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談六四 梁振英無得體回應

二十三年前六四事件發展最熾烈的三個星期，我不在香港，卻遠在言語不通的西德。看不懂德文報章和電視，對事件實在不知表裏。一晚在慕尼黑看完戲在餐館用膳時，偶然見到晚報頭版報道北京發生嚴重事故，也刊登了一幅天安門的照片，但仍然不知詳情；直到幾天後取道倫敦回港，經過唐人街見到華人示威活動，方才開始感到事態的嚴重性。然而，身為港英政府公務員，對在中國發生的政治事故，如無必要，只能盡量置身事外。

這麼多年來，我對六四事件沒有甚麼特別感覺，只是抱着平常心，以冷靜、客觀的態度看待事態的發展。這是一件歷史大事，可以有很多角度的看法；牽涉眾多平民百姓、軍隊官員，對事情發生始末有多個不同版本。在國內外接觸過的人物中，有曾經直接在天安門現場參與示威活動的，有旁觀者，也有只從傳媒報道而感到義憤填胸者，更有在六四後才出生的年輕人，全因一句「薪火相傳」，便義無反顧地全情投入「平反六四」行動。本來這是一個完全正常的情況，可惜在香港，發展到後來，六四事件已被某些政客騎劫，只容一個版本流行，打造為一個本地政治議題，用作反建制派的強力武器。

我尊重每一位真誠參與六四悼念活動的人士。我一直沒有參加任何遊行或集會，卻參加過兩個話劇的演出：《笑難忘》以嬉笑謾罵來說明老百姓對某些事情絕對不會忘記，《巴黎公社的日子》則是東德劇作家布萊希特的作品，描寫一八七○年間法國軍隊以維護大局為名，大舉屠殺反政府的巴黎公社平民百姓一段歷史，由我翻譯並參加演出，這是我對六四的表示。

明知六四是一個必會提出的問題，梁先生竟然不能作出一個得體的回應口徑，實在令人失望。


譚榮邦 前政務官

太陽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