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伍德案件的發言權在調查人員身上

“經復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此為新華社至今對海伍德案唯一發出的文稿，但究竟證據是什麼、重大作案嫌疑又為何，官方一直未做出說明。紐約律師李進進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表示，這類案件的消息，必須由刑事部門或檢查部門發佈，案件的發言權在調查人員身上，應該由掌握第一手資料的人做決定，而不是根據上級命令來行事，政治干預調查人員的判定，是目前中國法治發展最落後的環節


《大事件》記者  胡立


李進進1977年擔任武漢市公安局九處刑警，1978年入讀湖北財經學院法律本科，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一批法學院學生。1982年進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攻讀憲法專業，畢業後到中南政法學院講授中國憲法。1987年取得法律博士學位。1993年赴美後，1998年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同年取得紐約州律師資格，目前為紐約州律師，處理各類民事、刑事案件。

應由在前線調查的人做決定

2011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紐約肯尼迪機場被紐約和新澤西港務局官員帶走，並移交給警方。之後，紐約警方宣布，以三項罪名正式起訴卡恩，理由是他涉嫌對一名酒店女傭“性侵犯與強奸未遂”。幾個月來，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調查了包括卡恩與指控者迪亞洛（Nafissatou Diallo）等人，最後，檢方考慮到迪亞洛的可信度存在嚴重問題，做出撤訴請求。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若比較海伍德案和卡恩案，可看出中國的作法和西方法治國家的作法有明顯差別。一個在美國如此大組織的主席涉案，是由最基層的分局，等同中國的派出所來處理，而不是由FBI或其他大組織出面，雖然FBI或許會派員協助或需要掌控消息，但案子的主要調查、起訴、逮捕等，仍是由分局在辦、讓基層法院受理。

反觀海伍德案，李進進認為，顯然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由基層警察來辦案。“根據法治國家的程序，不管什麼身份，即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涉及刑事案件，也應該將由基層警察處理。換句話說，海伍德案應該交由王立軍手下的區級警察辦理，並由區級法院審理，但現在中共不是按照法治原則，而是政治原則處理薄熙來、谷開來案。”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諸如此類涉及殺人、最後可能判死刑或無期徒刑的案件，應交由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處理。“中國的大問題是，沒有一個獨立的調查機構，公安機關沒有獨立的執法部門，政治力量干涉太多。”

王立軍先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根據外傳消息，海伍德死亡之後，王立軍曾試圖指示部屬隱瞞真實案情。如今，王立軍已被免去公安局局長頭銜，此時將海伍德案交由重慶基層警察處理，是否恰當？李進進認為，王立軍出了問題、無法處理案件，這不成問題，因為，王立軍的手下仍應該依照法律辦事，而不是聽局長的吩咐。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除非是案件的調查方法、調查方向，基層警察可聽局長的建議外，其他諸如毛髮、血液的來源、谷開來是否殺人等問題，局長並沒有發言權，發言權仍在調查人員的身上，不能因為薄熙來、谷開來或王立軍有政治影響力，就干預調查人員的判定，政治干預，是目前中國法治發展最落後的環節。

李進進說，一個案件，應該由掌握第一手資料的人，也就是在前線調查的人來做決定，而不是根據上級命令來決定。“台灣跟中國大陸相差極大的地方，可從台灣司法處理陳水扁案的方式看出。台灣從逮捕、關押禁見，到保釋等，任何的政治機關都無法干預辦案，完全按照法律程序，由檢察機關獨立處理，現在的台灣，可說走在世界法治的前頭。”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海伍德案明顯反映出中國法治並沒有建立起來，案件仍在中央幾個人的控制之下，這些人根據政治需要，利用司法途徑，對另一些人進行政治處罰，造成中國社會的混亂。

根據目前透露出的消息，海伍德的屍體被發現後，現場的辦案人員在查看後，已經知道海伍德是被謀殺，謀殺的手法是毒殺，而使用之毒物若為氰化鉀，現場判定時也不難看出。李進進指出，現場勘驗只是初步的，如果有任何疑點，要得到最後結論，還必須進行解剖，但海伍德的屍體並未解剖，而是直接火化，本身就有問題。

路透社報導，王立軍的4名手下懷疑海伍德是中毒而死，拒絕在海伍德死亡報告上簽字，王立軍曾向薄熙來透露此事。數日後，薄熙來擅自解除了王立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職務，王立軍也曾為了自保，安排手下竊聽重慶官員的電話，並祕密錄下自己與薄熙來對話。但在王立軍發現自己的祕書、司機、祕書、執行竊聽人員失蹤後，擔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據報，王立軍5名心腹和司機被薄熙來秘密抓捕，其中2人遭刑訊逼供致死，1人被逼供後自殺。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海伍德案到了王立軍手中變成飲酒過量死亡，底下的勘查人員、法醫人員還被迫簽字，這是政治干涉司法的最典型例子。若2人被逼供致死的消息屬實，代表中國的法治和人權狀況非常令人擔憂。

王立軍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反映出公安局長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李進進認為，如果王立軍底下有人認為海伍德是被謀殺，而非飲酒過量死亡，有一天此案還會被翻出來，到時王立軍位置難保；謀殺案通常很難瞞得住。王立軍可能考慮到紙包不住火，因此找薄熙來攤牌。

李進進指出，王立軍跟薄熙來攤牌，就是希望薄熙來可以保護自己，但薄熙來不但不願伸出援手，甚至放話指王立軍有精神病，造成王立軍的恐懼。因此，王立軍只有往領事館逃跑。(《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