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 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 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 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李作鵬回憶錄》（上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第 六、“九一三”凌晨，總理面臨著十分棘手的問題，內情深處太複雜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裏，都不亞於爆炸一顆原子彈，對國家、對黨中央都是極大 的損害，特別是對毛主席的權威是極大的損害。但是如果硬攔下來，林彪是還沒有倒台的黨中央副主席，是還沒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來：你周恩來有什 麼權力限制我的行動自由，總理又怎麼解釋？真是左右為難！周恩來心裏很清楚，這是一件怎麼做都不對的事。
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得多，這是大局！我認為周總理在當晚有充足的時間權衡利弊。但他兩次貽誤了攔截時機，最終也沒有下最後的決心。
2003 年底，我看了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寫的《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書中這樣寫：“如果周恩來當機立斷的 話，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關機場控制起來，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文中又說：“這種明顯的舉措失當，對為人行事一向精細周密的周恩來來說，實在是 有些反常，不免讓人感到其中可能另有玄機。”我在文旁註：“對！”
第七、汪東興是否與我同罪？《判決書》說我“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 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我因此犯了“大罪”。那麼汪東興在明確得知林立衡的緊急報告、得知葉群等人整理行裝，調動專車和開槍打傷警衛人員的情況 後，並沒有指揮三步一崗、五步一哨，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8341警衛部隊果斷地攔截林彪專車。攔截汽車比攔截飛機容易的多，辦法也多，如設路障、關大 門、謊稱專車故障等。同時時間也很充裕。既有辦法，又有時間，卻沒有擋住林彪，為什麼汪東興沒有承擔絲毫責任？汪東興在“九一三”事件中到底扮演什麼角 色？
周恩來是領導處理此事件的總指揮，他的指示是否得當？他的措施是否有效？對於最後發生的不可挽回的後果，他應負什麼責任？退一步說， 包括周恩來在內的所有當事人都不能力勸林彪不夜航，都不能阻止專車，都不能阻止專機強行起飛的話，怎麼把“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的罪名強加在我的頭上 呢？
綜上所述，我認為：周恩來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葉群的動向和企圖，全面掌控山海關機場和256號飛機的情況下，未採取果斷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飛機叛逃”更符合歷史的事實。
當然，他未能採取果斷措施，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到底林彪趁的什麼“機”？到底是想“真攔”還是想“真放”？為什麼要放？誰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這個事件的背後是不是還有文章？歷史最終會解開這重重謎團。
周 總理的人品我歷來是敬佩的，但是，對這樣一件驚天大事的處理，是失誤的。他在掌握了大量情報的前提下，不是同林彪“叛逃”做堅決鬥爭，而是出於自保的需 要，在猶豫和權衡個人利弊之間，錯過了最佳攔截時間和最佳方案，同時還找了一個墊背的，把我當作替罪羊。我毀於一旦是小事，讓林彪跑了、毀了國家的聲譽、 毀了共產黨的威信是大事。
誰應該在九一三事件上，負第一位的、最主要的責任呢？事實面前，史學者和讀者們自有評判吧。（《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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