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应退出市场竞争领域

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之谜一直令全球经济学家困惑。本土学者对其驱动力提出的或许唯一有力的解释，是独特的地方官员激励与政治治理，而地方分权为地方官员的“GDP比赛”提供了基础（周黎安、许成钢等观点）。不幸的是，这一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即将熄火，或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威胁。

这些研究认为，中国既非联邦制，也非单一制，而是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制。中央以人事任命、升迁或降职来控制和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比赛。尽管在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地方财权遭到削弱，但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源控制权，如土地分配、国有企业处置、制定本地的工业与财政政策等。地方官员依靠这些资源招商引资，通过出售土地获得资金投资基础设施。

现在这种模式走到了尽头。招商引资已无多大空间，因为中国几乎所有产能都已过剩，且成本还在不断上涨；依靠土地收入用于投资的循环也告终结，因为地产已经泡沫化，而可用土地日益减少。事实上，中国各地的基础设施也早已过剩，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和腾挪空间急剧缩小，但问题丛生。

这种危机感迫使中国推进转型，考核地方官员的单一目标转变为多重目标，在经济增长之外，还有缩小收入差距、环保、民生、保护产权、创新等。但是，多重目标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比如重视福利与环保必定影响增长。过去创造中国奇迹的机制，现在成了问题根源，不改变体制而企图实现转型的努力是徒劳的。

地方政府这个强劲的引擎即将熄火，对中国经济是一个紧迫的威胁。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停滞，必将改变现有社会结构，酝酿深刻的政治危机。与其他转型国家不同，中国在制造业之外仍然有巨大的市场释放空间。但这需要政府彻底退出市场，打破国企垄断与产业管制，取消对生产要素的价格干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开放服务业。如能做到这些，中国仍有高速发展的潜力。

这样的改革可以确保地方政府在转型过程中，不会因经济发展减慢而遭受压力。但这些领域的改革决定权握在中央政府手中，而中央迟迟未做出决策，引发地方与中央之间矛盾，尤其是地方的一些探索常常被“政策天花板”弹回。

改革停滞刺激了地方探求新的发展途径。可以说，“重庆模式”偏重民生与公正，但它建立在对存量的调整之上，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且很容易掉入民粹的陷阱。广东以“腾龙换鸟”推进增量并试图改善社会关系、提高竞争效率，但有些改革被中央部委阻止，以致于今年“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人曾表示要到中央“上访”，争取放权改革。上海“两个中心”的建设，也在中央的多头管理中长期徘徊不前。

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如果无法对现状做出及时反应，会产生和繁衍更多问题。长期以来，最高决策层改革停滞的后果，是中央部门权力膨胀，央企也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能力，不仅形成了阻碍改革的集团，还侵蚀改革已有成果。地方政府也失去了强有力的中央监督，寻租、政商勾结或掠夺民营企业现象非常普遍。

可以想象，如果中央政府不及时打开增量阀门，或将失去对地方政府与全国市场的控制。因为在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区域竞争和地方财政压力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种趋势会分割中国统一的市场，并加速地方政府与商人的结合。目前浙江省推进的“浙商回归”就代表着这样的苗头：当地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浙商，而浙商则要求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这意味着地域间争夺存量资源的竞争会加剧。

Ｓ.Ｒ.爱泼斯坦认为，强有力的（不必然是专制的）中央集权是经济有效率的前提，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比许多拥有产权保护、独立司法的经济体发展得更快。一旦因中央不作为而导致地方主义兴起，整个中国恐将陷入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之中。

目前人们常说的“转型陷阱”，主要是指在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失去控制能力而导致权力被既得利益集团俘获，转向权贵（裙带）资本主义。在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转型中都出现过这个现象，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更是寡头政治的典型。中国地方分权并没有在各地产生地方官员与商人公然合谋欺骗中央的情况，是因为有效的中央政治集权制度。

中央集权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并监控权力不被滥用，但若中央集权“大脑短路”，则会导致相反结果。

目前中央意志的缺位，导致中国经济结构与政治治理陷入危机。笔者认为，中央政府要尽快“醒来”，推动政府全面退出市场竞争领域，取消垄断、管制与繁琐的审批。这样有助于缓解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并为转型提供缓冲空间。如果不这样做，中国或将陷入诸侯经济，并在这个过程中催生权贵资本主义。

其次，一个可能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结论是，中央集权要进一步加强，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障碍，推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提供产权保护和公正司法，防止地方政府与部门滥权、在转型过程中绑架公共利益。

笔者认为，目前需要反思的是，为何中央大脑长期无法形成改革决策以及为何“政令不出中南海”，从而造成事实上的改革停止、问题繁衍以及一味“维稳”。中央大脑重启是化解中国危机的唯一钥匙，因为自下而上的革命只会造成更大灾难。

当然，转型其实是要重构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中央集权下的“向上负责”难以实现多目标，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推动地方官员（县、市）的直选，让政府向选民负责，受选民监督。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集权体制与市场、社会的变化已不相适应。但笔者仍然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仍需要加强中央的控制力，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权与分税）、推动行政透明与预算民主、允许舆论监督、实施司法独立，以及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与公民教育的普及。

作者张立伟为中国内地媒体人，任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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