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1日星期二

美國牛問題 民進黨如何為台灣把關

台灣《蘋果日報》

馬政府對美牛進口的態度,是未戰先降。新任閣揆陳冲二月六日上任第一天,就片面認定「培林」(瘦肉精)對人體沒有危害;負責把關的農委會主委陳保基隨即再為瘦肉精背書,完全無視2011年,美牛就是因為被驗出瘦肉精而被禁止進口。

筆者主張:民進黨應採取「執政有能、監督有力、尋求台灣最大利益」。

民進黨南部執政五縣市首長發表「拒美牛瘦肉精」聲明之外,更應該在第一線為民眾的食品安全嚴格把關。因應馬政府的美牛全面開放,民進黨執政縣市應該建立生產履歷制度,在市場、賣場及餐廳標示肉品來源並嚴格抽檢,這一個部分台南市賴清德市長已經率先要求。

再者,執政縣市應該協調販售通路如大賣場、生鮮超市成立「台灣肉品專區」,以市場機制鼓勵消費者購買本國肉品,日韓等國家就是以本國肉品專區和美牛區隔,以市場機制降低消費美牛的風險。

掌握農工市場優勢

衛生署和農委會宣稱對美牛採取「三管五卡」的措施,卻仍然查出瘦肉精,顯示把關制度已經失守。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應該強力監督行政部門,在進口牛隻年齡在20個月以下、境外全面查驗制度及完全禁止狂牛症高風險部位肉品進口,在這一部分凸顯民進黨為民把關的決心,以有別於國民黨全面棄守的消極態度。

在中長期的產業布局方面,由於中美兩大國的自由貿易聯盟的競爭關係,台灣東臨與美國TIFA到TPP的談判、西臨與中國ECFA架構以及東協ASEAN+N兩大市場的影響,馬政府在中美兩國之間顯得左支右絀,將使得台灣產業陷入不利的情境,國內也可能遭受「滅農」的衝擊。

美韓FTA衝擊台灣的紡織、機械、橡塑膠、鋼鐵、五金工具與汽車零組件等產業,民進黨立院黨團應該與相關商業同業公會進行討論,在TIFA談判的時候,爭取研發升級補貼、高技術的移轉以提高產業競爭力。

貿易談判是馬政府的難題,卻也是民進黨深入掌握農工業界的契機。民進黨必須設立長期的政經研究機構,與學界、業界針對全球市場進行動態的資訊與數據累積,從中掌握台灣農業與工業的市場優勢。這是民進黨與產業界、社會力結合的關鍵,是一定要進行的轉型工程。

國民黨賴以執政的產經官僚體系,正面臨人才斷層的問題。民進黨無論是從台灣的利益或是重返執政的思考,都必須要吸引和培養民間人才進入黨內研究體系,才能夠重新獲得人民的信任感。畢竟,國際貿易談判牽動產業布局,產業即是生路,生路就是讓人民活得下去。


作者 洪智坤 為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

遭王立軍爆罪證求自保 傳薄熙來向中央請辭

香港《蘋果日報》

太子黨薄熙來的政治生涯即將告終?據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昨引述消息人士指,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前天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因王立軍事件正式向中央提出請辭,有關請辭將在下一次政治局會議決定是否批准。而北京政圈昨亦盛傳,薄為求自保請辭的消息。

薄熙來請辭一事轟動海外傳媒,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早前訪美時,有否與美方討論王立軍事件,以及薄熙來請辭的消息是否屬實,洪表示,不掌握情況。

5月或宣佈周強接替薄

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引述消息指,薄熙來在周一( 2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因王立軍闖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事件,正式向中央辭去重慶市委書記一職。另一名消息人士則指,薄會先調任全國人大擔任某工作委員會主任,然後再免去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而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將接替薄出掌重慶,有關任命預計在今年 5月召開的中共重慶第四屆十次黨代表大會上宣佈。

被視為薄熙來愛將的重慶副市長王立軍本月 6日闖美領館事件後,有消息指王其後向中央提供三包涉薄熙來貪腐的黑材料。事件引爆薄的仕途危機,有傳中央已成立專案組正式調查薄。

有報道指,中央政治局在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訪之際召開政治局會議,實屬罕見。外界分析認為,習預計 22日就會結束土耳其訪問之旅回國,按慣例,政治局會議應在習回國後,即最快 23或 24日才召開,但這次習未回國就先開會,顯示中央對王立軍事件十分關注。若中央讓薄自動辭職,薄或未至於像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一樣,淪落為階下囚。


自王立軍事件後,中央近日已着手處理重慶人事,除了由共青團出身的關海祥出任重慶公安局黨委書記外,習近平前手下、浙江副省長葛慧君傳調任重慶組織部長。
重慶市委宣傳部官員昨否認薄熙來請辭,指消息虛假,「薄熙來今天仍有上班……甚麼涉及到書記的,涉及到市長的,這些(變動)都沒有,沒有人事變動。」

現年 62歲的薄熙來是中共已故元老薄一波的兒子,也是中共太子黨一員,一直被視為政治明星。在中共十七大未能更上一層樓、晉升國家副總理的薄,被外放重慶出任封疆大吏。薄遂在重慶大搞「唱紅打黑」運動,引起各界關注,並獲得左派的支持。

今年秋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薄熙來原本被視為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黑馬」之一。是次王立軍事件,無疑令薄晉升中共最高領導層的願望幻滅。「薄熙來十八大沒戲了!」有北京政圈人士對記者表示,昨有關薄請辭的消息在官場上鬧得沸沸揚揚,王的出走不僅對薄造成極大的打擊,更致命的是王手上握有對薄不利的黑材料。《蘋果》記者


薄熙來小檔案

年齡: 62歲
籍貫:山西省定襄縣
綽號:西南王、薄青天
家庭:父親為已故中共元老薄一波;與妻子谷開來育有一子薄瓜瓜
學歷: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
經歷:曾任大連市長、大連市委書記;遼寧省省長;商務部部長; 2007年任第 17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重慶市委書記
資料來源:《蘋果》記者

王立軍事件簿

2月 6日
王立軍由重慶抵達成都,並在晚間闖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中美就事件展開交涉;

2月 7日
國家安全部部副部長邱進等人抵成都,與美方交涉;

2月 8日
凌晨時分,王離開美領館被押回京;早上 10時,重慶官方稱王因身體嚴重不適現接受休假式治療;

2月 9日
美國務院證實王確曾赴美領館,其後自願離開,但拒絕透露進一步詳情;

2月 11日
薄在重慶會見到訪的加拿大總理哈珀;

2月 13日
薄會見到訪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周鐵農;

2月 14日
薄會見到訪的英中貿易協會主席、前倫敦金融城市長白樂威爵士;

2月 16日
薄一反常態缺席 2012年度政法暨平安重慶建設工作會議;

2月 17日
薄會見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輝若;關海祥出任重慶公安局黨委書記;

2月 18日
薄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昌智;

2月 21日
傳薄在 2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請辭;

備註:薄會見哈珀後,重慶媒體均較往常延遲一日發佈薄的消息。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傳薄熙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辭職,要待下次政治局會議才決定是否獲准。互聯網

趙紫陽重現內地網  216萬人關注

香港《蘋果日報》

逝世至今七年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一度是內地互聯網的敏感詞。但昨日凌晨,有網友發現趙紫陽三個字首次出現在內地最大的百度百科,千多字的內容形容趙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還講述趙的生平、被撤職經過,至昨晚已有 216萬人次瀏覽。

昨凌晨被放上網

有關趙紫陽的內容是在昨日凌晨被放上網的,千多字的內容配以三張趙的照片,文章內容多數引述新華網、人民網等內容,講述趙的生平、簡歷,及如何進入中共權力核心的過程。然而,內容中有相當部份是講述 1989年 6月趙被撤職的內容,主要引述官媒,有關趙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稱趙「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而被撤職,但卻未有提及他曾到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發表講話的詳情,亦沒提及他被撤職後的生活。

百度百科收入趙紫陽的消息迅速在微博廣傳,不少網民亦發現在百度上搜索「趙紫陽」亦被放寬,顯示 100萬個相關結果。內地軍事作家趙楚在評論中認為,不管甚麼原因,當局能讓趙紫陽重歸公眾視野,是「值得鼓掌的開明進步」。亦有分析認為,自王立軍事件後,內地互聯網展現與以往不同的姿態,或體現出內地網絡輿論管理的新思路。
中通社

民進黨台灣總統敗選檢討讓人失望

香港《蘋果日報》

民進黨二月十四日召開擴大中常會,提交敗選檢討報告初稿。先不論這份檢討是否正確,光看民進黨的人才稀少,就讓人為這個第一大反對黨而憂心忡忡。

馬執政這四年,利用執政優勢培養了不少下一世代的全國性領導人。拿二○一六年大選為例,眼前就有吳敦義與朱立倫呼聲最高,另外還有郝龍斌、胡志強以及內閣首長等,像江宜樺。反觀民進黨,說來說去不是蔡英文,就是蘇貞昌,其他不是過了氣候,就是不成氣候。

陳水扁任內為了擺平派系,並培養全國性政治人才,不惜背負閣揆走馬燈的批評,也願意付出行政院頻頻換人而使政策難以貫徹的代價,先後任命張俊宏、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出任行政院長,希望可以日後產生總統級的候選人。結果派系之爭更加激烈,黨高層勾心鬥角,凶終隙末。如今那些當過閣揆的天王們差不多紛紛陣亡,連個有望在二○一六年挑戰國民黨候選人的人才都沒有,更別提下次的五都市長選舉了。

政治學告訴我們,政黨的功能包括培養人才、招募人才、形成政綱、凝聚共識、提出候選人。民進黨現在不但喪失了人才的培養與招募,連對政綱的信心都動搖,全黨不知所措。以前那種越挫越勇的鬥士氣質已經消失。雖然這並非壞事,但聞鼙鼓而思良將時,就「人到用時方恨少」了,讓人們不得不感嘆民進黨「安得猛士兮選四方」。

民進黨不是沒有敗選檢討,但上周出爐的檢討都把責任推給客觀環境對民進黨的不公,對蔡英文本人的問題沒有太多着墨。

許信良說,蔡英文否定九二共識是嚴重的戰略錯誤。許一向主張「大膽西進」,便認定民進黨否定九二共識是大錯。其實,沒投給蔡的選民扣掉藍色選民之外,剩下的沒投蔡或沒去投票的原因,是蔡反對九二共識嗎?那些很看重九二共識的選民一定投馬,就算蔡贊同九二共識,甚至支持統一,也得不到他們的選票。許信良的論點未必正確。

陳水扁也根據他兒子的選舉結果威脅說,蔡英文期許支持她的選民再陪她走最後一里路,沒有「阿扁們」、沒有「一邊一國連線」支持者的跟隨擁護,民進黨接下來的路更不好走。馬英九敢用楊秋興,蔡英文卻要趕走「陳水扁」,難怪選輸。扁強調民進黨(對他)的趕盡殺絕、徹底切割,比敵人還可怕。
切割阿扁本來就應該,如果蔡最後和扁緊密聯合,票會更多嗎?民進黨切割扁是切割貪腐,完全正確,難道還要推崇扁?扁對民進黨的重創才比敵人更可怕。

民進黨的理論家林濁水認為,九二共識不是大選的關鍵。張榮發、王雪紅等財主選前紛紛表態支持九二共識(表給北京看),被很多人(包括馬)認定是勝負的關鍵。如果純就九二共識這個詞來看,它在基層未必是關鍵,很多人不知道它是甚麼意思,但若從九二共識作為兩岸經貿與和平的代號來看,南部基層的看法就很關鍵了。中國觀光客帶來的商機、農作物的銷售對岸以及台商在商言商的利益導向,九二共識的外延威力就不可小覷了,也可能是蔡在南部只小贏的原因。林濁水提出社會認同感國民黨高於民進黨百分之四點六到百分之九,倒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作者:卜大中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一朝天子一朝臣 香港巨富與中央關係千絲萬縷

《太陽報》

港英時代,政府高官跟商人和巨富的關係分得很清楚,政府內部對此抓得很緊。現時在位的特區高官皆清楚,服務港英政府時,若有報道指他們跟某某商人有社交活動,除非有工作理由,否則港督的秘書翌日便會打電話給他,查問昨日跟哪個商人見面或食飯,更別說坐艇和私人飛機去外地遊玩。如沒有合理答案,便從此升職路斷了。如果中央不信,請問問那些前朝高官吧!

看看最近曾蔭權去澳門的報道,他「濠玩」三日兩夜,期間竟接受香港富豪款待,偕妻上富商的三隻超級遊艇度宿,享受百萬元佳餚盛宴;他又不顧身份,現身賭場春茗活動,同場出席飲宴者包括賭廳人士、貴利集團中人、夜總會從業員及江湖社團猛人。試想想,這種場景會在港英時代發生嗎?

曾蔭權這樣做,他的手下看到後會有何觀感?他們會想,如果今日仍是港英年代,曾蔭權發夢也不敢這樣做!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香港回歸了,換了主人,當官的都走晒樣。香港巨富與中央關係千絲萬縷,令特區政府的官商勾結問題更加盤根錯節。上樑不正下樑歪,曾蔭權做出這種事,對其他特區高官有何影響?中央又有沒有責任呢?

港人對官商勾結和貧富懸殊問題怒火中燒,民怨沸騰,曾蔭權在這個時間做出這樣的事,跟唐英年一樣是在拆中央的台,是何等的不智!


朱幼麟 前人大代表

狗官不知亡國恨 訪日猶唱奴才歌

《太陽報》

中國外交韜光養晦,淘光了官員的血性,剩下的只是奴性。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政法委書記劉志偉在訪日期間,面對名古屋市長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居然不作反駁,反而大唱和平歌。這種唾面自乾、奴顏婢膝的狗官,活脫脫汪精衞轉世,哪裏還有半點廉恥?

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鐵證如山,舉世公認,日本右翼卻百般抵賴,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竟敢對到訪的南京官員公開翻這一歷史大案,還稱「我的社會和政治使命是糾正這一歷史事實」,態度囂張。原來,河村隆之父親曾作為侵華日軍的士兵參與了南京大屠殺,並在中國作戰至戰敗投降,雙手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

作為侵華日軍劊子手的孽種,河村隆之不僅沒有為父輩的罪惡感到羞恥和愧疚,反而歪曲、否認歷史,其嘴臉之醜陋,行徑之惡劣引起全球華人的無比憤慨,這再次證明日本右翼復辟軍國主義的陰魂不散,亡我中國之心不死。

人必自侮而後他人侮之,國必自賤而後他國賤之。河村之所以有恃無恐地當着南京官員的面否認南京大屠殺,原因就是這些年中國對日本太仁慈、太講禮義仁智信了。早前,黑龍江方正縣給侵華日軍滿洲開拓團樹碑立傳,等於為侵略者平反,請「皇軍」常回家看看。
數典忘祖 唾面自乾

再譬如,日本大地震後當局稱柴油汽油告急,向中國求援,日本艦艇卻在釣魚島海域驅趕、監視中國船隻,其柴油從哪裏來的呢?更有甚者,日本核輻射災情嚴重,中國卻開放國人赴日旅遊,擴大對日本食品的進口。日本以怨報德,中國以德報怨,豈不荒唐!

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理由是指中國缺乏證據,這是睜眼說瞎話。日本人的無恥固然可恨,但南京當局對國恥遺址的保護又何嘗盡到責任,早在二○○八年,亞洲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並為幸存慰安婦指認的南京利濟巷二號的侵華日軍慰安所遺址,突然遭遇一場離奇火災,門窗嚴重損壞,房頂及天花板被燒塌,一大批當年日軍摧殘中國與朝鮮婦女的物品證據毀於一旦。

如今,南京四十多所慰安所舊址大部分已被毀壞,相繼建成高樓大廈與民用住宅。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當一座座記載當年侵略者纍纍罪惡的舊址灰飛煙滅,城市建設得再漂亮又能怎樣? 難道城市風光的代價是抹去苦難歷史?中華民族今後拿甚麼去告慰那些屈辱而死的亡靈,又拿甚麼去告誡子孫不忘民族恥辱?南京這座留有恥辱烙印的城市竟然帶頭哈日媚日,到頭來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場。

狗官不知亡國恨,訪日猶唱奴才歌。當今神州,劉志偉這樣的官員為數不少,一旦中日再開戰,恐怕就會變為「皇軍」帶路人,賣國求榮,騎在國人頭上作威作福。

習近平抵土耳其簽百億貨幣互換協議

《東方日報》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轉抵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訪問,為其歐美亞三國之旅的最後一站。習近平於當地時間周二,已與土耳其總統居爾會面,雙方央行同時宣布簽署為期三年、總值約一百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以方便雙方經貿往來。外界預期,習近平在土耳其期間,還將宣布多項投資事項,並可能與土耳其簽署核能合作協議,其中包括在當地投資興建核電廠。

對伊朗態度備受關注

習近平於當地時間周一晚上抵達安卡拉,受到土耳其經濟部長等官員、中國駐土大使館官員迎接。當地時間周二,習近平與土耳其總統居爾、議會議長奇切克會面。他之後將參訪土耳其主要城市伊斯坦布爾,並出席兩國經貿論壇。 

早前中國否決聯合國制裁敍利亞草案,曾引起土耳其等部分中東國家不滿,該國有外交官聲言將向習近平表達不滿。另新一輪伊朗核談判即將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習近平會否就事件表態備受關注。

另外習近平於安卡拉下榻的酒店外,曾遭約一百名支持疆獨的維族人士抗議,示威者焚燒五星旗和高喊抗議口號,並把抗議海報丟到地上踐踏、吐口水、擲雞蛋,批評中國當局打壓維族等少數民族。

地面沉降 地方政府疑隱瞞真相

《東方日報》

中國當局公布地面沉降規劃之際,多個城市陸續被揭面臨嚴重地陷危機,其中高樓林立的上海陸家嘴區地面出現裂縫;京滬高鐵、地鐵沿線因地陷一度影響行車安全。另早前陝西西安大雁塔被揭發傾斜加劇,河北滄州亦發生醫院下陷。外界質疑,地方政府數十年來一直隱瞞地陷危機真相。

影響高鐵地鐵行車安全

被形容為地陷重災區的上海,有網民上周四在新浪微博發貼,圖文並茂指正在興建、全市最高的上海中心大廈附近地面驚現約七、八米長裂痕,消息引發關注。另外,上海地鐵四號線海倫路站,上月發現不均勻沉降情況,當局緊急封站七日大修。京滬高鐵更因地陷問題,每年需在地基底下墊石頭保持行車安全。

與此同時,地處汾渭地區的陝西西安市,當地著名唐代建築大雁塔因地陷已造成塔身傾斜逾一百厘米,市內籃球場因地形上下錯開荒廢;浙江杭州市三棟民房連續三年下沉共約二十厘米,牆身出現裂縫、水管破裂。

河北滄州市人民醫院原本一棟三層高的婦科樓,因當地過往大量採取地下水,去年十月底突然下陷,一樓變成「低下室」,其後被拆卸改建成噴水池。

歎完飛機歎遊艇 揩油勢要揩到盡

《東方日報》

魯迅先生說,「揩油」,是說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曾蔭權的英文名是「當奴」,確實沒有改錯名,他揩油揩到盡,恰恰證明其品行最適宜當奴。

世界歎到盡,醜聞爆不停。繼被踢爆乘坐富商私人遊艇「豪遊」澳門之後,曾蔭權又被揭發之前曾乘坐富商私人飛機到泰國布吉歎世界,真可謂,歎完飛機歎遊艇,揩油勢要揩到盡。高官與富商勾勾搭搭,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殊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到頭來醜聞曝光,名譽掃地。
付費六百 厚顏無恥

人以群分,物以類聚,曾蔭權身為特區之首,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富商款待,而且與三教九流人物濟濟一堂,把酒言歡,如果說沒有枱底交易,不涉利益輸送,恐怕沒有人相信。尤其是當他在澳門的行藏敗露後,面對記者鏡頭表現錯愕,連飯也不吃就落荒而逃,足證其心中有鬼。

然而,對於本報提出的多項質疑,曾蔭權本人一味迴避,不敢回答,只由特首辦選擇性回應個別問題,而且吞吞吐吐,語焉不詳,更是啟人疑竇。特首辦聲稱曾蔭權夫婦「自費」乘搭渡輪去澳門休假及掃墓,回程時乘坐友人遊艇,費用由曾蔭權「自付」,而乘坐私人飛機到泰國也支付了交通費用云云。

其實,這不過是自說自話,掩耳盜鈴,他去澳門「休假及掃墓」,為何要住宿在富商的私人遊艇?他在遊艇上一共花了多少錢?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港府聲稱曾蔭權夫婦乘坐私人遊艇回港,支付與購買商營港澳渡輪票相若的費用。而根據資料,現時由澳門回港,最貴的夜航四人貴賓廂收費二千五百元,平均每人也只需六百二十五元。也就是說,曾蔭權夫婦合共只付出一千二百多元,便獲得價值逾億元的豪華遊艇的享受,這難道沒有利益衝突嗎?這難道不是厚顏無恥嗎?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對於種種疑團,曾蔭權必須公開交代,若以為裝聾扮啞就能蒙混過關,那不僅是侮辱七百萬市民的智慧,更是侮辱神明。有道是,舉頭三尺有神明,「人間私語,天若聞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曾蔭權在澳門媽閣廟前搞鬼,既逃不過天眼,也逃不過天譴。他一再接受富商款待在前,閃閃縮縮拒不交代在後,已經人格破產,誠信蕩然。

正如廉政公署執行處前副處長徐家傑指出,公職人員接受任何人接送,理論上已違反《防止賄賂條例》,也有機會觸犯《公務員事務規例》,令人質疑當中是否涉及利益輸送。事實上,曾蔭權接受富商款待,事關官員操守及港府形象,必須如實交代,否則遲早如唐英年的僭建醜聞一樣,欲蓋彌彰,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更何況,曾蔭權涉嫌官商勾結已不是第一次,其誠信操守早就備受質疑,他不思反省,反而變本加厲,食相愈來愈難看。今次「曾商勾結」醜聞曝光後,社會一片嘩然,有網民嘲弄曾蔭權是「曾濫權、馬交權」,有人質疑他「帶壞」公務員團隊,有人要求廉署介入調查,有人則要求立法會彈劾。而立法會議員陳偉業亦指出,曾蔭權所作所為令本港聲譽受損,事件涉及公眾利益,他一定要澄清;他更指特首辦拒絕回答東方報業提出的大部分問題,影響港府管治權威、能力及聲譽。

令人遺憾的是,陳偉業本打算今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急切質詢跟進事件,只因建制派議員不分是非,一味護短,陳議員的急切質詢才不獲通過。不過,公道自在人心,建制派議員可以護短,可以埋沒良知,可以漠視民意,但他們無法掩蓋事實,當有朝一日真相大白於天下,這班保皇政客必將遭到選民的唾棄,亦必將成為曾蔭權身敗名裂的陪葬者。
紀綱一廢 何事不生

紀綱一廢,何事不生。令人遺憾的是,一向以廉潔自詡的特區政府,高官一個個捲入醜聞,證明道德淪落,官風不正,所謂廉潔不知從何談起。港英時代,高官跟商界的關係分得清清楚楚,一旦有官員私自參與富商的社交活動,港督府必定查問,除非有合理解釋,否則仕途肯定玩完。對此,由港英政府一手栽培、喝英國人奶水長大的曾蔭權不可能不知道,他毫不避嫌地一再接受富商招待,這種事情他回歸前恐怕連做夢都不敢想。由此可見,「五十年不變」根本是欺人之談,香港回歸後一切都在變,港府變得無能,高官變得無恥。正如有人指出,中央政府與香港富商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謂統戰就是跟大富豪打交道,在這種情況下,特區政府官商勾結又何足為奇!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港府一號人物及前二號人物都與富商糾纏不清,一個乘坐私人飛機及遊艇歎世界,一個乘坐私人飛機周遊列國歎紅酒,其他官員豈能不有樣學樣,爭相投入商家懷抱?香港社會之所以仇富仇商仇官,說穿了根本就是港府一手造成的。北大教授孔慶東辱罵香港人是狗,儘管一竹竿打了一船人,但他起碼也罵對了一半,許多港產官僚甘願淪為富豪走狗,已是不爭的事實。

蠹眾而木折,隙大而牆壞,香港回歸後亂象叢生,深層矛盾日益惡化,就是因為充斥着這種嫌貧愛富的「狗官」,對此,港府固然要負起最大責任,而中央政府亦難辭其咎。

中國央視播薄熙來參加政治局會議



更新時間 2012年2月21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22:25
薄熙來
王立軍事件後外界關注薄熙來的前途
中國中央電視台周二(21日)晚上在新聞聯播的新聞中,播出重慶書記薄熙來周一齣席政治局會議畫面。
在此之前,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消息稱,薄熙來因副市長王立軍前往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事件周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辭職,但要等待下一次政治局會議決定是否批准。
重慶市委宣傳部周二(2月21日)表示,有關市委書記薄熙來向中央要求辭職的消息是虛假的,是針對薄熙來的謠言炒作。
周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也被問及有關薄熙來請辭的消息是否屬實,他表示不掌握情況。
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稱,薄熙來辭職是否獲得批准要待下一次政治局會議決定。
該中心還引述另一消息人士說,薄熙來會調任全國人大一個工作委員會任主任,湖南省委書記周強有可能接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
分析認為,無論薄熙來請辭的消息是否屬實,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訪外國期間召開會議也很異常。

中央地方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一召開了會議。
中國官方新華社稱,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討論將在三月中國人大會議上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
上周末重慶市公布了王立軍事件後不久於本月13日決定的人事調整,包括免去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丁先軍的職務。
另外,外界關注接替王立軍出任重慶市公安局市委書記的關海祥曾經在團中央工作的經歷。
關海祥以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書記的身份在電視電話會議上發言,肯定了王立軍領導下的重慶公安工作和打黑成果,強調「春季攻勢要打出聲威、打出成效」。BBC

《外參》(第22期):王立軍事變詳盡細節



内容提要
明鏡網最先報導王立軍被查,引爆全球大新聞
王立軍事變詳盡細節
周永康薄熙來密謀阻習近平上位
中紀委書記賀國強身邊有官為薄服務
一成不變的制度本身的殘酷與失序
黑白兩道  王立軍軟禁薄與前妻之子李望知
美國掌握中共內鬥要點和核心資料
 “三谷亂華”  中共最高層有崩盤焦慮
打壓各大佬舊部   薄熙來犯大忌
智囊徐鳴和翁傑明對調有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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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鍊利:中國已“被房地產”

明鏡記者黃舒心/2000年開始,中國房地產不斷升溫,但法制與文明建設卻遠落後於房地產業的發展,最終讓“房地產惡夢”成為事實,整個中國陷入“被房地產”的困境中——這是王鍊利新著《中國房地產之厄》點出的主題,整部書,王鍊利都讓數字、圖表說話,這樣實憑實據的話語最具說服力,書甫出版便獲得廣大市場反響,但同時也產生了民間熱議、學術界集體漠視的奇特現象。


被房地產”的中國


由於認為許多專家學者違背良心,或因能力不足、體制內學術環境出問題等因素信口開河,10多年來,王鍊利思考、研究房地產相關問題,最終誕生《中國房地產之厄》一書。此書剖析了在掌心中運作的土地出讓、土地被官員所控引發的房屋空置、“朱房改”的精神與實際情況、低工資高房價產生的“房奴”等等議題,房地產外,此書也涉及其他“被房地產”的許許多多領域,王鍊利認為,中國“被房地產”的惡果,正由全民在承受,全中國城鎮野蠻大拆遷、居民就業難、社會消費難以啟動等社會動盪的原因,都可從中國“被房地產”中找到答案。


王鍊利在接受《明鏡》採訪時介紹,《中國房地產之厄》的亮點在於用數字糾正了人們對於“政府收取高土地出讓金”的錯覺,實際上,進入財政國庫的土地出讓金低得驚人。房地產商付的土地費用其實分台面上和台面下兩部分,因為存在著台面下的權力交易費用,所以台面上的出讓金不會高,這在第一章第五節《土地出讓金的“官價”和"市價"》有清楚闡述。


《中國房地產之厄》還是第一個將10年來房地產發展數據與中國經濟大環境數據相比,使看了有關圖表的人對“中國被房地產”有直觀認識的書籍,並從學理上闡述房地產業不是支柱產業的理由、用數據反映了中國房地產問題的核心是政治不平等、從實證角度證明“人均居住面積”得來的不可信,和住房公積金如何蛻變為為少數人服務。


此外,王鍊利對《明鏡》表示,書中也提出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計劃市場”,並點出“計劃市場”與計劃經濟的共同點和不同點。“計劃市場”為王鍊利的獨創詞彙,指得是中央政府官員和地方政府官員分散掌握著對國家資源的控制權、支配權。


與計劃經濟排斥市場不同,“計劃市場”需要市場,控制權和支配權能在其中交易出權力的最大化,這樣的市場承繼了計劃經濟時期對社會最重要資源和對主要經濟活動部門的高度壟斷,其壟斷權在已經掌有權力的群體中分配,現在,土地屬於“計劃市場”的資源,房地產業已變成政府壟斷資源的行業。


王鍊利對《明鏡》指出,書中提出土地問題的關鍵,是房地產商的土地使用權證是含有處分權的,居民的土地使用權證不含處分權,因此,房地產商逼迫居民拆遷其實得到了中國法律的支持,這是法院不接拆遷官司的奧秘。


另一方面,王鍊利也根據經濟學的靈魂——馬歇爾的“需求定律”,說明大動遷是一場反市場化的運動,分析“房地產需求量大所以價格低”的邏輯學上的錯誤,並提出在市場化環境中彌補以往受損者的方法,她認為,此辦法能體現市場經濟精髓——給消費者選擇。


在逆境中不放棄學習機會


1952年於上海出生的王鍊利,人生歷經坎坷。在向《明鏡》回憶其成長過程時,王鍊利指出,自己還未滿16歲,就被分到上海一家中型船廠當車床工人,她一進廠就是廠部寫作班子成員,在各種批判會上領呼口號,曾經很出風頭,然而,她因為告訴了同班組一個很喜歡文學的女青年自己“9歲就看紅樓夢”、而現在想看西洋小說並向這個女青年借閱時,這名女青年認為王鍊利“思想很危險”,於是向組織彙報。


組織”認為王鍊利已經到了“推一推拉一拉”的邊緣,警告她必須像“竹筒倒豆子”一樣將自己的問題全部交代出來。但王鍊利用《毛主席語錄》來對抗“組織的幫助”:“毛主席說,如果把同志當成的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竹筒倒豆子’這樣的話是對階級敵人說的,你們把生在紅旗下的我當成敵人對待,你們自己站在什麼立場上?”


組織”震怒於她“年級這麼小,嘴巴這麼老”,因此召開批判會,將王鍊利與當時剛開始的批判“四條漢子”運動掛起鉤來,王鍊利因此絕食三日、暈倒在機床邊。


此後“組織”又警告車間裡的年輕人:“她會‘放毒’的(指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放毒’),你們不能與她接觸。”在一個同代人無人敢搭理她的環境裡,為了尋找活下去的理由和精神支撐,王鍊利選擇了自學的道路。以後王鍊利參加了1977年文革後首次高考,高分通過錄取分數線,卻被硬刷下來,一直等到大陸開辦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她方成為上海船舶工業公司系統中第一個完全靠自學取得大專學歷的職工。


1988年,王鍊利在上級幫助與自己的爭取下,走上工程預算的技術崗位。1998年,王鍊利一萬八千字的《對住宅問題的幾點思考》由朱鎔基的兩位清華同學呈給時任總理的朱鎔基,該文點出上海住宅商品房積壓、老百姓卻買不起的情況,得到朱鎔基、溫家寶的批示。當時的上海市建委主任對王鍊利說:“妳反映的問題我以前從沒聽到過,我們希望你說的是真的,這樣,上海的房改政策要有所改變。”


2002年,王鍊利辦理退休,她認為:“學術研究能力從來與身份沒有關係,知識面的深度和廣度也與學歷沒有必然聯繫,尤其是在當今中國大陸。”


201110月,王鍊利的《中國房地產之厄》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甫出版就登上該公司的暢銷書榜第一名,不斷加印。王鍊利對《明鏡》表示,這本書原是應2010年春天科學出版社的一個年輕女編輯約稿而寫,初稿出來後,科學出版社的高級策劃編輯、原《顧准文集》的責任編輯楊建國不敢承接出版此書。


楊建國對王鍊利說,全書的“書眼”是“房地產問題的核心在於權利不平等”,但也正是列了這一節,出版社風險太大,可是如果沒有這一節,“書眼”就沒有了。時政與財經評論員時寒冰也幫王鍊利聯繫出版社,沒有一家敢出版。王鍊利不解地說,此書不該有風險,書中的觀點她10年來不知在網絡和媒體發表過多少回,有風險的話她早就“遇險”了,且她不過是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在分析中國的房地產,沒有捏造任何數據誹謗中國房地產的發展。


在出版無望的情況下,王鍊利將書的內容一章章發表到網上,直到香港共識網轉載了《大動遷,一場反市場化的運動》一章後,天地圖書公司副總編輯孫立川才找上王鍊利。當知道香港出版圖書的原則是文責自負時,她將原書稿字數擴增了2萬字;圖表也增添了三分之一。













工作中的王鍊利。(顧力攝,王鍊利提供明鏡)

中国和叙利亚的新闻审查最为严格

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2011年度报告,总结去年全球新闻自由状况,根据该报告,中国和叙利亚对“阿拉伯之春”的报道审查最为严格。 

新闻自由在很多国家还无从谈起

  总部设于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称,叙利亚和中国是新闻审查和限制记者活动最为严厉的国家。
出于对"阿拉伯之春"也会在中国发生的担心,中国政府通过防火墙和审查制度屏蔽了诸如利比亚、埃及或者突尼斯等老牌独裁政权被推翻的新闻,普通的中国网民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此类讯息。比如2011年在埃及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新闻图片就被北京方面屏蔽。

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缩写:CPJ)是一家独立的非盈利性组织,其主要工作是推动全球新闻自由及捍卫记者的权利。该组织周二发布的这份年度报告,总结 了2011年全球的新闻自由状况。报告指出,尽管在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民主人士在街头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许多国家的新闻审查制度,仍然有效限制了互 联网上的信息交流。

叙利亚:驱逐外国记者

针对叙利亚的新闻自由状况,该组织在这份长达426页的报告中说:"为了让媒体噤声,叙利亚政府大规模镇压和驱逐外国记者,在抗议示威爆发的城市,政府切断了电话通信,电力设施和互联网。"目前,由总统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禁止国外记者入境。

报告还指出,大马士革方面通过使用暴力手段获取记者的社交网络账户密码,并丑化这些网页。同时,支持政府的网络组织"叙利亚电子部队"应用黑客技术在社交 网络发表支持政府的言论。作为实例,该报告列举了半岛电视台由于不堪骚扰和威胁而关闭了该台设在叙利亚首都的办事处的事件。


一些社交网络在某些国家被屏蔽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执行主编赛门(Joel Simon)认为诸如推特或者脸书这样的新型信息平台"帮助记者和民众在埃及突破了前总统穆巴拉克设置的信息封锁,",但是他在报告中也指出,虽然"阿拉伯之春"获得成功,但是世界上很多其它地方仍然存在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
 
在危险地区丧生的记者增加

这份《针对新闻记者的攻击-2011年度报告》还详细列出了在2011年46名记者的遇害经过,他们或成为暗杀的目标,或在执行危险任务时丧生。此外该组织还在调查另外35名记者的死亡原因。
2011年,共有14名记者在报道"阿拉伯之春"中献出生命。其中将近一半死于利比亚,其余分别殉职于巴林、埃及、叙利亚、也门和 突尼斯。此外还有五名记者在伊拉克工作时丧生。
2011年的巴基斯坦对记者而言是最危险的国家,共有七名作家、编辑和摄影师在那里丧生。利比亚和伊拉克各有五起记者死亡事件,在墨西哥也有三名记者被夺去生命。
与2010年的死亡数字(44)相比,2011年的数字并没有显著增加,但是该组织指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即被蓄意谋杀的记者人数虽然在下降,而在执行危险任务过程中丧生的记者人数却在增加。
此外,由于去年在中东和北非发生的革命运动,因为从事新闻活动而被监禁的记者人数有大幅度的提高,2011年共有179名记者被囚禁,增长幅度达百分之二 十,而且达到了1990年来的最高人数。 其中伊朗监禁的记者人数最多,达42名,排名随后的分别是厄立特里亚,中国以及缅甸。

来源:德新社 编译:见山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中文网

藏历新年:紧张局势压过欢庆气氛

2月22日是藏历新年,本是中国藏区以及海外藏人欢度新年伊始的喜庆日子。多起自焚抗议事件以及北京当局对藏区的严管让欢庆气氛几乎荡然无存。

关注西藏局势的海外人权组织根据当地和境外藏人提供的信息表示,目前北京当局对藏区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严管,主要起因是此前发生的一系列藏人僧侣自焚抗议北京政府西藏政策的事件。自去年10月以来,已有20多起喇嘛和藏尼采用自焚这种极端方式进行抗议,为引起更多人对中国藏人处境的关注。

位于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已经向藏人发出呼吁,不要在2月22日藏历新年这天举行庆祝活动,而是应该对自焚抗议事件的死者进行哀悼。

用哀悼代替欢庆

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发言人桑德斯(Kate Saunders)根据来自中国境内藏区和海外藏人提供的信息向法新社介绍说,藏历新年原本象所有节庆一样,是藏人走亲访友,大摆丰盛宴席好好庆祝的时期,"但是今年,不少藏人会采取传统的诵经祷告方式,为那些以自焚方式抗议北京政府西藏政策而身亡的藏人祁福。"

出于对接连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的回应,北京当局加强了在四川等藏区的安全监管以及对寺院的控制,部分地区出现过手机和互联网信号被切断的现象。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上周报道说,多位曾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主持的讲经会的藏人在返回中国后遭拘留,并被强令接受"政治再教育"。

哥伦比亚大学藏学家巴尔尼特(Robbie Barnett)认为,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格外严格的安全管制,比如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西藏和周边藏区,致使媒体几乎不可能提供关于藏区状况的独立新闻报道。巴尔尼特还补充说,国安人员已经常驻一些藏传佛教寺院,监控僧侣的活动,这表明"北京方面已经放弃了所谓的藏族自治原则,而是公然开始插手监管。"

庆祝与否成两难

许多藏人抗议北京方面实行的西藏政策致使大批汉人涌入藏区,让藏人居民成了少数族群,藏族文化和宗教也得不到传承。对此北京一直予以否认,而是强调民族自治,宗教自由的原则。中国官媒新华社在报道藏人准备迎接藏历新年时,描述了当地藏人为节庆大量采购牛肉、酥油茶等货物的场景,并补充说拉萨的不少藏族居民也采用了中国其他地区庆祝新年的传统方式,比如用藏文写的红色春联,这体现了"中国各地区的文化隔阂越来越小。"

香港科技大学藏学学者斯托特曼(Barry Stautman)还指出,今年是否庆祝藏历新年成了让不少藏人为难的决定:"如果在四川这样的地区,虽然有藏区,但是大部分居民是庆祝农历春节的。藏人如果庆祝藏历新年,恐怕会被认为是刻意强调本民族文化。"

来源:法新社 编译:谢菲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林彪:地位高,野心大,楊成武是一步一步變的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 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8年4月6日  林彪等接見63軍、××軍時的指示:

一、軍事學校問題

林彪問到63軍第一副軍長徐信:你到蘇聯學習,學懂未學懂?
徐信回答:沒有翻譯,是糊塗的,一個優等生也沒有。
江青:你教他們差不多。
林彪:幸虧不懂,懂就糟了。

林彪問周恩來:他們到蘇聯學習,你知道不知道?
周恩來:中央知道,去了多少人不知道。
徐信:回去都不去了,因為有協議不去不行。
江青: 跟做買賣一樣,還做合同。
林彪:我一點也不知道,高等軍事學院讓國民黨當教員。他們怎能教我們呢?這是最大的諷刺。我們消滅了他們,解放了他們,又當他們的學生,他們能甘心嗎?照他們那套辦,一定要打敗仗。

江青:叫我們手下的敗將教我們,真是奇聞!我要親自造他們的反。
林彪:在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王稼祥就罵我們是狹隘經驗主義。沒有經驗,當然不是馬列主義。理論是經驗的總結,沒有經驗,哪有理論?他們經驗沒有,理論沒有,是怎樣教的呢。我們打仗靠政治,靠近戰,靠夜戰。
江青:軍事學院是高等學府,你們都是大知識分子,教條主義就是經驗主義,害死人。

二、一定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

林彪:打仗就是靠政治,一定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切不可倒過來,沒有政治就沒有階級覺悟,沒有政治就沒有階級感情,沒有勇氣。打仗要死人,要吃苦,要碰到種種困難,千條萬條,無論如何要抓住這一條。有了政治,思想、團結、紀律,訓練都會搞好。毛主席的隊伍打不敗、打不垮,就靠這條。

三、向地方學習的問題

林彪:你們向地方學習了些什麼東西呢?你們超產有什麼經驗,要向群眾學習。幹部、戰士參加了三支兩軍,鍛煉出來一批政治幹部,我們過去從來沒有這樣一個鍛煉幹部的條件。

四,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要搞形式主義

江青:語錄操你們經過批准沒有?怎麼沒有批准就搞起來了?不要搞形式主義,不要搞庸俗化,不要降低、歪曲主席思想。
黃永勝:左右轉也喊主席語錄。
周恩來:交通警拿語錄作指揮棒,這怎麼能行呢?《戰友報》登了要檢討。
林彪:把語錄當指揮棒,怎麼能把寶書當指揮棒呢?
江青:不能用語錄當指揮棒,不能用語錄代替一、二,三、四。既然《戰友報》登了,就要檢查。
康生:聽說你們吃飯還學語錄?
林彪:中央文革把這類問題調查一下,作個規定。

五、國防施工,沙漠地帶設防問題

林彪:施工部隊也要身體好,政治訓練好。缺少技術,打仗前突擊一下就行了。最能吃苦的是工兵部隊,能爬山,能吃苦,能走路,這是個好辦法。將來部隊施工、生產、訓練要輪流。現在有一種汽車可以在沙漠行駛,車很高很大,可以在車上做飯、睡覺,夜間不開燈也可以行駛,要防這一手。

六,老幹部要自我革命,搞好部隊思想工作問題

林彪:都搞了幾十年革命了,軍政工作經驗,現在部隊底子很雄厚。
周恩來:林副主席24日講話錄音放了沒有?是否感到突然?×××師是否感到灰溜溜的?我們的部隊是毛主席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不是楊成武的部隊。

林彪:我軍是黨的部隊,經過了土地革命,打敗了日本,國民黨。我們的部隊是聽毛主席的話的,只要把楊成武的問題講清,相信部隊是不會受蒙蔽的。楊成武是一步一步變的,跟他走的老幹部,有的變好了,有的變壞了。不要認為有地位了就鬧個人主義,不要認為地位變了,本事就大了。本事還是那麼大,要經得起提拔,要經得起表揚,有的人經不起提拔,經不起表揚。不要稍微提拔一下, 就發展個人野心,這是非常危險的。地位越高,思想越好才行。地位高,野心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不要因為黨的相信,就什麼都不在乎。我們不願幹部犯錯誤、垮臺,有的不向好處發展,學習資產階級政客的辦法,給黨造成很大損失,把自己搞垮了。要加強部隊思想工作,把部隊思想工作搞好,搞好人的團結。把楊成武的問題傳達下去,跟著毛主席走。
江青:楊成武主要是兩面派、陰謀家。
林彪:過去沒有揭發,蒙蔽了一些人。他是這幾年才發展起來的。(《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以色列会先发制人打击伊朗么?


国际原子能机构再次派遣专家小组前往伊朗。与此同时,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也日益成为公开的话题。许多人担心,以色列有可能发起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以色列究竟会不会对伊朗发起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如今,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正越来越热烈。以色列的一档讽刺电视节目近日播放了一段视频,片中主持人指着一栋海景房说,这座房子到夏天时就不会存在了,并指出这是由于伊朗的缘故。

坊间不断在猜测以色列何时对伊朗发动袭击,而以色列政客则在不断予以否认。目前,以色列防务圈内人士主要有3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看法是,伊朗目前并没有生产核武器。新上任的军事情报局局长柯查威(Aviv Kochavi)说:

"伊朗有能力拥有核武器,它已经不再需要进一步的研发,只是需要一个决定。如果哈梅内伊一点头,伊朗大约还需1年来生产一枚核弹;之后还需1~2年时间制造一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

第二种观点是,尽管伊朗目前没有生产核武器,但肯定已经在筹措中。特拉维夫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专家兰道(Emily Landau)认为,这是伊朗与美国的一大争执焦点:

"伊朗如果做出了开发核武的决定,那对美国而言意义重大,而对以色列则意义稍小。关键问题是,伊朗正在朝那个方向迈进,朝核军事化的方向迈进。他们每天都在欺骗国际社会。"

但兰道同时也认为,以色列不应该单独发起军事行动。这也是当前的第三种观点:国际社会应当向伊朗施压。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甘茨(Benny Gantz)说:

"只有伊朗的领导层才能够真正地中止核军事化的研发。国际社会的团结能够促使伊朗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来看问题。"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力度,而有关以色列即将发动军事打击的猜测也依然没有平息。数周来,国防部长巴拉克(Ehud Barak)的表态时而显露坚强的决心,时而又表示希望和平解决:

"伊朗目前正在有计划地迈进,他们的目标是研发到这样一个程度: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再通过精确打击来阻止他们的核计划。我们必须注意到,谁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谁就会面临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但这不是政治领袖或决策者要面临的问题,而是哲学家、历史学家要解决的问题。"

美国担心以色列擅自行动

而美国政府则异常担忧以色列单方面发起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奥巴马总统目前正竭尽一切手段努力使以色列保持克制。作为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多尼隆(Tom Donilon)日前飞赴耶路撒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上将(Martin Dempsey)也罕见地公开表示,军事打击伊朗只会导致局势更加不稳定,在眼下是极不明智的。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海登(Michael Hayden)也说:

"请你们尽可能持久地保持克制。这也是总统特使多尼隆的意见。伊朗实际上想要展现他们并不具备的强大。"

美国的军事专家也警告称,以色列并没有能力通过空袭来阻止伊朗的核计划。一次这样的袭击需要出动上百架战机,需要在离本土1600公里的地方作战,需要飞越敌国领空,需要空中加油,需要对付防空导弹,需要和敌方战机缠斗。只有美国具备这样的军事能力。

美国与以色列签有军事同盟协议。一旦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美军就将自动介入。奥巴马的不少幕僚认为,美军因此参战带来的风险甚至大于伊朗拥有核武器。而这也是奥巴马要竭尽全力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原因。

综合报道:文山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伊朗军方不排除“先发制人”打击可能性


伊朗军方称,为捍卫国家利益,必要时将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海军副司令赫贾希(Mohammed Hedschasi)周二(2月21日)对法尔斯通讯社表示,伊朗现有的战略中包括这一条。

他称,如果伊朗感觉到敌方有意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并决定这么做,伊朗将不会等待,而是断然采取行动。

围绕伊朗核计划争议,德黑兰政权受到越来越严厉的国际制裁。为此,德黑兰政府发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威胁。该海峡是国际原油运输的最重要海上通道之一。

美国已就此对伊朗当局发出警告,并向相关海域派出海军舰只。

德国之声

艾未未蔑视当局相关规定,抨击当局“高压”


中国艺术家和政府批评者艾未未就个人摄影展在巴黎举行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抨击中国国内“贪污成风”和“高压”。在该报周二(2月21日)刊登的采访中,艾未未批评中国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国家”。

他称,在毛泽东时代,滥用权力几乎不存在,而随着80年代的改革,这一丑恶现象随之而来。他指出,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此之后,行贿和腐败渗透了全社会,民众本来会起而抗议,但无奈当局的镇压极其严厉。

艾未未是在北京自己的工作室中接受此次采访的。他表示,愿意“谈论一切”,并蔑视当局的相关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他必须事先同相关部门确定采访者所提问题,并避免就政治议题表态。

德国之声

最高法:保护合法民间借贷行为,严审高利贷


最高人民法院刚刚下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全面提升民事审判工作水平,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通知》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妥善审理房地产纠纷,促进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贯彻落实。要站在维护法律严肃性、落实国家调控政策,以及维护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高度,严格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正确认定变更的情事与正常的市场风险、交易风险之间的界限,提高市场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合同利益的确定性与可信赖性,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维护合法有序的民间借贷关系。要依法准确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效力,要正确分析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实质,判断当事人有关约定的效力,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要加强对借据真实性的审查,进一步明确举证责任的分配,加大对各种形式高利贷的排除力度和对虚假债务的审查力度。

《通知》指出,各级人民法院要妥善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对暂时存在资金困难但有发展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要尽量通过和解、调解等方式,鼓励企业与劳动者共渡难关。对于生存完全无望且以恶意欠薪等形式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企业,要加快审理进度和财产保全的力度,依法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妥善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依法惩恶扬善,弘扬社会公德,确保公平公正。在醉酒驾驶、无证驾驶等违法情形的责任承担上,应当在确定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同时,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在未投保情形下的责任承担上,应当由机动车一方先承担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其余部分按照侵权责任认定和划分。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妥善审理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促进诚信、有序、健康、繁荣的消费市场环境的形成。对容易形成热点的网络电信服务、网购团购、婴幼儿用品消费、文化产品消费与服务等领域的损害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要加大审判力度,着重依法制裁以利诱、误导等方式欺诈消费者,设置消费陷阱或者霸王条款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不法行为。

相关背景:什么是合法民间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借贷双方因利率问题产生的争议,如畸高利率等,司法机构可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判定合同的有效性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对于个人或单位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可依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以高利转贷罪论处。

来源: 北京晚报


温州商人6千万美元买下美国大西洋银行


核心提示:2011年11月,温州商人林春平6000万美元买下美国大西洋银行,后来更名为新汇丰银行。林春平称,美国大西洋银行的控股方当时负债20亿美元,最初开价6亿美元。此前十年,温州民间资本在内向国务院申办成立华侨银行,在外选择意大利尝试成立欧联华人银行,均告失利。

此前十年,温州民间资本在内向国务院申办成立华侨银行,在外选择意大利尝试成立欧联华人银行,但均告失利。

去年,温州民企深陷“跑路危机”。官方事后分析原因时认为,温州本地产业空心化是出现此次危机的主因,实业发展体系面临政策垄断瓶颈,富余的民资缺乏增利渠道,犹如笼中困兽,只能一边在政府金融管制的暗渠中左冲右突,寻找出口,一边又通过灰色担保中介与国家银行体系共生相契。

去年11月,温州商人林春平买下了一家美国银行,这家后来更名为“新汇丰”的银行已于2011年11月11日试营业——这是温州民间资本在金融业左冲右突十年却未有结果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是温州民资在国内试水银行业遭遇政策玻璃门之后的苦涩选择。

6000万美元买下大西洋银行

2月1日。温州。锦绣路。

司机吴师傅在路上疾驰。“你看温州人开车就知道,他们善于变通,为达目的,有时候不惜违反规则。”说话间,一辆挂温州本地牌照的奥迪A6逆向高速冲过来,吴师傅急转方向盘躲避。

“你看,刚才那个司机是典型的温州人。”吴师傅说,他看堵车严重,就逆向行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先想尽一切办法达到目的,有问题以后再说。”

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的林春平,就是吴师傅所说的温州人。“也就是一笔不到4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没想到大家这么关注。”参加“世界温商大会”间隙接受了全球40多家媒体的采访,林春平仍未见疲乏。

今年42岁的林春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是温州瓯海区泽雅镇西岸乡小石洋村人,在西方国家有20年的游历和实业经营生涯,在新加坡等国获得了经济学和金融法双硕士学位,深谙欧美金融业规则。另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林春平有两次婚姻,现在的夫人是民生银行温州某支行信贷部主任。

“我很早就想介入金融业,但国内的政策环境不允许。好在我的生意和活动范围重点在国外,所以也一直注意捕捉国外的切入机会。”林春平说,“2008年前,欧美银行业繁花如锦,我资金实力不够。机会是在2008年9月次贷危机之后出现的。”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席卷全美的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我得知美国大西洋银行申请破产,是在2009年年初,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林春平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回忆,“那时我在西非(矿业)和新加坡(转口贸易)的生意都运作得不错,听到这个消息,心一下子就活了起来,于是找了几个懂行的律师一起去实地打听,并开始和对方接触。”

林春平说,美国大西洋银行的控股方当时负债20亿美元,已资不抵债,他们最初开价6亿美元,“幸亏当时这银行已资不抵债,特拉华州政府急于盘活,于是我讨价还价就有了底气。最后谈成的价格是6000万美元,但花了我们两年多的时间。”

2011年6月,林春平成功收购特拉华州美国大西洋银行。11月11日,改名新汇丰银行,开始试营业。林春平说,“2011年11月11日”是他精心选择的日期,“六个一”,寓意着一以贯之的永续经营理念。

温州商人的银行梦

林春平并非涉足海外银行业的温商第一人。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内,温州民间资本拟利用回流侨资开办温州华侨银行的努力,前后已有10年。

温州华侨银行,在2006年第一次提出。2006年,温州市政协委员林建清在温州市“两会”时递交了《关于建立“华侨银行”的建议》,但当年中国银监会温州监管分局答复是“时机还不成熟”。

“新36条”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之后在2010年8月下旬,温州华商会会长、浙江努奥罗散热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华和温州侨商协会会长、浙江康尔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翁银巧联合申请,再次向国务院提交《关于要求设立温州华侨银行的报告》。

周德文说,这份申请从2010年8月下旬递交,一直到2011年10月下旬,才接到国务院答复,最后结果是申请被驳回,“没说明理由”。周德文分析原因时说,“问题不在于不是门槛高,管理部门根本不告诉我们门槛到底在哪里,是哪个条件不符合我们也不知道,但就是不让我们进。”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温州民资的渴望更加强烈,原因在于温州民间富余的资本缺乏衍生渠道。而商务和政策环境的日益恶化,在催生产业空心化的同时,也让这部分资本选择增值渠道的渴望更为迫切。

几乎与林春平同时,2009年初,希腊华人华侨总商会会长徐伟春联合8位散布在全球各地的温州商人,在意大利普拉托筹办“意大利欧联华人银行”(下称欧联银行)。区别是,林春平是并购破产银行,而徐伟春的银行则是从无到有。事实证明,后者的难度远超前者。两年后的2011年2月初,徐伟春的银行梦幻灭。

林春平成功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的消息传到温州,引起的震动不难想象。周德文表示,“一直以来,温商有进军金融领域的强烈愿望,但是在国内一直不得破门而入,尽管法律是允许的。很多商人被迫转向国外,寻求收购一些金融机构。林春平的做法对温州商人来说是一个破冰之旅,率先进入了这个领域。”

新汇丰能促开放金融管制吗?

就在《中国经济周刊》赶赴温州的当天,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世界温商大会”上透露,温州金融综改区方案已上报,按照程序,目前方案在人民银行,正征求有关部委的意见,很快将进入国务院审批程序。“顺利的话可能这几天就能批下来”。

陈德荣在会上表示,近年来,温州经济发展已经滞后,原因是环境出了问题。“温州人均收入在浙江降至第五位,GDP在浙江是倒数第三。如不加以扭转,温州在未来的发展中可能被边缘化。”陈德荣承认,政府部门在制度创新意识上的倒退,造成了温州本地产业空心化,而这又导致了去年10月温州民企的集体跑路潮。

一位温州民营企业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并不是我们不想回馈温州,谁不想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温州如今的商务环境大不如昔,做实业成本高、利润薄。这些我们还可以承受,薄利多销,也可以发展,就是速度慢点。”但最主要的是,“新老36条”到现在还是个摆设。“我们历年积攒下的资金总得有个增值渠道,我们原本想进入金融业,但政府对这个行业限制条件太多,根本进不去,‘新36条’出台到现在都快两年了,一点用没有。”

当被问及会不会绕道美国再回到国内做银行生意时,林春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3~5年内不考虑,国家对金融业的准入限制条件太多了。”

林春平在银行业没有直接经营经验,他的新汇丰银行的盈利模式是赚取利差。“我们付给金额少于2万美元的储户少许的利息,以此来吸引居民存款,积少成多,涓流成海,我们将之存入大银行,与之谈判得出一个较高的利率水平,赚取利息差价。”

在国内金融政策对民资仍未有开放迹象的前提下,林春平的新汇丰银行,也许会成为温州民企效仿的标杆,只是如此一来,温州民资外流将更为汹涌。推动放开民资对金融业的政策限制,已刻不容缓。

新36条

国务院于2010年5月13日发布的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共36条。为与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相区别,故称为“新36条”。

来源: 人民网

北方軍閥比南方“革命軍閥”好得多


衆人只知駡北洋軍閥,却根本不知道辛亥前甚至“二次革命”前,北洋只有職業軍人,並無以武力搶奪把持政權,實行軍人獨裁的軍閥。是孫黃以軍人政變方式奪取政權並建立軍政府實行獨裁,首先製造出南方的“革命軍閥”,致使“南行北效”,在老袁死後便洪水滔天


《新史記》蘆笛


必須指出,在所謂“二次革命”之前,各地軍閥還是基本服從中央號令的。例如四川都督尹昌衡就被袁調入京,以貪污罪入獄,蔡鍔也曾奉命交卸雲南都督之職,自滇入京,唐繼堯則按中央號令自貴州調回雲南接任。

地 方軍閥不聽中央號令,始於“江西王”李烈鈞。李自主贛後在當地實行“革命專政”,弄得民怨沸騰,後來又以武力抗拒中央簡派的民政長官入贛,甚至私購軍火, 組織暗殺團,極度藐視中央權威,最後更作爲孫的主力發動所謂“二次革命”的武裝叛亂。毫不誇張地說,他打響了地方軍閥割據的第一槍。





孫中山自任軍政府大元帥。

以 後孫中山組織非法的“護法軍政府”,聯絡西南中南的幾個軍閥,試圖以武力推翻受國際承認的中央政府,軍閥混戰從此堂皇出場。在這種榜樣的鼓舞下,北洋軍人 群起效法,在袁大頭死後便擁兵自雄,爭相以武力操縱名義上的中央政府,由此形成北方軍閥和南方軍閥兩大集團,混戰無日無休。

相 比之下,北方軍閥還比南方的“革命軍閥”好得多,他們畢竟是傳統軍人,傳統社會留下來的根深蒂固的自卑心尚在,知道自己是老粗,其實不配治國,所以還是遵 奉中國傳統,尊重學者出身的文官,弄一個文官內閣處理外交等大事,並不敢外行領導內行,例如外交官顧維鈞一直在多個軍閥組織的內閣中作外長、財長並兩度擔 任代總理,成了“江流石不轉”的數朝元老。因此,武夫們對國事的破壞作用還不是那麽嚴重。而以孫爲名義首領的南方軍閥連這點表面功夫都不做,直接成立赤裸 裸的“軍政府”,公開以武力指揮政治。

孫文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兩大貢獻,第一就是首開以軍人政變奪取權力、實行軍人 統治的軍閥主義的惡劣先例,第二就是把流氓黑社會如青紅幫大規模引入中國政治。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感嘆道:傳統中國,流氓黑社會從來不能進入官場,是蔣介石 破了這一傳統,使得青紅幫頭子居然成了地方長官的座上客甚至後臺老闆。他不知道或不敢說,其實老蔣實行的正是先總理的既定政策,孫中山本人就是個洪門的洪 棍。這話說來太長,與本題無關,在此割愛。
綜上所述,孫文弄出來的辛亥革命,爲軍閥割據造成了出臺的主客觀條件,而孫本人的幾十年的革命實踐,更是身體力行地把武力解决政爭變成了國家常態,他才是該打倒的最大軍閥。(新史記》第4期)

林立衡只講“半截話”,難讓周恩來相信林彪被劫持

陳曉寧


據姜作壽回憶,林立衡是這樣向北戴河警衛部隊負責人姜作壽,張宏報告的:“葉群、林立果要帶著首長逃走。他們先到廣州,然後再去香港。”關於林立衡的這次檢舉報告的具體內 容,流傳有多個版本,除了這個姜作壽版以外,還可以舉香港《鏡報月刊》署名蕭蕭的文章《林彪女兒大膽披露父親出走詳情》中的版本:“豆豆跑到8341警衛 團報告:‘葉群、林立果要把首長弄走,你們一定要保護好首長。’ ”

儘管以上的說法有差別,但並不影響討論的結果。在林立衡的這個檢舉報告中,林立衡恰恰沒有講明林立果、葉群為什麼要帶林彪逃跑!
假如林立衡在檢舉報告中明確地這樣告訴中央:“林立果曾經策劃謀殺毛澤東,但是現在計劃失敗了,只能逃跑去廣州另立中央。”如果林立衡是這樣報告的話,那麼,林立果帶林彪逃跑的理由就是非常充分的。則周恩來就很可能相信林立衡的話,並相應地採取最堅決的措施。

但是,林立衡卻只說“半截話”,偏偏故意不講清“林立果曾經實施過謀殺毛澤東的行動”這個事由,這讓周恩來如何相信林立衡的檢舉呢?堂堂的副統帥,為什麼要 逃走?雖然周恩來知道毛、林之間自廬山會議以後的衝突,但這也不至於造成林彪出逃呀!自建國以後,黨內鬥爭就沒有停過,但是,從沒發生過高級領導人逃跑的 事件,誰會相信林彪會逃跑呢?再有,周恩來對林彪的品行和性格也是熟悉的,無緣無故地、沒頭沒腦地說林彪要跑,讓周恩來如何相信?

正 是由於林立衡始終不肯把“林立果要帶走林彪”的原因向周恩來解釋清楚(同時也因為毛、周方面此前完全沒有林立果方面殺毛和南逃的情報),所以,在周恩來看 來,林立衡的這個報告非常聳人聽聞。聳人聽聞到了什麼程度呢?那就是不但周恩來不相信這個報告,就連直接聽到林立衡報告的姜作壽本人也不相信。姜作壽回憶 當初聽到林立衡報告時的感受說:“她(林立衡)所講的,使人不能相信。像林彪這樣的高級領導人,怎麼可能跟著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此外聽到相關信息的林辦的工作人員也不相信林立衡的話。比如:林立衡向林彪的衛士長李文普提醒過多次有關“林立果可能要帶林彪出走”的事,但是,林立衡同樣始終不肯講出證據來,所以,李文普顯然也不相信。林辦秘書、後來曾任《歷史研究》雜誌主編的宋德金也是類似。

大 家都知道林彪一家內部有家庭糾紛,有的時候鬧到要死要活的地步(比如,林立衡就曾自殺未遂多次)。所以,上到周恩來,下到林辦工作人員都很自然地將林立衡 的這個報告理解為家庭糾紛引起。所以,一句話,在當時在後來的惡性事件還沒有發生的時刻,從林辦工作人員到北戴河警衛部隊的姜作壽等人再到周恩來,沒有一 個人真正相信林立衡的報告,頂多是將信將疑。

正是由於周恩來從根子上說不相信林立衡的這個報告,所以,他採取的措施也就不可能最堅決。他始終在懷疑,在猶豫。
正是由於周恩來的猶豫,很多非常有效的、果斷的措施沒有實施。比如:可以用汽車堵住去往機場的路,甚至可以在機場設置障礙物,阻止飛機起飛。

但 是,這些有效的措施都沒有實施。這是為什麼呢?筆者認為:因為,如果這樣的堅決的措施一旦實施,周恩來可就把林彪徹底得罪了。可是,周恩來是個什麼樣的人 物呢?他是著名的老好人,在為人處世上八面玲瓏,誰也不想得罪,一貫在各派勢力之間搞平衡。在還拿不準方向時,他怎麼可能果敢地去幹得罪人的事呢?現在, 如果他把那些最堅決、最強硬的措施使用出來,他周恩來面臨的局面將是:拿著將信將疑的情報,去幹百分之百得罪副統帥的事。他周恩來怎麼會幹這種事呢?萬一 最終一切只是一場誤會,比如:林彪只是想去大連,甚至只是到天上轉一轉。那麼,他周恩來將來還怎麼和副統帥相處呢?所以,對林立衡的報告懷有深深懷疑的周 恩來始終猶豫,觀望。那些最有效的、但也徹底得罪人的措施他是下不了決心實施的,因而也就錯過了阻止林彪出走的機會。

為什麼林立衡在檢舉時始終不肯向周恩來以及8341部隊領導人姜作壽等人說明“林立果要帶林彪逃走”的原因呢?
這是因為:如果林立衡對大家,尤其是對周恩來方面講清“是由於林立果實施殺毛計劃失敗,才導致要帶走林彪另立中央”,那可就把弟弟林立果徹底坑害了(且不論同時給林彪帶來的連帶影響)。林立果畢竟是林立衡的親弟弟,她怎麼可能只為救父親就毫無顧忌地置弟弟於死地呢?

所 以,筆者認為:林立衡為了既救父親,又不害弟弟,只好先向中央報告“林立果將要帶走林彪”這樣一個嚴重的後果,以引起中央的充分重視,努力達到截住父親的 目的。同時,又故意不報告產生這個嚴重後果的原因(林立果曾經實施過殺毛行動),這樣就能不洩漏弟弟所幹的“弒君之罪”,等到事後別人追查林立衡當初檢舉 的緣由時,就可以編造一些諸如“家庭內部糾紛”之類的說辭,把前一天檢舉的所謂“林立果將要帶林彪逃走”一事給圓過去。

最後,也許正是由於林立衡的這種既想救父親、又不想置弟弟於死地的兩全其美的考慮,造成周恩來始終不能完全相信她的報告,以至周恩來採取的措施不堅決、不果斷。最終,林立衡把父親和弟弟都失去了。(《新史記》第3期,節選自《重審林彪罪案》)


袁世凱清末執政抵制日本侵略中國東北



張華騰


作者為安陽師範大學教授,本文係張華騰在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於安陽師範大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新史記》徴得同意予以連載,略有删節。


甲 午戰爭我們被打敗了,這個時候的朝鮮已經沒有了,已經成為大日本領土的一部分了,但是日本不滿足,要侵略我們的東北,而沙俄也對東北有野心,他們兩國鬧矛 盾,最後爆發了日俄戰爭。日俄戰爭結果,沙俄勢力退回北滿,把南滿讓給日本。但是這兩個國家又共同聯合來侵略東北,要攫取更多更大的權益,這個時候的袁世 凱,先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來就是清朝的外務尚書。日俄戰爭之後,袁世凱積極謀劃收復失地,恢復行使中國主權。

我 近幾年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裏面查出很多這方面資料:袁世凱給親近的人寫信,說我們要儘快地收復失地,現在沙俄戰敗,沙俄跑了,我們中國人應該派出軍隊, 抓緊把這塊地盤接收了。但是,清政府行動遲緩,袁世凱說,我們不要向政府、向皇帝打報告,向他們打報告容易暴露目標,走漏風聲,我們就暗地進行行動。

沙俄把南滿的利益轉讓給日本,要經過中國政府的同意,在談判過程中,日本還想攫取更多的權益,袁世凱據理力爭,維護中國的權益,這在官方檔案裏也記載得非常清楚。

更重要的是,這個時候袁世凱倡導將東北改成行省制——在這之前,東三省和內地是不一樣的,是軍府制,不是行省制。袁世凱建議,這個時候我們要加強東北的管理,設立行省,他這個建議被光緒皇帝所採納,設東三省總督,每省有一個巡撫。

在 此期間,袁世凱還制定聯美制日的一些外交方針,制定了聯合歐美抵制日本的三個策略:第一,引進歐美資本,設立東三省銀行,然後在東北進行建設,抵制日本; 第二,引進歐美資本,修築一條與南滿鐵路平行的新法鐵路來抵制日本,這條鐵路一修,南滿鐵路的經濟價值大大地削弱了,日本人當然極力反對,沒有搞成;再一 個是派唐紹儀訪美,訂立中美德三國的聯盟——這又回到那個時候的國際關係,日本與沙俄、法國、英國定了密約,對中國非常不利,袁世凱就主張,我們和日本沒 有訂密約的德國、美國建一個同盟關係,來抵制日本。袁世凱這個計劃得到美國史學家約馬仕充分肯定,事實上唐紹儀訪美目的是商談與德美三國同盟問題,談判滿 洲借款,並安排已退還的庚子賠款用於滿洲的經濟開發,庚子賠款的最初動議,是袁世凱把庚子賠款放到東北,開發東北,抵制日本,但是沒有實現。

史 帝芬森說,袁世凱在執政的三年內,1906-1908年,在滿洲進行了堅定的東三省改革,激怒了日本。袁世凱還嘗試,企圖影響美國在滿洲進行大量的投資, 以抵制日本和俄國在滿洲的影響,所以外國人對袁世凱及其以他為首的集團對東北的經營給予非常高的評價。我們說東三省設行省的建議被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批准 之後,光緒就派袁世凱手下的人駐紮東北,東三省第一任總督就是袁世凱的盟兄徐世昌,經營東北的人也大多是袁世凱手下的臣屬。經營東北的目的,就是抵制日本。(《新史記》第4期)

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将出任中国卫通董事长

核心提示: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网站2月21日消息显示,中国卫通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选举温云松担任中国卫通公司董事长。雷凡培不再担任卫通公司董事长。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于2001年12月19日正式挂牌成立,是由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也是中国六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

中新社北京2月21日电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网站21日消息显示,中国卫通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选举温云松担任中国卫通公司董事长。

2月15日,中国卫通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会议公告称,根据控股股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工作安排,雷凡培不再担任卫通公司董事长。

根据公开资料,雷凡培是一名航天专家,自2005年起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公告称,会议对雷凡培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为中国卫通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于2001年12月19日正式挂牌成立,是由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也是中国六大基础电信运营商之一,公司从事卫星运营服务,重点发展卫星空间段运营及卫星地面运营业务。2009年,中国卫通并入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卫通负责人曾表示,到2015年,卫通将拥有15颗卫星,营业收入能达到160亿元,成为亚洲最大、世界一流的卫星运营公司。


盖洛普调查称中国列美国“最大的敌人”第二位

核心提示: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2月2日至5日以“你认为哪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为题,对1029名美国公众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伊朗、中国和朝鲜分别位于前三名。



美调查称伊朗系美国“最大的敌人” 中国居第二
盖洛普对美国公众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最大的敌人”排名中,伊朗排第一,中国第二,朝鲜第三。

美调查称伊朗系美国“最大的敌人” 中国居第二
“美国人最大的敌人”走向分析

环球网记者赵小侠报道,美国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2月2日至5日以“你认为哪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敌人?”为题,对1029名美国公众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伊朗、中国和朝鲜分别位于前三名。
根据盖洛普公司官方网站2月20日发布的上述调查结果显示,32%的美国受访者表示“美国最大的敌人”是伊朗,其后依次为中国(23%)、朝鲜(10%)、阿富汗(7%)、伊拉克(5%)等。
美国人把伊朗作为本国“最大敌人”的比例有所增高,从一年前的25%升高到如今的32%。盖洛普分析称,主要原因包括:伊朗不断声称自己在核项目方面取得进展,或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发动战争。同时,伊朗有可能中断从中东地区输出的石油,对美国石油天然气价格进一步造成影响。
盖洛普还表示,和过去11年来相比,如今的美国人更有可能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的敌人,然而中国与伊朗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形象要比伊朗正面得多。当下,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深感不安。

我们这个时代企业的使命(下)

沉重的主义

  晚清是历史送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绝好机会。一方面有与尼德兰类似的民族矛盾的助力,另一方面,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带来的国家权力下移和地方绅权的崛起(杨国强《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形成了一个与中世纪的欧洲非常类似的群龙无首、各行其政的局面。如此庞大的帝国,在革命党人的几声乱枪中,居然像扑克牌屋一样悄无声息地倒下,张謇等人以一己之力,能够在辛亥革命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都与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

  然而,两千多年的传统岂能如此善罢甘休,很快它们就要还魂了。“明治维新一声炮响,在自由主义的表皮下送来军国主义;十月革命又一声炮响,在社会主义的表皮下送来极权主义”(秦晖《从引西救儒到兴法反儒》)。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主义”泛滥的世纪。正如当年的清廷、孙中山和袁世凯都以自己的方式与张謇越行越远,二十世纪的不同的“主义”最后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完了从联合资本到抛弃资本、从利用资本到打击资本、从创造财富到掠夺财富的过程。

  为南京政府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江浙财团,最后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其代表人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陈光甫,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曾在晚年感慨:“接近政治如玩火,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押了一宝,险些引火烧身”。1927年3月,蒋介石带领北伐军进驻上海。犹豫再三的陈光甫担任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先后为蒋介石政府筹集了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但站稳脚跟的蒋介石并没有停止掠夺之手。南京政府通过直接借款、发行国库券、控制中央银行等方式攫取财富,欲壑难填。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一步步被政府兼并,连最大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也被改组为官僚资本银行。到1935年前后,官僚资本垄断金融业的局面已经形成。

  财富掠夺的最高阶段是金融掠夺。金融掠夺的最高阶段是恶性通胀。只是这一招使出来之后,一个政权也差不多该寿终正寝了。1935年,南京政府法币发行额4.5亿元;1937年抗战前夕,发行额为14.8亿元;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发行额达5744.1亿元。到了1948年,国民政府的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物价水平与抗战前夕相比上涨3492万倍。1948年8月,辽沈战役一触即发之际,南京政府决定发行金圆券,规定私营银行不得收兑、持有或保管黄金、白银、银币和外汇,一切外汇资产必须向政府申报登记,并将现金外汇移存中央银行保管。这无疑是对大众的一次赤裸裸的掠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被迫按规定申报登记外汇资产692万美元,如果不是毕业于宾州大学的陈光甫在美国交游广泛,长袖善舞,悄悄把绝大多数外汇资金转移到了美国,这次基本上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该关门的时候了(左玉河《陈光甫:中国的摩根》)。

  南京政府时代,资本至少还可想方设法努力维持其相对的独立性,手握国家权力的掠夺者在国内、国外都还有所忌惮。左手国家机器,右手意识形态(即政教合一)的新中国政府双剑合一,玉宇澄清,从法理层面、道德层面、甚至是信仰层面上完全取消了私营企业存在的基础。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到国共战争期间、再到建国初期的对资产阶级相对温和的政策都只是特定历史形势下的权宜之计,形势不一样了,政策立刻发生了变化。开始的团结利用的方针,很快转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1949年在讨论《共同纲领》的过程中,政府制订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明确提出对资本家要团结、争取,刘少奇在天津还大讲“剥削有功论”。1952年,政府发起了“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五反”运动,资本家就变成了打击对象,一夜之间,从万人仰望的偶像沦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资本家们不仅对前途没有信心,连自身存在的价值都成了问题,只好一死了结。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五反”之后,公私合营运动顺势推出,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运动结束时,私营企业干脆就不存在了(杨奎松《建国以来中共资产阶级政策》)。

  回到陈光甫的例子。1948年,战局大变,陈抵达香港。北京方面虽然屡屡向他释放善意,但他一直称病,观望拖延。与陈相反,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资耀华结束在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和考察,回到了炮声隆隆的天津。当年守身如玉般保持自己民营身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次再也无法抵挡国有化的大潮了。参加完1949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后,资便开始为该行实行公私合营奔走。因该行的特殊背景,未果。为了进一步靠拢国家银行,资将总行改为总管理处,并将其由上海迁移到北京。1952年“五反”运动爆发,银行业全行业统一实行公私合营。资耀华先是被隔离审查,然后被派到类似资料室的部门工作,历经各次运动的批判,矻矻终老,与世无争。

  与南京政府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是国有化,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留下的是官僚资本的骂名,而这次广大工商业者则是甘心情愿,争先恐后。意识形态的魔力可以大到什么地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可惜,市场不相信魔术。不管打着什么旗号,权力跨界资本的结果都是财富创造者们丧失了创造的积极性,生齿日繁,而大锅里的饭越来越少。城市公私合营之后,是1958年农村的人民公社运动,数以千万计的人很快就要化为饿殍。阿马蒂亚·森强调饥荒更大程度上是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造成的,掌勺人独占了大锅饭。其实,在这种权力大一统的体制下,掌勺人又能占到多大的便宜?“四大家族”中蒋家、陈家之清贫,基本是共识。据学术界的考证,宋家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富裕。唯一可以坐实贪腐的也许是孔家,然而他也未必富可敌国。财富都到哪儿去了?其实这问题首先就问得不对。没有了财富创造者,财富从何而来?

  总之,经此一役,中国大陆的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都彻底消失了,而且还成了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污名。马克思的名言从此妇孺皆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利润达到百分之一百,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资产阶级除了贪得无厌地而且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外,在资本原始积累中,为了掠夺和抢劫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对殖民地人民曾进行欺骗、迫害、镇压、屠杀,其强暴与野蛮,简直是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连素来温和的周恩来都公开宣布说: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

  尴尬的遗产

  如果说过去的意识形态是双刃剑,一方面激励大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一方面也约束权力掌管者,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意识形态如果逐渐被空壳化,结果是既约束不了权力掌管者,更无法激励大众。权力跨界资本,在建国初期是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取代另外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空壳化之后的今天,含情脉脉的面纱已经撕下后,基本上是特殊利益集团打着国家和公家旗号的掠夺,其对财富创造者的打击、对整个社会的危害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这种公然的掠夺能让更多人看清含情脉脉的面纱背后掠夺者的真面目,也未必不是好事。

  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还不完全是空壳,它还在以一种大家熟视无睹的微妙方式在继续发酵,引发了一些全新的问题和矛盾。这些年来随着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体系的引进,在经济思想这个市场上,劳动价值理论退避三舍,经过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学专业训练的学者一般都会认为不值一辩。然而,这却不影响这些理论照样在绝大部分大学课程、甚至高中课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如果这些年轻人、未成年人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学完就忘,倒也无谓。可是,总有一些记忆力好的年轻人,居然还记得这些话:“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等等。如果碰巧是爱思考的年轻人,一番琢磨之后,十有八九还会觉得这些话颇有道理。事实判断之后是价值判断,劳动价值论的推论是资本是罪恶的代名词,资本主义自然也就成了万恶之源。价值判断之后是行为判断,消灭资本家,消灭私有财产不现实,至少应该与资本家展开斗争,阻挠、妨碍、不配合资本家开展工作吧。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就这样青黄不接地成长起来了。管理这种从小学习和掌握了斗争哲学的年轻人,是从老沃森到韦尔奇、到李嘉诚都难以想象的灾难。最要紧的是,这种年轻人往往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员工中的“知识分子”,在员工中最有独立思考能力,能量最大、影响力最大。对这些满脑子“原罪”、“剥削”、“斗争”观念的年轻人讲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是多么大的一个反讽和挑战。欧美企业尚能依靠他们的母国的强势文化抵挡一阵,台港日韩企业、本土企业基本上就只能手忙脚乱地招架了。稍微不小心,就会进入靠管、卡、控等高压手段来运转企业的“僵化循环”:更多的制度带来更多的空子,更多的空子需要更多的制度来堵上。重重关卡、层层等级下面,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自然难于实现。同时,这种管理方式,通过心理学上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机制,又坐实了这些员工对资本家先入为主的判断:果真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当受这种意识形态熏陶的人成为资本家后,这些观念又吊诡地成为一些人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通行证。书本上对资本的那些批判,成为一些他们超越人性底线做出种种伤天害理、人神共弃的掠夺行为的辩护词和安慰剂。不管多大程度的赤裸裸的罪恶,大家只要神符一样地背背教科书上那些批判资本主义的经典话语,一瞬间仿佛就心安理得了:都是这样过来的啦,有什么好少见多怪的。作者要是知道他的文字在一百多年之后,还在以这种他所料未及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它的魔力,成为作恶者事实上的帮凶,该会怎么想?以暴易暴,未知其可,不管是行为的暴力,还是语言的暴力,在历史的磁场中,都会像澳洲土著的飞来去器一样,不管你怎么扔出去,都会以一种诡异的方式飞回来。

  比颁发“作恶执照”更严重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在事实上剥夺了员工的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公有制下只有人民内部矛盾,有干群问题,没有劳资问题,所有那个时代的企事业单位里,“党政工团”铁板一块,一切服从上级,没有集体谈判,没有劳资博弈,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成为各地政府的工作重点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很自然地延续了这种管理方独大的传统,再加上对农民工实行的歧视性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障,中国从此拥有了全世界最听话、最肯干、最耐劳的一支蓝蚂蚁大军,中国成了全世界资本家的梦寐以求的福地。不仅任劳任怨,还不怕打来不怕骂,这样的好员工,到哪儿去找。

  例如,中国的韩资企业以工作条件恶劣著称。“下跪门”、“搜身门”之类层出不穷。为什么?LG公司的一中层曾在采访中直抒胸臆:“能到中国工作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公司中层领导的愿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工作要比在韩国工作轻松许多……在韩国,我大部分周末休息的时间都花费在解决工会提出的问题上了。”铸就而今相思错,恨当初,费尽人间铁。一百多年前,为工人阶级利益摇笔为旗、殚精竭虑的意识形态创始人们,听到资本家们的这段情深意长的表白,是否会恨不得自盲其目?
  微观企业层面,斗争哲学让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走上双输的恶性循环,难于建立起基于合作和双赢观念的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在宏观社会层面,这种哲学自然也阻碍着资本与大众之间的共识的形成。而且,权力之手还在继续以各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挑拨着这两者之间脆弱的平衡。这里最有代表性的是2007年版的《劳动合同法》。比起美国,西欧尤其是德国的劳动法相对而言更强调劳工的权利,但前提是社会保障体系承担相应的、对接的职责和义务。美国雇主可以无因辞退(employment at will),但员工失业福利也寡淡如鸡肋(高自由,低福利)。西欧企业解雇员工代价沉重,但员工的失业保障,也好到令人嫉妒(低自由,高福利)。而我们这里,在民众福利付之阙如,失业保险金低到让人难以启齿的地步的情况下,《劳动合同法》却打着提高劳动者地位、“为民做主”的旗号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解雇成本和税负水平(低自由,低福利)。乍看起来是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仔细看其实是锦衣卫式的为虎作伥。一方面博取主子的青睐,一方面还要骗取众人的掌声,“专家”无良,莫过于此。

  作者:肖知兴,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领导力学院院长

  原载: 经济观察报



我们这个时代企业的使命(上)



作为一个商业和管理的研究者,我看近年中国宏观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有两个节点。一个是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一个是三年后2011年7月的温州动车事件。前者代表盗商(亦盗亦商)势力已经在中国各个行业盘根错节,在地方权力的保护下,铤而走险,为了一己之私,明目张胆地草菅人命。后者则显示整个体系的持续恶化,尤其是标志着官商(亦官亦商)势力的逐渐成型,一些打着为民谋利的旗号的国有企业,通过劫持中央权力(如所谓“统治基础”论),正在逐渐蜕变成为一小部分人的禁脔,从为民谋利,到与民争利,最后到谋财害命。

三聚氰胺事件是船体上出现的一个大洞,温州动车事件则好比主机房已经开始进水了。经济狂飙突进的背景下,三四年时间之内,社会各阶层之间信任的流失、共识的缺乏和互相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到这样的地步,确实是让众多中国内外的观察者感到无法预料和难以理解。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是偏内地、偏底层的民众,温州动车事故伤害的主体则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前者尚受到正式体制的谴责,后者的处理过程中,体制却扮演了一个面目不清的角色。大多数中产阶层在前一个事件中采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的态度,事不关己,先高高挂起,却没想到,这么快火就烧到了自己头上。

如果说官商是权贵资本(或国家资本),盗商则是流氓资本(或游民资本)。官商和盗商急速崛起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狂欢。官、盗、商联手,刮地三尺,无孔不入,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处处是他们骄纵的身影。他们无远不届的威风之下,是谨守本分的价值创造型企业(平民资本或公民资本)的节节败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繁花似锦,旧都如梦,为什么最后都不了了之?归根到底,都是无法对付他们所处的那个密不透风、滴水不漏的专制体制。从修生养息到吃干吸尽,从放水养鱼到关门打狗,从与民更始到官进民退(或称“国进民退”),这几乎是权力阴影下的平民资本在中国历史循环中无法摆脱的宿命。其实,权贵们和流氓们又何尝胜出?财富掠夺者肆无忌惮的结果是财富创造者们纷纷作鸟兽散,最后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这种大背景下,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与古代封建王朝不一样的是,现在的人们,托全球化之福,多了一个选择:移民。权贵移民,企业家移民,中产也移民,除了底层民众因为没意识或没能力而没有移民的倾向之外,从权力到资本、到大众,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有强烈的移民倾向。一拨又一拨的移民大潮中,各路贪腐官员、权贵资本和流氓资本甚至还有占主流的趋势。被掠夺者因为不堪被掠夺而逃;掠夺者也因为担心被清算而逃。被掠夺者和掠夺者殊途同归,最后居然以这样一种诡异的方式在异乡相聚了,浊酒一杯家万里,他们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吗?

世界的潮流

我们的财富创造者难道就只能这样和财富掠夺者同归于尽?资本主义难道就无法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落地?难道这真是一盘谁也无法下活的死棋?简单地回顾一下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君主立宪驯服专制权力的过程,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启发和线索。

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大致有三个模式。一个是以威尼斯、佛罗伦萨为代表的独立城邦模式。这些城市往往都处在河口、沙洲等不引人注目的边缘地带,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在这些地方逐渐聚集起来,以贸易和手工业为基础,逐渐形成自己的财富基础。然后有幸以商业(购买自治权)、谋略和外交等相对和平的方式,在教会、国王和贵族的重重叠叠、反反复复、错综复杂的互相缠斗过程中,抓住机会,率先找到了撕开贪婪而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口子。以威尼斯为例,公元810年,他们在查理曼大帝和拜占庭国王之间找了一个平衡点,取得了亚德里亚海沿岸的贸易权。1177年,神圣罗马皇帝红胡子腓特列一世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征战多年之后,选择了威尼斯作为他们复和之地,标志着威尼斯,这个没有一段城墙的城市,在欧洲中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教冲突中正式获得了独立和中立的地位。

第二个模式可以以荷兰(尼德兰)、英国和美国为代表,通过把资本主义革命和宗教革命、民族革命合并而成的二位一体甚至三位一体的革命,实现工商业阶层的独立。以尼德兰革命为例,尼德兰原属神圣罗马帝国,1556年归属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后,遭到了西班牙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宗教迫害。1568年,荷兰人在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十年战争,最终取得了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整个独立过程中,荷兰人极大地受益于欧洲中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教矛盾。首先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矛盾,沉默者威廉本人就是哈布斯堡家族任命的荷兰总督;其次是新教与旧教的矛盾,哈布斯堡家族是天主教,而把荷兰人统一起来的是加尔文教;再次是国家之间的矛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荷兰资本主义革命同时是一次民族国家的独立革命;另一方面,荷兰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国际参与。尤其是1587年,荷兰共和国和英、法结成同盟,共同抗击西班牙,荷兰独立战争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有这些矛盾,极大程度地帮助了新兴的荷兰工商业领导者,借力打力,甚至是以毒攻毒,通过建立广大的同盟,最终打败了强大的封建统治者。

这种三位一体的革命模式在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中也有戏剧性的表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英国的新兴阶层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带领下,暗中与主政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联络,要求他进行武装干涉,以政变的形式推翻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奥兰治亲王威廉于10月10日发表宣言,声称他对英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宣布他去英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新教、自由、财产及自由的议会”。注意这里,第一是宗教的诉求,第二才是政治的诉求,第三是(隐含的)国际参与的诉求。荷兰政府拨出巨款军费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英吉利海峡一时千帆竞飞,光荣革命瓜熟蒂落。在宗教、民族、国际等方面的有利因素的支持下,英国资本主义革命经过四十多年的坎坷历程,终于水到渠成。

第三个模式是相对最复杂、最曲折、最漫长,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是最不彻底的法国模式,或曰大陆国家模式。专制统治者日渐贪婪,胃口越来越大,整个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在启蒙运动推广下,平等、人权、公民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卢梭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对公众意志、德性统治等政治理念的高度推崇;作为一个欧陆大国,经济自主、宗教统一、外国干涉相对较难等等。按道理说,法国资本主义革命的初始条件比其他两类国家都要好,可是,历史的吊诡却是,法国革命的闸门打开之后,收不住脚了。革命革命再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到文化革命;从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慢慢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直至革命变成了恐怖主义,开始吞食自己的儿子。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派,各派轮番粉墨登场,结果却是拿破仑在自己的一手导演下做了法国版的洪宪皇帝,最后干脆是1814年的波旁王朝复辟。一场接着一场的革命,看似进步,其实徘徊,甚至后退,一直到近一个世纪后的1870年废黜波拿巴家族,成立第三共和国,共和政体才算在法兰西正式确认(还不包括此后意味深长的“巴黎公社”的插曲)。法国资本主义革命号称“大革命”,看起来最革命,转这么一大圈,最后却落下一个最不革命的结果,思之令人惨然。

非常时期广场上慷慨激昂的姿态的背后,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原则的忍辱偷生。法国人为他们的这种对本质性、彻底性和浪漫姿态的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实,直到今日,法国的官僚阶层,从公共领域到企业领域,都有一种奇怪的特权化、等级化、封建化的趋势,也与这种代价不无关系。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另一方面是金字塔底层的人在面对庞大的体制时的无奈、束手无策和自暴自弃。面对面无表情的官僚,底层民众只有选择周期性的罢工和对抗,如同加缪所言:“当一个人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后,他唯一的自由就是说不的自由。”
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有很多情况一样的地方:起点都是专制君主重开议会。中间都在旧体系崩溃时选择了一个独裁者,最后都有一个封建统治的复辟。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彻底驯服了权力。法国人却仿佛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各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势力轮番登场,政治体制也在共和与帝制之间不停地摇摆。也许革命之初那些看起来是有利的条件其实正是不利条件?也许是大陆国家专制传统更强大,更容易收买反抗者或被反抗者复制?这里我注意到的是,与第二种模式相比,由于缺乏像荷兰和英国的宗教、民族、国家等传统理念来作为社会各阶层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粘结剂,法国大革命自然倾向于选择一种高举道德高标的、更极端的、更有蛊惑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的后果我们先不管,首先就把反抗专制权力最重要的同盟——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同盟——破坏掉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变得激化,更极端,整个社会被撕裂得支离破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本主义革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自我保全。

历史的借镜

以中国历史之久、幅员之广、地理之特殊,我们形成的专制传统的深厚程度是法国之类的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首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虽然西边的青藏高原和东边的太平洋大致形成了天然屏障,偏偏北边阿尔泰山-祁连山和大兴安岭-太行山两条线一西一东形成了一个“暴力漏斗”,中亚游牧民族只要跨越贺兰山、阴山、燕山一线,基本上就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逐鹿中原,几如囊中探物。

为了抵挡这些游牧民族源源不断的冲击和威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几乎是必需的。庞大的军队建立起来,如何在“攘外”和“安内”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这就成了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军队战斗力太强了,容易出现内乱(如唐朝),军队战斗力太弱了,又容易出现外患(如宋朝)。但在这个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历史大舞台上,历代统治者别无选择,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大帝国,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这种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极大程度地强化了中国专制、集权和大一统的传统。首先是军事实力基础上形成的领土大一统,然后是地方郡县制和中央朝廷制基础上形成的权力大一统,再加上在“阳儒阴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大一统,中国专制传统铁板一块,几乎是滴水不漏。领土的大一统是地理意义上的一统,也是天下观、世界观、统治正当性意义上的一统;权力的大一统,是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上的一统;思想的大一统则是价值观、预设和思维方式上的一统。三种大一统互为论点和论据,和谐圆满,首尾相接,以至无穷。凡是与这种大一统不一致的,都是大家同仇敌忾地共同面对的敌人,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找到存在理由和立足之地。

所以,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可以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国家、宗教、贵族矛盾中寻找缝隙,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逐渐长成参天大树。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这块三寸高的钢铁天花板面前却不得不止步,或者选择不长大,或者硬顶而死,更多的也许是适应环境,匍匐下来,向权力表示无条件的臣服,换取被这个体制的认可和生存的空间。所以,不管这些资本所有者所处的土地营养多么丰富,不管他们一时多么繁盛,在强大的专制权力面前,他们其实都是蔓藤类的草本植物,果实藏在土里,茎叶趴在地上。当然,还有转而选择攀附和寄生在权力之树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专制权力共生死。中国民间资本的命运,从汉到清,概莫能外。

以清朝情况为例,从晋商乔致庸,到徽商胡雪岩,到粤商潘启官(潘振承),早年或许靠勤俭致富,最后发迹其实多少都是靠攀附权力。攀附权力的最好方式不是收买权力,而是通过投资权力,坐收回报。胡雪岩“投资”王有龄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有意思的是乔致庸和潘振承也有类似的故事。乔致庸用心罗致的大德恒票号经理阎维藩年轻时与武官恩寿交厚,曾私下动用票号的巨额银两为他跑官。恩寿擢升汉口将军后,为他的业务开展打开了门路。胡雪岩投资,乔致庸“购并”,潘振承则“自产”。潘做进出口贸易发财之后,非常用心地培养自己的几个儿子,次子潘有为,1770年中顺天举人,1772年进士及第,官至内阁中书,成为潘家与官府打交道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两千多年的民间资本阶层的真正导师其实都是吕不韦:“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谋国之利,万世不竭”。

流传万世的权力,那只是权力和攀附权力者的梦想。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中,权力像走马灯一样的转,攀附权力者则像走马灯的影子一样,转得更快。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又塌了。所以,中国民间资本一直都没有马克斯-韦伯描述的那种新教资本家几乎永无止境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冲动,而是更热衷于将利润花费到各种非生产性的事情上去:买土地、建豪宅、娶小妾,醉生梦死,得过且过。乾隆年间大盐商江春的一段话,是对中国民间资本的这种卑微地位的最经典写照:“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的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晚清。辛亥革命诚然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革命,更大程度上是推翻满洲贵族集团的民族革命,所谓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武昌首义后一个多月内虽然有14个省宣告独立,但最有战略意义的上海、江苏、浙江三个地方的光复,与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势力(包括绅商、商会、商团、涉外机构中国职员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上海的光复中,商团配合革命党攻打江南制造局,海关中国职员把进口军火交给革命军,都是“杨梅都督”陈其美能够“轻取东南”的关键(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倡导“实业救国”,把边海小城南通建设成“东南模范”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非常有代表性。作为1894年的状元,立宪派的中枢人物,张謇开始对革命是反对的。但眼看十四省宣告独立,形势万难逆转后,张謇开始投身革命。第一步,支持好友江苏巡抚程德全就任苏州军政府都督,成为辛亥革命中第一个反正的前清大吏;第二步,推动程德全统一江苏全省,“并宁苏为一”,南京从而成为革命军的大本;第三步,以上海为政治中心,积极谋划南北会谈,取得袁世凯的支持,达到了清廷和平交权的目的。对于张謇等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黄兴高度评价:“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

然而,作为弱小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张謇在种种中世纪式的暴力、权术、阴谋面前的枘凿、扞格,到最后的进退失据,几乎是必然的。辛亥革命期间,张謇有三次意味深长的辞职。第一次是1911年11月拒绝了清廷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这次辞职代表了他与清廷的正式决裂;第二次是1912年2月在清廷宣布退位时,张謇宣布辞去革命政府实业总长的职务,一方面是因为总长之权已被革命党人架空,另一方面是不满孙中山以合办汉冶萍钢铁厂为条件向日本借款;第三次是1915年在袁世凯拟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为复制帝制大张旗鼓的时候,张謇凄然辞去农商总长一职:“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

张謇其实是武昌起义的目击者。在武昌起义半年前,他旗下的大维公司把湖北的纱、布、麻、丝四厂的承租权谈了下来。武昌起义三天前,大维纱厂、布厂才刚刚举办开工仪式。张謇踌躇满志地计算着这次投资的回报率,正准备登舟回沪的时候,看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革命之火,烧毁一切,他所有的精密筹划,顿时全部成为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张謇此时面临的困境,是资本在中国的命运的一个象征,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把火将越烧越大,没有烧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烧尽的却是典章制度,诗书礼乐,人物风流,故国不堪回首。

作者:肖知兴,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领导力学院院长

原载: 经济观察报



2012年2月20日《歷史日報》

2012年2月20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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