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8 日，旅英學者蘆笛前來美國訪問期間，《新史記》雜誌邀請紐約、新澤西、華盛頓的部分華人學者，在紐約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採取漫談式，不設主題，不限時間。 怎樣看待歷史研究？應該“為歷史而歷史”，還是應該“古爲今用”，把歷史當成工具？歷史研究的主觀性和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如何處理？如何對待“硬事實”和 “軟事實”？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這些話題激活了大家的思維，爭論熱烈。10月4日，又有幾位學人與蘆笛對話。
這裏刊登根據錄音摘錄整理的紀要，均未經本人審閱。
秋石：1775年，在北美殖民地的列克星頓、康科德的槍聲響起之後，那年年底傑斐遜還說：我們至死都是大英的忠誠公民；一直到潘恩的《常識》出來，大家才恍然大悟：是這麼回事啊，多麼淺顯！
有 人問我對老蘆的文章怎麼看，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潘恩。有兩個地方像，一個，講的是常識，但以前沒有人講過，沒有這麼明白地說過；第二個，行文風格也有點 像，嬉笑怒罵，在文質彬彬的紳士圈中可能覺得有的話太尖銳了，不大好接受。這一段話，讓這部分人很不高興，那一段話，讓那一部分人很不高興，於是就將人都 得罪光了。
秋石蘆笛：我強調統治者讓步，不是說肯定會讓步，而是說這是必要條件。不讓步就爭，最後就只剩打倒他了。而且中國與別國還不一樣，你要向他爭，他就認為你要推翻他。我不是反對爭，而是主張有控制地爭。
秋 石：爭的時候，社會上一定要由一種力量、一個階層能夠隨時接管權力。像美國革命的時候，社會上已經有一個紳士階層，能夠控制革命中的暴民傾向。我印象最深 的一句話，是1772年，波士頓傾茶事件中，開大會討論如何對待那些茶葉承銷商，一個很激烈的革命家在人們提出很過分的一些要求之後，說了一句話：沒有人 道主義的愛國主義，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蘆：他就是針對暴民而言的。）對啊。
在波士頓，當時在大陸議會裏主張獨立最激烈的一個人，約翰·亞當斯，特別強調法治，為英軍辯護。（蘆：美國那一批人，都非常睿智。）是啊，像約翰·亞當斯，有人就評價他說，他是把激進革命和保守主義奇妙地結合的一個人。他非常激進，又強調法治，能夠統一起來。
考察所有這些激進革命，就是要看在革命之後，有沒有在權力真空的後面造成合法性的真空，產生道德危機。如果對人的約束，法治沒了，道德也沒了，那就是最可怕的。
蘆笛：辛亥革命本身那麼平和，但是革命之後道德還是受到嚴重衝擊，梁漱溟的父親就是感到道德崩潰而自殺。辛亥革命中的革命黨人，本來都是少壯派，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救國救民的志士，革命成功之後，立即就變成了暴發戶，墮落了，幹出的爛事比舊官僚還要糟糕。
秋石：我看一個革命是激進還是平和，不是看它是否採取了暴力、武裝鬥爭的形式，而是看革命之後的影響。（未完待續。《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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