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楚：軍隊國家化是假問題 要害在於國家憲政化

作者 凱文

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人民解放軍”是個幾乎無處不在的團體。除去此前政治運動年代的重要角色不論，近年來無論是抗震救災第一線的身影，還是在人大日趨活躍的軍隊代表，抑或是在報刊上屢發驚人之語的軍隊“鷹派”，都表明這個團體和國家發展息息相關。

在八九之後的歷史背景下，軍隊既成為一部分人理想化的謳歌對像，又成為另一部分人污名化的批判對像。但與此同時，軍隊在很大程度上又保持神秘，軍費開支、內部貪腐、人事更迭等種種動態都處於半遮半掩之中，這也引起了中國內外的極大興趣。

今天中國公布的軍費開支是不是真實水平？“軍隊國家化”究竟如何看待？軍隊內部的“鷹派”聲音又意味著什麼？圍繞這些問題，本台采訪了國際問題和軍事戰略學者趙楚，並分上下兩次播出，以饗讀者。


RFI：中國的軍費問題一直是國際上比較關注的問題，中國的亞洲鄰國以及美國也一直保持警惕。您從軍事專業角度來看，目前中國軍費增長和軍力發展是否與當前國力相對稱？

趙楚：實際上這裡包含三個問題。中國軍費在近二十年的連續增長——尤其是大約十三年時間中以兩位數規模增長——實際上是三個原因造成的。

第 一個原因就是所謂“補償性增長”。三十年前中國開始整體轉型時，基本上是以所謂“軍隊勒緊褲腰帶”這樣一個重要政策開始的。因此，在過去三十年的前半段， 也就是說新軍事革命剛開始興起的時候，實際上中國的軍事投入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說，在1978年以前，中國的軍隊開支處於一個非常低的水准。

第 二個原因是需求變化。從鴉片戰爭直到二十年之前，中國國防的核心任務都是所謂“本土安全”，也就是國土之內的防衛，所以基本上是防御性的、陸地作戰為主的 類型。但是從這三十年來的變化看，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國際主義”的國家、一個全球化的國家。它的整個產業轉型的力度和成果非常明顯。現在中國基本上是全球 最大的資金提供國、最大的工業品輸出國、也是位居前兩名的能源輸入國之一、第二大石油能源的使用國、第一大石油能源的進口國。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它的整個 利益變化非常大，這種新的需求也促使產生了很大的軍費增長動力。

第三個原因是軍備本身的升級換代，也帶來了全球性的投入浪潮。而中國軍隊之前的起點很低，再加上需求又有變化，因此在新的財政支持能力下，出現了軍費的快速增長。

RFI：那麼，涉及到透明度問題，官方公布的數據是不是軍費開支的真正規模？

趙楚：這涉及到軍費本身的構成。中國的體制是比較特殊的，和通常我們看到的預算透明的國家相比有很大區別。中國的“國防開支”、“軍事開支”和“安全開支”，實際是三個層面。

所謂“國防開支”，就是防務本身的開支，它不僅僅包括我們所看到的軍事預算的數字，還包括比如軍工科研的投入，或者預算外臨時財政撥款的投入，比如重要單項軍備的購買。

此外，中國軍隊和外國軍隊還有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軍隊本身也有一定的籌款能力，軍工工業和一些半軍事化單位也有相當的籌款能力，比如國防科研和國防工業系統的銷售，會帶來一些收入，這些收入中的一部分也會轉化為和軍事及防務有關的開支。

第二個部分就是所謂“軍事預算”，也就是直接用於武裝部隊序列的部分，這就是大家能夠看到的數字，其實這個費用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人頭費”或者日常行政開支。

此 外第三個就是“安全開支”，它不僅包括外部安全，還包括內部安全。因為一些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威脅程度是遠遠要高於外部因素的，所以很 多的預算開支投放在這個領域。而這一部分無論在國防開支還是軍事開支裡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幾個數字加起來，加上籌款渠道，就使得這個數字非常之大。

另 外，隨著軍費開支增長和軍事能力增強，產生了內外感受問題。過去我們看到比較多的是國外對透明度的擔心，這也是美國及其盟國在同中國進行軍事交流時首要的 關鍵問題。但其實，除了這些問題，人們往往忽略的一面是，這麼龐大的公共投入和開支，聯系到中國政府本身缺乏正當性——以及它意識到並追求這一點——對內 也有越來越明確的透明度需求，國內公眾也開始關心：花了這麼多錢干什麼？有沒有必要？怎麼花掉的？怎麼撥款怎麼使用的？又怎麼進行核算？這個需求也很強 大。

外部對軍費透明性的擔憂，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我倒覺得，所謂的“意圖透明”，前提需要有個假定，即假定中國政府在對外政 策上有一個明確的內部方案、有一個意圖。而我認為最值得擔心的，倒不是它真有一個意圖，而往往可能是它並沒有明確的意圖。用一種簡化的方式說，就是力量在 增長，而意圖是模糊的、扭曲的、搖擺的。隨著中國體量和力量的增長，這種情況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導致的危險可能才更大。

RFI：近年來中國在內部維穩上的開支也非常驚人，甚至在總量上達到了和軍費開支不相上下的水平。有人把這種現像解讀為“政府防範人民等同於防範外敵”，您認為可以做這樣的解讀嗎？

趙 楚：這樣的解讀我們經常能聽到，我覺得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在中國這樣特殊的體制下，要維持現行體制，那麼對社會本身的進程必須要有所控制。尤其在中國發展 出新一代的作戰能力，比如核武器的現代化之後，實際上中國正處於一百五六十年以來外部安全威脅最小的時期，而且從目前來看，無論是大國之間還是周邊鄰國， 也都沒有用大規模戰爭的方式對中國進行入侵或者解決外交分歧的可能。

所以在當代全球化和數字化背景下，隨著新一代人口的成長，和過去三十年來積累的矛盾以及這些矛盾在新形勢下的發展，表現為“民眾要求權利、政府要求維系現有體制”，在這種背景下，應該說政權和社會之間的緊張度在持續提高。

圍 繞維穩費用的持續增長，除了政治體制的原因，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過去中國的行為模式基本是總體動員模式，即“上面發令，下面逐級貫徹”，而貫徹的方 式之一就是“層層加碼”。維穩一方面體現了政權習慣於對民眾進行壓制和控制，另一方面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各地都在逐級加碼。甚至對於很多具體的職能部門、 強力部門或者地方政府而言，加強維穩及其預算投入，對有關機構和個人都是生財之道。

RFI：今天中國社會也有一種普遍的不滿情緒，認為軍隊是一個被掩蓋、但實際上腐敗嚴重的領域，最典型的比如軍車牌照濫用問題。現在中國軍隊內部的腐敗，究竟處於什麼狀態？

趙 楚：我覺得單獨談軍隊腐敗是沒有意義的，軍隊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它是社會生活中的正常一環，而且作為強力部門，也是權力體系中接近核心位置的一環。所以 我們在社會中看到的任何現像，不能抱著羅曼蒂克的態度，比如某些左派，認為軍隊是干淨的、浪漫的、純潔的，而這是不可能的。

除了軍車牌照 問題以外，我們也看到了例如2006年王守業這樣的大案。可以這樣說，軍隊的腐敗不會比地方更輕松，也不會比地方更嚴重，它基本運作原理、邏輯和實際情況 應該是（和地方）一致的，所以並不存在單獨的治理軍隊腐敗的問題，涉及到的還是整個社會基本運行原理和體制的問題。

RFI：近年來黨報和軍報都發表文章，高調反擊“軍隊國家化”的論調，但反對者舉出中共在1949年之前的言論，表明這也曾經是中共的主張。在您看來，“軍隊國家化”的核心要害究竟是什麼？

趙楚：這個問題的確講得很多，但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實際是一個假問題，軍隊國家化是有前提的，就是有政黨競爭和憲政體制情況下，軍隊在政治上中立。因為在兩黨或多黨政治下，政策是博弈過程的產物，所以軍隊必須中立化。

而在中國的體制之下，國家是黨的，軍隊也是黨的，所以也可以說，軍隊已經“國家化”，只不過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國家化”，所以我覺得這實際上是一個假問題。

既 然“軍隊國家化”本身是一個假問題，那麼真正的問題就在於國家的體制缺乏現代色彩，它基本上是來自於前蘇聯、再加上中國特色的專政體制。在這種體制下，軍 隊已經可以說是國家化的，不過是專政國家化的，因此也看不到那種相對比較中立、奉行專業主義路線的軍隊。所以問題的要害在於，要通過憲政制度，逐步實現國 家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只有建立了這個前提，我們通常講的“軍隊國家化”才可能有基礎。



趙楚先生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原上海國防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原《國際展望》半月刊執行主編，現為大陸和港台多家媒體的專欄作者。

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