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政治性議題回歸人大

台灣《中國時報》

評論解讀在社會利益多元分化加劇的今天，人民群眾對自己的代表懷有更高的期望。不過，在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視野裡，卻少有人會將「兩會」看作是一個由公眾代表探討政治性議題的平台。

　儘管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兩會」上的主題和新聞關注，大多是關於民生、發展方面的，真正的政治話題，如反腐敗、政府的評價、利益集團的政治博弈等，卻很少被提及。

　只講民生和花邊

　在公眾參與的意義上，所謂政治，其實就是談論政治。在大多數代議制國家中，代議機構如美國國會、英國議會等都掌握著最高的立法權力。在那裡，政治性的議題、特別是對現任政府的監督始終占據主導地位。而在中國，作為最高國家權力象徵的「兩會」始終不離對「民生問題」的強調，但發展民生應該是服務型政府部門、企業和社會組織的職責，人大更重要的功能是監督政府的服務職責是否到位，而不是自己去操心政策要如何操作。但實際上為數不少的代表在整個會議進程都在為一項民生建議案而奔忙。

　很多媒體也主要關注明星花邊新聞和少數「大炮」代表的或義正詞嚴、或荒腔走板的言論。人大的監督政府、立法導向、制訂政治性議題的職能並不突出。

　為什麼一些代表和媒體很少「講政治」，而只講民生和花邊？或許我們可以從人大代表產生的環節開始，從選舉機制、組織特性、會議機制、代表規範等幾個方面來理解人大制度和人大代表之難。

　根據中國的《選舉法》規定，即使有10人以上的聯名推薦，也並不必然成為正式代表候選人。這就使得最後選出的代表在代表民意方面先天不足。有些甚至與人民完全隔膜。

　代表們是業餘的

　我們的人大代表則除了各級人大常委會的委員們之外，其他一般都是兼職的，期待業餘選手像專業選手那樣「講政治」，乃是強人所難。

　所謂「業餘」不但表現在知識背景和政治認識方面，而且還表現在政治行為上。大部分國家的議員一般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和政治團隊。前年6月24日起，四川羅江縣在幾個鎮先後成立了專職人大代表工作室，專職人大代表可以接待選區來訪群眾，集中聽取、收集民意，並享受正科級待遇、生活補助和調研經費。其他一些地方如南京市江寧區也出現了人大代表工作室。

　這些情況本來意味著人大和人大代表發揮更大作用的前景。但在2010年10月召開的人大第十一屆十七次會議上，卻冒出了「人大代表不設個人工作室」的說法，此後不少人大代表工作室陸續關閉，代表專業化、職業化的路困難重重。

　當然，代表中也不乏精通政治的人。在十屆全國人大中，在任的政府官員在人大代表中占了1/3的比例，並且省代表團的團長大多是該省的最高領導。這就讓本該履行監督政府職能的人大實際上遭遇了由政府官員來監督政府的尷尬處境，同時也導致全國人大開會的時候不大像是民意代表在議論政府，而更像是地方政府組團來遊說中央政府的集體行動。

　一年會期僅兩周

　多年以來我們在報紙上讀到、在電視上看到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議會在開會的時候代表們爭論得面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的場面也屢見不鮮。看起來很不文明、很不和諧，和我們的代表整齊劃一的舉手場面相比，顯得很沒紀律。也經常被一些人當作嘲笑民主政治的笑料和論證民主會引發混亂的證據。但實際上，這樣的國家有議會裡的打架鬥毆，卻沒有流血飄杵的內戰。這樣的國家裡做代表、做官都是不舒服的，最舒服的反而是人民。

　當然，西方民意代表背後都有資本利益集團的角力。代表們為了贏得選票的打架作秀行為說不上有多高尚，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們至少在對待人民上誠惶誠恐，認為民意大過天。

　議會制度中的會期也是重要問題。在日本和美國，每年僅國會常會的會期即達150天以上。但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每年只開一次會，每次的會期不超過兩個星期。這樣短的會期，不要說監督政府工作和商討立法，就連人大自身運行的工作都很難完成。

　在經濟社會快速變化的當代中國，民意代表缺位等制度性缺陷，已經開始導致治理上的危機甚至社會衝突。也就是說，類似的問題已經到了不能不解決的地步了。在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希望這種思考，能讓政治性議題回歸人大，並在「講政治」的過程中厲行自我改革、發揮其作為代議制機構應有的政治功能，以應對現有的社會壓力與治理危機。


（摘自《南風窗》2012-03-05，作者唐昊為華南師範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原題：「兩會」的民生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