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5日星期日

中國日常食品絕對價格超美

外參記者范方華/通貨膨脹已成中國的棘手問題之一,總理溫家寶9月中在世界經濟論壇上再度強調北京控制通貨膨脹的決心,表示將控制整體物價的穩定、防範經濟成長大起大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凱利商學院兼職教授陳劍在接受《外參》採訪時比較了中美間的各項經濟數據,發現許多中國的日常食品絕對價格比美國貴,最富與最窮地區的收入差距比美國大,而中國的房地產則出現泡沫化現象,都反映出中國經濟情勢的嚴峻。

中國日常食品絕對價格超美

美國人的收入平均比中國高出許多,但中國的物價卻與美國有得比,導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降低。《人民日報》近日一篇報導引發廣泛討論,報導以北京與紐約的物價相比較,指出就普通消費品而言,如果帶有國外品牌,北京比紐約略貴,“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價格在北京更是高得離譜,但在市內公共交通以及涉及人工、知識產權的產品和服務都比紐約便宜得多。

陳劍對《外參》表示,包括汽車、化妝品、服裝的奢侈品,從過去以來就是北京比美國貴,因為因為中國實行奢侈品高徵稅措施;但奢侈品價格比美國貴,對老百姓的生活沒有特別大的影響,因為消費奢侈品的人在中國仍是少數,而人一定要吃飯,但不一定要用奢侈品;相對來說,日常用品比美國貴,影響則非常大,因此如果要比較物價,比較消費品更能反映老百姓的情況,而不是比較屬於服務類別的人工。

根據陳劍的市場調查和實地走訪,中國成都的豬肉一斤人民幣16元,美國華盛頓的豬肉一磅美金1.79元,折合人民幣為11.42元,換算單位後的比價是127%,大米換算單位後的比價為124%,雞肉是215%,陳劍對《外參》解釋,如果同樣的食品,在中國的絕對價格比美國高,那相對價格肯定比美國高得多,因為美國的平均收入是中國的六到七倍。

陳劍說,中國許多關係到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物價,絕對價格都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國通貨膨脹上升如此快,相當驚人。

失業率展現奇蹟

失業率是另一個評估經濟狀況的指標。根據各媒體所報導的官方數字,陳劍發現中國的城鎮失業率僅有4.1%,幾乎與美國在2000年充分就業情況下的失業率相當;2000年時,美國的全國失業率曾經短暫地降到4%,在其他大多數時候,包括經濟繁榮的90年代,或是2000年代中期,失業率也維持在5%到6%。不僅如此,中國的失業率指標已經連續四個季度沒有變化,失業人口也連續三個季度沒有變化,陳劍稱此為“奇跡”。

陳劍對《外參》解釋,中國的數字是城鎮就業率,並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口,而農村的失業人口又非常多。“溫家寶說過中國的失業人口有兩億人,但根據中國人保部提供的數字,失業人口只有908萬;而且中國上千個城市,數字卻三個季度都沒變過,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不是一個針對失業人口的代表性指標。”

不過,陳劍認為不能因此斷定數字是虛假的,數據與實際有偏差,可能因為很多人不去登記失業,登記手續或失業救濟金的金額都可能影響失業者登記的意願。陳劍解釋,在美國登記失業是自願行為,由於不登記就拿不到失業救濟金,因此多數人會前往登記,但美國的失業率數字也有問題,它並未計算失業但沒有主動在找工作的人,以及不充足就業者。

陳劍對《外參》說明,美國失業人口的定義是失業並且積極地找工作,目前美國的名義失業率是9.1%,如果加上不積極找工作以及不充足就業者,美國的毛失業率可能是17%、18%,接近大蕭條時期的25%。從數字上看來,美國的失業情況比中國糟糕很多,但美國的失業保障也多,例如奧巴馬已經連續兩次延長失業救濟金領取年限,如今又要通過另一個延長期限的法律。


中國物價飛漲。(新華社)

朝鮮政權轉移看似順利 未來不可測

新聞速報 【中廣新聞/謝佐人】
北韓自前領導人「金正日」去世後,政權轉移給他生前欽定的接班人、小兒子「金正恩」似乎相當順利,北韓官方媒體開始稱「金正恩」為「卓越的領導人」,目前,北韓首都「平壤」相當平靜,沒有任何騷亂,也不見軍隊移防邊界。

國際間,外國政府大多將焦點放在北韓的局勢上,因為北韓是一個擁有核武及120萬軍力的國家,各方都關切「金正日」的接班人「金正恩」年輕、又沒有太多的從政經驗,他未來是否能夠完全掌控全局,還是一個未知數。國家交在他手中,讓各方不得不擔心。

不過,北韓首都「平壤」從當局正式宣布「金正日」去世以來,除了民眾哀傷悲泣之外,看不到抗議、不滿,甚至騷亂,美國與南韓的軍官都表示,最近幾天,也不見北韓軍隊有任何異常舉動。

南韓總統「李明博」已向北韓保證,在「金正日」去世後,雖然南韓軍方提高警戒,但絕非敵對。

而北韓黨報「勞動新聞」在長篇社論中,也大聲疾呼北韓人民全力支持偉大的同志「金正恩」,並效忠他的領導。報導中稱呼「金正恩」是人民、軍隊及政黨卓越的領導人,也是偉大的繼承人。

此外,官方媒體為了讓金氏家族神格化,大肆報導在「金正日」去世後,北韓各地出現的種種異象。在首都「平壤」,民眾對領袖去世的哀悼幾乎從未停止過,全國籠罩在一片哀傷中。

而在北韓之外,美國、日本及南韓都密切觀察北韓的政權轉移。在北韓國殤期間,美國與北韓之間的溝通似乎也依舊開放,迥然不同於1994 年前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去世的景象,一般預料,在這個月29號、北韓國殤結束之後,有關糧食援助及限制北韓發展核武的談判將會陸續恢復。

在此同時,南韓也派出特使到北京,敦促加強與北韓的斡旋協商。

儘管北韓一切顯得平靜如常,但國際仍然擔心北韓政局會不穩。在中國與北韓邊界的鴨綠江畔,中國漁民告訴「美聯社」記者說,北韓警方下令所有船隻不要搭載觀光客,如果他們看到有人攜帶照相機,他們就會對船隻開火。

南韓國家情報院日前已向國會報告說,在「金正恩」正式擔任國家領導人之前,北韓將以「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為中心,負責過渡統治,解決當前的政務。

南韓情報院也預測,年僅27歲的「金正恩」眼前會暫時仰賴他的姑媽「金敬姬」及姑丈「張成澤」的全力輔佐,逐步鞏固權力,「金敬姬」是「金正日」的妹妹,目前擔任北韓「勞動黨」要職,「張成澤」則是北韓「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

另外,政治觀察家指出,北韓也有可能延長國殤,就像當年「金正日」為他父親「金日成」逝世守喪三年。如果「金正恩」依照傳統,延長國殤,在這期間,「金正恩」可能退居後位,而讓他姑媽姑丈等一群人協助攝政,以便為他擋掉所有攻擊與不利因素,為他正式掌控全局鋪路,只是數年後,「金正恩」要掌權時,在那群權力核心大老與「金正恩」之間是否還能維持權力平衡?難以預測。

此外,當年「金正日」權謀善舞,掌控許多彼此對立、又必須完全仰賴他的團體,讓這群人相互制衡,藉以鞏固自己,但是年輕的「金正恩」是否也能像他父親一樣玩弄權謀,豎立自已的權威呢?這些都是未知數。

汕頭市委書記李鋒的幸福感

香港蘋果日報

李平

粵東烏坎、海門的農民維權運動,舉世矚目,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狂罵烏坎村民、境外媒體的視頻,令他紅爆海內外,不過,隨着廣東省委工作組進駐,他對烏坎事件的話事權已被剝奪。而汕頭市委書記李鋒已逾一星期未公開露面,未知是否貴人有恙,以致未能落實其幸福汕頭的理念,以致未能回應新浪微博上「李鋒滾出汕頭」的呼聲。

李鋒自 17日後沒露面

與團派出身的政工幹部鄭雁雄不同,今年 52歲的李鋒是秘書黨出身,曾在國務院擔任副秘書長李灝的秘書,後跟他南下深圳,直至去年才調往汕頭擔任市委書記。李鋒曾在《人民日報》刊文大談「幸福汕頭」,緊跟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幸福廣東」理念,其中提到汕頭社會利益關係複雜、深層次矛盾凸顯,因此要「將各種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不過,很多汕頭人顯然無法接受李鋒的幸福政治,對他嚴令在市區禁摩托車(電單車)禁三輪車更大為不滿。新浪微博出現「李鋒滾出汕頭」的話題群,還不時有揶揄李鋒的笑話:「汕頭大塞車,有人敲我車窗說:『看新聞了嗎?李鋒被匪徒綁架了,劫匪要求贖金一千萬,否則就用汽油燒死他。大家都在募捐呢,你也捐點吧?』我說,好啊,一般人都捐多少?『有的捐三升,有的捐十升,反正現在沒摩托開了。』」更有網民拿他與縱子行惡的公安李剛、少將歌星李雙江相比:「前有李剛,中有李雙江,後有李鋒。」

詭異的是,海門官民衝突緊隨烏坎事件上演,但李鋒自 17日到深圳出席第五次潮商大會後就未公開露面。汕頭代市長鄭人豪上周到海門召開座談會時,聲稱受李鋒委託,但未透露李鋒動向。市委書記長時間未公開露面,並不正常,但暫時可排除李鋒被中紀委「雙規」或出訪,其他可能性包括到中央黨校學習,或者身體欠佳入院,但對李鋒來講,如此倒是避開風頭的幸福時刻。

前線駐軍 見證歷史 “輔仔,我們還能不能回台灣?”

中國時報 【蘇瑋璇/新北市報導】



 ▲金馬前線軍民在中美斷交後積極備戰,積極操練重炮。(本報資料照片)

 中美斷交時,對岸共軍蠢蠢欲動,當時在馬祖擔任輔導長的于建汌,從望遠鏡清楚見到福州艦隊從閩江口駛出演習,戰爭似乎一觸即發,充員的阿兵哥忐忑不安問他:「輔仔,我們還能不能回台灣?」這一段夜夜與槍共枕的日子,一輩子都忘不了。

 現任《中國時報》廣告部執行副總經理的于建汌,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後入伍,是預官第廿七期輔導長。民國六十七年九月,部隊從桃園楊梅移防馬祖北竿,鎮守山頭,當時中共發射的文宣彈終日在頭頂「咻咻」飛過,心理壓力很大。

 十二月某天,後來當過陸軍司令的陳廷寵將軍突然召集主官管到中山堂,觀看轉播中美斷交新聞,電視上時任外交部次長的錢復面對來訪的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語氣激動,斥責美國背棄好友,隨著錢復沉痛而無奈的話語,軍官心情沉重萬分。

 于建汌說,美國一宣布斷交,中共恫嚇動作不斷,他們從望遠鏡清楚見到福州艦隊從閩江口駛出演習,也發現深夜海面上漁火點點,包圍馬祖,而一想到《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失效,台灣失去防衛能力,戰爭隨時可能開打,忐忑不安的情緒籠罩部隊,士兵紛紛問他:「輔仔,我們還能不能回台灣?」于建汌只能安撫:「放心,這都是虛張聲勢。」然而究竟能否安然返台,他自己也沒多大把握。

 于建汌說,當時前線官兵勤擦槍、挖散兵坑,夜間巡哨兵力倍增,卡賓槍和彈夾放在床頭,內心填滿「大不了豁出去」的鬥志,準備狠狠幹一場。「我們無路可退,退了跳海只有死,拚一拚還有希望。」

 他表示,曾經歷炮彈從頭頂飛過、共軍張牙舞爪兵臨城下的日子,才真正體會生死交關的惶恐。直到隔年一月,中共和美國正式建交,中共並未武力犯台,才放下心中的大石。

 其中有段小插曲,民國六十八年四、五月間,一艘陽字號軍艦駛進馬祖,船上乘客搭上吉普車奔赴工兵營,原來是總統蔣經國!蔣總統率領陸、海、空三軍總司令訪問前線,一一和軍官握手問候,並上街視察,親民作風令于建汌相當感動,他說,若來訪消息走漏,船很可能被擊沉,蔣經國是冒著風險走這一遭。

 退伍後,和報社同仁談起蔣親赴前線的經過,竟也無人知曉;而在前線見證歷史,也是他人生中難得的際遇。

中華民國與美斷交 聽見狗吠 雷根:是卡特在罵我

中國時報 【(盛建南,外交部中部辦事處處長)】

 民國六十七年,我被行政院新聞局派駐在美西新聞處服務,負責業務主要是和美國的媒體及我政府簽約委託的美國韓納福公關公司(The Deaver & Hannaford Co.)打交道,平時經常聯繫互動,建立不錯的友誼。

 猶記該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電視突然快報播出卡特總統將於六十八年一月與中華民國斷交的消息,全處同仁至感震驚。次日,時任中央社駐東京特派員李嘉到本處,盼能代為安排採訪已卸任的加州州長雷根。當時新聞處主任鄭南渭即交代我與韓納福公關公司聯繫,該公司負責人韓納福一口答應,並排妥十二月二十日由我陪同李嘉到雷根夫婦位於洛杉磯Pacific Palisaide 的住所進行訪問。

 當天上午,我上路後,突然想到機會難得,於是折返家中拿了相機再到旅館接李嘉。我們抵達時,他親自開門迎接,第一句話就說:「很抱歉,我太太南西不在家,否則她也會親自出來迎接你們。」態度親切無比,接著我們被引導到他的書房,開始進行採訪。

 當天訪談約四十分鐘,雷根在被問到卡特宣布將與我國斷交一事時,至表憤慨,他認為卡特此舉嚴重傷害美國長年親密的盟邦中華民國,是極大的錯誤,令人不齒。

 就在雷根對卡特大加撻伐的同時,他書房外養了一條狼犬突然狂吠,雷根即幽默地說:「大概是卡特聽到我在痛罵他吧?!」令人莞爾。訪問結束後,我對雷根先生說:聖誕將屆,可否合影留念,如蒙同意,將是我今年最好的聖誕禮物。他欣然接受。

 後來,雷根當選美國總統,有一天韓納福先生來我辦公室,看見我和雷根合影的照片,他主動說,在雷根赴華府就職前會有機會和他午餐,他保證可請雷根在照片上簽名留念,我至表欣喜。一個月後,他送還照片時,果然加上雷根的親筆簽名。

 雷根就任總統之後,李嘉告訴我,他後來每次從日本到美國旅行時,都會將他與雷根的合照放在皮箱內的最上層,機場人員開箱檢驗行李時,一見這張照片,都極為客氣,快速放行。

 時隔卅餘年,雷根總統已辭世多年,台美間雖無正式外交承認,但過去三年多來,在政府穩健務實的外交政策下,兩國關係至為融洽,有此成果得來不易,國人實應共同珍惜。

港媒改變廣東,微博改變中國

旺報 【(耿付生/山東)】
 引人關注的烏坎事件於12月21日在廣東省政府重新調整姿態之後迎來轉機:廣東省政府除了承諾調查土地問題、撤除軍警、釋放此前被拘押的村民代表、承諾調查拘押期間身亡的薛錦波死因之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口頭承認」村民自發形成的維權組織的合法地位。此後,村民自行拆除了村口所有路障,白色橫幅換成了歡迎省工作組的標語彩旗。

 著名經濟學家韓志國就烏坎村民與廣東政府達成協定後認為,事件解決曙光初現。烏坎事件警示整個中國必須用政治改革強化制度約束,不要官逼民反;必須正視民間苦難,不要迷戀強制和武力。他在其新浪微博中強調說,必須有化解矛盾的機制和手段,不能反覆搞秋後算帳。

 烏坎事件是民間維權的里程碑,它表現出了民間力量的英勇、智慧、堅韌與團結,顯示了社會底層力量的強大。為民間維權、民間抗爭脫罪,讓民間維權、民間抗爭常態化,並相應調整整個利益博弈機制,已經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

 《紐約時報》認為,香港媒體在烏坎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有許多香港媒體詳細地報導了烏坎事件。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說,因為同語同宗,香港傳媒早已融入了粵人的生活。廣東人大多看香港電視而放棄了中央電視台,因此他們更懂得什麼叫公民社會,什麼叫法制。故有網友評論說:港媒改變廣東,微博改變中國。

 事實上,烏坎村內曾駐有許多外國媒體,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和法新社、NHK電視台等。烏坎村代表開新聞發布會時,現場有外國媒體、香港媒體記者參加,但唯獨缺少中國大陸媒體的記者,因此,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個熱點新聞,一些中國人卻不知道。

 這時,微博發揮了它的威力。它提供了一個公民新聞的平台,讓媒體上無法發出的訊息在此流通,特別是烏坎村這樣的地方騷亂、維權抗爭的現場,人們可以看到包括圖片在內的第一手資訊。在中國這樣的後極權體制中,微博的及時性和互動性特別重要,它使得資訊轉發的速度和廣度超過任何一種媒介形式。

 微博促進了民眾公共意識的覺醒,擴展了公民參與的範圍和力度,這也是微博圍觀的最根本意義。在阻止人們關注公共事務的專制政權中,民眾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意味著打破沈默,實踐公民權利:不論轉發一個維權訊息,還是轉發一個對掌權者的質疑,就是一種公共行動。可以說,烏坎事件如果沒有借助網路的力量,借助微博的強大威力,實現權力者後退逆轉是很困難的。

中國大陸基督教徒逾 1億 共產黨員都信教

香港蘋果日報

平安夜的北京,成千上萬民眾湧到市內各間教堂參加宗教活動,部份教堂前更出現長長的人龍,當中甚至包括中共黨員。外媒引述非官方統計指,內地基督教徒人數超過一億、天主教徒逾 1,300萬,比中共 8,000萬黨員更多,而無神論的共產黨員信奉各種宗教人數也達 900萬。這令當局擔心黨員信教會瓦解中共組織,中共高官近日重申,黨員不得信教的立場不會動搖。


遊客趁聖誕節到山西運城的滑雪場,參加雪地運動。新華社







新華社昨日報道平安夜北京教堂的熱鬧情況:基督教海淀堂可容納 1,400人的二樓正堂,前日傍晚已經座無虛席,門外更有長 500米的人龍;宣武門天主教南堂則發 2,000張彌撒票,但到場者「遠遠多於此數」,部份人更在下午 3時便到場排隊領票。報道稱,平安夜到教堂者有上萬人。


導致「黨員幹部信念崩潰」

而美國之音報道指,一名信教五、六年的姓丁廚師,前晚到基督教崇文門堂參加活動。他表示,現在信教的人越來越多,不少都是中共黨員,「公司裏確實有黨員信教,部份已入黨的年輕人都會出席教會活動」。

統計亦顯示內地信教的人數越來越多。官方數字顯示,各種宗教信徒超過一億,其中在官方場所參加活動的基督教徒 2,305萬、天主教徒 500萬;非官方的統計則顯示,單是基督徒人數就超過一億、天主教徒 1,300萬。這已比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秦豐稱,至去年底中共有 8,027萬黨員的數目更多。

早前中紀委的統計則指出,有 1,200萬在城鎮居住的中共黨員有參加宗教活動, 500萬人是宗教成員,而在農村則有 800萬人參加各類宗教活動,一半、即 400萬固定參加宗教活動。對於黨員信教,中共早在 2005年已發出文件警告,宗教意識導致「黨員幹部信念崩潰、黨性更趨於淪喪」。

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近日則在《求是》雜誌發表文章,指近日不但有黨員信教,甚至黨內有聲音認為應該「開禁」、允許黨員信教,可是朱認為這是「完全違背中國國情」。他以新疆、西藏為例,稱若允許黨員信教,勢必會在思想上、組織上令中共分裂、令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動搖,並且削弱中共黨組織及其在反分裂鬥爭中的戰鬥力,故此「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這一原則」。

中國改裝瓦良格的4大經濟效應

旺報 【姜魯鳴】
 2011年夏季,大陸航母首次出海試航成功;近日,「瓦良格」號再次出海進行試驗。這標誌著大陸初步具備研製海上超大型戰略機動作戰平台的能力。

 航母基本功能是捍衛國家安全,它的研製建造並不直接參與社會財富的價值增值過程,是一種非生產性的資源消耗。航母是多技術、多產業的集成與交融,凝結了一個軍事大國所有的戰略產業能力,其發展必定對國民經濟產業群發展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產生顯著影響。

 當前,大陸經濟正處於由高速增長向平穩、協調和可持續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轉變發展方式、尋找新的發展動力源是大陸面臨的重大現實課題。在這一背景下,適度發展航母產業在提供國家安全效應這一主功能的同時,無疑可以提高大陸自主創新水平,加速產業結構升級。據有關研究,在大陸95個國民經濟行業大類和396個行業類中,船舶工業對其中相當多的行業均有帶動作用。而航母產業由於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程度極高,其建造活動所需要的投入往往可帶動鋼鐵、化工、能源、船舶、裝備製造、電子資訊、儀器儀錶、原材料、輕工等產業的發展。

 「瓦良格」的改裝具有畫時代意義。該航母船體於2002年初運至大連造船廠,經過9年多的修理和升級,目前正處於調整、試用期。從經濟角度看,這艘航母的改裝將產生4大經濟效應。

 一是船舶產業群效應。船舶產業是大陸重要的戰略產業,發達的造船工業是國家經濟振興、國力強盛的標誌之一。據統計,截至2008年底,大陸規模以上的船舶工業企業有1242家,其中船舶製造企業600家,船舶配套設備企業368家,全行業直接從業人員近百萬人。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中國船舶工業曾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使本已產能過剩的造船行業面臨著一個被迫優勝劣汰的時機。

 建造航母、打造相應的航母編隊,可以加速大陸船舶產業升級進程,促進某些通用的船用配套設備儘快實現國產化,早日結束主要建造「大船殼」的船舶工業歷史,實現由「造船大國」向「造船強國」的飛躍。「瓦良格」的改裝及其後的航母產業建設,是全面提升船舶產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推力。

 二是產業輻射效應。在「瓦良格」的改裝中,有很多企業直接參與了科研、生產和試驗任務,還有為數產多的各類企業包括民用企業承擔了協作配套任務。由此,創造了大量的中間產品需求。可以說,「瓦良格」的改裝過程,對重武器裝備製造、航空指揮系統、動力系統、中高端防護材料、尖端電子系統、航太通信等領域提出了特殊的要求,無疑會推進大陸高端裝備製造業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三是後續經濟效應。航母艦隊是一個複雜的軍事巨系統,除了主艦,還需要大量的護衛艦、潛艇、艦載直升機、反潛機、預警機。「瓦良格」的改裝是大陸開產海軍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一步。由此,大陸將會逐步建設屬於自己的航母和與之配套的其他作戰平台及相關的輔助設施,這將源源不斷地提供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動力。

 四是創新及其擴散效應。「瓦良格」的改裝和後續研製過程中產生的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必會直接作用於民用經濟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對國民經濟尤其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形成有力而持續的推動。總的來看,適度發展航母產業,在未來一段時期必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和技術提升的支撐點。(作者為大陸國防大學國防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雲南報虛擬專訪 撐烏坎艾未未

【明報專訊】《雲南信息報》昨刊出一篇「全球獨家『專訪』聖誕老人」的「虛擬」對話,但其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到維權藝術家艾未未漏稅案、捷克前總統哈維爾逝世、翻牆上twitter及汕尾烏坎村等敏感話題。至昨晚,此文仍未被刪除。

昨日《雲南信息報》A5版刊登一篇《全球獨家「專訪」聖誕老人﹕我們談點開心的事吧》,記者向聖誕老人「提問」路上見聞,聖誕老人「回答」歐洲聖誕氛圍不佳,捷克還「失去一位偉人」,「中國人卻對朝鮮胖子銳減50%的事很歡樂」。

「聖誕老人受訪」

記者「建議」聖誕老人開微博,但他說微博要實名制,他又無身分證,只好辛苦中國的粉絲翻牆去關注他的twitter或facebook。聖誕老人說,收到很多中國人的願望,但多數同錢有關,包括能買到回家的火車票、不用三代人齊供一屋、買安全校巴等,但有不少人祈求幫助一個被稅務部門查處的「賣瓷瓜子的藝術家」,暗指艾未未被指「偷漏稅」罰款1500萬元人民幣。

聖誕老人又反問記者的聖誕心願是什,記者稱「希望外出採訪不再被跟蹤、阻攔、恐嚇或被毆打」,聖誕老人說,「這是一個健全社會必然的要求」,並稱「昨天我就經過了廣東的汕尾市,見到一個叫烏坎的小村莊,整條村的人都在祈求光明和公正,讓人尊敬」。

《雲南信息報》屬於廣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至昨晚,這條稿件並未被刪除。

中國政府穩定物價 先打破政府壟斷

旺報 【本報訊】
 大陸全國物價局長會議達成結論,2012年要保持物價總水準基本穩定,將採取建立健全長效機制,穩步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落實地方首長負責制等措施。看起來雄心萬丈,相信相關部門也會全力以赴,但是我們也必須正視,在大陸目前經濟制度下,「穩物價」任務將會越來越艱難,原因有三,一因為人行及國有銀行壟斷外匯占款回流管道,二是由於國有企業壟斷市場價格,第三因為大陸官方體系壟斷產品供銷系統。在管制型經濟體,管制造成壟斷,壟斷造成市場失效,如不消除各種不必要的壟斷,物價就不會依照傳統經濟學原理運作,物價問題就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愈趨嚴峻。

 經濟學理論非常清楚,壟斷不但將導致商品價格偏高,壟斷者也會傾向壓抑產量,這兩個現象都對消費者不利。中國在計畫經濟制度下,充斥各種形式的壟斷,而大部分壟斷者是政府或國有企業,掌握公權力強化壟斷。如果大陸是一個由分配主導的經濟體系,由政府主導的分配機制才可能發揮效率,但是把政府壟斷置放在價格體系當中,反而產生過多的經濟摩擦。隨著大陸對外貿易擴張、內需市場抬頭,市場價格結構越來越複雜,壟斷對價格的扭曲就更為明顯而且持久!

 中國外匯管制制度規定外匯須經人行或國有銀行轉換成人民幣,貿易出超創造的新增貨幣投放管道狹隘,導致過度的貨幣波動現象。包括人行在內的銀行體系,不是由人行投放基礎貨幣,就是由主要國有銀行的外匯市場投放人民幣,人行實質掌控了所有的貨幣投放步調,並顯現於《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中。在其他沒有實施外匯管制的國家,許許多多國內外民營商業銀行可以將外匯換成本國貨幣,儲存於國外或國內銀行,不需要經由央行統籌,直接且大量投放到國內市場,借用大陸央行長周小川的說法,在外匯自由化國家,國家貨幣除了存放央行大池子外,還有眾多小池子可以儲水,大池子水位比較穩定。

 但在中國現行制度下,國際熱錢流入,外匯占款激增,人行進行人民幣投放作業必須大進大出而加劇熱錢對貨幣供給及通膨的壓力。管制外匯在30年前問題不大,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人行及國有銀行在外匯管道上的壟斷勢必要有所改變。中國應盡量消除或有限度降低外匯管制,外匯換回的人民幣流入市場管道才能分散,對貨幣供給的衝擊就不會像目前如此集中且劇烈,通膨的壓力才可望減輕。

 大陸的國有企業及各級地方政府是計畫經濟的推手,在它們強勁的支出下,雖然創造了蓬勃的GDP成長,卻也因為投入過度及效率低落的原因,助長了需求拉動的通膨。各級政府擁有壟斷性的財政收入,又因財政收入過高而產生緊縮性的成本推動,與需求上拉共同推升通膨。壟斷性國有企業不但產品定價會過高,供應更會有不足現象,兩者都與通膨脫不了干係。消除經濟上的政府壟斷,不但可以降低國有企業產品的價格,更可減少龐大的浪費與不必要支出,減少「需求上拉」的通膨動力。

 如果各級政府降低壟斷性的經濟支出任務,財政收入需求也會同步降低,免去「成本推動」對通膨火上加油。當經濟需求由國企及政府向民間分散,不論是需求性或成本性的通膨動力,都可以藉由經濟體中分散的個體化解,這就是自由經濟體制更能掌控通膨的原因。

 大陸國營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壟斷了全國農產品運銷通路,光是縣級以上營業據點就有22萬處,在真正的共產制度下,由政府壟斷運銷體系或許還有道理,但在目前的交換經濟體制下,卻造成價格機能的重大缺陷。著名經濟學家郎咸平曾經指出,上海的菜價成本有70%是由最後一公里產生,就是指政府經營管理的城內運銷系統。因此大陸需要改革國營運銷系統,逐步移轉民營,藉由民間經銷商競爭降低民生物品價格。

 歸根究柢,不徹底消除包括政府、國有及民營企業在內所有的壟斷現象,單單以公權力手段穩定物價,效果必將事倍功半,目前通膨情勢雖然稍緩,但只是政府全面緊抓的暫時結果,明年管制稍鬆,通膨就會捲土重來。要了解壟斷的禍害不難,經濟學原理講得非常清楚,如果政府視而不見,「穩物價」就只會成為口號!

日揆訪華晤溫家寶施銀彈 日明年買中國國債

香港蘋果日報

中日今年外交的重頭戲,聖誕日在北京正式上演。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拜相後首次訪華,昨日抵達北京開展一連兩天的訪問行程,首日先與總理溫家寶會晤。溫家寶呼籲中日「要做好鄰居」、「不要做對手」,日本則同意明年購買總值 100億美元的中國國債,分散日本外滙儲備投資風險。

溫家寶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迎接自稱是日中「交流之子」的野田,兩人在會堂內檢閱儀仗隊,之後舉行會談。北韓領袖金正日身故後的東北亞局勢發展成為會談焦點,日本傳媒報道,野田甫開始就提及北韓問題,形容朝鮮半島和平穩定是中日共同利益,期望與中國交換意見及情報。但溫家寶反應較平淡,只表示將推動重啟六方會談。

日外滙儲備投資更多元化

溫家寶較關注中日關係發展,他強調中日「要做好鄰居、好夥伴,不要做對手」,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他表示,中國願與日本合作,促進兩國貨幣金融巿場發展及東亞財金合作,並會與日方合作加快推動建立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區。野田形容,中國的發展對日本是機遇。

中日雙方昨日並就日本政府購買人民幣計價中國國債達成協議,據悉購入規模高達 100億美元( 780億港元)。日本政府昨日發表聲明指,日本正申請明年起購入中國政府債券,最初只會小額購入,其後逐漸增加,以減少對市場的影響。分析認為,計劃既令日本的外滙儲備投資更多元化,減輕美元貶值的影響,中國的人民幣亦可首次成為發達經濟體的儲備貨幣,是國際化的里程碑。中日雙方並同意促進跨境貿易以日圓和人民幣直接結算,以減低成本。日本傳媒指,此舉會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有可能成為美元地位低落及加速脫離美元的契機,預料會引發歐美國家反彈。

野田今日將與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會面,除了國債問題,確認共建戰略互惠關係亦是此行重點。但分析認為,由於雙方對「戰略」定義有不同的理解,深化有困難。專家指出,「戰略互惠關係」雖然中文與日文寫法相同,但在中文偏重「軍事」意味,中方期望與日本在安保領域問題上有突破,但日文中「戰略」一詞卻有「中長期」的含意,日本的理解偏重「互惠」兩字,純粹希望加強經貿合作,兩國期望有明顯落差。

軍事方面,日本海上自衞隊護衞艦「霧雨號」上周五剛完成訪華,為野田此行營造友好氣氛,預計中日將會簽署海上聯絡機制以及海上救難等協定。但中日今年海域爭議不斷,計野田想爭取重開東海油氣田開發談判,將難以如願。


溫家寶與野田佳彥祝酒。新華社

溫家寶與野田佳彥一同檢閱儀仗隊。新華社

氣候談判 中國是最大贏家 日本是最大的輸家

亞洲週刊

加藤嘉一
中國是最大贏家,保住在氣候議題上的核心利益和形象,日本是最大的輸家。


加藤嘉一,一九八四年生於日本伊豆。二零一零年獲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學位,現任北大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研究員,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等專欄作家。中文著作有《中國,我誤解你了嗎?》﹑《愛國賊》等。

 

從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一年,經《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COP15)至第十七次會議(COP17)的連續召開,「氣候」是全球政治的關鍵詞之一。   COP15會議是未來氣候政治的起點。COP16和COP17在二零一零年底墨西哥、二零一一年底南非舉行,至今仍未能確定《京都議定書》指定的期限——二零一二年後各國之間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框架。

我站在國際政治的立場,把三年會議總結成八點:一,COP15的談判結果顯然不是令人滿意的,只是在部分國家之間,大多數國家、地區不贊同的格局下達成了政治共識,根本沒能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共同協議。只有共識,卻無約定,只有呼籲,卻無回應。

二,不要過高看重COP15本身的意義,它不過是談判的一環節和過程而已,真正的利益博弈才剛剛開始,氣候談判將是長達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漫長過程。

三,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各國之間的「不協調」意味著氣候變化正式登上二十一世紀最大政治的舞台。COP15和COP16這兩輪未能取得實際進展的談判結局充分表明一個事實,即圍繞氣候變化的談判是典型的權力博弈,各國依靠的無非是話語權、國家實力以及外交水平。

四,「最大贏家」似乎是中國。中國始終按照「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行使了發言權,參與了協議起草,顯示了存在感,務實保住了在氣候變化議題上的核心利益和形象。之所以我認為中國比美國「更贏」,是因為包括日本、歐盟以及廣泛的發展中國家都評判說「美國表現得最差」,認為氣候談判難以推進的原因在於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始終不承諾,不行動。作為排放量世界第二的唯一超級大國,減排目標和出資都不如歐盟和日本。

五,發展中國家的「外交發言權」得到了明顯的提高。發展中國家盡量在「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的率領之下相互團結,保持相對的凝聚力,向發達國家施加外交壓力。而被認為「產業革命以來不斷惡化環境,卻沒有承擔相應歷史責任」的發達國家,尤其沒有參加《京都議定書》,隨後也始終採取消極態度的美國需要認真反思一點:光靠國家政治實力,說服發展中國家已經不那麼容易了。比如,在COP17會議上,日益遭受氣候變暖災害的發展中國家對於主張「新條款將是二零二零年以後」的中國與美國表示批評「那樣太晚」,要求盡早的新框架協定。COP17會議進一步顯示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這一二元對立的理解方式已經過時。

六,今後氣候談判能否奏效取決於美國和中國。作為目前唯一的超級大國和未來潛在的超級大國,又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和第一國家,在「大國遊戲」重新覆蓋國際政治的時代,兩個大國不主動表示承諾,行動,即不達成政治共識,不做出外交努力,不推動法律協議,氣候談判只好陷入「桌上空論」的困境。美中之間也應該採取「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美國作為事前實現工業化、事先惡化環境污染的發達國家,必須率先承諾,行動。否則,事後實現工業化的中國有理由不承諾,不行動。只有美國動,中國才會動。

七,以務實的談判藝術成為三年會議上最大贏家的中國主張「發達國家根本沒有做好承諾,把指責的矛頭投向中國很不負責任」,說法有說服力。中國作為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一方面為發展中國家說話,另一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展現了大國風貌。雖然中國在COP17會議上似乎軟化了其減排立場,表明「可以參與二零二零年後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款」,但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不能永遠採取雙重標準,已然成為國內外的普遍共識。一方面說「負責任大國」,另一方面說「發展中國家」的解釋方式已站不住腳。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永不放棄」,但對協調國家利益的談判「絕不妥協」。

八,日本是氣候變化議題上公認的「領跑者」。在牽涉到國家利益的外交談判上,其表現卻很不理想。作為《京都議定書》的主席國 ,為「後京都」條款做好繼承無疑是日本的國家利益和責任需求。何況,縱觀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對外戰略,「環保」是少有的外交籌碼,是在國際社會上提高發言權和影響力的重要途徑。二零零九年九月民主黨實現政權交替後的第一首相鳩山由紀夫冒著較大的國內風險,遭受著來自經濟、產業界的巨大壓力,提出了當前世界最高的減排目標,提供了最高的援助金額。問題是,在COP15、16會議上,幾乎沒看到日本的影子。

結局表明,日本似乎是最大輸家。付出最多,索取最少。而在COP17上,日本最終反對《京都議定書》延長,從而退出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二零年這段缺乏法律約束力條款的期間內的「空白期」。日本能否在二零一二年底舉行的COP18上重新發揮話語權,從而促進二零二零年後的氣候合作,無疑取決於首先在國內談判上達成戰略共識,確立政治公信力。

有錢人vs.台灣人民 是惡質語言操弄

中國時報 【本報訊】
 自幾位企業家公開表態支持馬英九後,蔡英文的競選詞語多了一項:「站在馬英九身邊的盡是有錢人,站在蔡英文身邊的則是台灣人民。」,對於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是一種極不恰當的語言操弄。

 蔡英文刻意把支持馬英九的企業家,捨棄較正面的「企業家」一詞,而以「有錢人」三個字形容,來相對於她形容支持她的「台灣人民」對立起來,顯然把「有錢人」作為負面字眼形容;明著的意思當然是一種階級對立─資產階級(有錢人)與無產階級(一般庶民)的對立;而特別加上「台灣人民」,又把「到大陸投資」的「有錢人」與生根台灣的人民對立起來,它也同時隱含著族群的對立。其中更隱藏讓民眾聯想到過去那些藉著炒作地皮、官商勾結、經濟特權,而攢下一桶桶黃金的「有錢人」。

 蔡英文的這種語言文字的隱喻,正確嗎?公平嗎?

 在蔡英文講出這番話前公開表態支持馬英九的企業家,包括鴻海郭台銘、台達電鄭崇華、裕隆嚴凱泰等,百分之百合於「有錢人」的定義,但顯然不是蔡英文要隱喻暗示的「那種有錢人」。郭台銘白手起家,一手打造出台灣最大的製造業企業,在全球電子產業代工廠中也名列前茅;其在全球所雇用的員工數有八十萬人,被英國經學人雜誌列為全球前十大雇主。郭台銘治軍嚴謹,被評為「霸道」,但他全力投入工作,堪稱少見的工作狂。他打造的龐大事業,讓他多次成為富比世雜誌評選的台灣首富。但他從來不碰房地產與土地、更不炒作股票玩金錢遊戲。二○○七年,他捐出一五○億元給台大醫學院,創下全球企業對醫院最大的一筆捐贈;二○○八年,他宣布要捐出九成的財產(當年價值估計約三百億,今日估則超過千億元)從事公益。

 台達電是世界級零組件產品供應商,所生產之零組件產品廣泛應用於各產業。鄭崇華則是國內元老級企業家,也是國內企業界中,最重視環保的企業家;他持續對各教育單位與大學捐贈,嘉惠學子,台達電更曾因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而多次得獎。嚴凱泰的裕隆汽車集團,雖然早年曾在政府扶植民族工業政策下得到保護,但在汽車市場開放後即失去保護傘,使企業一度陷入低潮。嚴凱泰不到三十歲接班,全力投入整頓企業與發展,最後終於讓裕隆重振雄風,這段過程被企業界稱為「少主中興」。裕隆集團也長期投入支持國內籃球運動、關懷原住民孩童等公益活動;其集團的「吳舜文新聞獎」更是國內新聞界的標竿。

 這些企業家成就今日的事業、累積了財富,靠的不是搞官商勾結、特權經濟,而是靠著自身努力,在競爭激烈的國內外市場中脫穎而出;他們事業成功後也不忘回饋社會。馬英九得到這些社會形象正面的企業家表態支持,不知那裡丟臉、又何錯之有?但蔡英文巧妙的一句「有錢人」的隱喻,把這些企業家都打成奸商、連帶讓得到其表態支持的馬英九變成失分─這是成功的語言文字操控,但卻極不道德。

 更可笑的是蔡英文也同樣在爭取「有錢人」的支持。為營造產業界也挺蔡的形象,蔡英文展開一連五天的產業之旅,也得到一些科技、傳統產業企業的支持,出面表態支持者同樣有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難道,這些董、總座「很窮」、不是「有錢人」?或是,企業家挺馬後就變成是充滿負面隱喻的「有錢人」,挺蔡的才是純正的「企業家」?這個定義與分野,純然以挺誰為分類標準,這樣對嗎?說不過去吧?

 甚至,我們可以說,那些挺馬的企業家,可沒誰與馬家有私人生意交易,馬家可沒由這些「有錢人」身上獲取家族利益;但蔡在宇昌案中,可是與「有錢人」潤泰集團尹衍樑有證據確鑿的「家族生意交易」,而且獲利一千多萬元。蔡的身邊沒有「有錢人」嗎?

 其實,這些企業家挺馬不挺蔡,最重要的原因是對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不放心,因為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將讓兩岸再陷僵局,過去三年的協商成果即使不化為烏有,也會大打折扣;以兩岸目前經濟格局與明年全球經濟大勢看,這將會對台灣經濟造成重創。或許,這才是蔡英文該好好思考的地方,而不是耍弄語言文字。

救洋人擺闊炫富 助學童一毛不拔

東方日報

甘肅校巴慘案發生後,舉國關注學童交通安全,為全國中小學配備校巴的呼聲十分強烈,但官方竟然以「開支龐大,難以一步到位」為由,拒絕為全國學童配備安全校車。政府三公消費逾萬億,買外債、施外援、救洋人更是一擲萬金,豪氣干雲,但解決「校巴安全」卻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真是咄咄怪事。

國務委員劉延東表示,按照全國一億五千萬名在校中小學生的規模計算,需要一百五十萬輛校車,加上維修費用,總共需要財政四千六百億元的投入,這麼大一筆投入很難一步到位。言下之意,政府不是不理學生安全,不是不想配置校車,而是財力不勝負擔。這說法與早前教育部的表態如出一轍,唱的都是「哭窮」調。

四千六百億元,雖然不是一筆小錢,但如果說將其用於配備校巴是超過了政府的承受能力,未免自欺欺人。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年財政收入突破十萬億元大關,外匯儲備達三萬二千億美元,光官員每年用於出國、公車和招待的費用就逾一萬億元,為政者若真正關心學童,只要削減一半「三公消費」,配備校車實在是輕而易舉。

厚官薄民 斤斤計較
政府缺的不是錢,缺的是對人民的愛心。中國加入世貿十年,對外援助達一千七百億美元;美債歐債先後告危,中國大舉購債更是天文數字。在洋人面前,中國擺闊炫富,不計代價;對子民百姓,當局卻吝嗇苛刻,斤斤計較。人們不禁質疑,這是中國政府,還是外國政府?這是執政為民,還是執政為洋人?

更荒唐的是,官府一邊哭窮,一邊還要擺闊。甘肅校巴慘案死者屍骨未寒,中國卻向馬其頓送了二十多輛豪華校巴。比如一個母親,自己孩子照顧不好,卻要向鄰居富豪兒童送大禮,這肯定不是親媽,而是後娘。

當今神州,厚官薄民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幾萬元的豆腐渣校車,擠入幾十名學生,而幾十萬元的豪華公車,只運載一名官員。說到底,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當官的對醫療不重視,因為他們有高幹病房; 對教育不重視,因為他們的孩子留洋;對食品安全不重視,因為他們有特供食品。

有網民說得好:美國校巴安全是中國的四十倍,因為美國人不知道哪輛校巴裏的孩子將來會是總統,而中國官員知道,不論哪輛校巴裏的孩子,都不會是國家主席,因為官員的孩子不坐校巴。

官府視民如草芥 難圓海洋大國夢

太陽報

中國周邊今年四海翻騰,事端頻生,海疆安全備受關注。央視大型紀錄片《走向海洋》日前首播,該片由《大國崛起》原班人馬製作。當局期望藉此片宣傳和諧發展的現代中國海洋戰略。

諷刺的是,就在中國投入龐大資源打造強大海軍,積極走向深藍之際,祖國未來的主人翁卻一個個坐着「流動棺材」上學返家,甘肅、江蘇、雲南等地近日先後發生校車慘劇。據統計,過去一年內地因校車事故死亡的人數已超過礦難。人們不禁要問,為何國家愈來愈有錢,人命卻愈來愈沒有保障,孩子愈來愈可憐?

教育部聲稱,為全國學童配備校車,再加上運行和維修費用,總共需要四千六百億元,費用太龐大。簡直是胡說八道!與官老爺們每年浪費的民脂民膏相比,這筆開支不過小菜一碟。

統計顯示,現時內地各級官員每年三公消費超過一萬億元,單是公車消費一年便達四千億元;內地專用校車不到三千輛,而黨政機關及行政事業單位公務用車總量卻逾二百萬輛,只許官府浪費,不許百姓坐車,天理何在!

寧贈友邦 不予家奴

中國甚麼都缺,就是不差錢。貴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當局為彰顯「崛起」形象,處處充當救世主。除購買天文數字的美國國債,歐盟深陷債務危機,美日袖手旁觀,中國卻迫不及待當冤大頭,打算斥資數千億美元打救。

更不堪的是,自家孩子無書可讀,當局卻大方地為外國孩子建學校;自家孩子無安全校車,卻慷慨地為別家孩子贈送校巴。祖國「母親」對自己孩子比後媽還要涼薄,怎不叫人心寒!

其實,當局有很多事應當做,也可以做好,問題在於是否真正關愛孩子,是否真正執政為民。譬如,毋須打腫臉充胖子買甚麼「豪華型」校車,安全、實用便可。也可以倣效本港「一車兩用」做法,上下學時是校車,其餘時間提供普通公交服務。

再者,內地校車問題根源在於當局近年盲目推行大躍進式撤點併校,農村小學數量十多年內減少逾半,平均每日減少六十多間。目前很多貧困地區學生上學來回要走幾小時,安全不達標的廉價校車成為唯一選擇。如果增加投入,改變校網愈來愈分散、學生上學愈來愈遙遠的荒謬現象,交通安全問題便迎刃而解。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若當局繼續殘民以逞,「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到處派錢充白武士,坐視祖國花朵吃黑心食品,乘「地獄校車」,在岌岌可危的豆腐渣學校上課,中國前景堪虞,「崛起號」走向海洋的大國夢,必定會被民怨的滔滔巨浪撕個粉碎!

马英九反驳蔡英文「终极统一」的指控

台湾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将在2012年总统大选对决(2011-04-27)
台湾总统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将在2012年总统大选对决(2011-04-27)
路透社

作者 台北特约记者 陈民峰
今天是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行宪纪念日,正在打选战的总统马英九在昨晚的耶诞夜穿上大红外套,头上戴着红白两色的耶诞帽,为「平安树」点灯,也儿童合唱「平安夜」。他呼吁台湾人民不要忘记行宪纪念日,因为台湾能有自由民主,与实施宪法有绝大关系。

马英九也针对另一位候选人蔡英文质疑他主张「终极统一」、「用主权换政绩」提出反驳。他说,蔡英文有什么证据说他主张「终极统一」?他反问,到目前为止,与大陆签订的十六项协议,哪一个是用主权换来的?他要求蔡英文出面说清楚。
蔡英文日前提到,她的「中华民国」与马总统「包括长江、黄河的中华民国」不同。马英九表示,这是宪法层次,除非修宪,否则无法改变法理上的疆界。他也质疑蔡英文表里不一,尤其「不遵守宪法,怎么竞选中华民国总统?」
蔡英文昨天在一场公开演讲中指出,她提出「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希望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上有相互包容的空间,但前天政见发表会上,马总统说这与宪法不合,他认为宪法的解释不是绝对的,只要大家有包容的心,相信宪法也有空间,有包容的可能性。
台湾的总统选情究竟如何?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金恩庆分析指出,2004年马萧配在台北市、台北台北县、桃园县就赢超过120万票,但这次恐怕要减半。他认为,目前蓝营在北部超前,正好跟南部的落后相抵消,而中部的领先幅度,也比四年前大缩水,选情极度紧绷。中华民国第十三任总统选举将在明年元月十四日投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銷售長紅 美國聖誕買氣衝破天

24日是聖誕假期前最後一個購物日,拜天氣晴朗之賜,各地零售業生意紅火,許多商店在聖誕夜打烊前最後一刻仍擠滿人潮,業者並大打折扣戰。專家指出,零售業今年聖誕節購物季的業績將超過預期。專家也預測,零售業節後買氣看俏,26日開門營業後,搶購人潮會比去年增加六成。
去年聖誕節碰上大暴風雪,次日又逢周日,許多民眾忙著上教堂或看美式足球,商店也較早關門。不過,今年聖誕節周末假期則因美國絕大部分地區氣候正常,增添民眾出門採購的意願。
包括玩具反斗城(Toys "R" Us)、梅西百貨(Macy's)、沃爾瑪(WalMart)和百思買(Best Buy)等主要零售商,為能在聖誕節前夕刺激消費者購物慾望和衝高業績,紛紛提供大折扣或延長營業時間。
根據購物中心業者「陶布曼中心公司」的調查,全美零售店在過去一周均湧現大批購物人潮,其中23日為這一季最忙碌的一天。
以往零售店在12月26日上門的顧客主要為兌換禮物卡、辦理退貨或是趁折扣採購聖誕家飾品這類季節性商品的顧客。不過,追蹤零售業銷售的ShopperTrak公司共同創辦人馬汀(Bill Martin)說,今年的12月26日可能是消費者「破門大搶購」的日子,預料當天顧客流量將比去年同日增加60%。
專家指出,今年節日購物季銷售業績並不算特別亮眼,僅屬平穩,但若有26日「非常星期一」(Mighty Monday)的加持,結果可能會更好。零售業分析師史旺米(Ramesh Swamy)說:「今年日曆的安排對零售業十分有利。」
部分零售商正摩拳擦掌,將在26日推出更誘人的折扣,並延長營業時段。
目前各零售團體已上修節日銷售業績預測成長幅度,其中全國零售業聯盟(NRF)上修為增加3.8%,ShopperTrak上修增加3.7%,國際購物中心協會(ICSC)則預估成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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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请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之音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右)和中国总理温家宝1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检阅仪仗队
图片来源: AP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右)和中国总理温家宝1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检阅仪仗队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主动促请中国帮助劝说朝鲜推进地区稳定。此前朝鲜的长期领导人金正日病故。
星期天,野田佳彦在北京在中国总理温家宝的陪同下作出上述表示。
野田佳彦是金正日在12月17号病故以来第一位会晤中国领导人的外国政府首脑。

野田佳彦在对记者讲话的时候强调,需要恢复六方会谈,以期结束朝鲜的核项目。
温家宝总理则表示,中国和日本都应该继续推进多边友谊与合作。

官媒罕见披露解放军军备试验失败案例

VOA记者: 斯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图片来源: VOA Chinese Zhang Nan 美国之音张楠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中国《科技日报》日前报导,解放军驻吉林省某基地的轻武器试验所枪械室在试验一款新型机枪时,子弹卡在枪膛内,随后爆炸,致使负责试枪的特级射手胡爱军脸部被多块碎片嵌入,因为疼痛和猛烈的冲力,他当场昏迷。
报导没有透露出事枪枝的具体型号和具体事发原因,也没有透露意外发生的日期,但是,海外媒体援引军事分析人士的话说,即便这样,这次公布是中国军事透明上升的信号,因为以往的军方试验失败要多年后才能解密,甚至解密时该设备已经接近退役。

《中国青年报》日前也透露中国空军在研制试验数吨级巨型钻地炸弹时,在一次靶场进行TNT烈性炸药的性能试验中,一颗“几千公斤”的炸弹未能爆炸,拆弹专家在地下4.7米找到弹体并引爆。

中国超载校车翻入山谷导致7人死亡

中国云南星期六发生一起超载校车翻入山谷的交通事故,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学生。
这辆只能承载8人的小型面包车在事故发生时载有14人,其中12人为学生。
这辆私家车在乡村道路行使时冲下200多米高的山崖,其中5名学生当场遇难。

最近不断有中国校车事故造成严重伤亡的报道。中国甘肃省今年11月16日发生接送幼儿园儿童的校车严重超载的事故。
事故导致21人丧生、其中包括19名儿童。

台湾的负面选举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只剩下不到三个星期,马英九和蔡英文的民调不分轩轾,在选情高度紧绷的情况下,蓝绿阵营朝对手炮火全开,相继采取负面选举的策略。

选举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步骤,它以选票替代子弹、以数人头替代打破人头的方式,促使政权和平转移,然而在热闹的选举场面背后,是否也潜伏着可能伤害自由民主发展的危机呢?
今晚海峡论谈邀请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曲兆祥教授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学院董事会副主席赵惠普先生与您讨论 - 负面选举对台湾民主的影响......

俄罗斯再次爆发反选举舞弊大规模示威




周六,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再次在全国各城市举行示威,抗议选举舞弊,要求普京下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也认为,已经在克里姆林宫拥有3个任期的普京应该立即下台。


周六(12月24日) ,圣诞节前夕,又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举行抗议选举舞弊和反对普京( Wladimir Putin)总理的大规模示威。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下,示威者冒着零度以下的严寒参加抗议集会,参加者人数甚至高于两周前被称之为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示威者齐声高喊"没有普京的俄罗斯",横幅大标语上写着"这次选举是一场闹剧"以及"俄罗斯将是自由的"等口号。与此同时,在全国还有几十个其他城市也举行了抗议集会。

普京总理的发言人佩斯科夫(Dmitri Peskow )说,尽管全国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是普京总理仍获得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佩斯科夫周日(12月15日)对法新社记者说, "作为一名政治家和总统候选人,普京始终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强调,必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普京计划在明年3月份总统大选后与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交换位置,没有人可以与其竞争。
谈到周六再次爆发的反对普京政治统治的最大规模抗议活动,普京总理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理已经听到示威者的要求。 "走上街头参加示威的人是社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他们是少数"。据示威组织者称,有12万人参加了反对选举舞弊的抗议示威,但是警方表示抗议者人数不到3万人。

戈尔巴乔夫要求普京下台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经80岁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也要求普京辞职。周六晚上,戈尔巴乔夫在接受回声电台的采访时说, "担任两届总统,一届总理,总共三届任期,这确实是足够了。"如今在俄罗斯几乎没有了政治影响力的戈尔巴乔夫因而打破了社会禁忌,因为迄今还从没有一位前总统要求领导人辞职。戈尔巴乔夫认为,仅鉴于迄今在莫斯科爆发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普京就应该"立即辞职"。


在备受争议的俄罗斯杜马选举结束之后,德国政府的俄罗斯特使绍肯霍夫( Andreas Schockenhoff)对法新社记者说,鉴于明年3月4日将举行总统选举,他希望届时能够加强来自民间的监督。他说,新一代"勇敢的公民"将对普京总理和梅德韦杰夫总统导演的"互相换位"感到不满。欧洲必须支持俄罗斯的新一代。

普京为总统职位全力以赴

绍肯霍夫认为,克里姆林宫将"无所不为",全力支持在2000年到2008年已连任过两届总统的普京重新当选总统。

杜马选举过后,普京指责西方煽动示威者反对克里姆林宫。绍肯霍夫称普京的这一指责是"出于内部政治动机而产生的条件发射"。他说,普京非常清楚,不与西方合作是不行的。绍肯霍夫列举了 2014年冬季奥运会和在2018年夏天将在俄罗斯举行的足球世界杯为例。这位德国政府的俄罗斯特使认为,普京需要这些"面子工程来为自己做宣传。"

绍肯霍夫认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虽然欧洲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的财政预算主要依靠初级原料的丰厚收入。因此,如果客户丢失,俄罗斯将陷入困境。

绍肯霍夫并不赞同欧盟议会对俄罗斯提出的重新举行杜马选举的要求。他认为应首先等待梅德韦杰夫总统下令对选举进行的调查得出结果,而调查结果必须是"透明和可核查的"。

消息来源:德通社、法新社 编译:李京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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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高瑜:尊严与挽歌

哈维尔与金正日辞世只差一天,他们的葬礼也成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北京资深记者高瑜认为哈维尔的葬礼将永驻人类的文明史,而金正日的葬礼不过是专制制度的又一首挽歌。
 

是上帝的着意安排,还是造化的鬼斧神工,偏偏要在2011年的圣诞节前后,让欧洲和亚洲各安排一场举世瞩目的国葬,虽然两个都是小国,一个捷克,一个朝鲜。     

年尾最精彩的制度对决

两 个国葬仿佛要把全世界的政要、学者、还有大学生都邀请到查理大学,继续参加2009年11月15日Forum 2000基金会在此举行的那个高端论坛,主题是《自由与其对手》。哈维尔先生是Forum 2000基金会的发起人,也是两年前论坛的第一主角。当时自由欧洲的灵魂人物们深为自由在欧洲受到威胁而不安,他们选择的对手是东边熟悉的大国屈尊于总理 宝座上的的普京大帝。

2011年是茉莉花盛开的一年,捷克和欧洲自由的象征瓦茨拉夫·哈维尔于12月18日溘然长逝,人们沉痛悼念他,使 得他的思想与功绩一遍又一遍为人民传颂,当自由与任何对手进行论战,他仍旧是第一主角。可惜哈维尔先生的对手普京到了2011年底,重耍“登龙术”真有点 玩不转了,被揭露议会选举中舞弊,十几个城市几十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普京下台,重新举行选举,这位前大帝说不定就要陷入政治滑铁卢了,已经无暇分身。

偏 偏这时普京在东方的一个小兄弟金正日适逢其会,于12月17日病逝,与哈维尔只差一天,自动顶替,就成为世界级的“自由的对手”了。皇太子出身的金正日执 政14年,饿死几十万百姓,走私、贩毒、绑架、印假钞,搞核讹诈,发射导弹,生前是东北亚最不稳定的因素,死后又搞三代世袭,把最高权力传给29岁的儿子 金正恩,不仅是独裁的代表,还是邪恶的化身。

永驻欧洲历史的葬礼

哈维尔去世的消息当天公布,捷克总统府升黑旗致哀,捷克 人民立刻以鲜花和蜡烛为他哀悼。哈维尔有总统、戏剧家、导演、作家、哲学家多重身份,但是他永不放弃的是异议人士这个身份。在共产政权下,他参加布拉格之 春,起草《七七宪章》,组织《公民论坛》数次陷于牢狱之灾,“真相和语言”是他唯一与极权抗争的武器。他说过:“知识分子应该因独立而引起异议,应该是体 制和权力的主要质疑者,应该是谎言的见证人。”

1989年夏天,波兰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获胜,11月柏林墙被推倒,布拉格温塞斯拉斯广场上 学生主导的抗议示威活动迅速升级,哈维尔被推选出来领导了天鹅绒革命。在示威者 “哈维尔,进城堡!”的高喊声中,他被推上至高无上的总统宝座,但是他仍 旧是一个异议人士,他从来没有放下“真相和语言”这个武器。他首先想到的永远是正义和公共利益,而不是攫取权力,他为捷克人民带来民主人权与法制,他批评 过“黑手党资本主义”。

2003年,哈维尔连任结束,走出布拉格城堡。他实践他的“自由的整体性和法律的整体性也是恢复公民意识的前提、组成部分和结果”,成为全世界自由和人权的捍卫者。

12 月21日覆盖着捷克国旗的哈维尔的灵柩放在马拉的炮车上,穿过布拉格石块铺就的中世纪的街道前往总统府,捷克政府最后又把他接回布拉格城堡,灵柩将在那里 停放三天供国民瞻仰哀悼。沿途成千上万的民众肃立在布拉格街道两旁,有人已经穿上黑衣,当灵车经过时用掌声向这位精彩一生的人致敬。

23日十六位世界重要领导人和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向哈维尔告别的隆重的宗教仪式,向这位“任何人不能相比的使捷克在世界上获得国际地位、国际威望和国际声誉的功勋人物”(捷克现任总统克劳斯语)致以最后的敬意。

金正日也要“不朽”于水晶棺

12 月19日,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2011年17日8时30分现场指导途中因积劳成疾在列车上不幸逝世。”朝鲜央视最著名的中年女播音员用哭 腔要求朝鲜人民及军队“必须忠心尊敬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我们要在金正恩同志指引下,以白头山的精神(白头山精神是指金日成的游击队精神)化悲痛为力 量,继续维护永不磨灭的革命业绩,让革命的火焰永不熄灭”。立刻朝鲜上下一片哭声。驻朝的外国记者,把朝鲜男女老少的哭姿哭态拍得生动无比,传到全世界, 也惊呆了全世界。

哭,是专制政权下最好的表达孝忠的形式。1976年9月9日,中国人的哭声要比朝鲜大几十倍,因为中国人口就多几十倍。 现在看着当年的照片,哭过的人都已经难说清楚,当时怎么就能哭成那样。不过1976年一个月不到,中国人又都上街笑着扭秧歌,庆祝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抓 捕“四人帮”了。9月的哭声,实际变成了挽歌。据说蒋介石去世之后,台湾同样也这么哭过,有的老国民党哭着哭着就哭晕过去了。有人哭的是:你把我们带到这 个小岛上,你死了,撇下我们怎么办哪?

值得提一笔的是,中共中央、中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致朝鲜党政军各中央机关唁电用词几乎 和朝鲜自己的一模一样:“朝鲜人民必将继承金正日同志的遗志,紧密团结在朝鲜劳动党的周围,在金正恩同志领导下,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 实现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继续前进。”上文引用时,就曾引错了。这倒不失是承认朝鲜最高权力世袭交接合法性最便当的方法。

但是在联合国,朝鲜遇到巨大阻力, 22日下午3时联大举行第91次全体会议,收到了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金正日默哀的请求,当联大主席纳赛尔开会前宣布为金正日默哀一分钟,193个会员国纷纷离座走出联合国大厦的会议大厅,为金正日默哀的只剩下17国。

捷克政府的代表说,〝天鹅绒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捷克共和国的前总统哈维尔上周日过世,他们没有为这位受人爱戴的政治家向联合国要求默哀时间,对已故国家元首致哀其实不是常规。

金 正日的葬礼要28日才举行,令人同情是的冰天雪地饿着肚子的朝鲜父老,还要一直哭过圣诞节,哭到28日国葬之后大概还不能完。29岁的金正恩,11月上旬 在平壤开会时说:“国民经济要在3年内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让朝鲜人民达到吃米饭、喝肉汤、住瓦房、穿绸缎的生活水平。”这当然不是他 的就职宣言,但是若能让朝鲜人画饼充饥,有个念想,总算是一种安慰吧。

“金哥拜”现在已经是“百度”搜索的一个词条。虽然不时被屏蔽。但是今晚圣诞之夜“Jingle bells,jingle bells,Jingle all the way”的旋律会响彻北京。

作者:高瑜

责编:石涛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德国之声

焦利一口氣在央視提拔了四百多处级幹部

《明鏡月刊》衛鵬


  可為何焦利上任才短短2年多時間,就讓央視人如此痛恨?《焦利“三把火”打爛央視前兩任台長班底》一文披露道:

  【誰也沒想到,大火中剛剛抬起頭、喘口氣的央視人被焦利“三把火”下的一系列所謂改革給整得暈頭轉向,趙化勇和再之前的台長楊偉光構建的央視人事帝國更是被攪的天翻地覆——

  焦利自己也不懂電視,仕途目標更不是留在央視,而是十八大時撈個一官半職。一心要搞出彩頭撈政績的焦利對央視做起了“大手術”——副台長以下,各頻道長和各中心主任全部實行競聘制,徹底打爛了趙化勇和楊偉光兩任前台長的班底。

  要說競聘可以譲庸才讓位,譲優秀的人材脫穎而出,說來也不是壞事,但焦利對電視傳媒的運營並沒有經驗。說白了,他想自己說了算,卻又根本不懂電視這一行,自然問題出了一大堆。他主導和拍板下,考試好的,競聘現場演講好的人上去了不少,這裡面肯定有借考試之名把自己人弄上去,把不聽話的搞下來的領導慣用手法,也的確成功地譲趙化勇和再之前的台長楊偉光的一批嫡系靠邊站。但問題是,趙楊的嫡系中的確有一批業務精通的骨幹。這批人下來,一些“紙上談兵”的人上去,很自然,央視內部天翻地覆,工作交接混亂,節目製作錯誤百出,這種例子俯拾皆是。】

  像建國六十週年大閱兵直播給搞砸了這類業務層面的嚴重錯誤百出不說,焦利以爲自己人事競聘的“大手筆”能鎮住央視人,能爲自己竪立威信,“但沒想到內部反彈很大,不少老央視人談起焦利就沒好氣,巴不得他趕緊走人,”知情人説。

  說來一朝天子一朝臣,培養和重用自己的嫡系也是黨的傳統,堂堂台長啟用一批自己的人過分嗎?問題是焦利“整得太大了”。知情人對筆者說:通過這個競聘,焦利“一口氣提拔了四百多處級幹部,老的幾乎全部不用,完全洗牌,有點太強勢,太霸道了”。

  要知道,中共政治體系中常常上演的荒唐一幕是,在任的領導人卸任前紛紛安排自己的人馬到核心崗位,這樣既能保全自己家族和派系的政治經濟利益,也能確保自己退下後對時局依舊有影響力,全然不顧這會給新領導人的施政“絆馬腿”;而新領導人上台後首先要花大力氣和精力對付這些前朝人馬,等前朝人馬清理的差不多了,自己權威十足了,卻又要面臨自己卸任了,於是又忙著安插自己的人馬,又給下任領導佈雷設障……如此惡性循環,周而復始,把 “結黨”和人治的醜陋展現的淋漓盡致。

  這個問題,江澤民面對過,胡錦濤也面對過,如今的“王儲”習近平也不得不面對。在十八大人事佈局上,胡江兩派主動出擊,溫家寶第三勢力毫不懈怠,雖貴為“王儲”,但根基未穩、對人事沒有太多話語權的習近平只有選擇慢慢來。

  “在十八大常委選舉上,習近平只有選自己的權力,沒有權力去選其他人。可以這樣說,在十八大政治局班子中,習近平根本沒有發言權,更沒有人事安排權。這樣一來,在未來的中共政治局班子中,習近平的權力就會受到很大的制約,”一位北京政治觀察家強調說。

  即將走馬上任的中共新任總書記,反而卻沒有權力來組建自己的執政團隊,這不能不說是習近平的悲哀。

  就算核心們,總書記們,王儲們,在人事問題上都要循序漸進,一步步來,否則容易招致反彈,說不定就像電影《讓子彈飛》裡葛優飾演的馬邦德所説的那樣——“步子太大了,容易扯著蛋”——江澤民是循序漸進把中共的老人服侍好、把老人們的子女安置好後,才慢慢讓自己的人馬進入梯隊;“弱主”胡錦濤更是循序漸進,到今天快下台了還沒把江系人馬替換完。“王儲”習近平更不要說了,多少江胡溫的“蘿蔔”早把官場上一個個的坑給佔住了!

  對比之下,很明顯,焦利在央視換人的“步子太大了”,得罪了一大批央視人,就出事了!
  這是其一。(《明鏡月刊》第23期)

不能恨誰就把他沒幹的壞事說成幹過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2011年9月28 日,旅英學者蘆笛前來美國訪問期間,《新史記》雜誌邀請紐約、新澤西、華盛頓的部分華人學者,在紐約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採取漫談式,不設主題,不限時間。 怎樣看待歷史研究?應該“為歷史而歷史”,還是應該“古爲今用”,把歷史當成工具?歷史研究的主觀性和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如何處理?如何對待“硬事實”和 “軟事實”?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這些話題激活了大家的思維,爭論熱烈。10月4日,又有幾位學人與蘆笛對話。

這裏刊登根據錄音摘錄整理的紀要,均未經本人審閱。


(續前)羅小朋:沒有主觀的價值判斷取向,這可能嗎?
蘆 笛:主觀價值判斷是不可能排除的。我回國時與一批文史學者談,他們一看我的東西,說你“反共”,便認為不是中性的、客觀的。我覺得,這是兩回事,感情上有 傾向,這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客觀事實違反了感情傾向,就必須絕對地尊重客觀事實。例如毛澤東到底是不是曾給王明下毒?我個人認為,沒有,儘管我非常痛恨毛 澤東,但沒有的事就不能說成有。事實是客觀的,如何評價是主觀的;如何評價都是個人權利,但沒有權利去歪曲、捏造事實。

丁凱文:寫歷史,不可能不帶價值判斷,日本侵略中國就有大是大非,不能說,我寫歷史不能帶主觀傾向,只能說“日本進入中國”。


丁凱文

蘆 笛:寫抗戰,我肯定痛恨日本侵略者,但不能因為痛恨,就把他們沒幹過的壞事說成他們幹過,這就是強姦歷史。前幾天BBC要我寫一篇千字文,我一看他們列的 題目,都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這是老毛那套東西啊,將晚清與今天一一對應。贊成孫中山就說明你是要推翻中共統治,否定孫中山就意味著贊成中共統 治……這成了政治表態,非常stupid!這一套不改變,我們不可能知道昨天的歷史是什麼。

我不是科班出身搞歷史的,原來一直從事很無聊 的研究。但我喜歡文史話題。我的優點,不在能深入考據、發掘史實,我對文史資料的佔有始終比較薄弱,在英國我基本上看不到中文書,只能從網上檢索、下載一 點東西,附近沒有一個圖書館能利用,但我能經過邏輯論證,提出一種揭示歷史真相的可能性、一種留待其他人去充實和驗證的假說,刺激、促使大家想想是否有這 種可能性,讓有興趣的人能夠繼續鑽研。看來這還有點效果,例如,原來大家都認為宋教仁是袁世凱派人殺的,我憑“猜功”,寫了文章。後來張耀傑就把宋教仁案 這個課題接過去,寫了一本很厚的書。

有人說,你的許多觀點中,最容易駁倒的就是這個關於宋教仁案的,我說,這是假說,不是事實,宋案的事 實很可能已經不可知了——這是歷史研究的局限,因為它不可能重複,跟科研不同,科研是可以重複的,有驗證的辦法,不相信我的結果,你可以重新去試驗。搞歷 史,是研究,但不能說成是科學研究,只能提出一種假說。提出關於歷史的假說有什麼意義呢?能夠造成多元性的研究氣氛。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相比於其它學科落 後很多。我希望我這種外行票友參加進來,改變在歷史領域按照政治目的劃線站隊,把歷史作為現實政治鬥爭中打倒政敵的武器。

丁凱文:老毛就 是按照《聯共黨史簡明教程》那一套,先設一個永遠正確的路線,凡是跟這個路線不一樣的,就是錯誤路線,錯誤路線都有頭子,代表左傾或者右傾,再用這個去套 在歷史上,例如,農民起義與共產黨造反相對應,那麼所有的農民起義就都是好的,太平天國、義和團也全都是進步的。但實際上,這都是逆歷史潮流而行。現在中 國的歷史研究也沒有走出這個誤區。我支持老蘆,哪怕史料不夠全面,証據不夠紮實,觀點不夠成熟,但越來越多的人投入了,哪怕不能徹底揭開真相,也能夠逼 近。

蘆:所以我主張進行多元的、理性的交鋒,如果你在觀點上批駁我,沒有關係嘛,咱們爭論。不要扣帽子:“你是五毛”——我最恨的就是這種!所以我老在網上跟人打架。(未完待續。《新史記》第4期)

周揚運用影響,推動武漢大學平反冤假錯案

  《新史記》郭羅基/1979年,武漢大學還沒有為李達平反。李達的秘書陶德麟文革中受牽連;李達沒有平反,他也不能落實政策。陶帶了一堆材料,到北京來找我。當時流行的做法,外地不能平反就到北京來找關係、送材料。我說,還是找周揚



粉碎“四人幫”以後,推動中國變革的,有兩大潮流,一是解放思想,一是平反冤獄。胡耀邦是這兩大潮流的領軍人物。周揚也在這兩方面作出了貢獻。

周揚不像胡耀邦那樣握有實權,他是運用自己的影響,推動平反。

我 的前妻劉渝宜的父親劉綬松,是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他參加了1961年文科教材會議,周揚對他甚為器重,委託他領銜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文化大革 命”一開始,劉綬松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掛著“周揚的走狗”的大牌子,在武漢三鎮遊街,經受沒完沒了的批鬥,他的研究生陸耀東居然還搧了導師一幾耳 光。根據以往的經驗,他期望“運動後期落實政策”,所以忍辱偷生挺過來了。軍宣隊進校後,仍然把他定為“文藝黑線人物”,而且揚言因“態度惡劣”,將作為 “從嚴”的典型。他的妻子張際芳年輕時參加過三青團,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按《懲治反革命條例》三青團的區隊長以上才是“歷史反革命”,一般的三青團 員是不予追究的。軍宣隊完全是亂來。)劉綬松、張際芳以為這就是運動後期的定性,絕望了。夫妻二人,雙雙上吊自殺。劉渝宜的四個弟弟被掃地出門,趕到農 村。幾個男孩還要照顧一位八十多歲的姥姥。姥姥經不起折騰,死在轉輾的途中,真是死無葬身之地。頓時家破人亡。

粉碎“四人幫”後,武漢大學遲遲不給劉綬松夫婦落實政策。黨委書記名莊果,是一個思想僵化的共產黨官僚。我見過此人。我曾應邀到武漢大學作了一次演說,講的是解放思想。學生們叫好,說是“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報告”。莊果卻說:“不知道他要講這個內容,早知道不請他來了。”

周 揚已經恢復工作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掛在周揚名下的“文藝黑線人物”劉綬松卻不予平反。我和劉渝宜到社科院找周揚。講起父母和家庭的悲慘遭遇,渝宜 傷心落淚。周揚也滿臉哀戚,說:“想不到我連累了你的父母,真是對不起!”相對無語良久,周揚說:“武漢大學不落實政策,我們來想別的辦法。”他想出來的 辦法是給湖北文聯主席兼作家協會主席駱文寫一封信,請他們在文藝界為湖北作家協會副主席劉綬松恢復名譽,推動武漢大學落實政策。後來果然如此,湖北文聯和 作協開了會,為劉綬松恢復名譽,並提供材料,起草決定,推動武漢大學黨委平反。1978年8月,武漢大學在體育館召開了劉綬松追悼會。那時,開追悼會就是 落實政策的標誌。在追悼會上,劉渝宜因父母雙亡的悲痛和對武漢大學黨委的氣憤,當場暈倒。此後,劉渝宜的幾個弟弟才陸續從農村回城。

又有一樁武漢大學的案件。

武 漢大學校長李達,是中國共產黨創始時期的重要人物。他一貫反對林彪的毛澤東思想“頂峰論”。“文化大革命”之初,即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又是珞珈山 “三家村”的村長。李達已年高七十有六,本是多病之軀,竟被批鬥致死。1966年8月25日,中共湖北省委宣讀了經中共中央同意的“關於開除李達黨籍,撤 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進行監督改造的決定”,而這時李達已死,屍體即將火化。不知對死人如何“進行監督改造”?


武漢大學校長李達是中共一大代表。

時 至1979年,武漢大學還沒有為李達平反。李達的秘書陶德麟文革中受牽連;李達沒有平反,他也不能落實政策。陶原是武漢大學哲學系的教師,與我認識。他帶 了一堆材料,到北京來找我。當時流行的做法,外地不能平反就到北京來找關係、送材料。我說,還是找周揚;陶說:“應當找組織部門吧?”我就說,周揚為平反 冤假錯案熱心奔走,他會想出辦法來的。

正值理論務虛會期間,我每天都能見到周揚。我把關於李達的材料交給了他。過了兩天,他告訴我,材料已交給黃克誠。黃是中紀委常務書記。我說:“不對吧,要交給中組部才是。”他說:“黃老會轉給中組部的,他轉去比我直接交去要好。”我也不知道內中有什麼講究。

果 然,理論務虛會結束之後,中組部老幹部局一位姓牛的處長,打電話到北大找我,要我到西單他們的機關所在地去一趟。他說:“這是黃克誠同志交待的案子,我們 已經研究過了,還需要補充一些材料。”他以為我熟悉案情。我說,我是受人之託,不過我可以向武漢大學的同志轉達你的意見。陶德麟他們直接給中組部寄去了補 充材料。

1980年11月6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共中央書記處最近批准了中共湖北省委關於給武漢大學原校長、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平反的決定。什麼“反動學術權威”、“珞珈山‘三家村’”、“地主分子”等等的帽子,都一風吹了。李達的骨灰由武漢改葬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陶德麟也被落實了政策,後來還擔任武漢大學校長。
(未完待續。《新史記》第4期)

音乐可以改变政治吗:台湾的竞选音乐史

今年的台湾总统竞选非常摇滚。国民党推出了他们史上首张“摇滚专辑”:“WE Are One”,民进党部分则有两张专辑,一张是小英竞选总部推出的“英文歌”,另一张则是由苏贞昌的超越基金会推出的“Open Taiwan”。

  八零年代开始民主化选举之后,音乐往往扮演在选举场合扮演重要角色,但一般都是用既成的流行歌曲,如“爱拼才会赢”。

  民主化之后,最具代表性的竞选歌曲无疑是1994年陈水扁市长选举时的“春天的花蕊”、“台北新故乡”。 詹宏达的曲与诗人路寒袖的典雅歌词,结合阿扁的“快乐、希望”口号,其成功不仅是空前,而且至今是绝后,意思是至今没有选举歌曲在其阵营引起强烈的回响。

   1994年陈水扁市长选举时,推出两首新作的竞选歌曲“春天的花蕊”、“台北新故乡”。詹宏达的曲与诗人路寒袖的典雅歌词,结合阿扁的“快乐、希望”口 号,让这两首歌获得巨大的回响,这是至今都未有的状况。也参选市长选举的新党也做了新歌“大地一声雷”,并找了李建复演唱。不论从演唱者还是歌曲内容,双 方竞选歌曲都能反映出当时紧张的族群矛盾气氛。

  事实上,随着选举竞争的激烈化,候选人越来越争取年轻选票。陈水扁在九零年代担任台北 市长时,开始把台湾政治推向青春化与商品化。他在竞选时开创“扁帽工厂”,贩卖可爱的选举商品,从帽子到公仔,引起巨大旋风;他任用不到三十岁的罗文嘉和 马永成担任重要政治职务,带进许多新思维,例如在过去是肃煞之地的总统府前大道举办年轻人舞会,称为“空间解严”;陈水扁本然在不同场合装扮各种造型,把 表演政治发挥到极致。在此同时,陈文茜担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也极力推动过去对抗性浓厚和悲情色彩强烈的民进党转型,例如成立辣妹助选团。

  不过,相对於执政多年的国民党掌握大量文化资源如主流的音乐人,民进党只能找少数的台语歌手和独立音乐人。94年的陈水扁的募款餐会上找了尚未大红的伍佰去演唱,98年的扁帽工厂则开始邀请当时的“地下乐团”去演出。

   2010年的台北市长选举苏贞昌阵营把台湾竞选专辑带到全新的境界,出版了一张“Open Taipei城市概念专辑”。音乐上,这是一张杰出的专辑。制作人是台湾资深摇滚乐队董事长的主唱,参与音乐人则是独立音乐圈的活跃份子,包括拷秋勤、浊 水溪公社、舒米恩等(因为担心流失不同立场的歌迷,他们在专辑上是匿名,但很快就被揭晓了),专辑设计者则是着名设计师萧青阳;音乐风格丰富,包括 R&B、嘻哈、摇滚、电音等;甚至连语言都很多元,国语、台语、客家话、原住民语、英语,以及越南语等。每组音乐人都写下他们对台北生活的美丽与 苦闷,梦想与失落。

  这张专辑并不是在真空中出现的。一来苏贞昌之前担任台北县长时创办了贡寮国际海洋音乐节,所以他的团队和独立音乐 界关系良好。二来这张专辑是苏贞昌要彻底改变形象的一环。以往他的形象比较刚硬,这次选举中则是彻底改变个人造型,竞选商品也是前所未有的可爱、去政治 化,且以Open Taipei小型音乐会取代传统演讲会,试图争取开放更中间、更年轻的选票。虽然最终他并未成功。

  面对2012的总统大选,两党在音乐上都又出奇招。

   国民党当然也想积极争取青年选票。这次,马英九竞选办公室取了一个讨好年轻人的名字:“台湾加油赞”办公室;办公室发言人则是一对俊男美女,男生不到三 十岁。他们也很早就宣布要推出“摇滚专辑”,把过去和绿营合作较多的知名设计师萧青阳挖角,并邀请主流音乐圈知名音乐人陈建宁担任制作人。

   在这张名为“We Are One”的专辑中,只有四首歌,两首是不同版本的We are One,其中一首是他们自己组成的台湾加油赞 One Band,另一首则是“马英九总统&百位素人”,第三首是儿童演唱团演唱,第四首号是客家歌手谢宇威的作品。这张专辑只送不卖,只像是一个选举纪 念品。不过,正如国庆晚会上也号称“摇滚音乐剧”的梦想家,这是张失败的作品,音乐上缺乏可听性,而MV中的“台湾加油赞”乐团都穿着国旗t- shirt,果然非常国民党。

  民进党则是要尽量去除政治味。原来出版Open Taipei的超越基金会,由同样的制作人再度邀约一批歌手出版“Open Taiwan”,这张专辑由於音乐上想要包括更多台湾元素,所以比前一张更通俗些,歌曲较参差不齐。

   小英总部则推出女性概念专辑“英文歌”(并非“英语”专辑)。制作人是游走於主流与独立之间女性音乐人何欣穗(Ciacia),以不同曲风、不同语言去 诉说不同女性的生命经验。整体来说,音乐上,这张专辑与其他独立音乐合辑相比,毫不逊色。专辑设计上,不若 open系列的华丽强烈,而是非常朴素、非常的“小清新”,以符合蔡英文的温和理性形象。

  只是,这样的专辑真的可以对选举有所帮助吗?还是只是选举的小小点缀?

   “Open Taipei”的独立音乐虽然与苏贞昌既有形象不同,但是作为代言人的董事长乐队,还是台湾少数男性硬汉、本土色彩强烈的乐队,所以在竞选活动上的演出可 以带起气氛。但是英文歌的女性歌手们,却和民进党群众造势场合格格不入。当然,他们更适合去开拓年轻、女性和都会的选票,以让更多人认为选举没那么严肃与 遥远。

  无论如何,从音乐上来说,如果音乐作品只是为了选举,那麽将很在音乐史上被留下;另方面,就算那么歌曲再动听,封面再可爱,但若候选人本身特质与政策无法说服听众,这些歌声都只会是选举的甜美装饰。

作者:张铁志,来源: 东方早报

易中天:原创圣诞贺辞

这个世界,许多灾难。我们不过,剩下的蛋。明天咋办,不用盘算。困了就睡,饿了吃饭。易中天恭祝诸位剩蛋快乐!

注:佛家中,有所谓“禅师”,也有所谓“律师”。律师是讲律的,禅师是参禅的。据《五灯会元》卷三,有一天,一位律师问大珠慧海禅师:你们也用功吗?慧海说,用功呀!那律师又问,怎样用功?慧海说,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律师就说,但凡是人,无不如此。你们跟俗人,又有什么不同?慧海说,那些人“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这就是佛与众生的区别。本贺辞当作如是解。

网易博客

刘道玉:从自白到呐喊,虽九死犹未悔



刘道玉新著《拓荒与呐喊》最近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图/CFP


  几年前,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以《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向世人痛陈一位教育改革者的心曲与艰难历程,这本自传出版后在知识界和教育界引起热烈反响,也引发人们对高校教育改革的新一轮思考和讨论。最近,刘道玉以《拓荒与呐喊》为题,推出这本自传的增订本,而书名从“自白”到“呐喊”,似乎也折射出作者的不同心境,联系到作者近年为教改发出的种种呼声,这本新书理当引起教育界的再思考。

  大学:教改需要卓识和胆识

  《新京报》:在采访你之前,我与《拓荒与呐喊》的责编有过讨论,知道你之所以同意修订再版这本书,是因为“教改情结”仍在心头,你的教改情结是怎样产生的?

  刘道玉:首先是我挚爱教育,认为她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正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我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大量成功的学生中,获得了无限的快乐和幸福!

  其次,我既受过保守的私塾教育,又接受过前苏联自由开明的研究生教育,从正反两方面使我感受到我国传统应试教育的落后和保守性,进而激发了我的教育改革意识;

  再次,我执着研究创造教育,致力于培养创造性的人才,然而我国传统教育是压抑甚至是埋没创造性人才的,因此不改革僵化的传统教育,不实施创造教学的模式,就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个情结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是我踽踽独行在教育改革道路上的精神支柱,终身都渴盼创办理想的新式教育。

  《新京报》:对于当下有志于推动教育改革的人来说,现在的社会环境,与您当初的环境相比,是否好很多?

  刘道玉: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思想解放,有一种改革的强烈的氛围,不少大学都自觉地进行教育改革的尝试,涌现出了一批教育改革的代表人物。当然,改革中两种思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者受到的压力或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氛围,似乎也没有敢于率先吃螃蟹的胆大妄为者,不是现在改革的环境好了,而是人们的改革意识淡忘了,似乎人们相安无事,所以也就不存在改革者受压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教育改革需要“两识”,即卓识和胆识。前者是知道需要改革什么,什么是改革的契机,这是需要有智慧;而后者是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目前,高教改革成了解不开的死结,原因之一就是当今的大学领导人缺乏这“两识”。

  《新京报》:你是学理出身,投身教育改革,则需很多人文类知识背景,这意味着你自己定是有一个宏大的阅读世界,可否谈谈影响你较深的那些书籍。

  刘道玉:对,读书是我最大的爱好,这是从大学时代形成的。在大学10个寒暑假我都没有回过家,期间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我的自传第二章是“读书到苦方觉甜”,就是我读书的一种境界。我爱书,喜欢买书,保存了近万册图书。

  我的书房叫“寒宬斋”,也体现了我读书的价值观。除了专业书籍以外,我喜欢西方教育、哲学、历史、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大多围绕个性养成、思维方法、教育理念和人生价值方面。例如,中国大儒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英国约翰·密尔的《论自由》,美国爱默生的《自立》,德国恩斯特·卡西尔的《人伦》,前苏联伊·谢·科恩的《自我论》等。

  现在,我已到耄耋之年,我仍然学而不倦,思考不止,笔耕不辍,为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尽微薄之力!

  教师:肩负知识分子的使命

  《新京报》:你曾以“乱”概括大学问题,大学乱象丛生,原因纷乱,你觉得其根源是?

  刘道玉:我始终认为,当今大学的诸多问题,根源都是在于领导体制,具体地说是大一统和官本位主义的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教育领导部门制定的各种“工程”越来越多,各种量化评比也越来越多,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成风,心躁浮夸也越刮越盛,这是导致大学中造假、抄袭和剽窃的根源。

  《新京报》:那么,在现行体制下,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大学内的非领导群体),应该怎样保存自己内心的教育、学术理想?怎样与体制相处?

  刘道玉: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们又能怎样,要么洁身自好,要么走上追逐名利的错误方向。我就亲身遇到几个年轻教授,他们实在看不惯大学中肮脏龌龊的现象,准备辞职去西藏面壁一年,思考大学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

  我问他们:“此举能否感动国家教育当局?能否改变大学的现状?如果能够,我也与你们一起去面壁。否则,没有必要作这样无谓的牺牲。”

  他们问我应当怎么办?我建议说:第一,要洁身自好,绝不与歪风邪气同流合污;第二,要以更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教学与研究工作,教书育人,不辱使命;第三,坚持真理,抨击腐败,斥责官僚主义,扶持弱势群体,自觉地肩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

  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愿意借此机会,把这些建议奉献给心怀理想的广大青年教师,以资互勉。

  《新京报》:您在自传中对理想大学校长作过描述:“一个理想大学校长不仅仅是属于学校的,也应当是属于社会的。他们最大的贡献除了向社会输送大批优秀人才外,他还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始终站在社会变革的潮头,以他的新思想来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要产生你说的“理想校长”,需要怎样的外部条件?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应当是理想主义者,唯有理想主义的校长才能培养出有理想的学生。一个大学校长又必须是思想家,唯有思想家才知道教育需要变革什么和变革的契机,不断引导学校前进。

  我的这个想法虽然产生于瞬间,但它却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其实,这种理想主义的大学校长,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担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之久的查尔斯·艾略特,英国都柏林大学创始人约翰·纽曼,日本庆应义大学创始人福泽渝吉,德国洪堡大学校长威廉·洪堡,以色列建国前希伯来大学创始人哈伊姆·魏茨曼等,他们都是风骨凛然的教育家,如果没有他们的出现,兴许这些国家甚至是世界的教育状况将是另外一种样子。

  我国20世纪初期的蔡元培和梅贻琦,也是属于这样的教育家,他们的远见卓识至今仍然被人们所传颂。

  但是,解放以后,我国却没有出现过这样风骨凛然的校长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

  其次是遴选校长体制的弊端,制约了思想家式的大学校长的成长。目前,主要是从拥有院士头衔的技术专家中任命校长,他们身兼多职,“鱼”和“熊掌”都要占有,而且又按照政府领导干部规定他们的任期,这种体制不仅出现不了思想家,甚至连想成就一番事业也是不可能的。存在决定意识,既然我国没有这样“理想的校长”,当然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的共识。

作者:朱桂英,来源: 新京报

松博伊:圣诞节谈宗教

圣诞节到了,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对基督教的认识。


  圣诞节是耶稣诞辰之日,应当是宗教纪念日。我接触到的基督教信徒,都说他们不重视圣诞节,因为这个日子被庸俗化了,太世俗。也真是这样,这一天教堂里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平安夜成了教徒和准教徒唱歌欢乐的日子,没有太多肃穆的宗教仪式。这一天倒像是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大家欢乐、购物、休息。


  基督教派别很多,但主要有三大流派:天主教、新教(国内也称基督教)、东正教。前两者在我国流传较广,东正教可能在东北和华北北部有,我没接触过。在青岛我见到一座很不错的教堂,想去看看,才被告知是韩国人私用教堂,看来韩国盛行基督教是没错的。基督教堂不少是值得一看的建筑,历史上有名的自然不用去说。从网上看,不少小城市或乡镇也新建不少漂亮的教堂,可能也会成为当地的旅游资源。


  新教和天主教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信仰主要是靠内心的崇拜,而轻形式;天主教比较重“守纪律”,是由梵蒂冈大主教向下一级级传。让我评价,各有优缺点。天主教“组织纪律”性强,相对“战斗力”也强;新教能更多发挥个人的“积极主动性”。笔者不是这方面专家,只能“闲说”。两者的教堂布置也不同,天主教堂内有好看的壁画,使大厅庄严肃穆;而新教教堂内只有几个大字“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是靠简朴而得“神圣”,也实践了基督教义中不崇拜偶像之理念。


  宗教是伴随“人”的出现而出现,可以说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也许你会说,我就不信任和宗教,中国多数人也不信教。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把“宗教”含义确定为成熟而有名的几种宗教。实际上人在精神上是处于恐惧、好奇、迷茫的状态,必然需要一种超过普通人的“力量”来庇护,这就是“神”。例如中国人说的“天、地”,所谓“来世”、“阴间”等等,莫不都有宗教的影子。中国也有自己的宗教,所谓“道教”;也有人希望把儒家学说也上升到一种宗教的位置,即“儒教”。但一种宗教形成,而且能数百年、数千年发展下去,这要经历“大浪淘沙”的过程。要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成熟宗教可以说是最突出的。没有统一成熟的宗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好”?是“坏”?以我来分析,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大缺憾。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充满了暴力、战争。这种人为的灾难远多于欧洲、中东、印度大陆等人类聚集区域,而这些地区都有成熟的宗教。


  如果我们把宗教贬低为人的“精神麻醉品”,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我们所接受的历史观,认为欧洲基督教比较盛行的中世纪是黑暗的,这只能是一家之言。历史的进程说明,正是中世纪这段比较稳定的时期,孕育了科学、文艺、思想发展,才会有人类社会在十八、十九世纪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都和基督教的普及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人们常把“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这也说明对宗教和科学理解的片面,不符合实际。实际上相当多的自然科学家本人就是虔诚的信徒,宗教场所很多都是科学的摇篮。同时基督教对民众的教育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至今相当多有名大学都是教会学校,中国燕京大学(教会大学,司徒雷登任校长)在近代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人们都知道社会离不开公德,道德是社会和谐运转的基础,但从没有仔细思考如何维系一个人的道德存在呢?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由法律来约束,而“法”要讲“证据”,不可能来处理散落在民间角落的琐碎事务,人的更多行为是靠来自内心的“道德”来约束。而人的内心如何会有“道德”的基因呢?人凭什么建立起道德的“堤坝”呢?我这里提出一个观点:宗教的存在是人有道德的基础。影视剧里面的人在准备做坏事时常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里透漏出人脆弱心理,即对“天、地”的畏惧,当一个人什么都不畏惧时,就做好干任何坏事的准备,无疑是最让人可怕的,幸好这样彻底的无所畏惧的人是极个别的。也就是说,完全抛弃一点点宗教信仰的人是极少,甚至是没有的。正是人类宗教意识的存在是社会有序,有公德(哪怕较少)的基础,宗教是社会道德的“教父”。这个观点可能有不少人不同意,但我们考察一下宗教盛行区域与宗教淡泊地区的民风和犯罪率情况,也许会受到一些启发。


  也许你会说既然道德和宗教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我们是否要提倡宗教,靠政权的力量来发展宗教呢?这是万万不可用的“下策”。原因很多,首先宗教有较强的“排他性”,如今宗教种类甚多,派别甚多,提倡某种很可能造成人群的对立。二是成熟的好宗教从没有靠世俗权力来发展,“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应当坚持政教分离的国策。三是“宗教”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不容易界定清楚的,宗教和政治混同在一起的现象比较多,把宗教摆在重要位置是会出问题的。四是宗教的传播是要靠人内心认可,不存在“强制”。所以保持纯宗教的自然发展是必要的,也应当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


  人们对基督教所诟病的主要有这样一段文字:“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马太福音第五章),这“爱仇敌”的宣讲实在难让人们接受。由此认为基督教是不分是非,没有原则的。但对一个在这世界上有些经历的人,如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可以想一想,这世界上所有纷争,不都在说自己有理吗?任何纷争,没有人退一步,让一让,矛盾能解决吗?这种“宽容”、“忍让”的精神看上去是软弱的,但是真正的胜利者。这方面有部著名的文学作品《悲惨世界》,作品中有两个最强悍,同时又是对立的人物冉阿让和沙威,故事的展开,穿插了一个弱小的神甫,而这个神甫就是用这“爱”降伏了冉阿让,而冉阿让又用同样的精神,使得沙威投河自尽。这是一部文学作品,当然他的说服力是比较差的。但在人类最残酷的政权争夺上也可以找到例子。印度的甘地提倡“不抵抗主义”赢得了印度的独立,曼德拉放弃暴力,赢得了南非,实现了黑人执政。我有时就想,这几句让人难以接受的话语,是不是就是基督教的精华呢?接受这些话语,对于普通人来讲,真是困难,这是不是人类社会暴戾难免的原因呢?正因为人们不能接受这“神的教导”,才只能生活在这“悲惨世界”中呢?


  我在一座天主教堂门口,看到树立了一座耶稣雕像,基座一面的碑文抄录在下面,我觉得如果一个弱者,思想迷茫的人,看到这碑文会走进教堂。


  方济各和平祷词


  上主,求祢使我做你和平的工具。
  在有仇恨的地方,让我播种仁爱;
  在有残害的地方,让我播种宽恕;
  在有猜疑的地方,让我播种信任;
  在有绝望的地方,让我播种希望;
  在有黑暗的地方,让我播种光明;
  在有忧苦的地方,让我播种喜乐;
  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
  不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
  不求他人的爱护,只求爱护他人;
  因为在施舍他人时,我们获得施予;
  因为在丧失生命时,我们获得永生。


作者:松博伊,来源: 共识网

日本首相访华 聚焦朝鲜问题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周日抵达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焦点将集中在朝鲜问题上:掌权多年的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如何保持该地区稳定。


作为野田佳彦首相的首次访华之行,按惯例应以双边议题为重点。比如岛屿争议。但12月17日金正日的去世,以及他的儿子金正恩宣布接管权力,使得日本首相的此次访华重点有所转移。

朝鲜半岛稳定符合日中共同利益

周日抵达北京后,野田佳彦向温家宝表示,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符合日中双方的共同利益。

野田佳彦说:“金正日的去世,使我们面对东亚的新局势。就此与六方会谈主席国、对朝鲜有最大影响力的国家交换看法,是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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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佳彦还将强调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必要性。临出访前,这位日本首相在东京表示:"我希望详细交换看法和信息,防止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受到损害。"

野田佳彦周日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晤,周一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12月19日金正日死讯传来之前,野田佳彦本次访华行程就已确定。

重启朝核六方会谈的必要性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周六表示,野田佳彦将向温家宝强调中国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的重要性。

包括韩、朝、美、俄、日、中的朝核六方会谈于2009年中断,朝鲜之后进行第二次核试爆。去年平壤受指控炮轰韩国延坪岛,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

今年9月上台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已于11月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区域会议期间与胡锦涛举行过会晤。

日本与朝鲜没有外交关系。

日中建交40周年

野田佳彦此行还将磋商向中国租借一只熊猫给仙台动物园,希望能为日本北部的飓风灾民带来鼓励。

日中之间存在一系列敏感话题,包括岛屿主权和东海油气争议,以及近期日方以非法越境捕鱼为由逮捕中国渔民的事件。

此外,明年9月日中建交40周年之前,双方希望能保持关系平稳。

来源:美联社 编译:苗子

责编:李鱼

德國之聲

林彪稱: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今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 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 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 的全過程。


1966年10月25日 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长篇講話(續):

問題是這樣擺著,把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放在什麼地位,有沒有必要搞?是額外負擔呢,還是我們份內的事?如果是我們份內的事,我們不搞它,那我們就是失職。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有三大任務,即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思想建設,我們過去著重進行前兩大建設,還有一大建設,即思想建設,即文化革命,沒有全面展開。要知道,如果文化革命,思想建設,沒有好好展開,那兩大建設所取得的成果也會被推翻。所以,我們一定要像毛主席那樣大力地搞文化革命。毛主席的理論,就在他的著作中間他的書給我們提供了必須學習的基礎,還有大量的不上書的毛主席著作.同樣是我們必須學習的。毛主席怎麼做,我們就應該怎麼做。毛主席無論是在實踐經驗方面,在馬列主義的理論方面,個人的天分方面,那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們強,而且在世界上,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要用毛主席的榜樣來衡量我們自己。我們應該緊跟上去,應該仿效、應該學習。我們應該把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作為國家大事,作為政治問題,作為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部分,一個重要戰線。這樣子才是相稱的。

由於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這樣,兩條路線的問題就必然產生。關於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大家這兩天都清楚了。一條是以劉、鄧為代表的路線,是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當頭的路線,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路線,也就是黨的群眾路線,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反群眾路線。這就是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尖銳的對立。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全國照他們的這條路線執行嘛。可是,歸根結底,毛主席的路線總是要勝利的.因為它是真理。

毛主席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句話是很經典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的最概括的最精華的語言。歷史唯物論主要地是說明人民群眾歷史地向前發展,是活的生產力的向前發展,這樣才有社會革命,才能引起所有制的變化,才能引起生產的變化。所以,群眾是各個歷史時期進步的動力,最基本的力量,貫徹始終的力量。群眾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你提一點,他說一點,許多人想的辦法就多,智慧就多,就可以有創造。

革命的群眾運動,它天然是合理的。儘管群眾中有個別的部分、個別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眾運動的主流總是適合社會的發展的,總是合理的。因此,我們應該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創造性。這次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們就沒有規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說的紅衛兵,不是我們規定的,是群眾創造的,隨後就變成全國性的了。很多東西都是群眾搞起來的。我們先當群眾的學生,向他們學習,集中他們的意見,然後再來推廣,再當先生。先從群眾中來,再貫徹到群眾中去,這就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一貫的做法。

這一代青年,是我們革命勝利17年教養出來的孩子。他們現在20歲左右。他們大多數思想很敏感,在毛澤東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確革命路線的領導下,比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觀,無產階級世界觀。我們在文化革命中間,應該信任這批青年群眾,他們這批闖將、小闖將。這種闖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我們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難”的問題,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們一闖,情況就清楚了,決心就有了。

現在,我們還有不少同志,怕學生、怕群眾。怕得很多,伯達同志列舉了,我就不重復了。
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裏面就說,許多單位的負責人怕出亂子。好多人的確是怕出亂子。其實,這個亂子亂敵人,而不是亂我們。有的時候.自己也給自己造成一點小亂。

亂子有兩重性。這是毛主席早就講過的。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壞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還有壞的方面可向好的方面轉化。

總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亂子。我們的軍隊很鞏固,我們的生產上升,一些學生、青年,他們鬧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麼亂子?不可能出大亂子的。這就是我們對於亂子這個問題的看法,這就是我們的“亂子觀”。

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總有點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該怕的。你們現在如果怕出這點小亂子,將來要出大亂子,牛鬼蛇神將來要造無產階級的反,造我們的反。這次我要謝富治同志搞了一個說明紅衛兵戰果的材料,我還派過人去參觀。事實上人家就是準備造我們的反。那些人的確把變天賬都準備好了。有人對舊的地契簡直是當成命根子,破了的時候,拿個紙補一補,快壞了的時候,拿照相機把它照下來,保存起來。他們要這些東西幹什麼?藏的那麼秘密,無非是妄想等到國民黨來的時候,帝國主義來的時候,那個房子是他的,那個地是他的。他們就是妄想變天。剝削階級雖然打倒了.但這些人還活著,他們頭腦裏的思想是很反動的,對人民是很仇恨的。我們黨內也有想變天的人。彭、羅、陸、楊,這些傢伙就是妄想變天的,就是妄想搞反革命政變的。我們不搞這個文化革命,我們不去搞他們,他們就要搞我們,進攻我們。現在有不少流言蜚語、反動傳單、反動的匿名信,很仇恨革命。這些都是妄想要變天。一旦有時機,那些壞傢伙就要出來鬧事的,就會起哄,就會造人民的反,有的傢伙就會拿“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發號施令來篡奪政權,來改變我們的社會制度。他們事實上在進攻我們,所以,我們不搞,不進攻他們,是不行的。我們不給他們打擊,他們就要給我們打擊。所以就蘊藏著、潛伏著很大的危險。蘇聯搞了40多年,出了個赫魯曉夫,全國就變色了。

我們應該不要怕出點亂子,應該敢字當頭,而不要怕字當頭。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我們就要犯政治上的大錯誤。不信任群眾就是大錯誤。劉、鄧這條路線就是不相信群眾,同時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眾,而是只相信他們自己,相信和他們思想相同的一些人,只相信資產階級世界觀,只相信資產階級路線。毛主席不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叫保持無產階級革命晚節嗎?保持晚節沒有別的辦法,一個就是相信毛主席,一個就是相信群眾,一個就是正確地對待自己。就這三條。實質上就是遵照毛主席所說的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毛主席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第一條就是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統一的東西,只有時代的區別,是更高級的更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南桥:如何对付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

广东乌坎事件面临转机,让人欣慰。之所以能柳暗花明,是因村民的努力争取,也因广东高层、汕尾领导(如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发觉过去的官腔已经不起作用,而开始现实地看待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的复杂性。此事处理妥帖,除死者和家属之外,有可能各方共赢。村民的合理诉求能有个满意结果。村民不需要去贴“大胆刁民”或“顺民良民”的标签,他们的主体,是有着正常利益诉求需要去解决的公民。

  而处理得当,更长期的受益者是政府自己。政府的侧重,将从发展经济招商引资,转向保证百姓生计和幸福安宁。政府的角色,会从商业利益的保护人,转为不同利益的协调人。这种转变,是政府部门走向现代化治理的必由之路。广东对此事的处理,如结局顺利,将成为处理类似问题的典范,这会让广东在现代政府管理上,再次走在全国之先。

  但在此新旧观念交替的交替之中,旧时的阶级斗争语汇,如“一小撮”、“别有用心” 、“境外势力”仍时有出现,让人困惑。成千上万人集体维权,这就不是“一小撮”的说法可以打发的。明白着提出了利益诉求你不去解决,到底是谁别有用心?

  此事的升级过程中,所谓“境外势力”干预,成了一个转折点。 这神秘的“境外势力”到底是谁?能不能给指出来?不然的话,它会和“有关部门”一样,成为推卸责任的托辞,而且是颇为跛鸭的托辞,因为它难以让人信服。

  目前,美欧政治势力,关注的多为其起火的后院 —— 陷入萧条的经济,和日趋严重的就业问题,恐无力掀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毕竟中国不是一个中东小国。在美国,政客最关注的是大选,恐怕没人真心关注中国一个小村的抗议。前一段时间参选的共和党候选人赫曼·凯恩,连中国是有核国家都不知道,你指望他们这些人去关注乌坎,恐怕有点难度,各地官员不要太自恋。

  “境外势力”可能是指境外的媒体对于此事的关注和报道。境外媒体的报道有这么可怕吗?如果自己光明磊落,怕境外媒体干嘛?

  翻看美国报纸,我发觉言论板块批评远多于表扬,每一条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报道,都会淹没在大量对自己政府的批评之中,在本地都不会引起过多影响,不知中国官员这么紧张干嘛?

  再说了,对美国人来说,“境外媒体”如中国的电视台,也一样成天报道其灾难。我打电话回家,我妈经常说看了新闻,发现美国真乱,你可要担心。经济学家陈志武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说过一个有趣的例子:“我88岁的母亲在湖南的农村,给她打电话说你叔叔在美国听说美国没有钱了,你叔叔在美国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看电视也看得太多了,从中央电视台还有其他的电视频道,每天都在说美国政府没有钱了。”对于这些“境外势力”的报道,美国政府和人民通常都不知道,不理睬,也不去批评,更不会去找是哪些人在勾结这些“境外势力”,给美国的资本主义抹黑。

  倘若是有境外媒体造谣生事,应该有具体所指。负责的政府不应该去用“境外势力”这么一个笼统的说法去蒙混过关。例如,你可以点名道姓,批评香港某某周刊所称打死两个小孩的说法不实,甚至可以去追究造谣的责任。澄清这一件事并不难,何必笼统地上纲上线,用“境外势力”这么一个笼统的词语?这么说,无非是要造出“残酷政治斗争”的稻草人来,为协调不同群体矛盾的失策转移视线,把自己的管理问题,转化为广泛的政治问题。可惜老百姓的权利意识高涨,利益诉求也相当明确,脑子越来越好使,过去的一套语汇行不通了。

  另外,越来越多的“境外势力”,如诸多境外报纸、电视台、电台甚至使馆领馆都在中国设有实名的微博账户,追随者众。网络是相对中立的平台,甚至可以说国内的网站和微博上,中国人自己用汉语发言更有优势。这个平台也是新的传播势力,你自己也可以用。他们能发挥影响,而 当地政府反而失声,这是谁的失职?微博上的人也不都是逢官必反。乌坎事件中,微博名为“广东政法委”的表态,曾受广泛赞赏。如果这种沟通成为常态,哪里还会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什么事?

  如能在合理公平和人本的原则上,把境内群众的各种利益摆平,那么身正不怕影子外,境外势力能拿你奈何?因此,对付境外势力最好的办法,是处理好境内的各种势力。

  (本文为一被毙稿,为此我对不明真相别有用心的一小撮有关部门表示强烈愤慨)

作者:南桥

韩寒:说民主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 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 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最后:在这个年末,可以谈论这些,就是最大的新年礼物,和以往的论战不同,这里没有对手。感谢各位争论的朋友,你们都是优秀的。文不对题,望能理解。新年快乐。


作者:韩寒,来源: 作者博客

“问题青年”崇祯与晚明悲剧:读《谁断送了大明王朝》

甲申1644年正月的一个傍晚,北京城上空雨雪飘洒,一个神情恍惚的中年男人在仅有的一个随从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爬上紫禁城北面的万岁山。他眼神呆滞,绝望无力,看着烽烟四起的紫禁城,解下了发辫,光着脚掌,把随身携带的绳索拴在一人高的海棠树上……

  这个男人,就是崇祯朱由检。两个月后,清军入关。一个将近300年的朱明王朝就此仓皇谢幕。

   大明朝,作为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究竟断送在谁的手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国人三百多年。最近,著名美学家、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邱紫华从悲剧美学的 角度,重提了这个话题。他从明朝末年的悲剧切入,没有循例从制度、经济、军事上剖析朱明王朝的衰亡,而是着重从细微的人性角度阐述崇祯、魏忠贤、杨嗣昌、 袁崇焕、吴三桂等晚明精英人物的性格悲剧。作者认为,明实自灭也。明亡的实质,不在于清的强大,而在于明的腐朽,在于晚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性格悲剧!那我 们就借着崇祯这个人来说道说道吧。

  毛泽东:我看《明史》最生气

  崇祯其人,后人总给以无限的同情,似乎都不偏离张廷玉在《明史》中给他的评价:“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大明自朱元璋1368年应天称帝起,历经16朝天子。除了前期朱元璋父子励精图治以及朱高炽和朱瞻基两朝的“仁宣之治”,还算值得书写之外,剩下的儿孙 多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有替自己父母争名份而与大臣誓不两立,沉迷于道山的世宗朱厚熜;有几十年当“甩手掌柜”的神宗朱翊钧,有因吞食“红丸” 而暴毙的光宗朱常洛,有喜曲艺骑射、沉迷于木匠活的熹宗朱由校;更为荒唐的是,在位长达45年的嘉靖竟迷恋于用年轻貌美的宫女炼其长生不老的丹药,以至被 忍无可忍的宫女们差点勒死于龙床之上。就连毛泽东在读《明史》的时候,也发出这样的感慨:“《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 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中兴之主”与“问题青年”

  熹宗无子, 死后传位其弟——时年未满17岁的信王朱由检。这个朱由检,就是崇祯。崇祯捡了个大便宜!如此年少的他,突然面对上天最好的恩赐,内心是极其复杂的。邱紫 华从复杂的人性入手讲述了他性格的多重性。从“中兴”的角度看,他有少年人的全部优点:处变不惊,办事较真,颇具眼光,看透实质。在铲除阉党势力上,以静 制动,表现出了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冷酷与决断。之后,面对满朝文武非奸即庸,江山万里却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他发出“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 忧”的感叹。为了显示“明主”,他执政以来,不仅要求皇室成员节衣缩食,自己也身体力行,布衣素食。大臣们劝他,这样会把身体搞垮,他也不听。有一天,崇 祯的外祖母梦见了崇祯死去的生母孝纯皇太后。孝纯皇太后要外祖母转告崇祯皇帝,叫他除了在规定的忌日吃素之外,其他的日子不妨吃一些肉,并说:药补不如肉 补。从这天开始,崇祯皇帝才恢复吃点荤食。一次在听讲官的演讲时,他所穿的内衣已破损了,露在外面很不雅观,崇祯不时地把破衣袖塞进外衣的衣袖里来遮掩。 以至于,讲官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崇祯也有少年人常有的缺点。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审视,崇祯是一位有着太多小聪明而缺乏全局考虑和管理的皇帝,他急躁轻信、急功近利、情绪上容易大起大落,刚愎自用,待人处事喜怒无常!以至于邱紫华说,崇祯就是一个在心智和行为上都有障碍的“问题青年”!

  按说,边患吃紧,用人为上!但问题是,在崇祯看来,民众败者为贼寇,官员败者为罪臣。永远正确的只有他天子崇祯。这一任性猜疑和多变的性格,造成了无数个可堪任用的杰出将领朝夕之间身首异处、灰飞烟灭!

  天上地下,朝夕之间

   以堪称“国之门神”的大将袁崇焕为例。崇祯元年七月,崇祯对这个有卓越军事智慧和胆识的爱将宠爱有加,把辽东战区的最高权力和职位都爽快地给了袁崇焕, 袁也因为兴奋,口不择言,对年少的崇祯说出了“五年平辽”的豪言壮语。一个是兴之所致的夸口,一个因年轻便枉顾事实开出了“出钱给兵”的空头支票!他们犯 了“大错误”!

  “由顺境转入逆境,其原因不在于人物为非作恶,而在于他犯了大错误。”这是古希腊悲剧理论家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人物“过 失说”。历史证明,因为崇祯捉襟见肘的财政现状和朝廷大臣之间的扯皮拉筋,还有他与袁崇焕二人自身性格和行为上的缺陷,使他们各自都陷入了悲剧之中!在宁 远兵变、追讨粮饷的时候,崇祯与袁崇焕之间出现了裂痕,并由裂痕发展为猜疑!特别是在袁崇焕越权擅杀了“支使不动”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之后,崇祯愈发加重 对袁崇焕拥兵自重、无视君权的疑心和仇恨!在皇太极巧施离间计之下,袁崇焕悲剧的酿成自然就成了无可挽回的事情了。

  史载,崇祯二年十二月初一,崇祯皇帝紧急召见袁崇焕、满桂等大将。崇祯一见袁崇焕,就劈头盖脸地问: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你说的援兵为何迟迟不到?你为什么要用炮火击伤满桂将军?并叫满桂把伤显示给袁崇焕看。

   袁崇焕被崇祯一连串严厉的质问打懵了,一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崇祯随即下令,“锦衣卫拿掷殿下!”校尉们一拥而上,脱去了袁崇焕的官服。而十多天前,崇 祯对袁崇焕的态度还是宠爱和赞赏相加,现在,袁崇焕突然变成阶下囚,令同时被召见的、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一时吓得在一旁筛糠似地颤抖!可谓“伴君如伴 虎”,天上与地下,朝夕之间事。

  历史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作为大明王朝的终结者,崇祯的悲剧并非如他遗书中所说“诸臣误朕”所致, 而在于他自己的性格的两面性。邱紫华认为,“问题青年”崇祯的犹疑心态在于,自上台以来,北京是一肩挑两头,成了外患(清王朝)与内乱(农民起义军)同时 攻击的对象。而且朝政腐败,越反越腐!无论崇祯的重心往哪一边倾斜,他都无法正常地迈步前行。这就是崇祯悲剧性的“两难”处境!“夷情边防”和“内乱”的 “两难”,决定了崇祯个人的苦难和国家的毁灭。

胡孝文《中华读书报》

《谁断送了大明王朝》,邱紫华、邱牧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32.00元

金正日爱看电影与动画片,自夸会是出色导演

金正日爱看电影和动画片米老鼠唐老鸭百看不厌

资料图 一九八零年九月金正日在东平壤露天摄影棚视察,现场指导革命电影《朝鲜之星》拍摄

金正日:“如果我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我肯定是个出色的电影导演,或者至少是个电影评论家。”


想看关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新闻,那得要去翻翻报纸杂志的国际政治版,但是也许命运的轮盘稍稍转一转,你可能也会在“电影”版看到他!

“如果我没有成为一名政治家,我肯定是个出色的电影导演,或者至少是个电影评论家。”金正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位朝鲜领导人可谓是电影发烧友。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金正日有收藏电影拷贝或电影碟片的嗜好,他的个人“电影资料库”藏影量高达2万份。而在已有五十多年历史、号称世界最大电影资料库的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拷贝数量目前仅有3万个左右。

藏 量惊人的电影资料库背后,还有一个包括配音、翻译、字幕师、录音师等的团队,人数近250人。据韩国媒体估计,这个电影资料馆的规模远超过很多国家的电影 资料馆。外媒报道说,金正日把收集到的电影保管在平壤一个三层的保管所内。梅尔·吉布森主演的《勇敢的心》也被珍藏在该保管所内。

不过,电影资料馆有这么多电影拷贝,金正日有没有全部看过,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近期公布的金正日专列车厢录像显示,在这个铺满防弹铁板的车厢里有两块屏幕,一块用来看电子地图,另一块就是为看电影而专门准备的。

这 位领导人平时爱看什么电影?韩国统计厅去年发布的《2010朝鲜主要统计指标》显示,朝鲜居民喜欢看《朋友》、《我的老婆是大佬》、《特警冤家》等韩国电 影。这可以说是朝鲜居民“爱看的电影目录”,而金正日也有自己爱看的电影目录。2008年平壤国际电影节曾公开了部分“金正日珍藏的电影”。朝鲜功勋艺术 家Jang Hakin导演当时对外媒记者说:“共和国的电影导演和编剧们根据将军的指示,6个月来观看了两百多部电影,并提交了电影观后感。”以此宣传金正日对电影 的特别的爱。这份电影目录中包含《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特洛伊》等美国电影。

还有媒体报道,动作片是他最为钟爱的电影题材之一。除了喜欢香港动作片,金正日对风靡欧美的007系列也情有独钟。此外,他对于《13号星期五》一类的悬疑惊悚片也颇有兴趣。

多少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也非常喜爱动画片,米老鼠唐老鸭系列动画片是他百看不厌的剧集。在他的支持下,朝鲜成了一个“动漫强国”,动画片制作能力不容小觑。目前,朝鲜一年可制作7000分钟的动画片,相当于每周150分钟。相比之下,德国一周只能制作20分钟的动画片。

除了喜爱永葆童心的动画片外,金正日的电影资料库不乏经典爱情故事,而他本人特别喜欢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电影。

在2007年10月,时任韩国总统的卢武铉跨过“三八线”,走进朝鲜,与金正日实现了历史性会晤。为了增进双方感情,卢武铉还投金正日所好,专门向他赠送了深受家庭主妇喜爱的热播韩剧《大长今》等影视作品的DVD光盘。

金正日也曾在接待韩国报社社长的午餐会上,建议他们下次再访问平壤时,带几位韩国当红的流行歌手。“我会私底下先看他们表演,然后安排大舞台让朝鲜人民也有机会欣赏。”他说。

朝 鲜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金正日传略》写道,在片场的金正日俨然一副电影导演的模样,他跟电影导演几天几夜地坐在一起,帮导演制定脚本, 并与演员交流表演技巧、谈论形象设计和摄影,有时甚至到剪辑室,亲自剪片。“在拍摄一幕日本兵的施虐场面时,他甚至冒着木头房子着火的滚滚浓烟协助拍 戏”。

看起来,这位热爱电影的朝鲜领导人还要“将爱电影进行到底”,把朝鲜电影拍好,走向世界。据平壤电影制片厂国外销售部官员称,金正日视察电影厂时要求,“虽然无法经受美国和欧洲电影的联合竞争压力,但朝鲜电影至少应超越美国电影”。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苏联体系性失败:政治极端主义和利益集团绑架

政治极端主义体现在这个系统的所有方面。其基本点就是:放眼望去,到处看到的都是敌人,都是危险,都是阴谋,都是破坏。只能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资源,统统用来对付它们。

  政治极端主义产生于非常时刻。一开始是出于惊弓之鸟的心理,而实际的内外威胁淡化以后,往往会出现一种新的推动力使其延续,那就是新生的特殊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军工利益集团,另一个就是克格勃。

  列宁时代有个基本规矩,只要是党内辩论,不管观点、建议、批评是什么,都合法,允许在党内公开争论。

  苏共越来越保持高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党内不可能对最基本的政策提出批评,否则就会被定性为叛徒、奸细,西方帝国主义派来的颠覆者。


两个亲身体验:经济烂摊子,民众大逃亡

   2011年12月25日,是苏联解体20周年。1988年年底我为了做博士论文,到苏联去做调研。此前虽然读过很多关于苏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 书,但对其整个地理状况的理解还很抽象。1988年底去苏联待了好几个星期,跑过很多地方。脑子里每天都盘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地球上资源最丰富的国 家,经济这么差?我1984年到美国后才直觉体认到,在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会遇到严重经济困难,但有三个国家不应该,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苏联。我当 时想,上帝为什么对苏联这么恩惠,对中国那么不公平,资源那么少!

  这三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到居民即使不努力干活,也不至于饿肚子。只要政府不有意破坏本国经济,让它自然运转,生产出财富是水到渠成。

   可是1990年春苏联已接近解体。我们从东柏林开车到苏联,考察了很多乡镇,发现出不去了。边境关口的人多到难以想象,大家用各种交通工具逃离本国。绝 大部分都是本国产的三轮、拖拉机、破烂房车。到东欧方向去的人、车排了十几公里长,都带着各种生活用品,每天只能移动一点,那么多人不知要挪动多久才能离 开。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逃离?而且那些人大多是专业技能最好的国民,因为农民和文盲不会跑。以上是我反思苏联的两个经验起点。


政治极端主义

  苏联崩溃的原因已被国际国内讨论过千百次了,《南方周末》也两次刊发万字长文(见2001年8月16日头版头条《苏共亡党十年祭》、2011年8月19日《苏共亡党二十年祭》)。我希望提供一点新角度反思。

   苏联的垮台是整个系统的失败(system failure),不是哪一个局部更不是哪一两位个人。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描述该系统失败的原点,我将之归因于政治极端主义。政治极端主义是从1917年 到1990年代末的一个基调,只在极少数时候才有微偏这个基调的做法和政策。

  中国自从跟苏联闹翻后,一直试图对苏联的系统做一个透彻 分析,当年发表了很多文章批苏。中苏公开论战已近60年,现在回顾起来,还站得住脚、颇有说服力的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 志)的描述,只有八个字:“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对该系统的这一批判,堪称经得住时间考验。

  政治极端主义体现在这个系统的所有方面。其基本点就是:放眼望去,到处看到的都是敌人,都是危险,都是阴谋,都是破坏。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阴谋、危险、破坏,你怎么办?那只能把所有能动员起来的资源,统统用来对付它们。

  为什么会这样?开始确实有部分事实支持这种观察和判断。

   当年列宁从西欧回俄国参与十月革命暴动的领导,在整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对他们都不友好,也有非常敌对的。因为布尔什维克说自己就是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体 系的掘墓人,别人怎么会客气待你?但也有很支持他们的,比如德国政府。所以那时有人说,推翻俄国旧政权的团体拿的是德国资助。

  在俄国内部,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推行的激进政策,使中产和上层阶级原来的生活方式过不下去。当权者把一些贵族家族成员全部处死,包括儿童。“内外皆敌”的做法风行一时。

  其实近代以来任何的大革命,都有一段短暂时间处于类似的非常状态。凡发生这种紧急状态的国家,政府都有一些紧急措施。问题是这之后该怎么办?

  沉浸在这种特殊时期的政权有两大类。一类把这看做极其短暂的状态,尽力创造条件使它过去,尽快回复到正常状态。另一类像苏联,就是把紧急状态中的措施变得常规化了,这才是政治极端主义的病根。

   为什么会常规化?有人说由于列宁死得太早。但我认为这只是偶然因素,很多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措施是他本人制定的。列宁有两句话很出名,其一,我们的革命专 政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不仅包括拒受旧法律的约束,也包括非常时期的一切严厉措施不拘泥于新法律。这是对内而言。其二,为了我们的目标和利益,可以和任何 人联手包括魔鬼,可以干任何事。这是对外而言。

  如果是紧急状态下短暂实行的政策,那是可以谅解的。我读过列宁那段时间几乎每天的日程 安排,从欧洲回到俄国,到他变成新政府首脑,只有7个月。对他来讲革命胜利太快,是意外。后来的那些应急措施都由于胜利来得太快,而不得不仓促临时决定。 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后来变得常规化了。

  我们也不要忘记,当年对中国的政策全不顾正义只维护自己利益的大国,首推俄苏。


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策

   政治极端主义产生于非常时刻。一开始是出于惊弓之鸟的心理,而实际的内外威胁淡化以后,往往会出现一种新的推动力使其延续,那就是新生的特殊利益集团。 最重要的两个,一是军工利益集团,另一个就是克格勃。我读过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从192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只有这两个集团是始终维护紧急状况下的 一系列特殊措施的力量。当年苏联党政军系统里许多人的回忆录、苏联学者的研究,绝大部分将问题追根溯源到这两个利益集团身上。

  极有趣的资料来自苏联解体前最后两任克格勃的首脑,一个是克留奇科夫,参加了“八月政变”,后短暂坐牢;以及接任的巴卡金,原是法律教授。

   在克留奇科夫开例行工作会议时,巴卡金发现他每次都提一大堆资料读。老巴有时侧目看,发现都是报告。等老巴自己当了首脑,才知道老克读的是克格勃从全国 各地和全世界最重要地点送来的秘密报告。而巴卡金发现大部分都是些垃圾,西方报刊已经有报道,还有的是没什么根据的猜测。当年老克过目后再让人整理上报, 直至送最高层领导人。

  克格勃里有些人的技术、外语、专业都非常好,为什么要弄这么多垃圾?原来是把那些对他们最不利的都删掉了,留下 的是对该利益集团最有用的东西。当社会出现有理有力的批评和诉求,他们要么就把这些删掉,说太平无事,体系完美有效;要么就把民间纯粹有关民生的批评和行 动,弄成是敌对势力操纵、搞破坏。

  老巴当了首脑后了解到,克格勃积累了1060万份书面报告。从他们汇报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时候他们 的出发点不是祖国,想不到国民利益,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里讲的国民利益是national interest,以人民为主体。巴卡金感叹说:他们只要垄断了最高决策者的耳朵和眼睛,也就垄断了最高决策者的头脑。使其做出的决策,最有利于克格勃的 利益。

  除了克格勃,还有军队与军备产业系统。军工利益集团也是不断地给最高决策层输送一个信息:世界大战随时会爆发,我们的武器远不 够。他们隐瞒信息到了什么程度?戈尔巴乔夫做了多年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实际军费。一直以为是公开的两百多亿卢布,直到做了总书记,才知道是八百多亿。他 问: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答曰:只有三个人知道,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负责国防的,一个是负责军工的。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收到的数据都打折扣。 老戈说,我们这么多年里每年八百多亿军费,占了三分之一的国家财政,怎么挺得住?

  所以说,那个系统为什么会崩解?根子是它的体制在四面八方全都看到敌人和生死斗争,把这作为几十年来的常规状态,进而按此配置各种资源,最后才把国家给拖垮了。这是根本的,其他都是偶然因素。


理性纠偏力量为何不起作用?

  问题是,几百年来很多国家都遇到过紧急状况,都不得已采取过非常措施,为什么大部分国家不会长期保持这种状态,而苏联却会?问题就在于纠偏机制的缺位,理性主义的纠正力量不能及时发挥作用。

  列宁的时代要和后来的时代划分开。列宁时代有个基本规矩,只要是党内辩论,不管观点、建议、批评是什么,都合法,允许在党内公开争论。而且对说反对话者最严重的惩罚,就是把他地位降低,连开除党籍都不会发生,就是不让你做决策者而已。

   如果苏联执政党一直保持这个规矩,就会有理性力量出来纠偏。异议声音能被及时听见,因为异议者绝不会坐牢、离婚、杀头。问题在于,列宁死后这个最低安全 保障没了。比如斯大林把以前的同志及他们的老婆、亲戚抓起来后,别人来找他求情,他说:我也没办法,这是系统上的操作。他所言一半是托词,一半是现实。这 个系统看到的都是敌人,所以在任何一个环节的操作上,都要从最坏的考虑出发。

  苏共越来越保持高压,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为止,党内不可能对最基本的政策提出批评,否则就会被定性为叛徒、奸细,西方帝国主义派来的颠覆者。最低的惩罚是开除党籍,然后是自己坐牢、家人坐牢,很多人最后从肉体上被消灭了。

  赫鲁晓夫上台后,部分地把党内的恐怖降低,减少了肉体消灭的可能。开除党籍、坐牢、流放,还是常见。

  在这种状态下,理性主义的声音无法进入决策过程。在中等水平的民主法治国家,也一定会有部分人的头脑清醒,否认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会要求对外制造和平,对内让人民平安富裕,增加参与权。而在苏联这个系统内,这种理性主义纠偏机制基本上不存在。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米高扬等人相互指控:为什么你当年不提反对意见?为什么看到错误不提出来?二三十年以前你在哪儿?他们回答时都说:不敢讲话,私 下都不敢讲,因为所有人都被监听,包括决策层。即使斯大林死后肉体消灭得到控制,但党内官员还是不敢讲真话,还是所有人被监听。政治极端主义到了这种情 况。

  从克格勃诞生(即“契卡”)到最后,赋予他们的任务就是这样:契卡是复仇之剑,其特权是不经法律程序就可以处死怠工者、投机倒把 分子、叛徒内奸特务。在短暂的战争年代也许有必要,但后来常规化了。契卡的前两任领导都坐过沙皇的牢,都有理想,不太滥用权力,还没到明明知道自己的同志 没问题也要搞掉他的地步。等他们去世,后来的人发现手中的权力谁都怕,太好使了。

  政治极端主义背后都有利益集团,他们眼中没有祖国至 上,只有自己的利益。苏联的军工利益集团后来扩张到什么地步?苏共两个稍具改革意识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说:你们要的资源是无底洞,就是把整 个苏联经济全为你服务,也无法满足你的胃口。赫鲁晓夫说了这点,得罪了一批人。后来老赫下台,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苏联军队在所有战略战术武器的项目上,都想在量上超过美国和西方,他们的经济怎么受得了?苏联经济最后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老百姓生活困难,少数工人农民出来请愿,又被当成阶级敌人镇压。正常社会里的理性纠偏环节,都被体制封闭死了,这才慢慢积累成系统失败。

   说到底,核心问题是政治极端主义,把1917年到1921年客观存在的非常状况人为地常规化。在此过程中,理性主义的声音和纠偏的力量越来越弱化。列宁 去世后,这个渠道大体上被封。在各种内外真实威胁慢慢淡化、客观情况好转时,特殊利益集团又逐渐操纵了政治运行的关键环节,扭曲了决策过程,最后就导致体 系失败;就像俗话讲的,小洞不补,大洞二尺五。除非对这个体系失败的基本动力过程作方向性的改正,否则它那辆车难以回头上正路。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戴志勇访谈整理)

作者:丁学良,来源: 南方周末

押南京大屠杀主犯上刑场的老兵遗失的清白


张娟

1947年,两名中国宪兵押解谷寿夫(中)上刑场,左一张涛。


张涛,一位曾押解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赴刑场的中国士兵,现在是一位生活在广东惠州的86岁老人。拒绝参加内战的他,1958年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几十年都难以抬头,又为连累了家人而自责。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74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幸采访到一位曾押解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赴刑场的中国士兵。他叫张涛,一位生活在广东惠州的86岁老人。

由于年岁已高,他已不能亲口讲述那些往事,但他早年讲给子孙们的故事,即使转述,依旧精彩,深沉。

谨以此文纪念在74年前那场大屠杀里受苦受难的中国人。

86岁的张涛坐在椅子上,微弓着身子,笑眯眯地听两个儿子谈论他的往事。老人指间的香烟,在广东初冬的寒意中白雾袅袅。

“阿爸,你考宪兵学校是哪一年?”“宪兵学校啊,哦……”

答不上的老人显得尴尬,然后又默默地听。当目光触到我手中的黑白图片,他才主动插话:“这个就是我咯”,眯着的眼一下子亮了起来。

那是一张1947年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赴刑场的照片,两名中国宪兵一左一右押送。谷寿夫右侧的高个宪兵,就是当年22岁的张涛。

照片记录的这一幕给他印象之深,即使在有时连儿子都不认识的晚年,他还记得“日本仔谷寿夫”。

家乡沦陷:目睹壮丁被虐待他报名当宪兵

张涛已经说不清往事,所幸前些年留有回忆手记,儿女们小时也听他讲过不少。

“那时没什么娱乐,晚上我小妹负责关好门窗,我们几兄妹就围着他,偷偷听他讲参加国民党宪兵、打日本,也讲老蒋的事。”想起来,三儿子张仁义笑了。

张涛考国民党宪兵学校是在1942年,此前他跟父母生活在潮安县。他印象中,1939年夏,日军疯狂轰炸潮汕,人们白天躲到荒郊野外,晚上才敢回城。

端午后的一天夜里,张涛正和父母回家,却发现人潮往城外涌,有人好心提醒:“快逃,今天下午三点日本鬼子在汕头登陆,现已进入潮安,不要回去了!”

一路全是潮汕的难民,张涛一家随波逐流,最后在河源老隆镇落脚,做小贩谋生。

其时国民党规定适龄男子要服兵役,但到地方征兵的人乱拉壮丁,还克扣军粮。张涛想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可看到被虐待的壮丁,又“不寒而栗,心中矛盾”。

1942年,他路过镇上小学,见国民党宪兵学校招生的人军容整洁,斯文有礼,遂报名。

国民党宪兵的地位和待遇高于普通兵种,招生不但要求“陆军甲等体格”,还要高学历。家贫只读到高小的张涛,借来大学指导书苦背。最终百多人里录取的十人,他刚好第十名。


从军见闻:美国大兵喝酒闹事,叫声“哈啰”就强吻

18岁的张涛离开广东,入读国民政府宪兵学校贵州分校,总校在当时陪都重庆,校长蒋介石曾说:“培养一个宪兵不容易,我宁可牺牲一个连长,也不愿失一个宪兵。”

宪兵学校训练严格,不但操练射击、肉搏、野战,还教学战术、法律、文史、地理知识。同学都是知识分子,张涛根据自己的名起了一个字号:承沅。

毕业后他分到贵阳宪兵团,每天“忙到惨”,纠察其他部队的风纪,查禁腐败和临阵脱逃,巡逻码头、旅店、戏院、舞厅,防止军人违法乱纪,还负责监察敌情、间谍、汉奸。

当时处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贵阳有飞虎队等美国官兵。有的大兵喝醉酒,开吉普车在街上兜风,见了中国姑娘,叫声“哈啰”就强吻。张涛说,这类纠纷都由他们宪兵和美国的“MP”(military policeman,军事警察)处理。

1944年,失利于太平洋战场的日军孤注一掷,由广西北犯黔南,意图速决中国大西南战场。年底,独山失陷,张涛所在第一宪兵团也上了战场。

前线的残酷,在后来他讲给孩子的故事里,刻骨铭心。二儿子张仁德记得,“他一个战友,跟部队走散,走了几天几夜,见到地上卧倒个人,他累得眼花,说一声‘老兄让个位’,倒头就睡,天亮起来才发现,旁边那个是死人!”

押解行刑:挽谷寿夫右臂见证“魔鬼”被枪决

日本投降,宪兵团奉令开赴南京,途经长沙望见满城废墟,死尸成排,投降的日本兵却讨好卖乖说“中国兵、日本兵都是好朋友”,血气方刚的青年们愤怒不已。

在南京,他们收管老虎桥监狱的日本要犯。张涛监押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而令他毕生难忘的,是亲手押解1937年12月13日指挥日军攻入南京,发动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赴刑场。

谷寿夫行刑这天,1947年4月26日,张涛记忆中南京到处设了收音机和扩音器,公审现场人山人海。“法官对这个魔鬼说,谷寿夫你躲得了吗?杀你124个,也抵偿不了我30万同胞万分之一。你有什么交代,要不要给亲人写信?今天对你宣布死刑!”

谷寿夫写完信,由宪兵队洪班长、张涛和另一名宪兵,乘军车押到雨花台刑场。张涛扶住瘫软的谷寿夫右臂,另一名宪兵扶左臂,洪班长手执驳壳枪朝谷寿夫脑后射击,“一枪毙命,击掉门牙两只”。

张涛扶谷寿夫的尸体面朝上放置,心里十分解恨,又觉得:“对这个魔鬼还是太优待了!”

当天,中央电影公司、全市各报社、各照相馆都在现场抢拍,当晚电影院放映实录片,街头橱窗展示放大的行刑照片,题名“魔鬼的下场”。

面临抉择:脱掉军服抛江中,回乡甘做老百姓

“谷寿夫死的第二年,上面要宪兵队去打淮海战役,他不愿去,转到常州当警长”,二儿子张仁德说:“我爸就是在常州认识了我母亲。”

从18岁别了爹娘,7年里张涛通过交通银行汇一万多元回家,此外再无联系。1949年2月,思念父母的他携妻回到惠州,又被当地驻军,保安第三师招去当文书。

1949 年解放军南下广州,国民党部队连夜撤逃。“部队带着家属从东莞樟木头到深圳,又到了江门,最后准备上战舰撤往海南岛。有人对我父亲说,你只 是文职人员,妻子又有孕在身,不如回到父母身边做老百姓。”张涛于是脱掉军服抛入江中,招来渔船,同妻子经澳门、香港返回惠州,摆摊卖生药、香烟维生,大 儿子也出生了,他“在这安定平稳生活中,内心非常满足。”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1月寒意料峭的夜晚,一群人冲进张家,张涛莫名其妙:我一个小人物,不偷不抢不赌不骗,犯的什么罪?

他等来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以及漫长的羁押和劳役。“以后四清、文革,大大小小的运动,都要拉他出来游街,批斗完还要学习改造,晚上十点半才放回家。”张仁德回忆。

张仁德三年级时,学校安排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电影,他走到门口,被红小兵气势汹汹地拦住:“你是黑七类,坏分子的儿子,不准看!”

几兄弟受父亲牵连都不能升学,全家被迫住到惠州城六角胡同的公厕边,“处处低人一等,后来下放到农村,还是被人欺负。”

“我父亲的性格本来已经够忍耐,不然也活不到今天。”二儿子张仁德说。

一辈子和善忍耐的张涛习惯了默默承受,他没有开口抱怨,但是在晚年的回忆稿里,他吐露了祸及家庭、夫妻失和、愧对儿女的深深痛苦。

整整35页的手稿,老人悄悄写了好几年。直到6年前,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报纸特刊里看到自己押解谷寿夫的照片,确信那段经历不会被批判,他才敢说出来。

密密麻麻的“一生简要自传”,张仁义没读完,“但我告诉我儿子,这是爷爷的历史,你应该好好看看,要知道爷爷这辈子是怎么回事。”

“他18岁冲着抗日参军,后来也没打过一天内战,他说他对得起祖国,对得起祖宗,也对得起人民,就是对不起家人。他还能有多少时间?他想要的就是一份清白和认可。”张仁德说。


记者:邓娟,来源:新快报


四川异议人士陈卫被重判的政治背景

四川遂宁异议人士陈卫因四篇文章中的6句话被以煽动罪判9年重刑,这已是他八九以来第四次入狱。中共又一波圣诞镇压已经进行,是继刘晓波之后重大的人权事件,遂宁异议人士欧阳懿揭示了内幕。


得到好友陈卫被判重刑的信息,是2011年12月23日晚上7点,我刚从软禁中脱身。

软禁的地方离我家一公里,我没有急着赶车往家里奔。遂宁这几天都是冷雨,我在黑暗和雨水淋漓的街道上走着,接了一个又一个电话了解情况。当局是确定外地来的朋友全部离开遂宁后才把我放出来的,他们阻止朋友们和我见面。

对剥夺信仰自由的结果有充分估计

知道陈卫被枉判9年重刑,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也不感到特别的愤怒。因为我和陈卫事前有过这样的估计,"一切尽在意料之中。"

很多次,有朋友问我陈卫是否有信仰,我告诉他们,很多年以前,不少人还在为自己的信仰纠结的时候,他就说:"宪政民主就是我的信仰。"一个把宪政民主作为信仰的人,必定会成为维护利益集团对全社会进行全面剥夺的专制政权迫害的对象。这种迫害加之于陈卫,是从未有一天的停止。"人们被剥夺了思想和信仰的权利"--这是这次迫害陈卫的理由之一,陈卫和迫害他的政权,把这个事实都演绎得非常具体入微。

中共从来不按法律行事

陈卫和刘贤斌一样,他把宪政民主在中国的实现,看作是与极端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我个人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这种认识是最清晰不过的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任何情况下,他不幻想,不存侥幸心。有一次参加网络研讨会,他说:"一个专业的棋手,上场就别指望对方下臭棋,或让你几颗子,或故意输给你。这是懒汉懦夫的想法。""如果对方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人,为了珍重对方,你也该使尽浑身解术;如果对方是个流氓,他要耍泼耍无赖耍老千,要么各玩各,要么直面博弈。"我认为,陈卫是一个真正的棋手,把博弈当成一回事的棋手。他在状态中,他入流。只是他的对手不入流。他也很清楚,对面的不入流,毫无职业道德可讲。这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对他再获重刑并不意外,并不感到特别的愤怒的原因。

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足够让某些人胆战心惊,昼夜难眠,必欲置他于死地不可。

重刑是"省厅也管不了的"

有不少人难以理解陈卫和刘贤斌为什么获这样的重刑,他们甚至认为是地方当局的所为,我对地方当局并没有超过实际的好感,但我认为,他们还没有这样无耻的能力。

我得到的信息是"省厅也管不了",这是有充分事实来佐证的。律师得到开庭的具体时间,手机即被监控,上上下下来打招呼,法庭辩护不得怎样,不要怎样。遂宁和外地不少朋友被控制、拘押。南充的警力也调上来了,至少128辆车堵道,正装的各种警察数百人,微型冲锋枪站满街道,遑论其他便装的维稳力量的游动。更不要说法庭上的拙劣演戏。这种阵势,岂是小小的遂宁或一个四川省可以布置的?

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在文本上是受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宪法保障的。但对于陈卫、刘贤斌之类,实在是很奢侈的。10年也好,9年也好,3年5年也好,都是公然对人权的侵犯和挑衅。

当然,我这样来评论这件事,也会被当做是对肆意侵犯和挑衅者的一种公然挑衅。但是我相信久已有的一种说法:对今日今人的侵犯的沉默,必然会有相同的侵犯降临到沉默者自己身上。我信,所以我选择陈卫一样的选择,不沉默,要发声。

中国新的公民权利意识已经觉醒

我不宣泄不夸张我的愤怒,并不是我觉得9年的侵犯、9年的迫害对陈卫是可以忍受的。相反,我觉得对无罪的陈卫,对无罪的刘贤斌,哪怕是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刑期,都是极端卑劣无耻的侵犯、都是极端卑劣无耻的迫害、都是极端卑劣无耻的犯罪。

重刑打压陈卫和刘贤斌,在权力意识中,无非又是斩首和恐吓。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愿望的推进,已经进入到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阶段了,这是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意识在中国觉醒的必然结果。我不相信在中国对此人性需求的镇压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可以永远得逞。更遑论陈卫、刘贤斌置身的运动无所谓首脑与不首脑,因为每一个听从真实的心灵召唤的人们都是首脑。再说恐吓,数十年拼尽一切的努力和压迫,能够被恐吓的早已经被恐吓住了,不能被恐吓的,谁能恐吓得了呢?

【欧阳懿简介】四川遂宁人,1989年参加学运,1989年后致力于人权民主和人权民主文化建设的努力,独立作家,08宪章首批签署人。陈卫、刘贤斌的好友。

中国著名品牌纯牛奶产品被检出强致癌物

核心提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4日公布近期对全国液体乳产品进行抽检的结果公 告,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黄曲霉毒素M1为已知的致癌物,具有很强致癌性。25日,蒙牛在官网承 认检测结果并“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


蒙牛纯牛奶黄曲霉毒素M1抽查不合格道歉销毁产品
国家质检总局网站截图。


中新网12月25日电 国家质检总局24日公布了近期对200种液体乳产品质量的抽查结果。抽查发现蒙牛、长富纯2种产品黄曲霉毒素M1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规定。蒙牛公司25日通过官网表示对该批次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毁,“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

国家质检总局24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近期对液体乳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的结果。本次共抽查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8家企业生产的200种液体乳产品。抽查 发现有2种产品黄曲霉毒素M1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规定。

这两种产品分别是福建长富乳品有限公司的长富纯牛奶(精品奶),黄曲霉毒素M1(标准值:≤0.5μg/kg/实测值:0.9μg/kg);

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的纯牛奶,黄曲霉毒素M1(标准值:≤0.5μg/kg/实测值:1.2μg/kg)。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5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就此事件发出声明。

声明中称,对此次事件,“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

声明中还表示,在此次全国性抽检的过程中,质检部门共抽检了蒙牛集团全国各生产基地生产的25个批次的产品,其中眉山工厂的这一批次产品检测结果超标。公司立即对该批次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毁。

以下为蒙牛公司的声明全文。

关于蒙牛眉山工厂产品抽检的情况说明

日前,国家质检部门公布了近期对全国液体乳产品进行抽检的结果,其中,我集团四川眉山工厂生产的利乐包纯牛奶产品黄曲霉素M1检测结果超标。在此,我们向全国消费者郑重致歉!

在此次全国性抽检的过程中,质检部门共抽检了蒙牛集团全国各生产基地生产的25个批次的产品,其中眉山工厂的这一批次产品检测结果超标。公司立即对该批次全部产品进行了封存和销毁。

我们将认真吸取这一事件的重大教训,诚恳地接受国家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监督,严格执行国家和企业的各项质量和检测标准,从每一个环节入手,切实把好质量关。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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