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5日星期五

對歷史真誠是改革動力

對歷史的真誠,是國家進步動力。政治改革的原點是透明度。認清自己過去才能走向理想未來。

沒有歷史禁區的突破,就沒有中國的未來。這是二零一三年的時代精神;新年伊始,讓全國都在一個全新的歷史起點,邁向國家的建設。那些歷史上被扭曲與掩蓋的史實,都慢慢地浮現,從寒冷的權力冰山中溶解,也溫暖了千萬老百姓的心。

這都因為中國的權力當局越來越有自信,不再需要對歷史的真相感到恐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曾經動搖共和國的根基。但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在千秋功罪、誰與評說的壓力下,毅然南巡,堅持改革,也客觀上加速中國進入了全球化的體系。史家認為:六四的鮮血,奇特地澆在市場開放經濟的沃土上,長出了經濟的奇葩,滿園春色關不住,為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成果,奠下了重要的基礎。

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之後,就依循鄧小平的南巡路線,釋放了開放改革的訊號。他在最新的講話中更強調,反腐打老虎,需要「制度的籠子」,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讓人對今年兩會後的新政府有更多的期望。

而新的期望,就從勇於面對歷史開始。美國學者傅高義的新書《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大陸版,就是第一次將六四的內容和鄧小平的角色交代清楚,也是第一次在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中將這問題呈現。這是一次禁區的突破,也說出了中國的變化,正是從一本外國譯本開始,讓中國的讀者可以第一次合法地、正式地,閱讀那些被禁制了二十四年的歷史。

這也因為中國的開放,讓歷史真相不能被掩蓋。每年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出國,在香港、台灣和世界各地的書店,都可以買到六四的書籍。那些出國的留學生,面對沒有防火牆的世界,會飢渴地在youtube上看卡瑪.韓丁(Carma Hinton)拍的六四紀錄片《天安門》。這些文字與影像,都以各種巧妙的方式從互聯網上,進入了中國大陸的千家萬戶。

對歷史的真誠,正是一個國家的進步動力。 美國導演與公共知識分子史東(Oliver Stone),就推出《從未透露的美國史》(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紀錄片系列,並出版了書,暢銷一時,顛覆了學校教科書的寫法,揭開了一些被政府與主流媒體所掩蓋或忽視的事實,也引起了社會的巨大反思。

正是一個社會對自己歷史的不斷發掘與反思,形成了一種智慧的氣場,推動社會不斷變革,也刺激國民努力參與公共事務。因為發達國家的公民大多曉得:儘管你不見得在乎政治,但政治卻永遠會在乎你。

這就像鄧麗君的情歌《我只在乎你》,永遠的蕩氣迴腸。而政治的變革,比起愛情更具強大的感染力,不僅改變了個人的命運,也改變了國家的命運。

二零一三年的中國正面對改革的拐點,也必須回到政治改革的原點——昨日、今日、明日都需要透明度。認清自己的過去,才能走向理想的未來。沒有歷史禁區的中國,才是邁向理想中國的第一步。

邱立本

亞洲週刊


安倍特使 終於見到習近平 轉交親筆信 避談釣島爭議



日本公明黨黨魁山口那津男,昨終於在北京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轉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親筆信。這是習近平去年11月接任總書記後,首次與日執政黨高層會談,兩人同意加強雙方「戰略互惠關係」,並認為對話有助解決爭議,習表示會認真考慮舉行中日領袖會談。

「共黨指使台灣」

山口訪中被視為安倍改善中日關係的行動,但他22日抵北京後遭冷處理。央視甚至稱「習總高招,這就是日本得罪北京後果」。山口昨返日前,習終於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他會談。日本《每日新聞》稱,習收下安倍親筆信,但他與山口均未直接提及釣魚台列嶼問題,僅同意以對話解決問題的必要性。

山口曾稱中日應擱置釣島爭議,盼改善關係。但日本右翼團體「加油日本全國行動委員會」幹事長水島聰前天接受《國際財經時報》專訪時稱,中國若能道歉說「做這種像強盜小偷一樣的行為真是對不起」,中日關係才可能變好。對台灣民間前天的保釣行動,因船上有香港鳳凰衛視記者,水島批:「可見是共產黨指使台灣做的」。他也嗆聲日本不怕開打,只要半天就能擺平中國海軍。

鳳凰衛視昨引台灣保釣人士黃錫麟說法,批我海巡署裝備差,兩岸聯手把釣島拿回來有什麼錯?

嗆告日暴力驅趕

中國東方網報導,黃不理解台當局驅趕中國海監船的行為,他很感謝中國馳援。主導這次保釣的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稱,將就日方暴力驅趕提起訴訟,要求日方道歉賠償。

中新網據海巡署提供的航圖資料,稱前天在釣島海域形成中方海監船在後相挺台灣海巡署船艦的陣勢,試圖營造兩岸聯手氛圍。中國網友對台灣要求中國海監船離開表示無法理解,一幅台船要中方船隻滾開,以免讓皇軍(日軍)誤會的諷刺漫畫昨在網路瘋傳。

台灣   蘋果日報


杜大偉:中日衝突的憂慮

在亞洲工作和生活超過30年,我一直對「經濟大於政治」充滿信心——區內沒有任何國家會愚蠢到挑起軍事衝突來危害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改善民生、減少貧困等需要。到現在,我可沒什麼信心了。

很多智囊一直不同意我的想法。至少,他們已咬破自己的指甲,擔心台灣或朝鮮會使該區域陷入戰爭的危險,但我一直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切實際和毫無根據的。多年來,朝鮮乖僻的金家王朝一直都有可能做出十分愚蠢的行為,甚至在玩弄「核子玩具」。在這過程中他們可能會造成傷害,但相信這是暫時的。即使台灣在陳水扁管治下的混亂時期,我相信如果陳水扁真的搞台獨,中國會不惜引發軍事衝突,但美國一直明確表示它會以務實和堅定態度去處理台獨分子的決心,有效地消除了引發真正衝突的可能,化解緊張局勢。

除台灣問題外,北京的外交政策是一貫的溫和,緊緊地約束黨內鷹派,並一直願意以「慢打」策略去應對區內從上世紀遺留下來的亂局。但是,30年來我首次加入「咬指甲者」行列,就是為了中國東海上一小群孤獨和無用的島嶼而引發的問題。不久之前,我認為這些無用的島嶼可能引發大規模區域衝突是荒唐可笑的,但今天,區內的領導人真的有那麼愚蠢嗎?不幸的是,簡單的答案似乎是「是」。

愚昧的領導人似乎最有可能來自日本,和一個擠滿右翼政客的新安倍政府,他們對中日戰爭期間發生了什麼事似乎充滿迷幻記憶,樂於在國內挑起民族主義情緒來轉移國民對國家經濟岌岌可危的注意力,並對北京也可能會以同樣愚蠢方式回應他們表現得漫不經心。

安倍無疑是在玩火

可惜的是,安倍晉三政府似乎有過去5年6任首相所缺乏的民意授權。前任首相們的民意授權極弱,令人根本不用畏懼矛盾會引發任何真正的行動,但安倍獲得的民意授權是強大的,而他對挑起事端的興趣也是明白不過的。

更可惜的是,在國內經濟方面,他可能真的有勇氣能消除過去10年的通縮。我個人相信他振興日本垂死經濟的計劃是錯的(面對政府債務總額已達GDP的250%,再籌集更多的政府債務投放於基礎設施似乎是極危險的舉措),但我必須承認,這些措施可能成功為經濟帶回一點生氣,重建日本老化人口的一些信心。

但是,除非他將外交上的姿態溫和化,否則危險是真實的,他的刺激國內經濟計劃將會受到破壞,更會使亞洲50年來首次面對大規模軍事衝突。我這樣說是因為安倍選擇了中國正準備政權交接的時刻,而跟過去幾十年相比,北京在外交政策上確會較脆弱和易受煽動。鄧小平在外交上「長袖善舞」的能力今天已不見,在國家經濟實力明顯增強下,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變得更為高漲。中國的軍事政治是保守的,近幾年亦正逐漸加強實力,安倍採取對抗的立場,無疑是在玩火,但他似乎並不察覺所涉及的危險。

衝突升級會危害日本的經濟和商業利益是顯而易見的。安倍晉三燃起火頭的幾周之內,日本對中國的汽車銷量大幅下降,從去年9月平均佔中國汽車市場的19%,下降到10月的7%,現在才剛恢復到12%。中國和德國汽車製造商似乎是主要的受益者。到日本的中國遊客數目亦在去年9月大幅下降,從7月的20萬下降到10月的7萬,來自香港和台灣的遊客也同樣下跌。由於這三地遊客佔日本入境旅遊的42%,日本旅遊業界必然已經感到深深的寒意。

如果我是中國領導人,想向日本發一個強大而非軍事的信息,我將強硬對待在國內經營的日本公司,及更強硬對待對日貿易。由於中國分別佔日本對外投資和貿易的20%及11%以上,安倍在國內挑起民族主義情緒和反中國情緒,會掀起巨大的風險。

美國需要提醒日本

猶如在台灣問題上一樣,美國為使日本或中國不會不知不覺地引起衝突,背負了沉重的負擔。安倍的好戰是基於深信美國會因受條約的約束而在軍事上對抗中國支持日本,當然,美國已明確表示這種支持不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美國需要提醒日本,它的步履是危險的。

有人需要適時地提供一個外交手段去解決這些太平洋島嶼主權的爭議。美國可能在提供有效的調解上有覑很好位置,但一個這樣的外交解決方案可能需要數年時間(甚至是幾十年)來構建。在此期間,有人需要告訴安倍要少安毋躁。

作者杜大偉(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作者之一

香港  明報


開發商囤地生財 老百姓逼上梁山

神州上下地凍天寒,冰封三尺,各地仍然不斷發生強制拆遷的慘劇,弱勢群體的房產瞬間被夷為平地。這種毫無人性的惡行每日都在上演,中南海的老爺竟長期視而不見,見而不理。

新年之後,內地樓價又開始攀升,權貴們跑馬圈地再次瘋狂。在內蒙呼和浩特,一個開發商組織黑保安半夜衝進一家拆遷戶家中,以抓小偷為名,將逾六旬的老人暴打一頓,並將房子野蠻拆除,老人一家大小在漫天雪花及凜冽寒風中幾乎凍僵。

野蠻拆遷已成為民怨的焦點。有一項統計顯示,目前上訪人群中,有四成由各種拆遷問題引起。在腐敗官員的支持下,開發商迫遷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停水、斷電、放狗、放蛇,甚至動用足以致命的毒氣彈,簡直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

走投無路的百姓被迫以死抗爭,從早前成都唐福珍自焚、武漢王翠雲被活埋、福建劉線服毒自殺,到近期的深圳田姓老闆自縊、廣州女村民李潔娥跳樓,一個個升斗小民為維權不惜流血抗爭,甚至付出寶貴的生命。正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老百姓連死都不怕的時候,離揭竿而起、逼上梁山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權貴撐腰 有恃無恐

與血淋淋的拆遷形成對比的,是開發商們大規模囤地。無論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還是在廈門、蘇州、珠海等二線城市,大量已平整好的土地沒有開發,甚至很多農田整塊被棄耕,被開發商囤起來靜待升值。比如轟動一時的北京通州九棵樹「地王」,沉寂三年未開發,一直處於養蚊子狀態;北京北三環薊門橋黃金地段一塊地,規定開工時間為二○一○年十月,但直到去年底才開工。

建設銀行一項統計顯示,從二○○一年初至二○○七年五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商累計購置土地面積二十一點六億平方米,但實際僅開發完成約十三億平方米,近半數土地被囤積和倒賣。與之對照,中國三分之一的開發商只倒地不建房。開發商囤地,目的是等房價上漲之後爭取更大的暴利。過去十年,開發商囤地的收益已遠遠大於囤積黃金。北京一家開發商在黃金地段囤地五年,收益便增加了兩百億元。

雖然國家三令五申反對囤地,並制訂了詳盡的處罰細則,但這些處罰都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處罰之劍形同虛設,根本無法阻嚇開發商背後的利益集團。眾所周知,在中國從事地產業的人非富即貴,很多地產公司的背後都有太子、公主、夫人在撐腰,有恃無恐,任意妄為。

一邊是開發商囤地生財,一邊是老百姓被拆遷無瓦遮頭,兩相對照,讓國人情何以堪!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第五代上台之後,敢不敢在這個民怨焦點上撥亂反正,人們拭目以待。

太陽報

矯枉過正易生亂 正本清源惠民生

中共第五代甫上台,內憂外患排山倒海而來,千頭萬緒間如何梳理,既要給老百姓出氣,又不會引發巨大的政治動盪,使美日各國趁虛而入,將是對第五代的重大考驗。

腐敗問題是最大的民怨,反腐勢在必行,第五代上台後已多次誓言反腐。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腐敗問題的積累歷經幾十年,現在的官場不僅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而且盤根錯節,山頭林立,抓一個人往往涉及一大片。

如果當局雷厲風行地反腐,從上到下全部推倒,整個政府將完全垮台,甚至到了無人辦公的地步。反腐過急過猛,亦會逼貪官狗急跳牆,反戈一擊,甚至製造事端,或者引狼入室。事實上,美國現在的對華政策就是圍而不攻,靜待中國內亂,只要中國內部出現混亂,美日印等國勢必在周邊燃起烽煙,屆時第五代內外無法兼顧,將無回天之力。

中國歷史上反腐最力的當屬朱元璋,他一生痛恨腐敗,採取砍頭、腰斬、剝皮等手段震懾貪官,且六親不認,連自己的女婿都被剝皮示眾,一個案件一次性抓捕上千人更是司空見慣。

最大挑戰 紓解民困

第五代上台,一定要在反腐方面有所建樹,既要打幾隻大老虎讓百姓拍巴掌,鼓足信心,也要制度創新,讓官員們有所忌憚,但始終要考慮社會的承受力。中醫有云,一個病入膏肓之人,下猛藥必然物極必反,只能通過慢慢調養,再藥到病除。中國反貪也是如此。

對於第五代來說,最大的挑戰其實是紓民困助民生的問題。比如,食品安全問題成為眾矢之的,各種各樣的有毒食品層出不窮,從毒雞蛋、毒大米到毒醬油,老百姓吃的、喝的甚至呼吸的空氣都是有毒的。這一系列問題折射出的是政府執政能力低下,當政府連這些百姓日常起居生活的困難都解決不了,執政為民的理念如何自圓其說,又怎麼能讓百姓對政府有信心?

最典型的就是毒奶粉問題,由於對國產奶粉質量不放心,國人像蝗蟲一樣在世界各地掃蕩奶粉。其實,中國完全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可以從新西蘭、澳洲等地進口高品質的奶牛,完全按國際標準放養、提煉,另一方面徹底改造國內的牛奶業,嚴懲奸商與貪官。如果這個老大難問題能夠解決,估計老百姓的手掌都要拍爛了。第五代要站穩腳跟並不難,從老百姓身邊的事做起,從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做起,一步一個腳印,牢牢掌握主動權,實現撥亂反正,最怕的是手忙腳亂,矯枉過正,各種併發症一起爆發,即便是神仙也無力回天。

東方日報


《調查》(第4輯): 中共元老院 特刊


內容提要:

中共十八大開幕:主席團常委41 人中有 12 位退休元老,佔四分之一強;
中共十八大閉幕:中共黨政軍太上皇名單上,又增加了十多個姓名。
有記者調侃:五屆常委齊聚十八大,中共元老院排出了最強陣容!

元老干政是中共人治傳統的延續。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幹部年輕化、權力交接制度化的線索,老人政治的脈絡就相伴而行。每當重大的政治鬥爭、每逢關鍵的權力交接,哪一次元老們何曾缺席?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急不可耐拍板: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都是被元老們給扒拉下去; 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又都是被元老們給劃拉上來。

現在健在的元老中,最具有干政的實力的,是兩大派系:首先就是在黨 內經營了 40 多年,在最高决策崗位上執政就達 13 年的江澤民的派系,其次 是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達 20 年、擔任總書記有 10 年之久的胡錦濤的派系。 胡錦濤的“裸退”,只是元老干政的結果,卻並不是元老干政的結束。  元老干政, 說穿了,是元老家族和馬仔們的“核心利益”!

從某種意義上說,元老干政比毛澤東時代的終身制更糟— —毛澤東時 代,權力固然掌控在獨夫手裡,責任也就落到他頭上;而江澤民、胡錦濤們 的元老干政,權力在太上皇手裡,責任卻歸習近平、李克強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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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令中國領導者背脊發涼


明鏡新聞網編譯 巫古森

    19世紀法國政治作家、社會學家、也是歷史學家的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法國理所當然地是位名人;在美國,他的《美國的民主》被廣泛閱讀和研究;現在,在他死後150年,托克維爾在某處找到了更廣大的新閱讀者群──中國。自十八大前夕中國官場就流傳著新一代領導人們之中有人推薦官員們閱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當時就不斷有人相繼揣測此書所代表的意義;十八大之後的現在,這本書已在中國掀起風潮。

中國是否正往大革命前進?

    法國國際新聞台法國24(France24)2013年1月5日報道中國最近掀起熱潮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乍看之下這本1856年在法國出版的書與當代中國似乎很難有連結,但是此書在中國已經是書店的暢銷書並在微博上引起熱烈的討論。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火紅來自於中共新領導人的推薦。早在領導層交接前的2012年2月,經濟學家華生就在微博上發文:“去海裡見老領導,被推薦讀本書,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爲中國這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環境也好,現代化轉型不會那麼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順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復。”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在中國掀起風潮。


   華生提的這位老領導就是前國務院副總理、現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果然王岐山在權力交接後、在11月30日的中紀委座談會上最後也向與會學者表示:“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另外,即將接任為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據聞早在這股熱潮之前,他的枕邊書也是此書。

    為什麼這麼書這麼重要?托克維爾在這本書中發現主要革命如法國大革命皆並非發生在貧困時期,而是爆發於一個社會的階級差異已大到無可彌補之時。換句話說,當一小撮人極度富裕、而有廣大的群眾並沒有相對的富裕感時,革命就會發生。中國領導人是否擔憂中國正步上當初法國大革命前的革命道路?


中國領導人為何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

    專攻托克維爾研究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崇明表示:“讀了這本書之後會發現,托克維爾當時講的,與中國過去的傳統以及現在轉型期所面臨的問題非常相近。”他認為,就像當初法國所經歷的,中國在過去也經歷了許多戰爭和革命,現在中國政府也與當初的法國舊制度同樣正在經歷一個中央集權與經濟繁榮並存的轉型期。

    崇明接著說:“高層領導在公開場合推薦這本書,我想他們不可能表達一個反對改革的信息,若他們從中讀出的僅是改革的危險性,封殺似乎是比推薦更合理的選擇。他們既然公開強調了本書的意義,更可能說明他們試圖讓一些中國的精英、民眾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不能夠把改革無限制的推延、推延到最後不得不改革的時候,那才是最大的危險。某種意義上說,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一種方式。”

    《悉尼先驅晨報》的國際編輯彼得•哈契(Peter Hartcher)引用中國中山大學訪問教授周乃蔆的說法,周表示中國領導人“對這位法國作家的寫作感興趣是因為他對當時法國的觀察可以對照於現今的中國。”中國共產黨1949年在一場暴力革命後奪取政權,從那時起,它的首要任務就是防止任何“反革命”的出現。

    但是,哈契認為,托克維爾作品的流行顯示共產黨一直以來防止的革命(或它語彙中的“反革命”)就是它現在正高度擔憂將會發生的。周乃蔆在《財新》英文版上的評論中問道:“中國是否已經到了另一場革命的時機?”托克維爾書中多處令中國領導者背脊發涼的段落中有一段寫道:法國的暴力動亂是“如此地不可避免,卻又是如此地無法預見。”

    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表示:“中國領導人很可能已經感覺到,直覺上或是智識上地,有個危機即將對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產生威脅,一如當初法國大革命結束了波旁王朝的統治。”裴說:“令人警惕的徵兆已出現。從中國逃離的資金已經是破紀錄地高。調查顯示中國的美元百萬富翁之中有半數以上都想移民。中國的領導層知道這個國家變得愈來愈不穩定。”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啟示:托克維爾的悖論

    胡錦濤和新任領導人習近平都曾提及貪腐問題將導致“亡黨亡國”,哈契問道:“還有哪個主要國家的國家領導人會將執政黨的崩潰與國家的崩潰放在一起談?”其他國家可以談論一個政黨的消亡、但不用擔心國家整體的崩解。只有在中國這兩者是可互換的,這也提高了中國革命的代價。

托克維爾書中表示主要革命如法國大革命皆並非發生在貧困時期。


    托克維爾對法國1789年的革命前的情況有什麼樣的觀察值得當代的中國借鏡?與當時法國農民的貧困比起來,現在的中國難道不正在享受崛起的財富和生活條件嗎?哈契表示不是,托克維爾書中指出,與外界以為的正相反,法國農民在大革命前也正享受著逐漸繁榮的經濟條件:“在當時的法國,正是那些經濟狀況獲得最多改善的地方的民眾有最高度的不滿。”這就是托克維爾的悖論。生活條件的改善並不能阻止動亂的發生,反而是動亂的前兆。

    托克維爾在書中也討論到民眾的憤恨是針對上層精英的特權,尤其是針對他們不知節制的自肥自利。他觀察到:“民眾之間有兩種情感正在壯大,”一種是“對於不平等的激烈、頑強的憎惡。”同樣的,現在中國國內的不平等是自無產階級革命以來最嚴重的時候。另一種情感是“不只希望平等、也夢想做個自由人”的渴望。這個情感在當代中國有多強烈?哈契指出,根據中國的社會學家的調查,中國現在每日平均有500件抗議、暴動或是罷工,這是10年前的4倍。

    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的政治理論教授詹寧斯(Jeremy Jennings)也指出另一個啟示,他表示托克維爾在書中也發現法國革命前的政府愈來愈無法控制社會輿論。以當時法國而言,大量出現的敢言的知識份子反映了這個現象;在當代中國則是網絡勢力的崛起。


中國政府的對策與困境

    哈契問:中國共產黨會如何反應?現在政府內有許多力量正在找尋答案。有許多人在內部報紙中建議共產黨應該採行某種程度的經濟、政治和金融改革,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中國歷史教授白杰明(Geremie Barme)說。他也表示:“那是個相對封閉的制度但是也是個思想的開放市場,這是當代中國的矛盾所在。”

    難道現在不是正是中國領導人需要追求更多政治自由化、以解除那些與法國革命前高度符合的危險徵兆的時候嗎?哈契說,或許不是。托克維爾在書中這樣寫道:“經驗告訴我們,整體而言,對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候是當他試圖修補自己過去的作法的時候。假使一個國王在進行長時間的壓迫手段後、試圖彌補對人民的傷害,他很可能會因此失去他的王位,只有最高等級的治理能力能讓他避免這個結果。”

    對大革命前的情況,托克維爾並不建議以改革來改善;他診斷革命前的病狀,但是卻對那些試圖給予解藥的人發出警告。而這正是中國現在的困境,如白杰明教授說的:“托克維爾的鬼魂現正在中國的上空盤旋圍繞不去。”(《內幕》第13期)

薄熙來在重慶淪落到黑道大哥水準


習近平可能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2

  唐末專稿
立軍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當熙來已因無法掌控而越來越變得尾不掉之時,乘其羽翼未豐盡快除之了上面唯一的選擇。調查其親信王立軍,不過是高層按照慣例選定的拿下薄熙來的一個突破口而已。
深諳官場殘酷的薄熙來察覺之後怎會束就擒,先下手為強衹是為求自保不得已而為之,長期隨侍左右,對薄熙來之狠辣早已領教的王立軍自然也不願坐以待斃,於是才發生了如同好萊塢大片般的奔逃美國駐成領事館事件。事情到這個地步,舉世嘩然,在全世界聚焦之下,雙方都沒有了退路。幾大勢力為收拾殘局達成共識之後,薄熙來無力回天,大勢已去。後來種種措施之所以姍姍來遲,無非是高層在為新一輪洗牌討價還價,並提前做好善後而已。

數勢力的公敵
說到這裡不能不嘆一聲,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父輩一直以來的過度庇護下,未經歷足夠政壇磨練的薄熙來在政治上幼稚得令人吃驚。他在重慶幾年的思維,完全脫離了一個老練政客應有的軌跡,幾乎淪落到黑道大哥準。
若是在亂世,這份豪氣,或許可以成就一代梟雄,但在各大利益集團均衡博弈的當今國,他的張揚跋扈和對森嚴體制的蔑視,只會讓他成為大多數勢力的公敵。尤其是他為了樹立正統形象與早已在政壇邊緣化的左勢力相唱和,更是犯了高層的大忌。所以,當他所控制和影響的媒體把重慶模式捧得越來越高之時,他也理所當然的把自己送上了絕路。

薄熙來為早出成效而不惜殺雞取卵。

今天人們說起薄熙來在重慶的做為,往往只關注他的唱紅打黑。實際上除此以外,薄熙來在經濟和民生建設,基層民主選舉的推行,官員政績評議制度,反腐自律,甚至財產申報等方面都有作為,可以說,衹要有利於打造新重慶形象,有助於樹立他的個人權威的事情,他都恨不能面面俱到立竿見影。甚至為早出成效而不惜採取殺雞取卵的做法。
比如打黑過程中罔顧司法程序,比如為追求打造五個重慶的經濟奇跡而欠下大筆政府債務,等等。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使重慶的面貌和影響力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步,當然,光鮮的外表之下有多少陰暗和隱患我們在後面也已經慢慢看到。
一方面以可見的成效贏得民心,一方面通過媒體廣為渲染吹捧,同時大力拉攏包括軍中故舊甚至毛左在內的各方勢力形成同盟,通過大張旗鼓形成強大社會影響力以逼宮今上,這種做法完全背離了慣於以暗箱操作來分配權力的中共體制,必將引起體制內的震盪。
在當今中國,穩定是各大勢力的共同首選,衹有在內部的妥協中形成一個平衡,保證政權盡可能的長治久安,才符合所有利益集團的的訴求。而薄熙來在失去靠山之後,仍一如既往獨樹一幟,並且手段狠辣極端,這種孤注一擲的做法,將對各大勢力小心翼翼維持的脆弱平衡造成致命衝擊,甚至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亂局,導致玉石俱焚的後果。所以,當他在重慶開始唱響不和諧的聲音,妄圖以一人之力抗衡體制之時,敗局就已經註定。
因此,薄熙來的敗落在於其過份膨脹的政治野心已威脅到了中共統治的大局,成為一個極大的不安定因素。他的思維,仍停留在老式政客甚至是亂世梟雄的水準,在妥協和利益共享已成為體制內規則的今日,一意孤行,唯我獨尊,觸犯了高層所有人的利益,可以說,他這種作為,注定了不會有一個真正的盟友。即使其父以前的故舊和盟友念在香火之情上不願對其斬盡殺絕,甚至即使沒有王立軍事件的推波助瀾,其政治生命的終結也絕難倖免。
至於黨內某些派系大肆宣揚文革回潮的危險,不過是為自己的政治正確爭取話語權而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層領導大換血之後,否定文革已成為政治共識,雖然在對毛澤東的個人評價和對文革的真實內幕方面有所遮掩和保留,其目的衹是為了維護中共統治的正統和權威,絕非為文革翻案埋下伏筆。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民間社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各階層對自身利益的訴求日趨複雜,早已不是渾渾噩噩鐵板一塊,這種條件下,無論政壇上層,還是民間社會,都不會存在毛時代那種一呼百應政治掛帥的可能。文革早已成為歷史,僅僅因為少數早已邊緣化的毛左的鼓噪,就大肆誇大文革危機,甚至動輒扣文革復闢的大帽作為攻擊政敵的手段,某些利益集團的這種做法,在搶奪政治制高點的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於民眾在近二十年經濟壟斷性政策壓榨下的不滿所產生的恐慌和心虛。
實際上,正是因為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真實存在,才給了薄熙來在政爭中利用民間對利益集團的普遍不滿和對公平社會的嚮往,為自己的權力之路造勢的機會。(《內幕》第11期)



奢望習李會推出政改?還是趁早死心的好


《明鏡月刊》蘆笛專稿


  世間一切慾望中,權勢欲是最強大的。因此,凡政治家,無論東西,都有戀棧的通病。邱吉爾當年死也不肯退出政治舞台,激起艾登以及保守黨內的強烈不滿,最後幾乎是給逼退的。撒切爾夫人又何嘗不是這樣?老太太因為黨內政變,不得不揮淚告別唐寧街,連我這素來討厭她的人,目睹她哽咽著致告別詞時,都動了憐香惜玉之心。但東西方在此之外還多了個重大區別:東方的政客是提著腦袋幹的。在這種險惡的政治生態下,指望他們能如伯夷叔齊一樣棄江山如敝屐,未免太不近人情。

  有位“凱迪網”網友曾在我的“文明真空”後跟帖,指出所謂“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就在於是否能用和平手段解決利害衝突。這是我上網以來見到的最精闢的網人言論。如果一個大國執政黨至今還是個在帳下埋下刀斧手、以擲杯為號幹掉貴賓的土匪山寨,期望乃至歌頌“裸退”毫無意義。把是否裸退從那大環境下剝離出來評論,什麽意思都沒有。例如鄧小平到死都是一言九鼎的太上皇,那又怎麼的?若不是他那“小小老百姓”發表南巡講話,把朱鎔基推上去搞私有化,今日中國還要在李鵬的“鳥籠”裡撲騰。

    把黨內的路線分歧公開化

  所以,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徹底改造黨國的政治生態。最起碼的文明化改革,就是停止以法庭作為解決黨內權力鬥爭乃至路線分歧的終極手段。效法西方文明政黨,把黨內的路線分歧公開化,將權力鬥爭和平化,程序化,正常化,使得從政不再是一種提著腦袋幹的高危職業。這才是從根本上消除作太上皇的必要的正本清源措施。

  黨國領袖必須認識到,毛時代把權力鬥爭當成反革命犯罪,後毛時代把權力鬥爭當成刑事犯罪,都是極其野蠻的土匪行為,都是黨國動亂之源,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

  不過,小習絕無此膽識看到這點。恰恰相反,他在新近發表的講話中多次提到馬列毛,說什麽“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並75次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重申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您說這人是中了什麽邪?方今中國乃是世界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實行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官僚資本主義國家,中共乃是大資產階級政黨,其黨魁擁有的財富,甚至超過了60年代黨宣傳罵的美國的摩根財團與洛克菲勒財團,正是馬列毛的打倒對象,他為何就是要與自己過不去呢?


聲稱自己是馬列毛的信徒,全國人民就信之不疑。

  不過,小習這麼做,可能也有他的道理。那天我在“凱迪網”上看到一個短帖,說中國人的智力確實低下,要不“北上抗日”的鬼話怎麼能哄信了一國人,至今還有許多人信之不疑?我想,或許就是這種全民愚昧才是小習制訂那根本國策的依據——只要聲稱自己是馬列毛的信徒,搞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全國人民也就會傻傻地信之不疑,有誰能看出他們正是馬列毛勢不兩立的階級敵人呢?

  最主要的還是,毛思想的感召力只存在於一個極度不公的腐惡社會中,要從根本上消除它對現政權的爆炸性的毀滅作用,就必須改變那腐惡的社會現實。只要能遏制住貪腐,使得分配稍微公平些,則即使自己是特大資產階級代表,實行的是大資產階級專政,百姓仍然可以認為自己是毛澤東的傳人。

  這或許就是未來的“習李新政”的基調,也就是小習能在現有意識形態牢籠之下能做的唯一改革。估計他能搞的,無非也就是“反腐”以及收入分配改革,以緩和目前國內尖銳的階級矛盾。此外即使還有所動作,也只會是在經濟領域裡,實質性的政改是不會有的。所以,那些奢望習李會推出政改,甚至為“六四”平反的同志,我看還是趁早死心的好——連黨內民主,中共都不敢試行,遑論黨外民主?

  然而稍微有點成人常識的同志都知道,不許司法獨立,不許傳媒獨立,在一黨專政下搞“反貪”,無異於讓病人自己開刀割癌腫,誰有那本事?別的不說,小習既然揚言“從嚴治黨”,那就從自己開始,從身邊人開始,請站出來把彭博社爆出來的習氏家族的財富說清楚,把《紐約時報》爆出來的溫氏家族的財富說清楚。即使人家是造謠,那也不難擊破,把自家的所有財產一筆筆交代明白,讓大家都能通過公開渠道去核對不就完了?若連這最起碼的事都不敢做、不能做,那還是洗洗睡吧。(《明鏡月刊》35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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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我一生恨極學校,希望造孽的教育家死盡

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5)

《新史記》康正果






毛澤東這類極端唯我的言論儘管口氣很大,但那時候他畢竟還很年輕,又是從鄉下初入城市,實際上並無充分的自信。從他與友人的大量通信可看出,他一方面發洩對 學校的諸多不滿,另一方面也對自己求學上存在的種種問題有過疑慮和檢討。對外界和自己的雙重不滿常使他搖擺在厭學情緒和勤學熱勁之間,徘徊於忽讚賞新學忽 留戀舊學的迷惘狀態。就他某些前後不一的言論來看,有的顯示了他不受約束的“自然衝動”與新式學堂校規的衝突,有的反映出他無力在各門功課上全面發展所導 致的逆反心理,有的則是他的邊緣人心態固有的反知識精英傾向。

據一師同學蕭瑜所述,毛澤東學習努力,每天早上都高聲 朗誦古文,但他僅在文史上用力甚勤。因而“在所有的功課中,他只有作文一項算是出色。他的英文甚差,一分也得不到;算術只能得五分。而在繪畫一科中,他所 作的唯一的東西是一個圓圈。在這些課程中,他永遠是全班最末尾的幾名之一。然而在那個時代,作文被認爲是最重要的。假定學生的作文不錯的話,那麽他就算是 一個優秀的學生。因此,毛澤東是一個優秀的學生!”(注24)這個“優秀學生”的定位恐怕只是就一師的標準而言的,在毛首先考入的長沙省立一中,情況就有 所不同。在該校,毛澤東因語文之外的各科成績太差,僅讀了一學期,即被迫離開,隨後轉入一師。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也坦承他自然科學的成績很差,但同時又 為自己辯解說,“學校有很多校規,我贊成極少。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列爲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談起在省一中讀書的情況,毛只突出他入學考試的作文 得了第一,並未提他理科極差的事實,卻把他在那裏讀不下去的理由歸咎為該校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注25)如果說毛澤東耽誤到19歲才入讀中 學,因起步太晚而過不了數理關,多少還讓人覺得情有可原,但時隔20年舊事重提,毛已成爲他自詡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對自己的學習態度不作絲毫的反省,反詆 毀省一中教育救國、文理兼重的辦學理念,那就不能不讓人對他總是把錯誤推給別人的做法有所反感了。

其實,學生時代的 毛澤東未嘗不重視他在學校的成績,那時候他對個人的學業頗多擔憂,並非如他向斯諾講述時那麽滿不在乎。從他有一年期末寫給友人的信中可看出,每當他意識到 自己與他人的差距,也曾感到苦惱,有過反悔。他在信中對友人說,“學校試驗今日完,吾於課程荒甚。從前拿錯主意,為學無頭緒,而於學堂科學,尤厭其繁 碎,……昔吾好獨立蹊徑,今乃知其非。學校分數獎勵之虛榮,尤所鄙棄,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捨治科學,求分數,尚有何事?……閱足下所定課程及為學之 功,使愧懾無地。”可見毛也曾努力要求自己向優秀生看齊,只是感到力不從心時才產生了逆向而行的衝動。在致黎錦熙的信中,他檢討自己“太富感情,中了慷慨 的弊病”,慨嘆他“腦子不能入靜,工夫難得持久,改變也很不容易改變,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我因易被感情驅使,總難厲行規則的生活……”(注26)類 似的悔悟之言散見於毛早期的不少信件,從中可看出,毛口頭上雖極端唯我,自以爲“心力與體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難成者”,但一旦在實際厲行中發現自己能力不 足,便很容易陷入焦慮和躁動。毛自稱爲“知識荒”的人,說他進入圖書館如牛闖進菜園。他渴求新知的迫切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卻因急於速成,他從起步即想走 捷徑,企圖通過閲讀一大批入門性讀物,在短期内掌握各科知識。由於受閲讀條件的限制,對毛澤東來説,當時接受新知最簡便的渠道就是閲讀日常可見的報刊,毛 因此最喜歡閲讀報刊。單一的報刊閲讀使他接受的知識零碎膚淺,混雜無序。這種泛覽濫讀的求學方式,正如叔本華所說,好比讓別人在自己的頭腦内跑馬,所獲的 知識不過是群馬跑過後留下一片雜沓的蹄印。他在致蕭瑜的信中便承認,“泛泛然閱報章雜誌,而不知其所歸,此所謂無系統也。”毛書信中不少論點都顯露出熱蒸 現賣、道聽途説的跡象,他只顧向同學如此轉述別人批評報章閲讀的言論,無形中竟也自暴了他個人治學的毛病。再如,他隨聲附和,發揮蔡元培表彰美育的言論 說:“遊戲、手工、圖畫、音樂,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為現在世界達到實體世界之津梁,故諸科在學校為不可闕。”但後來他又發表與之相反的己見,認爲“現時 各學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練習手眼靈敏,陶冶心思精細,然……作成之物,可玩而不可用,……為不生産的,所施之能力,擲諸虛牝,是謂‘能力不經濟’。”(注 27)如果說毛對蔡說先表贊同,是反映了他濫讀報刊留在頭腦内的“馬蹄印”,那麽,他後來又轉而從實利主義的角度出發批評美育課目的設立,就不能不讓人懷 疑他所持異議的出發點與他自己沒能力學好美育課目的内在聯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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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1916年書信手跡。

在求學的問題上,毛時而怨天尤人,時而自怨自艾,最終仍是把自己缺乏適應能力的失意感發洩為對學校、教師和當時教育體制的不滿。1915年,毛入讀一師第三年,即心生厭煩,有了讀不下去的感覺。他寫信對黎錦熙說:

【弟 在學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縛,終見此非讀書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儔侶太惡,有用之身,寶貴之時日,逐漸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實 大悲傷。昔朱子謂:“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誠不能為古人所為,宜為其所譏,然亦有“幽谷喬木”之訓。如此等學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生平不見良師 友,……兩年以來,求友之心甚熾,夏假後,乃作一啓事,張之各校,應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他同時也對蕭瑜說:

【僕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力以爲策勵,故求友之心甚熱。(注28)】

不 可否認,從私塾向新式學堂的轉變為學生的個人活動與互相接觸開闊了空間,學生有機會結爲群體,自由參加各種課外活動的小組,同時也在報刊書籍的影響下關切 時局,激發起參與政治活動的熱情。毛澤東的求友心切,當然與他置身的新環境有一定的關係。對時局的擔憂,對政府的不滿,強烈的救亡意識和愛國熱情,所有這 些政治社會關懷均屬當時衆多的青年學子很容易受感染被激發的情緒和衝動,並非毛獨自特有的先知先覺。這一世紀初精神狀況只能說是刺激毛踴躍投入社會活動的 一個總氛圍,但就個人的情意動力源來説,毛的求友心切卻另有他特殊的内在緊張。那就是他複雜的失意者(misfit)躁動情緒,這情緒迫使他急於擺脫自我 的孤立狀態,建立旨趣相投的小圈子,以便互相鼓動各自“小我”的擴張,在匯聚為群集的“大我”中得到提升。由不適應新的環境到對課堂、課目和教育體制產生 抵觸情緒,再發展到呼籲自學,求友結社,積極開展課堂以外的社會活動,毛澤東逐漸找到自我認同,比較滿意地甩掉他學業上的失意感,在小圈子範圍内增強了他 内虛的自信。通常,對個人事務缺乏處理能力的人多喜歡去管他人的閒事,毛就是此類愛幹越俎代庖之事的人物。他自以爲在執行熱心助人的神聖使命,其實他是在 抓住順流漂過的木筏,為搭救他沉溺的自我。這種從自我中心轉向群體分享的生活方式可謂他最稱心的替換練習,你要是不讓他做他自以爲神聖的事務,他的生命即 陷於貧乏和空洞。(注29)

蔡和森1918年從北京致信毛澤東說,當時任教北大的楊昌濟希望毛入讀北大,並特別提到 校長蔡元培“正謀網羅海内人才”,興奮地建議說,他與毛、蕭“三人有進大學之必要,進後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毛在接信後兩月即與蕭 瑜、羅章龍等人動身赴京。不久,蔡和蕭赴法勤工儉學,羅入讀北大哲學系,毛既未隨大流出國留學,也沒有入北大深造。(注30)據傳胡適曾就此作過解釋,說 “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準,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毛與斯諾的談話中並未提及他考不考北大的事情,只談到他在北大圖書館做了幾個月助理員的經歷,回憶中淡淡 地描述了他職位低下,不受教授們注意,被冷淡在名流圈外的境遇。種種不入流的境況不斷加深著毛心中的失意感,隨之也增強了他對學校教育的抵觸情緒。從北京 回到長沙,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發洩了極其強烈的憤懣:

【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所以我決定不再進學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規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

我於湖南教育只有兩個希望:一個是希望至今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盡,這個希望是做不到的。一個是希望學生自決,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注31)】(《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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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案开庭日期仍不明朗

China's Chongqing Municipality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Bo Xilai adjusts his glasses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in this March 3, 2012 file picture. China's Communist Party suspended former high-flying politician Bo from its top ranks and named his wife, Gu Kailai, a suspect in the murder of British businessman Neil Heywood, in revelations on April 10, 2012 likely to shake leadership succession plans. REUTERS/Jason Lee/Files (CHINA - Tags: POLITICS)

北京

据德新社报道,中国前政要薄熙来案开庭日期仍未明朗。同中共有密切关系的香港左翼报纸《大公报》周五(1月25日)报道说,薄熙来案下周一将在贵州首府贵阳开庭审理,为期3天。贵阳人民法院一名女工作人员在德新社询问时则表示,“这不可能”。薄熙来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曾有望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会。他受到指控,犯有严重腐败和滥用权力行为。薄熙来案被认为是中国二、三十年来的最大政坛丑闻之一。

德国之声中文网

当今中国是否会发生革命引起欧洲社会强烈关注

中国南方的《南方周末》事件,北方发生的北京雾霾,让中国未来是否会如东欧一样发生革命问题再次引起欧洲社会的关注。

进入二零一三年中国国内发生的《南周》事件,以及北京持续的雾霾污染,中国领导人近期的活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和底下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强烈引起欧洲政界和社会的关注。记者获悉,近日在布鲁塞尔欧洲一些主要电台等媒体负责人的内部交流中,一位曾经被指责为对中国态度过于暧昧的电台负责人也强调说,“在国际舆论空间的竞争中,德国和欧洲的声音必须能够明确地让人们听到,……这主要说,面对中国、俄国和伊朗必须更加强调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他的这段话更让人们看到,欧洲对于中国局势的关注和担心。

关于这个政治忧虑风向从何处来,记者采访了政治学博士彭涛先生。彭涛先生毕业于敏斯特大学,现在任教于北威州行政管理学院。对此,他对记者说,“自从薄熙来事件发生后,中共一直到十八大、到现在,在政治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也发生了很多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些现象在我个人看来有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对此,彭涛博士具体分析说,“第一是习近平比起胡温来说是敢于做的。这些敢做的人在上面,跟以往的胡温肯定不一样。如果他们敢作,就会遇到阻力,就会引起冲突。这个冲突的加剧事实上就是不稳定。党内本来就有问题,不稳定的话,要么是异军突起,或者是内部分裂,出现意外。这也就是说,以后党内几派的斗争加剧、加速的话可能导致更多的政治事件和突发事件出现。”

彭涛博士说,第二,欧洲社会都看到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所以中国社会此后究竟是否会如东欧社会一样发生革命再次引起媒体的讨论和政界的关注。对此,他说,“中国现在社会的危机已经是很明显的了。一个是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危机,一个是经济上已经也不行了,再一个是贫富悬殊。本身现在老百姓的各个阶层都对政府不满。为此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比东德当年的条件还要好,因为老百姓还能够在微博上说很多话。你看,微博打开都是骂政权的。现在舆论已经控制不住了。中国现在不是说不可能发生革命。而是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并且得到其它阶层响应的话,也包括中共的党内的自由派或改革派响应的话,那就可能有转型的机会,甚至发生和平革命,乃至暴力革命,这些都是可能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平壤就联合国制裁警告首尔

平壤机会

朝鲜在宣布将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一天,再次向韩国发出警告。

此前一天,朝鲜宣称将进行一次“高水平”的核试验。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韩国敢加入联合国制裁朝鲜的行列,它将对韩国采取“切实的反击措施”。

联合国安理会周二(1月22日)通过决议,进一步加大了针对朝鲜因为核试验和火箭发射而实施的制裁的力度。

朝鲜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形容为“针对朝鲜的战争宣言”。

美国政府也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制裁目标包括一个基地设在香港的朝鲜公司和两名驻北京的朝鲜银行代表。

美国发表声明谴责朝鲜此举,白宫将其形容为“毫无必要的挑衅行为”。

朝鲜曾于2006年和2009年分别举行过两次核试验,但它此次并没有公布第三次核试验的具体日期。

BBC中文网


2013年1月24日《明镜郵報》

2013年1月24日《歷史日報》


黃銘俊:兩岸軍事聯合保釣的戰略優勢

台海兩岸在「一中各表」的情況下,釣魚台屬於「一中」,釣島是中華民族祖產,殆無疑義。由於軍事上「地形是第四軍種」,台灣在釣島佔有地緣戰略優勢。中國大陸加上台灣的海空軍,遠勝日軍,釣島之戰還需要打嗎?


釣島領土主權爭議的相關各方面對中日劍拔弩張的情勢,其中最尷尬也最微妙的,莫過於身為「事主」的台灣當局與人民。釣島如果爆發衝突或戰爭,對聲稱擁有釣魚台主權的台灣,將面對被摑了一巴掌的血痕。

一旦釣島爆發衝突,台灣人民複雜的情結會更加糾結難解,初期中國如果佔上風,台灣人民基於民族感情,較易轉為支持與同情的助威助陣,如果日本壓倒性勝過大陸,縱然兵敗機艦戰損,但只要大陸志氣不消、鬥志猶存,也很容易取得台灣人民基於民族大義同仇敵愾的支持力挺,釣島情勢必將反轉,甚至上演一場「逆轉勝」的結局。

以現在軍事「指管通情電監偵」的科技,「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其實是很低的。因為起飛出海的機艦基本上都會接到上級領導的訓令,直接受指揮單位的督導,而中日兩國的軍隊基本上還是具備這樣的條件。以現代化有紀律官兵的心理素質來講,未奉命令就「暴衝」的行為其實是不可思議的!

誰放「第一槍」關係到戰爭的正當性與國際觀瞻,中日任何一方其實都不敢輕易嘗試,雙方都沒有真正想為釣島大打出手。於是容忍的底線一再飄移,對日本而言,「侵犯領空領海」已足夠成為開火的理由,只是「警告射擊」(不論實彈或也是實彈一種的曳光彈),一旦開火,大陸方面在事發現場如何回應,將是釣島戰事是否引爆的實際關鍵。

如果中國方面不朝日機艦方向目標還擊,而改採立刻閃邊甚至回航的動作,證明中國仍在隱忍,但此舉只要任何一方公開資訊,勢必進入「可大可小」的地步,中國就取得「控訴權」,國內民族主義可能瞬間猛爆。

戰爭的型式其實是多元,雖然國際問題學者普遍認為「殺敵三千,自損兩千」的經濟戰,中國基於經濟發展的考量,是不會輕易使出這種「殺手?」級的武器,但以中國當局的思維與自信,這種拿經濟互動當武器的作為,中國也會在所不惜,也必將牽動東亞乃至世界的經濟形勢。問題在於對衝擊力有多大的承受能力。

戰略格局 關鍵台灣

台灣因與中日兩國經貿皆有密切來往,自然不願釣島衝突影響經濟發展,尤其在此刻台灣景氣低迷之際,經濟對抗的情勢當然對台灣極為不利。但一旦釣島烽煙四起,經濟制裁已無法避免,台灣就必須從經濟大戰略的格局考量如何降低損失或避免不利的影響,甚至提早思考如何「火中取栗」。

從地緣戰略的觀點來看,台灣本身就是一個固定的「航母戰鬥群」,台灣的海空監偵能力足以掌握釣島附近的全盤情勢,台灣的海空火力投射更足以覆蓋釣島全空域與海域。不論中日雙方的任何軍事行動,除了海面下的潛艦活動之外,台灣都有條件充分掌握有關信息。

軍事上所謂「地形—第四軍種」,證諸台灣在釣島的戰略態勢,其實是相對有利的,端看台灣是否利用自己的優勢,手頭上有一手好牌,卻遲疑觀望不適時出手,到頭來仍將是全局盡墨一場空!

中日開火引爆局部戰爭的機會不高,但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台灣當局就必須做好萬全的準備。當台灣的軍事勢力主動進入釣島周邊,但先不聯手中日任何一方,不但不會惡化釣島情勢,反而會因為三角對弈,而使中日尖銳對立,變成「投鼠忌器」而趨於審慎。至少建構釣島是「爭議領土」的國際現實。

台灣四面環海,但台灣的防衛態勢一向是以台灣海峽為重心,較少嚴肅思考到「四周防禦」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但東海與南海的戰略形勢益發險峻,從長遠國家利益來看,釣島或南海發生衝突,將是中國前途關鍵的轉捩點。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世界上少數沒有盟軍的「孤鷹型」國家,更是所謂「強迫不結盟國家」,雖然處於分居世界經濟、軍事前三強的中、美、日之中,真是「三大難為小」,但身形靈活跳上舞台,利用自己的戰略地位,才能避免被邊緣化而一無所得。

最近兩岸部分學者,因釣島紛爭,開始倡議台灣的戰略思維,必須認真重新考量。其實是基於台灣本身的現實考慮,尤其「美國因素」,更是必須周詳思慮的,特別是三個面向的考慮﹕美國是否履行美日安保,甘冒與中國武力對抗的風險,還是努力當和事佬,繼續當個「一桃殺三士」的那粒桃子,壓抑日本「脫離掌握」的行為?萬一中共侵台,美國是否出兵助台,美軍援台是否有效,美國的介入引發的中美對抗風險是否能承受?台海兩岸對抗的情勢降溫,甚至和解之後,美國的現實利益深受影響之際,美國如何慫恿日本為其馬前卒,台灣依然維持「扈從」的地位?

美日合謀 是敵是友?

「狐假虎威」是中國古諺,意謂狐狸精明遊走江湖,仍然要靠虎勢才能震懾四方,釣島情勢亦復如此,日本極力拉攏美國,希望美國基於整體戰略考量,而能助威壯膽甚至結盟抗中。日本當然也想拉攏台灣,希望保持台灣穩定抗中的戰略形勢,讓台灣這個左翼陣地能留在抗中的所謂「自由世界」的陣營之中。而實際上,日本是自二戰之後依賴美國核子傘保護的「被保護國」。但也是蠢蠢欲動,只要自己足以力抗中國,也想俟機掙脫美國牢籠,成為「正常國家」。

美日安保條約是美日之間的保命鐵券與緊箍咒,尤其在面對中國大陸崛起東亞,美國四處強調「重返亞洲」,好像美國已被某股勢力逐出東亞,必須重返亞洲拯救黎民。而美國一切軍事行動隱然劍指中國,早已不是新聞。

日本希望形成全方位戰略包圍態勢,所以日本在國際上大量爭取支持,尤其在東南亞與南亞大陸,贈菲巡邏艇,經援緬甸、越、泰等國,連絡印度,離間巴基斯坦。甚至派遣大量官員出訪歐盟,遠交近攻連遠在天邊的北約也不放過。

日本早在釣島開火之前,積極型塑外交戰場上的有利態勢,美日經常合謀,強調中國是必須制約的「邪惡勢力」,污名化中國早已不足為奇。

但拉攏台灣卻是不下重本的小本生意,美日在內心深處,始終認定台灣是個反中反共的「乖寶寶」,為了防中,甘願耗費資源與美日同一陣線,卻忽略兩岸關係的發展正在產生微妙的化學變化,甚至將轉化成結構性的「物理變化」。

美國在釣島「始作俑者」的圖謀已漸被台灣人民所洞悉,而日本「欺善怕惡」、「凌弱畏強」的民族性,雖在對台「示好」、「置之不理」的兩面手法掩護下,視台灣為無物。台日關係也抹滅不了台灣人民記憶深處的反日歷史情結,雖然不比大陸濃烈,但一旦觸發,尤其在事關台灣本身利益的釣島歸屬上,台灣人民的選擇為何,其實已無庸置疑了。

一旦開火 無所遁逃

釣島一旦開戰,各方滅火的動作一定接踵而至,不論所圖為何?聯合國與美國為首的相關國家,也必然以和平為理由想弭平戰火。台灣自然也不例外,也會高懸和平鵠的,奔走兩岸與美日之間,希望戰火立刻止歇。至於台灣的呼籲中日是否領情,則又另當別論了。

但萬一雙方不接受國際調處,甚至你來我往相互報復殺紅了眼,台灣勢必將面臨自兩岸一九四九年來最特別的危機時刻,全台軍方也必定進入「狀況一」等級的臨戰狀態,台灣正常的經濟秩序也必然大受影響。

受長期反共反中思維影響,初期對大陸的防範可能比怕中日流彈波及台灣更令人戒慎恐懼,台灣在這場戰局中,勢將無所遁逃。台灣保持「中立」將喪失自身立場,也將斷送未來談判釣島歸屬僅餘的發言權,變成徹底的邊緣化而出局了。以國際現實來說,「擦槍走火」必然也是在設定條件下,一齣精細腳本的戲碼而已。結論就是﹕一旦開火,台灣其實無所遁逃!

戰爭其實是「勢」的較量,兩軍對壘最怕僵持不下,側翼殺出個敵我態勢不明的程咬金,如果美國甘冒與整個中國人與華人世界強烈對抗的風險,在釣島問題上力挺日本,那就是與中國翻臉對幹,形勢至此已無理性思辨空間。

美國是否會在釣島衝突上援引美日安保協定,其實也會觀察態勢的發展而「且戰且走」,不太可能在衝突初期就直接介入,此時就算中日雙方進入「熱戰」,情勢就會變成一個槓桿,中國方面早已把美國介入算計在日本的一方,台灣方面不出動助日,其實就是一個對中國大陸極大的助力。當槓桿的支點由台灣擔任,台灣當然成為「主勝負」的重要關鍵,屆時海峽兩岸都共同「聲索」釣魚台時,全球華人自然也就歸隊了。

民族大義 默契復釣

純粹就軍力運用的論點來觀察,中日一旦發生衝突或「局部戰爭」的狀況,日本或美國必然照會台灣當局,要求「保持中立」,甚至監控台灣的軍事行動,或者使用多年來一貫的技倆,以控制後勤與節制情報供應來限縮台灣軍隊的作為。

雖然台灣當局近來一再宣稱「不與中國大陸共同保釣」,但一旦釣島發生衝突或開戰,就與各方宣稱擁有主權的「口頭爭議」完全不同,已經進入「力奪主權」與「行使主權」的階段,此時就必須考慮「戰後」政治談判與善後處理的可能狀況。

雖然國際強權必欲主導與干預,但在「一中原則」與「一中各表」的情況下,釣魚台屬於「一中」,兩岸雙方歧見較少,而釣魚台就是祖產,殆無疑義。

而此刻兩岸的歧見就變成「內部矛盾」,台灣基於民族大義與本身利益,勢必要處理與日本對抗的「外部矛盾」優先性。兩岸公部門與軍隊的合作與配合,就會自然形成必須面對的問題。

拔劍奮起 同心射日

一旦釣島開戰,台灣其實別無選擇,無處閃避,只能拔劍奮起,義助兄弟。如中國古預言推背圖所言「兄弟同心齊射日」,才能徹底解決釣島問題。

台灣如果在釣島戰事靜默中立,將形同棄子服輸,坐擁東海戰略要衝,卻節節敗退拱手讓人,最後落得一無所有。

也許兩岸中國人要再面臨一次「甲午戰爭」,讓中國的機艦再次葬送釣島,才能讓兩岸人民痛徹心扉,捐棄成見,一鼓作氣,蕩平日本軍國主義乘隙再起造孽,中國大陸也要深刻反省,台灣方面對釣島合作為何有深刻之疑慮?

兩岸也要共同體認,「以力服人」雖不足恃,但也不可或缺。

最近台灣軍方向外公開宣稱大陸仍是「假想敵」,卻迴避周邊國家對我領土的威脅性,誠然不足取,中國如能以「王道統一」替代「霸道統一」,中國大陸加台灣的海空軍,遠勝日軍,將使其難望項背,釣島之戰還需要打嗎?
(黃銘俊是台灣軍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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