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6日星期一

烏坎村選舉禁發表報道 記者被竊聽監控

《太陽報》

烏坎村本月一日的選委會選舉,雖在村民與官方協調下舉行,但有前往採訪的內地記者在微博爆料稱,曾接到上級電話,要求不要發表烏坎選舉的報道,更有記者遭當局監控。

網名譚偉山的記者在微博稱,只有少數內地傳媒派記者到烏坎村採訪選舉,個別採訪的記者,其後都收到報社領導指示,不要發表報道。部分行家期間更被監視和監聽,其中一名記者縱使換了八張電話卡,一樣被竊聽監控。

另一位網名王愷同學的記者亦稱,從《經濟觀察報》的行家處得悉,記者在烏坎採訪行程非常保密,但當局仍能得悉其行蹤,並致電報社勒令他們離開,懷疑另有行家告密。



烏坎村日前的選委會選舉,引起舉國關注。(資料圖片)






阿拉伯之春入華 美並非危言聳聽

《太陽報》

在德國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美國參議員麥凱恩與中國副外長張志軍唇槍舌劍,麥凱恩稱「阿拉伯之春」一定會降臨中國,張志軍反駁這只是「幻想」。中國顯然低估了當前內憂外患的局勢,盲目自大,而不是充滿警惕。

類 似麥凱恩這樣的說法,在美國決策層中已是公開的秘密。早在去年四月,國務卿希拉妮接受《大西洋月刊》專訪,被問及中國領導人是否已被中東的顏色革命嚇倒 時,希拉妮回答說:「是的,他們很擔心,而且他們正在試圖阻擋歷史,這簡直是傻瓜在瞎折騰。他們做不成的,但他們能拖多久就會拖多久。」

美 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不僅在去年二月中國發生「茉莉花革命」時,親自趕赴北京王府井現場為反對派打氣,而且在去年底參選美國總統的宣傳短片中,公開宣揚現 在已到了「扳倒中國」的時刻了。這些美國政客接二連三發表類似言論,說明美國已將搞垮中國當作頭號國家目標和外交總政策。

麥 凱恩等人之所以敢明目張膽地挑戰中國,主要是看準了中國當前的局勢已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官民對立、貧富對峙、左右衝突已臻白熱化,藏獨疆獨蠢蠢欲動,經 濟發展每況愈下﹐加上高層權鬥,政治惡爭,使局勢變幻莫測,但凡有一點火星,恐怕都會在神州大地燃起熊熊大火。毫不客氣地說,今日中國之局勢,與那些捲入 「阿拉伯之春」的國家何其相似!

內憂外患 何來底氣

除此以外,美國在中國周邊排兵布陣,調兵遣將,利用東海、南海爭議,處處煽風點火,挑撥離間,編織了一張龐大的圍堵之網。美國對華圍而不攻,就是期待中國內亂,一旦中國內部爆發大規模騷亂,美國便會落井下石,火上添油。

面對嚴峻的局面,中國高官仍然粉飾太平,以為和諧盛世,歌舞昇平,沒有亡國之憂。張志軍的說話,就像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阿拉伯之春」初期中的表現一樣,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不知自己的脖子上早已架上了刀子,腳下已燃起熊熊烈火。

可惜的是,穆巴拉克的豪言壯語講過一個月後,便被揭竿而起的民眾與譁變的軍隊送進了監獄,至今仍然在病床上受審;而利比亞的卡達菲更是身死國滅,其遭受酷刑的畫面至今讓人記憶猶新。當這些國家都被「阿拉伯之春」潮流淹沒,中國又怎能置身事外?

張 志軍反駁麥凱恩「幻想」,看似固然大義凜然,但底氣在哪裏呢?難道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官民衝突、貧富分化會自然消弭?中國有沒有能力打破美國圍而不攻, 不戰而屈華之錢的局面?中國阻截「阿拉伯之春」,不應該靠語言,關鍵要靠行動來化解社會矛盾,抵禦外侮,坐而論道只會令局勢日趨惡化。




兩高要求下潰不成軍

《東方日報》

今次特首競選,港人和中央清楚看到梁振英、唐英年在民望高低、能力強弱方面有多麼大的距離。如果北京真是像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的選特首要符合「愛國愛港、 能力較強、民望較高」三條件,那麼用不了多久朝廷就可以下決心取捨唐、梁了。取捨後朝廷當要盡快着手解決「小圈子」選委會與社會民意民情、「中央決策」極 可能不同步的問題,否則「三項條件」選特首還會落空,出現低民望、低能力打敗高民望、高能力參選人的荒謬結果,未來五年香江之管治混亂、災禍頻生不問可知 也。

朝廷培養唐英年多年,出發點當然是希望經過培養、鍛煉,通過創造一系列條件,令他在逐漸接任特首之時,有較高的民望和較強的能力,這番苦心唐英年不 會不知。然而,十年來的表現證明,他沒有把這個問題太當回事,他以為一切都會「水到渠成」,以為只要被朝廷培養了,只要朝廷向港人顯示出要他當未來特首 了,到時候,他的民望和能力自然就能提高了。至於建制派中有沒有人敢向他挑戰?會不會在民望和能力方面超過自己?他恐怕連想都費事想也。

唐英年如此掉以輕心,不求進步,朝廷也要負起相當責任。姑勿論朝廷是否一開始就「選錯了人」,就以十年前把他放在「問責高官」位置 上「逐漸培養」來說,也看不出朝廷對他有甚麼「嚴格要求」,而是一路升他的官,從局長到財政司司長到政務司司長,不管他在原有位子上做得怎麼樣,一有機會 就讓他升,讓他「趕緊」接近特首之位。朝廷這樣做,「愛之適足以害之」,令唐唐實際上「長不大」,能力無法提高,且讓他滋生從政當官、當特首不外如是的輕 蔑之心。唐唐在各級官階內皆無政績,而且愈來愈出語輕狂,整天說錯話,就是這種輕蔑玩忽之心的反映。

這樣的人參選特首,只要被人用「較高民望、較高能力」一要求,就立刻潰不成軍也。

作者:柳扶風





香港自由開放?不是香港現實情況

《東方日報》

說香港是東亞最自由開放的地區經濟,這可能是以往的寫照,也會是美國極右派保守組織的評語,卻不是香港現實的情況。

香港是自由港,這是一八四二年開埠時的政策和制度,但相距百多年,商品貿易的自由港作用已大減。香港的服務業貿易和市場准入卻並不開放,連香港與內地的CEPA,重心亦是要內地把服務業市場開放給港商,而不是香港服務業市場對內地開放。

當前自由開放政策的重心在服務業,因其對本地政治經濟影響較大,開放談判已經從多邊國際性轉而為雙邊國與國之間,主要採取雙邊或地區的自由貿易協議形式。

以自由貿易協議作為指標,香港在國際上的比較地位相當低,遠低於我們的傳統對手新加坡,亦比不上受政治壓力困擾的台灣。

在東亞區最進取的當是南韓。南韓目前有九個自由貿易協議,合作夥伴包括東盟、印度、歐盟、美國等大國或地區組織,現正與中國和日本 談判。我們一直以為南韓的自由開放程度遠遠遜於香港,然而看它的自由貿易協議急速發展步伐,以及規模範圍之大,事實上香港已經瞠乎其後。香港只有 CEPA(基本上單邊性質多於雙邊,因而並非標準的自由貿易協議)和新西蘭。預算案才剛提香港有意參與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議,還未向東盟提出談判提 議,似乎還是等待中央政府代為安排。

面對南韓的發展,台灣內部已提警號,為甚麼香港還是無動於衷!

作者:陳文鴻




傳媒採訪預先登記 警妨礙新聞自由

《東方日報》

警 方於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被批評妨礙新聞自由,事後發表的檢討報告未有解釋之餘,更建議成立傳媒預先登記制度,進一步限制新聞自由。根據建議,未來 政要訪港,記者需要預先登記身份資料才可進入固定採訪區,換言之,記者不可根據新聞價值及採訪需要,自由出入各採訪區採訪。有立法會議員直斥警方以行政手 段箝制新聞自由,有大學新聞系教授更指本港新聞自由將會大倒退,質疑香港警方做法內地化。

警方的報告建議,傳媒未來需要預先登記個人資料,並接受警方檢查後,才可進入政要到訪場地的指定採訪區,報告指有關預先登記及檢查程序除可減低保安風險外,亦進一步便利傳媒工作,不過報告亦指建議的預先登記制度,在政要無對外公布訪問行程時並不適用。

學者:明顯跟隨內地做法

立法會議員張文光批評當局做法妨礙新聞自由,他指如果同一場合有多個採訪區,警方又要求每個採訪區都要預先登記,小型或中型報 館可調動人手有限,未必做到每個區都有登記記者,到時就隨時報道不到該宗新聞,妨礙新聞自由。他指當局可設採訪區,但不應限制記者在採訪區出入以至在各區 流動。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亦表示,有關建議明顯跟隨內地做法,認為事先登記制度既會嚴重妨礙記者採訪的流動性,亦影響傳媒機構負責人編排採訪人手的布局,有關做法減低記者成功採訪一宗新聞的機會,影響市民知情權。

杜耀明批評說:「重點係記者都有正式嘅身份證件,你又已經設咗採訪區,本身已經限制咗採訪範圍,依家仲要限制埋記者出入採訪區,做法極之倒退。」




默克尔访华:拉近欧洲与中国距离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默克尔2月2日到4日访问北京和广州。随行代表团很庞大,有一百多人。其中有德国联邦议员、经济界高层人物和记者等。以前,德国总理访华的成功通常 是通过双方签订的高额经济合作合同来显示的。但德中经贸现在已经如此广泛和稳固,以致于默克尔不再需要用类似合同来给自己加分。尽管如此,默克尔此行为德 国企业所做的努力似乎很成功。德国经济界对默克尔很满意。德国工商会会议主席德夫里特曼(Hans Heinrich Driftmann)向《世界报》表示:德方对会谈十分满意。与中方经济界的会晤比德方想象的“更好、更具有负荷力”。他还夸奖默克尔总理是个“很好的开 门人”。会谈后,德方坚信,德国企业在中国成功的希望以后会更大。

但默克尔此次访华与以往的最大区别在于她身份的变化。以前,她主要是作为德国总理、代表德国利益前往中国。虽然其中也有欧盟重要领导人的成份,会谈 时也会涉及欧盟与中国的问题,但德中关系还是会晤重点。这一回,默克尔则主要是以欧元秘密领导人的身份来到了北京。以前,默克尔代表的是一个发达富强的工 业国德国或繁荣的欧洲,但今日的中国已被视为是世界强国之一。由于中国外汇储备丰厚,负债累累的西方各国都想靠近中国。再加上欧元危机始终挥之不去,默克 尔前往中国于是成了求援者,地位大不如前。德国媒体为此大跌眼镜。《莱茵-内卡河报》认为:“至少德中双方都善于扮扑克脸。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很善于权术。 他诚恳但同时又明确地让默克尔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中国认为欧盟解决危机的措施还不够。在伊朗核冲突和叙利亚制裁决议上,人们看到的是同样的画面:默克尔在 啃花岗岩。北京近来已发展成为西方国家的对手。估计它不会让人随便抽掉自己手里的牌。”

但默克尔此行不尽人意的并不是欧元话题,而是人权话题。没有见到维权律师莫少平,与《南方周末》记者的会晤被中方强行取消,默克尔为此感到遗憾,但 并没有发表激烈的言辞。媒体就不那么客气了。德国电视二台称这是“默克尔在中国的失败”。《西南报》更认为,“亚洲这一经济强国的自信心已经大得没了分 寸。象德国这类中级国家不应再批评中国人了,只有美国人还允许不受惩罚地来两下。”“为了迎合北京的当权者,连默克尔这位欧洲的‘铁娘子’现在也开始奉行 孔子哲学了,也照孔夫子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默克尔此行尽管没有得到中方对拯救欧元的具体承诺,但中国表示正在考虑中,而且中国原则上一再表示会支持欧洲走出危机。默克尔自己也对中国之行表示 满意,认为她的来访增加了中国人对欧元的信任感。默克尔才刚离去,温家宝总理就在中国为投入挽救欧元做宣传。看来,默克尔的中国之行会把欧盟和中国继续拉 近。再者,德中两国还决定加深经贸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默克尔此行可谓收获不小。

绝望藏人的终极举动——自焚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叙利亚血腥镇压日益升级,俄罗斯和中国上周六第二次在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使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干预而使阿拉伯世界愤怒不已,就此法 国十字架报强调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和阿拉伯世界的义愤填膺,阿拉伯世界正在寻求在俄中再次使用否决权后,叙利亚危机问题的出路;费加罗社论强调 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孤立。

今天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在法国报纸上也连篇累牍:世界报常驻北京记者佩德罗莱蒂关注中国广东乌坎村的选举,分析了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代表人 物汪洋在反地方当局的乌坎举行自由选举的决定的重大影响;世界报常驻上海记者蒂博的文章说中国准备帮助去年就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的欧洲,以换 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面的重大进展。费加罗常驻北京记者拉格兰日的长文围绕中国富二代的无法无天展开;法国解放报常驻北京记者格兰日罗就藏人和尚尼 姑自焚悲惨事件撰文。

解放报以“自焚是在中国的西藏和尚的终极举动”为题的文章强调指出,为了回应对西藏的镇压或对西藏的熟视无睹,引火自焚在中国四川藏区屡见不鲜。自 从去年三月至今,已经有十九名藏人采取了绝望的举动——自焚。对于北京来说,上周五的三个在色达地区所在地进行的自焚就是所谓的彻头彻尾的“恐怖主义行 动”。如同其它采取自焚行动的藏人一样,在把身体变成一把火炬之际,他们还高呼“西藏自由万岁”和要求“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口号。

尽管当地采取了戒严措施,并且禁止当地人向外界透露消息,解放报记者还是获得几位生活在当地,但不顾风险的藏人的见证指出,西藏人对中国当局最不满 的就是汉人进驻藏区,对藏区的汉化,藏汉人之间积怨很深,甚至开始走向“极端化”,一个自焚身亡的和尚甚至呼吁破坏汉人的生意以及破坏汉人的一切。达赖喇 嘛多年来一直指控北京在“灭绝西藏文化”。中国还在藏区从幼儿园开始就实行“双语教育”,其实除去藏语课以外,所有课程都用汉语教授。
解放报文章讲述了中国当局今年伊始对藏区新一轮严厉镇压,真枪实弹对付藏人示威者流血事件后引述在当地生活的藏人的话说,国际社会大谈特谈人权,但是任何事情也做不到,生不如死,就走上了绝望之路——自焚。

此外,今天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头条侧重点各有不同:从萨科齐到德国总理默克尔标榜支持萨科齐,或者法国民众阶层拒绝萨科齐和西伯利亚寒流在法国 等欧洲国家肆虐导致能源消费增高等主题都有。解放报就法国汽车制造业职工拒绝总统政策发表采访报道强调,“已经看腻了”;默克尔和萨科齐今天联合接受电视 采访,费加罗对默克尔标榜支持萨科齐感到欢欣鼓舞。回声报关注欧洲能源面临寒流的考验;人道报谴责贫困杀手,强调有八百万法国人生活在贫困标准之下,而严 冬使得已经很差的住宅条件和取暖设备条件显得更加糟糕。


作者 索菲


英媒:俄中UN投否决票是极大虚伪

《BBC中文網

英国《泰晤士报》周一(6日)发表社论抨击俄罗斯和中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否决安理会的谴责叙利亚血腥镇压的决议案。

文章说,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安理会决议案,是极其虚伪。

俄罗斯和中国更关心的是保护它们各自的利益和客户,而不是承担在全球制止暴力,维护和平的责任。

两国都在滔滔不绝地空谈不干涉他国内政,有意开绿灯,让大马士革的流氓向城市胡乱开炮,随意射杀平民,残酷折磨反对派人士。

社论说,阿拉伯联盟和英法美等国在决议案中呼吁立刻停止流血冲突,谴责叙利亚当局的镇压,要求阿萨德总统下台,敦促对立双方开展谈判,要求叙利亚统治集团以不失面子的方式停止镇压,以避免他们罪有应得的审判。
傲慢与偏见

文章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傲慢态度令人震惊,完全不理会阿盟的表态,形容这项决议是“不平衡的”,指责西方寻求在大马士革改变政权。

俄中这两个前共产党国家,曾经是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的倡导者,其做法简直是对历史的讽刺。

俄罗斯的道德丧失和中国自私自利的做法,受到从海湾到摩洛哥,许多阿拉伯国家的谴责。
背后动机

《泰晤士报》的社论指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清楚看到俄中两国投否决票的背后动机。俄罗斯千方百计想维护其海军在叙利亚的存在,挫败在该地区的西方利益,保护叙利亚当局所欠俄罗斯的债务。

中国担心联合国有关维护人民权利,免遭统治当局镇压的决议案,会影响到西藏的骚乱。

社论说,俄中这次否决票是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之间最严重的对峙。

關於革命問題論戰的幾點看法

《BBC中文網

近年,在中國,有關「革命」的論戰再起。最近,因韓寒的幾篇博文引起的爭論將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社會各界、乃至官方的學者和媒體都捲入論戰,從一個側面顯示,中國又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改革與革命,一個世紀的變奏

十年前,受南美的玻利維亞政府之邀,筆者赴玻參加一個為紀念該國1952年發生的一場在拉美影響深遠的革命所舉行的題為「二十一世紀的民族與二十世紀的革命」的國際研討會,作過「從改革到革命,從革命到改革——一個動蕩曲折的探尋中國現代性的世紀"的發言,中文稿後刊載於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雜誌"。

在發言中,我將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歷程歸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循環:從改革到革命,從革命再到改革。

"正像讓毛在革命中成功的因素並不一定保證其在建設上的成功一樣,讓鄧小平乃至江澤民在前一段改革中獲取成果的因素並不能保證改革的最後的勝利。急劇增長的社會不平等,難以令人置信的腐敗,在保護弱勢階層利益和進行政治更迭方面制度的闕如等,都威脅著改革的成功。

直到現在,中國基本上是靠專制的手段維繫著政治的穩定,於是在達成某些正面功能的同時也不斷生成一系列可怕而令人憂慮的負面後果;1989年的民主運動就是因這些原因產生,在未來我們也無法排除出現一個新的抗議運動的可能。

為中國人民的利益著想同時也考慮到統治集團的利益,一個漸進的和平的政治改革是給中國帶來富裕、自由和持久和平的最佳途徑。它也是避免讓中國經歷一場新的革命的唯一方式。」

十年過去,在筆者看來,革命風暴的雲朵已再一次在天邊積聚,我們已能隱隱聽到雷聲。這場有關革命的論戰本身已在傳達這樣的信息。一種重要的轉折已經出現:革命重新成為一種選項,改革正在失去合法性。

上世紀八十年代,為改革開道,曾有「為改良(革)正名」的討論;今天,革命似乎也正在被重新正名,重新獲取某種正當性,成為一部分人視為中國邁向新生的條件。這是否意味著中國要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從改革再到革命?

事實上,筆者曾多次提及:改革可以避免革命,但也恰恰可引發革命,當因改革造成的新的社會期望不能得到滿足,舊的問題不能根除的時候,革命最易產生。革命常常是改革停滯、不徹底的產物。
革命—形式的變化

在當下有關革命的討論中,一些爭執、分歧常常是起因於對革命的不同理解。正如法國已故著名學者H. Mendras在分析傳統的農民起義和現代革命的不同時所說:革命是現代性的產物,與傳統那種農民造反大不相同,它通過大規模動員造成制度的整體性變更。

從法國大革命起,世界範圍內絕大部分的革命是通過暴力完成的,因此也不難理解在有關革命的討論中時常伴有或隱或顯的另一個有關暴力在社會變革中的正當性問題。然而,從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到「橙色革命」乃至最近的「茉莉花革命」,在以往意含著血雨腥風的「革命」一詞前,人們越來越多地冠以這些優雅美麗的限定詞。

時代已經發生根本的變化,傳統的「革命的時代」(借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Eric. J. Hobsbowm語)已讓位於一個「民主的時代」,現代的通訊、觀念的改變以及因武器的毀滅性能力的發展等等都促成革命事件中行動者行為方式的變化,革命的方式發生轉變。但在以大規模社會動員從整體上達成更迭既有體制、突破既有制度框架這一點來看,人們也當然有理由稱其為「革命」。

不過,大規模改革也會達成某種體制更改的目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灣九十年代被稱為「寧靜革命」的民主轉型;此外,從毛時代的極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八十年代官方稱「改革是一場革命」,也不是沒有一定道理。

因此,在我們的相關討論中,首先需要明確我們所指涉的是何種革命,如果說是傳統的大規模使用暴力的革命,姑且不談可能與後果,從原則上講贊同者恐怕就有限。但如果是指最近二十年來上述提及的這些革命,在執政者執意不作根本改革的情況下,事實上很可能出現,估計相當多數的人也不會反對。

至於用「改革」來消除積患,本為共識,但之所以在中國喪失動力和合法性,就在於其越來越成為權貴階層侵害民眾權益,維護既得利益結構的說辭;而當具有新的文化特質、具有建設性的維權運動被不斷打壓,新型的與傳統革命者不同的依照法律秩序來維護正義的行動者"維權律師」們不斷受到迫害的時候,「革命」呼聲再起難道還會讓人意外?
革命—條件與結果

中國一旦再爆發革命結果如何,是否具有條件,這是討論中另外聚焦的一些問題。許多人都有的韓寒式的憂慮:擔心一旦大規模風潮驟起,伴隨官方的鎮壓,朝野的衝突加劇,社會秩序的崩解,現有的希望不再,要達成的目標也渺茫,也就是「天鵝絨革命」有其始與形而無其果,向傳統的革命滑落,最後玉石俱焚,政客弄權,重建秩序,再次輪回。

顯然,這種可能是存在的。不過,"顏色革命"的結果的可能也同樣存在,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覆。其它歷史事件一樣,對革命的成因和結果我們都無法做絕然的預見,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歷史中行動者的取捨和作為。

所謂的條件也從來是相對而言。內戰初起時的中共,許多人也沒有會想到中共革命會成功,也認為革命條件不備;「茉莉花革命」成功的一些國家先前是有些條件,但也很難說比中國的今天要好多少,就一定是決定其成敗的關鍵。埃及廣場上的民眾不堅持,也不會有穆巴拉克後來的下台。在這一點上,「讓子彈飛」中的張麻子倒是有悟性的:歷史中較量雙方的力量對比常常是在動態中發生轉移的。

此外,許多情況下,主張或者是反對革命的精英其心態同身處另外境遇下的民眾可能並不一致,只要那些讓民眾不斷受害、受辱的機制和集團繼續存在下去,無論一些知識精英從何種立場出發所作的「告別革命」的呼籲,到頭來終難阻擋革命聲音高漲;而假如正義和利益表達機制能及時得到修補、保障、順暢,革命的呼聲就會轉而淡去。這一切,都將取決於今後一段時間官方如何抉擇。

回到常識:是膿總該要冒的,就看用什麼方法,在什麼時候,付怎樣的代價了。

作者:張倫 法國塞爾齊·蓬多瓦茲大學高級講師

龙应台"应征"任台灣文化部长

(德国之声)

香港《南华早报》2月2日报道,卓有影响力的作家和社会评论家龙应台将担任台湾新的文化领导人,分析人士说,因为其在台湾、香港和大陆政治和文化发展中的广泛影响力和带动公共话题的能力,她将成为两岸关系中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

现年61岁的龙应台目前在香港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她的作品和言论在中国大陆也广为流传。2006年,她就中国的时政杂志《冰点》被停刊一事 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进行质疑并发出一封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2009年她的作品《大江大海1949》讲述国共两党的内战和1949年国民党 支持者逃往台湾的故事,后遭到中国当局的封杀。

据香港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对外发表声明,龙应台将于本月中启程前往台湾,为接任新职务做准备。但她拒绝再多就此事发表评论。

1998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以后,龙应台曾在1999至2003年出任台北第一任文化局局长;马英九再次当选后,她再被重用,成为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季,该委员会将于今年5月重组为文化部。

龙应台:有一种将服兵役的感觉

中国资深媒体人、原《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他获悉龙应台将任台湾新的文化领导人消息后,写信向她祝贺,龙应台回复邮件表示,对于新职感到有压力,有一种被征兵和将要服兵役的感觉。

李大同表示,龙应台是一个很有社会抱负和理想的人,台湾文化部长一职是台湾内部的一个职务,她有政治智慧在台湾的民主环境中处理好相应的事务。

李大同也认目前中国大陆对龙应台还比较容忍,尽管她的言论有时候会比较激烈,她的作品也触及当局的禁区,但当局并未限制她进出和完全阻止她的作品在大陆发行。但未来以台湾官员身份出现的她可能在来往中国大陆一事上有所限制。

"擦边球她是会打的"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向德国之声表示,龙应台作为一个特别的作家,以及在香港积淀的基础,在新职中,将为联结台湾、香港、和大陆的文化 发挥重要的作用:"她的策划能力非常强,在过往几年,她以香港为中心和基地,这个选择已经反映了她的判断力,因为香港对两岸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中转站,几 年她她没有停止的把两岸的文化人联系起来,她已经编织了很深很广的两岸文化交流的网络。这个网络甚至比她当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还要厚实。这些都一定会 成为她当文化部长之后拥有的资源,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期待龙应台成为文化部长以后,对两岸的文化交流当然有更进一步的推衍。"

马家辉也认为以往龙应台的言论使中国大陆将她视为敏感人物,当她再以台湾官员的身份,中国当局面对她时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值得外界关注:"以前她被视为 麻烦的人物,中国官方可以避开,现在她又要代表台湾的文化界,和大陆文化界交流的时候,大陆的官方应该怎样来面对她呢,会不会回避她呢?"

马家辉也预测龙应台在新身份下,面对中国当局时,她的言论和表态,将会计算得更为精准:"从龙应台以前做事的风格来判断的话,擦边球她是会打的,不仅是实际的需要,也是她自己的形象,以免有人会批评说,你当了官以后,怎么变得这么温吞。"

作者:吴雨




中国政府明确抵制欧盟航空“碳税”

德國之聲

中国民航局日前下发通知,明令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而欧盟驻华大使则表示,征收“碳税”增加的成本有限,希望中欧双方能通过协商解决争端。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一,中国政府宣布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民航局在声明中说,从今年1月1日起生效的欧盟相关法令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关原则和规定。

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多次对欧盟单方面立法行为表示担忧。而欧盟驻华大使埃德雷尔(Markus Ederer)则称,希望中欧双方能够在领导人会晤前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埃德雷尔还说,他不认为中国方面的抵制会立刻产生结果;碳排放费用在2013年才 会首次结算,在此之前,航空公司暂时不会支付罚金。

目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四大航空公司每周往返欧盟的航班数量接近250架次。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估计,一旦欧盟向中国航企征收"碳税",整个中国民 航业2012年度将因此支出8亿元人民币。而随着排放限额竞拍价格的节节攀升,以及中国航空公司雄心勃勃的欧洲航线拓展计划,到2020年时,每年中国将 向欧盟缴纳"碳税"达30亿人民币。

而欧盟委员会则认为航空公司的运行成本增加有限,每张长途往返机票价格最多上涨32欧元。也因此,不少航空公司从今年1月起上浮了往返欧洲的机票价格。美 国达美航空公司的欧美往返机票上涨了6美元,德国汉莎航空也已表示将长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费提升10欧元。国际航空业预计,今后8年间,各航空公司将总共为 此多支出175亿美元。

但中国民航局已经明令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借此机会变相涨价。而就在上个月,中国航协还透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针对欧盟的反制措施。

充满争议的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

2005年1月起,欧盟开始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简称ETS(Emission Trading System)。发电厂等高排放的工厂企业都会获得排放限额。相关企业必须通过碳排放交易市场来购买超出限额的排放;而如果企业排放没有超出限额,则可将 剩余配额在交易市场上出售。

2011年,民航业也被纳入了该体系,但最初仅限于欧洲境内的航班。从2012年1月1日起,所有在欧盟起降的国际航班也纳入了该体系,包括非欧盟航空公司经营的航班。

与其他行业一样,各航空公司也会获得相应的排放配额,该限额是根据航空公司2004年至2006年的年平均碳排放量计算得出的,并将逐年递减。在目前的阶 段,各航空公司的免费额度为此前排放量的85%,即如果一家航空公司的碳排放量维持不变,即必须为其中的15%购买额外配额。

在其他国家看来,欧盟将境外航空公司也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不折不扣的单边立法行为。按照欧盟方面的决议,一个航班只要在欧盟境内的机场起降,其全 程的碳排放都必须纳入欧盟的交易体系。对欧盟的这种单边行为,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巴西、南非和中国众多国家都表示强烈反对。除了指责欧盟设置贸 易壁垒、违悖世贸组织相关协定之外,也质疑欧盟的单方面立法究竟有没有权限管辖别国的领空。

甚至欧盟境内的民航业也不支持这项碳排放交易体系。去年年底,德国多个航空业协会致信德国联邦政府,指出将境外企业纳入体系会触发贸易争端,反而不利于气 候保护的长远目标;而如果中国、美国方面拒绝参与,则欧盟的单边行为将是搬起石头砸了欧洲航空业自己的脚,单方面增加了欧洲航空公司的成本;一旦贸易战开 端,航空公司的成本将显著上升,打击本已脆弱的国际航空业。

综合报道:文山




中国的否决票:被动的战略选择

德國之聲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北京在安理会抵制叙利亚决议的做法进行辩解。专家分析,中国这次在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得有些被动,虽然一时会陷入外交上的孤立,但不至于遭受利益损失。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对其否决安理会叙利亚决议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周一发表社论表示,否决票并不意味着任由暴力局势继续下去,相反"恰恰是对叙人民负责"。文章还举了利比亚的情况作为"反例",指出"北约国家滥用安理会有关设立禁飞区的决议,直接向利比亚交战一方提供火力支援",结果并没有达到保护平民安全的目的,大规模内战反而更加血腥。

难以说服世界的"辩解"

据路透社报道,该文章作者署名为"中声",可以解读为"中国之声",该报在阐述北京外交政策立场的时候常常用到这个名字。中国官方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服西方国家,也不能熄灭叙利亚反对派的怒火。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教授分析认为,不管是在决议投票之后的官方表态,还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国这种"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的方式都无法令西方国家信服,事实上这一辩解主要是说给阿拉伯世界国家听的。他说:
"在非洲和阿拉伯事务当中,假如该地区多数国家达成一致,中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这次比较反常,因为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决议草案,但中国还是投了反对票,这就说明其中俄罗斯在起主导作用。"

从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的磋商直至表决的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出,俄罗斯的旗帜比较鲜明,始终坚决反对包含推翻阿萨德政权内容的任何决议草案,而中国虽然也不断重申避免武力解决问题,但立场明显没有莫斯科那么突出。政治学教授辜学武认为,中国这次在叙利亚的问题上表现得有点被动,主要是出于全球整体战略格局方面的考量。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奉行构建全球多极化格局的外交政策,其中与俄罗斯合作以抗衡西方是中国的主要战略基石之一,在莫斯科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站在一边,它别无选择。

不愿重蹈利比亚问题"覆辙"?

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自己指出的那样,有关利比亚禁飞区决议的通过在北京和莫斯科眼里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辜学武教授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当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弃权,导致西方得到授权,全面对利比亚进行干涉,事实上就是放手让卡扎菲政权倒台。所以这次明显能感觉到,中俄两国这次不愿意重复自己认为的这个'错误',赋予西方国家全面干涉的权力。"

但是,被动站在莫斯科一边的代价就是,中国在短时间内可能会面临西方国家的激烈指责,甚至陷入暂时的外交孤立状态。据德新社报道,美国已经开始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之外的解决途径,比如实施更多的制裁措施 ,对大马士革政权的武器购买和运输资金来源施加影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说:"我们要努力找出到底是谁还在继续支持这个政权,向其提供武器,让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叙利亚民众开枪。"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则建议建立一个叙利亚问题国际联络小组。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阿拉伯联盟和土耳其应该在这个所谓的联络小组中扮演中心角色。

否决票不会给中国造成实实在在的损失

不过,尽管中国由于否决联合国叙利亚问题决议而在外交上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因此而遭受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换句话说,虽然在叙利亚问题上扮演了不讨喜的角色,违背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意愿,但是中国和该地区主要产油国的关系并不会受到影响。他说:

"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作秀、政治游戏。比如中国的最大的供油国沙特阿拉伯,中国总理温家宝不久前刚刚访问了该国,很多观点应该已经进行了交流和澄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阿拉伯世界主要产油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

辜学武教授指出,其实很多阿拉伯国家这次之所以决定提出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要求,也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更确切地说也是为自己的政权着想。因为包括沙特在内的很多阿拉伯国家自己本身就不是民主体制,他们希望通过阿萨德的尽快倒台,将叙利亚这个棘手的问题赶紧解决掉,以防"引火烧身"。因此这些国家不会认为中国在安理会投了否决票,就意味着和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

作者:雨涵

网民激辩中国否决叙利亚决议

美國之音中文網

中国政府与俄罗斯一道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后,中国民众反应热烈。网上多个民调显示,多数人反对政府投否决票,但也有很多人表示支持。

联合国安理会在中国时间星期天凌晨对这项由阿拉伯国家联盟提出的决议案投票,结果13票支持,拥有否决权的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决议案被否决。

*多项民调:北京投否决票 反对与支持者众多*

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否决票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热烈辩论。中国一些大规模互联网站上出现了网民自发设立的各种相关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网民看来反对中国政府投否决票。

在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一项题目是“你如何看待中俄对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行使否决权”的投票一度是星期一上午最热门的投票项目,其中近一半人反对中国政府行使否决权,但也有四成投票者支持北京投否决票。

另一项投票的题目是,“中国否决安理会针对叙利亚的决议草案,你持什么态度?”结果,54%的人同意“阿萨德政权屠杀平民,已经失去合法性”的说法,38%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否决这项决议,呼吁对话解决问题。

还有一项带有倾向性、暗示政府腐败的投票问,“您对中国正腐反对联合国制裁叙利亚一事的态度”,结果85%的投票者对中国当局投否决票表示强烈愤慨,说那一票不代表自己。11%的人选择了“支持正腐,同意那一票”。

一位网民批评中国当局是一个连自己国家的人民生命都不尊重的政府,人们不应指望它为叙利亚人民的生命负责。另一位网民说,“在联合国投票的那家伙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我们应该向叙利亚人民致歉。”

也有不少网民把中国投反对票看作是对“西方列强和美国强权政治”的有力挑战,是对叙利亚国家主权的尊重。

*学者:民众对叙利亚局势了解不多*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卜约翰(John Burns)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民众对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意见分歧,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对叙利亚当地的情况不甚了解。

卜 约翰说:“谁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就算你试图了解情况,听质量最好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基本上在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记者在现场,相关的各种视频也没 有获得证实,我们听说发生了这些或那些事情。谁在打仗?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怀疑中国民众或任何其它地方的民众真正了解叙利亚的事情。”

*民意对北京影响力有限*

卜约翰教授说,由于中国民众对叙利亚当地的情况不甚了解,以及对去年北约组织军事干预利比亚的不满,许多网民支持北京在联合国的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认为,民意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本来就十分有限,民意对北京在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影响就更小。

一些网民也针对网上出现各种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否决票相关的民调表示,网民在这里投票支持或反对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中国不是民选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继续为政府否决叙利亚决议案做出辩护。新华社时评说,中国所反对的是使用武力解决叙利亚问题,以及强推“政权更迭”等违背国际法准则的做法。

中共加强西藏维稳 藏区局势或更严峻

美國之音中文網

中共西藏当局发出紧急通知,强调加强维稳监督检查,严惩失职渎职干部。另一方面,又有三名藏人为抗议中共当局的政策自焚。流亡藏人议员说,如果中共不反省其西藏政策,保持以发展经济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西藏的问题会越来越严峻。

2012年2月22日是藏历新年(土龙年)。中共西藏自治区纪委和监察厅日前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和落实中央和区党委维稳工作的指示,加强在春节藏历新年及3月份期间维稳规定,充分认识当前维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

*失职渎职案件或可是在抵制中共政策*

通知对前段时间发生的两起失职渎职案件进行了通报,强调要对维稳工作中失职渎职的干部严厉处罚,就地免职,酌情给予纪律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不过,通知没有说明这两起失职渎职案件的具体情况。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说,中共在整个藏区实行以维稳为主的政策,受到很多藏人干部的抵制和反抗,因此他们在政策无法得到有效落实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加大处理力度。

他 说:“由于邻近的藏区发生的这么多事,中共当局草木皆兵,非常紧张。为了不出事,他们出台了一些非常极左的,非常离奇的一些政策。所以原来的强行的镇压, 强行的管控政策,现在都要对干部采取这种政策,可以想像整个藏区的现在形势有多么严峻。并不是他们从前所说的,藏区非常稳定、和平,或原来他们所标榜的拉 萨是中国幸福感最强的(城市)第一名。现在完全戳穿了他们的谎言。”

格桑坚参说,中国当局除了严厉镇压藏人的抗议,除了以行政处罚等手段处理抵制他们政策的干部之外,没有其它有效地措施。由此看见,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

*中共镇压越重 藏人抗议事件越频*

上星期五,中国四川省藏区色达发生了三名藏人自焚事件。据信他们的年龄在30至60岁不等,身上都受了不同程度的烧伤。

中国媒体否认四川藏区发生了三名藏人自焚的事件。中国当局指责达赖喇嘛集团煽动和制造了藏人的自焚事件,并将藏人的自焚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活动。

2008年3月14日,西藏首府拉萨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抗议者同前来镇压的军警之间的冲突中,至少有2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0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的西藏政策*

西 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指出,从2009年发生首例藏人自焚事件以来,迄今已经有20名藏人自焚,以抗议中共实行的践踏西藏宗教、文化和传统的政策。 他说,中共当局非但不采纳藏人和平抗议中提出的各种诉求,反而将这些抗议活动归咎于海外敌对势力和达赖喇嘛集团的煽动和策划,从而导致反抗活动愈演愈烈。

他说:“镇压的越多,形成的反抗活动愈演愈烈。由此导致了从一般的上街诉求,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和平请愿,慢慢地演变成现在这样的以自焚这样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中共对藏区政策的强烈不满。”

*达赖喇嘛一旦去世 藏人抗议或会加剧*

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分析说,主张“和平,非暴力”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目前靠他的影响力还能够让他的支持者不付诸暴力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和愿望。一旦已年迈的达赖喇嘛去世,藏人的抗议情绪,可能会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报道引述“人权观察”在香港的研究员裴克凛(Nicholas Bequelin)的话说,如果达赖喇嘛客死海外流放期间,可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其规模要远远大于2008年的抗议,而且当局也会以更强硬的手段进行镇压。

*西藏流亡政府不会支持以暴易暴行动*

不过,格桑坚参认为,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秉承达赖喇嘛“和平,非暴力”的原则,受到了海内外藏人的认同和拥戴。因此不会发生以暴易暴情况。

他说:“一旦达赖喇嘛去世,这去世的达赖喇嘛仅仅是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们藏人的意识里面,十五世达赖喇嘛还会再来。所以我们还会秉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教导和原则。所以很多人会讲,后达赖喇嘛时代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习近平在西藏问题上 态度强硬不逊胡锦涛*

曾 在1988-89年在西藏担任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在西藏问题上历来采取高压,镇压的手段。可能在中共十八大被选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继任者、现任国家副主 席习近平,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并不逊于胡锦涛。习近平去年在西藏出席“和平解放六十周年”时誓言要镇压分裂分子。

中国强调,过去六十年来,在西藏投入了1600多亿元以及数额巨大的补贴,帮助西藏摆脱贫困,西藏经济增长连续18年超过两位数字。

*仅发展西藏经济 不会赢得藏人人心*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表示,中国提高西藏经济发展,但限制自由的政策,并没有赢得藏人支持。

他说:“我们从现在中国对待西藏的政策里边看得很清楚,发展经济跟维护稳定,作为西藏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样一个政策,并没有让西藏得到稳定,并没有让藏人感激你,满足现状。”

格桑坚参说,藏人看重的是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传统。但恰恰这些东西被中共所毁灭。中共给予藏人物质,并不能满足藏人的精神。他说,如果中共不好好反省其西藏政策,还继续保持发展经济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西藏的问题会越来越严峻。

缅甸同意昂山素季参选

美國之音中文網

缅甸选举委员会正式允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

此举被视为缅甸推动民主改革的关键步骤。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星期一说,选举委员会已经认同了昂山素季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候选人资格。

昂山素季上月宣布有意参加今年4月举行的选举,但还在等待官方批准她的候选资格。

缅甸受军方支持的文职政府去年3月就任以来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包括释放数百名政治犯、同少数族裔反政府武装举行和平谈判、同时扩大新闻自由。

联合国缅甸人权报告员金塔纳星期天说,缅甸正考虑允许外国观察员监督缅甸4月份的选举。

金塔纳称赞缅甸近期的改革措施。他同时警告说,缅甸“迄今取得的进步可能出现倒退”。他称4月份的选举是对缅甸政府改革承诺的“关键考验”。

4月份的补缺选举是为了填补48个议会席位。缅甸议会有48名议员被任命担任内阁阁员等职务,因此出现了空缺。即使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中全部胜出,也不会在议会拥有太大的势力。缅甸议会下院的440个席位大多数由军方任命的议员以及前军政府的盟友拥有。

美军前高级将领:不应以中国取代前苏联为敌手

美國之音中文網

美国军方一名前高级将领近日指出,苏联垮台后,美国在许多方面还在寻找“最佳敌手”,而中国绝对不是取代苏联的国家。有分析认为,这是自美国宣布将军事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之后,美国方面再次释放的缓和的言论。

前 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司令华莱士.格里格森(Wallace Gregson)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美国亚太政策研讨会上说,经过将近50年的冷战,美国的国家安全架构和军事计划都是根据如何应对“可靠且可预测 的敌人”来设计的,直到现在,在许多方面美国依然在寻找像前苏联那样的“最佳敌手”。但是他说:“中国绝对不是、不是替代物。”

格里格森 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37年,官至中将。2005年退役后又于2009年回到五角大楼出任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防长。他说,美国需要涵盖全方位的亚太政策 和战略,而不能只是以美国和中国为“双支柱”的安全政策和战略。美国亚太战略的各个方面必须彼此联系,相互加强。

美军最近宣布将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引发中国的关切,格里格森在谈到上述问题时表示,透明度是需要的,美方也尽可能地坦率,这未必要导致“零和”形势。他不认为美军增加在菲律宾的驻军或关岛美军再部署会使南中国海军事化。

格里格森强调,美国希望中国能为国际体系作出积极贡献,同时需要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合作,并支持他们的利益,这些利益在许多方面已超乎传统的安全利益。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司令华莱士.格里格森(资料照片)




李翊雲:英語文壇最具潛力的新秀

明鏡月刊評出十大最有影響力海外華裔作家(1)

《明鏡月刊》編輯部



當華人在全球的科學、經濟界綻放光彩時,一批用中文以外語言創作的作家,也正發光發熱。他們或已取得當地主流文壇的重視,或正嶄露頭角、往文壇頂峰邁進,這批作家,正用文化及語言的力量擴大、深化和校正西方讀者的中國視野。

由於並非以中文創作,他們中許多人不為中文讀者所熟悉。《明鏡》月刊此次評選出十大有影響力的華裔作家,讓讀者深入瞭解這些人在海外的成就。由於優異作家眾多,本次評選將範圍縮小為近10多年來活躍於海外文壇上的華裔,這批使用第二語言寫作的作家,均需努力克服非母語寫作的困難,才能創造出一篇篇動人的小說。

因此,我們並不否定第一代華裔英文作家黎錦揚、譚恩美、湯婷婷在改變西方主流對華人觀念上的成就,也肯定傳記或詩歌作家張戎、程抱一等人的成績,我們也知道在美國和日本土生土長的華裔作家任璧蓮、陳舜臣,以及六歲就移民的加拿大作家方曼俏有其重要性,但我們認為,唯有深刻體驗過兩種文化,並用大眾喜愛的小說形式創作的當代作家,更能在現在與未來發揮影響力。

本次評選出的10位作家中,大部分人於“文革”時代長大,作品均反映出中國近代政治運動在作者心中留下的印記;且所有評選出的男性作家均同時具詩人身份。這十大最有影響力海外華裔作家是:


1. 李翊雲(Yiyun Li)(英語,美國),英語文壇最具潛力的新秀

許多華裔作家以英語寫作時,仍擺脫不掉中國人的筆觸,但李翊雲的文筆老練、用字遣辭可媲美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其寫作手法也相當美國化。李翊雲運筆沈穩、壓抑,帶領讀者進入一個震撼人心、感情飽滿的世界。其故事場景多為中國和美國,人物挖掘則非常深刻,以中國城市裡的小人物與華人故事為主,並在中西方之間找到共性,讓美國人讀來也能產生共鳴。

但李翊雲並非文學專業,她199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後學的也是免疫學,雖然父母勸她不要從事寫作,但她無法放棄對文學的喜愛,並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學習寫作。目前住在加州的李翊雲以短篇小說見長,其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用同情與敏銳的角度,深刻又細微地描寫出中國改革開放後一群小人物的困境與辛酸,透過對這些被歷史遺忘者的細緻描繪,李翊雲戲劇性地擴大了20世紀晚期中國政治劇變和全面社會變化的影響。

李翊雲的故事情節多有暴力風格,《千年修得共枕眠》讓李翊雲一舉成名,2009年她推出另一部小說《流浪者》(The Vagrants),用含蓄嚴肅的筆調、精準的觀察,描述毛澤東死後的1970年代晚期,為政治而背叛的人們;小說以一名女子即將被處死的反革命女子為開頭,帶出許多城鎮人性的殘酷故事。

李翊雲的許多小說都為西方讀者開啟一扇窗,得以瞭解那個他們不熟悉的世界,她的小說也往往超越民族與時空,讓讀者更加深入地反思人性。其作品經常在《紐約客》、《巴黎評論》出現,踏入文壇後,李翊雲獲獎連連,2007年被英國雜誌《格蘭塔》評為美國35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2010年獲《紐約客》選為40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明鏡》認為李翊雲是英語文壇中最耀眼的新秀,將李翊雲選為十位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作家之首。(《明鏡月刊》第24期)



李翊雲(Ye Rin Mok攝)


《南方週末》被槍斃稿:一個官員的非正常死亡


奪命之利,積怨之川(1)


  《明鏡月刊》编者按:2011年6月5日,被指控涉嫌受賄的前湖北省利川市檢察院反貪局長冉建新在被關押受審期間離奇死亡。南方週末兩名記者追蹤調查後發表文章:《奪命之利,積怨之川 ——一個官員的非正常死亡 》,揭露冉建新死亡真相。但這篇原定6月16日見報的文章最後被強行刪除。《明鏡月刊》在此刊登此篇文章原稿。


《南方週末》記者 曹勇  陳鳴


  6月5日凌晨,親屬在巴東人民醫院8樓最後一次見到冉建新,“七竅流血,全身淤傷,一隻眼睛始終睜著”。這是湖北利川市都亭辦事處書記冉建新留給世間的最後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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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建新“暴死”巴東的消息瞬間通過網絡發散開來,利川方面兩次召開幹部大會,意圖強力阻止市民議論,但此舉全面點燃了市民的積怨。

  按照利川市委市政府發佈的通報,連日來數量眾多的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大門前,6月9日,越聚越多的市民“向執勤民警投擲雜物並強行推倒電動鐵柵欄門”。

  10日,繼巴東檢察院檢察長鄭雪松被引咎辭職、反貪局長曾正平被停職調查以及兩名檢察官被刑拘後,終於傳來“主角”利川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李偉被停職調查,以及“配角”利川紀委常委、檢查二室主任牟來俊被停職調查、巴東檢察院直接辦理案件的檢察官任中海被刑拘的消息,民怨才暫被平息。

  就在人們視線被冉建新死亡事件轉移的同時,利川市內民眾搶建的私房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城每個角落裡冒出來。這個導致了李偉和冉建新劇烈衝突、最終引發了死亡事件的群體行為,終於山洪般不可阻攔地恣肆汪洋起來。

  清江橫貫利川境內,山川肥沃,人稱“有利之川”;但現在,人們稱它為“奪利之川”,多年來因土地而起的官民爭利場面不斷上演,而冉建新,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犧牲者。

冉二哥之死

  6月5日,在巴東縣的官方通報中稱:巴東縣檢察院在4日的提審過程中,辦案人員發冉建新“身體不適,送院後不治”,死亡原因正在調查中。

  49歲的冉建新是利川本地人,曾歷任湖北省利川市檢察院反貪局長、副檢察長、司法局局長,在市民的眼裡,他“同情老百姓”、“腳踏實地為老百姓著想”、“和別的官兒不一樣”,在私下和半公開場合,人們昵稱他為“冉二哥”。

  官方的說法讓家屬和市民們“感到憤怒”,他們認定,冉建新死於殘酷的刑訊逼供。冉建新家屬公佈了5日拍攝的冉建新屍體照片,在這些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徧佈冉建新身體各處的恐怖傷痕。

  截至記者發稿為止,官方尚未公佈冉建新的屍檢結果,死因尚未揭開,但是利川市檢察院一名檢察官說,巴東檢察院數名直接辦案人被刑拘的原因是“在辦案中涉嫌職務犯罪”,這個措辭表明,巴東方面“羞羞答答地暗指”,這幾人對冉建新有刑訊逼供行為,已經涉嫌觸犯刑律——按照刑法規定,刑訊逼供致人死亡,當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論處。南方週末記者通過調查證實,至少在冉建新被關押於恩施期間,曾被利川市紀委牟來俊等眾人連續殘酷毆打數日。

  經查,冉建新被“雙規”到死亡,共分三個階段:2010年11月12日上午,冉建新在濱江路接線工程現場接到利川市紀委副書記向賢忠電話,通知他到紀委,向找他談話,要求其去警示教育基地,就“三違”治理工作中的相關問題做說明,就此被“雙規”;2011年2月15日,冉建新被移送至恩施州紀委警示教育基地。3個月後,又被送到巴東縣檢察院。

  冉建新在恩施州期間,住在警示教育基地三樓的一個套間,裡麵包括一個審訊室,一個客廳,一個臥室,一個大衛生間。除衛生間外,其他的三個房間都裝有攝像頭和竊聽器。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到:4月22日晚上22點鐘,包括利川紀委牟來俊、巴東檢察院任中海等六、七個辦案人員,分兩次進入三樓套間。後有陸續有七人進入房間。

  現場有兩名看護人黃澤清和楊燕森正在審訊室陪護冉建新,在一名來自某縣的紀委李姓副書記的示意下,二人退出房間,坐在監控室旁邊休息。

  大約五分鐘後,黃澤清二人就聽到了喝令冉建新“站起來”的聲音,接著是兩巴掌的聲音,冉建新在房間裡大聲吼叫:“打死人了,打死人了”,緊接著就是桌子啪啪的響,隨後從房間裡又傳來一陣亂打、亂砸的聲音……嘈雜的情況持續到晚上12點鐘黃澤清二人交班時仍未停歇。深夜,竊聽器傳送到監控室的聲音十分清晰地飄到了走廊上;而隨後接班的謝作榮兩人被勒令“在外面等”,直到4個小時後下班,辦案人員仍未從冉建新的房間裡出來。

  23日早上8點,黃澤清去接班時,看見冉建新的白襯衣掛在黑杆上,襯衣上有一道道黑色血漬,從上往下數第二顆、第三顆扣子都扯掉了,另有一件栗色大衣,腋下兩邊都已撕爛。

  黃澤清陪護冉建新上廁所,冉建新無法蹲下,他的股、胯兩邊,都有明顯的青痕。隨後,冉建新在衛生間洗頭,大量頭髮脫落到臉盆裡,在水上飄了一層。

  從22日起一直到26號,專案小組由利川市紀委常委牟來俊帶領,白天睡覺,晚上22點以後開始三個專班的輪番審訊。

  四天中,冉建新在審訊室每天24小時不能睡覺,“他沒有睡過一秒鍾”。晚上接受審訊,白天就一直坐在塑料櫈子上,離牆30公分。工作組給他在櫈子周圍畫了線,不能出線,也不能靠牆。

  工作組只允許冉建新四小時上一次廁所,“他不敢吃飽,也不敢多喝水。白天黑夜都沒有睡覺的連續審訊很快就讓他的精神崩潰了。

  27號左右下午2點半,牟來俊在309住宿間召開安保、陪護和辦案人員工作會議,公開鼓動看護人士毆打冉建新。一名看護人員向南方週末記者說,牟來俊讓大家“你們可以隨便搞,冉建新關了幾個月,已經沒有什麼力氣了”,“如果你們搞不贏,就打開防盜門,外面外面還有4名辦案人員,一湧就進來了,幫你們打”,“如果冉建新把你們搞倒了,我們送你們去醫院,醫藥費全付,工資照發;如果你們把冉建新搞倒了,我們利川紀檢監察這麼大一塊牌子替你們扛(土話,蓋的意思)了”。

  黃澤清、楊燕森和另外兩名看護因為無法接受如此殘忍的工作方式,先後結清工資離開。
  又過了半個多月後,轉移到巴東縣檢察院的冉建新在4日接受了審訊,這次提審由牟來俊、恩施紀委幹部牟澤忠等主導,其間發生的情況,有待調查組公佈,冉建新終於支撑不住,宣告死亡。(未完待续。《明鏡月刊》第18期)


楊成武飛赴北戴河通報,林彪只微微點了頭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 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7年8月25日  毛澤東在上海聽取楊成武彙報周恩來講述的北京及一些地區動亂情況後,對楊交待: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個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楊成武回北京向周恩來彙報後,周恩來叫他去向林彪彙報毛澤東的決定。楊說: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讓我只單獨向您一人彙報。並讓我轉告您,這件事讓您一個人單獨處理。周恩來說: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對主席講時,說是我讓你向林副主席通報的。楊成武飛赴北戴河向林彪通報,林彪聽後只是微微地點了個頭,楊成武問有什麼指示,林答:沒有了。

鑒於各地相繼出現衝擊軍事機關、搶奪部隊武器裝備的事件,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

8月  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調軍隊負責幹部和大批團以上幹部,建立龐大的中央專案組機構。林彪說:從南看到北,從北看到南,從東看到西,從西看到東,軍區以上的軍隊幹部沒有幾個人站得住。
8月29日  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掀起擁軍愛民運動的通知》。
8月3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化工部“紅戰團”搶走國家機密檔案的通報》。

9月1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給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長征、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總理范文同,熱烈祝賀越南宣佈獨立22周年。

9月4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上報《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毛澤東批示:已閱,照辦。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

為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6月6日通令和8月25日《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特再次重申:

一、任何群眾組織和任何人,不管是屬於那一派,不許以任何藉口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搶奪軍火倉庫、軍用倉庫和國防企業中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攔截火車、汽車、船舶上裝載的武器、彈藥、裝備、器材、物資,不許外部人員進駐人民解放軍的指揮機關。二、軍隊院校、文體單位以及所有開展四大的單位中,不管任何組織、任何人,更不准搶奪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三、軍隊所有機關、部隊、院校等單位,不經中央批准,決不許將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發給任何組織、任何人。四、已經搶奪的人民解放軍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應一律封存,限期歸還。
此命令自公佈之日起生效。今後如有違犯此命令者,當以違犯國法論罪。

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地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講清道理,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可對空鳴槍警告,令其撤回,在勸阻和警告仍然無效時,可宣佈這種搶奪行為是反革命行動,並採取措施對其少數的壞頭頭和肇事兇手予以逮捕法辦。遇到這些人拒捕和抵抗時,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在海防、邊防、沿海島嶼和國防、機要重地值勤的戰士遇有人奪槍時,有權自衛反擊。
此命令,望各省(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各級軍管會、各級軍區、各革命群眾組織遵照執行(此件可在各地張貼)。

9月6日  林彪對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歷史文獻。是對一年多以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科學、最完整、最精闢、最透徹的總結。是指引全黨、全國、全軍奮勇前進的燈塔,是保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最新最強大的思想武器,全軍必須堅決照辦,句句照辦,字字照辦。”

9月8日  上午,空軍在華東某地擊落美制蔣機U-2飛機一架,中央軍委頒發嘉獎令,表彰作戰有功部隊,這是1962年以來擊落的第五架高空偵察機。
9月1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嚴禁搶奪國家物資商品,衝擊倉庫,確保國家財產安全的通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抓緊搞好秋收、秋種、秋耕的通知》,毛澤東批示:照辦。

毛澤東對《林彪8月9日接見曾思玉、劉豐的講話記錄稿》批示:已閱,作了幾處修改,是否妥當,請酌定。這篇話講得好,應當發下去。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對賀龍立案審查。

9月17日  中午,空軍在廣西某地上空擊落美軍高空偵察機一架。
越南民主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任陳南忠打電報給林彪,熱烈祝賀解放軍空軍在華東某地上空擊落第五架美軍U-2高空偵察機。

9月20日  第96次軍委常委會議,會議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飛機的科研、生產等問題。(《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周瑞金:特殊利益集团陷入末世疯狂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标题直接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渐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改革启动已经33年,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事实上,在被中国的传统正史评价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在世界上称冠。然而,中国此后的命运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因此,GDP再强大,也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可能走向败亡。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从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伤透了中国人心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从22·3%增长到32·9%。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中国,才步履迟缓起来。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准地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经开始着手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愈加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主义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后代,却失去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

作者:周瑞金,原载: 作者博客



夏明:雪域血红自由火


在过去三年里(从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4日),中国境内已发生了20起藏人自焚事件。在2012年的前五个星期之内,就集中发生了7起。他们都是藏传佛教的僧人、僧尼或前僧人。最近在甘孜色达县自焚的三人中据说也有牧民。在我们的记忆里,恐怕还找不到一个可比的例子,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教派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密集的自焚事件。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焚事件背后的诉求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及时回应和满意的解决。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它们的终极根源也已消弭。所以,面对如此性命关天的大事件,我们必须紧急关注,并努力找到解决办法。而不幸的是,当西方主要国家都深陷全球经济危机之中时,西藏自焚事件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这种忽略让中国政府可以完全逃避国际舆论的监督,从而漠视自焚者、死亡者和他们生活其中并为之代言的社区的诉求,使得人间悲剧继续发生。

十二年前,现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博士曾对笔者讲到:我们藏区没有石油,连空气都稀薄,我们只有喇嘛。所以,西方世界对我们漠不关心。今天,一个又一个的男女僧侣在雪域高原燃烧,他们应当给我们带来震撼。在人性的根本层面,这种震撼产生的关注应该远远高于紧吸全球人类眼球的石油,因为,石油的燃烧驱动的是我们的轿车、我们的经济;而生命的燃烧,尤其是那些“生如秋叶之静美,死如夏花之绚烂”的僧尼的燃烧,烧灼的当是我们的良心、驱动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此,我想讨论和阐明下列几个议题:藏人自焚的国际、国内大背景是什么?藏人自焚传达的诉求和讯息是什么?是什么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藏人,尤其是僧侣的频繁自焚?在佛教和藏传佛教里,暴力、自杀和自焚与佛法教导有何关系?最后,解决自焚的关键在哪里?

西藏和藏人的危机

西藏雪域高原,藏人的鲜血在燃烧!藏人的生命在抗争!这是因为,西藏,这块土地养育的人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宗教、民族特性和生活方式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西藏高原恶劣而独特的地缘、气候和农牧环境造就了藏人的独特生活方式。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藏人成为世界屋脊的最好守望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全球的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获得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时,早已皈依佛教、放弃武功的藏人却被迫去面对世界上最大的毁佛政党和无神论武装起来的军事暴力机器。据达赖喇嘛在回忆录中的描述,1955年毛泽东见了达赖喇嘛,说:“宗教是毒药。首先僧尼守戒不结婚,它减少人口。第二,它忽视物质进步。”  独立学者李江琳的研究揭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共军队一直不停地对藏区(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等地的藏人居住区)进行“秘密战争”。而后,所谓“平叛”的军事长官变成了当地的行政领导,从西藏建制初期就实行了“军区”和“工委”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着“军政府”控制的历史。官方有意掩盖或淡化文革中藏区遭受到劫难。与官方的历史叙述恰恰相反,在《杀劫》一书中,藏人泽仁多杰和唯色父女用图片和文字记录再现了“文革”中西藏文化和人民遭遇的浩劫。唯色写道:“一九五〇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从此军队成为掌控西藏的唯一力量。即使在中共总结的‘十年浩劫’时期,军队仍然牢牢地掌控着整个西藏。”对西藏的“军事管制”“从未有过任何放松,”存在至今。  过去的五年,“军管”还得到了更加系统的强化,甚至广泛深入到了藏区乡村,直接控制寺庙和抓捕僧侣。

在1979年中共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次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五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万里率领中央工作组到西藏各地考察和指导工作。随着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调整极左的政策、中央加大对西藏的财政支助和经济投入、重建宗教寺庙和恢复宗教生活、开始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代表接触和允许部分流亡藏人返乡探亲,西藏在八十年代初进入了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期间,在寻求西方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某种让步,因此,进步向上是主流。藏区的形势也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大趋势。但在八十年代末期,尤其从1987到1989年,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显露出局限性,它和中国民众(包括藏民族)的上升期盼(尤其是在民权和自由领域里的)发生冲突。从内地沿海(例如合肥、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到雪域高原都出现了和平游行示威。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加剧,改革派(或叫自由派)逐渐失势于强硬派(或叫保守派)。中共的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保守。在加强控制、打压异议人士的总方针下,北京对汉人相对要耐心和克制一点;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对“国外敌对势力”的臆想、大汉族主义的影响都使得中共领导层更轻易地把少数民族问题上升到“领土和主权完整”、“国家安全”的层面,针对藏人动辄使用军队、武警来暴力弹压。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开枪镇压和平示威、造成流血事件首先在1987年和1989年发生于西藏。1989年三月的拉萨军事戒严(长达14个月)是由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直接决策实施的。以后在1994年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对藏工作继续强调控制和镇压。中共统战部在1996年发布通告,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到2008年西藏再度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中共都采取了军事暴力和广泛镇压来处理藏区冒出来的抗议事件。但军事镇压的效果愈来愈差,治理藏区的成本愈来愈高,藏民的不满和反抗都在加速产生。以至在过去的五年中,藏区抗议活动从未停息,甚至很快地蔓延到汉藏交界区、内地城市(例如西安和成都)。而且,危机还在不断升级。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它陷入了“以暴维稳、越压越乱”的恶性循环。

有必要指出,藏人面临的灾难源头集中表现在以“械心”闻名的“技术官僚治国”的治理体系。其中尤以后来从西藏回到北京、再升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和从四川省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周永康为典型代表。胡锦涛头戴钢盔在拉萨街头亲自坐镇并参与89镇压的报道在海外已经流传甚广。他对宗教、文化事务的僵化和铁腕控制已无需多写。但周永康需要提一笔。作家茉莉写道:“在四川藏区迫害西藏人,周永康也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夏天,四川省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几千名藏人和华人僧尼遭到镇压,他们的住宅被强行坼除,在被驱逐之前,当局要求喇嘛在声讨达赖喇嘛的声明上签字。穿着破烂袈裟的喇嘛和尼姑被迫到处流浪,这成了周永康的‘治藏政绩’之一。”她还写道:2000年3月,刚上任两个月的周永康在和四川农民人大代表见面时说,“他视察了四川藏区甘孜地区,不明白四川藏民为何不顾今生只顾来世。他反对西藏人捐献给寺庙“,还说,“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哪有把钱都送到教堂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层面的满足对藏人如此重要,将藏人和佛教三宝(佛、法、寺)割裂开来,也就在文化意义和生命本质上消灭了藏人。如果“以食为天”、“信奉吃教”的汉人能够反思一下,某一天,突然成吉思汗的一位后人(大多数该是穆斯林)又重新入主中原,新的统治者将猪肉从汉人生活中剥夺,汉人的文化认同又将在何处存在?我们必须明白,“三宝”提供的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任何宝贵的美味都无法替代的。显然,对藏人来说,让他们忘记来世、只顾今生,就必然剥夺他们的根本,完全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就会成为“西藏的肿瘤”。  如果藏人没有掌控和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的自治权和自决权,西藏继续缺乏内生性的、有机的发展动力,就难以摆脱被“天葬”的命运。胡锦涛和周永康表现出对宗教和精神信仰的彻底无知,以此想要来为西藏危机找到出路,必然是没有希望的。而如果以军事暴力机器去推行这样的“大现代化”,它引起的就不仅仅是宗教不自由、人权没尊重的问题,而是整个西藏和全体藏民族的危机。

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藏人

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是中共试图在西藏推行第一次“一国两制”的失败,也是产生以后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达赖喇嘛不只是带走了自己的家人,而且藏区的四大教派和苯教的高僧领袖也全部逃离,带走了西藏的灵魂。从此,喜马拉雅山两麓的藏人过上了“灵”与“土”分离的生活:逃离家园、暂居佛土的藏人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家园,但却失去了祖国故土;留守家园的藏民却难以在精神上自由归家。王力雄观察到:“当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把‘经济发展’当作民族政策时,尽管生存指标和经济指标取得了相当进步,面对的却是更多不满。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对藏人来说,心的家园在西藏以外,“达赖喇嘛如同父母,甚至高于父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藏人在藏区境内自焚,境外的藏人也有自焚(例如在新德里和尼泊尔),因为山麓两边的藏人渴望在藏土重归一家已经近六十年了。

不仅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而且中共认定和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宝法王十七世也在千禧年之夜逃离西藏,居留在达兰萨拉。可以说,今天中共控制下的藏区除了有大片的土地和六百外藏人外,藏民族真正的“软实力”是在海外。首先,达赖喇嘛是藏文化的品牌和名片。在全球国际舞台上,达赖喇嘛的被识别率恐怕是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分高低的。而他的受欢迎程度在西方甚至超过他们自己的天主教教皇。王力雄曾写道:“由于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几乎独一无二的象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的国际化程度。”

其次,随着佛法在汉地遭到大规模毁坏和污染,流亡藏人和他们飘散在全球各地的僧团成了那烂陀佛教传承的守护者和纯洁性的捍卫者。在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和南印度等地建立了佛教的研究、译经和辩经中心,全球各地都建有弘扬佛教中心。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向神秘主义的回归同藏传佛教的全球化相互拥抱、融合。中共逼走达赖喇嘛,万万不曾料到佛教透过达赖喇嘛在西方日常生活层面产生如此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不幸事件中的万幸。未来也会证明,当中国汉地要重新回归正教,摆脱社会道德沦丧,清除现今内地佛门庸俗之风,未受污染而还在佛陀故乡不断升华的藏传佛教又会成为中华道德复兴的源泉。

第三,流亡藏人社区推行的政府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政策已经取得显著成就。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达赖喇嘛在北京参加过人大会议。到了印度访问,总理尼赫鲁陪同他参观了印度的议会。两个不同的议会比较,让达赖喇嘛认定民主的优越性。1959年开始流亡生涯后,达赖喇嘛就提出了建立“政教结合的民主政府”并在此年建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在1961年流亡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讨论稿)》中,提出了一条规定,“根据宪法和议会的章程”,如有需要可“罢免达赖喇嘛”。尽管这一条文当时遇到僧俗的抵制情绪而未被采纳,但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在流亡建政之初就有意识地推动“民主化”和“世俗化”。2001年以后,首席部长(噶伦)也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达赖喇嘛逐渐放弃对议会和政府的干预权,处于半退休状态。 2011年他又宣布在政治上完全退休。

第四,新的政府内阁班子全面反映了全球化、年轻化、多元化和世俗化的特征。在2011年的大选中当选首席部长的洛桑森格,任职时年仅45岁。他是在印度德里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受到精英法律教育,并拿到法学博士学位的。六位内阁成员平均年龄也只有40-50岁,最年轻的卫生部长只有38岁。其中有两位女性(46岁的外交和新闻部长,48岁的内政部长),两位从北美返回,全部是受到印度和北美优秀教育的俗人。这样的内阁班子和议会、政府行政人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藏人,同时还反映出流亡社区藏人的对本民族尽责尽义务的献身精神。

第五,全球化的援藏国际公民社会已经形成,并对藏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近年来,达赖喇嘛对中国政府的信心愈来愈低,但却在他身边吸引和汇聚了愈来愈多的海内外华人。例如2011和2012年岁末年初,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举行的时轮金刚大灌顶法会就吸引了上千的大陆汉人。他对华人民众的信心越来越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的道德复兴和民主化进程都可以与西藏民族的自我拯救和自由解放形成良性互动。

僧人自杀自焚的根源

可以说,中国政府近二十五年来倒行逆施的对藏强暴政策与流亡藏人社区的加速世俗化和民主化形成强烈对比,把藏人群体灵与肉、精神家园与祖国故土、上师与信众更加撕裂开来,造成一种更隐蔽的事实上的种族灭绝。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折磨(亲情上的或精神上的)成为每一个藏人生活的常态。在佛教教导中,佛祖创建佛教首先是针对“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四苦”)的,对僧众来说,它是能除一切苦的善法。《法句经》明确教导:“一切众生恐惧死亡”,“一切众生珍惜生命,以身作则将心比心,自不杀生莫教他杀。”因此,佛教根本宗旨是戒杀,在小乘佛教里并明确反对自杀。那为什么在藏区出家为僧为尼的佛门弟子,却成为连续自焚的主体呢?是什么原因让皈依佛法并以此普度众人出苦厄(死苦也在其中)的僧侣把死亡当成了一种手段呢?如果死亡变成了一种手段,那么它服务的更高的价值又是什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更高的价值受到威胁,僧人必须以死相争相护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2012年1月8日在青海果洛州达日县县城自焚的索巴仁波切(Rinpoche,即汉语的“活佛”)的遗嘱。年仅42岁的索巴仁波切身穿黄色袈裟、点燃汽油自焚。在牺牲前,留下了录音遗嘱,他说道:

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业,特别是金刚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许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我在此虔诚忏悔。

并且我发愿,希望遍法界的一切众生,乃至如虱子等一切微小众生,临终时未有恐惧,不受痛苦,往生无量光佛的身边,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因此我愿供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也为了人天导师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而把我的寿命、身体化作曼札供奉给他们。

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呀!诸多的金刚道友和各地的信徒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雪域藏人未来的自由,为藏地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为这样的曙光,大家要团结一致,为了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也是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的心愿,因此无利益的一切行径必须要放弃,比如那些为了争夺草山而自相争斗等。

最后,国内外的所有法友们,请你们不要难过,请你们为善知识们祈祷,乃至菩提间我们未有离别。依怙我的老人们和百姓们也请如是发愿,无论快乐与痛苦、好与坏、喜与悲,我们都要依靠上师三宝,除了三宝再没有依靠处,请你们不要忘记,扎西德勒!

从上面摘取出的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层意思:第一,索巴仁波切认真遵循了《中阴救度法》教导的死亡前的准备,避免产生贪念、嗔怒和畏惧,做到心不散乱;同时观想上师,向上师祈请。第二,索巴仁波切坦诚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是破戒,因而发出忏悔。第三,索巴仁波切对上师达赖喇嘛尊者和一切众生,尤其是藏人同胞发出善念,祝愿前者长寿、后者和平自由。第四,索巴仁波切对在他之前“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祈祷发愿,因为根据《中阴救度法》,在四十九天之内,祈祷善愿可以帮助亡者顺利转到下一世。第五,索巴仁波切明确指出“三宝”(佛,上师;法,教义;僧,僧众和寺庙)是藏人的“依靠”,此外别无他法。第六,索巴仁波切明示,他的自焚是“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此外别无他求私欲。这里的大义是维护佛法的纯洁和永存,而雪域藏人的自由又是佛法得以维护的前提。第七,索巴仁波切引用佛陀舍身救虎的例子,来证明为了实践、印证和捍卫佛法的根本慈悲,肉身是可以舍去的。第八,“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是,遗嘱没有一句提及中国政府、军队入侵寺庙、镇压僧人等。

从上面的遗嘱我们可以看到,自焚的僧人明知他们已经破戒,但仍然赴汤蹈火,对藏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可能在好与坏之间进行了,却只能在怀和更坏之间选择。那么,对索巴仁波切和其他牺牲的僧侣来说,他们自焚这一“坏的选择”又是在避免哪一种“更坏的选择”呢?前者是僧人个人的自身虐待,后者却是“三宝”的毁灭和雪域藏人未来的毁灭。

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三宝”在雪域高原正在被毁灭呢?概而言之有下面三点:第一:中国推行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意识形态在系统地摧毁和破坏中国和西藏的信仰体系。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强暴镇压、对地下教会的骚扰打击、对所谓“邪教”的“黑社会化”处理方式、对藏人和维族人的滥杀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农历新年西藏党委开展的“百万领袖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进村进寺、落实寺庙“九有”工作会议(即:有四位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人民日报》和《西藏日报》),与此同时又严厉禁止出现达赖喇嘛的画像,就是在意识形态的最高层面对藏人的信仰进行侮辱和围剿。

第二,中国政府插手灵童转世、以舞弊方式内定灵童,强迫僧侣和信众背弃和侮辱自己的上师,也是毁灭藏传佛教的根本教义,破坏它的独立和纯洁。原历代班禅喇嘛驻锡地西藏日喀则市札什伦布寺的主持、曾担任寻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委员会负责人的恰扎强巴赤列仁波切被中国政府以泄密罪判刑入狱6年,后死于非命(据身边人说是被毒死的)。青海塔尔寺前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前副主席阿嘉活佛逃离大陆后披露,中共在选定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仪式中作弊,在一个装写有候选人姓名的象牙签的锦套中塞了棉花,让这个候选人的签高出一截,因此才顺利的选中了内定的候选人。中国政府把被达赖喇嘛认定为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格顿确吉尼玛监管了起来,至今生死不明,成为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现在中国政府又在准备在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上做文章。

第三,正如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结语中,谈到共产党政权与传统宗教的关系时写的,表面上看来,一些寺庙和圣物还保留了下来,但他们发挥的功能就是不要宗教发挥功能。他写道:“‘宗教器物和宗教人物都只是留着‘来被观看的’。‘不许触摸偶像’非常形象地延伸到‘不许滋养敬拜者’。‘不许触摸偶像’似乎是革命中破坏偶像的延续,而不是它的反动。”  换而言之,尽管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恢复和修建了部分寺庙,但由于政府派几千工作组进驻寺庙,用政治学习和宣传代替佛法研修教导,并任意驱逐不配合的僧侣,动员僧众批判和诋毁自己的上师(例如,除达赖喇嘛之外,还有十七世大宝法王、塔尔寺前主持阿嘉活佛等),实质上是不让僧众敬拜自己的上师,不让上师加持自己的信众。如果出家为僧者无法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如果信众无法皈依上师、获得教导,藏传佛教就无从谈起了。如果僧团想做出任何政府不许可的事,政府动辄派军队围攻、入侵寺院。肉体上的摧残已广为人知,但对于自焚的僧俗人来说,心灵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痛苦,所以,自焚这一摧残自我的行为才会为藏人平静地接受。

自焚事件的价值判断

如果我们在上述的背景下来理解自焚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自焚展示的四个层面:第一,自焚是一种最高形式的、不伤害危及他人的抗议。它的抗议对象就是六十年来中共在西藏的失败统治和近期的暴力镇压升级。第二,僧人自焚是一种殉道。它是用点燃身体来颂扬佛法的伟大和维护它的尊严。第三,从个人层面来看,舍生取义的僧人在自焚中脱离今生苦难、获得了圆满。第四,从僧人的自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历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中,只有获得了圆满顿悟的英雄才能超越肉身的痛苦,同时在经历精神痛苦的折磨后能升华涅磐,让生命能量燃烧、绽放出不朽的火花。对于千百万藏人来说,他们的光明将普照雪域高原。

这里涉及一个伦理问题:自焚是否是破坏性的暴力?从个人主义的伦理观来看,个人的自由包括对自己身体处置的自由(例如隐私、安乐死和自杀等)。但个人的自由又要受责任和义务的限制。个人的自杀可能对自杀者家属和孩童产生不利影响。  但对出家人来说,这一家庭责任几乎不存在。但佛教教义里有学者解读出自杀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允许的,尤其是获得开悟的僧侣。例如,学者们在讨论,佛陀涅磐是否是一种自杀,佛陀舍身救虎是否也是一种自残,等等。在巴利文的《相应部》(又称《杂尼迦耶》)经书中提到僧人钱那(Channa)的“自杀是无可指责的”。印度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在《东方宗教和西方思想》一书中写道:“佛陀谴责自杀,但也有特殊例外:哦,舍利佛,任何人舍弃自己的身体,换上另一个,我都认为是该受责备的。但沙门钱那的自杀是不应当受责备的。如果牺牲肉身是出于强大的内在信念、它的维持已不能带来任何益处、或者是为社会做出更高的公益,那就是可褒嘉的。”  当然,有学者持异议,认为佛陀并非在“接受”、更非在“鼓励”自杀,而只是在除去某种自杀的恶意解读和加在亡者身上的指责。  但又有学者明确指出,《妙法莲华经 》(又名《法华经》)中的“药王菩萨本事品”中有“自燃身”来“以身供佛”和后来“燃臂供养”的论述,而且认为这是“于诸施中、最尊最上”:

作是供养已,从三昧起,而自念言,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即服诸香,栴檀、薰陆、兜楼婆、毕力迦、沉水、胶香,又饮瞻卜诸华香油,满千二百岁已,香油涂身,于日月净明德佛前,以天宝衣而自缠身,灌诸香油,以神通力愿、而自燃身,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其中诸佛、同时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若以华、香、璎珞、烧香、末香、涂香、天缯、幡盖、及海此岸栴檀之香、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所不能及,假使国城、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名第一之施,于诸施中、最尊最上,以法供养诸如来故。作是语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燃、千二百岁,过是已后,其身乃尽。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作如是法供养已,命终之后,复生日月净明德佛国中,于净德王家、结跏趺坐,忽然化生。即为其父而说偈言:

     大王今当知,我经行彼处,
     即时得一切,现诸身三昧,
     勤行大精进,舍所爱之身,
     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慧。

若有发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胜以国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山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供养者。

由于《法华经》在北传佛教中广为流传,所以,我们在大乘佛教国家才看到僧人自焚的行为。除去藏区外,文革期间西安法门寺的良卿法师为了保护佛门的宝物,就自焚以死去阻挡当时的“革命小将”搞打砸抢。1963年越南佛教徒在越战期间也出现释广德法师自焚的事情。所以,自杀自焚与佛教并非完全不容,对舍身取义的殉道和抗议行动,尤其是供养佛法,并不存在道义上的污点。死亡者也不因此而名誉受污。

与自焚相关联的另一个话题是,佛门弟子是否完全不能卷入暴力。在林照真的《喇嘛杀人:西藏抗暴四十年》一书中,就详细记述了许多誓不杀生的喇嘛为了挽救西藏,脱下袈裟、变成战士的历史故事。  学愚所著的《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一书,则记载了汉地的僧伽大众拿起武器,加入抗日大军的英勇历史。

所以,广义上的暴力,狭义上的自焚都可以因为行动者心发正愿,为了社会大众的福祉,或者为了捍卫三宝,或者为了供养佛陀,都可以被接受,甚至成为英雄义举。正如我的诗人朋友辰岸(也是一位在美国专攻佛教的宗教学博士)在《自杀者说》一书中写道的:“英雄末路\是为那未尽的壮志\圣徒殉道\是为那神圣的呼唤……拥抱生命者豪迈\拥抱死亡者悲壮\不一样的勇气、不一样的喜乐”。

中国政府的官方宣传机器完全不顾国家结构性暴力迫害、军队武警在僧伽寺庙屠杀和平的僧侣、政府没有诚意回应和解决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诉求,并由此而造成的藏民族反抗,而是把问题的根源归罪与死亡者、其他受害者和海外的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教授罗伯特?巴纳特的研究表明,在2008年以来的抗议运动爆发之前的五年,四川甘孜和阿坝两州的维稳开支就已急剧上升。事实上,维稳费用的飘升反映的是中共把强力镇压作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大规模抗议的出现和年轻人成为抗议的主体,则反映出大棒政策的失败。但今天的中共政府不断在经济上收纲、政治上加压,而且以共产专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来对待藏人,境内境外藏民族的联合反抗就只会升级。正如达赖喇嘛在许多场合已经讲到的,他对中共领导和中国政府已经不报信心。可以肯定的是,胡锦涛和周永康打造和维持的对藏控制体制和政策在十八大他们任期结束时是难以改变的。现在也难以判断,十八大上来的新领导人是否有政治远见、魄力和智慧,与达赖喇嘛一道真诚合作,解决藏民族的诉求,化解藏汉民族的紧张关系。恐怕,藏民族和汉民族都共同面临着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那就是只有在与共产党争自由的民主化运动中,汉藏两族才能获得自由解放,从而共建两民族的合作、和平的良性互动。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终止自焚行为的可能性存在于藏汉民族同心携手、发动国际社会力量,运用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从长期来看,藏汉民族必须相互支持对方的自由民主事业,终止共产党的统治,给所有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人民带来“言论自由、敬拜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面对没有尽头的藏人的牺牲,我们现在还能做的就是实践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一书中谈到的方法,对死者,尤其是死于暴力和意外的死者,通过祈祷提供我们的关爱:

观想从诸佛或圣者身上发出巨大的光,洒下他们的一切慈悲和加持。观想这道光芒流到亡者身上,完全净化他们,让他们从死亡的混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施给他们深度、持久的安详。然后,全心全意观想亡者化成光;同时,他已经被治愈和解脱一切痛苦的意识,腾空升起并永远与诸佛的智慧智慧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嗡嘛呢呗咪吽!
本文将刊载于《浴火袈裟》(杨建利 韩连潮 主编)

作者:夏明,《纵览中国》



中国反对制裁叙利亚,专制政权同病相怜?


中国和俄罗斯对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制裁叙利亚的决议双双投下否决票。这项决议谴责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对叙利亚人民将近一年的暴力镇压,并呼吁阿萨德下台。中俄两国对于叙利亚持续发生的暴力和流血事件的立场引发国际哗然。

去年10月,中俄对英法等欧盟国家提交的叙利亚问题草案也投了反对票。当时,安理会中九国赞成,四国弃权,而这一次,除中俄两国外,另外13个安理会成员国全部投了赞成票。

中国为什么反对制裁叙利亚? 中国的官方的立场一如既往:制裁不解决问题;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

*时殷弘:利比亚是个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的看法呼应了官方立场。他说,中俄两国是从利比亚问题上吸取了教训。

时殷弘对美国之音说,去年西方国家在安理会推动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决议,事实证明,这项决议马上就遭到了滥用。各国在利比亚大打出手,严重冲击了利比亚主权和互不干涉原则,使得当地局势迅速发展到一个安理会决议没有授权的状况。

时殷弘说: “一个国家内部的动乱,当它没有严重威胁国际和平安全的话,外界的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是不是可行? 这是一个有长远意义的问题。”

谈及国际社会是否应出面阻止叙利亚的民众死伤时,时殷弘说,国际社会的干预未必就能停止流血冲突,甚至可能造成更多伤亡。

*贺延光:邻居杀人了 大家都应挺身而出*

前《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一个月前刚刚走访了叙利亚。期间,当地发生了一起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200多人伤亡。 贺延光说,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滥杀无辜,屠杀平民,国际社会就应该出来干预。

贺延光说,所谓普世价值,说到底就是人之常情。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邻居家家庭有内部矛盾,打了孩子了,骂了孩子了,别的邻居可以不管。但如果说你把你的孩子杀了,所有的邻居都应该挺身而出。”

*贺延光:中叙政权 同病相怜*

贺延光说,前天他在北京和阿盟的一位官员吃饭。席间那位官员说,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让他非常不解。他说,如果是为了石油,中国从和阿盟各国的石油贸易中获取的利益要远大于叙利亚。他问贺延光,中国为什么还要支持那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贺延光说,当时他没有向那位官员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与其说中国为叙利亚投票,倒不如说其实是在为自己投票。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中国)自己政权的性质、体制, 很多是和独裁专政一回事儿啊,这种专制同病相怜啊。”

在具有“舆情风向标”作用的中国微博平台上,贺延光的观点得到了部分网民的赞同。有网民写道,在中国面临根本危机的当即威胁下,维护国际问题上的主权原则无异于为当局的生存而奋斗。

作者:萧雨,原载: VOA


陶鑄、趙紫陽一舉拿下上萬名廣東幹部

針對廣東的“反地方主義”的毛周之爭(4)

  《明鏡月刊》金瑞子






陶鑄



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的戰術是以抓住林克澤(省政府秘書長)一封寫給馮白駒談如何新組建海南區領導班子的“密信”,而揪出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馮白駒、古大存反黨集團為突破口,一舉將馮白駒、古大存等上萬名廣東幹部降職、撤職、查辦。

先後被陶鑄、趙紫陽點名處理的廣東地方主義骨幹有:
尹林平:男,江西興國人,1908年生,1927年參加革命,1930年入黨,1949年4月任中共華南分局副書記,歷任紅軍獨立第三團團長,東江縱隊政委, 粵贛湘邊縱隊司令兼政委,廣東軍區副政委。

雲 廣英:男,海南文昌人,1905年生,1929年參加百色起義,1930年入黨,廣東省委常委兼政法部副部長、廣東省檢察院檢察長。歷任紅七軍組織處處 長、團政委,參加長征,八路軍廣州辦事處主任,中央軍委編譯局副局長兼俄文學校副校長,吉林省和龍縣委書記,江西省政府秘書長,廣東省政府秘書長。被撤銷 常委職務。

吳有恒:男,廣東開平人,1931人參加革命,1936年入黨,廣州市委書記。歷任中共香港市委工委書 記,市委書記,廣州市委工委書記,粵東南特委組織部長,中共七大代表,中央黨務研究室研究員,粵桂邊人民解放軍代司令員,粵中縱隊司令部,粵中地委書記, 廣州市委秘書長。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從行政8級降為 11級,1958年6月下放到廣州造紙廠當車間副主任。

周 楠:男,廣東中山人,1929年入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歷任中共香港市委組織幹事、廣州市委常委、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司令、廣東區黨委駐越南勞動 黨中央聯絡員、中共滇黔邊區黨委副書記、中共華南分局組織部副部長、廣東省委政法部副部長。1958年降職為韶關專署副專員、省交通部副廳長。

饒 彰風,男,廣東大埔人,生於1913年,1933年入左聯、1936年入黨,廣東省委統戰部長。歷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廣東省臨時省委秘書長、南方日報社 社長,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被撤職降級,下放連平縣掛職縣委書記,鍛煉改造。1970年9月12日死於第三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中。

馮 桑:廣東恩平人,生於1899年,1925年入黨,省政協副主席。歷任莫斯科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代表、德國海縣碼頭工人國際代表大會代表、組織部長、全 國總工會救濟部副部長,參加長征、西南特委副書記、廣南軍分區主席、粵中縱隊政委、廣東省交通廳廳長,省總工會主席。受到大批評。

王維:廣東梅縣人,1918年生,1937年入黨,中共廣東省委候補委員,農工部副部長。歷任梅縣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廣東省水利廳廳長。受到撤銷省委候補委員、農工部副部長職務、工資降兩級,下放博羅縣任縣委副書記。

譚天度:廣東高明人,1893年生,1922年入黨,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歷任南昌起義革命委員會保衛處秘書、東江行政委員會主任、西江專署專員。區夢覺前夫。因講過廣東地方幹部“逢長必垮”,受到批判、冷落。

古 大存:廣東五華人,1892年4月生,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4年入黨,中共華南分局第一副書記,廣東省委書記。歷任紅十一軍軍長、中華蘇維埃共 和國臨時委員。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七大代表、七大中央候補委員、中共東北局西滿分局常委、秘書長、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東北行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受 到撤銷省委書記、副省長職務處分,下放三水縣掛職縣委副書記。

朱建國指出,僅僅把“廣東地方主義骨幹”處分查辦是不夠的,還必須讓“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鬥爭”中發現的2萬多“地方主義分子”都一網打盡,為此,陶、趙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反黨集團”、“反革命事件”。

1957 年12月19日,陶鑄在中共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的總結中,還談到了廣東全省地方主義出現許多“反黨集團”的嚴重情況:“廣東其他地區的地方主 義活動,最近一年多來,也表現得相當嚴重,相當廣泛。地方主義首先是在海南發起,接著廣東其他各地也躍躍欲試,蠢蠢欲動,有的已經發展到組織反黨小集團的 地步,例如歐新反黨小集團、陳華反黨小集團、蓬荊反黨小集團、陳恩反黨小集團等就是,這說明一年多來,除了海南反黨集團以外,廣東其他各地的反黨小集團也 是相當嚴重的,數量不少,並已開始向黨進攻,衹是規模和聲勢沒有海南那樣大罷了。”

自從陶鑄來廣東,他就抱著這樣的論斷,自然就有了一系列“反黨集團”、“反革命事件”。幾個典型的例子有,“海康英利反革命暴動案”,“莫雄險被冤殺案”和“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案。

其 中,“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案指的是,1955年6月7日,廣東省委書記馮白駒從海南慰問回來後,提出了海南區黨委執行幹部政策有宗派主義情緒,對地方 幹部培養不夠,對老區黨組織、老堡壘戶照顧不力,赫赫有名的 “紅色娘子軍”得不到安置等問題。陶鑄由此擬派省政府秘書長林克澤去海南當二把手(行署主任)。而林根據陶鑄讓他提名行署班子人選的意見,給老領導馮白駒 寫了一封未封口的信,說了他組建行署班子的設想,並按陶鑄的指示,草擬了一份新班子人選名單。林將名單送給馮看,並附信簡介。信末寫了一句“古老(指古大 存)向來對海南比較關心,此信是否讓他也看一看。”

林克澤在東北和古大存一起工作過,古對林克澤是比較瞭解的。他這封信未封口,由他兒子送到馮白駒家裡。馮不在廣州,信交給馮夫人曾惠予,轉交給馮的秘書處理。

不 料,此信交給馮白駒的秘書郭曉東後,郭為迎合陶鑄一貫的傾向,私自將此信不給馮白駒,而密報省紀檢會轉交給省委主要負責人(趙紫陽與陶鑄)。當時,廣東省 委正在召開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陶、趙據此在會議上向馮、古發難。此信交會議付印,分發給正在參加會議的省委委員們傳閱,陶鑄稱這封信是馮白駒、古大存 “反黨聯盟”的大暴露。

陶鑄當時認為,海南地區的臨高、瓊東、那大等幾個地方的機關幹部、復員軍人和一些土改整隊受 處分的人,向當地縣區政府請願,是馮白駒為首的地方主義分子企圖從組織上改造海南黨委和行署,排斥外來幹部,把海南變成“獨立王國”。而廣東過去土改中的 右傾和一部分幹部的地方主義錯誤,是中央作了結論的,決不允許他們翻案,一定要給予反擊。

而此時,古大存既不知道這份名單所為何事,更沒有見過這份名單,就這樣一頭霧水地被扣上一頂“支持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頭子的罪名。

後來,馮白駒說,是陶鑄要他提出一個海南區黨委、行署負責人的方案,他才找林克澤商量的,因此,林才寫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明鏡月刊》第17期)

中國决定出兵朝鮮究竟是爲了什麽?

重新找回來的毛澤東兩次訪蘇軼聞(10)

沈志華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為沈志華教授2011年1月7日在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上演講,略有删節。標題為本刊所加。

原 新華社副總編輯提問:當時中國是要求蘇聯支持解放台灣,而金日成要求蘇聯支持解放南朝鮮,斯大林最初是不支持金日成打到南朝鮮的計劃,但是後來蘇聯變成支 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鮮,而不支持中國解放台灣。這裏的因素是為了對付美國,因為美國當時想讓中國對付蘇聯,而斯大林為了打破美國的企圖,是不是支持金日成解 放南朝鮮來離間中美之間的關係?您能否把這當中的關係再詳細說一下。

沈志華:這個事說起來非常複雜,可能沒有時間全 面地講。我把結論說一下。蘇聯截獲了美國一些情報,美國確實有這個預案:一旦在朝鮮半島發生了戰爭,美國就撤離朝鮮半島,守住日本海,二戰以後美國國防部 就做過這個決定。但是後來美國人變了,新的情報蘇聯人沒有得到,所以導致了斯大林和金日成都陷入到誤區,認為發動戰爭以後美國不會干預,實際上美國干預 了。

斯大林為什麼要改變,背景很複雜,在一個月之內發生的這種變化,主要是針對中蘇同盟條約來的,中蘇同盟條約的結 果是蘇聯要失去中長路和旅順港,這就表明從沙皇俄國人開始,俄國人一直努力在亞洲和太平洋擁有一個出海口和不凍港的這樣一個戰略目標就沒了,怎麼辦?他想 用朝鮮半島的港口來替代旅順港,來解決它在太平洋的不凍港和出海口的問題。

這場戰爭不管勝敗,斯大林都能達到這個目 的,因為他在跟毛澤東簽訂關於長春鐵路和旅順港條約的時候,就有這麼一條,一旦遠東發生戰爭,或者有戰爭危機的情況下,蘇聯還是可以使用旅順港。後來真的 是這樣,1952年朝鮮戰爭進入僵局,蘇聯應該從旅順港撤軍了,周恩來到莫斯科去,說你們不能撤,你們一撤我們就沒有力量來防守。斯大林當時就說,不是我 不撤,是中國人不讓我撤,就再簽個協定。

這個協定簽了就慘了,蘇聯繼續租用旅順港,沒有時間限制,實際上斯大林還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後來是因為赫魯曉夫要跟毛澤東拉關係,蘇聯主動交回了旅順港。

所 以我判斷,蘇聯的主要目標是,為了出海口和不凍港發動這場戰爭。而他的判斷是,這個戰爭沒有大的風險,他得到情報是美國人不會干預,把答應給中國的軍艦和 飛機給了金日成,這就是4、5、6三個月周恩來屢次跟蘇聯打報告,而且周恩來已經說了這個話,我們6月份佔領舟山,8月份佔領金門,來年春天打台灣,所以 你必須把答應我們的飛機、軍艦提前兩個月送達,結果蘇聯一件都沒有給,為什麼?都給了金日成。我想這也是斯大林報復毛澤東的一個手段。

所有這些事其實毛澤東心裏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上得罪了斯大林,他離開莫斯科的時候,我想他跟斯大林心裏都清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一張紙,如果雙方沒有戰略性調整,真的就是一張廢紙。

朝 鮮戰爭爆發以後,大家都分析了很多原因,我覺得都站不住腳,比如毛澤東派兵打朝鮮是為了國家安全——不對,為了國家安全有一個前提:出戰必勝,這樣才能保 證中國的安全。但是恰恰那會兒所有人不願意出兵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沒有勝利的把握,出戰不一定能勝利,如果你打敗了,反而引狼入室,本來人家美國沒想打 你,你出去打人一下,被人打回來了,人家跟著就追到瀋陽了,怎麼辦?

所以中國出兵,毛澤東不是為了國家安全,如果他是為了國家安全,他就不動了,不動是最安全的了,所以他不是為了國家安全;為了幫助朝鮮?當然結果肯定是幫助朝鮮,但動機不一定就為了朝鮮,為了朝鮮,至於這樣嗎?

其 實就是為了蘇聯,為了蘇聯的背後,潛在還是為了自己,因為當時能夠幫助中共,能夠穩定這個政權,能夠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同時搞經濟建設只有蘇聯,所以毛那 會兒就是為了要挽回跟蘇聯的關係,他當然知道現在出兵對中國非常不利,中國沒有這麼準備,武器又不如人。但是他不這樣做就徹底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蘇同 盟條約就形同一張廢紙,沒有人再來幫你,所以他只能出兵。

出兵的結果,我認為毛澤東的目的也達到了。蘇聯的空軍,我 看了很多蘇聯國防部的檔案,當時軍隊的調度,飛機什麼時候開到哪,準備多少炮彈非常詳細,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但是他就是跟周恩來說,我還沒有做好準 備。為什麼?他不信任你,他不知道你是真出兵還是假出兵,中蘇在黑海談判時,雙方都是在猜對方,斯大林說,空軍準備技術性非常難,說你們陸軍先去,兩個月 以後我們空軍上。周恩來說,這哪行,我們出去了,兩個月以後你們不來怎麼辦?這樣吧,我們加強準備,我們等你們兩個月,咱們一塊兒去。斯大林想,這不是玩 兒我們嗎,我們一塊兒去,你出去了可以回來,我們出去了怎麼辦?雙方最後達成協議,放棄北朝鮮。

毛想了一夜才想通了這個扣,所以他不管蘇聯出不出空軍我們也出兵,結果中國出兵,1950年10月25號打了以後,三天後斯大林下令,蘇聯空軍立刻出動,而且越過鴨綠江,你說毛的目的是不是達到了?

而且後來在朝鮮戰爭當中的重大問題,比如志願軍誰指揮的問題,鐵路誰管理的問題,越過三八線以後是否南下的問題,都是中朝之間發生了嚴重的矛盾和分歧,斯大林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時,在這個過程當中,又派專家,又給中國經濟援助。

毛澤東出兵朝鮮就是一個賭,他賭著了,斯大林答應了他所有要求。這就是我對毛澤東訪蘇,中蘇同盟,到朝鮮戰爭整個關係的理解。(《新史記》第4期)

毛澤東惋惜賀子珍腦子不行了只好讓江青衝鋒陷陣

林彪出任國防部長第一年(7)

《新史記》舒雲




水 靜回憶:毛澤東曾為賀子珍哭過兩次,一次是1937年,賀子珍堅決要到蘇聯學習,毛澤東不願意讓她走。還有一次是1954年,賀子珍在收音機裏聽毛澤東在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一下子昏倒,導致精神分裂。毛澤東得知又哭了。本來賀子珍從蘇聯回來,毛澤東想讓她到自己身邊,說這是歷史造成的,還是 按中國的老傳統解決。可是後來組織上把賀子珍安排到上海,但毛澤東一直通過女兒嬌嬌帶信,與賀子珍保持聯繫。

1957 年5月,毛澤東的詩《蝶戀花·答李淑一》中第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指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烈士,“柳”指李淑一的愛人柳直荀烈士。毛澤東第二句詩 “吳剛捧出桂花酒”,“桂花”是誰,卻很少有人知道。賀子珍生於桂花飄香時,小名桂花,毛澤東給賀子珍的信都是稱桂妹。為什麼毛澤東偷偷在廬山上見賀子 珍,就是希望與她一拍即合。從以後看,或許是毛澤東想讓賀子珍擔當江青在“文革”中的政治角色?江青太“嫩”,根本“鎮”不住那些老紅軍。但與賀子珍交談 後,毛澤東惋惜地說她腦子不行了,答非所問,以後毛澤東只好讓太“嫩”的江青衝鋒陷陣。

1961年廬山會議,林彪又 上了廬山,住在341別墅。他穿著灰色中山裝,戴灰色便帽。管理員張忠金回憶:住了幾天,葉群提了兩次,如果還有空的別墅,希望換一換。現在住的房子離公 路太近,車響,溪水也響。第二天,林彪一家被換到362別墅。這裏安靜,但房間少,加上工作人員,很擠。幾天後,又把林彪安排到兩層樓的361別墅。林豆 豆和林立果一人一間,住在兩頭。這裏有乒乓球檯,林彪起床後,先和張忠金打一個多小時的乒乓球,再看書什麼的。

從廬山上下來仍“馬不停蹄”

累病了以後,林彪的身體不允許他那麼積極了,他向毛澤東建議,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毛澤東批准,林彪又退到幕後,直到1966年再次“被出山”。

8月20日,林彪由南昌飛返北京,葉群陪著林彪讀《資治通鑒》。一直到10月,林彪專題研究軍隊政治思想工作建設問題。讀馬、恩、列、斯、毛澤東有關物質與精神的關係的論述。
8月21日,林彪視察工程兵學校,指示教學必須少而精,訓練課目不宜多,學制要短些,訓練的學員要多。

8 月24日 上午,林彪和葉劍英、羅瑞卿等接見在北京召開的第八次全軍院校工作會議代表。林彪說:目前形勢很好。我軍的院校工作是有成績的。訓練幹部是整個國防建設的 重要組成部分。培養幹部,一是部隊訓練,一是院校訓練。辦好院校,對整個國防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只有辦好院校,訓練好幹部,才能使整個國防建設配備 成套。


劉華清陪同林彪視察海軍基地。


9月12日,林彪提議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研究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針對譚政的《理論還是要系統地學》,林彪提出“政治工作領域四個關係問題”。

9 月14日至10月24日,由林彪主持的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根據林彪提議,會議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為中心議題,並討論了部隊組編以及裝備規劃等問題。 林彪在會上講話:“現在的馬列主義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的思想頂峰”。“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階級鬥爭的思想,無產階級 謀解放的思想。”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

林彪提出: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捷徑。這是林彪第二次講,第一次是在他剛當國防部長時,在全軍高幹會議上,當著毛澤東的面,就講過“捷徑”。

《決議》寫進了林彪的“四個第一”。中共中央12月21日批准《決議》,並指出,“這個《決議》不僅是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針,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對於各級黨組織、政府機關以及學校、企業、部門都是有用的”。

9 月14日至10月20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三項議程:一是反修正主義問題;二是政治思想工作問題;三是軍隊的編組和裝備規劃問 題。根據林彪提議,會議第一階段主要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為中心議題。研究討論並通過林彪主持製定的《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林彪在會議上提出 “四個第一”,他的講話速記稿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四個第一好。

9月20日下午,林彪指示:學校教育要實行兩個原則,一要少而精,二要短而少。學制要改革,時間不要太長。……用得著就學,用不著就不學,把急需的知識先搞到手。
10月1日,建國11週年的國慶節來到了。林彪又一次“被出席”。(《新史記》第4期)

袁世凱被潑髒水最多,實際上幹的好事最多

《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也是中華民國首任總統袁世凱逝世95週年,6月5日至7日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在安陽舉辦第三次家族聯 誼會,並召開了“辛亥革命與袁世凱研討會”,國內一些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專家參加了會議,“共識網”刊登了與會者發言記錄,現摘錄如下。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張永東(甘肅社科院研究員):

我的《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是由明鏡出版社出的,名字挺嚇人的。
我是七八十年代進入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的,拿到這麼一個題目:“農民起義究竟是推動了歷史發展,還是阻礙了歷史發展”。20世紀咱們中國也同樣面臨這樣一個問題,究竟國家是和平過渡到一個憲政國家呢,還是通過暴力進入到民主國家?這就碰到了袁世凱和孫中山兩個人。

我 寫這本書,一點科研經費都沒有,最後我這本書出了,到香港去講一堂課也比這本書掙的錢多。我這本書寫出來的時間很早,九十年代就出來了,我當時找了幾家出 版社——也就是去碰碰,我也知道他們不會給我出。2005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學講課,在書攤上看到明鏡出版社的書,這個出版社出《胡錦濤傳》《溫家寶傳》, 在國外是相當有名的。我把出版社地址抄下,把書稿給了他們。沒有半個月就給我來信說,覺得您這個書對中國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我們給你出。

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書裏究竟寫了什麼?
首先我覺得袁世凱是咱們中國歷史上人們潑髒水最多的人,實際上他幹的好事最多,髒水集中在哪幾個方面呢?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前三個我主要說說。
第 一個就是出賣戊戌變法這個問題。大家知道,袁世凱本身就是一個變法派,他為什麼當時突然變卦了呢?英國大使跟康有為曾經有個協議,一個和英日合邦的協議; 伊藤博文曾到咱們國內來,慈禧太后早在光緒身邊上埋伏了好多人,早都知道了光緒的好多事情。慈禧擔心什麼事情呢?擔心光緒和日本人聯合。

袁 世凱只是一個手握兵權的人,手握一萬新軍,他在皇帝和皇太后面前怎麼辦呢?他不可能鼓勵他們倆去打仗,伊藤博文來時,光緒召見過袁世凱,袁世凱就暗示過, 不要聽康有為蠱惑,袁世凱給他表明了他的態度:你們要和平解決。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袁世凱就跟他講了,你挑動國家打內戰我肯定不是同意的,所以譚早早就走 了。希望皇帝和太后不要打仗,這是袁世凱的中心思想。學術界早把這個問題解決了,沒人再懷疑袁世凱出賣了戊戌變法。
我們再說袁世凱主使刺殺宋教仁,也是不成立的。大家可以想想:第一,袁世凱剛當總統,幹嘛要把國家搞得那麼亂,難道他就不知道宋教仁是什麼人,在國民黨的地位裏是什麼?他非要殺宋教仁,大總統可以採取各種合法辦法去殺,幹嘛要採取這種下三濫的方法?

袁 世凱還用很多辦法籠絡宋教仁,說明袁世凱不會主動去殺宋教仁。那麼有些人講,是袁世凱指使趙秉鈞殺了宋教仁。我覺得這個說法也不成立。袁世凱是總統,趙秉 鈞當時是內閣總理,民國這個制度,內閣總理是由總統來提名的,袁世凱最早提名的是宋教仁,宋教仁不當,最後沒辦法,就讓趙秉鈞當總理。宋教仁自己不當,怎 麼能說趙秉鈞他們兩個爭總理?
那麼究竟是誰把宋教仁殺了呢?我發現宋教仁和孫中山在內部天天打架,一個是議會派,一個是暴力派,民國一成 立,宋教仁得勢了,進了議會了,孫中山連議會都沒進,氣得他就跑到日本去,他本來是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把東西都給了宋教仁。孫中山很生氣,我臨時總統讓 給了袁世凱,現在又把國民黨的理事長丟給了宋教仁,這個裏面有一個人很心領神會,就是陳其美,他和孫中山穿一條褲子,也是國民黨的一個暴力派,民國初年, 他殺了陶成章,就是因為孫中山和陶成章在建立同盟會時,內部鬧矛盾。宋教仁死在上海,國民黨的大本營在上海,陳其美在那裏當都督,袁世凱是在北京,殺了宋 教仁一舉兩得,既給袁世凱抹了黑,又給孫中山出了一口氣。



甘肅社科院研究員張永東所著《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


再說第三個問題,所謂“21條”的問題,也不成立。1894年中日打了甲午戰爭,1904年,日本跟俄國人打了一仗,俄國當年的海軍也是很厲害的,它把俄國的軍隊打得一敗塗地,這就說明除了英國和美國以外,日本人可以說在當時的軍事實力已經昇到了第三位。

咱 們中國是什麼樣子呢?中國剛剛搞過辛亥革命,國家亂七八糟,你說袁世凱敢打這個仗嗎,所以我覺得袁世凱這個人特別高明,他考慮到了國家的利益,他權衡利 弊,說這個仗我們根本就沒法打,日本人要山東,如果你要跟日本人打了,那就把半個中國給了日本人——在甲午戰爭中,已經把台灣給了日本了。

孫中山恰恰在袁世凱談判“21條”的時候和日本人簽了條約,讓日本人去打北京,你打敗北京,我把東三省都給你,這是有歷史可查的。

袁 世凱改制,符合當時國內的情況。世界上立憲制有兩種,一種叫共和憲制,一種叫君主憲制。共和憲制是美國和法國,君主憲制就比較多了,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英國 和日本,我們簡單回顧一下英國的君主憲制,它最早也是一個君主憲制,它也經過一個簡單的共和時期,經過簡單的共和以後,他又恢復了英國的王室,就是英國的 查理王又當了國王。好多國家都從共和制回到了君主憲制,比如說像西班牙,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佛朗哥搞過一次共和,我們叫做佛朗哥共和專制,後來在90年代, 西班牙又經過選舉回到了卡洛斯國王時代。柬埔寨搞了一次共和,最後又倒回到君主憲制。現在歐洲好多國家很多都是君主憲制,越是非洲的國家,就搞共和,利比 亞、敘利亞都搞共和,現在又倒過來想回去,國家天天這麼折騰行嗎?
我覺得袁世凱的共和改制,主要是為了避免中國出現爭總統這個問題。當時想 當總統的人太多了,孫中山想當總統,廣東的胡漢民想當總統,當時有兩個大學問家,一個叫楊度,咱們現在知道,還有美國的一個學者,他是美國政治學會的會 長,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就給袁世凱講,你現在這個辦法,搞一個固定的,大家都不爭,這樣的話國家就平穩地過渡,其實袁世凱當時也出於好心,他本是個大總 統,去當皇帝那麼個傀儡,有啥意思呢?在這個問題上,他真正是為了國家利益放棄了個人得失,為了避免中國出現爭總統的問題,就採納了這個意見。(《新史 記》第4期)

周宇馳女兒講述:“九一三”事件與我


現代荊軻:回憶我的父親周宇馳(3)

向紅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係作者提交給北京“九一三”40週年文史研討會的書面發言。
作者向紅是周宇馳的女兒。據“維基百科”等資料:周宇馳(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樂亭縣人,曾任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是“林彪 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起飛後,周宇馳、于新野及李偉信在北京沙河機場乘直昇機出逃迫降,周宇馳及于新野開槍自殺身亡。


我 清楚地記得1971年9月5號,是個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樣,和要好的幾個同學去廣空參謀長顧同舟家裏玩,主要為了能解解饞。學校把我 們部隊學員的伙食費和地方同學平攤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們這幫孩子正在長身體,胃口大得嚇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慣廣東的大食堂。忘了是飯前還是飯 後,女孩子們嘰嘰喳喳地都聚在客廳和張亞青阿姨說笑著,顧伯伯把我單獨叫到客廳外面的走廊,臉上還掛著和我們聊天時的笑容,四顧無人,很親切又神秘地壓低 了聲音,說:你爸爸12號就要到廣州來了!到時候我派人去學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為何這樣,但因為他一直很關心我, 跟林立果他們關係又好,在那時“親不親,線上分”政治觀念裏,他和我父親是一條“線”上的,可能是想迴避不讓其他同學聽見;於是我很有禮貌地應答,但我的 性格內向,就愛胡思亂想,心裏依然感到些許疑惑——廣州是父親常來常往的地方,這有什麼好神秘的?也就認為他是一片好心,瞭解我們父女的感情,所以當成個 好信息告訴我。事後才知道,其實就在那兩天的前後,劉興元給廣州軍區傳達毛澤東南巡“吹風”的內容。

12號我沒有請 假外出,怕來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學校等消息。但並沒有人來找我,也沒有電話來。我並沒有覺得特別奇怪,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林立果和父親他們神秘、機動的工作 特點,反正我也沒什麼事情要辦,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學校只接過媽媽打來的長途電話,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沒打電話給任何人。

大 概又過了一週左右,同學汪京群(汪東興的女兒)吃完晚飯和我在校園裏散步。她悄悄地告訴我:一個大官坐飛機跑了,下落不明。我們倆就海闊天空地猜想,會是 誰呢?其實我根本無從猜起,都是聽她說。最後她說,可能是許世友!這個人最不聽招呼了!我根本對什麼叫“跑了”沒有任何概念,對中央的事情更是一頭霧水, 所以聽了京群的分析,就覺得有道理,聽說許世友的脾氣很大,誰也不服,隨身老帶著槍,“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曾經跑到山裏躲了起來;所以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 是他。
何等的天真爛漫。

在廣州聽完傳達“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國人民一樣,對此事沒有一點思想 準備,尤其是文件說他們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覺頭暈耳鳴,全身麻痹。腦子裏第一個想到的是“這是‘筆杆子’在搞鬼!”我旁邊坐著的是學校裏睡在我下鋪 的廣空副參謀長的女兒,她悄悄地問了我一句:那個周什麼的女兒是誰呀?我掙扎著回答:是我……聲音極低,極粗,極啞,根本不像我平時。她一定是被我嚇到 了,馬上搬著櫈子往旁邊挪了一下。

傳達完文件,李先念接見我們這些父親在文件上被點了名的子女。他特意點了我的名, 他問我:你知不知道他們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樣劃清界限,大義滅親啊?你要是知道了他們的陰謀,你會怎麼辦呢?向誰舉報啊?我根本回答不了這種問 題,但全場的人都在盯著我看,我勉強站起來,眼冒金星,感覺喘不上氣來,眼前黑壓壓地一片人頭,我跳過了前面的幾個問題,朝著兩步遠的李先念,啞著嗓子說 了三個字——吳法憲。

顯然這個答案令他很不滿意,他也不讓我坐下,就轉過臉跟另外一個方向的子女們講起話來。我既 緊張又非常尷尬,也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剛才聽文件的時候隱約感到吳司令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說的是實話,誰讓我聽見林立果他們背後跟吳法憲叫什麼“吳胖 子”呢?誰讓我什麼都不知道呢?不向他舉報向誰舉報?空軍大院最大的幹部就是他嘛!何況我在廣州上學,更不知道該怎麼舉報;就算我去過幾次毛家灣,但是坐 車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說這次連林彪也死了呀……幸虧我還知道人民大會堂是開大會才用的地方;天安門是節日或接見群眾時才用的,平時上面沒有人;“中 央”二字對我而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應該在長安街上的新華門裏面。
何等的幼稚可笑。

廣州軍區 委託廣東省軍區把我們這些子女留下辦學習班,而這四天我自閉了,像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面無表情,一言不發。學習班結束的總結會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態、 表示緊跟、要劃清界限。我則被廣州軍區政治部于主任點了名,“聽說這四天學習你沒說過話,你是怎麼想的?今天你要表個態。”我一咬牙站起來,沒頭沒腦,倔 倔地說了兩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機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溫都爾汗的照片。
這兩句和當時會議氣氛大相徑庭、完全逆反的話,讓于主任措手不 及、極為不滿,後果可想而知。從此,就給組織上留下了我“態度不好”的史話,以至於1974年我復員後被空軍流放到南苑空司生產隊去,時任空軍司令員馬寧 去那裏勞動遇見了我。一開始以為我是哪個空軍招待所去南苑輪流勞動的服務員,吃午飯時還專門坐過來,和顏悅色地跟我聊天,問東問西。然而,我擔心的事情還 是發生了——生產隊長在一旁陪坐,幾經猶豫,還是很尷尬地當著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訴了他。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對我翻臉了!大聲斥責道:你要劃清 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臉一繃,二話沒說站起來,把沒吃完的飯菜往碗裏一扣,在眾人的注視中傲然離去,身後的食堂裏一片寂靜,鴉雀無聲。事後我越想越絕 望:我到底是誰?我代表我父親嗎?我竟如此之臭名遠揚?空軍司令竟如此沒有水平?黨的政策竟如此之遙遠?



前空軍司令員馬寧少將,“四人幫”被打倒後被解職,時年55歲。

儘 管“九一三”時我未滿17歲,但我真的不應該這麼天真、單純,因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裏,因為家裏的事情,我很生氣,就給江騰蛟伯伯打電話,問有沒 有去廣州的訓練飛機,要回學校。父親得知後匆匆趕回家來,大概因為我這個從小到大最聽話、最讓家長放心的孩子,在氣頭上居然跟他說了一句“再也不回這個家 了”的話,讓他很是意外和傷心,他坐下來耐心地聽我把情況說完,長嘆了一聲,和我做了一次長談。就是這次談話,吐露了他們的一些跡象,只不過我沒有真正領 會而已,現在看來那就是一次“路線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新史記》第4期)

西方着手在联合国框架外干预叙利亚


核心提示:2月4日中俄在安理会投票否决了美国、欧洲及有关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叙利亚问题新决议案。美欧阿盟立即着手寻求“联合国框架外”干预叙利亚政局的途径。法国将迅速牵头组建“叙利亚人民朋友联络小组”。法新社分析认为,萨科齐此举如同“利比亚联络小组”的翻版。

俄罗斯和中国4日在安理会投票否决了美国、欧洲及有关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叙利亚问题新决议案,令美欧阿盟非常不满。美欧阿盟次日立即着手寻求“联合国框架外”干预叙利亚政局的途径。

有国际问题观察家警告说,美欧如此急迫让巴沙尔政权垮台可能会导致叙利亚冲突骤增,危及整个地区的长久稳定,甚至引发这一地区教派势力争斗激化。

“未来48小时内发起总攻击”

中俄否决新叙利亚问题决议案受到了叙利亚政府方面的欢迎,美、英、法驻联合国特使非常不满,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地区协调委员会”扬言要鼓动叙全境“举行两天的罢工”,反对派武装“自由叙利亚军”更是公开表示:“要在未来48小时内发起总攻击!”

与此同时,分散在各国的叙利亚反对派开始围攻和袭扰叙利亚使领馆。50余名男子5日晚冲击了叙利亚驻堪培拉的领事馆,砸毁了办公家具,抢走了电脑。叙利亚驻伦敦,雅典,柏林,开罗,沙特等国的使领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部分暴徒被当事国警方逮捕。

着手“联合国框架外”干预

5日,美国、欧洲多国和阿盟部分国家立即着手研究“联合国框架外”干预叙利亚的动作。

突尼斯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突尼斯政府正式启动驱逐叙利亚大使,结束承认叙利亚现政权的程序……除了巴沙尔政权下台外,没有其它解决这场危机,开启民主过渡的出路。”突尼斯政府还呼吁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驱逐叙利亚大使。阿盟高级官员此前也发出类似的呼吁。

法国总统萨科齐5日称,法国将迅速牵头组建“叙利亚人民朋友联络小组”。他表示,法国政府已开始与欧洲各国及阿盟磋商,以便成立叙利亚联络小组寻找解决目前局势的可能途径。

萨科齐说:“法国不会投降。法国正在与阿拉伯以及欧洲伙伴磋商,成立‘叙利亚人民之友小组’,以便对阿盟(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计划给予国际支持。”

法新社分析认为,萨科齐此举如同“利比亚联络小组”的翻版,法国可能因此拉开新一轮“联合国之外”向叙利亚施压的序幕。

去年利比亚局势动荡后,以法国为代表的相关国家也曾组建“利比亚联络小组”寻找危机解决方案。利比亚在内战、变天后至今未能恢复国家稳定。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5日也表示,美国与欧洲将就叙利亚问题的“下一步动作”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

在5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利伯曼公然建议:“现在的问题不是巴沙尔要不要下台,而是什么时候下台……我个人认为,就应该从支持‘自由叙利亚军’开始。支援的范围包括医疗,情报,侦察手段,最终还可以给他们提供武器!”

土耳其外长5日虽然否认其政府正在准备军事应对叙利亚的事,但承认土耳其会是“逃离暴力的天堂”。

可能引发教派势力摊牌

对于阿盟提出的叙利亚问题决议之所以未能获得通过,俄罗斯媒体5日宣称,这是因为决议案并没有对叙利亚问题的另一方——巴沙尔政权的反对派,尤其是反对派武装提出任何的约束条款。这意味着在叙利亚政府中止行动的时候,反对派武装却能步步进逼。

自今年1月以来,阿盟观察团进驻叙利亚之后,叙利亚政府军和警察表现了相当的克制。但这一克制却让局势急转直下,反对派武装甚至出现在首都大马士革的郊区。俄罗斯的分析人士称,如果决议案不能体现“公平与公正”,那以只会让叙利亚的局势更加血腥——这是中国与俄罗斯反对的原因。

更值得关注的是,叙利亚局势如果继续恶化,还很可能引发本地区教派势力间矛盾的公开化。自美国入侵伊拉克以来,这一地区的各教派就在积蓄力量,准备摊牌。叙利亚局势加速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土耳其与伊朗之间在这一地区的角力。一旦叙利亚的局势失控,那么本地区内各派势力之间的争夺必然会溢出叙利亚,波及黎巴嫩、伊拉克、以色列和约旦。

去年11月逃到土耳其避难的叙利亚军情机构北部地区指挥官穆斯塔法将军,5日接受黎巴嫩《每日星报》采访时称:“叙利亚军队现在只有三分之一仍有战斗力,主要是因为低层军官和士兵士气不高,武器装备落后。因此,巴沙尔的政权比想象得更容易崩溃。但要警惕的是,现在的局势非常危险,一旦失控,会如同原子弹爆炸一样波及整个中东地区。”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北京的外交政策伤害了中国利益


资深中国观察家一直想了解,如果中国是个民主国家,她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的。有两种学说。其一,现实主义的一派坚持认为不会有多大的差别。无论采用哪一类型的政治制度,一国都要寻求权力、保障安全。影响政府行为的是其所拥有的权力和使用这种权力的种种外部掣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行为由其实力决定,而不是政治制度。例如,近年来中国放弃了低调的外交政策,转而变得更加自信,这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使然,而不是其国内政治制度的改变(国内政治制度始终未变)。

另一派学说则认为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基础。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看待世界的角度完全不同——它们对威胁的看法大相径庭;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也不可同日而语。民主国家有着更高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与决策不透明的专制政权的封闭本性形成鲜明对比。最重要的是,在民主国家,政权安危与国家安危二者没有冲突,因为在这些国家,民主的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具有合法性,关键的各方都能接受。[某届]政府可能因为缺乏公众支持而下台,但民主制度长存。因此,民主国家中,领导人不必以牺牲国家安全来确保政权稳固。

相反,在专制体制中,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经常发生冲突。因为这样的体系中,政府倒台也等于是政权的崩溃,统治精英尤其会把保护政权看得比国家安全更重要。换句话说,独裁体制下,政权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此外,独裁的政治本质决定了政府对威胁的感知也殊为不同。民主政体认为外在威胁就是实际被入侵的危险,而独裁政体会认为外在威胁既有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也有军事上的。因此,专制政权往往以代价高昂的各种资源来抵御外来的政治威胁,将民主政体当作毫无必要的敌人,不是因为这些敌人能形成军事上的威胁,而是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构成威胁。因为,在追求政权安全的时候,专制体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破坏国家安全,无论这体现在浪费国家资源上,还是体现本应交好、实则却要对抗的民主大国上。

这种观点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共的政权安全和中国的国家安全之间的持续紧张。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频频撕开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有两个例子可资说明。

中国的对朝政策可作为这种矛盾的展示案例。出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中国不应该容忍北韩的核武计划或其针对邻国的攻击性行动。然而,由于执政的共产党认为,统一的民主的朝鲜半岛,又是美国的紧密盟友,这对该政权安危来说,比一个坐拥核武的世袭王朝更危险(后者是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不是对中共政权的威胁),北京于是推行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为金氏王朝保驾护航的政策。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以国家安全而言过于高昂,包括:有了一个不可信任的拥有核武的邻国;被拖入另一场朝鲜战争的真实的高危可能;疏远了南韩这个长期战略伙伴;让日本可以重建武装并敌视中国;以及在该地区增加了美国的防御能力。

中国的对美政策则是另一个例子。有关中美关系,一个很少被问及的问题是,美国是对中国的威胁,还是对中共的威胁。虽然无论中国的政权是何性质,大国角逐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元素,这毫无疑问;不过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种竞争会相对友善,也更不容易走向大国冲突。

但由于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地缘政治竞争让位于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从中共的角度来看,美国,带着她那种为自由民主布道的精神,不只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还是一个现存的政治威胁。如此一来,互信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也将许多可以增强中国的国家安全的手段排除在外(例如建立更紧密的军对军关系和规则,防止海上事故或加强网络安全)。最具说服力的是,今天的中共似乎比苏联共产党更不信任美国。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高级总监杰弗瑞·贝德(Jeffrey Bader)的说法,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军对军关系比中国在当下的冷战缓和期更进一步,也更富有成效。

不可避免的是,中共在面对美国的力量和影响时,为了保护政权安全所采取的措施,结果却削弱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因为华盛顿也采取对应措施对冲战略风险,最近的一次就是把重心转向东亚。随着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大幅增强能力,并扩大在东亚地区的安全联盟,和印度和越南等中国的传统对手建立新的安全关系,再要论证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提升了可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不幸的是,独裁体制下,对政权安危的担忧超过了对国家安全的考量,这是国家政治中的永恒特性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地方,同时也更为危险的,在于当下所涉及的利害关系重大得多。如果管理不善,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在政权安危和国家安危之间处于紧张的根本病因可能会毁掉中共自称的“和平发展”的目标。

   ( 原题:Beijing Foreign Policy Hurts China, published on THE DIPLOMAT MAGAZINE , January 21, 2012

作者:裴敏欣,原载: THE DIPLOMAT Magazine




台湾新任文化领导人将带来震动


多产作家、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龙应台教授将担任台湾新的文化部长,分析人士说,因为其在台湾、香港乃至大陆政治和文化发展中的"煽动性作用",她很可能成为两岸关系中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

1998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以后,龙应台曾在1999至2003年出任台北第一任文化局局长,现在再次受到马英九重用,被任命为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该委员会将于今年5月重组为文化部。马英九总统上个月赢得连任。

61岁的龙应台常常被认为很有煽动性,因为她的批评很容易引起敏感的社会和政治争论。她在文化方面的影响遍及两岸三地,自2004年以来,她还一直在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说,龙应台直言不讳的批评偶尔会让大陆领导人难堪。

2006年,她就大陆时事杂志《冰点》被停刊一事向胡锦涛主席提出质疑,写了一封题为《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公开信。

她2009年的著作《大江大海1949》讲述了内战和1949年国民党支持者逃往台湾的事情,在大陆遭到当局的封杀。

马家辉说:"龙应台现在不仅是作家、评论家,还是一位部长,北京领导层不得不面对面地跟她打交道。北京对这样一位文化部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对此我们很感兴趣。"

据香港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说,龙应台将于本月中启程前往台湾,为接任新职务做准备。自2008年以来,龙应台一直是香港大学的"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在香港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发布的告别声明中,龙应台说,在香港的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将有助于她应对未来的挑战。

她在声明中说:"香港是我钟爱的城市,港大又给了我安身立言的环境,香港的经验,使我的视野更为开阔。我对香港,充满感恩。"

通过该办公室,龙昨天拒绝发表进一步评论。

香港作家、文化评论员梁文道说,龙应台是不可多得、有广阔视野的重要的文化专家。

他说:"龙将是最有能力帮助马英九总统提出重要文化战略、以台湾的软实力反击大陆的人物。"

"过去几年,因为置身香港,给她提供了很多与大陆学者甚至喜欢她的大陆人之间面对面接触的机会,龙应台在大陆年轻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马家辉说,龙应台还是推广文学产品的专家,尤其是她自己的著作。

他说:"龙善于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和影响推广其文化产品。她是善于策划和推广文化产品的很少见的作家和文人。"

"她懂得如何与媒体和出版商打交道以符合她的出版计划。"

1981年成立的文化建设委员会是筹划和监管台湾文化部门的最高机构,包括向大陆观众推介台湾艺术团体。

笔名南方朔的驻台北政治评论员王杏庆说,虽然龙善于推广自己的文化产品,但她现在必须领导台湾其他文化专家,在大陆市场寻找商机而不依赖台北的经济支持。

他说,要劝说文化部门的同事改变其传统心态,对龙应台来说是"棘手的难题"。

因为2004年以来一直居住在香港,龙应台获得了香港的居留权,但据说为了获得文化部长的新职位她已放弃香港居留权,为的是避免政治争议,因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家张麟征教授说:"龙应邀加入马英九内阁,因为马英九政府未能找到其他合格的人物来填补这个具有挑战性的位置。"

"文人都愤世嫉俗,不容易满足。她也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如果她改革台湾的文化政策,可能会与马英九一起分担很多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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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Taiwan's new culture tsar will shake things up

作者:Minnie Chan 译者:“译者”志愿者,原载: 《南华早报》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伙伴?


龙年伊始,作为两个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加拿大的最高首脑在相隔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接连到访中国,具有别样意味。特别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将新年首次欧洲外的出访地选在中国,更用心良苦。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默克尔此行肩负了重大使命,试图说服中国慷慨解囊,帮助欧洲度过史上最严峻的危机之一。据信,加拿大总理哈珀即将于近日开始的对中国的访问侧重点也将是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希望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益。

众所周知,默克尔和哈珀都曾经是对华强硬的急先锋。上任初期,他们都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并且由此导致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在较长的时间里低迷不振。默克尔本人早年生活在前东德,因此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感受刻骨铭心,本能地反感。而哈珀作为加拿大新生代领袖,也对共产党统治的中国长期抱有敌意。

但随着执政经验的增长,默克尔和哈珀都不约而同地改变了与中国交往的方式——虽然我相信他们从内心并未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以更加理性和务实的精神处理对华关系,刻意回避或者低调提及敏感问题,特别是着重加强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并在地缘和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到这次访华,中德双方领导人都盛赞两国关系的深厚和广泛,就是默克尔“改变”的直接结果。而加拿大也在中国长期关注的赖昌星问题上,给予了合作和配合,送给中国一个大礼,由此改善加中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中国积极运用经济杆杠影响外交关系的“战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余年,不仅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而且在若干重要经济指标上超过传统强国,跃居世界第一。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外交上运用经济手段的余地扩大了。

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明显恶化。共产主义体制国家在晚近的二十多年里一个接一个地陨灭,中国成为极少数奉行传统的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一。这就好比在汪洋大海中漂流的一叶孤舟,四周茫茫一片,孤独无援之状可以想见。

反思那些共产主义政权之所以垮台,表面上看,是少数国家实行激进的改革政策导致局面失控,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实则是它们长期对内坚持僵化体制,钳制人民自由,培育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国家经济和资源,对外实行冷战政策,以意识形态划线,与资本主义世界泾渭分明,你死我活,拒绝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必然结果。

如果不想自行消亡,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坚定意志进行改变,才能适应这个世界,也才能继续保证政权合法性,说服民众支持之。因此,从中国到越南,以及古巴,都在走渐进改革开放之路,试图在保持原有特性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水平,以经济发展的成果维持执政党的基本信誉,维持政权稳定。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主义体制国家都将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从而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中,这就是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相脱节的矛盾,它是共产主义国家在实行经济改革到达一定阶段后面临的主要矛盾。

但要让它们对现有体制主动改弦更张几无可能,对它们来说,共同的诉求是如何确保执政党长期执政,确保现有制度长期稳定,确保开国以来必然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永久化和最大化。

现行制度和体制的不适应性和民众渴望改变的需求,让它们产生深刻的自我危机感。外部环境也希望这些国家消除对立因素,融入大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养成了孤独自信的国家品格,特别敏感,特别自尊,也特别脆弱,往往坚持己意,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因此,对别国的批评,即使是善意的,只要触及了敏感点,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弹,而那些来自外部的改变的意图,更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

正如前文所说,默克尔和哈珀最先都招惹了中国,批评中国的国内政策。客观来说,他们的批评有时是有私心的,甚至是带偏见的,是他们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产物,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善意的,有助于从某些方面改变中国不足的或者丑陋的部分,使中国变得更加健康和完善。这就好比一对邻居,其中一家对另一家提出批评,并不意味着这家对那家就必定是带有恶意一样。又比如它们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凡是中国人都知道,我国的人权状况的确不如人意,如果不是西方国家长期坚持不懈地敦促中国改变,恐怕现在的情况更严重。

事实上,对于利益集团来说,他们自觉得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无需来自外界的批评和劝说,不仅不需要外部的,也不想聆听自己人民的呼声。

他们让世界上所有国家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中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德国、加拿大就某些方面的问题不客气的批评中国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经贸合作急剧减少,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急于改善各自国家经济的两位总理都深感压力,不得不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促使双边关系逐步和缓,以至改善——中德、中加重新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

这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千万不要批评中国,千万不要试图说服中国改变,中国不需要诤友,中国希望自己处理自己的事,谁想当中国的诤友,对中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等着瞧颜色吧。

他们也让所有中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利益集团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由于大家时时刻刻都能深切体会到这一点,因此不再赘言。

关键在于,中国这么做并未取得真正好的效果,或许一些国家慑于中国的强烈态度,会暂时闭上嘴巴,但他们心中的想法不会改变;或许这会顾及利益集团的颜面,但却无益于中国解决在某些方面十分突出的问题。相反,将使得原有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激化,乃至酿成危机或者巨变,利益集团心心念念想的“稳定”将会打水漂;也显得中国作为泱泱传统大国的小肚鸡肠,显得利益集团缺少诚实的秉性,固步自封,顽固不化,目光短浅,格局狭小,将自身置于多数民众的对立面上。

作者:丁咚 ,网易博客


中国资本外逃暗潮


在已回归中国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如果你是一名偶尔到此一游的观光客,你可能会对街头鳞次栉比的名表店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商店迎合了一些内地游客的需要,这些游客其意并不在新款时尚名表,而是要借助买表这种方式把资金转移出中国。他们在购买那些镶着珠宝的浮华手表时,往往用信用卡付账,紧接着就会把表退回去,好心的店主会退给他们现金(但会扣掉少许金额),而不是取消信用卡交易。

1月份,澳门赌场收入同比上升35%,这是由于大量内地人为庆贺“水龙年”的到来而涌入此地赌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旅游方式是把资金转移出中国的又一条途径。游客用信用卡上的钱赌博,然后在境外接收结算后的现金(外币),从而绕开有关携带出境的现金不得超过2万元人民币(合3100美元)的法定限制。在东京,银行人员和房地产中介惊奇地窃窃私语:中国人在这里买房竟然用借记卡付款。在新加坡,政府官员表示,近期出台的抑制房地产投机的举措是针对新兴起的中国富人,而不是以往的印尼大亨。

资本外逃是中国许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外逃资金来自各色人等,包括中共官员、幸运的上市(特别是境外上市)国企高管以及新富起来的企业家。然而,在中国政治领导班子即将换届之际,资本外逃势头变得更加猛烈了。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10月召开,这将拉开领导班子换届的序幕。没有人知道,换届会产生什么结果。届时,许多目前受庇护的人将会失去靠山。

外流资金寻求的不是最高额的回报(这种回报目前仍要在国内寻找),而是避风港。资金外流反映了富人们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有些资金是合法的,有些不是合法的。没有多少企业家愿意披露他们是从哪里、以什么方式获得原始资本的。他们的企业帝国是如何打下根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笼罩在迷雾之中。中国各个城市都有许多这样的房产:房屋所有人不还房贷,而银行因为忌惮这些人在党内的强硬后台,不敢办理收房。


中国富人加入了外国投资者的行列,要求获得更稳固的财产权。这对合法资金来说是好事,但对不合法资金来说就未必了。

社会精英阶层财富迅速膨胀的另一面,自然是穷人和无产者不满情绪日益加剧。这种情绪恰恰源于以下认识:在中国大地上奔流、涌入亚太地区、越过太平洋的那些钱,大部分是非法所得。

中国国际收支余额(2010年为600亿美元)中的错误和遗漏表明,资本外逃的规模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尽管我们很难区分热钱流出和资本外逃。相关数目上存在的出入,部分是由于外汇套利,部分则是由于较为可疑的资金流动。

随着投资者对人民币的看法变得较为悲观,流出中国的资金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就目前来说,人民币升值前景变差有许多原因,包括贸易顺差远小于以往和出口前景不佳。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香港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去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大概在2500亿美元左右,但今年可能减少到1400亿美元。去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从3.2万亿美元降至3.18万亿美元,今后还可能进一步下滑,原因是中国经济在缓慢转型,越来越多地依靠内需拉动。

因为这几个因素,许多聪明的外汇交易员已经不再把宝押在人民币快速升值上。去年12月,香港的人民币存款环比下降6%,为历史最大跌幅,反映了资本流动扩大和经常账户往来更为均衡。

王志浩指出,热钱流出现象可能已经持续了许多年,但过去被资本流入的势头盖过了,所以看起来不明显。“可见性”是资本外流问题的一个重点。

可以说,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是在社会层面,而非经济层面。

美国学者史宗瀚(Victor Shih)估计,中国人口中最富的1%的人的流动资产和房产价值总和在2万亿美元至5万亿美元之间。而处于另一个极端的人甚至还没有进入“现金经济”。差距实在太大了。

作者:汉妮·桑德尔 译者:何黎,原载: 英国《金融时报》




张维迎:吴英案与特权经济


2月4日,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1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认为吴英案表明中国经济依然是建立在特权基础上,中国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至少还有200年。


中国金融为国有银行垄断

(德国之声中文网)2月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上,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发表演讲。就近期倍受公众关注的吴英案,他表示此案说明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至少200年。因为中国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

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驳回吴英上诉,维持对她的死刑判决。现年31岁的吴英为浙江义乌的一位企业家,早年以经营实业赚得第一桶金,随后为扩张企业规模开始进行民间融资。据中国检方起诉资料称,她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向社会公众集资人民币7.7亿元。

吴英案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引发社会热议。法学学者滕彪曾在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撰文:面对吴英死刑,我们是沉默还是呐喊?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此案凸显中国官方对金融的垄断;企业家王石、任志强等也在新浪微博上认为吴英"罪不致死";

特权社会,中国的市场体制无法完善

张维迎在演讲中提及:在一个特权社会中,很多企业家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掠夺财富。吴英被判死刑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意味着融资是特权不是基本权利,意味着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意味着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受到摧残,说明中国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中国经济学者赵晓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他认同张维迎的观点:"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他说中国的市场体制的确不完善,这点是成立的。过去几年国进民退,某些方面甚至倒退,我曾经说过,目前的中国有点象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成熟规范的市场经济。"

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的中国知名律师张思之也于2月2日致信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张军, 指"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再次证明中国经济是特权经济"

德国之声电话采访张思之时,他表示,面对涉及一个年轻生命的法律个案,其判处有诸多问题,他必须表明一个法律人的态度。他也直指在此案中核心的问题是:"一个人借款去经营自己的企业,是不是构成犯罪?现在法院不但认为他有罪,还认为是重罪,而且要判死刑,所以我们目前提出这个案子是该杀还是不该杀?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从宏观上讲,再解决第二个问题,我在信中已经暗含这层意思,我们站在改革的高度来看,我们解决目前大陆金融体制的问题,这些是不是犯罪,这些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张思之也认为吴英案再一次证明中国的经济是特权经济,如果吴英被执行死刑,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市场经济不成熟,而是大倒退。"

作者:吴雨

责编:叶宣




中国的否决票:被动的战略选择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北京在安理会抵制叙利亚决议的做法进行辩解。专家分析,中国这次在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得有些被动,虽然一时会陷入外交上的孤立,但不会遭受利益损失。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对其否决安理会叙利亚决议的做法进行了辩护。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周一发表社论表示,否决票并不意味着任由暴力局势继续下去,相反"恰恰是对叙人民负责"。文章还举了利比亚的情况作为"反例",指出"北约国家滥用安理会有关设立禁飞区的决议,直接向利比亚交战一方提供火力支援",结果并没有达到保护平民安全的目的,大规模内战反而更加血腥。

难以说服世界的"辩解"

据路透社报道,该文章作者署名为"中声",可以解读为"中国之声",该报在阐述北京外交政策立场的时候常常用到这个名字。中国官方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服西方国家,也不能熄灭叙利亚反对派的怒火。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教授分析认为,不管是在决议投票之后的官方表态,还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国这种"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的方式都无法令西方国家信服,事实上这一辩解主要是说给阿拉伯世界国家听的。他说:

《人民日报》代表中国政府做出辩解

"在非洲和阿拉伯事务当中,假如该地区多数国家达成一致,中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这次比较反常,因为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决议草案,但中国还是投了反对票,这就说明其中俄罗斯在起主导作用。"

从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的磋商直至表决的过程当中,可以明显看出,俄罗斯的旗帜比较鲜明,始终坚决反对包含推翻阿萨德政权内容的任何决议草案,而中国虽然也不断重申避免武力解决问题,但立场明显没有莫斯科那么突出。政治学教授辜学武认为,中国这次在叙利亚的问题上表现得有点被动,主要是出于全球整体战略格局方面的考量。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奉行构建全球多极化格局的外交政策,其中与俄罗斯合作以抗衡西方是中国的主要战略基石之一,在莫斯科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站在一边,它别无选择。

不愿重蹈利比亚问题"覆辙"?

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自己指出的那样,有关利比亚禁飞区决议的通过在北京和莫斯科眼里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辜学武教授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当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弃权,导致西方得到授权,全面对利比亚进行干涉,事实上就是放手让卡扎菲政权倒台。所以这次明显能感觉到,中俄两国这次不愿意重复自己认为的这个'错误',赋予西方国家全面干涉的权力。"

但是,被动站在莫斯科一边的代价就是,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可能会面临西方国家的激烈指责,甚至陷入暂时的外交孤立状态。据德新社报道,美国已经开始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之外的解决途径,比如实施更多的制裁措施 ,对大马士革政权的武器购买和运输资金来源施加影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说:"我们要努力找出到底是谁还在继续支持这个政权,向其提供武器,让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叙利亚民众开枪。"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则建议建立一个叙利亚问题国际联络小组。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阿拉伯联盟和土耳其应该在这个所谓的联络小组中扮演中心角色。

否决票不会给中国造成实实在在的损失

不过,尽管中国由于否决联合国叙利亚问题决议而在外交上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因此而遭受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换句话说,虽然在叙利亚问题上扮演了不讨喜的角色,违背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意愿,但是中国和该地区主要产油国的关系并不会受到影响。他说:

"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作秀、政治游戏。比如中国的最大的供油国沙特阿拉伯,中国总理温家宝不久前刚刚访问了该国,很多观点应该已经进行了交流和澄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阿拉伯世界主要产油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

辜学武教授指出,其实很多阿拉伯国家这次之所以决定提出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要求,也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更确切地说也是为自己的政权着想。因为包括沙特在内的很多阿拉伯国家自己本身就不是民主体制,他们希望通过阿萨德的尽快倒台,将叙利亚这个棘手的问题赶紧解决掉,以防"引火烧身"。因此这些国家不会认为中国在安理会投了否决票,就意味着和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



北京与莫斯科处于国际批评的焦点


德媒纷纷批评中国和俄罗斯否决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认为它们阻止了国际社会孤立阿萨德政权。而北京主要担心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也会引起外国的干预。

奥地利《标准报》2月5日指出:"在联合国针对叙利亚决议被双重否决后,俄罗斯和中国处于国际批评的焦点。西方和阿拉伯国家对这两个国家否决谴责叙利亚暴力的草案表示愤怒。叙利亚反对派宣布,阿萨德总统的政权从而有了'屠杀许可证'。……"

《新闻报》2月6日也报道说,"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星期六晚上对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的否决,星期日全世界的反应都处于失望,憎恶与愤怒三者之间。"

《世界报》(2月5日)引述也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卡曼(Tawakkul Karman)的尖锐抨击,"……联合国安理会应该保护人权,而不是与独裁者为伍。俄罗斯和中国对阿萨德政权在霍姆斯(Homs)等地的大屠杀负有道义责任。"

该报认为,"这位也门女人的愤怒,全世界大多数政府都有同感,毕竟安理会其它全部13个成员,包括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和阿拉伯联盟的代表,以罕见的一致赞成这个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反正纯粹是个姿态,文本中既没有军事干预也没有制裁,仅仅是口头谴责叙利亚的暴力而已。"

北京对利比亚决议感到后悔

《每日镜报》2月6日报道说:"它们阻止了国际社会一致孤立冷酷无情的阿萨德政权,从而使自己受到孤立,俄罗斯和中国以其对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的否决引起许多阿拉伯国家、美洲和欧洲国家的愤怒。"

该报认为,"俄罗斯与阿萨德政权是政治结盟,北京和莫斯科一样,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一次新的北约军事行动,就像安理会利比亚决议后所启动的那样。那一次中国通过弃权(和德国一样)至少没有阻止决议通过,但是对其后果感到后悔。决议后接踵而来的是,北约为反叛者提供军事援助,拉开了卡扎菲垮台的序幕,而中国与他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

"此外,在否决叙利亚议案的背后,还有一个政治原则,中国不允许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这个国家总是以此驳回西方对其在西藏和新疆做法的批评。……"

"中国政府的立场可以忽略"

《南德意志报》(2月5日)评论认为,"中国政府的立场可以忽略,北京的行为只是机会主义使然。假若俄罗斯弃权的话,中国也就不会否决了。……"

评论认为,"……在军事干预方面,除了联合国决议外,几乎没有别的可能性能对这个迅速激化的冲突产生影响。这个机会现在被放过了,因为俄罗斯无法认识到其意义,因为莫斯科和北京都同样担心,下一次--在西藏或高加索--自己的内部事务也会被干涉。"

《法兰克福汇报》2月5日注意到:"相反,叙利亚领导人的党报则赞扬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称之为'对西方阴谋家及其阿拉伯帮凶的无情打击。'"

编译:林泉

责编:叶宣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中国政府明确抵制欧盟航空“碳税”


中国民航局日前下发通知,明令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而欧盟驻华大使则表示,征收“碳税”增加的成本有限,希望中欧双方能通过协商解决争端。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一,中国政府宣布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民航局在声明中说,从今年1月1日起生效的欧盟相关法令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关原则和规定。

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经多次对欧盟单方面立法行为表示担忧。而欧盟驻华大使埃德雷尔(Markus Ederer)则称,希望中欧双方能够在领导人会晤前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埃德雷尔还说,他不认为中国方面的抵制会立刻产生结果;碳排放费用在2013年才会首次结算,在此之前,航空公司暂时不会支付罚金。

目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四大航空公司每周往返欧盟的航班数量接近250架次。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估计,一旦欧盟向中国航企征收"碳税",整个中国民航业2012年度将因此支出8亿元人民币。而随着排放限额竞拍价格的节节攀升,以及中国航空公司雄心勃勃的欧洲航线拓展计划,到2020年时,每年中国将向欧盟缴纳"碳税"达30亿人民币。

而欧盟委员会则认为航空公司的运行成本增加有限,每张长途往返机票价格最多上涨32欧元。也因此,不少航空公司从今年1月起上浮了往返欧洲的机票价格。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的欧美往返机票上涨了6美元,德国汉莎航空也已表示将长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费提升10欧元。国际航空业预计,今后8年间,各航空公司将总共为此多支出175亿美元。

但中国民航局已经明令禁止本国航空公司借此机会变相涨价。而就在上个月,中国航协还透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针对欧盟的反制措施。

充满争议的欧盟航空碳排放交易体系

2005年1月起,欧盟开始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简称ETS(Emission Trading System)。发电厂等高排放的工厂企业都会获得排放限额。相关企业必须通过碳排放交易市场来购买超出限额的排放;而如果企业排放没有超出限额,则可将剩余配额在交易市场上出售。

2011年,民航业也被纳入了该体系,但最初仅限于欧洲境内的航班。从2012年1月1日起,所有在欧盟起降的国际航班也纳入了该体系,包括非欧盟航空公司经营的航班。

与其他行业一样,各航空公司也会获得相应的排放配额,该限额是根据航空公司2004年至2006年的年平均碳排放量计算得出的,并将逐年递减。在目前的阶段,各航空公司的免费额度为此前排放量的85%,即如果一家航空公司的碳排放量维持不变,即必须为其中的15%购买额外配额。

在其他国家看来,欧盟将境外航空公司也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是不折不扣的单边立法行为。按照欧盟方面的决议,一个航班只要在欧盟境内的机场起降,其全程的碳排放都必须纳入欧盟的交易体系。对欧盟的这种单边行为,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巴西、南非和中国众多国家都表示强烈反对。除了指责欧盟设置贸易壁垒、违悖世贸组织相关协定之外,也质疑欧盟的单方面立法究竟有没有权限管辖别国的领空。

甚至欧盟境内的民航业也不支持这项碳排放交易体系。去年年底,德国多个航空业协会致信德国联邦政府,指出将境外企业纳入体系会触发贸易争端,反而不利于气候保护的长远目标;而如果中国、美国方面拒绝参与,则欧盟的单边行为将是搬起石头砸了欧洲航空业自己的脚,单方面增加了欧洲航空公司的成本;一旦贸易战开端,航空公司的成本将显著上升,打击本已脆弱的国际航空业。


2012年2月5日《明鏡郵報》

明鏡網熱點排行榜(2012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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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5日《歷史日報》

温州苍南数千村民游行要求中央彻查贪官

《自由亚洲电台》

浙江温州苍南县数千村民一周内三次发起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村官私卖土地,侵吞卖地款。星期天,村民们拉起“打倒贪官,还我土地”等横幅游行。村民代表当天告诉本台,曾多次到北京上访,而北京方面也明确村民应得到补偿,但基层无人理会,因此要学习广东乌坎村的维权方式。

继上周三及周五之后,苍南县龙港镇巴曹街道办事处泮河东村西村村民,星期天再次发起数千人示威游行,抗议前任村长吕明青和前村支书吕明锦,侵吞私卖土地款项。村民代表吕先生当天中午告诉本台:“今天中午一点钟左右,又开始游行,我们去巴曹街道办事处”。

吕先生说,村民打出了维权横幅和抗议标语:“用集体土地,用集体资源换取个人所得利益,倒卖土地,捣坏良田,罪大恶极,横幅就这么写。我们第二个主题是,拥护党中央,拥护共产党,打倒贪官,还我土地”。

当记者半小时后,再次致电吕先生时,他说公安指村民游行非法“跟你通过电话以后,派出所就开过来两辆治安警车,他说游行要经过审批的,我说已经报批了,但是没有批下来,他就开走了”。

记者:现在有多少人。
吕先生:全村人蛮多的,现在我点也点不过来。要是采访新闻就到我们这边来吧。

本台致电巴曹县政府和巴曹街道办事处,但都无人接听,于是致电巴曹派出所询问游行情况,公安问记者:“请问一下,你们是哪里的?”
记者:自由亚洲电台。问一下关于村民游行的事情。
公安:你们现在在哪里?
记者:在香港,打电话过来问。
公安:你们问这个事情干什么?
记者:你们有没有去处理?
公安:有的,我们早上就去了。这个事情,我们早上去村长那里,他们后来游行,我们正在了解。

村民说,泮河东村和西村原同属一村,有五千多村民,大部分姓吕,拥有各类土地数千亩,多年来,村委会将土地偷偷出让,村民没有得到如何补偿,更没有合理的安置。而部分土地被村委会侵占,村民仅留部分水田。自从开发商进驻该村开始填方,引发了一系列抗议事件。

村 民吕先生说:“我们村民去阻拦他们,说我们的地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他(施工方)说是从政府买过来的,我们村民根本不知道,问他什么时候买的,他说06年 就买过来了,还搞了围墙,打桩,我们村民不同意,这个地被卖掉,我们村民祖宗搬过来四百多年,在这里造田,开荒,我们村民就把围墙推倒,我们县公安局把我 们村民抓去六个人,说我们聚众闹事,去年年底放出来四个,还有两个没放,我们村民就组织游行”。

上周三及周五,村民发起三千人的示威游行,他们民敲响铜锣,高呼口号,声讨官商勾结,并向中央政府及温家宝总理求助。

村 民表示,他们的情况和广东乌坎村的情况非常相似。吕先生说:“我们上次准备去广东乌坎村的,乌坎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村里将近有五千多亩地,全部给村干部 卖光了,村民一分钱没有得到。风华集团来我们这里买58亩,卖掉了六年,我们都不知道,集团到我们村开工了,才知道”。

北京媒体曾对此作 过报道,《中国国土资源报》去年12月报道称,10月25日,在江南海涂围垦工程启动区项目施工现场,当地村民与入驻企业发生了冲突。村民们将企业新建的 围墙推倒,将企业的设备破坏。而在此之前的2003年10月20日,苍南县举行了隆重的工程奠基仪式,并声称计划在10年至15年内建成整个基地,建成 后,整个基地年工业总产值可达1000亿元。但该报记者暗访,当地百姓由于不满政府提出的过低的补偿标准,加之个别村委会内部的营私舞弊,项目所涉及沿海 23个行政村的村民不同程度地自发组织起来,采取上访、拒签协议、阻挠施工、向媒体举报等多种方式,表达不满。其中泮河东村民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的家园在 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拍卖”,政府给出的回应令他们痛心不已。

吕先生说:“我们已经到北京(国土资源部上访),北京在电脑上已经公布 了,就是县里不执行。按国家法律来说,电脑里发布了(整改信息),县里应该执行,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秘书长姓宋的,也到我们这里来过,也到我们这里来 过,就是县里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没有办法赔你们这么多土地,把这个事情压起来,你闹大了,就会处理,我们现在要求中央政府到我们这里处理,县里,温州,根 本没有办法处理”。

陸外交部:美國生病 逼別人吃藥沒用

《聯合報》

美國經濟復甦緩慢,歐巴馬總統及共和黨總統初選候選人等政治人物都把矛頭指向北京,指控中國以不公平手段獲取經貿競爭優勢。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日前會見美國訪賓時強調,靠指責中國解決不了美國經濟自身的問題,換不來選票。

他警告美方,摻雜政治因素,自己生病卻逼別人吃藥,只會干擾中美經貿合作,損害兩國企業和老百姓利益;經貿就是經貿,應按市場規律和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辦事。

崔天凱強硬表示,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美國已經進入大選年,要特別警惕、堅決抵制把經貿問題政治化的傾向,不搞保護主義。

華府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AEI)院長布魯斯(Arthur Brooks)3日會晤崔天凱,中國外交部網站特別刊出崔天凱談話內容。崔天凱指明,過去一段時間包括部分政要和總統競選人在內的美國人士,聲稱美國在對中國經貿合作中「吃了虧」,這種說法不符合事實。

他強調,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很多由美資企業生產,大部分利潤是被美方及提供關鍵元件的其他國家和地區賺走,留在中國的利潤是小頭。這樣的例子有很多,怎麼能說美國吃虧了?

崔天凱批評,有人指責中國人「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這同樣站不住腳。中國工人沒有跑到美國找工作,是美國公司到中國找工人;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多已不在本土生產,不從中國進口也只能從其他國家進口。

他說,中國已不是生產耐吉鞋最多的國家,勞動力成本更低的越南承接了更多生產;耐吉公司不可能把生產都移回美國,也不會把創新研發搬到發展中國家。




有政經大改革,馬英九才有歷史新定位

《中國時報》


馬英九總統順利當選連任後,春節期間竟然在「閉門思過」;雖說是「閉門思過」,但一般推測其目的應是規劃國家未來發展的政經格局。從他任命陳冲組閣,以及主導第一階段內閣改組的老幹新枝搭配,可以看出在沒有選舉連任壓力下,他所企求的應是「計天下利,求萬世名」;亦即在歷史定位上,成為一個有開創性的偉大總統,這也是各界對他未來四年的期許。然而,要有開創性,就需要有大格局,若還在現有的框框內微調,勢難達到前述的目標,因此未來四年務必推動積極的大改革。

 有鑒於此,我們要從現實層面,探討馬總統在未來四年如何開創新局。難以迴避的是,他要有再修憲的魄力和努力。記得馬總統在2008年剛就任時,嚴守現行憲法所謂「雙首長制」的權責分際,退居二線卻飽受各方批評;為了不辜負當時750萬選票的託付,馬總統先從執政黨主席以黨領政做起,逐步提升其實質領導能量,反而贏得正面肯定。另外,此次二合一選舉,朝野焦點都只在總統大選,而且馬總統以689萬票高票當選後,主導此波內閣改組也受肯定。可見社會大眾對政府體制的認知,及馬總統目前的實際作法,在本質上都幾近總統制。雖然修憲門檻極高,然而要成為有歷史定位的總統,應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大開大闔主導修憲,以符合各界期待,並奠定可大可久、權責相副的政府體制。

 其次,馬總統要有魄力與能力處理台灣社會三個最封閉的體系:司法、醫療和國防。司法體系在馬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內,藉著「法官法」建立法官和檢察官的評鑑制度,加上規劃中的「人民觀審制度」,或許能讓封閉且自行其是的司法體系,得到一些改革開放氣氛。醫療體系則在楊志良卸下衛生署長之後,因其大肆爆料,而讓許多「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傳聞,得到一些證實,期望馬總統進一步關切,使醫療風氣得以改善、醫療資源不致浪費。至於國防體系的封閉情況,近年來雖因軍中人權提升而有所改善,然而各軍種之間及各軍種內部的黨同伐異,時有所聞,有賴三軍最高統帥的關切與導正。

 至於在經濟與社會問題方面,馬總統應盯緊新內閣,加速處理台灣長期以來環環相扣的幾個基本問題:稅制不公、貧富差距、產業外移、就業失衡。解決這些問題的最終目的在於重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堅實豐裕均富社會。在稅制方面,應以課徵資本利得稅,作為達成均富目標與矯正稅制不公的主要工具。另外,應開徵能源稅,除了永續發展目的外,還能擴大稅基、健全財政。甚至因為富人的能源消耗大(例如豪宅、私人飛機與奢華汽車等之耗能),課徵能源稅使富人的稅負相對提高,與前述課徵資本利得稅都有部分「富人稅」的效果,從而有助於縮減貧富差距。

 令人遺憾的是,近日媒體報導,新任財長劉憶如宣稱「任內絕不開徵證所稅」(次日即澄清無此宣稱),不動產利得實價課稅也「還有很長的路」。其實,多數先進國家都有資本利得稅之課徵,卻因稅率長期偏低,邇來被各界批判為貧富不均之要因,致有主張另外加徵所謂「巴斐特稅」(富人稅)等之建議。至於我國,不但迄今未課徵證所稅,對於不動產利得也未依實價課稅,因而成為稅制不公與貧富差距之重要原因。馬總統應指示財政部為所當為,並支持財政部力抗各方壓力,才能成為有擔當的國家領導人。

 再者,要有效地讓中產階級不流失,甚至壯大堅實,對於產業外移所導致之就業失衡情況,應有效導正。但是導正之道不在於限制或禁止國際分工,而在於有效發展在地產業,讓在地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填補因產業外移所產生的職缺。例如,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擔任政務委員時,曾提出「台灣科技產業的降龍十八掌」,有創意又實際,應儘速跨部會合作,予以落實。經建會則應加強規劃推動「根留台灣」與「全球招商」的產業發展策略。至於兩岸ECFA後續協商則宜進一步加速推動,好讓陸客觀光及台灣農漁產品出口持續增加。上述各點都有助於彌補因產業外移所導致的就業失衡,因此馬總統不但要為長遠的未來發展奠定根基,也要為迫在眉睫的問題盯緊內閣運作。

 最後,我們要誠摯地呼籲,大選前若干扭曲市場機能運作的人為操作,應該回到正軌,諸如油、電、水的價格,都應該反應其效率運作下應有的價格水準。刻意壓低能源與用水價格,不但容易造成資源浪費,也有礙社會的永續發展。而且,「羊毛出在羊身上」,中油、台電、台水等公營事業的虧損,最終還是要由全體納稅人負擔。

 進一步言,偏低的油、電價格,將使出口產品的成本結構被扭曲,以致形成對外國消費者的間接補貼。另一方面,若因油、電、水的價格依市場機能提高,而使低收入者無法負擔,則宜由內政部以社會救助方式予以補貼。亦即,市場歸市場,社福歸社福,涇渭分明不容混淆,才是馬總統應有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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