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10月，我為《教育研究》第四期撰寫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題為《補好真理標準討論這一課，教育問題要來一次大討論》。文章發表時，教育部長蔣南翔在國 外訪問。回國後，他聽說這篇文章影響很大，找來一看，勃然大怒。文章中批評的正是以他為代表的“十七年派”。“他們把十七年當作理想境界，文化大革命前的 說法就是經典定義。這是變相的語錄標準。”文章中還說：“要堅持實踐標準，必須分析全部實踐經驗，不能拘守一時一地一校的得失。”拘守他當校長的清華大學 “一時一地一校的得失”，也是他。於是，他召開各種會議，對特約評論員文章和它的作者批判了三個月。
1980年1月，教育部給北京大學下達調令，調郭羅基去南京大學任教。在批判之後接著調動，別人和我自己都認為，這是蔣南翔濫用權力進行打擊報復。按條例，教育部只能調動和任免重點大學的校長。在這方面，我享受了重點大學校長的待遇。
北 京的教育界、理論界、新聞界以及北大的教師和學生對我表示支持，教育部調而不動，雖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我抵制了兩年。1982年初，上面傳下來 鄧小平的講話：“我已經說了兩年了，怎麼郭羅基還不去南京？”這才知道，蔣南翔的背後是鄧小平。中宣部和北大黨委緊鑼密鼓，對我進行批判，施加壓力。
北 大亞非研究所有一位教師丁始琪，寫了一信，請周揚轉交胡耀邦。信中反映了北大教師對批判和調動郭羅基的強烈反感。周揚去找周培源，說：“我們這個黨，黨內 生活很不正常，打擊正氣，扶植邪氣。”周培源已經辭去北大校長職務。之前，他曾責問蔣南翔：“你們調動北大的教師，為什麼不通過我校長？”這時，他說： “我不好講話了，一講又是和郭羅基搞派性。”他們商量了幾點意見，由周揚向胡耀邦提出。周揚的秘書譚小型給丁始琪復信：你的信已由周揚同志轉給耀邦同志， 並加上自己的意見。
為我講話、給胡耀邦寫信的，不止周揚，至少還有賀龍的前妻蹇先任。她是我在歷史系的同學賀捷生的母親，我們都叫她“蹇媽媽”。
三 月六日胡耀邦作了批示，交中央組織部辦理：“郭羅基和那些造反起家的人是不同的。有什麼問題，攤開來同他本人談清楚。然後調離北大，另行分配工作。不要再 拖了。”鄧小平、胡喬木老說我是“造反派”，耀邦的第一句話就是針對他們的。在北大，聶元梓所代表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和他們所控制的群眾組織新北大 公社才是“造反派”，而我們這一派是“造反派”的反對派。周揚得知胡耀邦的批示後很高興，連說：“不錯，不錯。”他分析：耀邦所說的“調離北大”就是不一 定調離北京；“另行分配工作”就是不去南大。我們都沒有注意到尾巴上的那句話“不要再拖了”，果然，一拖事情就起變化。教育部和北大黨委在幕後進行了緊張 的活動。教育部副部長彭珮雲的丈夫王漢斌，是鄧小平的牌友。由於王漢斌在橋牌桌上進了讒言，鄧小平再一次講話：“叫郭羅基去南京，不去就開除黨籍。開除了 黨籍還要去，再不去就開除公職。”沒多久，這幾句話成了中央書記處第167號會議紀要。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韓天石在幹部大會上有恃無恐地說：“給胡耀邦寫信 有什麼用？中央作了決定，他還不是照樣要劃圈！”——鄧小平在橋牌桌上的發話才是“中央作了決定”，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的批示“有什麼用”！
教育部副部長彭珮雲後來與其丈夫王漢斌一樣，官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周揚約我到他家去好好談一談。我以為他還住在萬壽路，他說早就搬到安兒胡同了。聽人說，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心直口快，是很有個性的人。我很想見到她，可惜不在家。
本來我還想頂牛，揚言：“我就是不走，你還能用擔架把我抬走？”周揚說：“開除黨籍，也就算了，這個黨員當得沒有意思了。但開除公職就是斷絕生路，你還要連累家人。”因為那時沒有市場經濟，不能另謀生路。他勸我：“不如去了南京再作打算。”
由此，周揚又生發感慨：“我們這個黨是寡頭政治！”
握手言別時，他念了一首唐詩：“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後來，胡平也以這首詩寫在紙上相贈。關心我的人，年長的一代和年輕的一代，所見略同。
（未完待續。《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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