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什么样的道路中国不该走？

　　“两会”正在召开，中国官方口径非常统一，社会思潮却非常混乱。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分歧却越来越大。争论的焦点，就是“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同样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因为中国的未来走向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化。


　　不过，今天中国最重要的议题也许并不是“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而是“中国不向何处去”。换句话说，中国要防止走向错误道路。只有排除了错误道路，中国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其他国家曾经付出惨重代价的覆辙。

　　那么，今天中国不能走哪些错误道路呢？我认为有以下几条。


　　（一）中国不能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以政治权力为依托，进入市场与其他资本展开竞争，进而形成市场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国家资本主义在西方正在萎缩，在新兴经济体却方兴未艾。

　　中国一些人士虽然没有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对其理念其实是颇为赞同的。在他们看来，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惊人成绩，奥秘就在于以市场手段强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特别是在战略领域，提升国有经济实力地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标志，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然而，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占据强势的市场，必然是一个扭曲的市场。因为有政治权力为背景的国有经济压抑竞争、影响市场公平，而且难以避免由于巨大的利益带来的裙带关系和贪污。此外，国家资本主义也会对世界贸易提出巨大的挑战。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愈来愈多，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所以，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不可持续，如任其发展，中国极有可能滑向权贵资本主义。


　　（二）中国不能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权贵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又叫“裙带资本主义”，指的是“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

　　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苏哈托治下的印尼，都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只要是执政者权贵的家族、密友，只要找得到作为执政者权贵的“关系”，就会迅速形成又粗、又重、又黑的腐败链，滋生出对国家、社会、人民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马科斯最后仓皇出逃，客死他乡；苏哈托黯然下台，亲友相继入狱，都宣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末路。今日中国贪腐蔓延，深入社会肌理，吴敬琏先生一再呼吁中国要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绝非杞人之忧。


　　（三）中国不能走民粹主义道路。

　　民粹主义是对横行无忌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惩罚。民粹主义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由于它把民主理想绝对化，诉诸直接民主，强调全体群众的普遍参与，把“全体人民”当作所有行为的唯一合法性源泉，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实行一种广泛的政治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纳入统一的政治过程之中。

　　政治学家俞可平教授指出，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过程。因为长时间的全民总动员在正常制度框架内往往很难做到，而必须借助于某些非常手段，如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强制性的舆论一律等，这些非常手段极可能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而且普通大众在特定情况下通常会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这种大众意识不仅可能损害民众的长远利益，而且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使大众为这些政客所操纵。

　　目前中国民众对精英的普遍怀疑和不满，使得民粹主义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可是，拉美的民粹主义试验表明，民粹主义不但解决不了既有社会问题，而且野心家会利用“人民主权”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们所采取的激进的“仇富”、“亲贫”政策将加剧社会情绪的两极化，当经济增长停滞或下滑时，富人有可能趁机兴风作浪，往往使民粹主义政府终结于军人政变。


　　（四）中国不能走军国主义道路。

　　军国主义是一种黩武主义，认为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并将保证军事力量视为社会最重要目标，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国民经济运作以军事优先，保证战争所需；私权、人权、言论自由受到压抑；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独裁制；对外则穷兵黩武，进行国土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典型。法西斯主义是在这些国家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

　　军国主义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源匮乏的日本需要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出现了一场“日本向何处去”的争论。一派主张“和平膨胀”（即“和平崛起”），另一派则主张“武力膨胀”（即“战争崛起”）。最后“武力膨胀”占据上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终在二战中以惨败告终。痛定思痛，日本认识到，必须以和平而不是以战争的手段来利用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中国有些人士鼓吹“中国与XX必有一战”，呼吁通过发展军事实力支持国家崛起，都是令人担忧的现象。


　　（五）中国不能走斯大林主义道路。

　　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斯大林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否认民主化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自治思想，将政权神圣化，直至产生个人崇拜。

　　苏联学者布坚科认为，“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说，斯大林主义实践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苏联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中国改革就是要抛弃斯大林主义。但是正如中国学者周有光先生所说，中国“略有修改，未脱窠臼”。由于旧有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斯大林主义仍然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在社会矛盾趋于尖锐的今天，仍然有一股想把中国拖回斯大林主义老路的力量。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讲过：一些人总希望把历史上的经验或者教训介绍给各国政府、各国统治者、各国君主等等。但是历史证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一个君主、一个国家，从历史上吸取过什么。此话令人气短，不过笔者仍然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中吸取哪怕一点点经验。如果中国走向错误的道路，不仅意味着十三亿人的现代化进程被中断，而且对于世界来说也将是一场危机，甚至灾难。


作者:马国川，来源: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