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6日星期四

“软实力”概念首创者为中国软实力开药方

VOA记者: 吴心欣 

“软实力”概念的首创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近撰文指出,中国虽然投资巨额资金打造国家软实力,但是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国家软实力呢?约瑟夫·奈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吴心欣的专访,就中国的软实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软实力概念首创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Harvard University
软实力概念首创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及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名为《为什么中国的软实力很微弱?》的评论文章,探讨中国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但是效果有限的原因。

*中国为何特别看重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 )概念是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概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各国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而且从此启动了“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约瑟夫·奈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指出,从“软实力”概念提出来到现在20年过去了,虽然他不断对此概念进行完善,但是基本精神没有变。约瑟夫·奈解释说:“很简单,‘软实力’就是通过劝说和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压制和惩罚来达到你的目的的一种能力。”

当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主要针对的是美国,但是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在2007年的17大会议上公开强调了“软实力”的重要性,并表示将更多地投资“软实力”。约瑟夫·奈认为,这是因为在中国包括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已经得到大幅度提升之后,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只有同等水平地提高“软实力”才能减少邻国的恐惧感,并增加自己在国际上的吸引力。

*中美之间实现软实力途径不同*

约瑟夫·奈指出,美国的很多软实力是通过公民社会来实现的,比如通过好莱坞和哈佛大学来体现;但是中国却主要还是国家行为,比如中国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全世界各地开办了孔子学院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并斥巨资拓展国际媒体空间。

约瑟夫·奈表示,中国在国际上付出的努力值得赞许,但是中国在国内压制公民社会的做法却使这些努力大打折扣。他说:“当人们在参加完上海世博会后开始对中国产生好感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中国政府逮捕了刘晓波,而且不准他去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这马上降低了中国的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这样做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约瑟夫·奈的药方:中国应调动公民社会的力量*

约瑟夫·奈还举了中国电影业为例,说明中国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大大削弱了中国的“软实力”建设进程。他说:“中国有一些非常好的演员和导演,可是中国电影面临太多的审查制度。我们看印度的宝莱坞,他们出品的电影在世界各国比中国电影拥有的观众要多得多。为什么?因为印度电影行业没有那么严格的审查程序。”

约瑟夫·奈指出,中国一直在世界各地推广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这非常有利于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但是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好。他说:“中国应该给予公民社会更多的自由,这是中国在发展“软实力”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最大、最重要的问题。”

不过,约瑟夫·奈表示,这个问题看来短期内无法得到解决。

政治風向決定重慶模式持續性?

內幕記者柯宇倩/中央支持下的重慶模式,集中了政府各部門的資金,目標將重慶打造成中國西部的經濟重鎮,但美國著名智庫密爾肯經濟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資深經濟學家黃華躍在接受《內幕》專訪時提醒,重慶模式的政治依賴性亦強,如何持續下去是個問題,這得看重慶未來的發展是否依靠本身根植西南部的經濟關係。

政治風向決定重慶模式持續性?

在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爭論上,汪洋的“做蛋糕”和薄熙來的“分蛋糕”,究竟何者更重要,一直是議論的焦點之一。黃華躍認為,雖然分蛋糕是必須的,但一來,在中國蛋糕很難分,因為從政治方面出發的成分比經濟方面的成分還多。

“現在上海、長江三角洲的經濟都上去了,珠江三角洲也已有顯著提升,接著就往西南或往北走,從中央的角度來看,未來10年將幫助兩個地方,一是天津、一是重慶,再往後就把投資的重點往西挪,比如西藏,因此這樣的切蛋糕已經跟政治掛勾了。”

其次,如果重在分蛋糕,蛋糕不一定永遠都這麼大、能滿足所有人,但做蛋糕者起碼知道自己的蛋糕有多大,對經濟發展握有主導權。黃華躍對《內幕》表示:“一個特別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看該區域如何主導發展方向,全世界各大經濟區域都有這項特色:不管如何開始,但往哪個方向走都有自主性。”

黃華躍指出,深圳的競爭力是自己賺回來的,現在能把中國經濟帶上去的,不是外國的500強,而是中國的本土企業;中國的自主產業,不是賣資源,而是賣加工,將產品拿到外頭競爭。相對而言,中央可以將錢仍進一個經濟區域裡,但這樣的競爭力是用錢養出來的,好比每年美國聯邦政府都會撥出一大筆款項給經濟落後的地方,但一般政策主導的發展都無法長久。

雖然現在看來,重慶什麼問題都能解決,至少5、6年內,當中國政治風向仍往重慶吹的時候,重慶可說基本要什麼有什麼,但黃華躍對《內幕》表示,重慶的問題是持續性在哪?如果重慶未來的發展是依靠本身根植西南部的經濟關係,則前途不可限量,但如果重慶在中央主導下,倚賴成都、昆明等地的資源;5年後當中央政策改變,成都、昆明或許不願意再與重慶走在同一條路上。

深圳的問題,則在如何提高科技研發以及如何處理金融中心的走向上。“深圳科研方面的自主性不夠強,所以這方面的競爭力稍微落後,使得比較高級的科技上不去;同一時間,由於長江三角洲的科技開發投入很大,台灣、中國大陸其他地區的電子工業科技開發在這幾年都比深圳快速,或說整個華南地區的科技都比起天津、北京差了一點。因此如何提高科技研發和投入是一個課題。”

其次,黃華躍對《內幕》指出,中央政府已計畫在天津建構一個金融中心,深圳應該儘快尋找自己的特色,讓自己能與上海股票市場、香港和天津金融中心並存,否則深圳金融中心無法永續發展,對深圳經濟將是很大的打擊。

“這麼多年來,深圳企業的風格和文化都非常好,所以應該把本身企業和深圳的優勢結合,比如美國硅谷,與美國其他的金融中心都沒有太大的關係,但與舊金山的風險投資很有關係。”黃華躍解釋,舊金山不像芝加哥或紐約,並非一個大規模或很有活力的中心,但它有一項優勢:其風險投資面向全世界,硅谷是世界科技的龍頭,因此舊金山等於騎在龍頭的背後,龍頭跑到哪,就跟到哪。

黃華躍對《內幕》表示,深圳有很多台灣的大企業,因此深圳能不能抓住機會,當台灣企業轉型、把工廠轉移到其他地方時,把握住剩下的一部分,先把科技結合在深圳的金融市場上,並利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調動資金、集合人才,是深圳需要做的。


黃華躍表示,深圳需要做的,是當台灣企把工廠轉移到其他地方時,把科技結合在深圳的金融市場上,並利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調動資金、集合人才。

四川藏區衝突蔓延 軍車進駐

香港蘋果日報

四川藏區自周一( 23日)發生抗議衝突以來,軍警連日向示威者開槍,有藏人死亡,緊張局勢加劇。有網民稱看到有軍警調遣西藏,並拍到軍隊車輛排隊入藏。流亡藏人議會議員亦說,有證據顯示當局正向藏區增兵。而西藏首府拉薩氣氛緊張,有消息指當地酒店已不接待拉薩市區以外的藏人。

外國人禁入藏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爐霍縣和色達縣等至少三個縣,周一( 23日)及周二( 24日)分別發生藏民與警察衝突事件,警察均有對藏民開槍的行為,造成至少兩人死亡。有消息指,四川省成都市部份部門已提前結束春節放假,四川高速公路有運兵車入藏。有網民則拍攝到多架由成都開往雅安的武警特種車輛,並發送至新浪微博,只見車上都載滿軍人,相信是向藏區增兵。


西藏拉薩亦氣氛緊張,街上多了軍警加強盤查藏人,有酒店職員稱接到通知,暫時不接待拉薩市區以外的藏人。有流亡印度的藏人指,從康定到爐霍跟色達方向的一路上都是全副武裝的軍車、武警的車隊,一排一排的駛往西藏的康區。另有消息指當局已停止向外國人發放未來兩月的入藏許可。


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森格於昨發錄像聲明,公開譴責中共隨意屠殺和平示威藏人,並呼籲聯合國應該派遣獨立調查團或媒體記者進入西藏,了解真實狀況。自由亞洲電台


有網民拍攝到軍車入藏。

    有網民拍攝到軍車入藏。

    “共產黨國家”是個貶義詞

    香港蘋果日報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日前接受BBC著名時事分析節目《新聞之夜》主持帕克斯曼( Jeremy Paxman)專訪時表示,不能稱中國為共產黨國家。


    帕克斯曼向劉大使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Are you a communist?)。劉大使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卻對中國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作了一番解釋。劉曉明說:「中國的執政黨是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只有七千萬黨員,而中國的人口則有十三億。因此我認為你不能把中國稱為共產黨國家。我們可以說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共產黨員只為權力與金錢


    劉大使當然是共產黨員,中共當局絕對不會任命一個非共產黨員擔任駐外大使。但是,劉大使卻不敢理直氣壯地承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今天的中國,哪裏有甚麼「共產主義者」呢?從剛愎自用的胡錦濤到圍堵陳光誠的村支書,沒有一個共產黨員從心底裏相信共產主義,他們只是一群貪婪的蛀蟲。他們入黨的動機只是權力和金錢,格瓦拉式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早已成了如恐龍般的史前生物。


    劉大使讓人吃驚地否認中國是一個「共產黨國家」,可見他認為「共產黨國家」並不是一個好詞。無論在中國國內,還是在國際社會,「共產黨國家」被公認為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名詞。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當仁不讓地打出「共產黨國家」的招牌,甚至野心勃勃地與蘇聯競爭「共產黨國家」陣營中老大的位置。狂妄自大的毛澤東,打腫臉充胖子,最終與蘇聯決裂,在「共產黨國家」陣營中亦成為孤家寡人。儘管如此,毛澤東仍然對諸多亞非拉窮國大把撒錢,同時挖空心思地輸出共產主義。那個時代,「共產黨國家」還是一個人見人愛的香餑餑。而後,赤棉的大屠殺、文革的慘劇、蘇聯東歐的劇變以及六四屠殺,使得「共產黨國家」臭氣熏天,人人避之惟恐不及。

    中共是適應力強的變色龍


    劉大使用中國的共產黨員只佔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五的這一資料,來否認中國是「共產黨國家」。他卻不知道,這個說法嚴重違反了中國的現行憲法。中國現行憲法的第一條就強調指出,國家的基礎是某一階級的專政,從而使該階級的政黨賦有特權,即以黨治國,黨凌駕於國家及一切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上。在這個意義上,又怎麼能夠說中國不是「共產黨國家」呢?


    劉大使否認中國的性質是「共產黨國家」,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訊號。如果沒有上級的許可,他哪敢發出如此石破天驚的言論。這個表態不是顯示今天的共產黨要主動放棄由一黨壟斷的權力,進而將自身轉型為民主制度下的議會黨中的一員;這個表態僅僅表明,中共是一條適應能力極強的「變色龍」,為了能夠在新一波的世界民主化大潮中生存下來,連牌坊都可以拆下來建房子。

    余杰
    中國流亡作家

    孔慶東說出誰的心聲

    香港蘋果日報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香港人很多是狗」、「還有很多殖民主義者留下的狗崽子」的「偉論」,在香港雖是眾矢之的,在國內卻得到很多支持。

    孔慶東,黑龍江人,自稱孔子第七十三代後人,中共黨員,現為北大中文系教授。八六年他於北大中文系畢業,並留校讀研究生,適逢八九民運,曾是學運領袖之一(據稱曾任北京高校自治聯會常委,王丹為主席)。「六四」屠城後,孔慶東「痛改前非」,再沒參加民運,並以研究金庸武俠小說獲博士學位,後赴南韓梨花女子大學任教。在南韓期間,孔變身為金正日「粉絲」,對北韓先軍思想及專制制度推崇備至,也是國內少有公開捍衞金正日的學者。

    回到北大任教後,孔慶東再變身為「五毛黨」,現與《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政法大學教授吳法天、北京區前人大代表司馬南,並稱為「中國五毛黨」四大金剛,近期在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你媽的!」回絕廣東的南方報系記者採訪要求,事後不僅被稱為「孔三媽」,更在五毛界聲名大噪,被部份人尊為「中國五毛黨」黨魁。

    正因為「孔三媽」以敢罵、能罵聲名遠播,今次罵香港人是狗,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且他的說法在國內頗有市場。據騰訊網有關「你是否支持孔慶東的說法」調查,截至周三晚已有近四萬六千網民投票,逾六成三人支持孔,反對的僅三成四。細心閱讀孔慶東的罵港言論,當中其實毫無邏輯,純粹是價值判斷及情緒發洩,水平極低。例如他說,「故意不說普通話的(香港人)就是王八蛋」;「香港素質高嗎?我認為香港是中國各地裏素質比較差的地方之一……凡是用法制維持起來的秩序,說明人沒有素質,沒有自覺,不打就不好好幹,不好好活,說明一個字,賤。」

    這些非理性的市井言論,絕不應出自一名中國最高學府的教授之口,其邏輯水平也不應如此低。既然他是中國五毛黨黨魁級人物,這些話其實說給國內五毛人士聽的。「五毛」者,死心塌地的支持共產黨,甚至到了不分青紅皂白、不問理由、歪曲事實的地步。

    除了五毛,他的觀眾還有不少中共幹部。在中共領導幹部中,不少人對香港回歸後人心久久未回歸非常不滿,中聯辦的郝鐵川正是表表者;部份省市也對中央給予香港很多特權,心生不滿。因此,孔慶東說出了他們心聲。更甚者,孔慶東背後的民族主義精神,正是中共的治國法寶,孔的言論才未遭封殺,他也就沒有牢獄之虞。試想想,若他批評港人爭取民主不力,責罵港人未勇於向北京說不,他能全身而退嗎?孔的言論精於計算,正是投「主子」所好!

    張華

    世界經濟論壇 中國低調與會

    • 旺報
    • 【記者葉文義/綜合報導】
     ▲在瑞士滑雪勝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出席2012達沃斯年會開幕式時致辭。今年的主題為「大轉型:塑造新模式」,吸引來自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600多名代表與會。(新華社)

     ▲在瑞士滑雪勝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出席2012達沃斯年會開幕式時致辭。今年的主題為「大轉型:塑造新模式」,吸引來自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600多名代表與會。(新華社)

     第42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WEF,2012冬季達沃斯論壇)1月25日至29日在瑞士東部小鎮達沃斯舉行;在全球經濟正處舉步維艱之際,本屆年會備受關注。由於今年世界經濟論壇恰逢中國農曆新年,中國打破過去30年傳統,首次未派高層官員出席;中國此次「低調」與會,引起外媒關注。

     今年參加論壇代表共2600人,來自100多國家,包括約40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85名部長,包括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德國總理梅克爾、英國首相卡麥倫、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泰國總理盈拉、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香港特首曾蔭權、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等。商界精英1600名,多為全球知名大公司總裁或首席執行官。

     發改委副主任帶隊

     中國參加本屆論壇代表包括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夏季達沃斯論壇舉辦城市大連副市長曹愛華、天津副市長任學峰;學術界代表是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校長;企業界有華為、海航等。

     中國近年來屢屢由國務院副總理甚至總理帶隊出席論壇,這次僅派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帶隊,顯得格外低調。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本屆論壇正好和中國春節「撞車」,中國打破傳統,未派重量級角色出席。

     根據陸媒報導指出,北京方面去年初曾與論壇組織者有過接觸,希望將論壇時間提前,以便中國高層官員能夠出席。

     觀察人士認為,中國低調參與本屆論壇,可能反映出中國目前將專注在國內事務上,尤其是在10年1次的最高領導層換屆前。

     涉多項中國經濟議題

     據悉,自1979年開始,剛在鄧小平領導下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參加世界經濟論壇。此後,中國一直派出副總理級別的官員、甚至總理本人出席。

     在2009年1月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中國總理溫家寶發表主題演講。當時,全球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在溫家寶那次講話後不久,中國很快實施4兆元人民幣的振興經濟刺激計畫。

     此次世界經濟論壇主題為「大轉型:塑造新模式」,還設4個子議題,分別是:增長與就業,領導和創新,可持續發展和資源,社會和科技。

     根據《人民日報》報導,論壇期間直接與中國有關的議題多達8個,如「中國大轉型」、「中國經濟展望」、「古代中國思想與現代中國實力」、「歐元、美元與人民幣」等,涉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

     天津作為2012夏季達沃斯論壇主辦城市,還將舉辦「夏季達沃斯之夜」活動。至於涉及中國以及亞洲發展的議題數量則更多,例如「這是亞洲世紀嗎」、「東亞新語境」、「展望東亞」等。

     被視全球經濟風向球

     世界經濟論壇被稱為全球經濟的風向指標;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這次論壇將會充滿對以下問題的討論:發達國家如何減少債務;新興國家如何抑制通貨膨脹等。

     論壇主席施瓦布則指出,大轉型給我們帶來更多機會,使我們有可能生活在一個繁榮、和平的世界上。我們在年會上想做的就是,重新規畫建設性的、合作的未來藍圖。

    中華民國是台灣共識

    亞洲週刊

    張鐵志

    台灣總統大選結果證明國民黨的安定繁榮牌奏效,民進黨無法說服中間選民兩岸可平順互動。


    張鐵志,台北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專欄涵蓋兩岸三地媒體。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時代的噪音》,將出版有關台灣政治轉型的專著《民主在路上》。

     

    在台北計程車上,司機用台語腔國語跟我們一行人說,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台灣經濟就不行啦。

    這一次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的安定與繁榮牌似乎再度奏效。

    「安定與繁榮」是國民黨在九零年代的競選口號。那時,他們強調民進黨的街頭運動與台獨主張會破壞台灣的安定、讓兩岸關係倒退,甚至股市大跌。而國民黨可以影響的幾大工商協會或者企業財團,也會出來背書在報紙上刊登廣告。

    那確實是一種恐嚇。

    二零一二年大選,國民黨主打「九二共識」,批評蔡英文不認同九二共識就是不認同中華民國。並且在選前,動員一波波知名企業主出來表態支持馬英九與九二共識,如鄭崇華、嚴凱泰、徐旭東、尹衍樑、郭台銘、宣明智、王雪紅等。

    再一次,國民黨他們訴諸安定與繁榮。

    當下的歷史背景當然與九零年代不同了。一方面,這四年馬政府大幅推動兩岸開放交流,尤其是簽訂了ECFA。二零零八年大選,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批評國民黨是要推動「一中市場」,但這次民進黨雖然曾經反對ECFA,小英卻在競選過程中清楚表示民進黨當選後不會變更兩岸政策的現狀,她也強調過去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推動了許多開放政策,例如小三通。

    另一方面,「台獨」也早已不是爭議了,「中華民國」也不是爭議。「中華民國」確實已經是「台灣共識」。只有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乃至一個中國原則,是雙方的主要的歧異。

    台灣選民要的是什麼?他們大部分贊成與中國大陸經濟密切來往。中研院的研究發現,即使民進黨的支持者中,只有一半對與中國經濟交往持負面態度,且有將近一半認為「民進黨過於反對和中國大陸來往」。但是確實台灣也有不少人擔心過度與中國來往會影響台灣主權,也會擴大島內貧富不均。

    在這個民意基礎上,一方面國民黨與企業主不斷強調沒有九二共識,就不能獲得兩岸「和平紅利」,雖然這說法有多少真實性無人得知。知名政論家南方朔在選前引起巨大關注的文章就說,國民黨在販賣恐懼。

    另一方面,民進黨在兩岸政策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論述。但泛藍陣營批評民進黨時期是封閉的「鎖國」,其實是不公平的指控。民進黨當時主張「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推動的經濟與貿易開放遠比二零零零年前國民黨執政更積極。上年十二月十日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敦義說﹕「對中國的依賴,扁執政對中國的依賴是從百分之二十幾成長到三十九,成長百分之十六,我們是三年成長百分之二,一年不到百分之一,扁任內開放許多項中國農產品進口,馬總統沒有增加大陸農產品進口。」這個說法完全與他們批評民進黨鎖國是矛盾的。

    問題是,執政後期的扁政府與民進黨為了顧及自己的「本土」形象,尤其是擔心深綠力量的攻擊,所以不甚願意承認自己推動過開放。小英競選黨主席時說要提出「新中國論述」,但遲遲未提,而後宣示的方向「和而不同,和而求同」也毫無說服力。歸根究柢,民進黨不是不知道開放的重要,但由於被既有的意識形態和傳統獨派勢力綑綁,他們很難提出積極政策,而只能是採取守勢。這就無法說服中間選民他們可以確保未來兩岸的平順互動,以及其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不過,選民支持了馬英九未必代表他們支持「九二共識」,因為大部分選民可能根本說不清什麼是「九二共識」。與其說馬英九的勝利代表選民支持九二共識,不如說是支持馬政府這四年的開放政策,這是民進黨必須面對的現實。

    繁榮背後隱藏黑暗

    這次大選證明了台灣選民仍然是保守的,他們懼怕改變。但問題是,安定與繁榮的表象下,隱藏了許多黑暗:這四年來,台灣社運界為了生態環境、為了土地正義的不斷抗爭,以及社會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平等,證明執政黨沒有正視這些問題。今日執政黨靠這麼多商人好友助選,將來只可能更聽他們的話,讓台灣金權政治更蔓延。尤其,如果兩岸的未來方向越來越是由跨海峽政商聯盟所主導,這也是對台灣民主的傷害。

    國民兩黨都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中印雙強,爭而避鬥

    中國時報 【方天賜】
     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國家的互動,一直是國際社會的關注焦點。兩國在十七日舉行八年來的第十五次邊界特別代表會議,同意建立中印「邊境事務磋商和協調工作機制」,便吸引國際媒體予以廣泛報導。

     這個新機制將由雙方的外交部司長級官員率領雙方外交和軍事官員組成,主要任務是處理兩國邊境地區的相關事務及研究強化邊境地區的交流與合作。中印兩國在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六年簽訂了兩個邊界信心建立措施,雖然有效地降低直接衝突。但因為兩國對於區隔彼此的「實際控制線」位置有不同的看法,所以頻頻發生指控對方「越界」或「入侵」,引發對立的緊張情勢。所以這次設立的工作機制其實就是要處理此類的爭議。

     但此次的會議結果也透露出幾個有趣的訊息。

     首先,若就解決邊界問題本身來看,此次會議並未有具體成果。有些媒體因雙方簽屬協議,便報導中印兩國「達成解決邊界問題指導原則」或「邊境問題談判取得進展」,都是錯誤的解讀。此次會談的主要成果是組成建立有關邊境入侵事件時的通報及協調機制,以便維持邊界的和平與穩定。所以實際上,這個新建立的機制與邊界問題的解決方案無關,旨在處理邊界的意外事件及強化中印邊界信心建立措施。

     新華社的報導便清楚地指出:「該機制不承擔探討邊界問題解決方案的任務,不影響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會晤機制。」換言之,並未看到雙方在邊界的解決方案上有任何具體突破或進展。

     其次,這次會談也釋放出中印邊界問題在短期內難以解決的訊息。印方的談判代表(身兼印度國家安全顧問)梅農日前表示:中印邊界談判涉及三個步驟,首先是制定解決邊界問題的原則;再來是建立解決問題的架構;然後則是進行實際的劃界。事實上,中印兩國早在二○○五年就簽屬「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完成了前述的第一階段工作。但在討論解決架構的第二階段談判中,雖然已歷時六年之久,卻早已陷入僵局。所以,這次達成的協議顯示雙方認知到短期內不可能解決邊界問題,而是將心思放在如何維持及控制現狀,以維持邊界的安寧及和平為首要考量。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會議的舉行再度顯示中印雙方有意願降低彼此衝突。事實上,第十五次邊界代表會議原訂於去年十一月在印度舉行,但中國因抗議印度讓達賴喇嘛出席於新德里舉辦的國際佛教大會,而予以延遲。但雙方很快就回到復談軌道並簽訂協議,中國當時的抗議不過是象徵意義。身兼國務委員的中方代表戴秉國也特地在開會期間投書印度媒體,表示中方誠摯地希望印度繁榮、人民安樂,強調中國沒有「進攻印度」或「壓制印度發展」的企圖,積極地向印度釋出善意。而印度學者也認為此次會議的召開是良性的發展,代表兩國願意以溝通方式來面對問題。

     可見,中印兩國雖然在許多國際事務上出現競爭態勢,卻並不希望讓邊界爭端影響整體關係的發展,願意予以妥善管理。換言之,當前中印關係仍是循著「爭而避鬥」的主軸發展。(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所客座助理教授)

    賈慶林訪非洲 龍年外交頭炮

    【明報專訊】內地春節假期仍未結束,中國的龍年外交大戲今起上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今日啟程遠赴非洲,出席非洲聯盟峰會開幕式,並為中國斥資2億美元(15.6億港元)建造的非盟總部揭幕。他是中國有史以來出席非盟峰會的最高級官員,突顯非洲在中國推行多邊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賈慶林由今天(1月27日)起對東非埃塞俄比亞作為期3天的正式訪問。外交部副部長翟雋昨對新華社指出,國際金融危機持續發酵及西亞北非局勢動盪,為非洲帶來衝擊,而中方藉賈慶林此行向非洲和國際社會表明,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都「將堅定地同非洲國家站在一起,堅定不移地推進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促進非洲和平、發展與團結。

    中國出席非盟峰會最高官

    非洲向來在中國外交戰略中佔據重要地位(見另稿)。中新社引述中國前駐馬里和摩洛哥大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非洲研究中心主任程濤指出,2006年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是中非關係新的里程碑。雙方在那次峰會上宣布建立和發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鑑」的新型戰略伙伴關係。中方便是在那次峰會上提出無償援建非盟會議中心。
    非盟會議中心坐落於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Addis Ababa),2009年6月動工。據報道,會議中心佔地11.3公頃,建築面積為5萬平方米,設有2550個座位的大會議廳,約20層的主樓建築高99.9米,象徵1999年9月9日的「非洲聯盟日」。

    這是繼1976年坦贊鐵路完工後,中國對非洲最大的無償援建工程。西方輿論認為,中國如此「慷慨」旨在獲取非洲的自然資源及與西方爭奪對非洲的政治影響力,中方則強調中非加強合作屬互惠互利,中國駐埃塞俄比亞官員曾表示,興建會議中心「不是中國和美國的較量,而是竭盡所能幫助埃塞俄比亞人民,如果我們不幫助他們,非洲人民就會受苦」。
    德加總理訪華 談經濟石油


    中國領導層今年外交動作頻繁,除出席「金磚」國家、20國集團等一系列峰會外,還將有一系列雙邊高層互訪行動。外交部國際司司長陳旭上周表示,今年中國多邊外交有不少重頭戲,「應該是一個大有作為也是大有看頭的一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將於下周四與周五(2月2日至3日)訪華,外交部早前宣布,全球及歐洲的經濟形勢將是雙方討論重點。加拿大總理哈珀則會在2月第2周訪華,能源合作是此行一大重點。加國正尋求向中國增加出口油砂與天然氣,並考慮興建從阿爾伯塔省(Alberta)油砂產區通往太平洋沿岸的管道,以便出口原油到中國。



    非盟會議中心坐落於埃塞俄比亞首都,約20層的主樓建築高99.9米,大樓外有中國國旗飄揚。(網上圖片)

    IMF增胖 能救全球金融?

    中國時報
    【吳惠林】

     面對全球經濟情勢,二十國集團(G20)官員日前表示,為確保全球經濟不受歐債危機惡化影響,國際貨幣基金(IMF)正與相關注資國家洽商,將基金現行運用規模由三八五○億美元,增加到近一兆美元。消息傳出後,歐美股匯市應聲上揚,似乎投下贊成票。不過,IMF應該增胖嗎?

     迄今為止,每當某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或者負債難償,幾乎都會向IMF需求金援,而輿論也往往持正面看法,此自一九四四年IMF成立以來,幾乎是不變的定律。早些時候IMF扮演著耶誕老人角色,一九九○年代之後則要求受援國家接受其所提的改革條件。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肆虐期間,IMF更加活躍,雖然曾被高度質疑適得其反地將受創國雪上加霜推向更惡劣局面,但終究還是頗受期待。南韓當時就曾受有條件金援,但一直被認為是「國恥」。IMF不斷增資,也持續金援受難國家。但IMF的金援真能幫助受創國早日走出陰影嗎?

     追溯IMF的成立,據過世的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edman)再三強調,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監督在布列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建立的固定匯率制度之運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固定匯率制度就瓦解了。照理,IMF至此就應功成身退,卻反而愈長愈大。為了延續有理,必須幫坐擁龐大資金的IMF找到新功能,很快地就找到了,就是為陷入困境的國家提供經濟顧問服務。開始時IMF提供顧客錢,卻不收取費用,此做法曾被嚴厲批評為助紂為虐,因為協助腐敗政府維繫壽命。而IMF所提供的建議不見得都好,畢竟IMF的成員不多,不可能輕易抓住受援國的病灶;即便能提供好的建議,顧客也未必肯照著做。

     無論如何,IMF一向不缺顧客,且能為顧客帶來資金,弗利曼認為它徒然鼓勵一個接一個國家繼續推行不智、且肯定總有一天無以為繼的政策而已。弗利曼曾以一九九○年代後期的俄羅斯為例,因為受援的結果是導致金融秩序更為動盪不安。

     也有不少人舉出一九九四~九五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風暴來反駁IMF無用的說法,因為墨國就是得到IMF及其他國家約五百億美元紓困方案方能脫困。但在弗利曼看來,墨西哥並未脫離災難,真正脫離災難的是拿美元貸款給墨西哥卻收不到錢的外國機構。實情是,在接受紓困方案之後,墨西哥經歷的內部衰退是既深且久,該災難讓一般的墨西哥人面臨產品和勞務價格高漲,收入頓時嚴重縮水,直到一九九八年,苦難仍未消失。

     不但墨西哥的苦難未過去,弗利曼還指責墨西哥紓困方案誘使亞洲金融風暴在兩年之後爆發,因為它鼓勵個人和金融機構借錢,並且投資到東亞國家,而東亞國家的高利率和高投資報酬率就是吸引投資人的重大誘因,在匯率風險上,投資人確信若發生不測,IMF必定會幫助他們脫困。此種被稱為「失德」的效果也曾被當時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等人嚴厲指控。

     我們知道,借貸行為是商場的常態,但因IMF組織型態類似公營事業,不可能會有「錢花在刀口上」的作為,這也難怪弗利曼會一直指責美國和其他IMF的會員國,是在縱容利用納稅人的錢補給私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是另類的「五鬼搬運」。二○○八年金融海嘯和歐豬諸國債務的難解,與IMF的金援是否有關?而金融風暴的不斷和愈見強烈,是否顯示IMF的功能不彰?在IMF又要增胖的此刻,是應嚴肅的思考,而美國明言不支持,是否透露出對IMF的質疑呢?(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東江西江齊污染 港澳何曾喝淨水

    東方日報


    君住珠江頭,我住珠江尾,共飲一江毒水。作為港澳生活用水源頭的東江、西江水近日先後被揭發嚴重污染,水質堪憂。珠江告急、長江告急、黃河告急,八千里錦繡河山已成殘山剩水,十三億中國人淪為新時代東亞病夫。

    由於採礦企業非正常操作,西江上游廣西龍江河宜州拉浪段發現金屬鎘超標三倍,眾多魚類死亡,多人不適送院,鄰近的柳州出現瘋狂搶購桶裝水的場面。雖然事發地段距離澳門取水點尚有八百公里,但澳門當局高度重視,嚴陣以待。

    西江被重金屬污染早有前科,早在去年八月,雲南曲靖有企業被揭發在珠江上游南盤江邊不足十米的地方,違規存放數十萬噸含有劇毒污染物鉻的廢渣,附近寸草不生,降雨時,鉻渣被沖進近在咫尺的南盤江。

    無獨有偶,港人生活用水的東江水源也飽受污染。本報早前獨家披露,供港東江水「配水庫」深圳水庫已淪為臭水收集站,流入水庫的河涌遍布垃圾,隨處可見糞便、死老鼠、用過的避孕套等。

    奪命殺手 斷子絕孫

    庫邊違規種菜、洗衫情況普遍,含農藥化肥和洗衣粉的廢水源源不絕流入水庫,「水源保護區」警告牌形同虛設。供港東江水連續三年加價,惟港人飲的原來是令人作嘔的臭水,情何以堪?
    東江、西江水污染事件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幾乎每條中華民族母親河周邊都星羅棋布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污染企業。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顯示,全國每年工業污水排放量近四百億噸,七大水系所承載的工業污水排放與日俱增。更可怕的是,目前中國七大水系的三成是五類和劣五類水,九大湖泊中有七個是五類和劣五類水,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有河皆乾,有水皆毒」的嚴峻局面。
    有好事者曾繪製了一份中國癌症村分布地圖,除西藏之外,癌症村遍布各地,經濟愈發達地區,癌症村愈多,受影響的民眾高達千萬。這些無辜的老百姓為中國GDP增長作出了犧牲,但又有誰來可憐他們、幫助他們呢?

    母親河流淌的已不是甘甜清水,而是污濁毒水;母親河不能哺育生命,而是成為奪命殺手。照此發展下去,中華民族很快就斷子絕孫,縱有金山銀山又有何用?經濟發展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只圖眼前利益而透支未來,當代中國人上愧對列祖列宗,下羞對子孫後代!

    铁流紧急呼吁:拯救年仅30岁的女企业家吴英

    希望全社会有良知的记者、作家、学人和法律界、企业界相关人士,联起手来拯救年仅30岁的浙江省东阳市女企业家吴英!

    我们要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公义、公正!

    我们要的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人人遵守公约程序!

    我们要的是:国家尽快解除金融垄断,准许民间融资借贷!

    我的要的是:请中央严惩贪官墨吏,打击黑恶势力!

    吴英无罪,吴英不能杀。杀吴英,就是保护支持中国的贪腐势力。

    呼吁人79岁铁流

    2012年1月26日于美国休斯顿

    與何頻商討:革命正進行,雙方在努力

    《明鏡月刊》李四一言


      何頻先生在《明鏡月刊》發表了長篇評論《革命隨時爆發,變革尚需十年》。文中真知灼見隨手拈來,許多論述本家很有同感,但仍有一些想探討、想補充。有兩條不敢苟同,非擺出來理論一番。
      一、何頻說:中國的茉莉花行動是“模仿行為,難以為繼”。
      在我看,前面四個字對了一點點,後面四個字則失之千里。

      所謂對的地方是指最初的一則網文是模仿了突尼斯人、埃及人用推特之類的微博點火傳播信息。但後來發生的一切,從提法到內容,到過程都屬中國式的原創,至於會不會“後無來者”按下不提,至少是“前無古人”的。既然是沒有“古人”,模仿就無從談起。

    “中國茉莉花革命”傳言引發中國當局高度戒備。


      (1)“微笑革命”
      對於中國的茉莉花有不同的說詞。有說茉莉花行動的,有說茉莉花革命的,有說茉莉花行為藝術的。查汗牛充棟的文獻,主流還是認可“微笑革命”的提法。
      革命向來只和凶狠、殘忍、血腥、刀光劍影、起義、政變、內戰、民族解放戰爭等等連在一起。但中國的茉莉花們卻把革命和微笑連在一起,這鐵定是原創,是新造。查完二十四史,再去查希羅多德的《歷史》都找不到先例。何頻先生可以說這種創新沒用,微笑不可能達成革命,是中國茉莉花們的惡搞等等,但絕不能講是模仿!這是其一。
      其二,在推動微笑革命的人群中,文字表達的訴求大不相同,最激烈的要求共產黨立即下台,最溫和的只是要求被尊重。可是在目前提倡的行為模式上很相近:聚集、散步,微笑、圍觀……被普遍接受,較激烈的也就是主張喊口號。還沒有聽說號召現在拿刀拿槍上街的。
      聚集,這是打法律的擦邊球,集會按任何國家法律,要麼登記,要麼申請,要有負責人,要有具體內容。而聚集不需要負責人,也沒有明確主題,關於無主題聚集大概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法律明文規定合法與不合法的尺度。這在非暴力抗爭中顯然是一個創新。
      散步,成為抗爭的方式,成為成千上萬警察、便衣、維穩人員要防堵的事情,“走起來,不要停留!”成為警察對行人的吆喝,這是聞所未聞的新聞。這對非暴力抗爭肯定是一個貢獻。
      微笑,那更有意思,不要喊,不要叫,只要對著便衣笑,當然也要對著警察笑。集體的微笑被定規為非暴力抗爭的手段,微笑被當作展示力量的方式,這無疑是一種帶有調侃意味的創意。
      至於圍觀,倒是前幾年維權行動首創的,標幟性的事件是福建馬尾事件。對於茉莉花革命來說這是一項承續,但至少不是對北非革命的模仿。
      看部分散步者自己的表述:“我們採取了散步、微笑、圍觀,這樣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最柔性的方式,向頑固、向張狂、向強權來展示我們的良好願望、展示我們的巨大的力量!”“我們正在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創造新的革命史:用笑聲、歌聲、歡呼聲,代替槍聲、炮聲、戰機聲的革命! ”
      行文到此,已經可以說,何頻先生的模仿之說不能成立。
      不庸諱言,推波助瀾者中不乏想模仿突尼斯、埃及革命,一呼百應民眾湧進廣場,呈決戰狀態,甚至想模仿利比亞,真刀真槍幹一傢伙。可惜這一點溫家寶講對了,中國不是北非。指望如此模仿的人們會有些失落。

      從“220”開始的中國茉莉花革命,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的所作所為,都具有特色,都具有一點幽默和搞笑的成份:
      一則推文在網上被熱炒,迅速傳播,接著在社會上也口耳相傳。
      官方的反應是極度的緊張,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全面警戒,在所有的散步點嚴陣以待。發生了何頻所說的“記者比參與者多,警察又比記者多”的現象,發生了警察與各國記者不斷衝突的有趣場面。有些政治分析家嘲弄:對這一事件,中共當局實在太小題大作,太杯弓蛇影了。
      其實不然,在這一點上,官方高層,發起人及何頻的判斷是一致的:如果當局不全力防堵,只要散步者的“帶頭行動沒有遭到殘酷鎮壓,就真的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天可能只有十個人上街,如果他們沒有被拘押被懲處,第二天就會達到上百人,第三天就會擴大到數千人,而第四天、第五天,就會發展到十萬人”。發起人說:“廣大民眾歡迎低成本、低烈度,充滿柔性和人道精神的茉莉花革命!如果撤除警戒,特別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撤除警戒,茉莉花一定綻放盛開!而南京的梧桐樹抗議行動充分證明了這一判斷。”

      官方處於對“未知”的恐懼狀態

      到今天為止,散步已經是第七波了。官方採取的基本對策是:壓制預防和懷柔化解並進,以壓制預防為主。

      可以看到的是:
      1、絲毫沒有懈怠,在所有的散步點或可能的聚集點嚴密佈防或嚴密監視。甚至在各大學嚴密檢查進入人員。
      2、在全國各地監視、軟禁、拘押、刑事拘留了至今還沒有確切數字的被官方認為與茉莉花革命有關,或有嫌疑的著名和不著名的各界人士。重判民主黨人劉賢斌意圖製造威懾效應。
      3、在全國範圍裡落實到基層的街道、鄉鎮,排查嫌疑對象,嚴密監控,並開展維護穩定的教育,使得不瞭解茉莉花信息的基層官員和一般民眾一頭霧水,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4、在大學裡尤其加強管控,以北大為例,建立了“會商”制度,列出包括“思想偏激”等的十類需要特別關顧的學生。

      此舉引起強烈批評,北京媒體人阿丁稱:這樣的北大就是瘋人院。上海華東政法大學講師張雪忠有感而發在微博客上寫道:容不下“偏激”思想的人,往往也是喜歡做出野蠻行為的人(有什麼行為比鎮壓異見更野蠻呢?)北京學者凌滄洲認為這一措施實在有辱該校歷史和辦校宗旨:“這個思想偏激如何認定?當年陳獨秀、胡適等都是北大的,這些人當時在學校看來可能都是思想偏激的。北大的這種自污和自宮也是由來已久的了。”
      估計官方不會因為反對聲浪而罷手,因為官方真正的目的是借此對學生全面排查和掌控。各地大學出台了不少類似的條例、規則等,看來還會繼續翻花樣。
      5、推出一些政策收買民心,比如推遲房產稅徵收一年、給大學生醫療保險、提高低保收入、基層軍官提高工資收入等等。另外對於許多上訪人員運用一些經濟上的安撫措施等。

      以上從表面看並沒有什麼新鮮,慣用的手段而已。其特別之處和搞笑的是,官方連續七週的折騰卻找不到對手,找不到真正需要打擊的人。六十多年來,共產黨打擊對手都是明確的,反右,打擊右派;反右傾,打擊彭德懷及其關聯的人;文革,打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清算“六四”的積極參與者;鎮壓民主黨組黨人士等等。但老經驗碰到新問題,現在不知道究竟要打擊誰,面對的似乎是影子,不知道到底有多大規模、多少數量的抗議者。所以表現出特別的神經質,行為乖張。引起國際社會的旁觀者作出中國當局太小題大作、太杯弓蛇影的判斷。其實,當局患了一種特別的恐懼症:一個被關在監獄裡的殺人犯,知道必死無疑的時候,可能遺憾,可能仇恨,但已經不恐懼了。因為真正的恐懼是“未知”,人們從電影裡可以看到許多對“未知”的恐懼場面,官方正處於這種對“未知”的恐懼狀態。從目前抓捕的人來看,除個別喊過口號,其他人至多只是傳播了信息。打擊這些人,不會停止茉莉花革命的繼續推進,倒會讓國際社會有更多的話可說,讓這些人影響所及的群體更不滿當局,把他們推向茉莉花群體中去。官方無法控制自己不去做這些很不理智的過度反應動作。

      “320”之後,官方做的不是一次性行動(像嚴打之類),也不是重點保安行動(如奧運會、世博等),而是定期、定點,長期——而且不斷擴大點,不斷延長時間的高度警戒和持續的大面積的監視、監控行動。什麼時候是個頭?現在高層誰也不敢說。這種狀況可說是獨一無二。
      目前還在繼續的所謂茉莉花革命的過程中,官方的表現和動作既不是模仿自己歷來的做法,也沒有其他國家政府的先例可以模仿。所以,就從官方的反應、動作來看,何頻的模仿說就失去了根據。

      革命正在進行,雙方都在努力

      現在要來看看博弈雙方實際的互動過程,以及是否“難以為繼”?
      發起人之一在第十號散步文告中形容說:

      【革命正在進行,雙方都在努力!一方是氣勢洶洶的維穩人員和他們背後武裝到牙齒的軍隊,一方是手無寸鐵、看不清楚卻實實在在存在的無數革命的推動者、參與者和他們背後若即若離的全國百姓。
      雙方都清楚:如果沒有登門的威脅,如果沒有堵住嫌疑人的大門,如果沒有警戒,沒有“走起來,不要停留!”的警告,就會有十個人停留,就會有一百個人、一千個人、一萬個人聚集,就會有人訴說不平的遭遇、就會有人抱怨高處不勝寒的房價,就會有人尋找丟失的孩子,就會有人擔心有毒食品的泛濫,就會有人感嘆物價的飛漲,就會有人批評人民代表的弱智和荒唐,就會有人聲討官員的腐敗和蠻橫無理,就會有人批判一黨專政的落後和荒謬,就會有人撒起茉莉花,就會有人播放《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就會有人站出來演講,就會……】
      這一點和何頻看法一樣,何頻講得千真萬確:“零零星星的社會邊緣人士或秉持理想的孤獨者”走上街頭,“只要他們的帶頭行動沒有遭到殘酷鎮壓,就真的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只要中共有任何鬆弛,‘茉莉花’就可能在中國突如其來地開放。”
      既然何頻如此肯定,那麼“難以為繼”的結論從何而來呢?

      從何頻寫長篇評論之後又過了好幾周。
      雙方還在博弈,網絡上的號召還在繼續,而且發起人越來越多,參與者越來越多。到了第十輪官方也沒有絲毫放鬆的跡象。
      而不同的發起人似乎有了一個共同點:呼籲不以茉莉花的名義,但本著茉莉花的精神,抓住任何損害民眾利益的問題、事件,隨時、隨地推動著聚集、散步和抗爭。更有甚者說:所有抗議行動都是茉莉花革命。
      中國每天都在發生大量的抗爭事件,正如何頻所說:“以今天中國國民的素養,變革的要求是強烈的、普遍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噴出是隨時可能的,中共只要膽敢開一絲縫,就會面臨垮台的危險!”其實地火不僅在地下運行,也在地面上運行了!因強拆、強徵發生的衝突事件,因上訪發生的悲劇事件,無法計數,僅影響巨大的事件就有:梧桐樹事件、守望教會的抗爭、為艾未未的抗議、對上海城管打人的抗議、上海的大罷工等等。這些事件只要還不是拿刀拿槍的暴力革命,都和茉莉花革命的理念、精神相通,都屬於中國特色茉莉花革命的範疇。現在還很難證明哪些事件的參與者與茉莉花革命的信息有聯繫,哪些沒有。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隨著茉莉花革命的信息越傳越廣,以後的社會抗爭事件中知道和贊同中國特色茉莉花革命理念的參與者會越來越多。甚至越來越多的事件直接就是茉莉花革命的參與者策劃和推動的,儘管沒有掛茉莉花革命的名義。
      所以,以設定地點和時間有沒有人潮湧現就判斷茉莉花革命不存在了,就判決“難以為繼”了,肯定是大謬不然的。
      發起人的話是站得住腳的:“設定時間和地點的人數和規模不是衡量茉莉花革命成效的尺度,只要維穩系統還在全面排查,還在全面戒備,還在無端抓人,還在抓狂發瘋,就說明:革命正在進行,雙方都在努力!

      因此何頻的“難以為繼”論是不符合事實的。
      事實就是:
      革命正未有窮期,花開須臾無定時,
      莫道今日空折枝,自有綻放爛漫時。
      對於一,何頻的“模仿行為,難以為繼”的斷語已經講透了,結論就是:中國特色的茉莉花革命是獨創性的,正在不斷向前推進!
      現在要轉到二,何頻真正重要的結論:“革命隨時爆發 變革尚需十年”。(未完待续,《明鏡月刊》第17期)

    世界媒体看中国:反对制裁伊朗的利弊


    卫星照片显示伊朗在山区建设核设施
    图片来源: AP Photo/GeoEye Satellite Image
    卫星照片显示伊朗在山区建设核设施

    中国星期四表示,欧洲联盟本星期宣布就伊朗的核项目问题对伊朗实施制裁不是建设性的。法新社、《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引述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导说,中国外交部在回答有关欧洲联盟制裁伊朗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盲目地对伊朗施加压力和制裁不是建设性的做法”,中国希望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争端。

    目前在互联网上无法搜索到国际媒体所说的新华社上述报导中文或英文原文。但中国多年来对伊朗涉嫌制造核武器问题的一贯立场是主张对话和磋商,反对对伊朗一味施加制裁。在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不久前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明确拒绝了盖特纳提出的跟美国协同制裁伊朗的要求。

    欧洲联盟本星期一宣布,从7月1号开始将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冻结伊朗中央银行的资产,以迫使伊朗就其据信是要制造核武器的核项目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美 国和欧洲联盟加强制裁伊朗,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示明确的反对。而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所持的反对立场对中国有一举两 得、渔翁得利的好处。这种好处就是,中国一方面以此伸张了自己长期以来所谓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欧美、日本停止或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中 国可以得到折扣价的伊朗石油。

    然而,英国《经济学人》 杂志1月28日一期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中国的反对立场大概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可以改变;鉴于伊朗先前表示,为了对抗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封锁,将不惜封锁重 要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假如这种情况出现并导致更广泛的冲突,石油价格将不可避免地大幅度上升,从而也让中国蒙受巨大损失:

    “对 伊朗可能采取的种种行动进行仔细的盘算,很有可能是中国最终软化反对制裁立场的原因之一。假如伊朗以为中国和其他国家支持它抗拒西方国家在核项目问题上对 它施加压力,伊朗就可能大胆起来,而这也可能导致冲突。例如,以色列可能会采取独立行动,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中国在世界各国当中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主,中国购买的伊朗石油占伊朗石油出口量的五分之一以上。在香港出版的网络外交政策杂志《亚洲时报》1月25日发表国际安全问题分析家菲尔·拉德福德的分析文章说,欧洲联盟本星期决定对伊朗实施制裁,从而把伊朗这道难题转移给了中国;在欧美制裁伊朗的情况下,中国拒绝制裁,会面临诸多的风险:

    “因 此,判断中国可能会走哪条路,最好是正确地评估中国的最大利益所在。作为一个原油进口大国,中国希望得到廉价而稳定的石油供应。伊朗政权威胁要封锁霍尔木 兹海峡,从而清楚明白地显示了它是中国石油利益的长远威胁。因此,从长远来看,北京会对西方的制裁持同情态度并设法保证西方的制裁会对德黑兰足够痛苦,从 而达到制裁的目的。”

    “与此同时,中国会希望保护中国公司在伊朗现有的投资,以便在伊朗变得‘正常’、石油生产全面恢复时依然在那里有自己的地盘。这就意味着中国要作出同情德黑兰的样子,至少是不能明显地背叛德黑兰政府。”

    人权观察致函奥巴马促其就人权对习近平施压

    法广纽约特约记者 倪安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前美国人权组织要求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强硬姿态。总部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发表一封公开信,敦促奥巴马 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月14日访美期间,利用公开和私下场合向他提出中国人权恶化问题。习近平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的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共领导人。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中国政府将密切观察习近平对华盛顿的访问如何展开。如果不能就中国恶化的人权情况传递出最明确的可能信息,那对中国所有为维护自己权利每天都在奋斗的人们将是一场灾难。”

    这封由人权观察执行主任坎尼斯•罗斯签署的公开信说,去年美中峰会期间美国找到了对中国政府就人权问题公开施压的有效方法,他敦促奥巴马总统应作进一步努力。公开具体提出了五项建议:

    第一,邀请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和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前政治犯到白宫,听取他们就目前的人权打压和扭转局面的意见。邀请者包括上星期抵达华盛顿的异 议作家余杰,他于2010至2011年间遭软禁和酷刑,以及其他许多逃离中国的人。人权观察认为,这是奥巴马与中国的独立声音站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姿态,也 是表明不代表全体人民的中国政府并不是美国唯一在乎的对象。

    第二,在习近平到访前奥巴马给予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以及南都集团和财新等媒体就美国关心的人权问题一个采访。通过这些媒体美国可以与中国各界 人民直接分享其观点。要求奥巴马像他在访问其它国家时明确指出的那样,对中共即将选择下一任国家主席和总理,却忽视中国人民选择领导人的国际法承认的权 利,美国很不高兴。

    第三,在今年美中战略及经济对话展开时,每一个与会的政府部门都要向中方提出一份人权问题清单。美国已经反复做出承诺, “政府各部门”都要应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一承诺将允许中国人权问题的详细情况在政府的最高层次进行讨论。但是,人权观察说,还未看到除了美国国务院以外 的其他部门定期讨论中国人权问题。

    第四,系统搜集中国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案件信息,如由中国国家安全官员实施却不受惩罚的酷刑、凶杀、强迫失踪,并定期了解这些案件。

    第五,制定一套在下一次美中人权对话开始前中国必须做到的准则,如指明并释放被拘留、失踪、因和平行使权利而被判刑的人,要中国政府作出承诺,恢复于少数民族代表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以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人权观察认为,如果准则不能达到这些对话的价值会严重受损。

    四川藏区甘孜等地互联网和电话通讯被封锁

    中国藏区近日接连发生藏人自焚事件以及警民冲突后,当地局势持续紧张。法新社发自中国泸定的报道引述当地居民和人权活动团体消息指出,周四此前发生警民冲突的甘孜已经被当局封锁,网路和电话均被切断。法新社今天试图电话联系三十多家炉霍和色达的宾馆与饭店,都没有获得任何回应。本台试图与当地藏民电话联系,也无法接通。

    同时,当局向当地派驻大批警力,民众被限制自由出行。法新社记者的车辆在离炉霍三百公里的路上被警方拦截,警方声称因大雪封路,不能继续前行。记者在路上看到军车运送着春节回家度假的军警前往藏区骚乱地区。

    中国网民也在微博上透露说,在四川藏区当军警的同学被迫紧急返回,有网友担心的表示因无法与在藏区的父母电话联系而十分担忧。

    另外,在离炉霍六百公里的成都的藏区,警方也加强了戒备,三步一岗,五部一哨,法新社记者一到藏区就立即被十多名警察围住,并被告知禁止拍照,禁止采访。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炉霍县和色达县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发生藏民与警察冲突事件。官方报道冲突共造成两人死亡,而海外的捍卫西藏组织则透露说有可能有三至十人被警方开枪打死。中国官方声称是藏民聚众闹事攻击当地警察署,而来自海外的消息则声称藏民和平示威遭到警方开枪镇压。
    另外,藏族作家唯色周四再次被邀请喝茶,并被要求拒绝接受媒体采访。这也是她最近一段时期第三次被“喝茶”

    近日,随着频繁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中国藏区气氛日益紧张。自周一起,四川藏区藏人抗议示威活动中连续发生警民冲突,此后中国官方与海外藏人团体对人员伤亡数字各执一词。

    周三,中国官方证实四川甘孜州色达县,发生警察与藏民冲突,并称藏民开枪造成14名警察受伤,而警方开枪自卫,造成1死伤,13人被捕。但海外西藏组织则有不同版本,确认有两名藏民死亡,十人重伤﹐40多人被捕。

    法广

    挪威或将阻止中国加入北极理事会

    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令中国政府愤怒

    据挪威媒体报道,自从在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之后,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和挪威政府对话,挪威现在准备阻止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

    北极理事会是由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俄罗斯和美国等八个北极国家组成的政府间论坛,主要关注北极地区的环境、原住民、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法国、德国、荷兰、波兰、西班牙和英国是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中国、欧盟、意大利、日本和韩国是非正式观察员,而中国一直在申请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

    挪威《晚间邮报》星期三(1月25日)报道说,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挪威高级外交官告诉这家报纸,只要中国当局拒绝同挪威对话,就很难让挪威同意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

    立场转变

    如果这一消息得到证实,这将意味着挪威政府立场的转变,因为挪威在过去曾表示支持中国成为正式观察员的申请。

    挪威外交大臣斯特勒在2010年8月访问中国时表示,挪威支持中国获得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身份。

    但是,同年10月在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正在中国监狱服刑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中国和挪威的关系从此陷入冰点,北京一直拒绝与挪威有任何高层接触。

    尽管挪威政府强调诺贝尔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是中国坚持惩罚这个委员会的所在国,切断了同挪威政府的政治对话。

    《晚间邮报》说,挪威当局此前希望通过平静外交的手段缓和局势,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现在看来,挪威政府准备抬高筹码。

    到目前为止,两国政府都没有出面证实《晚间邮报》所报道的消息。挪威外交部官员表示,现在只能说,中挪关系处在一个低点。

    BBC

    中方不批准日本驻华新使馆投入使用

    围绕日本驻华大使馆希望迁入在北京兴建的新馆一事,日中两国正暗中激烈对抗。

    日本共同社报道,虽然新馆已于去年7月竣工,但中方认为这是“违章建筑”,不批准使用。日方的搬迁计划至今仍没有着落。

    这一问题的背景原因是中国驻日公馆的搬迁计划毫无进展,中方此举似乎意在“报复”。

    新日本大使馆建设时,原定地面六层、地下一层,总面积是1.2万平方米。

    建筑过程中因出现增加房间的要求,把图纸上原来设计为高楼层的空间部分改为楼层地板,使得总面积超过了原来的几个百分点。为此,中方表示“不能视而不见这个超标问题”,不同意日本大使馆搬迁。

    此前,中国官方媒体曾报道称,中日就日本驻华大使馆迁入新址达成妥协,最晚将在1月中旬完成搬迁。


    “报复”

    2010年9月,中日发生撞船事件后,日本的反华情绪一度高涨。位于东京的中国驻日本大使公邸、新潟市及名古屋市的总领事馆等搬迁计划都遭到了当地议会的反对。

    有关土地位于新潟中央区,原本曾是一所小学,占地约1.5万平方米。

    中国总领事馆提出购地申请后,新潟市曾召集附近居民开会进行说明和咨询意见。

    但新潟市官员称自中日两国在有争议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水域发生撞船事件引发两国关系恶化以来,当地众多民众表态反对出售有关土地。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双方都希望营造友好的气氛。

    日本共同社引述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两国政府将把使馆问题限定在“事务性层面,不会让其发展成为政治性问题。”

    BBC

    薛理泰:伊核问题上的战略博弈

    检视德黑兰在应对外部强大的压力时的心路历程,似乎是“一根筋”的思考方式。乍一看,硬姿态确是到位了,软功夫不但没有到家,简直就是没有。

      值此美国、伊朗关系空前紧张之际,原来在阿拉伯海巡弋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战斗群于22日高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林肯号”航母搭载了约80架战机,护航编队包括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英、法两国各一艘军舰也加入航母战斗群的编队,一起进入波斯湾。至此,该舰队成为群集在伊朗大门口的美、英、法三国联合舰队了。

      稍早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经霍尔木兹海峡驶离伊朗对海。目前波斯湾附近海域仍有两个美国航母战斗群。西方国家在伊朗附近海域进行的海军集结,据称是强调维护国际法赋予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这一做法无疑是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对伊朗而言,自然是明白无误的一项警告。

      无独有偶,27个欧盟成员国的大使在历经数周的谈判之后,23日晨就石油禁运的细节达成一致。禁运令从今年7月1日生效,三个月后欧盟就将不再从伊朗进口石油及石油制品,境内任何个人或组织也不能再对伊朗石油工业进行新的投资。不仅于此,欧盟还将伊朗中央银行以及多家商业银行纳入制裁范围,并禁止与伊朗进行黄金、钻石等贵重金属贸易。


      欧盟制裁旨在釜底抽薪

      这次欧盟采取的措施,是迄今针对伊核问题的最严厉的制裁,旨在釜底抽薪,削弱乃至切断伊朗在核能领域筹措资金的能力,藉此向伊朗施加空前强大的压力,以迫使德黑兰重回谈判桌。尽管这项制裁对于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国家,尤其是从伊朗进口价廉石油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必然会给本国捉襟见肘的经济带来十分严重的问题,以雪上加霜。然而,欧盟诸国仍然取得共识,一致通过了这项决定,说明伊核问题确实涉及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以致美、欧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立场迅速趋于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两方面双管齐下,在运用国家机器施压的努力上,已经旋紧了最后一个螺丝。可以说,这些努力业已达到仅次于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地步了。至此,双方关系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下一步,就看伊朗能否迷途知返了。

      既然欧美认为伊核问题涉及其核心利益,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然则,如果伊朗不能见机而作的话,一场战争是断乎不能幸免了。假定这个前提正确,则国际社会加大对伊朗制裁的力度,实际上是避免战争降临的唯一途径。

      过去俄、中两国支持的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伊朗的决议案,力度不到位,堪称不痛不痒,最终效果等于零。君不见,联合国决议案通过以后,伊朗仍然抓紧研制核武器的进度,不稍懈怠,而且在外交姿态上依然强硬,决不后退半步。过去联合国制裁伊朗的决议案究竟是否有效,由此略见一斑。


      伊朗缺乏有效反制手段

      当然,俄、中两国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在伊核问题上持此立场,自有其考量的基点。问题在于,此等立场是否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唯一的鉴定标准就是此等立场是否有助于避免一场战争。

      下笔至此,就制裁与战争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一番就事论事的探讨。在伊核问题上,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制裁奏效,则战争可以避免;制裁无效,则战争必然降临。有鉴于此,要在波斯湾地区避免一场高强度的局部战争,就要加大制裁的力度;倘若制裁的力度不到位,则一场战争终究不能避免。

      从战略博弈的角度往深处思考一下,则会发现欧美还握有足以制伊朗于死命的其他手段,尚未到无所不用其极的阶段,而伊朗对于欧美的强大压力却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至于有效的反制手段则付诸阙如。两造战略博弈的结果,是未卜先知的。

      想当初,朝鲜孜孜矻矻,锲而不舍地研制核武器,承受来自美、日、韩的压力不可谓不大。时至今日,十余年过去了,朝鲜而中程导弹,而核弹,一一就手。这在小国研制核武器的事例中是一个异数。

      之所以如此,这同朝鲜在东北亚所处的战略地位有关。朝鲜依仗中、俄两国的支撑,处于“城狐社鼠”的地位,并且利用东北亚列强之间尔虞我诈的矛盾,巧妙地周旋其间。然而,这同平壤独特的应对策略也不无关系。

      平壤遵循“进两步、退一步”的谈判策略,在与美、日、韩周旋时,硬姿态到位,软功夫到家。结果,十余年光阴蹉跎过去了,对于平壤出尔反尔的应对手段,国际社会始终无可奈何。

      反顾伊朗,科技、财力及综合国力与朝鲜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可是,德黑兰在研制核武器的过程中,却一路趔趄走来,梗阻尤多。瞻望前景,横亘在前边的是悬崖峭壁,深不可测,尤其艰险。

      检视德黑兰在应对外部强大的压力时的心路历程,似乎是“一根筋”的思考方式。乍一看,硬姿态确是到位了,软功夫不但没有到家,简直就是没有。

      伊斯兰宗教势力在伊朗国内盛极一时,政府权威不足,连民选总统的执政权力都要受到最高宗教领袖的质疑和掣肘;伊朗武装力量则是二元结构,军队和革命卫队各行其是,互相牵制。上述情况仅荦荦大端,伊朗国内情况之复杂不止于此。


      据此观之,德黑兰在应对危机时,缺乏前瞻性和灵活性,只能顺着惯性,沿着既定道路滑下去。看来,伊核问题的最终结局恐怕不乐观。

    作者:薛理泰,来源: 作者专栏

    英国警方抓捕近百名奥运票贩

    核心提示:1月25日,英国内政大臣特雷莎·梅表示,警方已抓获97名涉嫌倒卖奥运门票、提供虚假客房预订的犯罪嫌疑人。同日,英国皇家空军和海军在约克郡展开为期三天的奥运安保演习。

    英国内政大臣特雷莎·梅25日表示,警方已抓获97名与奥运有关的犯罪嫌疑人。他们涉嫌的罪名分别是倒卖奥运门票、建立虚假奥运网站以及提供虚假奥运宾馆房间预订等。据BBC报道,帐篷已被警方列入禁止带入奥运场馆的物品单。伦敦警察局负责奥运安保指挥的鲍勃·布罗德赫斯特解释说,此举绝不是限制人们抗议示威的权利。“我们为自己能够享受言论自由而骄傲。”他说。“但是奥运会也要举行。”帐篷在英国的示威活动中是常用的工具。从25日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和海军已在约克郡展开为期三天的奥运安保演习。

    来源: 扬子晚报

    广西水污染事件:柳州人抢购瓶装水

    广西龙江河出现镉污染事件后,因担心饮用到有毒自来水,1月24日,位于下游的柳州市出现了市民抢购瓶装水的现象。中国近年频发水污染事件,据绿色和平统计显示,近四人之一的中国人正在饮用不安全的饮用水。


    废水入河 殃及池鱼

    镉这种重金属袭入人体后会影响人的骨骼发育,如果一次性大量摄入会引起肺炎甚至肾脏疾病。此次水污染的污染源是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其带有镉的废水流入了河池市龙江河中。据河池市宣传部发布通告称,1月15日发现,龙江河一水电站内网箱养鱼出现了少量鱼死亡的现象。经检查,截至19日,龙江河宜州段洛东水电站坝首处镉浓度仍超标3倍。

    龙江河是柳江的一个重要支流,汇入柳江后,下游进入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柳州市。龙江河水污染的消息传出后,柳州市各大超市以及加油站都发生了抢购瓶装饮用水事件。香港大学环境毒理学教授顾冀东表示,福建、湖南、广西等地矿区多,如果处理系统不达标,带有大量重金属的废水很容易就会被排放到环境里,造成水体污染。这次事件就发生地在"有色金属之乡"的河池,政府监管不力,对企业听之任之,发生污染事件不可避免:"因为经济的高增长,现在大家把钱看得很重,别的东西都不重要,环境这个问题,政府的官员也好,普通民众也好,大家只是纸上谈兵,真正实施逆转环境的恶化的(措施)很少。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土地拥有权的问题,土地是国家的,大家觉得污染就污染吧。作为地方政府,特别是政府官员也认为,反正土地是国家的,不是我自己的。个人对于土地没有拥有权,就谈不到保护。"

    明知水有毒 还要喝下肚?

    据绿色和平统计显示,在中国,3.2亿人正饮用不安全的饮用水,而1/3的河流和1/4近岸海域遭到严重污染。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则表示,从94年淮河水污染事件起,到2005北江镉污染事故、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到如今的重金属水污染,人为水污染事件只增不减,由环保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每两到三天就会出现一次水污染事件, 马军表示,频频发生水污染一个原因是:?城市企业,城市污水处理厂包括农村大型养殖场排放达不到国家要求标准,他们做不到守法。究其原因,在他们背后是一些政府地方的部门,他们还是把经济发展放到了环境保护之前。这个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解决。现在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监管、法院要积极受理环境诉讼,但是公众也需要去关注这些问题,全社会合力推动这些问题解决。"

    马军还无奈的表示,出现水污染事件,低收入人群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有条件的人可以买经过多层过滤处理、相对来说安全的瓶装水,或者是寻找更干净的水源,迁移到外地居住,可是没有条件的低收入者就算知道水源已经不安全了,可是还是只能使用被污染的食用水。环境专家顾冀东也有同感,他说:?一般的民众保护自己是不太现实的了,尽管政府说要出台一些治理条例,比如说让太湖环境有所好转,我觉得,好多成分不能说是政治诉求,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科学家和政府互相大太极拳,把有些事情淡化了。我觉得中国在近五年,8年,环境,尤其是水污染一定还是继续恶化,不会有明显逆转。"

    顾冀东还表示,其实民众去买水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瓶装水也来自于水厂,如果水污染情况继续蔓延下去,可能有那么一天,瓶装水的质量也将得不到保证。而在如今的形势下,作为普通民众来讲,保护自己的有效方法就是:如果知道饮用水已经被污染,要知道里面是哪些有害物质与杂质,对这些污染元素"对症下药",争取能够用最简单的办法过滤水源,去掉有害物质,比如,如果水里面有铁锈,可以放适量的活性炭,祛除杂质,提高食用水的质量。

    作者:文木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

    中国铁路今天迎来春运返程客流高峰

    核心提示:1月27日(正月初五),春节黄金周假期进入尾声。铁路迎来节后首个返程客运高峰。预计28日(正月初六)达到返程最高峰。网络和电话订票已恢复12天预售期。中央气象台预计,1月27日至30日,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雨雪天气。

    中新网1月27日电 综合消息,今天是农历正月初五,春节黄金周假期渐入尾声,铁路春运亦将迎来节后首个返程客流高峰。近日多地出现的雨雪雾冻天气促使客流向铁路聚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积极应对,多措并举满足旅客出行要求。

    铁路今迎节后首个返程高峰

    中国铁路客运系统今日将进入春节后第一个客流高峰期,预计正月初六达到返程最高峰。火车票预售处消息称,1月27日至31日期间,成都、重庆、南昌去往广州方向的车票较为紧张。

    近日,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的雨雪雾冻天气使客流向铁路聚集,部分地区铁路客流增幅较大。1月24日,铁路机构共加开旅客客车159列。

    此外,24日早7时开始,郑州火车站进行行车控制中枢设备换装。施工期间,影响共计135趟客运列车运行,涉及中国17个铁路局。截至24日19时,中枢系统改造升级结束,郑州站内重新开始接发列车作业,运营逐步恢复正常。

    另据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消息,互联网、电话订票已恢复12天预售期,由于现在并非购票高峰,所以登录网站(www.12306.cn)非常快捷。27日,互联网购票和电话订票预售2月5日及以前的车票,铁路机构计划加开客车315列。

    中国2012年春运自1月8日起至2月16日止,为期40天,其中节前15天、节后25天。官方预计今年春运40天中,客流量将达到31.58亿人。为了应对今年春运期间突发客流,中国高速铁路夜间延长运行时间。

    南方地区再迎大范围雨雪

    在春节长假即将结束、春运返程高峰来临之际,中国南方地区今起又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雨雪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1月27日至30日,西南地区东部及其以东大部地区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长江以南大部地区以降雨为主,长江中下游沿江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

    其中26日夜间至27日,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江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北部等地有小雨或阵雨,贵州中西部局部有冻雨;新疆西部和天山地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宁夏南部、川西高原东北部、云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有小雪或阵雪;新疆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4至5级风。

    尽管南方多降水天气,云南和西藏大部最近却是雨雪的遗忘之地。来自中央气象台的信息显示,26日白天,西藏林芝地区波密县和云南丽江发生了林火。26日夜间至27日,四川南部、云南中北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中央气象台提醒上述地区需注意用火安全。

    各地多措并举满足旅客出行

    面对春节后出现的返程客流高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相继出台措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为应对春运返京客流,北京公交集团将增加途经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四大火车站周边100多条线路的运力,并在北京西站周边11条公交线路上开行夜间加车,满足返京乘客需求。

    据介绍,由于北京西站部分临客列车是在夜间和凌晨抵京,北京西站周边的11条公交线路从27日开始,每条线路每天夜间配备2部至3部机动车,根据临客列车到达时刻表,编制夜间行车计划,开行夜间加车,做到“汽车跟着火车跑,线路昼夜不停运”,确保各个时段下火车的乘客可以坐上公交车顺利回家。

    在上海,1月26日夜间起至2月16日,公交行业将根据客流情况增设26条春运专线,运营时间为正常运营线路当天的末班车起至第二天的首班车止。

    上海地铁也对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站实施“双头班车”的列车临时开行计划,即在首班车后,紧跟着再投放一列列车,及时疏送开站前积压的返程乘客。

    在广州,春运结束前也先后有28路公交车实行夜间加班,满足旅客需求。

    春节旅游持续升温秩序井然

    1月26日晚7时,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发布2012年第5号春节假日旅游信息通报称,假日旅游持续升温,旅游市场秩序井然。

    1月26日为大年初四,广大民众的出游热情不减,各地开展的民俗节庆、冰雪养生、乡村休闲等旅游活动丰富多彩。各级假日旅游协调机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市场供给,春节假日旅游市场井然有序。

    在旅游交通情况方面,1月25日,民航全天发送航班5733班,运送旅客77.4637万人。全国铁路发送旅客448.2万人次,较1月24日发送旅客369.7万人次明显回升。25日全国铁路加开客车315列,运输秩序正常。

    全国假日办此前曾要求各成员单位进一步落实旅游安全保障、信息发布、便民措施等方面的工作,更好地满足游客的假日旅游需求。

    广西龙江镉污染团进入下游柳江

    核心提示:近日,广西河池境内龙江河发生镉浓度超标事件。目前,镉污染团已进入下游的柳江系统。柳州环保局局长称,柳江出现轻微污染,龙江与融江汇合处下游3公里处镉浓度为0.0060毫克每升,超国家标准0.2倍。他表示柳江应用水质保持安全,市民可放心饮用。

    新华网南宁1月26日电 记者26日从广西柳州市有关部门了解到,日前发生在广西河池宜州市境内龙江的镉浓度超标事件,目前污染团已经进入下游的柳江系统,但尚未对柳州居民饮用水造成影响。

    柳州市环保局局长甘景林告诉记者:“从最近监测到的信息,柳江以位于柳城县凤山镇的龙江与融江交叉口为起点,下游3公里处已出现轻微污染,也就是说这个污染团的污染物已经进入柳江系统。”根据柳州市26日18时发布的水质监测数据,龙江与融江汇合处下游3公里处镉浓度为0.0060毫克每升,超过国家标准0.2倍。

    “从柳州市饮用水保护河段最上游的一个保护河段露塘断面的监测结果显示,到26日18时的监测结果还没有发生污染现象。这说明柳江饮用水水源水质仍达到国家标准。”甘景林说,柳江应用水质保持安全,市民可放心饮用。

    26日18时的水质监测数据显示,露塘断面处镉浓度为0.0030毫克每升,截至目前柳江饮用水源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近日广西河池龙江河段发生重金属镉严重超标的水污染事件,直接危及下游沿江群众的饮水安全。柳州市1月18日凌晨接到河池市通报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应急指挥部,启动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应急预案Ⅲ级响应,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市民饮用水安全。

    目前,柳州市正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处置,一方面在柳江支流龙江河段糯米滩电站采取降解措施降低污染物浓度,另一方面调用柳江干流上游的麻石、浮石、古顶、大埔四个水电站实施冲淡稀释;供水部门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保证在紧急情况下还能保持市民用水安全;环保部门加大监测次数,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等市属媒体及时向市民发布相关信息,确保社会稳定。

    新闻回顾:广西部分河流镉超标 民众抢购瓶装水

    广西龙江河日前发生镉浓度超标事件,受此影响,1月24日晚间至25日,下游广西柳州市的多个超市发生抢购瓶装饮用水事件。柳州水情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龙江与融江镉浓度已符合国家标准。

    广西部分河流镉超标系矿业公司所致

    广西河池宜州市境内的龙江河日前发生镉浓度超标事件,受此影响,1月24日晚间至25日,下游广西柳州市的多个超市发生抢购瓶装饮用水事件。广西河池市应急处置中心透露,污染源已初步查明,来自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從來就是建立在綁架上的

    明鏡網友


      《明鏡月刊》第16期發表何頻《拉登死了,美中利益關係也會變》一文,明鏡網友留言評論,現將部分內容摘錄:

      “拉登之死對中美關係毫無影響”

      匿名:文章非常好,分析精闢,妙語連珠。有些話很深刻又很新鮮,可讓人通過微博發佈,擴大傳播。

      匿名:美國反恐的策略和方法在變得越來越有效,成本會越來越低,效率越來越高。中共這幾年可卻變得越來越驕傲自大,甚至有點狂妄,太小看了美國的實力,實在太愚蠢。

      風聲雨聲讀書聲:抓劉曉波,抓劉霞,抓艾未未,怎麼看都是中共害怕。中共外強中乾,心跳不安。說中共強大,我看並不確實。至於拉登,他死與不死,都沒有多大的能耐了。他的死有點象徵意義,但是沒有什麼實在的意義。在經濟上,中共國用它們手裡的美金綁架了美國,但那是把雙面刃的劍。中共國和美國能糾纏到哪天?是個問題。從政治上看,中共絕對是支持拉登的,拉登之死,對中共是個不大不小的打擊。對此事件,中共遲遲不發言,有它內心的苦衷。但是中共國對內煽動小民百姓反美仇外的愛國情緒會一如既往,一步步加強。那也在人意料之中。這些都說明什麼?中共底氣不足。底氣不足當然不是來自國際,那來自中共國內部,來自它們自己的虛弱。我說過,中共國從來就是建立在綁架上的。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就看它能把13億人口的大國綁架到哪一天了。

      一劍封喉:何先生的分析越來越務實、精闢,現在每一篇我都收藏起來細細品讀。現在何先生對自己早期的稿子很看不中,說不忍心看都丟入垃圾桶了。我早想說:別丟,贈給我好嗎?

      匿名:拉登之死對中美關係毫無影響。老何不過是藉題發揮罷了。何老闆為代表的“自由媒體”對中共看法的前提就是:中共就沒幹好事,以這個“中心”而展開討論,其結果當然就不可能是正面的。中國統領世界經濟增長20餘年,在你們眼中就沒有好的,你何頻20年來所有對中共的分析都是“危機四伏”,一塌糊塗,可人家江山依舊,發展不停。在客觀性方面你們比BBC和CNBC這些媒體在報道有關中國發展的報道差遠了。還“分析越來越務實、精闢”。戴上了墨鏡還有什麼“務實”而言?

      匿名:中共的統治,對西方來講是個雙刃劍。一方面,中共的行為,害中國永遠不為它國信任,連新加坡都不會信任中共,因而西方會更加提防中共,不可能出售高技術的東西給它,中國永遠是異類,這對西方有利;另一方面,中共的統治,也給西方帶來極大的麻煩,因為中共基本以奴工同西方競爭,絕大部分百姓會一直貧窮,無法購賣西方產品,西方的經濟受雙重壓力。

      拉登伏法,美國可以轉移重心了。小奧應會看到關心中國的政治並不儘是人道的關心,而且也是為了美國自身經濟的發展,因而會更加施壓。中美“一榮俱榮、一枯俱枯”的關係反映的是中共高抬自己的心態,但美國基本不這樣認為。

      三盞燈照耀著這條黑道

      阿妞不牛:何頻好思考好分析。
      俺還是堅持自己一直的觀點:借用修正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奧斯曼帝國廢墟圈的幽靈使得中國免於跟西方現代文明直接正面決鬥,給了中國特別的機遇:共產主義制度可以施虐,也可以苟且,中國可以自虐和自暴自棄,也可以機會主義地見縫插針搭上全球一體化的大篷車掛羊頭賣狗肉撈銀子,紮紮實實地大搞“西學為用中學為體”,鐵心堅持共黨獨裁不回頭。

      但是,這是一條走到黑的道。三盞燈照耀著這條黑道。
      第一盞燈,是中共自己這盞明燈。如果中共一直跟美國為首的世界體系緊密接軌,在經濟貿易甚至反恐等各方面都積極主動合作或者被動配合,真正跟世界自由資本體系休戚與共、榮枯相隨,這樣的共產黨將無法在社會政治制度和根本價值觀上跟歐美西方文明叫板對抗。維持經濟增長這個中共唯一合法性的基礎將迫使中共選擇,是皈依普世規範還是前功盡棄跟這個世界體系脫離切割分庭抗禮。

      第二盞燈,是美國這盞忽明忽暗的燈。如果美國繼續保持經濟軍事政治文化的全球強勢領先地位,中共在內政外交上任何出格的原教旨共產專制舉措,都會受到美國的壓制與抨擊。而如果美國真正衰退,中國在保持中共專制制度與意識形態的情況下崛起,美國必將視中國為重大威脅,則衝突對抗態勢不可避免。而只要中國堅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者專制制度,隨著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繼續增長,國際上的戒備、防範和拒絕所引發的離心力至少不會小於利益拉攏造就的向心力。
      第三盞燈,就是賓同志拉亮而美國要滅的燈。

      拉登“基地”組織恐怖分子的戰略目標是什麼?
      ——以小石頭砸大鍋的方式,象拖垮蘇聯一樣震垮美國,並迫使美國人改變其生活方式甚至社會制度環境;從美國的衰落甚至變質導致以色列的生存危機;從以色列的生存危機導致她的滅亡;從而達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千年迷夢實現。這確實是一種可怕的、現實的文明大決戰的戰略姿態與態勢。

      拉登通過抗擊蘇聯入侵阿富汗,看到了把最後一根草壓在駱駝身上的效果。阿富汗聖戰抵抗戰士的石頭,硬是通過杠杆效應不單撬翻了蘇聯的坦克戰鬥機,而且以一個美分逼迫蘇聯花費一千個盧布的比價,讓蘇聯放血衰竭、制度性系統性死亡。純粹的原教旨伊斯蘭塔利班取代了異端的共產主義,牢固地在那塊幾百年來兵家與文明競相爭奪的不毛之地紮根。

      拉登抵抗蘇聯,可以看成類似於蘇聯當年抵抗納粹。世界上其他感受到這個主要威脅與邪惡的國度與人民,可以選擇跟一個惡鬼結盟去抗拒魔王。就像中蘇美是反法西斯的盟友一樣,美國中國都曾經是支持拉登抗蘇的朋友,而在阿富汗抵抗蘇聯的時候,拉登並沒有發動和製造專門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就如同二戰後冷戰迅速展開一樣,蘇聯垮台後賓·拉登的矛頭所向就是美國:不是它的國土,而是這個國度所代表的自由、法制、民主、資本主義理念信仰制度生活方式。而以濫殺無辜製造恐怖的“主義”本身,拉登跟希特勒斯大林是本質上相通的——以恐怖主義與手段對付民眾的魔鬼與梟雄。他們的本事與理想就是讓人類生存得艱難、危險、不幸甚至讓世界毀滅。讓人類受苦受難是他們的本事,但是讓人類毀滅只是他們的崇高理想而已。

      正如法西斯共產主義都只是阻礙人類文明進展卻沒能徹底摧毀人類文明一樣,拉登的“基地”或者旗幟,只能是人類文明在衝突中進步發展的一個膿瘡罷了。雖然永遠有人要把這類膿瘡看成艷若桃花,拉登或許永遠會成為不少人的崇拜偶像,但是,就像希特勒的雅利安純種帝國美夢無法實現一樣,拉登的真主天國理想以及他對美國以及世界文明的詛咒,都不會實現。他能做到的,只能是讓人類為了文明進步而付出沈重的代價——人類有哪一步進步不是付出沈重代價的呢?

      拉登拉亮了燈,中共選擇作為美國的反恐戰略夥伴,是明智之舉。拉登的燈滅,中共卻不敢向美國祝捷,除了顧及巴基斯坦的面子之外,最根本的是對於美國這種“無視他國主權”的新“霸權主義”不爽。而這個“不爽”,又恰恰跟美國西方懲戒諾列加、薩達姆、米羅舍維奇、卡扎菲這些好漢們時中共的不爽一以貫之。而中共同這些好漢的基因親緣也幾乎一目瞭然:對民眾不憚使用任何暴力恐怖手段。如果這些好漢一個個灰飛煙滅,中共要一枝獨秀,那風必摧之也是命中注定。

      匿名:最近基辛格有本新書,有段話可以用來反勸降妞同志:
      每一個國家都有某種“昭昭天命”的意識,這主要表現在中美兩國的“例外主義”。美國例外主義猶如一種使命,認為美國有義務向世界各地傳輸自己的價值觀;相反,中國例外主義則是一種文化傳承。也就是說,中國不會勸誘改宗或頤指氣使地認為自己的機制在國外同樣能發揮重大作用。不過,中國趨向於把其他體制國家劃分為和中國文化及政體相近的不同等級的直流國家——亨利·基辛格《論中國》(《明鏡月刊》第17期)

    林彪兒子林立果參軍被任命為空軍黨辦秘書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 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 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7年4月25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六省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
    4月29日 空軍某部在廣西上空擊落美無人駕駛高空偵察機一架,中央軍委頒發嘉獎令。

    劉伯承請葉劍英向毛澤東轉報濟南軍區幹部戰士的一封信,信中反映濟南目前反對解放軍的大風已刮到十二級了,左派奪權以後不是按毛主席的批示辦事,而是按什麼“王效禹思想”辦事。劉伯承寫給葉劍英的信中說;濟南軍區裝甲兵政治部的來人說,此刻我們的部隊正受到王效禹的紅衛兵的攻打,形勢非常緊張……

    5月10日毛澤東批示:此件送總理閱後,交文革小組一閱,退林彪同志存。“此事表現這一時期軍隊許多人的心情。遇到這種情況,應當沉著鎮靜,多做工作,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問題總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葉劍英請林辦秘書告訴林彪,說軍事科學院造反派連續幾天要他去接受批判,他身體不好,這樣接連參加大會吃不消,希望能讓他休息一下,待身體好一些以後再接受批判。林彪聽了報告,很快回答:“告訴葉帥,可以休息一下。”並說:“全面看來,葉帥還是功大於過。”

    4月 林彪兒子林立果參軍。空軍司令吳法憲、政委余立金簽署命令,任命林立果為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

    5月1日 毛澤東、林彪同首都300萬群眾歡度五一。12時30分,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粟裕、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葉群等分乘四輛敞篷汽車來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又來到中山公園。他們不斷向群眾招手,祝賀節日。

    21時40分,毛澤東、林彪登上天安門,同首都百萬群眾和五大洲朋友觀看天安門廣場上空的焰火。

    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北京、上海、山西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代表團的同志,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陪同接見。

    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被印尼勒令離境回國的中國駐印尼臨時代辦姚登山,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毛主席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周恩來、康生、江青陪同接見。

    下午,空軍在廣西某地上空擊落美A-4B型攻擊機兩架。這是空軍在八天時間裏,在廣西上空打下的第四、五架敵機。中央軍委頒發嘉獎令:號召再接再厲,戒驕戒躁,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爭取更大勝利。

    《解放軍報》第一版發表林彪題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郵電部發行郵票《毛主席萬歲》一組,共8枚,其中第5、8枚是毛澤東與林彪在一起。(《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杨继绳: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人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于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于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人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我国现实的发展和我的期待不一样,进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我们的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认真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苏哈托政府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印尼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反腐,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还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有了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没有大的改革,甚至更加强化。在权力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往往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企图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党和政府一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高于当时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人。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l/3被官员家庭私用,l/3被司机私用。所以,党和政府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启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政府推动的公车改革这么难?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人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无奈地说,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们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常常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作者:杨继绳,来源: 《炎黄春秋》

    袁伟东: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最好办法

    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的广东最近又掀改革浪潮,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朱小丹分别放话指出,目前阻碍中国政治改革的是“既得利益格局”,而广东要拿出“更具体、更实在、更管用的措施”,以加大改革力度,突破这一既得利益格局。这对于处于政治改革停滞期的中国来说不疑是一个“利好”消息,也让很多关心中国未来的仁人志士看到了一线希望和曙光。

      3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广东开始。而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突飞猛进,但政治改革却是进的少,退的多,至今一直徘徊不前。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严重脱节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畸形发展状态,经济逐步迈向市场经济,政治却被阻止民主化,其结果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拉大,稳定难以为继,而阻碍政治民主化的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改革年会”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把当下中国的利益集团定义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用权力和垄断取得巨额利益,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一种群体聚集效应”。他认为,目前中国已形成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群;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和地产资源富豪。汪会长对于中国目前既得利益集团的概括和总结不能不说不精准,但他却没有点到问题的关键处,即这些利益集团形成的背景和根源。

      我国当下的政治体制正是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土壤和根源。短短30年在我国出现如此成形的利益集团,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没有配套地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导致被权力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失去话语权、失去竞争力;同时权力的无监督寻租,使经济活动完全被政治权力所绑架,任何经济往来都渗透着权力的身影;再之,政府定位的虚无化,让公平、公正这个本该政府搭建的平台倾斜于权力,在利益的驱使下,官员道德缺失、权力滥用,本该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转入权力的囊中。这一切问题的产生,都源于政治,因为一切权力的分配和使用都是政治制度使然。

      如何破除“既得利益格局”?汪书记和朱省长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也可能是有了没有说,或不方便说。但要解决这样如此根深蒂固、涉及广泛、牵动利益的问题,光靠汪书记和朱省长的开明是不行和不够的,因为现在的既得利益者把持着目前几乎所有的部门,如果改革不改革这些“改革者”,恐怕改革自身就会被断送,这样的事例在二十几年前就曾发生过。那怎么办?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办法,如:割断政府官员和商业活动的联系,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的干预,政府不再主导投资和资源的配置,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范围和数量,明确官员不能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官员任职期间不能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从制度上打破不合理的利益链条,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无疑这些都是很好的办法,但都不是根本的办法,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滋生既得利益者的土壤和环境,再好的办法也只能管一阵子,禁风一过还会死灰复燃。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强调的“权为民所赋”,这就是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最好办法。作为执政党,我们过去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少的恰恰就是“权为民所赋”。不管从因果关系讲还是从政治学原理讲,如果不是民所赋予的“权”,那“权”就不会真正为民所用,“情”就不会同民系的那么紧,更不会有为民谋利了。也就是说,要破除“既得利益格局”,就必须把决定官员权力的权力交还给人民,通过普遍而广泛的选举来实现人民对政治的参与,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人民对未来的决断。让官员们畏惧人民,让官员尊重人民,让官员用心人民,唯一办法就是让人民决定他手中的权力,让人民决定官员自己的利益。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利益面前说教是软弱无力的,也是虚假空泛的,对权力的制衡必须靠权力,也就是人民要有权力。改变目前阻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格局”同30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比要困难的多,30年前的阻碍改革的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是虚无的东西,同个人的利益牵涉较少,只要方向对,有变化,就会收到效果。可是改变既得利益格局,会牵涉到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利益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不“革命”,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人性所决定的。世界历史证明,只有一种“革命”对社会的损害最小,那就是选举。

      那么如何实行普遍而广泛的选举呢?其实这并不复杂,因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曾实行过这种全民参与的选举,而在当今现代化国家中,这样的选举制度已相当规范和成熟。推动普遍而广泛的选举需要循序渐进,第一步就是落实宪法,放宽结社,为各种利益诉求找到出口。而这一步广东已经率先开始做了,只是还需要更积极、更扎实、更贴近民意、更尊重民意、更义无反顾。最近广东省委妥善处理“乌坎事件”则更应该是一个范例。

    作者:袁伟东,来源: 共识网

    邓聿文:当下中国改革侧重点是“社会结构滞后”

    【新民网评】清华大学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提出了“转型陷阱”这一概念,并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所谓“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也因此,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就成为“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

      相对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用“转型陷阱”来描述中国当下遇到的体制困境,可能更恰当。因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在彼岸等着,只要跨过这个陷阱,就能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如果说,这是一个基于多数国家发展经验而得出的一个带有一定共性的现象的话,那么,“转型陷阱”则更多是针对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的具体过程而言,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一种客观描述。两者的表现和特征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点存而不论。

      在我看来,中国“转型陷阱”的出现,追根溯源,有两大原因: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像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一样,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而是由一个权威的政府“人为”设计出来的,可称之为再生型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市场中,既然市场制度是“设计”出来的,也就避免不了存在设计者自己的利益,“设计者”私利的不断强化,会使得政府不愿轻易退出经济过程。因此,有权威的政府既是再生型市场经济建立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是市场经济后期发育的威胁和障碍。有学者把此种现象称做“政府悖论”。“转型陷阱”的出现,就在于政府悖论”于近年有进一步加剧趋势。

      另一方面,也是与改革本身的路径依赖有关。中国改革从实施来说,是一个由增量到存量、先经后政的推进过程,先在传统体制的外围培育新的市场主体和经济力量,待它生长壮大后,再转向改革传统体制本身。这种改革程序的好处,乃由易到难,可使前期改革的经验不断积累,成为激励后期改革的动力和深化的条件。但这样一来,也易形成对前期低成本改革成功经验的依赖,降低对后期成本的承受力,从而,陷入改革动力不足、自我锁定的困境。

      因此,要走出“转型陷阱”,必须解决“政府悖论”的问题,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并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适时退出经济过程;同时,告别前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思路,对今后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和规划。这实际上与孙立平提出的思路有部分相似之处。孙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

      最后一条道路“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因而可能性不大。历史上由既得利益者推进的改革,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则很难指望他们会真正推进削弱其利益的改革。目前看来,要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只能寄望于社会力量的壮大成长以及最高决策层的理性自觉,这也就说明,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必然会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在内的系统的全面的改革。

      当然,即使是全面改革,在不同的阶段,侧重点也不同。当下而言,重点应放在政府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上。对中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国家来说,任何改革都会涉及到政府,因此,政府早改革比晚改革好,事实上,既然利益集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政府改革滞后所致。社会领域的改革,则是因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而政府的管理体制、手段和目标,又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权益诉求日益提高的现实。

      社会改革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公民社会,为着达致这个目标,以下三点的变革是必要的:其一,政府必须改变治理方式,减少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自我管理,壮大社会力量;其二,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建设,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反馈机制,强化对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以使政府的决策更好地体现民意,平衡各方利益;其三,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改变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打通阶层流动通道。

      改革30余年,中国的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建设,致使两者很不协调,很不配匹,导致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出现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威胁社会稳定。这是我们推进社会管理改革和创新的时代背景。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的水平,至少落后于经济结构15年。社会结构的落后不仅会使得公民社会赖以生存的中产阶层无法形成,而且直接会导致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落后,从而无法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挑战,甚至制造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化社会生态。

      这就需要我们在推进社会改革和进行管理创新时,首先在理念上,须从目前的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和管理,向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在管理主体上,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在管理方式上,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在管理环节上,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最后在管理手段上,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努力改变社会管理手段单一的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诸多的社会治理变革中,政府必须放松对社会的管制,通过制度建设把不同的利益和组织——主要是民间组织——整合到国家的政策和决策中,以作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合作伙伴。同时,还必须广泛动员和组织民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在参与中培养公民意识,履行公民义务。缺少公众参与的决策,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交易成本,但一旦发生事情,所耗费的社会成本则要远远超过排斥公众参与所节省的交易费用。所以,要化解民众的对抗情绪,保持政策和决策的合法性,建立起公众民主参与的机制,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乃非常必要。

    作者:邓聿文,系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来源: 新民网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变身反核活动家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Naoto Kan)本周重返世界舞台。通过诸如此类的行动,他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全球反核活动家。近一年之前日本政府处置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时候,正是由菅直人执政,当时的事故处理曾引起广泛批评。

    菅直人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说,我想告诉世界,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不需要核能也可以运转的社会。菅直人计划于周四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演讲,他在这次采访中提前透露了演讲的内容。

    菅直人上次受到关注是在2011年8月份。那时他在执政刚刚一年之后就提出辞去首相一职,时隔3月11日海啸引起福岛核危机仅五月有余。他的下台不仅是迫于国会反对党的压力,也是迫于本党批评者的压力,他们抨击菅直人对事故的处理方式,也抨击他固执己见、随心所欲的执政风格。

    由于日本首相更迭频繁(过去五年共有六位首相,菅直人是其中之一),曾经的首相们很少能在国内外产生影响。但菅直人希望打破这个模式,办法是重提他进入国会之前作为公民活动家的经历。在1980年进入国会前,菅直人主张为东京工薪阶层修建“保障房”。

    这次是菅直人在离职后第一次接受非日语新闻媒体采访。他说,人们对我说,我已经回归根本。他说,我把多数时间和精力都倾注于可再生能源的推广,我非常享受我现在的工作。

    菅直人一直在周游世界,最近他前往西班牙和德国了解新能源,参观了太阳能控制中心。当他谈到能源效率建筑规范,谈到参观日本一个生物群项目时,65岁的菅直人浏览着打印出来的幻灯片材料,露出年轻人一样的笑容。这样的表情在他执政期间很少见到。

    菅直人继任者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正在推动重启日本已经关闭的几座核反应堆,并推动日本继续向越南、土耳其等国出口反应堆,而菅直人现在却是在力推新能源,并希望利用自己的人脉来取得进展。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致力于创造一个人们不需要依赖于核能的世界,如果日本成为这样一个世界的榜样国家,那就再好不过了。

    菅直人说,当年,作为一位年轻的政治家,他曾经相信原子能只是一种过渡能源。但他说,随着我所在的政党规模扩大,我们很多人开始把核能视为安全能源,觉得应该以更大力度加以利用。

    2011年3月11日改变了这一切。当时,菅直人必须做出各种艰难的决定,其中之一就是驳回福岛第一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Tokyo Electric Power Co.)将工作人员撤离日益危险的反应堆的请求。他说,这是二战以来第一次有日本领导人要求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

    现在无事一身轻的他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菅直人的盟友、资深议员江田五月(Satsuki Eda)说,他终于做回了正常的自己。

    Toko Sekiguchi

    华尔街日报

    “美国制造”的中国概念股泡沫

    每当投资者的贪婪、无知和懒惰令一种投资主题变得火热,而见利忘义、投机取巧的投资银行进一步提升其火热程度的时候,丑陋的现象往往会发生。这正是买入中国概念股的美国投资者正在吸取的教训。

    2010年秋季,三家中国教育企业学大教育(Xueda Education Group)、学而思(Education Group)和环球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Glob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Group)在美国交易所上市,当时的情形就是一片火热。我的一位朋友是一家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上述三家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时他都买入了。

    我问这位朋友,你对每家公司的投资思路是什么?我认为他的投资策略有些奇怪,因为尽管三家企业的主营业务都是考试培训,但彼此之间的差别却很大:环球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英语考试培训机构,而学大教育主要为中小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辅导服务,学而思的主营业务涵盖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课外辅导。

    这位朋友说,我无法说出他们之间的区别。但他们都是中国教育企业,这是最热门的投资主题。

    我说,我怀疑三家企业当前的发展速度能否持续。这三家公司都是小规模经营的家族企业,谈不上规模化扩张。

    我的朋友说,没关系。大家都在想尽办法找承销商,希望申购IPO。这意味着这三家公司股票在上市交易首日会大涨。

    可悲的是,在2010年,我的这位朋友投资中国概念股的方法随处可见。当时中国企业上市潮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但这种势头必然是不可持续的。2011年,多家中国公司曝出欺诈行为,中国公司发行的美国存托凭证(ADR)股价暴跌,投资者的情绪跌到了另一个极端。

    尽管许多人批评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是造成一系列欺诈的主要原因,但对IPO供求关系的基本面进行剖析之后我们发现,最近这次股票泡沫破裂造成的灾难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一方面,无知的、易受影响的美国投资者在寻找致富捷径,他们往往忽视公司基本面信息;另一方面,唯利是图的投资银行将公开发行的新股吹嘘的天花乱坠,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力争“及时”卖出股票套现。诱骗投资者的种种因素都是地道的美国货。

    涌入市场

    过去15年中,400多家中资企业在北美上市,总市值约1,200亿美元。中资企业赴美上市的首波高潮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上市的主要是受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行业主要分布在保险、能源和电信业。

    第二波浪潮是一批私营蓝筹股公司,大都身处科技、消费品和媒体等极具吸引力但战略性不强的行业。这一类企业中很多上市公司成为华尔街的宠儿,因为这些企业的基本业务增速令人羡慕(代表企业为百度、携程和新东方)。

    继中国民营企业开始加速发展之后,中小民营企业也加入了赴美上市的大军,构成了第三波上市潮。这些企业在中国大都缺乏融资途径,无论是发债还是发行股票。中国政府对希望在国内上市的企业亲疏有别:国有企业优先于至少有三年盈利纪录的私营企业;根深蒂固的盈利私营企业优先于初创企业。如果你是互联网或网络游戏行业的一家高风险初创企业,想在中国内地上市连门儿都没有。

    此外,在向私营企业贷款方面,相比发达国家的同行,中资企业规避风险的倾向更为强烈。再加上中国是一个抵押品不足的国家(主要原因是土地国有),这意味着初创企业想要从当地银行获得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些都是中国初创私营企业到美国上市的具体理由。如果这场IPO盛宴在头两波上市潮之后就结束,我们不会看到后来出现的这堆烂摊子。

    不过,头两波上市潮只不过是刺激了投资者对中国IPO的胃口。2010年秋季,一系列互联网公司陆续在纳斯达克上市,其中包括优酷网(Youku Inc.)、当当网(E-Commerce China Dangdang Inc.)和世纪佳缘交友网(Jiayuan.com International Ltd.)等高知名度公司。为证明其高市盈率的合理性,优酷网自我宣传为“中国的YouTube”,世纪佳缘自称是“中国的Match.com”,而当当网则自诩“中国的亚马逊(Amazon)”。

    不过,这些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翻版”都大打折扣。比如,中国猖獗的网络盗版行为使优酷网难以凭藉内容赚钱。文化因素则意味着,为吸引相当数量的女性用户,世纪佳缘仅向男性用户收取费用。这从一定程度上使该网站变成了寻找一夜情的平台。当当网则因缺乏用户忠诚度而遭遇了激烈的竞争,而且不得不应对当地人很少用信用卡进行在线交易的情况。

    不过,在IPO市场火爆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无足轻重。从很大程度上讲,这种标语式的宣传意在创造足够的声势,以确保人人都想买进,保证那些能够接触到IPO承销商的基金经理在交易首日享受股票大涨。

    买主自行小心

    懒惰和投机并不犯法,而且,尽管很多人从上市交易首日股票大涨中赚了个盆满钵盈,但就算是鲍尔森(John Paulson)和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这样的投资大师最终也遭受了打击。真正犯法的是供应方──那些被私募股权合伙人和投资银行家打造上市的有的欺诈、有的不成熟的公司。

    问题始于对全部中国股票的疯狂需求,这促使有魄力的银行家深入中国腹地寻找IPO的候选公司。他们在中国找到了急需资金但管理团队不成熟、运营历史有限、缺少收益、缺乏政府支持(因此无法在国内甚至美国上市)的公司。

    进入“财务创新”──这里指的是“反向收购”,公司通过反向收购与已经上市的空壳公司合并,进而公开上市。截至目前,在美上市的400多家中国公司中有近一半是通过反向收购实现上市的。

    这类公司有着很高的欺诈发生率。尽管很容易将问题归咎于管理团队,然而一些管理团队看起来对欺诈也是毫不知情。数家反向收购公司曾向我吐露真相说,大部分IPO所得都用来支付银行家、律师和股票推销人的费用了,几乎没剩多少能用于发展业务。

    这毫不出人意料。很多这类中国反向收购公司都曾从事农业业务──公司创始人建立业务来自于务农的经验,而不是全球管理或巨额复杂金融交易。很多公司的负责人可能都不太懂英文,甚至不会用英文说“Nasdaq”,而只会说中文音译“纳斯达克”,更不用说理解第一世界资本市场的机制或其相关的法律要求了。

    推着赶着上市

    私募股权公司在粉饰刚起步的私营公司、帮助其上市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同样具有讽刺意味。

    正如上海一家主要私募股权基金的合伙人在中国公司赴美上市高潮时私下里告诉我的,我们必须在四、五年的投资期限结束前把我们投资组合中的公司推上市。

    他还说,有些公司上市为时过早,根本还没准备好上市。这些公司没有收益,仍处于初期投资阶段,这两点是美国投资者不太能忍受的。但我们必须趁着市场仍火爆的时候将这些公司推上市。

    事实是,他的投资组合中的一些公司正处于挣扎求存的境地。这些公司的收益增长都是通过“渠道填塞”实现的。所谓渠道填塞,指的是企业通过向分销渠道过量填塞产品夸大销售额的做法,而这些过量的产品最终无法销售给终端客户。

    现在,很多人都指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出面阻止泡沫再一次发生。但除了堵住反向收购中存在的漏洞这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之外,SEC也基本无能为力──金融创新总是能够适应监管从而发现套利机会。

    这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并非偶然。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是第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寻求海外上市的例子,尽管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有所不同,但相比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在治理标准和经营方式上与中国有更多的共通之处。认为渴求资金的巴西、印尼和其他国家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中国公司,不会受到贪婪的西方金融家的策略影响,这无非是一厢情愿罢了。

    这一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引出一个古老的教训: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先要了解你买到的是什么东西。不过就如同长久以来繁荣与萧条交替的历史所展现的那样,一旦出现群情汹涌的局面,这个教训很容易就会被抛到脑后。

    Junheng Li

    (李君蘅是独立证券研究咨询公司JL Warren Capital LLC的创始人和证券分析师。)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华尔街日报

    藏区抗议持续,中共增派军队入藏

    日前,中国当局和"自由西藏"等团体,分别证实藏人和中国军警在几个藏区爆发冲突,军警在四川藏区炉霍县、阿坝州、色达县等地向抗议民众开枪或发射催泪弹,至今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40余人受伤。中国当局正增派军队入藏。


    据美联社消息,周三,中国政府和海外活动团体证实,藏人和中国军警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蔓延。据"自由西藏"组织发布的消息,周二,在政治敏感区的四川甘孜州的色达县,在中国军警向藏族抗议者开枪后,已经有至少6名藏族人被枪杀,另有多人受伤。该组织称引用的是当地的消息来源。

    1月25日,中国官媒新华社证实周二在色达发生冲突,但称军警遭受藏人的攻击并被迫自卫,并称色达、炉霍县等事件,都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使用暴力手段攻击执法机关和人员。

    据挪威的西藏之声消息,印度西藏政府议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因为近期不断有藏人自焚,另外西藏高僧次成加措被当局毒打致死,因而引发抗议。目前藏区果洛达日、阿坝、炉霍、色达等地的藏人生活在军警开枪镇压的恐惧当中。另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共当局向藏区寺庙赠送中共四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画像和国旗100余万,海外藏人组织称藏人无法接受这一行为。

    冲突地区严加戒备

    美联社周二援引一名藏族僧侣说,暴力的蔓延发生在30名藏族人躲进了一个叫寿灵寺的寺庙之后,他们是在邻县的炉霍县发生警察向抗议者开枪事件后受伤的藏人。他说军人包围了整个寿灵寺。周三,寿灵寺的电话已经无法打通,但这名僧侣因为担心政府的报复而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而当地武装重重,外人无法进入,要独立地证实这些冲突很困难。

    德国之声从周一起尝试拔打炉霍、色达等县公安局电话,均未能打通。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西藏首府拉萨也加强军警控制,上面指令已经下达至各酒店,不允许接待拉萨市区以外的藏人。在一些要道和道口有警察对藏人进行盘查。

    四川高速公路运兵车入藏

    1月24日晚间,先后有藏族作家唯色和旅美作家李江琳等人转发消息至网络,指中国当局调集军队,运兵车经由四川的高速公路入藏。而中国网民也拍摄到成都至雅安途中的入藏军警车辆发送至新浪微博。

    西藏流亡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向德国之声透露,目前中共当局正在向藏区增派军队:"从成都到雅安,雅安到康定,再到藏区包括炉霍、色达、理塘镇一路上全是军车,车上都是军人,他们增派很多部队是肯定的。"

    "藏人的反抗不会停止"

    格桑坚参也表示,尽管这次中共当局再次大肆镇压,但是藏族人已经点燃抗议之火:"从2008年到现在,当局一直对抗议活动采用武力镇压方式,藏人非但没有被吓倒和被征服,抗争反而愈来愈激烈,又出现了这么多的自焚和平抗议事件,因为自焚事件又爆发了抵制过春节,大家要在藏历年悼念自焚同胞,虽然他们一再增加军力,可是藏人已经无法忍受这种高压政策,再怎么镇压都没有惧怕了,他们越镇压越造成藏人的伤痕和仇恨,如果中共当局不停止镇压和高压政策,藏人的反抗绝对不会停止。"

    国际社会对镇压藏人事件表示关注

    枪杀藏人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牛兰(Victoria Nuland)表示华盛顿方面一直都很清楚地告诉中国当局,他们一直对藏人和其他人的人权密切关注。她说将在下个月,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清晰地向他作出这些表达。她也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展开建设性对话,以解决中国藏人所关注的问题。

    美国的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奥特罗(Maria Otero)呼吁北京改变"只起到反效果的西藏政策",这些政策制造了更多紧张,并威胁到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认同。

    星期三,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杰里米.布朗(Jeremy Browne)发表讲话指出,深切关注有关中国安全部队在藏区两个示威事件中对示威者开枪并导致伤亡的报道。他敦促中国政府对示威藏人保持克制,并且公布伤亡事件发生的完全情况,致力解决藏人的不满。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

    美国与菲律宾展开军事对话抗衡中国

    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所谓重新"平衡"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除了将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外,美国还与新加坡、越南等国加强了军事合作。拥有7100多个海岛的菲律宾也是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着眼点。


    美国重返亚太的计划正在步步推进。去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访问菲律宾时表示支持该国在南海争端中捍卫自己的海上领土主权,并且承诺向该国提供军事和经济合作。据《华盛顿邮报》本周四报道,目前,菲律宾正在就扩大美国在该国的军事存在与奥巴马政府协商。尽管对话尚处初级阶段,但双方官员都表示倾向于签署一项协议。在本周四、周五继续深入会谈后,两国将于三月份举行更高层面的会晤。

    传统盟友与反恐伙伴

    菲律宾原本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两国1951年签署《菲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也曾在该国长期拥有重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但随着驻菲美军受到的反美反弹增大,1991年,菲律宾参议院通过了反对延长《菲美军事基地协定》的决议。次年,美国关闭了在菲律宾所有军事基地,包括美国海军本土外最大的基地苏比克海军基地。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开始与菲律宾展开反恐合作,并于2002年向棉兰老地区派驻600人的反恐特种部队。时至今日,这支部队仍在那里为菲律宾军方提供训练和情报支持。最近几年,美国军舰访问菲律宾港口的次数大幅增加,2011年,菲律宾向美国海岸防卫队购买了一艘大型退役巡航舰,并还将购买两只军舰以扩充海军实力。菲政府还向华盛顿提出了购买F16战斗机的愿望。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双方目前展开的磋商议题包括美国军舰从菲律宾展开活动,定期派遣军队以及展开更频繁的联合军演。菲律宾官员表示,首要任务是提高海军防卫能力,尤其是在南海附近水域。他们还暗示愿意接待美军舰艇和监控飞机。



    对中国崛起做出反应

    该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菲方谈判官员说,"我想指出其它一些国家: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唯一国家,也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没有人希望必须去面对中国或冒犯中国。"《华盛顿邮报》认为,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现在都去拥抱华盛顿的这一突然转变是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以及在有争议领土上咄咄逼人的态度作出的直接反应。

    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则向路透社表示,他并不知道美国将在菲律宾部署部队或舰只,但是双方正在就加强年度联合军演进行对话,包括学习新技术来保卫疆土、打击海盗以及使用新的设备。

    美国国防部官员也表示,并没有在东南亚建立一个美军基地的兴趣和愿望,核心的对话是如何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更好地合作",并且"从他们所在的地点"来展开合作。

    美军原来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如今早已改建为自由经济特区。菲律宾一名高级官员也表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不希望产生太多政治摩擦。但《华盛顿邮报》写道,在采访中,无论是菲律宾官员还是美国官员都不愿排除美国舰只或部队重返苏比克湾的可能性。

    编译:乐然 来源:路透社、《华盛顿邮报》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

    德媒呼吁:北京对藏人自焚不能再无动于衷

    德媒认为,藏人出于对北京的高压政策不满,采取自焚的极端方式抗议,是“绝望中的呼救”。随着北京的暴力反应,抵抗精神都会吸引更多的人,北京对此越来越不能无动于衷。


    《世界报》和《标准报》1月25日报道说,"发生新骚乱的背景是,在最近11个月中,17个僧尼一连串的自焚令人不安。至少9人据说因烧伤死亡,这些僧人在自我牺牲前呼喊反对中国的宗教压制、拥护达赖喇嘛归来的口号。

    "没有来自西藏的独立报道,北京禁止记者访问西藏。旅行社已经通知,西藏当局就像去年一样,从2月20号到3月底不准外国游客进藏,这期间是西藏的春节,3月份也是藏人起义抗议中国统治的周年纪念。

    "北京此间已经在西藏自治区首府开展一个爱国主义的宣传攻势。"

    从自焚到街头示威

    《维也纳日报》1月25日指出:"自焚,这是一个在西藏几十年都很少见的抗议形式。在西藏活动家中,对此仍有争议,即使这种行为针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动摇非暴力原则。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藏人、尤其是佛教僧人采取这种绝望行为,抗议中国的西藏政策。仅仅这个月已知就有4起自焚事件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至少16名藏人自焚。

    "自焚作为开端,业已扩大到严重的动乱,因为藏人的反抗现在也转化为街头示威。这个星期在中国西南的藏人居住区显然发生了致命的冲突。"

    该报认为,虽然这个事件尚未得到独立的证实, "无论如何,今后几天将会显明,抗议是被治安力量扼杀在萌芽之中,还是在继续扩大。据人权组织报道,自从2008年大规模藏人起义以来,中国再次严加控制,僧尼被从寺院带走、关押,不得不接受'爱国教育',与达赖喇嘛划清界限。这位藏人的宗教领袖在中国的官方宣告中不断被辱骂诽谤,让许多藏人感到被伤害。"

    该报称,"西藏一有抗议,中国政府马上就谴责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藏人团体,称其煽动了最近的动乱。"

    对于来自西方的批评,"中国当权者总是表现出不为所动。"

    暴力反应适得其反

    《新苏黎世报》1月25日评论说,"即使抗议伴随着游行者的攻击,表明了在四川、青海和甘肃的藏人居住区的局势相当紧张。从1月初起,更多的僧人自焚抗议镇压政策。第一次一名地位较高的僧人自焚,这种自焚在青海也是第一次发生。大多数抗议行为发生在四川,从去年3月份起有16起,最近一起是上上星期六。

    "对于佛教传统来说,自焚更是非同寻常,似乎是绝望中的呼救。来自该地区的很少独立报道描绘了僧人深受国家机构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接受'爱国教育',与达赖喇嘛划清界限。尤其引起北京愤怒的是,达赖喇嘛不去谴责自焚,反而对大都还很年轻的僧人的献身精神表示赞赏。这些抗议行为在民众中被看作英雄行为,向当局展示无奈。然而,随着政府的任何暴力反应,抵抗精神都在吸引更多的人群。北京对此越来越不能无动于衷。"

    报摘:林泉

    责编:李鱼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铁流:杀吴英,就是杀中国民营企业家

    开篇语

    我不认识吴英,也不了解吴英。关心此案纯系关爱小平同志所倡导的:让一部份人在“改革开放”中最先富裕起来。吴英降生之时,正是我“改正”回归重新工作之日,也是中国经济起步腾飞的岁月。她长我女儿一岁,是个了得的女强人。如果我有这样的女儿,将引以为最大的荣誉和骄傲!

    在这之前也知道吴英一案,未予以关注。在美国休斯顿女儿家过春节的我,闲来无事浏览网文,今天在《观察》网上读到腾彪先生《吴英的生命和你我有关》,才重视起来,立即查阅了吴英有关资料,决心介入关注此事。

    吴英无罪绝不能杀

    吴英是中国最年轻的企业家,是最卓越最有成效的企业家,是一个严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的企业家。在回归书斋前,我也曾是个民营企业家,不能不站出来说上几句。

    我1985年辞去公职,在“商海”打拼搏击20近个年头,深知里中酸、甜、麻、辣、咸、苦“五味”。无论成功者与不成功者、胜利者与失败者,他(她)们都饱含着一眶辛酸的眼泪与难言的痛苦。既是工商税务的“猎物”,也是公检法司的敲诈对像。换言之权力部门任何一个官员,无论职务的大小,都是惹不起的顶头“上司”。不但笑脸相迎,还得请吃请喝,如想得到关照和帮助,就得“心甘情愿”的“送大礼”。送了大礼还得遵守“保护大红伞就是保护自巳”的“潜规则”。如想挣脱这条“潜规则”,要么打道回府,下定决心永远别在“海中”混。纵是抓进监牢也得死死咬住嘴巴,如去检举揭发必死无疑。前有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裁沈太福,案发后他主动交出300多位官员的受贿名单,最大的官到x理一级。不杀,杀谁?现有刚进入而立之年妙龄少妇吴英,在狱中举报了不少官员,故地方官员联名上书东阳法院:一定要杀吴英。

    我做为一个历史老者与商界的过来人,含着眼泪写了这篇文章,目的是呼吁国家改革垄断的经融体制,让金融摆脱权力利益集团的羁绊,服务于民,有利中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地发展,不给地方官员留下贪腐的黑洞。因此,吴英不能杀,杀了吴英就是杀了中国民营企业。

    有关吴英其人其事

    “民营企业家”一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场,从降生那天起就戴着脚镣手铐,每想前进一步都得付出沉痛的代价,故一身是血一身是伤。他们先天不足无钱无势,后天手短缺奶缺丐,只能靠自已聪明才智与勇敢精神,去闯荡去拼搏,去编织新的人脉关系,否则休想生存发展壮大,如是个年轻女孩就更难更难了。吴英的人生轨迹就是最好的说明:

    她]1981年5月20日出生,星座是金牛座,生长在东阳的一个农民家庭。据说在她只有十多岁的时候,有人欠了她父亲近百万元工程款,打起了官司。吴英因此早早地领略到了社会上的人情世故。 或许是在东阳、义乌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有太多的商业故事和机会,让吴英的心不安分起来。没读完技校,她就辍学去姑姑的美容院学美容技术,后结识了丈夫周红波,一起开了家女子美容院,并做起了生意。之后因发展需要在西街开设了贵族美容美体中心。她聪明能干有心机,很快捕捉到 “羊胎素”项目的商机,帮她挣到了不少钱。紧接着,她又开出了东阳最大的足浴店千足堂,接着“嗅”到汽车租赁生意,利用原先积累下的资本,一口气买下了十多辆车。当“韩流”袭来,她又开出了韩品服饰店。此后,她又接收了喜来登娱乐城,成了娱乐城的老板娘。

      吴英在这些涉猎的行业中,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除了有形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吴英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很简单,吴英的客户几乎都是当地最有财富的一批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先富起来的一部份人”。这些人都有自巳的人脉关系,都有自已的团队和群体。生意场有有句话 “要想成功,就要和成功的人在一起”。吴英在与这些成功人士的耳濡目染中,逐渐锤炼了自己的商业禀性。她在与这些朋友的相处中,吸收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因此生意越做越大。来往于广州、义鸟之间。

    有朋友说:吴英的脑子转得实在快,而且动作更快。有时候一天来回广州两趟。

    ‘神龙见首不见尾’快速度、高强度,连很多男人也赶不上”。吴英为人仗义,并不只顾着自己赚钱,有好的赚钱机会,也带着朋友赚。有的朋友因此赚到了钱,自然会回报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给她。有的不但提供信息还投资,由吴英操盘,按约定比例分成,只数票子,不担风险。这可能就是吴英“非法集资”的起源。

    吴英有何罪?

    起先的几年,吴英经常奔波于广州与东阳、义乌之间,后来她投资的地域也越来越广,直至大西北。她做过化工原料,洗浴婚纱。2000年后转向投资房地产。在当地和全国很多城市的楼市,吴英都有过涉及。住宅、商铺,都炒过。到2004年,吴英在服务业和商贸业中完成的原始积累得到了成倍的膨胀。然而,期货市场才是他真正的创业实验田,在这里他的财富得到最大程度放大。她的“非法集资”也就旋风般的开始。

    为了要做大生意,要赚到更多的钱,向银行借不出,找国家立项批不准,只能通过朋友大肆借货。要借到钱,只能以高于银行数倍、十倍、甚而几十倍的回报。据吴英说一万元的回报每天是35元、40元、50元,有时高达100元。2005年她通过九位至亲好友,在有契约的前题下一共借了7个多亿。这巨大的借款,无疑给她是埋下了爆炸性的祸根。

    2007年2月10日下午4点30分左右,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至少在本色普通员工和市民看来),本色集团在东阳的所有门店,在短短几分钟内,全部被东阳警方控制。当晚,东阳市政府发布公告,宣布吴英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本色集团也同时被立案调查,与本色有关的债权债务,开始登记。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吴英在2006年4月成立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即以每万元每日35元、40元、50元不等的高息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投资回报为诱饵,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徐玉兰等人处集资达1400余万元。

      在已负债上千万元的情况下,为资金链的延续,于2005年下半年开始,继续以高息和高额回报为诱饵,大量非法集资,并用非法集资款先后虚假注册了多家公司。为掩盖其已巨额负债的事实,又隐瞒事实真相,采用给付高息或高额投资回报,用非法集资款购置房产、投资、捐款等方法,进行虚假宣传,给社会公众造成其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骗取社会资金。

      如被告人吴英与杨卫陵等人合伙炒期货,但却不要杨卫陵等人承担风险,而是给予固定的回报。杨卫陵等人投入3300万元,吴英在炒期货实际亏损了近5000万元的情况下,隐瞒其已巨额亏损的事实,宣称有盈利,向杨卫陵等人支付了1400万元的所谓利润。又如购家纺赠送同等价值的家电等。

      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被告人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

      本案的被害人大多是放高利贷的人员,其资金也大多系非法吸存所得。仅林卫平一人,所涉人员和单位就达66人。另外,吴英除了向本案十一名被害人非法集资外,还向王香镯、宋国俊、卢小丰、王泽厚、陈庭秀、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非法集资。被告人吴英除了本人非法集资外,还授意徐玉兰向他人非法集资,徐玉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涉人员达14人。

      被告人吴英在负债累累,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仍对非法集资款随意处分和挥霍。如花2300多万元购买的珠宝,不用于经营,而是随意送人或用于抵押;不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投标或投资开发房地产,造成1400万元保证金、定金被没收;用集资款捐赠达230万元;在无实际用途的情况下,花近2000万元购置大量汽车,其中为本人配置购价375万元的法拉利跑车;为所谓的拉关系随意给付他人钱财130万元;其本人一掷千金,肆意挥霍,其供认花400万元购买名衣、名表、化妆品,同时进行高档娱乐消费等花费达600万元。被告人吴英不仅随意处分和挥霍集资款,巨额非法集资款本人竟无记录,公司账目也管理混乱,三个会计师事务所均无法进行审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英的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已构成集资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吴英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吴英的行为属正常的民间借贷,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特别重大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为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受非法侵犯,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故作出以上判决。

      吴英不服法院判判,依法提出了5个上诉。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一、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吴英所借资金大部分用于公司经营,只有极少部分用于购买个人用品,不存在肆意挥霍;

      二、没有实施欺诈行为。没有对公司进行虚假宣传,欺骗债权人。而且用借款偿还公司经营债务,也是经营行为。吴英没有虚构借款用途。

      三、债权人不属于社会公众。吴英的债权人都是亲朋好友,不是集资行为;

      四、借款行为是单位行为,不是吴英的个人行为;

    五、本案的林卫平等所谓被害人,已被法院判决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以,原判决明显是在保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行为。

    腾彪先生写道:“民营企业急需贷款银行不管,绑架抢夺属于刑事案件公安却不管,本属民事领域的民间金融活动,因为有利可图,政府的积极性来了。吴英报案似乎是她命运的转折点。报案后不久,2007年过年之前,资金链趋紧的吴英被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审开庭时,给吴英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认为,“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于公司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我们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民事纠纷。”“吴英作为民间企业家,向朋友借款从事实业经营,既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非法占有的企图,这只能算是民事纠纷。与公权力何干?受害者没有站出来(借贷金额7.7亿,11个债权人都否认自己被骗),公检法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抓人杀人?”

    如吴英集资是为“占有”,何必搞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众多的实业?在刑法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吴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哪里?” 吴英非但不存在“集资诈骗罪”,历史地看,她还是众多推动金融体制变革、打破金融垄断的行动者之一,尽管她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吴英案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从导致国民奴役和经济崩溃的计划经济中挣扎出来,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腾飞”了、“大国崛起”了。但问题是,这个市场制度是非常不完善的,甚至是畸形的。一来政治体制没有跟上经济体制变革,缺少基本的政治自由和起码的司法独立,官商勾结,腐败蔓延,政治体制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二来关键的经济领域,石油、电信、电力、金融、石化、铁路等仍然被垄断(实际上被高干家族控制),行政扭曲价格,公权豪取利润,顽固对抗市场。“入世”这么多年,美、日、欧盟等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因应该在此。


    吴英被捕前的奇怪“亡命”八天

      2006年12月21日,吴英的借货人与合伙人杨志昂向她谎称:“有一笔20多亿美元的业务”,将她骗至温州王朝大酒店后,逼迫她签署了大量空白文件,取走了本色集团的营业执照及公章。

      杨志昂,男,1973年出生,律师,吴英资金七掮客之一。同年3月16日,杨被依法逮捕, 5月8日,经金华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一个月。2007年11月30日经东阳市人民法院决定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吴英申诉,“去年12月21日起因债务纠纷我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林、杨志兵、高峰等十余人绑架,失去人生自由达八天之久,严重扰乱了本公司的正常运作,损失巨大……”

      “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洲、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强逼告诉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

      “2007年1月18日,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利用我强迫签署的空白文件为依据,以(2007)荆民三初字第44号强行缺席裁定,将我荆门房产三千多万元进行查封,涉案金额达2亿元之巨。” 2007年2月,吴英被警方逮捕后,一家介入此事的媒体称:差不多同个时期,杨志昂因吴英案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逮捕。三个月后,杨志昂委托律师,将湖北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与吴英商品房预售合同转让的纠纷案予以撤诉。 东阳市检察院一位工作人员分析,吴英案发,这起“绑架”事件并不是直接导火索,但也给有关部门的案件侦查提供了重要线索。但2006年12月28日晚,吴英获得自由,当日晚上8时许即向东阳市公安局报案,警方并没给予立案。而吴英因为这八天的失踪,企业运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吴英内外交困的时期,系列发生的事件显示,吴英为了保证资金链正常运转,也开始了铤而走险。 在法庭上吴英承认:2006年10月、11月、12月,公司资金链快断了。绑架事件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当时欠了4个多亿,被绑架的时候,固定资产还有2亿元。

      其实,吴英的法庭陈述进一步透露,不管其目的如何,她购置的固定资产,目标就是想从银行借款。当时也曾到银行借贷,但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不仅如此,在吴英资金链运转最为艰难的时刻,曾经借贷的一笔资金,银行则提前开始了催款。

      2006年12月28日,吴英经历了“八天”重获自由当天,某媒体报道,吴英所有的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指资金链紧张,工商银行东阳市支行“正在对本色集团催要一笔约1000万元的贷款”。

    当地一名一直关注吴英事件的企业家认为:做企业的都明白,唱盛不唱衰的道理。一旦传出资金链紧张的事,再有实力的企业也难逃被拉垮的命运。 吴英本色集团在当地银行有一笔1550万元的3月期贷款,但还款日期为2007年1月8日,但在12月28日下午,银行就提前索要了这笔贷款。

      其实,这时的本色资金的链条已越转越紧,吴英后期几乎在为资金的借贷而奔命。在这样的一种资金逼迫下,开始铤而走险。她只好将融资矛头转到了上海等地。当时上海一家公司答应借吴英5亿的(但具体公司并没透露)。然而融资所得的是一张假票据。

      此时,吴英遭遇的“假汇票”事件正如她当时的高调一样,迅速向外界扩散,加速了其资金链断裂。 4900万元假汇票被银行没收,银行还是工商银行东阳市支行。2007年1月6日,在东阳邻县义乌市的“稠州论坛”上,一网名“小老子”发帖称,东阳工商银行没收了一张“假汇票”,面额高达4900万元,出款方为广东一家集团公司,受款方为本色集团。随后,一直关注吴英财富来源的媒体记者纷纷向工商银行东阳市支行求证,根据当时的报道,该行有负责人证实确有此事,事发日为1月5日。当地人民银行和公安局已介入此事。当地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分析:“假汇票”的出现有3种可能,一是“本色”是受害者,被别人耍了;二是“本色”自行或与人合谋“炮制”假汇票,想骗银行;最为不可能的第三种可能是,这是张“错票”。

    这些人接二连三的为的因素,使吴英成了东阳市公安机关的战利品被抓进了监狱。奇怪的公安机关为什么不接受吴英的报案?反拘捕当手人,是何人的旨意?据悉,吴英被刑拘后,为求立功免死,曾检举她所行贿的多名官员。其中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天贵、荆门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周亮、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市灯塔支行行长梁骅。吴英的父亲透露,吴英在看守所中举报了另外7名官员。

    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一审判决完后,这些官员又曾到浙江省高院,要求二审维持原判。为了什么?只有一个合理解释:杀人灭口,以便逍遥法外。

    毫无疑问,吴英的“集资案”不但牵连着当地黑恶势力,还牵连着许多地方官员与金融干部,他们才迫不及极待地如此狗急跳墙。留下吴英,将会清查出一批贪官。


    中国金融黑幕

    中国金融是一个垄断行业,受利益集团所控制,与当地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与地方官员有着分割不开的血腥利益。无数事实表明:操控房地产的资金,百分之九十都是来自于银行,而银行的投注,常常与权力支持的人和事有关,也与自已利益有关。如果你有很硬的关系,用不着找什么抵押,省长、市长、书记一张条子即可。条子的大慨是有这三种情况可以拿到银行货人:一、权力中心要人的亲戚朋友与三姑六婆;二、通过人脉关系花大价钱购买到“通关证”;三、与银行利益联成一体或返回巨额点子,还得信誉好、有抵押、到期能收回,否则没门。

    当年我在“海中”悉此“潜规则”。一般在完善抵押担保手续后,银行按国家规定利率贷出,大约是百分之七的年息,而外借货合约之外不少于百分之八,除此还有经办人员的好处费。总付出相当于年利息的百分之二十。没有这个高额的付出,民营企业根本贷不到款。可想可知,无关系无臂的吴英,自难向银行借到钱,她只能走民间高利借货渠道。她明知这是碗毒酒也得去喝,因为她要发展壮大赚钱,而面对她的市场,又有巨大诱惑力,能赚很多很很多的钱。以北京抄房为例,2005年地处四环东北边房价,每平方米约5至7千元,到了2010年高达3万元,涨幅百分之300到400。如果她在北京抄房只要高利借款的资金练条不断,是可以获大利的。但高利贷高风险的借贷关系,很难保证。只要这练条一出现问题,她不是被高利贷主逼死,便是被送进监狱。这是我国金融垄断的必然悲剧,也是体制的悲剧。要改变杜绝这个悲剧,就是国家官放开金融的一统政策,允许民间有契约性的金融借贷,甚而允许私人开办银行。杀和严惩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到一天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金融危机。

     由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原因,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现民间有不少浑厚的余资。根据鸟义、东阳金融机构对2006年的记录,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总计为214.6亿元,义乌市2006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375.3亿元。所以浙江温州等地,民间私人借贷极为活跃。纵在全国各地,民间私人借贷也很活跃。谁都想让自巳手中余钱得到比银行多几倍的利息。

    银行年息现为百分之三点五,而物价每年上涨指数实际超过百分之五。大家都在寻求无风险又能超过银行的投资,如果能找到这个项目,谁还把钱存入银行。所以民间放货渠道很吸引人,关键是它的安全度。何况现在国家一些金融机构信用度极差,且十分霸道,仍存在着严重的欺诈行为。我家就遇上这样的倒霉事。

    腾彪先生说得好:金融垄断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这就说明我们的金融业有很大的问题。金融业干什么?就是把钱能够用到好地方去,现在老百姓有很多钱,而中小企业又很缺钱,就是你金融业有毛病。”吴英在法庭上说,她购置固定资产,目的就是想从银行借款,但却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中小企业或个人要发展,只能转向地下钱庄借贷。另一方面,存款利率低,有钱人不愿把钱存银行,一定设法寻求更高的回报。民间借贷门槛低、有信用、效率高,因此是市场的必然。


    我们100万元存款被光大和人寿联手欺骗

    2010年1月我们需钱卖了一处房子,有100万元存?存入北京光大银行新源里支行。我太太也是60多岁的老太婆,不懂得理财,更不懂得我们国家金融陷阱。轻信光大银行推出的六年期、年息不低于百分之六的“理财产品”,买了100万元。一年半后的2011年7月,小儿子要赴美参游,需要向经办公司提供一份5万元的担保证明。我们去北京光大银行新源里支行开存款证明,存户上竟无此100万元存款。经查寻三天,才知他们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海淀分公司一起,联手骗我们去买了一份六年期“人寿保险”。我们生气道:我们是退休人员,何以要买保险?必须按银行利息退还我们的本金。为此天天找光大,从总行找到分行,再找到中国人寿保险北京海淀分公司,强烈要求退还100万元,如不归还将向媒体投诉爆光。整整花了近半年时间也得不到解决。在我赴美前夕的2012年1月8日,气得我在人寿海淀公司办公室大闹:今天如不解决,我要向110报诈骗,扭你们去保监会、银监会讲道理,你们两家怎样联手骗老人、骗客户。他们怕影响不好,才写下2012年1月13日前归还本金100万元的承诺,利息一分没有。当然我们决定不会罢休,待我们2月10日归国后再理论此事,让全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光大和人寿如何联手骗人!

    如果我们住在有民间信贷关系的浙江,在这两年时间里,我们这100万的本金不知以获得了多少丰厚的投资利润?

    由于国家金融是垄断行业,他们就硬杀硬杀你。他们每年赚得缸满盆溢,一个经理或行长年奖高达几十万上百万。我认为该杀的不是吴英,而是那些硬吃人的金融寡头。中国金融体制必须改革!


    谁能救得吴英不死?

    2009年10月,吴英一审被判死刑。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死刑原判。现吴英命悬一线,谁人能救得她?只有中央九大常委中任何一位,而最有力量的是主管全国政法委工作的周永康书记。这不是行政干顶司法,而是司法的判决不公,中央必须干预。

    在这关键时刻,是中央领导该出手的时候了。不是救吴英,而是救改革!救开放!,救法治!这里使我想起当年小平,为拯救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一事。因年广久引领“改革开放”大潮,雇工一百余人,为“计划经济”保守势力所不容,在十年时间内,被官方分别以“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三次判刑入狱,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邓小平同志,三次站出来为年广久说话(《邓小平文选》收录了其中两次)。这三次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我国个体私经济(亦即民营经济)的发展进程。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初,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再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他救的不是“傻子瓜子”年广久,而是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处在十字路口:是保护民营企业家还是剿杀民营企业家?十分需要中央一个有胆量的人站出来说话:吴英在经营决策上犯有错误,但不能杀头!

    作者:铁流,原载: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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