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 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徐友漁：我也談點看法，就是大家集中談論的《決議》的內容。
討 論和形成《決議》的過程，正是爭論、提倡思想解放的那段時間，上上下下各種人思想都很活躍。那時候我正在北京讀研究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 按道理黨內上層討論《決議》，跟一個小研究生根本沒有關係，但我們那時候有個特殊的渠道，對於《決議》討論過程的情況有一定瞭解。社科院哲學所在當時是非 常活躍的，不只是一般的研究學術的機構，更像是與意識形態有關的地方。哲學所所長是個從軍隊調來的軍級幹部，叫孫耕夫，據說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頭，副所長是 在真理標準討論中介入比較深的邢賁思。他們可能沒有參加起草這個決議，但非常深地捲入了對決議討論的過程，他們又是哲學所帶研究生最多的人，是毛澤東思想 研究專業的導師，他們聽了情況馬上就回來給自己的學生講。我當時和這個專業的七八個同學住在一起，還有同寢室的，所以對黨內那種氣氛有一定瞭解和體會。我 當初的感覺是這樣的（加上事後的判斷），當時黨內意見是尖銳對立的，一方面是保守的勢力非常強，左的觀念根深蒂固；但另外一方面，由於“文革”剛結束，那 種想徹底否定毛澤東的聲音也常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有一個不成熟的判斷，如果鄧小平尊重黨內大多數人的意見，往否定毛澤東那邊走，完全有可能得到黨內 的支持，是走得通的。比如我們的所長孫耕夫，他參加討論，每次他回來都講：“毛澤東差點把國家搞垮，做了那麼多壞事，整死那麼多人，現在他死了，難道大家 嘴一撇就過去了？”我從他的言論中看，他絕不是民主派，也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最左的人，他代表很大一部分一般人，他們就是這麼想的。最後決議定稿的時候， 給我的感覺就是給了他們當頭一棒，那種急轉彎他們實際上是很難接受的。他們不想改變這個制度，也不想改變共產黨的領導，但很多人被毛整得很慘，“文革”中 受的苦，一肚子話想說出來。最後演變成《決議》、四項基本原則、務虛會氣氛和方向的逆轉，對他們來說我們能感覺到他們心理上接受不了，但是沒辦法。這是我 當初感覺到的那種氣氛。
徐友漁
為 什麼在“文革”剛結束，人們對左傾路線的痛苦還有強烈感受，黨內大多數人、黨內主流意見是要把毛澤東的錯誤說清楚、批判徹底的情況下，鄧小平、陳雲等人決 定要維護毛澤東？我做了一個分析，我覺得我黨有一個傳統，高級幹部特別善於模仿毛澤東，毛澤東有一種實用的“政治智慧”，鄧小平對待毛澤東，是模仿毛澤東 對待斯大林。毛澤東受了斯大林那麼多的氣，但最後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時候，毛不但要保，而且要把赫魯曉夫搞臭。他其實很清楚，他不是保斯大林，而是保他自 己，保他和斯大林所共同締造、維護的那個政治制度。其實在毛的心目中，未嘗不希望有人罵斯大林，但他在盤算政治利害得失時還是非常理性的。鄧小平在這點上 繼承了毛的“政治智慧”，他被毛澤東多次打倒，他未嘗沒有想有人出來罵毛的想法。但同時他有這種“政治智慧”，毛說斯大林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把“刀子”， 鄧看到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搞專政的一把“刀子”。
30年前中共做《歷史決議》，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借著對於“文革”的批判和清 算，撥亂反正，把源遠流長的左的錯誤比較深刻地批判一下，把自1949年以來，甚至更長時間以來的各種經驗教訓好好總結一下，對於造成錯誤、損失的原因有 一種比較正確、深刻的認識，避免以後再重複錯誤，再走彎路。可以借此比較正確地擺正黨和國家、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擺正黨內領袖和下級、組織和個人的關 係，如果能做到這樣，那麼中共就會得到人們的擁護，國家也會在法治的軌道上長治久安，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啊！但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為鄧小平等人繼承。他 們的眼界和胸懷不足，他們只關心這個黨要永遠掌握權力，所以最後弄出來的決議雖然不得不講一點“文革”的錯誤，但還是在拼命維護毛澤東，使得正確評價毛澤 東這個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沒有及時解決，沒有在一個難得的、也可以說是最好的時機得到解決。（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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