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8日星期一

中國已來到眼花撩亂的十字路口


國經濟來到十字路口(一)

  《事件》編譯蕭憲聰

  過去幾百年來,中國在西方人眼中總神秘萬分又令人著迷。先有意大利旅行馬可·波羅(Marco Polo)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作品《馬可·波羅遊記》為西方想像中“中土之國”提供具體描繪,緊接著無數的傳教士踏上這片陌生土地,帶來信仰和科學知識之類的文化交流。進入現代後,中國變外國人最好的賺錢樂園,她擁有世界上最的人口和最大的市場,而現在,發財夢想顯得格外生動,尤其當中國試圖重塑經濟成長模式,大力推動消費主義之際。

  鄧小平實事求是推動改革

  由列格坦研究機構(Legatum Institute)完成的全球繁榮指數(Prosperity Index)中針對中國的報告提到,這種轉變並不容易。以棒球做比喻,當前的中國經濟還在“小聯盟”,如成功培養足夠的消費力量來支持經濟增長,意味著進入同發達國家一樣的“大聯盟”,但需要充分配套與革新,從涵蓋範圍更廣泛的養老和醫療保健制度,到更為複雜健全的金融市場。其次,中國經濟掌舵者也必須瞭解,這個國家勢必得將急速運轉的出口機器進行再平衡,一方面滿足國內龐大消費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全球經濟中發揮穩定作用。第,妥善管理不斷增長的地緣政治力和對原材料的飢渴,以維護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益處,也是領導人面臨的挑戰。
列格坦研究機構(Legatum Institute)完成的全球2012年繁榮指數(Prosperity Index)。

  換句話說,中國已來到眼花撩亂的十字路口,既是現代化的重要進程,也是邁向強權的勝敗關鍵。當然,這個歷史悠久的巨大國家不是未曾成功轉型過。報告主筆,國彭博社記者、作家羅賓·梅瑞狄斯(Robyn Meredith)寫道,1978年是革命後中國第一次偏離社會主義堡壘,在此之前,國家在中央計劃經濟下步履闌珊走了29年,當時國有企業佔全國生產能力78%,其餘22%由人民公社產出,有10億人居住在其中甚至挨餓,每年人均收入僅有美金500元,但鄧小平謹慎地帶領這個貧窮國家,準備開創一番新局面。

  首先改革從農村開始,允許農民選擇想栽種的穀物,且在達到生產務指標後,還能把盈餘留為自用,徹底扭轉列寧的路子。對列寧而言,國家必須壓榨農村的每一分資源,藉此養活重工業。農村改革後,人們變得積極,農業生產在10年內倍增,在家鄉找不到工作的農民開始流入城市。

  農村改革之餘,鄧小平還大膽建立專門的出口加工區,歡迎來自五湖四海的外國投資者。到了1984年,14個沿海城市蓬勃發展,經濟增長的引擎卯足全力運作著,這無疑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梅瑞狄斯認為,鄧小平混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經濟路線,使中共在不犧牲任何政治控制的情況下讓國家脫離貧窮,便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實事求是精神。

  然而,突如其然的政治動亂讓經濟一度遭受重創。1989年六四事件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及武器禁運來達不滿,外國投資者為之卻步,不過危機就是轉機,這段期間並不長,很快地中國搖一變成為聞名遐邇的“世界工廠”。

  經濟不再是領導人的唯一目標

  1990年至2008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階段。這段期間,外商投資可用“一飛衝天”來形容,從90年代初期每年50億美金成長到胡溫主政時的1000億美金,北京認為來自國外的資金將更新中國的管理技術和等科技,更重要的是,中國亟需工作機會,安頓數百萬因農業改革而失業的人。

  因此,外國企業很容易就享有優惠,得到稅率減免和便宜土地,他們也不用付出太高價的工資便能招募趨之若鶩的勞動者,當局對工廠排放汙染和惡劣的工作環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些外資的唯一任務是,將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更往上推,從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裝和玩具),上升到消費類電子產品和要求精密機械的複雜工業,從而為長期供應鏈和成熟的工藝技術(如汽車和飛機)奠基。

  第二階段結束時,中國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30年來的經濟成就,讓6億人脫離貧困,過去百姓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時常不得溫飽,生活平低落,如今他們的子每年收入接近5000美元,享受更好的物質條件,且對中產階級來說,他們願意開始關心賺錢以外的話題,像環保和言論自由等。

  2008年後,根據梅瑞狄斯,中國步入第三階段。1980年到2008年間,人均收入足足成長11倍之多,但隨著全球情勢和內部社會漸趨複雜與矛盾,儘管“讓人民富起來”是中共在後革命時期維繫執政合法性的主要來源,經濟增長卻已不再是領導人的唯一目標,而且他們也很清楚,如果中國經濟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變革,將很難保持增長步伐。

  梅瑞狄斯指出,中國面臨發展和人口兩方面考驗。針對前者,最有可能發生的困境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World Bank)曾研究,二次世界大戰後超過85%的發展中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自拔,尤其當人均收入介於4000美元至12000元間情況特別明顯,這些國家既無法與他國低成本的生產商競爭,也還不能跟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先進經濟體一較高下,於是不上不下,困在其中。至於後者,許多學者已提出警告,中國實行30多年的計劃生育最直接得對勞動力產生負面影響,獨生子女在老齡化社會亦是負荷沉重,因此呼籲廢止不合時宜的計劃生育的聲音一直沒有停過。

  不成熟的銀行系統阻礙進步

  北京有辦法戰勝困難嗎?梅瑞狄斯說,中國最明顯的弱點是不成熟和缺乏獨立的銀行系統。雖然名義上股份化,許多銀行要求定期履行政府職能。舉例來說,地方政府常貸款數十億美元用以基礎建設,但償還的機會不大。

  政府過去通過紓困來迴避財政峭壁,就這點來看,中共一黨專政,絕對擁有足夠資源來防止崩潰,然而,由於缺少獨立性和自由市場的激勵機制,銀行無法將資本分配到最有生產力的用途。事實上,銀行扮演著鼓舞民營企業的火車頭角色,但在當局挾持下如此功能長期被忽略,且五大國有銀行無限擴張,幾乎不受管制,當國家面臨經濟衰退時將構成危險,進一步破壞金融體系之穩定。

中共面臨三大政治考驗


   “把他們關進籠子裡”才復興國夢(一)

 《內幕》編譯 蕭憲聰

    2012年中共十年一度領導過渡,可說在驚滔駭浪中揭開序幕。立軍事件點燃一系列政治醜聞的熊熊烈火,緊接著我們窺探位的薄熙來如何腐敗和濫用權力,黨內接二連爆發的權力鬥爭也是精彩絕倫、絕無冷場。所幸,十八大最終順利、和平舉行,讓搖搖欲墜的執政黨鬆了一口氣。備受長久期待的兩人──習近平與李克強將是國未來十年的統治者,他們在8,200萬名黨員的共產黨裡分別排名第一、第二,分工明確,習近平負責定義中國的全球位置以及管好黨,而李克強則是21世紀的經濟總設計師。

   政策要有改變以維持經濟活力

   不論習或李應該清楚明白:政策必須有所改變以維持未來的經濟活力。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分析師馬暘(Damien Ma)指出,目前促使中國晉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動力無法長久持續。以勞動力為例,中國工人越來越不便宜,越和老撾顯然取代了這方面的優勢,老年人口也正逐年增加。此外,中國極度依賴的大量出口進入衰退期,且急速發展造的代價,如嚴重的環境破壞與汙染,已緊迫到需要採取立即行動的地步。

   中國政府刻意容忍2012年整體的經濟放緩,便是考量失衡加劇與資產泡沫化等問題後,不得不選擇的戰術。事實上,胡錦濤在十八大中提到,202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加倍,此目標意味著每年平均7%的經濟增長,比起過去動輒雙位數的輝煌增長率,領導人們腳踏實地的迎向未來。馬暘認為,經濟放緩同樣顯示著政府啟動再平衡的重要性,過去十年的增長動力幾乎不可能為下一個十年帶來一樣的收穫,中國得調整經濟結構,像是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縮小收入不均及開放更多市場競爭。

   中共仍舊堅持不政改

   就算是民主國家,上述挑戰都不是簡單之事,更何況政治極度不透明、一心維穩的中共政權。如習近平不能體悟政治變革的壓力早已危及統治基礎,那中共是否能有下一個十年值得存疑。同樣地,領導人進行政治改革的成功程度,將對中國重新平衡經濟有決定性的影響。可惜的是,根據過去紀錄,中共一向善於處理經濟議題,對政治卻態度保守,故步自封。

   即使有些人將習近平看作“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年輕的鄧小平”,馬暘卻不認為他們的願望會實現,目前為止中共還是堅持絕不政治改革的底線,蘇聯和阿拉伯世界的例子讓它嚇壞了。變化勢必帶來昂貴成本,包含加速自身滅亡,內部的自發性政改恐怕是不可能之事。

   中共面臨三大政治考驗

   馬暘說,從某些角度來看,中共可謂自身崛起的受害者。老舊又僵化的列寧式獨裁政體明顯跟不上變化極快的中國社會,也無法適應人民的需求和期望,中共面臨的政治考驗由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組成:崛起的中產階級、快速流通的信息與日益薄弱的政府公信力。

   拿中國迫在眉睫的社會福利危機來說,一般視為公共財(public good)的醫療保健、養老和高等教育,現下必須仰賴“付費”和“關係”來取得服務,家長送禮給老師,換取孩子在班級中的優勢;又或者城市居民看醫生得花上大筆銀子,農村居民的緊急醫療事件更可能導致家庭破產。在中國,唯有出價最高的人或政治精英才有權享受生活,機會不平等從而凝聚社會不安。

   現在中國中產階級現出的行為,與以前其他國家興起的中產階級沒什麼兩樣。他們對脆弱的政治制度提出新要求,勇敢追求言論自由,也大聲抗議環境汙染,換句話說,這些曾為國家賺錢的人群,已迅速轉換成政府的新敵人。馬暘指出,儘管中產階級並未訴諸根本性的體制改變或呼籲暴力革命,但他們直言不諱的批評,一再衝擊中共合法性,加上信息傳遞無遠弗屆和社交媒體當道的兩個條件,中產階級向壟斷權力的政治精英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書。
   中產階級是中國政府的新敵人。

    新的挑戰書是落實憲政

   “六四”時期,挑戰書上頭寫著急遽民主化,而當今的策略則有所不同:“實行憲政”成為了主軸。《紐約時報》的黃安偉(Edward Wong)和安思喬(Jonathan Ansfield)以“中國改革派呼籲落實憲政”為題,探討自《改革共識倡議書》以降知識分子力推的新觀念。記者寫道:文化大革命浩劫過後,幸免於難的領導人開始制定一部憲法,確保個人權利不被侵犯,統治者也應受到法律規範,防止他們一時心血來潮讓整個國家蒙受苦難。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82年通過這部憲法,除了保障公民享有個人財產所有權之外,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也表述其中,甚至還賦予代議立法機構完整權力。然而,誠如中國過去幾部命運多舛的憲法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同樣以名存實亡的方式存在。

舒緩劑和烈酒才是谷開來的殺人工具



《外參》記者柯宇倩/“海伍德不是被氰化物,而是被是舒緩劑和酒害死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兩位作者在接受《外參》採訪時強調,海伍德死亡時完全沒有氰化物中毒的跡象,庭審資料顯示,谷開來見海伍德時攜帶舒緩劑,因此研判是舒緩劑和酒精令海伍德心臟衰竭,而王立軍為了讓公眾信服,搬出海伍德是氰化物致死的說法。

20134月出版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 Murder, Money, and an Epic Power Struggle in China),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與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合著,藉由內部文件、消息人士所透露的訊息,曝光海伍德案不為人知的一面,《出版人週刊》不但給予罕見的星級評價,更將此書列為每週最佳新書之一;《外交政策》將此書推薦為2013年必看的25本書之一。


兩位作者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完稿之前,黃文廣專門飛到重慶一趟,拜訪了海伍德下榻的酒店,並進行多次採訪,拿到法院對谷開來的判決書,進而發現了更多疑問,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疑問,就是到底海伍德是被什麼殺死的。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一書對海伍德的死亡提出12項疑問,其中一項便指出海伍德的死狀安詳,不像氰化物中毒者。根據被告供述,谷與張離開房間時,海伍德是頭靠床頭,書中受訪者之一、紐約律師高光俊不相信海伍德是氰化物中毒,因為氰化物中毒症狀會非常明顯,死亡過程一定非常激烈,抽搐、掙扎、大小便失禁,但這些與所知的海伍德死亡描述完全不符合。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的另一位受訪者、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陳小平也對《外參》表示,海伍德沒有被氰化物殺死的跡象,而且氰化物是致命毒物,但海伍德的屍體兩日後被發現時,在床上有滾動跡象,這表示海伍德在谷和張離開後還未死亡,曾在床上掙扎過,或他的屍體被他人移動過。谷開來在門口放著“不要打擾”的牌子後,窗子旁還發現腳印,而唯一知曉這件事的人是王立軍,“就好像谷開來沒殺完,王立軍進來再補一刀。”


在最新取得的判決書中,兩位作者發現谷開來見海伍德的時候,還帶有舒緩劑,此為鎮定劑的一種,谷開來將舒緩劑混到酒裡。但法庭並未告知舒緩劑的作用為何。

請教醫學人士後發現,鎮定劑如果和烈酒結合,會造成嘔吐、心臟衰竭、心律不整、休克、甚至死亡的現象,海伍德喝下烈酒後,到洗手間嘔吐,谷開來和張曉軍測量海伍德的脈搏時,他已沒了血壓。兩位作者對《外參》說:“正好與法庭所敘述海伍德的死亡症狀相似,所以我們覺得海伍德不是被氰化物所殺,而是舒緩劑和烈酒導致他的死亡。”

於是另一個問題浮現:為什麼王立軍要製造海伍德是被氰化物所殺的假象?“我們覺得是因為王立軍有意陷害谷開來,氰化物是一種劇毒,如果要說海伍德是被氰化物所殺,公眾很能接受這種解釋,如果說是被鎮定劑所殺,公眾可能不太相信。王立軍懂得如何殺人而不引起別人的懷疑。”兩位作者對《外參》說。


全文將發表於 《外參》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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