式來管制。

開放報禁前，也有人信誓旦旦地預言，不受管控的言論，會腐化人心，讓台灣社會淪喪，或讓其他敵對勢力有機可趁。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在台灣已經完全找不到有什麼禁忌話題了，聽了那麼久各種最刺激最禁忌的言論，台灣人民自然養成習慣，不再容易受到極端意見影響，極端、刺激的言論，只剩下娛樂價值，大家聽聽笑笑，以為談資。

解嚴帶來的再一項變化，是普遍設立選舉制度。從縣市議會、縣市長、立法院到總統，讓民意機構和各級首長，都由票選產生。全面建立選舉制度的過程中，也有人信誓旦旦地預言，這樣產生的民代和各級首長，無法保證其能力，會讓台灣的發展衰退，更無法保證其操守，會讓台灣的政治領域烏煙瘴氣。

從一個角度看，這樣的預言，比前面兩種預言，來得準確。的確，選舉產生的政治人物，重視選票遠勝於重視社會進步發展。不過，這些透過選舉才獲得權力的人，他們不得不聽取社會上各種不同人的心聲，不能夠理所當然犧牲什麼樣人的利益來換取成長，因而台灣每個人都能多少捍衛自己的基本權利。

還有，廿五年來的確選出過不少操守不好的政治人物，從總統以降鬧出了許多荒謬的弊案，但也因為如此，廿五年後，台灣社會不再期待政治人物品德超眾，而是期待能夠擁有獨立的司法機關，該查就查、該抓就抓，讓擁有權力的人知道，濫用權力換取自己的利益，是要付出很高代價的。

解嚴廿五年後，有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的收賄、索賄弊案。國民黨不敢上演「官官相護」的戲碼，反而急於表態反貪，因為他們知道這件事很可能斷送他們繼續執政的機會，知道民進黨在旁虎視眈眈，就在等國民黨犯下讓民眾生氣的錯誤。這整件事是由媒體首先爆料披露，林益世根本無從阻止，而且一家媒體報導弊案，另一家媒體立即跟進發布關鍵照片，所有媒體全面動員，進行調查與評論。接著，特偵組約談林益世，面對齊備證據，林益世只好認罪。

這過程最清楚顯現了，廿五年來，台灣的變化發展，最好的和最壞的，都在這裡了。

（作者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