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增量 -- 中國下一步改革的唯一標準

張倫　　法國賽爾奇•蓬多瓦茲大學副教授

做這樣一篇文章，直接的背景當然是婦女被強制墮胎、什邡的抗議風暴等曾出不窮的事件；用如此一個題目，則是拿三十年前那著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提法來作對照，加個歷史和思考的縱深。且不論哲學上是否成立，過來人都清楚，當時圍繞那個論題所展開的討論，極大地幫助了人們從毛時代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桎梏中掙脫出來，也確定了後來改革開放帶有實用主義哲學色彩的思想導向。

問題是，這種哲學指導下的改革開放，在其激活中國經濟活力、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時，由於缺乏道義標準和應有的社會公正機制，逐漸失去了其啟動初始時的動力，陷入停滯。「改革已死」話語的出現、社會上反改革氛圍的積聚、革命情緒的醞釀等等都顯示著這一點。

如何避免中國出現新一輪的社會政治激蕩，尋找下一步改革發展的共識，賦予其新鮮的內容和動力，人們有不同的看法。在筆者來看，權利增量，公民權利的增長，理應成為下一步衡量中國改革與發展的唯一標準。

「增量改革」——經濟增量與權利增量

「增量改革」，是一些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道路的歸納，意指中國通過經濟量的增長以及各種市場機制的增加，來逐漸替代舊的計劃體制。這種說法固然不錯，但需要記住的是，這種「增量改革」最初就是以經濟領域公民權利的增量為起點的，——中國農民重新獲得自由耕作權，而三十多年來，中國改革平穩健康發展的時期也都是經濟增量和權利增量協調發展的時期。

遺憾的是，在改革初期權利增量的黃金期後，經濟增量雖然持續，中國公民的權利增量甚微，增量改革演變為單純的經濟增量，市場機制的形成受到權力結構的扭曲，原有經濟體制的瓦解並沒有伴隨一個健康合理體制的出現，發展的不平衡就此日增。有權力者不僅具有政治權力，且掌握經濟資源；有經濟資源者則通過利益輸送，直接間接掌握更多的政治權力；改革初期人們希望的國家權力得到有效約束的理想並沒有隨經濟的進一步增量而實現，相反，國家因得到不斷增長的經濟資源的資養而變得更像一個巨無霸，龐大無比，恣意揮霍和壓制社會的成長與不滿。一些利益集團依附、利用這巨無霸，赤裸裸地吸食、控制各種資源，影響決策，最終導致以經濟增量為主的「增量改革」的破產。

從最近出現的幾乎可預見的經濟衰退趨勢來看，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中國的產能過剩，內需不足。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多種，但顯然與公民由於權利的缺失，無法有效地對抗強勢集團的掠奪和壓榨，無法合理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高度相關。如不能有效地推動權利增量，我們有理由懷疑，注入的旨在推動經濟增長的資源能否得到有效利用，新的經濟增長能否再現，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能否達成，一些論者提及的經濟「存量改革」能否順利進行。

將權利增量作為唯一標準

之所以這裏有些武斷地冠以「唯一」二字，這即是一種道義選擇——它符合應有的道義，也是一種策略選擇。因為，在這樣一個大的轉型期，中國面臨改革和發展的目標是多重的：經濟的持續增長與結構的調整，國家實力的進一步提升，國家安全的穩固，社會矛盾的緩解，政權合法性的再造，環境的改善，文明水準的提升等。這些目標相互交織互補，但也彼此衝突，任何一個課題都可能被理所當然地拿來作為階段性的改革和發展目標，壓倒其他的訴求。而在利益集團把持國家機器、宣傳手段的情形下，許多政策甚至包括一些重大利益輸送舉措的出台都可能被冠以冠冕堂皇的說辭。因此，為與現有的諸多政策標準做些根本性的區隔，不讓其他的東西來衝淡混淆，就需要把這樣一個權利增量的標準加以特殊地凸顯、強化。

在筆者看來，貫穿當下中國諸多問題的一個關鍵，檢驗所有政治家是否真心改革，改革和發展的政策是否具有價值和實效的尺度，就是公民權利的增量，就是是否將以經濟增量、國家權力為重心的改革與發展移轉到以公民權利的增加上來，以此為導向和標準。

只有實現公民的權利增量，改革和發展的果實才可能得到某種程度的公平共享，既不必指望那種皇恩浩蕩式但卻極不可靠的賜予，也無需那種民粹式的殺富濟貧；避免「重慶模式」的悖論和惡果；堅定且循序漸進地實現權利增量，才有可能解脫那種「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惡性循環，國家與社會的緊張才可能逐漸有所緩和，避免通過大規模的社會政治動蕩來達成新的政治結構型塑、國家合法性的再造；而作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公民的權利得到增加，那困惑中國經濟發展已久的結構失調才能夠從根本上得到某種改善，增長才會得到新的動力。最後，公民權利增量得到落實，社會成員對國家與社會的認同感，參與感才會增加，國力才會真正強大穩固，中國人的道德文化水準才會得以提升。

權利與權力——誰的增量

提倡權利增量，就是要將公民僅在經濟領域獲得的某些不完整的權利推廣到所有領域，落實和保障法律規範的公民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達成法治國家，擴大公民的公共參與權，讓公民成為一個權利完整的公民；這從轉型的角度看，就是要限制權力的增量，國家逐步讓渡權力，將其視為禁臠的領地歸還為公民，讓權利和權力在規範的博弈中找到新的平衡，建立新的國家制度架構，既能維護權利，又保證經公民認可的權力能得到有效的運行。以公民權利增量為目標，政治體制改革才不會缺乏動力，走入誤區。

權利增量，不僅是中國當下社會的要求，也是世界的一個普遍趨勢。法國大革命，工業民主，工人運動，新興的女權，環境，少數族裔的權利運動；從政治權利到經濟社會權利再到廣義的文化權利，西方世界兩百多年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一種公民權利增量的歷史。而新興的各種國家，包括今日阿拉伯世界的激蕩，都在向我們展示這種權利運動的世界性擴展。每個國家的興衰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如何回應這種歷史的巨潮。

將權利增量作為下一步改革發展的標準，也就回答了改革與發展的主體、動力和目標的問題。公民是主體，也是動力所在，更是改革與發展要達成和服務的目標。無論左右，在捍衛公民權利，爭取公民權利的增量上應攜手並進。一如筆者過去多次說過：在中國的情境下，不捍衛公民權利者，既不可能是注重公平、關注弱勢的真左派，也不可能是要求自由、限制國家權力的真右派。它既應是中國的（歐洲式）社會主義者所關注和追求的，也該是中國的（美國式）自由派、共和派一定要爭取和捍衛的。主張權利增量還是權力增量，這是測定中國左右知識分子道德和知識真誠的標準。

權利增量自然是有利於普通民眾，但權貴階層也要明白，只有權力財富沒有權利，命運最終對他們不見得是喜劇。失去權力的劉少奇、薄熙來、王立軍，財產被無端征收了的富豪們都是前鑒。

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標誌著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提升，正為權利增量創造著基礎。而官方對此的壓制，除利益和體制的慣性等因素，也是舊的改革思想的作用使然。要麼回應這種權利要求，徹底調整改革和發展的目標，拯救改革，再造改革；要麼等著革命的巨浪再起，to be or not to be, （存在還是消亡）未來的領導人大概必須作出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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