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6日星期五

台灣聯合報聘大陸記者 寫置入新聞

兩岸互設新聞常駐機構還未談成之際,台灣媒體不得在大陸租辦公室,雇用當地員工之際,在上海的台灣記者同業都知道,聯合報在上海聘請了一位大陸員工,負責工商新聞採寫,大陸對此也睜隻眼,閉隻眼。

     聯合報系在二○○六年底收掉經營卅年的民生報之後,由於國內平面媒體經營日趨困難,報社高層改變營運策略,準備進軍大陸市場。因此把一部分未裁員的民生報記者和業務人員派駐上海,成立辦事處。

     聯合報上海辦事處成立後,除了負責報份的發行推廣,並有原任民生報的台籍資深特派員採訪上海台商新聞,後來還聘請了一位大陸員工,負責工商新聞採寫。由於台灣法令限制,台灣媒體不得聘用大陸記者,因此聯合報採編制外方式雇用,但實際上領取固定薪資幫聯合報撰稿。

     這名大陸記者和台籍特派員分工,特派員寫台商人物經營故事,大陸記者負責介紹該台商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稿件初期只見於聯合報華東台商版,但近日這名大陸記者署名的稿件,頻繁的在聯合報露出,內容大多在介紹各省市的經濟開發區。例如日前民進黨立委姚文智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質詢陸委會就指出,有關聯合報報導湖南旺城的一系列置入新聞,就是這名大陸記者的稿件。

     不過由於網路資訊發達,當地台商習慣在網路上看新聞;聯合報在上海的業務始終沒有起色。光是人員薪資和辦公室租金等成本,在五、六年間燒掉台幣五千萬元,但是拉到的廣告卻非常有限,因此前年關掉上海辦事處。

台灣  中國時報



中共18大的藍圖與習李體制的新局

泰國世界日報╱社論

中共18大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在台上的胡溫領導核心,將在大會閉幕後全面交權,由習李上台接棒。海內外輿論普遍認為,在這次18大的人事安排上,尤其是最高領導層的安排上,前一代的領導核心江澤民發揮了「太上皇」的作用,成了人事佈局的最大贏家,而外面津津樂道的江胡鬥,並沒有出現。但是,胡溫雖然在人事問題上退了,卻在政策延續上,為自己未來的歷史定位,布好了局,不可謂不高明。

胡錦濤在18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了國民收入翻增計畫,這是贏得民心;在政治上首次提出了黨代表提案構想,這是擴大黨內民主,建構循序漸進的民主化進程;在國防上,提出了擴大海權,成為海洋大國的宣言,這是確立強國路線圖。而溫家寶則利用未來三、四個月的執政時間,提出了國務院機制和經濟架構上的全面改革藍圖,可謂「九門洞開」,李克強做成了,溫家寶將坐享設計師的功勞,做不成,則是新領導層的無能,而非溫家寶過去十年的不作為。

從這個角度看,胡溫在18大上,並非是完全的輸家,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贏家,因為人事問題是短暫的,涉及的是短期利益,方向問題是長線的,涉及的是歷史評價和定位。比較困難的,反而是即將上位的新核心,因為無法主導人事安排,接手的是一個同床異夢,各有背後主子的團隊,未來的工作只能妥協加妥協,難以形成共識,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因為只能遵循18大胡溫定出的改革路線圖,所有的努力和成功,大部分是算在胡溫頭上,而不能讓自己的權威光環,擦得更亮。說穿了18大的高層團隊,在未來的三、五年裡,就是「高級政治打工團隊」,而要真正說話算數,按自己的政治藍圖大幹一場,還得要等到下次黨代會。這種情況,當然也可以從積極正面的角度看,是為了中共政策的延續性以及穩定持續的發展,突出的是穩中求變,而非一夜巨變。

在上述內政外交的發展藍圖中,內政最難做到的,顯然是國民收入倍增,因為這需要經濟發展的速度,在未來十年,維持在7.5%的增長率之上。除非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仰賴日益強大的內需市場,如果還是要靠外部市場,那麼,在全球化日益複雜,美國經濟遲遲難有起色的現況之下,中國維持高速度增長,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一旦經濟發展放緩,18大的這個承諾就可能打折扣甚至泡湯,屆時激起的民意反彈,尤其是對難以遏制的權錢結合的不公平社會統治機制的反彈,結果就難以預料。反之,如要「硬著陸」兌現諾言,通貨膨脹難以避免,後果則一樣嚴重。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如果未來五至十年,中國經濟發展仍然需要外部市場,尤其是依賴美國市場,那麼,在外交上,或者海洋強國崛起上,也會困難重重。總體而言,18大後,習李體制將在外交上硬一點,以應付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以及稍微遏制一下美國在東亞發動烽煙外交的猖獗。但是,如果在經濟增長問題上繼續依賴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那麼,在關鍵性的衝突上,比如中日釣魚島領土主權爭執上,中國不可能真正與美國翻臉,最後還是會做出很難堪的妥協,非但難以完成成為海洋強國的夢想,外交危機還會演變成內政壓力。除此以外,緬甸的民主化發展,北韓的金家王朝統治危機等其他周邊國家的事情,也會給習李體制的外交,帶來很大的麻煩。

由此可見,18大的會,最後還是會開成「團結勝利的大會」,但習李體制登場,面臨的內政外交局面,不可謂不嚴峻,而胡溫留下的,是一個棘手的攤子外加一個輝煌的「藍圖」,以及越來越多的「婆婆媽媽」,要開出新局,更需要嶄新的思維和方案。

台灣  聯合報

石原暴走:日本內紛外擾的寫真

掀起釣魚台滔天風波之後,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又宣布成立「太陽黨」,企圖在下月的日本眾院改選中串聯第三勢力攻城掠地,俾在聯合政府中爭奪一席之地。要研究政客如何為一己之私造成國家內紛外擾,石原的興風作浪提供了一個正進行中的鮮活案例。

釣魚台風波演成今天周邊各國緊張對峙,罪魁禍首正是石原慎太郎。今年四月,石原率先揚言要向民間籌資購買釣魚台,日本野田政府迫於情勢,只好搶先一步和地主簽約,將爭議領土「國有化」,因而引起兩岸政府與民間的強烈不滿。事實上,石原慎太郎點燃購島的引信,目的是為其長子石原伸晃角逐自民黨主席造勢;結果石原伸晃落敗,石原慎太郎的私心落空,他乾脆就自己赤膊上陣跳出來組黨。

年已八十的石原慎太郎,能四次連任東京都知事,顯示他在日本有其基本群眾。這位極右保守派人物,一向以反中、反美為能事,他自詡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和」民族主義者。他多次使用貶詞「支那」來稱呼中國,對曾遭日本殖民的台灣、韓國、朝鮮民眾則蔑稱為「三國人」,他並否認有南京大屠殺。石原的褊狹和野心,在政治手腕和民族主義外衣的遮掩下,變成了危險的個人魅力。

石原慎太郎的偏激言行之所以能一再得逞,主要是日本政治正處於紛亂時代,缺乏能號召群倫的領袖,也沒有能主導國政的政黨。此外,日本正當經濟衰退,重大災難接二連三,在這樣低迷徬徨的氛圍下,激進、煽惑的民粹主張容易主導市場。當初石原宣布要購買釣魚台,民調顯示有六成的日本民眾支持;也因此,導致執政的民主黨草率搶進「國有化」,造成如今騎虎難下。這些,在在暴露了日本政治結構的脆弱與缺乏理性。

且看,今天日本政府猶能拿「漁權談判」問題和台灣周旋,但對於中國船艦不時進入釣魚台海域巡航,野田內閣口氣再大,又有何妙計可施?首相野田佳彥一拖再拖,但在石原慎太郎及其他在野黨的逼宮下,最後也只能宣布解散眾院,重新改選。石原慎太郎辭東京都知事宣布另組新黨時,外界稱他為「暴走老人」;但觀察日本政界耽溺鬥爭而罔顧國家形象的作法,不也是個「暴走政府」?

然而,釣魚台事件帶給日本的傷害,不只是國際關係的難堪而已,影響更深刻的,其實是在經濟及企業經營上的實際鉅大損失。據估計,到十一月初為止,中國因釣魚台事件抵制日貨及日本旅遊,已使日商在中國市場損失達一千三百多億元台幣,其中以日本家電產品、化粧品為大宗。包括近年來原本旺盛的陸客赴日旅遊,在中國反日情緒高漲下,瞬間急凍,僅航空業者即減少三百億元的營收。如果再算上豐田、本田、日產等汽車廠因市場受挫而停產的損失,乃至必須考慮撤資,日本企業家已是欲哭無淚。

時光回溯至石原揚言要購買釣魚台三島時,他恐怕也未料到自己今天會辭掉東京都知事而組織新黨;而民主黨的野田內閣隨風起舞將釣魚台「國有化」,則是發自政治算計的膝蓋反射,未嘗深思此舉將為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麼後果,卻走到今天黨內議員可能跳船他去的下場。而倒楣的日商,夾處於日本暴走政府和中國暴怒的人民之間,只能眼睜睜看著商機斷送,滿腹辛酸能向誰說?

野田首相宣布解散眾院,只是將他無法收拾的殘局丟給了下一任政府。釣魚台事件始作俑者的石原慎太郎則仍躊躇滿志,想要利用仇外風暴來賺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太陽黨在首都東京的支持率達一成八,為執政黨的三倍,這就更耐人尋味了。一個偏激政客為一己之私,能將國家和人民利益犧牲至此,卻仍然受到大眾支持;這究竟只是日本社會在戰後缺乏反省的緣故,或者日本的派閥政治真的已走到了窮途末路?

台灣  聯合報



美國美亞洲再平衡 增部署戰艦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葛林奈特今天在華盛頓表示,美國將繼續增加部署在亞洲的戰艦數量,並提高西太平洋基地船艦比例,以因應亞洲再平衡策略。

葛林奈特(Jonathan Greenert)在華府國家記者俱樂部演講指出,美國海軍在「前進部署」的創新策略下,將部署新一代瀕海戰鬥艦(Littoral Combat Ships),並進行船隻和人員輪調,這將彌補大型驅逐艦需要較多人員操作,難以移動的弱點。

另外,聯合高速艦(Joint High-Speed Vessel)將取代目前在阿富汗和歐洲指揮中心的船艦,高速艦同樣以較少人力進行戰鬥任務,而美軍傳統大型戰艦上過多人員得以處理其他任務。

美國海軍還將廣泛運用「海上前進基地」(AfloatForward Staging Base),做為補給中繼站,船艦和戰機都可靈活運用,人力也因此節省,歐洲將多出6艘戰艦轉移至亞太地區。

葛林奈特表示,中國大陸海軍崛起的挑戰在於能否瞭解彼此意圖和策略,大陸傾向不公開資訊,但解放軍船艦研發進展快速,也極欲改進潛艦技術,雙方必須持續對話,探尋如何就航道自由等議題合作。

葛林奈特也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發表「改變的海洋」專文指出,美國軍事預算雖然縮減,但亞太布局比重將增加。至2020年,美軍船艦將提高至295艘,亞太地區運作能力將提高20%,每天有60艘船艦將頻繁往來亞太海域,執行任務、輪替或維修。

另外,更多戰機也將長期以亞洲為基地,並與盟友合作,增加海上偵蒐、應變和急難救助能力。1011117

中央社記者廖漢原華盛頓16日專電

大陸經濟在「十八大」後挑戰仍大


社論

中共「十八大」已按照原定戲碼,開啟第五代領導人接班的新階段。15日一中全會已選出七位常務委員,接下來將循黨、政、軍的順序,依次進行人事的更迭。
以目前中國大陸經濟已居全球第二大的分量和重要性來看,再加上其政治體制的集權化,更加擴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更換所可能產生的牽動效果,尤其對全世界經濟所可能的影響。
目前全球經濟體質仍然羸弱,金融海嘯的陰影尚存:歐洲還困在債務危機中載浮載沉、美國則掙扎於財政懸崖邊、新興經濟體奮力擺脫不景氣的拖累,但免不了久盤而衰的危機。在這樣的經濟情勢下,的確使世人多了一分疑慮。
擺在新一代中共領導人面前的,將是長長的一張經濟難題清單。首先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以及會不會守得住稍低的成長率?抑或繼續向下滑坡探底?也就是,如果「保八」不成,「守七」雖然短期內還作得到,但中長期就有待後續演變了。
此外,總書記胡錦濤在報告中提出,2020年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成長一倍)。這項目標隨即由國務院發改委的經濟學家加以詮釋,係指大陸城鎮人均可支配所得,若按目前匯率且扣除物價的變動因素,則屆時將突破6000美元,使中國在全世界消費大國的地位更為確立。
按照中共的體制,由於「十八大」的任務非常明確、簡單,那就是領導班子的換屆,確立未來兩屆十年的領導人。既然要換人,即將下台者通常不會有新的主張;即將接任者,在他們集體領導的權力結構下,低調接班是必然的態度。
隨後才會次第展開人事布局,逐一楬櫫施政構想。胡錦濤把城鎮人均收入倍增提出,頗有發展目標傳承的味道。這項目標伴隨著當前全球經濟仍屬混沌階段,中國大陸經濟還有許多結構失衡的地方,也算是新接班團隊肩頭上不輕省的擔子。
過去十年,胡錦濤、溫家寶為首的胡溫體制,中國經濟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個五年是「十五」,也是快速增長的五年;第二個五年是「十一五」,面臨了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及隨後的歐洲債務危機。
中國大陸經濟在政府4兆人民幣的救市措施下,猶如吃了類固醇般,固然藥到消炎但卻也不能常吃、再吃。這當中最大的後遺症就是市場化的倒退,即民間企業的倒退、政府和國企不退反進。尤其再配合現今資本市場的財務槓桿,更使國企與民企相對對資源掌控的能量出現「官進民退」的情勢。
此一發展,在中共的黨國體制下,呈現的卻是所得分配的進一步惡化,這也形成與標榜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形象背離的反諷。但如果在未來的發展政策上不作大幅更張,不自己革自己的命,那麼現今的所得分配惡化現象,卻有愈發結構化的傾向。
這恐怕是未來中國要走向消費大國,要使經濟發展果實讓更多民眾分享的政治目的不易實現,那麼小康、維穩的社會基礎將會動搖,這才是新領導班子的最大挑戰。
預期,中共已隱然成形的集體領導體制,進入「十八大」的七位常務委員,將在黨政崗位上按職能分工,各自在其領導的領域內負責。遇有重大政策和事務,則透過集體決策、集體負責。
這也是大陸國家領導階層,對外維持團結一致的權力結構設計,因此欲評價這樣的決策圈,恐怕必須聽其言、觀其行。過去的政績或政治行為,只能提供參考。因此,「十八大」後的中國經濟固然可以期待,但挑戰必然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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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18大北京知識界吹改革號角



香港特派員/李春

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甫落幕,安保解除,北京天安門廣場、故宮、北海等景點,堆滿來自各省的旅行團,北京知識界、傳媒界改革研討活動,此起彼伏,要求深化改革。

十六日當天北京兩大改革擂台敲響,一是新銳的財新傳媒舉辦的「財新峰會」;一是炎黃春秋雜誌再辦的「改革共識論壇」。峰會和論壇,在當今中國有不同層面的影響力,中共十八大後即發聲,更加引人注目。
「財新峰會」,過去兩次都力推中國改革、且有大批體制內高官發言。今年的「財新峰會」,十六日起一連兩天在北京國貿大酒店舉行,主題是「新格局、新期待、新增長」。「財新峰會」參加者,包括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北大教授周其仁、清華教授錢穎一等學者,以及退居二線的財經官員如吳曉靈、龍永圖等人。峰會首日談「世界經濟變局:問題與答案」,但吸引人的發言,都圍繞著中國。

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說,希望這個在特殊時刻召開的年度思想盛會,帶來思想碰撞。吳敬璉更直抒其「對十八大的期望」,是重啟改革議程。吳敬璉說,現在執政黨已邁出重要的一步,接下來關鍵在於落實。他說,執政黨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決心,克服特殊利益社會群體的阻撓,使各項改革措施能落實。

現任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前人行副行長吳曉靈則提出,大陸應在四方面作出努力:一是落實保障公民權利和讓權利在陽光下運行;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三是保護公民的合法財產權利;四是推動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解決二元社會的矛盾。

如果說「財新峰會」是談改革,熱血沸騰;「改革共識論壇」則是議論憲政和民主,更加火爆。
去年十二月的「改革共識論壇」,是「以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探討中國改革開放重大問題」為題,號稱改革派大會。當時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法學泰斗江平等人的言論,曾激起重大波瀾和交鋒。

今年的論壇,由北大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炎黃春秋雜誌社聯合舉辦。在吳思主持下,李銳、何方、江平、資中筠、郭道暉、杜光等近七十位著名學者出席。

針對中共十八大後的中國道路,著名民營企業家孫大午發言說:「我們要舉公平正義的旗,走民主法治的路,所以要去意識形態化。」學者余暉則提出,政改關鍵是黨內民主,社改可從小區業主民主試驗,經濟改革要讓國企信息公開。

著名學者、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則在會上提出,「軍隊應該國家化」。李盛平發言說,中共十八大說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什麼是邪路?就是極左文革之路。高全喜則指出,十八大報告幾乎不談公民個人權利,沒有個人權利,政改就沒有動力。

曾任大陸國家新聞出版署長、也是趙紫陽好友的杜導正語重心長地稱,「中國唯一出路在民主憲政;反腐靠制度建設;改革靠民間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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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习李政改-美丽的遐想还是现实的期望?



中共领导人在中共十八大闭幕式上齐唱国际歌


作者 陈苏

中国于2012年11月15日跨入习李时代。如同过去几十年来一样,每次中国权力的交接,都伴随对新领导人推动政治改革的热望。然而,有观察人士分析,盼望习李进行政治改革,恐怕只能是一个别无选择的无奈期望。

*亮相博得满堂彩*

中 共中央政治局7常委集体亮相,宣示中国跨入习李时代。中共十八大前后,中国媒体、社会各阶层都对新领导人习近平抱有很高的期许。习近平上台伊始对海内外记 者的一席话,更是赢得满堂喝彩,激起人们对新政权的厚望,期待新一代领导人履行承诺,执政为民,推动中国亟待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让中国融入世界潮流,行 进在正常国家的正常轨道上。

中国网民对习近平的讲话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认为他言辞朴实、态度诚挚、务实接地气。网友注意到,习近平提到人民的频率也要多于党,屡屡提到人民的意愿。

网友“锦素-梓天”说;“欢迎习总当选,愿一切如意,带领中国走向更自由、民主,让人民更幸福。”

网友“赵晓”说:“何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近代以来看,总体可分三部分: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以及人民要自由。现在前两部分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历史正进入最后,也是最难的阶段。愿上帝保佑中国。”

*有期望 无预期*

炎黄春秋杂志编辑、揭露1960年代大饥荒真相一书《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下过乡,吃过苦,了解农村基层,也受过良好教育,比前一代领导人对民生,对外部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与此同时,杨继绳并不期待习李政权能够在近期推动政治改革。他说,至少需要等待一年的磨合期过后,再看那时的社会形势走向:“从政治报告看,对政治改革的期望不是很客观,习近平的讲话比较平实,但是对政治改革也没有提。将来还看形势,看中国各种社会情况的变化。”

中 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东成表示,对习李新班子要“听其言,观其行,看看他们是否真在兑现承诺,如他们所称要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王东成补充说,他从 不把期望寄托在某位领导人的开明之上,而是寄希望于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完成的民主启蒙,改变民众的思维方式。





*政改是无可回避的选择*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改革开放政策的 支持者。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对习李新班子寄予厚望。他对美国之音说,希望新领导人顺应民意,尊重民权,中国需要他们推动社会的进步,改革现有制度:“不改革 现在的制度,中国的社会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此尖锐激烈又危险的社会矛盾摆在面前,是现实的。”

鲍彤说,有人批评十八大报告缺乏现实感和危机感,但他认为,十八大报告在欢庆十年辉煌成绩之际谈到危机和腐败,谈到亡党亡国,鲍彤说,亡党亡国的腐败是现在的道路,现行的制度和现有的理论的产物,只有改变中共的道路、制度和理论才能不亡党亡国,这是不能回避的选择。

香 港苹果日报评论员李平在11月16日的评论文章中说,把中国政改期望寄托在习李身上,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李平说:“胡温十年,道德崩溃、社会分化、军队震 荡,中国已坐在火山口上,维稳费超过军费,仍然压制不住街面上的硬对抗、网络上的软对抗。”他说,外界对朱镕基有过期望,对胡锦涛、温家宝也有过期望,是 期望中国共产党能够主动改革,降低政治制度崩溃、社会秩序崩溃的代价。

*不作恶的父亲 有所不为的儿子*

长期从事中 国问题研究的罗小朋日前撰文说,很多人寄希望于习近平带领中国走出困局,也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他说,习近平作为高干子弟,在文革中有过屈辱和受苦的经 历,但习近平与其它高干子弟不一样,因为他有一位“正直和不作恶”的父亲习仲勋,正是由于习仲勋的正直,他的失势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到邓小平时代,而习 近平本人“虽然不是那种特别能干的人,却可能是一个有所不为的正派人”。因此罗小朋出于“最大的善意和最客观的理性”,对习近平仍“抱有一丝希望”。

*丰满的期望 骨感的现实*

对 习李政权推动政改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有中国问题专家、明镜集团总编辑何频。他对美国之音阐述其原因时说,时至今日,邓小平30多年前建立的政治官僚体制不 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便于中共以腐败的方式,运用其经济能量,使其体制内的进步力量越来越弱,而不是越来越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过去几年来中共以维稳名义,建立起一个警察王国,以异常强硬的手法打压任何批评、挑战和不同的声音,中国异见人士、维权人士的活动空间日益狭小。另外,中 国缺乏80年代的一批像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一样,在中国体制内的有理想、有追求、有全国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自由民主的理想之翼已被折断。 而且,中共几十年来培养了成千上万从村县到省部级的狡猾官员,他们贪污腐化,盘根错节,如果中南海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其利益,他们就会阳奉阴违、灵活地、不 落痕迹地让中南海政策消失于无形,让习李政策出不了中南海。

何频认为,习李新班子对中国所处的局势有着清醒掌握,能够看到中国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紧张和敌意是中共建政6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他们也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国际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因为其制度原因在国际间遭遇普遍的不信任和警觉。

习 李政权是否有足够的政治魄力、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有担当地进行能够解决中国种种现实问题的宪政改革,向自己开刀,割自己的肉呢?这是包括何频在内很多观 察人士所怀疑的。他说:“中国的社会变革不是玩花腔就能吸引人的。你表示一下亲民,表示一下受人欢迎的个人作风,这个并不难,难的是你真正要改变、调整你 的利益,你的家族利益和团队利益,调整你的党的利益。”

中共召开十八大前,许多中国异议人士被喝茶、被旅游、被软禁;包括中国著名历史 学家章立凡的微博账户被关闭,包括鲍彤在内的知名人士被告知不得接受媒体采访。十八大期间为维稳采取的种种保安措施更是成为另类亮点:超市菜刀下架,公共 汽车车窗被封死,乘坐出租车需要先填写表格,北京公园里的游人禁止划船,而这些显然不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党应有的做法。中国政治评论人士温克坚说,这些做 法都是中共60多年来最熟悉的革命党式的暴力管控。
 

温克坚日前撰文说,政治想象不能替代政治现实。他说,习李体制继承的是一个泥腿巨人,面对衰败的意识形态,腐败的官场文化 和臃肿的官僚机器,他们首要关注的是他们的政治生存能力,而不是对体制的革新,胡温十年的悖论同样可能在他们身上重演。温克坚预测,中共体制将在持续僵化 中衰败,民间的各种政改幻觉将很快破灭。

香港苹果日报的李平说,对习李新政难有厚望,又不能不有所期望,起点是中国有一个较为开明、廉洁的政治。明镜集团总编辑何频也表示,如果中国人民不寄予习近平希望,你又能找谁来寄予希望呢?而这就是中国的悲哀。

美国之音中文网

 



新“五馬進京”,“習家軍”浮出水面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李沫


  北京政治觀察家告訴《明鏡》月刊,不管軍委主席習近平能否坐穩,是否要進行政治改革,但從掌握軍權角度看,他都要強過胡錦濤,因爲胡當了十年的軍委主席,但軍權還是掌握在江澤民手中。
  “所以說,習近平上台後,必須盡快掌握住軍權,削弱胡錦濤對軍隊的影響。北戴河會議後,習近平曾摔了一跤,隨後神隱了兩週時間,而這段時間習近平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軍隊的人事佈局上,而軍方最新公佈的人事變動結果,正是習近平神隱期間的工作成果。”這位北京政治觀察家對《明鏡》月刊強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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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龍青雲直上。

  據北京消息來源透露,習近平在神隱期間,主導並確定了“五馬進京”。新“五馬”指的是現濟南軍區司令員范長龍、現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房峰輝、現任廣州軍區政委張陽、現任南京軍區司令員趙克石、現任沈陽軍區司令員張又俠進入十八屆中央軍委,擔任更高職務。

  “正是習近平在神隱期間重佈軍中將領,才出現了那麽多的黑馬。”北京政治觀察家指出。

  巧合的是,60年前的1952年,中共歷史上也有一次“五馬進京”,當時五位地方局書記調入北京,被視為建國初期中央集權的重大事件。其中,“五馬”之一就有習近平的父親,時任西北局主要負責人的習仲勛。

  1952年秋,劉少奇向毛澤東建議將各中央局的書記抽調進京,調整、增設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部分機構,後得到批准。隨後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勛五人被招入北京,也就是中共中央東北局、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負責人全部被調入北京。

  北京政治觀察家對《明鏡》月刊指出,60年後,即將全面接掌軍權的習近平也來一次“五馬進京”,把五大軍區的負責人調入北京,晉昇爲中央軍委委員,此舉不但會鞏固習近平在軍中的地位,同時也讓“習家軍”雛形浮出水面。

  “外界傳說房峰輝和張陽都是胡錦濤人馬,實際上他們只是跟胡在公開場合露過面,而實際上房峰輝和張陽最近幾個月,跟習近平的互動越來越多,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他們都視爲胡的人馬,”北京政治觀察家向《明鏡》月刊強調說。

  在這位北京政治觀察家看來,無論是江澤民、胡錦濤,還是習近平,都談不上在軍中有深厚的淵源,“對於軍中將領來說,誰提拔了我,我就是誰的人。那麽,這次習近平還沒上台就提拔了這麽多軍中將領,也被視爲‘習家軍’已初步成型了。”(《明鏡月刊》34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對林彪、“四人幫”的審判是否正當

《新史記》于鵬飛 杜鵑

被打成“林彪集團成員”的王維國的王大章回憶說:庭審中,法庭向父親出示了一個鄭長華的書證,鄭說他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教導隊。所以王維國的罪名之一就是“秘密組建了反革命政變的武裝力量‘教導隊’”。

我父親很氣憤,向法庭提出“你們把鄭長華叫來,我跟他當面對質!他到底知道不知道!?”結果法官講,法庭一律只出示書證,證人一律不到庭。我父親說軍黨委討論組建教導隊有個會議紀要,他要求當場對證,法庭卻不予理睬。

那麼,法庭真的只是“一律只出示書證,證人一律不到庭”作證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訴訟法》第47條規定:“證人證言必須在法庭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訊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並且經過查實以後,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由馬克昌主編的《特別辯護——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紀實》(中國長安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一書,集中了當年幾個辯護律師的回憶,其中第八章節“庭審江騰蛟及其律師的辯護”披露:

1980年11月25日下午對江騰蛟第一次開庭時李偉信出庭作證;

11月26日下午第二次開庭時,原廣州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顧同舟到庭作證;

11月27日下午第三次開庭時,原空軍黨辦副主任劉世英、原司辦處長朱鐵笙、原空軍副參謀長兼34師黨委書記胡萍均到庭作證。(P.161)

《刑事訴訟法》是規範審判程序的,證人出庭率低,直接影響對案件的公正審判。王維國受審時,法庭出示同案犯供詞13次、講話記錄7次、證言22次(《材料匯編》P.73-P.86),證人無一出庭。法庭偷梁換柱,跳過質證程序,剝奪了王維國為自己辯護和公平訴訟的權利。

陳倫和還保留了一張(1981)法傳字第4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軍事法庭傳票”——

【被傳人陳倫和,性別男,年齡36

單位或住址公安部秦城看守所

被傳事由出庭作證

應到時間1981.1.8.

應到地點空軍軍事法院審判庭】

上述事實證明“一律只出示書證,證人一律不到庭”是法庭的謊言。法律為這種政治權力的運作提供了一種貌似公正的、合乎理性的方式,通過法律的統治是一種隱蔽的統治,所以法庭敢於任意踐踏法律。

執法違法是職業的墮落,比別的墮落更加可怕。思想家托馬斯·潘恩說過:“一個人已經墮落到宣揚他所不信奉的東西,那麼,他已經做好了幹一切壞事的準備。”一旦缺失了程序過程的公平與客觀,就為一切司法任性和專橫埋下了種子。

在我國刑事訴訟中,證人是指與案件結局無利害關係,獨立的、中立的訴訟主體。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和證人作證證據的質量,充分發揮其對刑事案件審判的制約和體現公正的功能,絕對有利於提高刑事審判的公正性和效率;否則,審判程序的不合法必將導致判決的不合法。

以鄭長華為例,刑訴法第48條明確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鄭長華有協查案情的義務,他卻把成立教導隊一事推得乾乾淨淨。其實只要問問蔣、襲二人,鄭的假話就不攻自破,難道鄭就敢睜著眼睛說瞎話嗎?難道專案組就這樣傻嗎?難道法庭就沒有一點常識嗎?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早就斷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線的地方才休止。”法庭濫用權力,不讓證人出庭,教導隊被中央文件定為林立果反革命政變的準備力量,參與組建教導隊的鄭長華僅僅落了個降級使用,王維國倒有“參與策動武裝叛亂”的罪行,這樣判案依據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當年王維國就已經質疑這場審判是否正當——“在辯護中提出他的行為是《刑法》實施以前的的行為,按照《刑法》第九條的規定,應按當時的法律、法令和政策處理,不適用《刑法》。”(《材料匯編》P.122-P.123)公訴人當即予以辯駁並當庭援引了刑法第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該條款系關於刑法的“溯及力”,體現的是“從舊從輕原則”。

關於溯及力,法律界基本上有四種理論:1.從舊原則,即在舊法生效期間內發生的行為,無論新法是否認為是違法行為以及處罰的輕重如何,一律依照舊法定罪量刑,是絕對否定刑法的溯及力。2.從新原則,即在新法生效之前作出且仍未經過審判或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一律根據新法處理,是絕對肯定刑法的溯及力。3.從舊從輕原則,即原則上依據行為發生時的法律處理,但若新法的內容較利於行為人時,則適用新法。4.從新從優原則,即原則上依據審判時的法律處理,但若舊法的內容較利於行為人時,則適用舊法。

上述第3條的“從舊從輕原則”,是基於“法的內容較利於行為人”即“有利被告”這一內核。現代法理認為:刑法對它頒行前的任何行為均不發生效力,是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則”。堅持刑法無溯及既往的效力,其目的在於使人們免遭“不測之罪刑”。“不溯及既往原則”派生自“罪刑法定原則”,是確立現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一項重要原則。

當年究竟該用哪個法律去審?《知情者說之三——歷史關鍵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肖思科著)以及《黨史文苑》萬強的文章,詳細介紹了此事的經過。我國第一部《刑法》頒佈於1979年,晚於“913”事件8年。如果“從舊”,審判將面臨無法可依的窘境,林、江也不屬於犯罪;如果“從輕”,則更不應予以審判。

令人扼腕的是,我國刑法“較利於行為人”的“從舊從輕原則”在當時只是一句空話,決定審判本身就是“從新原則”的體現,用新法溯及舊案、算舊賬,是“疑罪從有”,目的就是要“不利於行為人”,是一場“不測之罪刑”。這樣的法制,豈非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如果是溯及舊案,是否對《刑法》頒佈之前國內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溯及了,還是只溯及了林彪、江青集團兩案?

“913”以後許世友說:南空不是死黨就是“516”!

“文革”結束後百廢待興,然而在一黨體制下,法律成了皇帝的新衣。一招“金蟬脫殼”,巧借舉國對“四人幫”之民憤、林彪外逃之謎案;繼而“李代桃僵”,轉移“文革”罪責,表面上是保毛和周,實則把他們和執政黨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再搞“瞞天過海”,平息了民怨,保住了政體,給後人留下了“文革”十年是神與魔鬼結盟共舞的荒誕史話,以法律方式解決黨內路線之爭,是建黨、建國以來的一大發明,審判是變相的黨內殘酷打擊,是一場政治災難,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繼續,已經成了中國法制歷史上極為不光彩的一頁。

顧訓中在“軍政關係”一文中提到朱永嘉講,“許世友當時在處理空4軍幹部問題的時候,將所有原來空4軍的高級幹部都趕光,另外自己派人”;“毛主席要王洪文在上海處理空4軍的問題,到浙江去處理空5軍的問題。這兩個軍都是與小艦隊密切相關的重點區域。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面,許世友是一刀切,統統下去”;“那時的清查工作都是南京軍區在主管,空軍司令部門已經靠邊了,上面管不了了。在這個狀況下,許世友就把他們的人往裏面插。”

那時的南空,在受到“四人幫”直接打壓的同時也被南京軍區“釜底抽薪”,痛打落水狗,可謂禍不單行,雪上加霜。曹老也回憶說,許世友一直想抓南空,沒抓到,“913”以後許世友可抓到了,他指示學習班說:你們搞吧,錯不了!南空不是死黨就是“516”!在高壓和逼供信手段下,南空被迫承認知道兩謀的人竟達二三十人,一片紅色恐怖!(《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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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关心七常委谁主香港事务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中共十八大一中全会15日揭晓7人政治局常委名单后,港人对日后谁主管香港事务表示关注,大多相信将不出俞正声或刘云山两人之外。不过也有港区人大认为,未来掌管港澳事务的人,不一定是政治局常委。随着习近平出任总书记之后,过去由他掌管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将来由谁出任主任一职,成为香港各界关注的焦点。

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表示,她暂时未知哪个常委会出任港澳工作组组长,但她认为新的领导班子普遍对香港事务熟悉,例如曾主政广东的张德江,在广州接待过香港立法会议员,而曾主政深圳的张高丽,以往亦访问过香港立法会了解议事程序。她相信中央新领导层会按十二五规划蓝图,继续支持香港发展。

早前盛传习近平接掌大权后,仍会亲掌港澳事务一段时间,之后俞正声及刘云山均有可能接替习近平,出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习近平过去以国家副主席身份掌管港澳事务,不少观察相信未来将同样由国家副主席出任组长,而按目前7常委分管事务的安排推测,过去掌管文宣工作的刘云山极可能成为国家副主席,继而出任港澳小组组长机会最大。

对于政治立场被视为保守的刘云山将可能成为香港“太上皇”,香港泛民人士普遍因为对其任内打压言论及新闻自由、控制网络自由戒心十足,认为若由刘云山主理港澳事务,势必会更加保守。民主党代主席刘慧卿指出,新常委班子风格保守,担心北京有可能重推《基本法》23条立法,打击香港言论自由及公民权利。

估计将出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正声,香港各界大多认为是一个较为容易得到接受的人选,因为他一向被视为政治上八面玲珑的人物,若由他掌管港澳事务,相信可以得到团派接受。前立法会议员詹培忠亦相信,因本来有机会执掌港澳事务的李源潮未能入常,交由将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正声负责机会很大。

亦有意见认为,江泽民派系重掌港澳事务大权,未必一定收紧对港政策,当年由江泽民亲信、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掌管港澳事务年代,中央要民望低迷的前特首董建华下台,不理香港左派反对,起用公务员出身的曾荫权做特首,而曾庆红离任前,更促成2017年普选特首、2020年可以普选立法会承诺,显示江系对港澳事务并非一面倒强硬保守。

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则认为,未来掌管港澳事务的人,不一定是政治局常委,因习近平本身已熟悉港澳事务,田认为这或有好处,因习可从其他渠道收集香港消息,避免下级误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习讲话显出亲民姿态 胡裸退结束老人干政?



中共最高核心政治局七名常委周四亮相,中共权力交接告一段落。习近平对记者讲话时强调人民的重要性。而胡锦涛裸退,被认为可能减低今后老人干政的影响力。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周四召开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及常委等,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随后新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

计划11点开始的见面会被推迟到近12点才开始。如外界所预测此次只有七名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及张高丽,其中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当选总书记。

习近平在见面会上对传媒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对这次胡锦涛没有如先前传说的续任军委主席,在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总编辑胡平表示,胡锦涛裸退,将对江泽民构成压力:这样会使得江泽民以后干预政治变得困难。胡锦涛不干预政治的话,江泽民干预政治也不太容易。如果胡和江相互干预政治,他们的力量相互抵消,这样使得习近平的权力变大了,可以说习近平这一任他拥有的权力比胡锦涛江泽民都大。很多人以为,习背后有江胡两个婆婆,权力会很有限。我想可能相反,两个婆婆互相抵消,反而会给习提供更大的空间。另外,习下面也没有别人给他指定的接班人。所以很可能,习会成为比较强势的领导人。

《纽约时报》周四的报道称“胡锦涛放弃军委主席之举为以后的权力交接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先例,还可能让其政治遗产更加受人称道。在中国政治中,领导人在退休后仍会尽量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直到年事已高,他们或是紧握职位不放,或是在重大决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常委的亮相让这新一届权力交接告一段落。而在十八大召开前后许多维权以及异议人士和访民都受到空前打压。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上个月被迫离开北京,与父母一同被送回安徽后被软禁。十八大结束他呼吁北京当局还所有被羁押人士的自由。胡佳周四向本台表示:十八大实际上已经折腾半年多了,很多国内的维权异见者乃至老百姓都受到了骚扰、恐吓,包括一些非法的强制措施。总体而言的话十八大是给中国带来痛苦,其中还有层出不穷的荒唐的事情,给你展示他们这个党是非常的无耻、凶悍、愚蠢。用这样的方法开会在世界和国民面前展示的是他们的无能,与社会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

十八大召开期间北京城周边几乎进入了警戒状态,不少希望十八大期间进京上访的民众被遣送回原籍,有许多都被关进了黑监狱,还有不少在与当局人员争执过程中发生激烈冲突而受伤。而随着十八大的落幕,中共权力交接也暂时告一段落,外界希望当局对异见人士的监控及打压也能随之停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台媒:習近平上台即台灣挑戰之始

習近平和胡錦繡(15/11/2012)

林楠森    BBC中文網台灣特約記者

在中共十八大人事底定後,台媒密集報導了相關新聞。各報社論則聚焦於胡錦濤裸退,以及在新一代領導人上台後,兩岸關係如何因應。

聯合報的社論文章說,十八大最大的兩個謎底揭曉:一是胡錦濤裸退,二是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回復七人,該社論說這兩大動作,皆為新老政權交替的法理邏輯與政治秩序進了一大步。

「屆齡滿屆裸退機制」

社論說胡錦裸退後未來應當無人再敢"扶上馬送一程",並認為中共未來必須鞏固此一「屆齡滿屆裸退機制」將之視為太上憲法。

社論說在一黨專政體制下,退場機制是極為關鍵的政治代謝體制,嚴格來說胡錦濤是中共建政六十二年來第二位屆齡滿屆退場的黨國領人,第一位是江澤民,在此之前的領導人不是做到死或油盡燈枯,便是被迫害致死或被罷黜。

聯合報除了讚揚胡錦濤裸退外,並說未來黨國領導人將出於同儕競合,而不再出自強人指定,在此一趨勢下,出線者人格性向可能較趨於平實,從正看也許較能發揮黨內民主,但從負作用看,其競合關係的「競」將增加惡斗,「合」則惡化分贓。

這篇社論的結論是,屆齡滿屆裸退機制雖然是化解政權交替危機的重要發明,但與中國政治改革所必須的巨大工程規模相較,恐怕仍是杯水車薪。

「太子黨」

自由時報的社論也談到了胡錦濤的裸退與政治局常委,文章說從李鵬這次傳出拉下倡議黨內改革的李源潮入常來看,老人干政因胡錦濤裸退而止歇之說,仍有待觀察。

就政治局常委人數的減少,該社論則說這是因原先九人共識決策不易,也意在抑制薄熙來案所突顯的國安派系膨脹。

社論說,中共黨國體制經此變動,集體領導格局不變,密室決策與黑箱作業一仍舊貫,黨內民主毫無進展,外界甚至要到昨天習近平與政治局常委集體亮相,才得以知悉七人的確實組成。

對於中共新一屆領導人評價,自由時報社論認為政治局常委除了江澤民的鑿痕明顯,太子黨也已然接班。除習近平外,張德江、俞正聲與王歧山都屬之,且太子黨不但擴及黨政軍,包括國企的工商界也勢力龐大。

該社論說,中共建政之初,老革命一輩努力避免家族政治,如今裙帶關係盛行,竟成為中國政治特色。

習近平下的兩岸

除了評論中共高層權力外,台灣媒體普遍關注的一個議是有「知台派」之稱的習近平上台後,對台灣意謂著什麼。

同屬聯合報系的經濟日報對此發表社論說,習近平早年在福建擔任要職被視為知台派,兩岸關係習題對習近平來說應是駕輕就熟,亦可期待十八大後兩岸關係可穩步向前邁進。

自由時報社論同樣提到習近平知台派的稱號,其指出在集體領導下"屁股決定腦袋",中國併吞台灣手段軟硬兼具,基本圖謀不變,台灣對習近平不能有幻想,心須妥善因應準備。

中國時報的社論則在評論習近平掌權下的兩岸關係,加入了美國的因素。文章標題是「中共十八大閉幕,台灣真挑戰的開始」。

中美台

該社論表示中美日戰略圈的主流意見認為,亞太地區已成為中美戰略競逐場域,兩岸關係在中美戰略猜疑升溫格局下,已面臨變量複雜化的新挑戰。

其文章表示,胡錦濤處理台灣問題核心思維是事緩則圜,水到渠成,只要大陸把經濟問題搞好,台灣問題自然解決。但隨著十八大換屆交班,兩岸關係若要良性發展,首先必須面對中美競合關係變化。

中時社論說,習近平的核心策士指出,台灣問題雖因兩岸良性互動緩和,但若久拖不決,將給大陸周邊安全增加新的不確定因素。

該社論說台灣問題的存在,意味著台灣有被分裂出去的危險,此始終牽扯著中國政府的精力與資源。

其結語是,若中美兩國不能發揮和平相處共榮亞太的大智能,亞太局部衝突發火點恐將相繼引爆,屆時馬英九「親美、和陸、友日」的平衡策略,不無可能從美中左右逢源高招,淪入進退兩難困境。

BBC中文網


江雁南:中國「影子銀行」幽靈

中國「影子銀行」規模約二十萬億人民幣,相當於GDP一半,但央行行長周小川認為,從規模到問題來講,都比西方小得多。

何為「影子銀行」?它在中國的現狀如何?是否構成巨大風險?這正成為金融業關注的焦點。

十一月十一日,在十八大新聞中心舉辦的一場主題為「中國銀行改革與科學發展」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回答《華爾街日報》記者關於「影子銀行」的提問時表示﹕「中國也像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會有『影子銀行』,但從規模到問題來講都要小得多。」並表示,金融服務需要多樣化,是傳統銀行所不能提供的。

而就在一個月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東京發布《全球金融穩定報告》,指出中國某些領域出現信貸惡化的跡象,可能會對非銀行貸款機構產生更嚴重影響。貨幣與資本市場部主任何比尼爾斯更表示對中國的「影子銀行」感到擔憂。

IMF報告裏所謂的擔憂是指中國這幾年民間借貸市場風起雲湧,卻危機四伏。包括廣為熟知的溫州企業倒閉潮引發的一系列資金鏈斷裂,鄂爾多斯的房產十年幻滅,空留一座鬼城和一堆天文數字般無法償還的民間借貸。而這裏面都充斥著「影子銀行」的魅影。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撰寫博客認為,中國的「影子銀行」分為兩部分,一類是銀行業內不受監管的證券化活動,以銀信合作為代表;另一部分是不受監管的民間金融,屬於銀行體系以外,主要包括:地下錢莊、典當行和民間借貸。

「影子銀行」一詞的出現來源於金融危機後,西方開始反省金融體系的脆弱程度。研究發現,除了銀行之外,「影子銀行」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比銀行體系金額還要大,從而引發金融界的討論和監管層的注意。

評級機構穆迪公司亞太區金融組副總裁兼高級分析師胡斌對亞洲週刊表示,由於「影子銀行」的界定和邊界還非常模糊,並且非透明化,業內大致估計其資產規模達到銀行總資產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將近二十萬億元人民幣(約三點二萬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於中國GDP的一半。

從二零一零年底,央行開始第一輪加息,宏觀經濟收緊,造成某些金融領域發生資金短缺的情況,形形色色的「影子銀行」便開始大行其道。胡斌介紹,在資金從緊的情況下,首先是地方融資平台很難融資,由信託公司介入,通過政信合作融資;其次,房地產向來是調控重點,它借助理財產品往往由信託公司組織,銀行銷售,投資標的是地產項目;再有就是民間借貸。針對「影子銀行」的規模迅速擴大,二零一一年政府對「影子銀行」的監管力度不斷增強也是基於此。

以銀信合作為例。由於企業間的互相拆借是明文規定不允許的,房地產、地方融資平台也被國家政策管制。為了募集資金,企業會通過銀行發行理財產品,或者銀行通過信託公司搭橋發行,或是信託公司和地方融資平台合作發行產品。主體雖然不一樣,但產品都是由投資人出資,匯集資金,信託公司拿地方政府的欠款作為擔保,最終將錢匯入到地方融資平台,或平台下的基建項目。

另外,房地產需要再融資發展新的項目,或者急需資金周轉都會利用此中手段。

「其中最大的風險是,如果發行的理財產品下面是虛擬的項目,這種違規操作使得風險揭示並不準確。」胡斌舉例說﹕「這些年發生多起東部沿海的地產開發項目在募集完資金多年後仍荒蕪一片,其實錢是被用到其他地方去了。」此外,有銀行發行短期的理財產品支持項目建設,但假設項目短期之內無法建成,理財產品如何償付給投資人,這種流動性風險一旦負擔不了將造成投資人顆粒無收。

雖然「影子銀行」存在種種風險,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另一層面上卻起到了金融市場的補充和創新作用。浙江財經學院副教授丁騁騁博士接受浙江一家電視台採訪時指出,民間借貸市場有各自的供給和需求。「供給方面,國內銀行業等機構的准入門檻非常高,民營資本很難進入,而民間有大量存款閒置,有強烈的放貸意願。需求方面,需要貸款的企業和個人非常多,而銀行一般會挑選優質客戶或大客戶,只能滿足一部分企業和人的需求,民間借貸市場成了重要補充。」

近年來,銀監會相繼出台一系列措施規範「影子銀行」。包括通過加強對信託投資公司及銀行的管理,要求商業銀行跟信託公司並表,要求信託公司投資報送,規範產品等。如周小川所言:「銀行是承擔風險的,也是經營風險的,所以,風險也會向其他的非銀行金融機構轉移,這也是必然的。但我們也要保持高度警惕,在鼓勵金融業務多元化的同時,對於風險、對於可能出現的問題保持高度警惕和有效的監管。」


亞洲週刊


習近平掌軍權 中共軍方表忠

習近平昨天接任中共總書記及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大陸軍方和武警部隊表示堅決聽從「習主席指揮」。

中國共產黨第18屆中央委員會第1次全體會議昨天在北京舉行,選出習近平接替胡錦濤出任總書記,習近平同時也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大陸「解放軍報」今天報導,中共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昨天公開亮相後,大陸軍方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機關和各部隊官兵作上述表示。

報導說,全軍和武警部隊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權威,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指揮,決心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1011116

中央社台北16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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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5日《歷史日報》

2012年11月15日《明镜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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