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04/07/13

2013年4月7日星期日

需要敢與中央對抗的特首

在上一次沙士疫症爆發時，香港已經飽嚐與中國融合的苦果，這不但是天災，其實也是人禍。而導致這次人禍的黑手，包括一個對壞消息全面封鎖的大陸政府、對共產黨唯命是從不敢提出質疑的特首，和整個失職的問責團隊。我們還記得在2002年尾已經傳出廣東省出現一種不知名的非典型肺炎，並出現搶購板藍根和白醋，因傳聞這兩種東西可以預防這病。到2003年初時，搶購該兩種物品的熱潮甚至蔓延到香港，但我們的政府還是好整以暇。那時大陸政府還是一再隱瞞疫症的爆發，我們還記得當日的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不敢向大陸的衞生部門查詢大陸的疫情，指這是國家機密，而實際上當廣東省已大規模爆發沙士後，香港仍被蒙在鼓裏。事後有人估計，是因為當時人大政協兩個大會正在舉行，因此要封鎖一切壞消息。

而面對今次H7N9的爆發，大陸還是「拖得就拖」。首發三宗H7N9病例，大陸方面延遲了20多天才公佈，被懷疑是因兩會正在進行而隱瞞，也是10年前兩會期間隱瞞沙士疫情的翻版。這10年間，共產黨在透明度方面一直在退步，我們自保的方法，就是不信任他們對所有壞消息的否認，而要自行憑有限的資訊下判斷。

最近的特首普選討論中，共產黨指特首不能與中央對抗，但在疫症爆發時，我們正正需要一個能與中央對抗的特首。這個特首必須敢於對大陸發出旅遊警告，必須敢於封鎖邊境，必須敢於禁止大陸家禽入境，必須敢於對大陸相關部門提出質問。

一個不跟中央對抗的特首，在10年前幾乎把香港毀了，現在似乎歷史重演。我們現在又有一個不跟中央對抗的特首，而大陸又有疫症爆發，並又再對疫情吞吞吐吐，而且今日我們和大陸人的接觸機會已是10年前的數十以至數百倍，情況較10年前是更加惡劣。最近不常露面的梁振英指政府有1,400萬個N95口罩、3,800萬個外科手術口罩及1,800萬劑特敏福，強調防疫物資充足，呼籲市民毋須搶購。

但梁振英的說法是令人懷疑的。首先，以上物資是政府的，上次沙士爆發時，港人搶購口罩，政府也沒有開倉派口罩，所以政府有口罩並不等於市民就能於需要時買到口罩。而且我們還有大量水客，當大陸疫情嚴重時，水客也會加入搶購防疫物資。一個負責任的特首就應該敢於在疫症爆發時禁止大陸水客搶購相關物資。

香港人，我們要爭取一個能跟中央對抗的特首，不是要推翻共產黨，而是要拒絕被大陸的劣幣驅逐我們的良幣。

李德成

香港蘋果日報

林泉忠：二次韓戰中國還派志願軍嗎？

金正恩近來的「狂人」氣焰更勝其父金正日，使朝鮮半島的局勢瞬間陷入韓戰結束60年來最危險的境地。

在瀕臨戰爭邊緣的形勢下，美日韓的聯手應對已迅速到位，而中國呢？除了近期首次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支持對朝鮮制裁的決議案，並努力說服金正恩勿輕峄妄動外，究竟是否做好放棄朝鮮的準備，並不明朗。因此有學生問到，中國還會像當年一樣派出「志願軍」去「抗美援朝」嗎？

今日的東亞格局與1950年代已截然不同，中國早已與美日韓建立邦交，彼此不再是敵國關係，而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亦不復當年「用鮮血凝聚」起來般的牢固。再說戰爭形式已更新好幾代，在如今朝鮮核武的陰影下，當年志願軍的「人海戰術」已不適用於21世紀的戰爭。

雖然中國仍未正式撕眦《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然而中國的民間輿論已不再傾向繼續支援「反骨仔」的朝鮮，原因是昔日大批志願軍魂斷朝鮮沙場，毛澤東長子毛岸英也客死異鄉，然而金氏三代似乎都不領情。

金日成如何清算「延安派」就不說了，中蘇交惡時期朝鮮並沒有倒向中國；到了金正日時已不把中國放在眼裏，只是到了晚年為了年幼的「金三世」才勉強頻密地到訪北京尋求支持。而沒經歷過韓戰的金正恩，更是當玩火為兒戲，無視中國的苦苦相勸，以致走到今天的局面。

中國過去「無止境」地支持朝鮮，主要是延續冷戰思維，將朝鮮作為屏障，不願看到一旦北邊不保，駐韓國美軍可能進駐到鴨綠江邊。然而，苦心死守卻換來今天核武危機可能禍延中國，而另一方面中美間的軍事交流與互信不斷增加，未來尋求共同解決朝鮮問題並非不可能。

經過了這場「二次韓戰」危機後，是中國重新制訂對朝鮮政策的時候了。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香港明報

中國人外國夢

當國家領導人大談中國夢，當官方喉舌將中國夢列為中國道路一部分之際，無數國人做的卻是移民夢，即使不能做邪惡美帝的子民，起碼也要做一個非洲人，事關你要體驗中國政府無微不至的關懷，做非洲人肯定好過做中國人。

變種禽流感肆虐神州，國家衞生和計生委員會的官老爺們正在忙甚麼呢？啊，正在埋頭研究如何大愛無疆，加強對非洲的醫療援助。官方網站顯示，四月二日，衞計委舉行座談會，觀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訪問非洲接見外援醫療隊的錄音講話，決定「創新外援形式，提升外援水平」，做到七個「相結合」，即「長期派出和短期派出相結合，定期支援和項目管理相結合，一般技術和高端技術相結合，醫療服務和醫學教育相結合，走出去和請進來相結合，政府與民間相結合，雙邊與多邊相結合」，向受援國提供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的醫療衞生援助。國內大型公立醫院要以多種形式積極參與衞生援外工作。

瘟疫當前，政府關心的不是國人安危，而是萬里之遙非洲人民的健康，相信任何一個非洲人都會感動得熱淚盈眶，覺得中國政府比非洲當地政府好上一千倍一萬倍，如果央視「你幸福嗎」調查的對象是非洲人，相信百分之九十的受訪者會給予肯定的回答，另外百分之十因為是台灣邦交國，肯定後悔得連腸子都青了，相信會很快轉投北京的懷抱。

抱怨沒有幸福的屁民們還等甚麼呀，還不趕快辦理移民非洲？

香桐仁評論員

太陽報

神州河山一片污瘟疫不斷何足奇

變種禽流感不斷蔓延，民眾人人自危，疫症重災區的上海、浙江等地掀起新一輪搶購板藍根熱潮，重現當年沙士驚心動魄一幕。其實，經過數十年掠奪性開發，天然環境早被透支殆盡，加上環保及衞生官僚不作為，中國儼然成了傳染病最大輸出國，即使不爆發禽流感，也會有其他疫情出現。

說中國是傳染病輸出大國，一點也不誇張，○三年沙士禍延全球，已是最刻骨銘心的例證。今次變種禽流感疫情異常兇險，死亡率甚至比沙士猶有過之，世界各地嚴陣以待。人們聞禽流而色變，談中國而變色，「中國威脅論」勢必再一次甚囂塵上。

奇難怪病一次又一次肆虐神州，癌症村、絕戶村如雨後春筍湧現，人們不禁要問：為甚麼？昨日因，今日果，其實所有事情絕非偶然，而是有迹可尋。中國經濟在短短數十年間迅速發展，躋身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亮麗的經濟表現背後，是不堪入目的環境污染，錦繡山河淪為殘山剩水，藍天白雲變成烏煙瘴氣。水源有毒、空氣有毒、泥土有毒、食物有毒，樣樣有毒，如此一個無物不毒、無食能安的國度，簡直就是病毒的最佳孳生溫床。

自作孽不可活

環境污染愈演愈烈，環保及衞生官僚不僅毫無作為，反而處處為排污企業、無良商家保駕護航。河北滄縣一條村莊的飲用井水，近日變成駭人的紅色，致使數百隻雞死亡，懷疑跟工廠排污有關。當地環保局局長不是查找問題來源，而是睜眼說瞎話，指紅色的水不等於不達標，正如「水煮紅豆」後水會變成紅色，簡直把民眾當成白癡。類似事例屢見不鮮，前陣子黃浦江漂流上萬隻死豬，惡臭難聞，儘管有許多消息稱這些是來自浙江養殖場的病死豬，當局卻一口咬定豬隻是「正常死亡」，強調水質不受污染。如今上海成為疫情重災區，死豬被視為源頭之一，當局掩蓋問題，粉飾太平，終於釀成可怕的後果。

國人嗜食野味也可能是肇禍原因，例如果子貍及蝙蝠早被視為沙士病毒宿主，當局曾三令五申禁食野味，然而不少地方官員帶頭大吃特吃，就在長三角成為疫區之際，廣東市場上仍有大量野味出售。更惡劣的是，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經濟收益，對禽畜業濫用抗生素、過度密集飼養等歪風視若無睹，像供應家鄉雞的山東「快大雞」，早前便被驗出體內含有二十多種抗生素，而這不過是業內冰山一角。

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國家領導人不是正視問題，撥亂反正，反而一味吹噓「美麗中國」，可惜瘟疫不斷的中國，沒有絲毫美麗可言，而是醜陋不堪，令人望而生畏。

太陽報

北韓新戰略經濟核武並進

北韓應對美國霸權主義的對策，金正恩經濟與核武並進。一方面，重啟寧邊5兆瓦石墨減速反應堆，啟動反應堆是使北韓提煉出製造核武的鈈。一年運作，應可提供足夠的鈈製造一至兩枚核彈，以此來進行更多次的地下核試，提升北韓核武研發與生產的水平。石墨反應堆還可發電供經濟之用。中國的專家說除寧邊公開的反應堆外，北韓可能另有三四處核設施，全力啟動的話，將可加速提升北韓的核武能力。

目前，北韓已處於核武的臨界點，甚或已製造了第一枚核彈，以此作為抗美的王牌，便可進一步製造更多的核彈，提高技術水平，使核裝備的能力更強。

美國即使出動B52和B2轟炸機參加軍事演習，威脅炸北韓的核設施，可在北韓已有核彈之後，當會投鼠忌器，無可奈何。我相信金正恩已自覺站在不敗之地，可進一步肆無忌憚地發展核武。

另方面，辭退高齡的總理、補選前任總理朴鳳柱為政治局委員，顯然是重用在○二年主導經濟管理改善措施等經濟改革，在○三年至○七年任總理的朴鳳柱，目的是再度推行經濟改革來推動經濟發展。

不久前，北韓黨中央委員會確定了經濟核武並進路線，並進行人事改組，應該標誌着北韓金正恩時代的全面展開，新戰略新政策的啟動。與此同時下達戰鬥令，緊急集合的軍事緊張措施開始緩解，顯示出這些緊張措施只是為了推動新戰略，重開反應堆的防衞態勢而已。

陳文鴻

東方日報

強拆喪心病狂百姓只有噩夢

國家領導人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再次提到「中國夢」，承諾「要使人民都過上美好生活」。可惜，對許多神州百姓來講，現實中沒有安居樂業的美夢，只有痛失家園甚至賠上性命的噩夢。

內地強拆醜聞層出不窮，無日無之，昨日一天就有多宗暴力拆遷徵地事件曝光：河南新鄉一對年近七旬的夫妻，十多間房屋數天之內被夷為廢墟，兩人不堪打擊，雙雙進了醫院；甘肅天水麥積有六條村的耕地近日被強行推平，大量農作物被毀；山東青島黃島區某村近日被揭發，二百畝耕地去年七月一夜間全部被毀，村幹部先斬後奏，逼迫村民領取徵地補償。發展商佔地霸田無所不用其極，百姓失去土地想討個「說法」也屢遭打擊和迫害，河南一名二十二歲少女因不滿強拆上訪，竟被保安當街扒光衣服示眾。

有恃無恐的發展商不僅隨意打壓、侮辱失地農民，更隨意剝奪其生命。在過去的一周，四川、河南、湖北分別發生抗議強拆村民遭施工企業車輛輾死的血腥慘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發展商為了賺錢而喪心病狂，多少血肉之軀消失在推土機的巨輪之下，多少人為了保衞家園家破人亡。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每一宗強拆慘劇的背後，都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都可以看到官商勾結的罪惡黑影。往往是民眾與開發商因強拆引發利益衝突，有抗爭者遭暴力致死，然後官方出面「主持公道」，企業付出「可觀」賠償了事。與霸地建房的巨大利潤相比，區區賠償金不過九牛一毛，發展商豈有不配合政府，花錢消災的道理？而一旦調解失敗，矛盾升級，甚至釀成群體事件，當局則會以「維穩」為藉口，不惜動用武力鎮壓，控制局面。號稱「人民」政府，早已墮落為權貴階層的看家護院，打手幫兇。

正因為執政當局漠視百姓生命，罔顧最基本的公平正義，處處「吹黑哨」，才導致發展商有恃無恐，為所欲為，自信用金錢可以擺平一切，甚至可以收買人命。事實上，政府與發展商已經成為利益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據官方數據估算，去年內地政府和銀行來自房地產的收入接近五萬億元人民幣，約佔當年房地產業銷售額七成五。在官員眼中，房地產是會生金蛋的鵝，為地產商保駕護航自然被視作「職責所在」。明乎此，官老爺對強拆悲劇視而不見，見而不理，也就不足為奇。

從「發展是硬道理」，到「沒強拆就沒有新中國」，老百姓已經付出太多太高的代價。流離失所的村民，推土機下血肉模糊的身影，正是對所謂「中國夢」的巨大諷刺。

東方日報

共產黨民族復興夢不是我的中國夢

　《內幕》編譯蕭憲聰

　　習近平的中國夢不受青睞

　　中共1949年建國後，每一代領導人無不想在歷史上留下“光輝一頁”，毛澤東從無到有，為共產黨打天下，遺體至今仍在天安門廣場供人景仰；鄧小平改革開放帶來巨大轉變，使數億人脫離貧窮，政治遺產自然不容懷疑；但自江澤民以來的統治者，一方面沒有參與革命的經驗，另一方面也當不了強人領袖，因此他們偏好用“短語”來定義自身功績，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中共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至於胡錦濤，最琅琅上口的兩個詞彙是“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而習近平即使上任不久，同樣創造廣受討論的口頭禪：“中國夢”以及“民族復興”。

　　中國夢和民族復興成為習近平的口頭禪。

　　中國夢稱不上全新概念，但從領導人口中說出，顯得格外趣味。去年11月底習近平第一次提及該詞，便引起微博和各家媒體注意，不論中國人或外國人都在問：“什麼是中國夢？”作家王海倫（Helen H. Wang）便是其中之一，她為福布斯（Forbes）撰寫的文章提到，中國中產階級人數接近5億人，什麼樣的中國夢可以激發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呢？也許每個人答案各不相同，但遺憾的是，習近平版本的中國夢恐怕沒那麼受到青睞。

　　官媒作為政府化妝師，第一時間就幫中國夢下註解。《人民日報》寫道，中國夢推崇“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繼承東方文化的集體主義傳統，堅信“國家的強大能成為人民福祉的保障，讓每一個人都從國家的發展中收穫自己應得的成果”。如此的噁心言論，被網民以憤怒或嘲諷的口氣批評著。有些人說他不知道國家強不強大，只知道官員非常富有，甚至在加拿大哄抬房地產；也有人不平地指出，共產黨已用集體主義愚弄人民多年，還想繼續騙多久？更有人一針見血，指稱美國夢是美國人的夢想，中國夢是中國政府的夢想，所以中國人想追求中國夢，最好的方法是到美國去。

　　王海倫認為，過去中產階級視政治為敏感話題，盡量不談論，他們對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改善經濟條件更有興趣，但現在情況有所不同，他們開始說話，勇敢表達意見，也覺得身為一個“公民”的權利至關重要，要為社會著想。從最近幾年中產階級的表現來看，他們顯然對國家的方向感到極度失望，腐敗、缺乏法治和政治改革是問題核心。

　　民族主義不再是萬靈丹

　　因此，習近平的中國夢平淡無奇，今天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幾年內就能超過美國躍居第一，海上武力及外交實力也急速發展，在很多人眼中，中國早就是個強大國家。上海、北京或重慶等都市的景觀，比起紐約或倫敦更令人印象深刻。王海倫說，如果習近平活在100年前中國尚未崛起之時，那他談復興必然贏得廣大支持，但如今中國人更聰明、更關心平等、個人權利和向上流動的機會，民族主義不再是萬靈丹。

　　中國中產階級總人數達4.5億，並持續增長中。中國需要一個環境，讓人們可以安心生活，追求自己的夢想和願望，社會的公平正義也有待改進，人人都應享有相同機會，好處不該只壟斷在特權者和太子黨手中，當前的政治制度是腐敗和濫權的溫床，政改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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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一直拿經濟增長當作統治基礎

　《大事件》編譯蕭憲聰

　　發展前景和投資機會看好

　　20年的時間，足以讓娃兒長大成人，也能讓懵懂無知的少年歷經滄桑。1993年的中國，是鄧小平南巡後不久，重啟經濟改革的年代，對當時中國人而言，恐怕很難料想到國家會勢如破竹，一路暴衝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理，2013年的中國人怎麼看待20年後的中國呢？屆時共產黨還會繼續執政嗎？公民權利和政治開放是否得以改善？在全球瞬息萬變的局勢中又扮演什麼關鍵角色？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每個人期待也不盡相同，重要的是，要預測中國以後的面貌，必先從過去觀察起。

　　戶口是中國另類的種姓制度。

　　第一點，無論領導人主動或被動，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改革勢在必行，自1978年啟動的改革開放的動態過程便是最佳例證。奧本海默發展中市場基金的經理賈斯汀·萊弗倫茲（Justin Leverenz）於福布斯（Forbes）發表的評論也同意，指出近25年來中國幾乎脫胎換骨，在經濟發展中取得空前成就，生活水平提高，人民有權選擇如何過生活，不再是內戰底下的兵荒馬亂，文革和大躍進帶來的飢荒動盪同樣消失無蹤。

　　雖然很多分析家對中國的改革動向並不看好，論點也非毫無根據，但萊弗倫茲認為，他們未必完全客觀。他說，自毛澤東時代以來，幾個根本國家戰略，例如民族主義、主權穩定和經濟發展不會改變，因此欲分析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政策方針時，必先記住一個原則，經濟改革之成果將等同政治和社會穩定。換句話說，後革命時期的共產黨一直拿經濟增長當作統治基礎，如此事實不會輕易動搖。

　　然而不可否認，危機已經浮現。強勁的經濟增長持續20年後開始放緩，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共在維護社會穩定前提下推動新一波的改革浪潮，鼓勵國內消費、建立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以及著力創造平等機會等都有助於中國更上一層樓，尤其最後一項至關重要，與剷除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關係密切，並不是件簡單任務。

　　此外，中國還欠缺金融自由化，銀行間競爭不足，資本難以流入充滿活力的私有企業，土地改革也迫在眉睫，成功後將釋放巨大的潛在生產力。萊弗倫茲相信，中國很難再維持每年雙位數的經濟增長率，取而代之的是正常化的5至7%，儘管如此，她繼續主導全球經濟的地位不會改變，無論是發展前景或投資機會，萊弗倫茲均抱持非常樂觀的態度。

　　13億人不知自由滋味

　　可惜的是，中國並不是自由國家，高達13億人口不知自由滋味為何。在線雜誌《外交者》（The Diplomat）助理編輯扎凱里·凱克（Zachary Keck）引用2012年度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自由度調查報告”指出，全球約莫有23.7億人民居住在不自由國家，佔世界人口34%，當中超過一半，也就是13億人來自中國。

　　何謂不自由國家？根據自由之家定義，若公民“缺乏基本政治權利”，且“自由被廣泛和有系統地拒絕”，該國將貼上“不自由國家”標籤。這份報告中，共47個國家被列為不自由國家，是全世界政體總數的24%。

　　比不自由國家稍微好一點的是“部分自由國家”，58個國家處於這種情況，而世界上有90個完全自由國家，是政體總數的46%。縮小範圍來看，亞太地區有43%國家算得上完全自由，36%是部分自由，但也有21%是不自由國家，像朝鮮、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與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等7個國家，被自由之家視為“糟到不能再糟”，於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評量都拿到最低分。

　　所幸中國並非在“糟到不能再糟”的歸類中，但也沒好到哪裡去，針對區域而言，西藏是排名調查中自由程度最糟的兩個地區之一，藏人前仆後繼的自焚行為可謂最絕望的抗議，清楚顯示“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此外，包括中國在內的6個國家，只比那些糟到不能再糟的國家好一點，1到7的分數中（1為最佳，7為最劣），中國的政治權利是7分，公民自由6分，而且更尷尬的是，過去被軍政府把持，公民人權和自由狀況極度不佳的緬甸，民主化以後已超越中國，儘管經濟發展遠遠落後，但緬甸人至少可以驕傲地聲稱，他們比中國人來得自由，也擁有更多政治參與權。

　　自由之家的報告也提到，中國第五代領導人不太可能推出全新和具有遠見的政策來對付沉重的社會問題，認為那些希望進行“有意義政治改革”之人將“遭受嚴重打擊”，這些新任領導人，“政治生涯上有採取強硬政策的傾向”，因此，相較於政治改革，“他們在經濟改革的表現會比較好”。

　　10年來官方首度發布基尼係數

　　或許中共不願也不擅長於釋放政治權力和公民自由，也可以說，只要共產黨執政，中國的自由仍會犧牲於“維穩”的血盆大口下，六四事件是一例，南周事件是另一例。另一方面，中國還面臨貧富不均的問題。凱克指出，如果你相信官方數據的話，中國繼2000年後第一次在2013年公布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該係數是國際公認用以衡量一個國家的收入不平均，數值介於0到1，0意味著完美平等而1剛好相反。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於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10年來中國的基尼係數一直徘徊在0.47至0.49間，2000年時是0.412。

　　趨勢無疑是上升的，甚至在一些民間報告裡頭，有人提出0.61的驚人數字。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都知曉，改革開放政策勢必擴大人民收入不均，至少在短期內。凱克指出，1980年到1987年時任總理的趙紫陽，主要負責調整中國經濟，大力倡導讓沿海地區的收入比內陸省份快速提升，視其為一種特殊需要，誠如鄧小平名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達到共同富裕”，但後富者喪失機會、步伐緩慢，先富者利用權勢搜刮不義之財，導致中國今日困境。

　　新領導班底處理貧富不均時，勞動力萎縮的現實將成絆腳石。同樣一場新聞發布會上，馬建堂說，相較於前一年，2012年中國15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首次出現下降，絕對數減少345萬人，他將原因歸咎於計劃生育，並顯得憂心忡忡，表示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30年間中國少生了一、兩億人，對推動國家持續、健康發展發揮很巨大的作用。

　　通過觀察都市景觀，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便能昭然若揭。半島電視台（Aljazeera）記者實地走訪上海市，發現街頭上很容易就能看見蘭博基尼和保時捷等昂貴名車的身影，有些疾速奔馳著，有些停靠在豪華餐廳外，於此同時，馬路邊的乞丐捧著塑料杯，期待來往路人能施捨一點小愛心，而在若隱若現的摩天大樓的陰影下，散佈著農民工簡陋狹小的宿舍，中國富翁和普通百姓之間存在的鴻溝再清楚不過。退休工人楊丈易（Yang Zhang Yi，音譯）等待地鐵時接受半島電視台訪問，對於貧富差距，他說道：“也許政府應該付出更多心力，增加富人的稅並減少窮人的。”

　　同一座城市就有如此顯著差別，更遑論內陸和沿海地區，像上海和北京之類的先進都市，跟農村比起來簡直是兩個世界。半島電視台提到，湖北省一地的學生必須為自己準備上課桌子，與大都市裡每間教室具有空調設備是天壤之別。根據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報告，當前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比1997年高出26%，比1985年高出68%，情況正一步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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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想以“清官”青史留名是否能如願？

《調查》雜誌社特約記者戴曉原

前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大概不會料到，在自己退休七年之後，自己的家族會名列“中國十大權貴家族”（見馬開齡所著同名著作，明鏡出版社，2010年12月）

朱鎔基曾經說：“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我朱鎔基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

朱鎔基在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從九個方面總結這一屆政府的工作，贏得11次掌聲。他的政績是非常明顯的，但卻掩蓋不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境和問題：財政債台高築、金融系統出現危機、內需嚴重不足、失業或半失業人數不斷增加、貧富懸殊加劇、城鄉差別和東西部差距不斷拉大等等。
尤其是金融界的腐敗，可以說是朱鎔基任期內最大敗筆。

署名為鍾潔錦的作者，於2008年10月在《朱鎔基金融腐敗集團浮出水面》一文中指出：
【朱鎔基總理當年提攜的一批人馬正是這一涉外金融集團的核心，如今遍佈於中國各金融要位和海內外金融機構，共同擁戴朱鎔基總理的兒子朱雲來，成為主導和影響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金融業的最有組織的力量，並且其個體和總體都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實際受益者。】

朱鎔基總理“無心插柳柳成蔭”，其執掌中國金融和經濟政策大權後，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和經濟政策，例如雷厲風行的國企海外和國內上市、疾風暴雨般的國企兼併破產、成千上萬工人的下崗分流等等，在企業和民眾忍受巨大痛苦之時，實際上為包括自己兒子朱雲來在內的涉外金融集團提供了獲得天文數字般個人利益的機會、基礎和環境。人們說，朱鎔基總理個人可能做到了清廉，但是其公子朱雲來卻是中國依靠國家和特權、官倒和幫派而成就的名符其實的億萬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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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全國人民說我朱鎔基是一個清官，我就很滿意了。

如假包換的帝裔皇孫

自2003年卸任後就很少公開露面的朱鎔基，2009年9月卻成為國內媒體熱炒的新聞人物。有關朱鎔基身世之謎的報導稱，他是“朱元璋直系後裔”。

此文說，自明朝後，朱氏家庭“沒有產生特別優秀傑出的人物”。不過，到了今天，“這個家族的後人卻產生了一位舉世矚目的傑出政治家，那就是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文章稱，據記載，朱鎔基家族就是出自第八代岷僖靖王世子朱乾跬的一個名叫朱小魯的兒子。這支家族後來從湖南武岡又向東北遷到湖南省城長沙安沙鄉的棠坡，成為棠坡多福堂朱氏。朱小魯生子朱其美，朱其美生子朱雍松，朱雍松生子朱崇相，朱崇相生子朱理泰，朱理泰生子朱原善，朱原善生子諮桂，朱諮桂生子朱訪緒。朱訪緒就是朱鎔基的祖父。

朱訪緒，號荷生，為光緒廿年舉人，後任河南補用道。朱訪緒有六個兒子，三兒子叫朱寬浚，號介侯，是朱天池的父親，晚清曾任過江陵等縣的縣令，辛亥革命後歸隱田園不仕。最小的兒子叫朱寬澍，號希聖，即朱鎔基的父親。

朱鎔基是朱寬澍的遺腹子，1928年，他出生後，伯父朱寬浚為其取字為“長庚”，含有長命和有文名的雙重寄託，同時又按族譜為其取名“鎔基”。

《南方週末》報導，朱鎔基故鄉在湖南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棠坡，據朱鎔基堂兄朱天池考證棠坡朱氏歷史。棠坡朱氏是朱元璋的直系後裔，為朱元璋第十八個兒子岷莊王一支，朱鎔基算是岷莊王第十七世孫。

據安徽官員透露，朱鎔基很早就知道先祖是朱元璋後裔。在退休後不久，朱鎔基曾到安徽鳳陽“中都”尋親，中都一度是朱元璋選定的都城，曾大興土木，但朱元璋最後決定定都南京。

當地官員透露，朱鎔基在中都停留甚久，他遣開隨從，獨自詳細閱覽朱元璋史料。有人說，仔細比較朱鎔基和朱元璋的長像，兩人長得確實有些相像。

《南方週末》說，1928年10月1日，當朱鎔基出生時，其父親已過世。朱鎔基九歲多的時候，患病已久的母親張氏辭世，朱鎔基成了孤兒，由其三伯父朱學方撫養長大。

朱氏長輩都喜歡唱京戲，每到閑時族人拉二胡、打鑼鼓。耳濡目染下，朱鎔基也無師自通。
後來，朱鎔基考入長沙一中，正巧教師中也有京劇愛好者，於是，朱鎔基的京劇癮得到進一步開發。在票友老師的訓練下，朱鎔基不僅唱得有板有眼，而且拉得也有腔有調，在長沙一中時，還出演過《賀后罵殿》裡的趙光義。

寄宿於學校的朱鎔基，經常在宿舍裡與同學們自娛自樂，每逢節假日，只要朱鎔基在，宿舍裡就會傳出胡琴聲。有個舍友學會了兩句《擊鼓罵曹》，就去找朱鎔基伴奏，結果“平生志氣運未通，好似蛟龍在淺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動，得會風雲上九重。”被唱得荒腔走板，與朱鎔基的胡琴無法合上調，惱得朱鎔基調侃挖苦，“我這真是對牛彈琴啊！”引得宿舍的同學大笑不止。

朱鎔基在上海工作時，“上海國際京劇票友會”舉辦活動，朱鎔基還曾應邀為一位梅派名旦操琴。
父母年少雙亡，對於一個不滿十歲的孩童無疑有重大影響。朱學方說，家庭不幸，加上當時兵荒馬亂的時代背景，使得朱鎔基少年早熟、發奮努力，且養成了處世深沈穩重的性格。

2000年10月14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日本訪問的第二天，下午5點半，來到東京廣播電視公司(TBS電視台)演播室。在這個民間電視台裡，他一改與日本首腦交涉的外交辭令，在日本著名新聞節目主持人築紫哲也的主持下，與100名日本市民進行近一個小時對話。（《調查》特刊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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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雲山從“夜宿車馬店”走上青雲路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程恭羲

劉雲山與胡錦濤和團派有些淵源，卻不是胡身邊小圈子裡的人，只是劉的經歷給外界留下了他是胡的嫡系人馬這個印象，其實他沒有什麽真後台。然而，這位最沒希望入常的，最不受各派提防的，也未被各派放在眼裡的，各種矛頭都未對準的人物，最後卻變成了一個受益者，晉昇政治局常委，成為十八大真正的最大黑馬。但他卻是爭議最大權力最小的常委。

　　強調轉文風，卻寫假大空

　　執掌中宣部十年、飽遭輿論抨擊的劉雲山，在把中宣部長之位讓給劉奇葆後，已在多個場合露面，給外界留下仍當中宣部長的印象。

　　據新華社報導，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到北京市調研並主持召開座談會，就如何把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引向深入聽取基層幹部群眾的意見建議。他強調，我們黨開了一個好的會，有了好的綱領，定了好的目標，重要的是以好的作風、好的學風、好的文風，使大會精神入耳入腦、深入人心，變成精神力量、變成實際行動，真正落到實處。

　　劉雲山說，作風、學風、文風是我們黨的性質、宗旨的具體體現，也是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精神狀態的具體體現。

　　劉雲山還強調，以好的作風、好的學風、好的文風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重在領導帶頭、貴在持久深入。要以改進創新學習宣傳方式來推動深入，堅持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繼承發揚好的傳統，探索新的途徑辦法，著力增強學習宣傳的針對性實效性。

　　劉雲山所強調的“好的文風”“重在領導帶頭、貴在持久深入”，但從官媒報導中，他並未帶頭這樣做，就更談不上“貴在持久”了。多年來，中共官場盛行的“假大空”“華而不實”的文風，都是劉雲山所把持的宣傳機器所造成的。用北京政治觀察家的話說，中共真想改變文風，就得從劉雲山開始。

　　十八大後，習李新政令外界耳目一新，尤其在文風上，習近平李克強都帶了個好頭，講話時的官腔都越來越少了。不過，記者出身的劉雲山卻只是口頭支持改變文風，但實際上卻仍在打官腔。

　　例如，11月26日，官媒人民日報發表了劉雲山撰寫的《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不談這篇文章的政治立場和出發點，只要看看劉雲山的寫作用詞，便可看到他所強調的“好的文風”是虛僞的。

　　劉雲山開頭寫道，十八大“把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

　　“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新成果”……

　　劉雲山的這番總結，絲毫讓人感覺不到此文是在十八大後撰寫，這些年這樣的官方吹捧早讓老百姓不耐煩了，而現在滿嘴都在強調“好的文風”的劉雲山，卻仍抱著這些陳詞濫調不放，的確跟習李新政極不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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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雲山

　　30年前他寫的東西還有點活氣

　　可以說，劉雲山是這些年來中共文風不正的主要根源，畢竟他主掌和管制了中宣部十年，他所喜歡的強調的都是官腔十足，空無一物的黨八股。之所以這樣貶低劉雲山，一是他記者出身，二是他最清楚什麽是好的文風。因為他早在30多年前的“文風”，就是對他現在的“文風”最好的駁斥。

　　以下是劉雲山1981年在內蒙古當新華社通訊員時所撰寫的一篇文章，也是他的成名作，題目叫《夜宿車馬店》：

　　內蒙古自治區土默特右旗今年獲得歷史上最好的收成，糧食總產22億多斤,比去年增長兩成；油料總產4000多萬斤，比去年增長70%多。全旗350多個窮隊，今年面貌都有很大變化。農村的繁榮，給集鎮也帶來了興旺。不久前的一個晚上，記者來到這個旗薩拉齊古鎮的車馬店投宿，生動地感受到了社員們豐收的喜悅。

　　記者在暮色蒼茫中來到車馬店的時候，老遠就聽到裡面傳出莊戶人爽朗的笑聲和牲口的叫喚聲。進店一看，寬敞的院子被進城來賣糧賣油的車輛擠得水泄不通，店堂裡燈火通明，滿屋子的人拉呱得挺熱火。

　　車馬店的老炊事員周二旦一邊飛動著菜刀，一邊樂呵呵地說：“俺在店裡幹了十多年，天天跟莊戶人打交道，過去，莊戶人眉頭上挽著疙瘩，如今，個個膘得臉上放光。那些年住店的，多數人拿的是紅(高粱)黃(玉米)面窩頭，舀兩碗開水就著吃；現在，可不一般了，拿著白面饅頭還嫌不順口，還要到街上買塊豆腐割斤肉，打二兩白乾，人家就圖那個美氣哩！”

　　“那算啥美氣！”坐在菜案旁的一位叫賈滿貴的瘦高個老漢有點不服氣地說：“上一次進城來賣公糧，俺把兒媳婦、小孫孫、老姑娘一齊拉了來，飯館裡的燒麥、餡餅、鍋盔，娃娃們想吃的都嚐遍了。服務員一算賬，俺一次掏給他十幾塊。俺今年一家打了10000斤糧食，8000斤油料，光賣給國家的糧食油料就是10000斤，進錢3500塊，那場面才叫美氣哩！”

　　“賈大個子，如今你肚圓了，兜鼓了，可前幾年記得你進城拉返銷糧時，在店裡光吃點窩頭。”車馬店服務員丁大叔“揭底”了。

　　這時，來自黃河邊上十六股村的青年後生高興寬接上話茬：“過去，隊裡年年不分紅。有次俺爹進城，說要領俺去開開眼。到了街裡，一不敢進商店，二不敢進飯館，兜裡空空，怕看了眼饞。這回俺進城，一次就賣了3000多斤油料。”說到這裡，高興寬拍拍自己鼓囊囊的上衣口袋。

　　“小夥子買啥好東西了，叫眾人看看。”不知誰這麼說。

　　高興寬倒實在。他打開一個大大的包袱，裡邊全是衣服，有媳婦的，有妹妹的，有老父親老母親的，什麼滌綸、滌卡、彈力呢，都是時興貨。青年後生說，他還打算買台切面機，給村里人加工切面，讓莊戶人也能吃上城里人吃的飯。

　　滿屋子的人好像都是老熟人，越談越起勁，越拉越高興。車馬店的火炕似乎也燒得分外熱，更顯得店堂裡溫暖如春。 (《明鏡月刊》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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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徵集回憶錄文稿才找到的中共省委書記

《新史記》魯直人专稿

1956 年7月，為紀念建軍30週年，中央軍委決定出版一部反映中共建軍30年鬥爭歷史的回憶文集，此項任務交給了總政治部。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肖華批示由總政宣傳部、文化部共同來完成這項工作。此時，為了給《星火燎原》撰寫革命回憶錄，賀龍組織原紅軍二、六軍團高級幹部20多人，在東交民巷他的私人宅邸專門座談。在賀老總的招呼下，王震、蕭克、王恩茂、余秋里、賀炳炎等很多高級將領從全國各地專程趕來。座談會上，賀老總問：“紅三軍成立時，還有誰在場？湘鄂兩個省委班子當時有哪些人？”當時許多人已經記不清那麼多細節了，於是賀龍轉頭問曾在紅三軍工作、時任內務部長的謝覺哉：“謝老啊，你要把我當時的省委書記找到，他可能就在蘇聯。”

後來，謝覺哉果真通過各種渠道，找到了這位正在北極圈勞改的前中共湘鄂省委書記、前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經過與蘇方交涉，這個早已經失去軍銜的前紅軍高級幹部在歷盡九死一生的磨難之後，因為《星火燎原》的徵稿而改變了命運，並回到了中國，他的名字叫楊光華。

　　楊光華

湘鄂西根據地創始人之一

楊光華，曾化名子才、巴本、老周，1908年7月28日生於湖北省嘉魚縣，1926年在洪湖組織製扇工會，擔任糾察隊長，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 年他參加沔陽秋收起義，組建洪湖地下黨組織，歷任賀龍領導的工農革命軍黨代表、中共沔陽縣委書記、中共湘鄂西臨時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書記。 1932年8月到上海中央局互濟總會工作，後任組織部部長。1933年6月至1934年3月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1934年10月任中共滿洲省委代理書記。當時中共滿洲省委因為與中共中央中斷聯繫，直接歸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領導。1935年初，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電令滿洲省委，負責人全部赴蘇聯，討論東北工作。楊光華1935年4月去蘇聯。受“左”傾機會主義迫害，於1937年1月被判處徒刑送進集中營。1946年釋放後在蘇聯當工人，1956年回國，先後遭受迫害長達21年之久。

1931年春，夏曦作為中央代表來到洪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否定湘鄂西黨和紅軍在長期艱苦鬥爭中取得的重大成績，撤銷了中共湘鄂西特委，指責湘鄂西特委執行了所謂“富農路線”，要把湘鄂西黨、紅軍和蘇維埃工作轉變到 “國際路線”上，提出要自下而上地在“黨內發動改造黨的運動”，並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與“改組派”聯繫起來，極力推行宗派主義幹部政策。湘鄂西省委連續發佈文件，把“肅反”作為黨“最緊迫最突出的任務”，在全省範圍貫徹執行。隨之而來的便是“肅反”擴大化，大肆屠殺革命幹部，把黨內軍內正常分歧都當成 “混進了大量的改組派、托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連續開展四次“肅反”運動。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如萬濤、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均被殘忍殺害。僅在三萬多人的紅三軍，經過“肅反”後，加上犧牲和逃亡的，人數下降到不足三千人。夏曦殺人如麻，不問情由，他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掉了3 個。當年的紅三軍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三個半黨員”（盧冬生是交通員，屬於半個黨員）。最後連賀龍都哀求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沒人打仗了。

當年作為湘鄂西代理省委書記的楊光華，角色是雙重的，與夏曦是既有合作也有分歧。早在瞿家灣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楊光華等人與夏曦在幾個問題上就發生了爭論。如所謂反對前任書記鄧中夏的右傾逃跑主義問題上，楊光華認為，鄧中夏的主要錯誤是 “左”傾，而逃跑是脫離根據地以後，在敵人壓迫下不得已而為之。又如成立貧農團，進行反富農鬥爭問題，夏曦指責周逸群領導的土改，沒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是“富農路線”，要在土改復查中重新分配土地，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楊光華指出，富農分壞田，如果富農有經營土地的能力，兩三年後把壞田變成好田，要不要再分？雇農分得土地後，既無農具又無耕牛，他種不了這塊田，要出賣行不行？夏曦對這些實際問題都無法回答。在對無情殺戮的“肅反”問題上，楊光華曾不顧自身安危地問夏曦：“夏鬍子，我總是想不通一個道理，我們黨在白區的組織，只要被捕一個人，其他人就立即轉移，以免連續破壞。為什麼反革命在蘇區的組織，隨我們怎麼抓，一個轉移的也沒有，難道敵人就這樣愚笨嗎？”

1932年8月，蔣介石向湘鄂西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當時，擔任軍委負責人的夏曦，在敵人進攻面前，還在繼續搞“肅反”。紅軍主力突圍以後，根據地只剩有七師、八師的一部分。由於連日轉戰疲憊不堪，再加上“肅反”中痛失戰友和心有餘悸，楊光華突發傷寒，病倒在小船上，高燒不退，水米不進。江陵縣委書記李家芬經過組織關係找了一位醫生，每天到船上給楊光華治病送藥，才使其病情逐漸好轉。當時，在洪湖一帶的小船上住著不少紅軍傷病員，楊光華決定發給這些傷病員一點經費，讓他們就地轉移，各自投親靠友，等待時機再尋找黨組織。安排完這批傷病員，楊光華與宋一平扮成兩兄弟，乘船到了上海尋找到了黨中央，並給黨中央寫了一份《關於湘鄂西具體情況的報告》。中央看了楊光華的報告後，決定把他留在上海工作。對於這段經歷，也有人說湘鄂西省委書記楊光華是夏曦一手提拔的，在大敵當前的第四次“圍剿”中，他是隻身攜款、臨陣脫逃的。（《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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