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制度化參與 不利民主與法治生根

旺報 【林琮盛】

　歷經3個月，廣東省委終於正面回應陸豐市的烏坎村村民抗議村官盜賣土地事件。這場搞到村官遁逃、軍隊圍村的官民衝突，還被外媒興奮指稱為「民主維權起義」。

　但從本質觀察，烏坎村事件恐怕離「民主」尚遠；大陸地方政府狂熱於「土地財政」，及基層官員缺乏有效的權力制衡，才是激化烏坎村衝突的主因。

　大陸學界常認為，農民參與「騷動」，一來是相關法律規範認知少，二來也缺乏制度化參與的習慣。一旦從事「非制度化參與」，反而不利於民主化的制度建立。

　因騷動事件常弱化基層政權組織，讓官員不敢治理，以致衍生無政府狀態；同時，當農民認知到，非制度化參與（示威衝突）更有效，就不會積極選擇制度化參與，反而削弱農民的法治意識和民主習慣，減緩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進程。

　當然，對烏坎村民而言，這場「維權起義」完全是村官違背制度化參與在先，才爆發「官逼民反」的後果。

　過去40年，烏坎村主要幹部未曾更換。他們藉職務之便，盜賣8成集體土地，私吞自肥30億台幣。村民多次上訪無效，才在9月下旬與官方發生衝突後，爆發更大的示威行動。

　此事凸顯，基層官員熱中透過販賣土地，獲得稅收已成普及現象。據大陸分稅制，地方財政固定收入，其中就包含了房產稅。在大陸加快城市化腳步、土地價格大幅飆漲下，更提供基層官員「賣祖產」的誘因，也導致「強拆」事件頻傳。

　今年1月，面對層出不窮的「強拆」抗爭衝突，大陸中央訂出《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開始對徵收後的補償、安置，進行救濟措施。

　但往往上層立意良好，一旦落實到執行面，卻常遭遇基層幹部在缺乏強力制衡時的胡作非為，衝擊了政府權威性，激化民眾抗爭，最後又得逼得更高一層的政府單位出面為基層組織「擦屁股」。

　越大的衝突，其處理的層級也必須越高。這次烏坎村的「村級」事件竟鬧到省委層級出面擺平，顯見廣東省委已意識到「火燒屁股」的急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