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影星尚杜加丹 奧斯卡稱帝

（中央社記者顏伶如洛杉磯26日專電）法國影星尚杜加丹（Jean Dujardin）今晚以「大藝術家」（The Artist），勇奪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影帝。

他致詞時一開口就說：「我愛你們的國家。」

39歲的尚杜加丹這次首度入圍奧斯卡，但「大藝術家」已經為他拿下坎城影展最佳男主角、金球獎音樂喜劇類最佳男主角等重大獎座。就連一同入圍的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典禮前在紅地毯上接受媒體訪問時，都毫不避諱地說，預料今晚最佳男主角頒獎結果，「上台領獎的人會是講法語的」。

尚杜加丹在致詞最後果然以法語激動大喊「非常感謝」。

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獎項其他入圍者包括：「繼承人生」（The Descendants）喬治克隆尼、「諜影行動」（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蓋瑞歐德曼（Gary Oldman）、「更好的明天」（A Better Life）德米安畢齊（Demian Bichir）、「魔球」（Moneyball）布萊德彼特（Brad Pitt）。

法國籍導演獲奧斯卡 史上第2人

（中央社洛杉磯26日綜合外電報導）法籍導演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Michel Hazanavicius）今天以電影「大藝術家」（The Artist）擊敗群雄，勇奪第84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

44歲的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打敗影壇老將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和伍迪艾倫（Woody Allen）。他上台前給妻子貝芮妮絲貝喬（Berenice Bejo）深情一吻。貝芮妮絲貝喬今晚也以「大藝術家」入圍最佳女配角。

他在台上說：「我現在是全世界最開心的導演。」除了感謝演員和家人外，他特別謝謝電影中狗明星「阿奇」（Uggie）。不過他也搞笑的說：「阿奇其實沒那麼厲害。」

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也是繼擁有法國和波蘭雙重國籍的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之後，奧斯卡史上第2位贏得最佳導演獎的法籍導演。波蘭斯基在2003年以「戰地琴人」（The Pianist）獲評審肯定。

奧斯卡最佳導演 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

（中央社記者顏伶如洛杉磯26日專電）競爭激烈的第84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項，今晚由「大藝術家」（The Artist）導演米歇爾哈札納維西斯（Michel Hazanavicius）擊敗群雄而勝出。

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項，其他入圍者包括：「繼承人生」（The Descendants）亞歷山大潘恩（Alexander Payne）、「雨果的冒險」（Hugo）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伍迪艾倫（Woody Allen）、「永生樹」（The Tree of Life）泰倫馬力克（Terrence Malick）。

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原著劇本：繼承人生、午夜巴黎

（中央社記者顏伶如洛杉磯26日專電）第84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項揭曉，「繼承人生」（The Descendants）風光勝出。

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改編劇本獎項，其他入圍影片包括：「雨果的冒險」（Hugo）、「選戰風雲」（The Ides of March）、「魔球」（Moneyball）、「諜影行動」（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

「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今晚榮獲第84屆奧斯卡最佳原著劇本獎。

第84屆奧斯卡最佳原著劇本獎項，其他入圍影片包括：「大藝術家」（The Artist）、「伴娘我最大」（Bridesmaids）、「黑心交易員的告白」（Margin Call）、「分居風暴」（A Separation）。

82歲男星 抱走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中央社記者顏伶如洛杉磯26日專電）82歲的「新手人生」（Beginners）男星克里斯多夫普拉瑪，今晚榮獲第84屆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也創下奧斯卡史上個人演技獎項最高齡得獎者的紀錄。

克里斯多夫普拉瑪（Christopher Plummer）領獎時開玩笑說，打從娘胎出生以來，就不斷練習在奧斯卡領獎的謝詞。

他表示，很榮幸與其他4位男星一起獲得提名，感謝製作單位與電影團隊，也謝謝家人支持，特別是愛妻，「她拯救我的人生，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獎項，其他入圍者包括：「夢露與我的浪漫週記」（My Week with Marilyn）肯尼斯布萊納（Kenneth Branagh）、「魔球」（Moneyball）喬納希爾（Jonah Hill）、「勇者無敵」（Warrior）尼克諾特（Nick Nolte）、「心靈鑰匙」（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麥斯馮西度（Max Von Sydow）。

第84屆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由克里斯多夫普拉瑪「新手人生」獲得。（圖取自奧斯卡官網oscar.go.com）

奧斯卡紅毯 美豔搞怪全都來

（中央社洛杉磯27日綜合外電報導）粉絲擠滿奧斯卡頒獎典禮會場外，一睹明星風采。好萊塢明星也陸續抵達好萊塢高地娛樂廣場（Hollywood & Highland Center），有的美豔絕倫，有人則是惡搞北韓已故領袖金正日。

「大藝術家」（The Artist）女演員貝芮妮絲貝喬（Berenice Bejo）以一襲薄荷綠禮服步上紅地毯。在「姊妹」（The Help）中演技大放光芒的潔西卡雀絲坦（Jessica Chastain），以合身金繡黑色晚禮服驚豔全場。

在電影「繼承人生」（The Descendants）飾演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女兒的影壇新秀雪琳伍德雷（Shailene Woodley），則是以全白禮服出席今晚盛宴。

電視節目「決戰時裝伸展台」（Project Runway）主持人提姆甘恩（Tim Gunn）也在場擔任紅地毯主持。他稱奧斯卡紅地毯是：「終結所有伸展台的伸展台。」

好萊塢型男喬治克隆尼帶著女友史黛西凱布勒（Stacy Keibler）亮相。史黛西凱布勒可能是想替喬治加油，一襲金色禮服像極奧斯卡的小金人獎座。

蜜雪兒威廉絲（Michelle Williams）的全紅禮服獲得提姆甘恩和「決戰時裝伸展台」評審妮娜賈西亞（Nina Garcia）極力好評，兩人都說蜜雪兒威廉絲今天令人驚豔。

場外粉絲也等著看英國諧星薩夏拜倫柯恩（Sacha Baron Cohen）穿著電影「獨裁者」（The Dictator）戲服出場，替影片宣傳。他今天也不負眾望，全身軍服，手上還捧著貼上已故北韓領袖金正日照片的骨灰罈踏上紅地毯。

走上奧斯卡紅毯的明星除了美豔絕倫，也有搞怪裝扮，入圍最佳女主角的蜜雪兒威廉絲（圖），以全紅禮服驚豔全場。（圖取自奧斯卡官網oscar.go.com）

奧斯卡最佳女配角 奧塔薇亞史班森

（中央社記者顏伶如洛杉磯26日專電）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獎項揭曉，「姊妹」（The Help）奧塔薇亞史班森（Octavia Spencer）獲獎。

首度入圍就拿獎的她，上台時獲得台下觀眾起立鼓掌。

奧塔薇亞史班森致謝詞時激動落淚，感謝家人的支持，感謝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改變她的人生，也說要與所有人分享這個獎座。

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獎項，其他入圍者包括：「大藝術家」（The Artist）貝芮妮絲貝喬（Berenice Bejo）、「姊妹」潔西卡雀絲坦（Jessica Chastain）、「伴娘我最大」（Bridesmaids）瑪莉莎麥卡錫（Melissa McCarthy）、「變裝男侍」（AlbertNobbs）珍娜麥提爾（Janet McTeer）。

奧塔薇亞史班森（Octavia Spencer）

學術界和媒體為何漠視《中國房地產之厄》？

明鏡記者黃舒心／2000年開始，中國房地產不斷升溫，但法制與文明建設卻遠落後於房地產業的發展，最終讓“房地產惡夢”成為事實，整個中國陷入“被房地產”的困境中——這是王鍊利新著《中國房地產之厄》點出的主題，整部書，王鍊利都讓數字、圖表說話，這樣實憑實據的話語最具說服力，書甫出版便獲得廣大市場反響，但同時也產生了民間熱議、學術界集體漠視的奇特現象。

書市大賣、學術界漠視

《中國房地產之厄》不只在香港是暢銷書，在大陸一樣廣被詢問。時寒冰推薦此書的當晚，淘寶網只有兩賣家販售此書，但如今該網已有超過300名賣家供應此書，雖然其中盜版眾多，卻也說明了書的市場。

經濟觀察報前主編鐘偉志對此書的評價為“一部超越之書”，知名作家陳行之則認為這本書是“多年來用心血和生命澆灌出來的精神花朵，無比艷麗，賞心悅目”，然而，從理論到實踐闡述了經濟情況的《中國房地產之厄》，未見經濟界人士表態，此書也涉及法律領域，同樣沒有法學界人士的評價。此外，媒體與喧囂的左右兩方人士同樣對這部上了暢銷書榜的書集體沉默。

一位北京大學教授認為，今日的學術界普遍關注的是利益，而非學術和社會責任，真正讀書思考者少，因而未見學術界的聲音。王鍊利則分析，或許左派不喜歡她支持市場經濟、清算文革、要把每個人當成人的立場，而右派則一直將她歸為烏有之鄉一類。其次，有影響的媒體人士，一是認為她並非他們眼中的民主自由人士，二是坐不下來看這本不難懂但充斥著數據的書，三是沒有發現此書的亮點，因而選擇漠視。

不過，王鍊利認為這些漠視的背後，還有一個更有力的“上面”，左右著發聲權。2010年，新浪網曾邀王鍊利開設“民生專欄”，但只寫了三週，新浪網就因上層壓力與王鍊利中斷聯繫，一年多後，一位已離職編輯告訴她：“有人不喜歡妳發言。”2009年，王鍊利的文章曾在鳳凰網吸引最高58萬的點擊率與3000多條評論，但之後鳳凰網不再於首頁推薦王鍊利的文章。《中國房地產之厄》一出版，百度就取消了王鍊利在博客中國專欄上的搜索導航，王鍊利認為這本書被漠視，真正的問題在於：政府要回避真相。

王鍊利對《明鏡》表示：“其實，這本書也是在與經濟學人士對話法學界人士對話——我有資格與他們對話，資格就是這本書，從這本書可以看出我不是半瓶水晃蕩——這個對話不是空對空，而是面對實際的中國住房問題。”

抱持“任何職業任何學業，只要‘鑽’進去了，就是我的專業”的王鍊利相信，只要不抱偏見，經濟學人士、法學界人士不會否認她具有一定專業水平，這才是她迫切希望這本書擴大影響的主要原因。“這不是本風花雪月之書，因此，我希望能有人針對此書，也即針對中國最棘手最與百姓相關的問題，與我對話，在對話中，給中國房地產找個好出路！”

以下為王鍊利對《明鏡》幾個問題的深入回答：

問：您能否說明不買房、不搞房地產的中國百姓也該看您書的原因？您希望讀者從書中瞭解什麼？

王：不買房、不搞房地產的中國百姓，生活也受“房地產之厄”的影響，因為房地產占有了巨量的資源，這些資源的占有對整個社會再生產毫無建樹——《國家災難——在宏觀領域稱霸的房地產資金量》、《苦惱的消費和消費的苦惱》等章節清楚地闡明了這些問題。並且，買不買房不是中國百姓說了算的事情，是政府說了算的事情——要看政府是不是強迫動遷。

至於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書中了解什麼？我想，書一個月中三次重印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讀者從《中國房地產之厄》中找到了困惑他們已久的真相，他們信得過王鍊利提供給他們的真相，因為王鍊利提供的真相，與常識相符——對！就是“常識”，普通人不可能具備經濟理論、統計理論方面的專業知識，但他們具備常識！而我們的很多專家學者，就是置常識而不顧，所以說他們是在信口開河。

問：您書中的數據是您闡述事實時的有力佐證。請問您如何收集資料？書中的數據大部分引用官方資料，官方數據是否可信？

王：為了“安全”，也為了能有力說明問題，文中所有數據資料一來自國家統計局，二來自媒體報道內容，這些內容已歷時幾年，並無受到異議。關於“官方數據不可信”，我認為，總體而言，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還是可信的，其實國家統計局有些數據是相當準確的，不可能造假，如稅收，如屬於國家勞動統計制度範疇內的“職工”人數多少——統計規則中“職工”是不包括私有企業從業人員和民辦教師的——以及限制性很強的“職工”所得的“工資”，都是很準確的。勞動統計口徑中限制性很強的“職工”和“工資”概念，起源於計劃經濟時期，計劃經濟時期“職工”人數是嚴格控制的，就像如今公務員人數受到嚴格控制一樣。居民儲蓄存款數據、金融機構的貨幣供應量、工資性支出數據、存貸款數據、住房公積金數據，也都是相當準確的，否則我沒法分析了。

當然根本不可信的數據也有，如我在書中揭露的“人均住房面積”的統計，純粹是在胡編亂造，但因為這種胡編亂造是地方政府需要和政府官員需要，就沒有人去發現和質疑其中的經不起推敲之處。

根據我這麼些年對國家統計數據的分析以及觀察一些“專家”對統計數據的指責，我倒認為，說“官方數據不可信”，更多是因為一些專家學者，特別是號稱經濟學方面的專家學者缺乏統計學方面的學養，他們以為國家統計局公布出來的數據是可以無條件引用的，所以有些人就胡亂引用了再自由發揮，以求吸引眼球，他們喜歡登高一呼從者眾的效應，他們闡述經濟現像不是為了實事求是反映問題、從而有針對性解決問題，而是為了或左或右的立場需要，他們因“立場鮮明”而呼應者甚眾，可惜他們立場鮮明遠甚於學術觀點鮮明——不要忘記，從1966年起中國中斷了高等教育整整十年，教育為政治服務則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了，因此在如今60歲上下一代人身上很難尋找嚴謹的學風、深厚的學養是很正常的事情。

中國的“經濟學家”太廉價，不會查閱統計年鑒的、怯於計算的，都成了經濟學家，放到國外要笑死人的。

窗外是王鍊利最愛最熟悉的風景（顧力攝，王鍊利提供明鏡）

遇到郝將軍 有理講不清

台灣《蘋果日報》

行政院前院長郝柏村日前投書媒體質疑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逾萬人說法，郝柏村認為，死亡人數只有500多人。這次郝柏村所開出的人數，比某「大師」開出的死亡人數800人，還少了300人。
僅僅看3月6日當天彭孟緝軍隊在高雄市政府禮堂對著開會中的人員以機槍掃射，死亡人數就有1000人(這就是《台灣旅滬六團體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中所說的「高雄軍隊對集會中千餘民眾用機槍掃射，全部死亡」)，此時距離蔣介石派來的大軍(3月8日下午登陸)展開的屠殺，都還未開始哩！
史實的認識，常常受到心態、立場、情結的蒙蔽而不清。要郝柏村先生認清史實，也許強人所難，不過我試舉以下史料，請教讀者諸君，你相信哪個？
二二八事件還未完全結束的當時，回台調查的台灣旅滬六團體提出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4月12日提出）估計死亡人數說：「自8日至16日，台胞被屠殺之人數初步估計以高雄為最多，約3000人，基隆台北次之，各約2000餘人，嘉義1000餘人，淡水1000人，新竹、桃園、台中、台南、苗栗其他各地各100、200人不等，總數在1萬以上，連重輕傷者計之，至少在3萬以上」；事件的65年後，郝柏村說只死亡500多人，你相信哪一個？
事件還未結束的當時，香港一份雜誌指出：「台灣人民對祖國又一次大大的失望。二二八事變終於造成了……台灣人民在台北起了暴動，當局以武力彈壓，弄得死傷萬人以上。」(史堅，〈台灣的災難〉，載1947年3月16日《青年知識》20期) ；事件的65年後，郝柏村說只死亡500多人，你相信哪一個？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在台的中國記者王思翔，目擊經過，事件後即發表《台變目擊記》(後改書名為《台灣二月革命記》，1950上海動力社出版)，書中他認為上述台灣旅滬六團體的報告，認為8日到16日的死亡人數在1萬人以上「應算是謹慎的估計」；事件的65年後，郝柏村說只死亡500多人，你相信哪一個？
宅在家裡自定結論

事件爆發的4個月後，上海的一家周刊指出：「在這次事件中，台灣犧牲了幾萬同胞，但台胞得到的教訓可說是很多。」(余景文，〈台灣政治運動的由來與內幕〉載1947年6月20日，《時與文》周刊第15期)；事件的65年後，郝柏村說只死亡500多人，你相信哪一個？
事件還在進行中的3月22日，《紐約時報》記者霍伯曼從南京專電稱：「據估計3月14日止有2200名台灣人在街上被槍殺或處決」；該報特派員竇丁南京電訊則說：「從台灣回到中國的外國人們估計被殺的台灣人達1萬人。」事件的65年後，郝柏村說只死亡500多人，你相信哪一個？
事件後不久，日本《朝日新聞》調查研究室的報告說：「台人的死者或行蹤不明者的正確數字雖然不詳，但『據說有一萬人至數萬人之多』。」事件的65年後，郝柏村說只死亡500多人，你相信哪一個？
以上的資料，都是事件當時或事後不久的報導；郝柏村的500人之說，則是事件的65年後自己關在家裡的「內定結論」。
如果再佐以人口學者陳寬政教授的分析，陳教授根據前後10年的戶口資料估計，死亡人數應該在18000人到28000人之間；郝柏村說只死亡500多人，你相信哪一個？

作者 李筱峰 為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有效的獨裁者 暴政不會自動滅亡

台灣《蘋果日報》

敘利亞局勢撲朔迷離，獨裁者阿塞德軟硬兼施，一面宣布制憲公投，一面加強武力鎮壓。國際社會雖然承認反對派的合法性，但卻不贊成對反抗軍提供武器，一年不到，敘國平民死亡已達七千多人，「阿拉伯之春」來到敘利亞完全變了調。

敘利亞不是利比亞

由美英德法和阿盟成員國等60多國代表組成的「敘利亞之友」國際會議，仿效利比亞模式，想要強力介入敘利亞。不幸的是，敘利亞不是利比亞，阿塞德不是狂人。發生在敘利亞的事，對周邊國家和區域安全有重大影響。
一是，政府軍和反抗軍的比例懸殊。政府軍有40萬人，反對派的「自由軍」不到5萬人，而且內部嚴重分歧，變節軍官與反對派很難合作，除了想要推翻阿塞德之外。他們在軍事上缺乏統一指揮系統，政治上缺乏共同願景，外人搞不清反對派的真實面貌。
二是，阿塞德大量釋放政治犯、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不斷給糖吃，以安撫民心，首都大馬士革及其他大城，包括大部分商人和中產階級，均對現狀持觀望態度。反對勢力集中在少數城鎮，力量分散，容易被孤立包圍，甚至各別擊破。
三是，敘利亞與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以色列、埃及、黎巴嫩、約旦和沙烏地均有複雜關係，它牽涉到遜尼派與什葉派勢力消長，對以色列的衝擊最直接，因為敘利亞是哈瑪斯的後台老闆。而敘利亞與伊朗是盟邦，歐美同時針對伊朗和敘利亞發動制裁，難免被視為是美國陰謀，因此中俄兩國均唱反調。

暴政不會自動滅亡

10年前阿塞德上台時，年輕有為，充滿改革熱情，當時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稱他為中東未來之希望，如今他手上沾滿鮮血，天理不容，在當今世界絕無善終機會。
古話說「暴政必亡」，但是暴政本身不會自動滅亡，有效的獨裁者不容易亡，阿塞德能撐多久，要看大馬士革是否仍在他的掌握中。

以確當程序處理誠信危機

香港《蘋果日報》

香港政圈最上層近幾個星期爆發一波又一波地震，熱門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先生及梁振英先生固然捲入醜聞及誠信風波中，久久未能洗清污點與嫌疑；現任特首曾蔭權 先生同樣不能倖免，被揭發曾幾次接受富豪的私人飛機、遊艇款待，又以優惠條件租用商人在深圳的豪宅以便退休後暫住。這一連串風波及醜聞將如何發酵，還有沒 有其他更震撼的醜聞出現仍是未知之數，重要的是按確當的法律、政治程序處理事件，該追究法律責任的追究法律責任，該追究政治責任的追究政治責任；既不讓犯 錯的人不管是特首或準特首輕易開脫，也不能讓事件成為打擊政敵的工具，更不能讓爭議變成某些人成功當選的政治本錢。
不過，在追究、確定責任前，首 要的是盡可能釐清爭議的事實，讓公眾更清楚了解風波的細節及不同面向。連事實真相都搞不清的話，很容易變成各說各話或各走極端的困局。此所以我們認為立法 會有必要發揮作用，利用它的公開會議以及權力及特權條例賦予的權力，促使各當事人包括曾特首、梁振英先生及唐英年先生更詳細作交代。
被揭發曾幾次 接受富豪款待後，曾特首雖然一再透過個別傳媒提供一些補充解釋及說明，說出了更多的事實，但這種零碎、片言隻語式的解釋根本不足以釐清事情的真相，根本不 足以消除公眾的疑慮。至於自己不斷說問心無愧又或把批評說成是陰謀論更無助於恢復市民的信心。較合理合適的做法是親自到議會回應質詢，回應提問，以坦然無 畏、無遮無掩的態度澄清事件，反駁質疑，讓事實說話。若再繼續迴避，只會令疑慮進一步升級，只會逼立法會考慮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傳召作供，到時候的政治震盪 更大，政治危機更嚴重。
特首曾蔭權先生昨天宣佈成立一個由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任主席的小組，檢討特首及主要官員的問責制度及規定，看看是否需要進 一步收緊或加強。申報制度及規則是否合時，是否要修正當然值得討論，但修改制度跟曾特首個人問題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因為有了小組而讓富豪款待 事件無疾而終。曾特首依然有必要正面回應議員、公眾的各項質疑。
另一方面，從冷門變成熱門的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先生在西九設計比賽時漏報利益醜聞仍 然不清不楚。從政府文件及傳媒找到的資料可見，梁振英先生和他的公司跟參賽建築師行的關係遠比他公開承認的密切，雙方合作的次數不少，在中國、香港多個大 型發展項目都是夥伴，梁先生卻一再說不認識這家建築師行。此外，梁說他的公司只曾向建築師行免費提供一般估價資料；實情是梁的公司派了一名董事及兩位經理 跟進有關個案。若果只是一般無關痛癢、沒有收益的客戶，梁先生及他的公司怎會勞師動眾以高層處理及跟進呢？梁先生五次投票給同一作品後又公開說對作品沒有 印象，這樣矛盾的解釋怎可能服眾呢？
為免政治風波、誠信風波越鬧越大，越來越失控，不管曾特首、梁振英都不要再左閃右避，盡快向議會及公眾全面交代吧！


盧峯

市民遊行抗議特首貪腐 曾蔭權被譏「香港阿扁」

香港《蘋果日報》

忍夠了，上街吧。近 300名市民昨遊行到禮賓府，聲討貪腐的特首曾蔭權，誓要拉他下台送官究治；且矢言打倒小圈子選舉，踢走僭建的唐英年、利益輸送的梁振英，以及「執死雞」的葉劉淑儀和曾鈺成。有公務員一家四口上街質問曾蔭權良心何在，又以他做「人辦」，教導女兒「點做一個人」。記者：王家文　潘柏林

為了捍衞香港廉潔的核心價值，公務員尹先生昨上街，「佢（曾蔭權）個良心同我哋唔同，亦都唔知佢個良心喺邊度」。他說公務員有嚴謹「家規」，即使工作用膳也須申報，且金額有限制，惟曾蔭權坐富豪遊艇和私人飛機吃喝玩樂，又以廉價向富豪租住深圳豪宅，同事間十分氣憤，「究竟佢有冇收受利益？點憑良心話冇收到？」

斥滿口歪理操守破產

尹先生說，曾蔭權是特區之首，卻表現沒誠信；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對僭建地牢更謊話連篇，昨日他專程帶同妻子和兩名年僅 5歲和 8歲的女兒遊行，「教小朋友學習點做一個人」。退休公務員吳先生斥曾蔭權滿口歪理，操守破產，又指曾與曾蔭權共事的同事形容他「自卑又自大」。
近 300名市民昨響應工黨號召，從中環皇后像廣場遊行至禮賓府，「曾蔭權下台」、「打倒小圈子選舉」等口號響徹中環。遊行隊伍先經過長江集團中心抗議財團專政，「特首選舉，富豪分贓」。有遊行人士自製「倒曾」示威牌，貼上曾蔭權頭像，但寫上「阿扁」二字，直斥他如台灣前總統陳水扁一樣貪腐敗壞。

75歲黃伯昨一步一步走上禮賓府，用腳踢走曾蔭權，「話畀佢聽，香港人好唔鍾意佢」。市民趙先生指成立特別委員會審視申報制度，是「自己人查自己人」；浸會大學二年級學生吳同學斥貪腐的曾蔭權諉過市民指要求過高，「係做特首應有嘅基本態度，唔係市民要求」。
遊行人士抵達禮賓府後上演街頭劇，由工黨成員戴上面具扮演扣上腳鏈的曾蔭權，指他因腐敗要送官究治；又頒「無賴獎」予唐英年，諷刺他把僭建御責妻子；涉西九利益輸送的梁振英則獲「餓狼獎」，「恨權力恨咗好耐」。考慮參選特首的葉劉淑儀和曾鈺成也有「執雞獎」，「佢哋以為有得『執雞』好開心」。
工黨主席李卓人批評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是小圈子官商勾結的禍害，「將佢送上貪腐之路」，又斥曾昨在電台解畫是「知衰唔認衰」。他指曾應主動向廉政公署「自首」接受調查，立法會需運用權力及特權法徹查事件，「貪腐證據表面成立，佢應該下台」。他又指，無論唐或梁參選，均由財團分贓，促盡快落實真普選。

馬英九打壓保釣行動 台船長出發前被帶走

《太陽報》

台灣的保釣團體為抗議日本議員早前登上釣魚島，以及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的南京大屠殺不存在論，上周五擬乘保釣船到釣魚島水域宣示主權，因船長被海巡人員帶走而取消。保釣團體炮轟馬英九政府打壓保釣行動，斥馬英九講一套、做一套。

中華保釣協會會長黃錫麟說，他們原擬上周五搭乘保釣船光復號從宜蘭縣南方澳漁港出發，可是在當日傍晚，保釣船船長被海巡人員帶走。黃錫麟批評馬英九政府雖宣示支持保釣，但言行不一，令保釣行動難以推動。
滬日女生被割傷臉

另方面，上海復旦大學一名二十一歲日本女留學生，上周五晚在人民廣場附近被男子襲擊，右邊臉部被刀割傷，需縫七針。

受害女生向警方表示不認識兇徒，警方正通緝一名男子，暫未知事件是否與近日的中日摩擦有關。

此外，日本僑報社總編輯、日本湖南人會會長段躍中日前寄送三本有關中日關係的歷史書給河村，冀他重新學習歷史，並撤回失實言論。

AV女優站講台 大學淪為風月場

《太陽報》

日本名古屋市長否認南京大屠殺之風波未平，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傳出將邀日本女優授課。堂堂中國高等學府，要請「東洋脫星」傳道解惑，實在是傷風敗俗，成何體統！這既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道德的顛覆，也是中國教育走上窮途末路的折射。

華 中師大一位性學教授，近日邀請日本息影AV女優紅音螢擔任客席教師，向學生講授預防愛滋病的知識。紅音螢曾演過五十部色情片，以蕩婦形象聞名，紅極一時。 消息傳開後，部分學生和網民反應激烈，紛稱要提早霸位，甚至組團旁聽。有人預言，這將是該校創校逾百年來聽課人數最多的一堂課。

高等學府，哪能甚麼東西都往裏搬？教書育人，為甚麼要請AV女優執教？按照該教授的說法，中國九成九的成年人是「性盲」，對大學生進行性教育尤為重要。其實，中國的貪官漁色無數，從理論到實踐，個個堪稱性學大師，何必捨近求遠，有勞日本AV女優來中國班門弄斧？

荒唐背後不荒唐，那位邀請AV女優的教授，其實是位靠「出位言論」成名的「磚家」，他因發表「遭遇性侵應主動遞上避孕套」謬論被網民稱為「遞套教授」，一個是「遞套教授」，一個是AV女優，本來就是一丘之貉，你「請」我願，不足為奇。

顛覆道德 文化投降

最無辜的是，華夏的神聖三尺講台被玷污，中華的師道尊嚴傳統遭羞辱，高等學府淪為風月場所。真可謂，社會烏煙瘴氣，無可救藥，象牙塔也難清淨。

事 實上，日本AV女優近年在神州大地風生水起，就以紅牌女優蒼井空為例，近年在內地人氣火爆，不僅代言網絡遊戲，還負責募捐善款，她在網站註冊微博，二十四 小時粉絲逾二十二萬，她出席公開活動，被高層人士爭相擁抱，還與將軍歌唱家宋祖英同台亮相。中國市場之大，吸引數以百計的日本女優有意來華發展。

事 實證明，當今神州已到了一個敢脫就會紅的時代，一個不知羞恥的時代，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瘋狂時代。日本女優文化，說到底就是以恥為榮、以醜為傲的價值觀，這 與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美德、社會核心價值觀水火不相容。可以說，中國大學請日本AV女優上講台，根本不是與世界文化接軌，而是向日本文化投降。誠如網民 所言，東條英機假如早知如此，當初何必揮軍侵略，派幾名女優就足夠搞定中國。

諷刺的是，中國政府忙於在全球建立孔子學院，宣揚仁義道德，可惜自己的高等學府卻被日本女優攻陷。當年鄧小平說過，中國改革的最大失誤在教育，至於失誤在哪裏，他並沒有說，如今AV女優堂而皇之登上大學講台，鄧公九泉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烏坎村與香港特首 踢走貪官促進民主

《東方日報》

廣東汕尾烏坎村難能可貴地得到一人一票選舉權，原因是甚麼？那就是村民眾志成城把貪官污吏掃地出門，長期抗爭換來前所未有的民主，村民當家作主。

烏坎事件對於香港人而言，實在充滿着啟發作用，要是眾志成城把「曾商勾結」的曾蔭權趕下台，說不定亦能換來前所未有的民主，一人一票選特首去矣。

煲呔曾之所以目無法紀膽敢跟富貴朋友過從甚密，以五百元的超低渡輪價享用身價過億元的私人遊艇，又以廉租屋的價錢計劃入住巨無霸面積的「深圳禮賓府」，歸根究柢就是小圈子選舉惹的禍。

由於特首的拉票對象不是廣大的七百萬市民，而是那些腰纏萬貫的稀有權貴，兩者之間自然眉來眼去，沆瀣一氣互相關照。

情況就像僭建醜聞和桃色緋聞不絕如縷的唐英年，正常而言一個誠信破產的候選人早就應該退下火線了，然而小圈子選舉的遊戲規則是不計較誠信的，考慮的重點是北京的龍顏和自己的利益。於是乎，唐唐不但依然故我不退選，甚至仍然有機會真的黃袍加身。

「曾商勾結」也許是一次契機，讓人深切反省，未經民主選舉洗禮的特首是何等的專橫跋扈，瓜田李下捲進貪腐醜聞還要厚着臉皮自稱「問心無愧」。

烏坎村示範了踢走貪官有機會促進民主。香港如今出現一股倒曾怒潮，如果可因此而引入普選，選民日後大概要說：感謝曾蔭權你貪得無厭啊！


韓世光

台灣大選 九二共識的夢魘

《東方日報》

外界對於此次台灣大選的解讀，一般認為民進黨由於不承認「九二共識」違背主流民意而失敗。但是綠營的敗選檢討中卻不完全認同此種說法，認為如果擁抱「九二共識」，將造成傳統支持者的疑慮，就算不分裂，黨內也會充滿高度不信任，國民黨也會追打民進黨的立場，攻擊民進黨政策搖擺，反而不能突出民進黨的主體性。

民進黨亦有人認為，馬英九在選戰期間大幅加碼，選後北京不可能照單全收，雙方共識可能產生矛盾，國民黨不能只要不給，永佔優勢。未來民進黨應將兩岸政策視為主戰場，向民眾證明民進黨有能力處理兩岸經貿的問題，又不喪失基本主張。

民進黨今面臨的問題是不承認「九二共識」，又提不出取代方案可與北京交往，以及取得中國大陸和選民的信任。何況北京已明確表示，沒有「九二共識」就沒有兩岸交流的基礎，民進黨現追求的，是如何利用未來四年時間，建立社會對其兩岸政策的長期信任。其實「九二共識」是妥協的藝術，國民黨確實利用「九二共識」在兩岸間創造了模糊的空間，因為國民黨的「九二共識」着重於各自表述，「一中」是中華民國，而北京的「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原則」，並沒有闡明可以各表，國民黨就利用此含糊之意，各自暢論，各自發揮，找到了兩岸互動可動性。

民進黨致力於維護台灣的主權，認為應釐清雙方的主權關係才能進一步的商談。過去這樣的做法，在民進黨執政八年中，讓台灣經濟空轉，才會讓企業界及選民選擇以務實的態度面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帶動台灣經濟，經濟掛帥成了台灣民意主流，民進黨怎能拂逆之？這應是民進黨在敗選檢討中要務實面對的問題。


江素惠

王立軍傳定性「間歇性精神病發作」

《東方日報》

被內地官稱正接受「休假式治療」的重慶副市長王立軍，動向備受關注，消息指北京當局很可能會將王立軍早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事件定性為「間歇性精神病發作」；另傳美方已將王立軍到美成都總領館的對話內容交予中方。

新加坡《聯合早報》引述北京多名消息人士指，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並非尋求政治庇護，而是希望能等到中央派員接管，讓他能安全地離開重慶，逗留期間王曾表現出歇斯底里的精神病症狀。據報美方已將王立軍的談話錄音全部交予北京當局。
面對處分或減嚴重性

報道指，由於王立軍今年初曾發生過幻想症狀，故相信此次事件將被定性為精神病發作，面對處分或不如初時外界想像般嚴重；事件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影響，亦未如外界估計般嚴重。

另外，《重慶日報》繼續高調報道薄熙來的官方活動，昨以頭版篇幅報道薄主持市委常委會，表明重慶過往五年在經濟總量和社會公平正義取得重大進展，縮窄貧富差距，將繼續旗幟鮮明地開展「唱讀講傳」，發展民生，追求共同富裕。

香港特首之戰，一團亂局迷霧

香港特首提名期將結束，唐英年獲李嘉誠等富商提名。但唐誠信被廣泛質疑，富商們對梁振英又存極大焦慮，是否支持曾鈺成對抗民望遙遙領先的梁振英，有待北京拍板。唐英年的政治命運，須待習近平外訪返京後決定。


距離第四屆香港特首選舉日只剩下一個月，卻峰迴路轉，突然湧現群雄並起的亂局。

隨著唐英年和梁振英兩名建制陣營參選人借黑材料互轟的纏鬥越演越烈，輿論普遍視他為中共黨員的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二月十七日突然公開表示「積極考慮參選」，並擺出超越唐、梁，力促社會「大和解」的願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二十日也高調表示參選，加上早已提名參選的泛民代表何俊仁，使這場本來由北京編導的「可以有競爭」的小圈子選舉大戲突然陷入亂局。

更讓輿情錯愕的是，一再受到緋聞纏身和違規僭建風波衝擊、誠信被廣泛質疑的唐英年，二十日在痛罵和勸退聲浪中，挾著三百七十九個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正式報名參選；這數字幾近佔去一千二百名選委的三分之一，名單包括長實主席李嘉誠、恒基主席李兆基、新鴻基地產主席郭炳江、新世界董事總經理鄭家純、信和地產主席黃志祥和嘉華集團主席呂志和等各大地產商，以及香港四大商會負責人也都力挺。正是星光熠熠，財金閃閃，這些人所持股份市值超過六千億港元（約七百八十億美元），唐被指責只顧念作為大財團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卻毫不尊重民意走向，馬上引爆社會廣泛的不滿，激烈的街頭行動，一觸即發。

主流報章二十一日紛紛以社論提出強烈批評，其中《明報》便呼籲「市民行動起來，向唐英年說不」。一批自稱「八十後」的社運人士當晚也齊集在剛被揭發有違規僭建「皇宮地庫」的唐英年豪宅外，舉行「全城默哀腐爛小圈子選舉燭光晚會」，批評唐是「零誠信」。此外網上正召集二十六日（週日）舉行「十萬人反唐英年選特首」遊行，而每年主辦「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正籌劃三月初舉行更大型的遊行，借反唐行動，高舉反對小圈子選舉的旗幟。

風暴前夕的哨子已急速吹起，這次三月二十五日舉行的特首選舉，提名期至二月二十九日為止，忽然成為選舉發展、下屆特首人選的關鍵一週。按香港特首選舉辦法，候選人只可在提名期結束前退選，而相關候選人的提名人也可轉移提名其他參選人。於是唐英年是否會在提名期結束前放棄參選？宣稱將在下週即最後階段才作出決定的曾鈺成最終會參選嗎？他若參選，是否會盡挖親北京的民建聯和工聯會的二百零七張選委會選票，影響到梁振英的提名票？

葉劉淑儀正積極動員，爭取支持者。據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進行的調查顯示，唐英年「皇宮地庫」消息十六日獲確認後，民望「插水」，認為他適任特首的只有三十三分，比一月底調查暴跌二十一分。葉劉淑儀趁機向原本支持唐的選委挖人，期望能盡快衝過支持門檻，獲得提名。

曾鈺成是財團備胎

商界消息稱，「大孖沙們」（大財團老闆）對於唐誠信破產的問題並非「無感」，尤其是政府屋宇署介入調查唐宅僭建圖則，唐除了民望可能一沉不起外，即使未來當上特首，還隨時需面對法律訴訟纏身。

坊間傳言唐仍有桃色緋聞炸彈未引爆，大財團老闆摸索局勢，在不願意讓梁振英勝出的前提下，考慮利用選舉條例限制，只要讓梁振英在選舉日兩輪投票中都拿不到六百零一張絕對多數票，便需依法押後特首選舉至六週後即五月初才再度舉行，利用這段時間，可另推一位候選人；但鑑於北京期望選舉可以一次投票完成，便決定推出曾鈺成作為備胎，有利北京快速拍板，讓他們可以在投票日迅速轉舵，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一步活棋。

一位與多位「大孖沙」關係良好的商界人士稱，唐營商界人士對於「梁上位」有極大焦慮情結。他說，選戰若仍維持唐、梁兩人競爭格局，唐最終若「墮馬」出局，梁作為另一股財團勢力的代表上台執政，勢令政商界權力和利益版圖大幅移動，甚至對於某些唐營主將進行清算；曾鈺成雖然未必是財團商界最喜歡的，但起碼屬於北京和建制陣營最願接受，也可以在短期內獲得足夠提名。

唐英年是否退選，對中央而言是重要決定，須待外訪的港澳事務主管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返京才拍板決定；唐英年公開承認住宅有違規僭建地庫後，十九日前往北京駐港中聯辦，獲告知可繼續競選。以大陸一貫運作，上層如沒有新指示，自然按原來的精神行事。即是說，中央沒有拍板勸唐退選。中聯辦副主任郭莉回應有關唐的醜聞時說，任何人的誠信都很重要。這說法，反而可圈可點，引發不少想像空間。

曾鈺成是香港親北京政黨民建聯創黨主席，去年中選戰剛剛公開化時，他便被視為下屆特首的黑馬。前《九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在去年七月二十三日香港《蘋果日報》的「蘋論」，便以「曾鈺成是下屆特首的最適合人選」為題分析：「如何在未有普選之前跳出繼任特首的奴才德性困局？筆者想到以下幾點：一、要使北京對繼任者的對黨忠誠有信心，不須老提醒覑『愛國愛港』（實際上是『愛黨』的代名詞）；二、繼任者會從保護香港利益、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立場去聽取及配合中央意圖，而不是老是去揣摸、迎合中央並沒有的意圖；三、他本身屬傳統左派，沒有對傳統左派『親』和對民主派『疏』的必要。只有一個人最適合，他就是曾鈺成。」

曾鈺成與北京關係良好，在港親北京陣營內地位亦高。他一九六八年在香港大學數學系畢業取得一級榮譽學位，可謂當時的天之驕子，卻抱著「愛國」情懷，跑到處於社會邊緣的親中培僑中學任教，領相對低微的薪酬，展現高度的理想性，深獲老一代港大人的支持。

不否認是共產黨員

近年數度被追問是否中共黨員，他或回應「香港還未成熟到可以討論這個問題」，或說「在港被指是土共是很負面的標籤」。有一次，曾鈺成被外號長毛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追問是否秘密保留共產黨員黨籍時，答說：「既然你也說是秘密，我當然不會答你。」間接不否認自己的黨員身份。

身兼支聯會常委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強調支持何俊仁，但也正面看待曾鈺成參選特首。他說：「港人必須學習與共產黨相處。曾鈺成是左派陣營裏的代表人物，他經過直選歷練，懂得掌握民意運作，受過英式教育，了解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很多理念都是開明的。像他提出『大和解』，與民主黨同樣認為是消除內耗的最佳辦法，只不過他在某些關鍵時刻，往往會在共產黨要求下，採取沉默的態度。」

曾鈺成支持政黨政治

二月十五日曾鈺成接受《明報》專訪宣布積極考慮參選時強調，作為特首候選人，他未來提出的政綱很多會沿自民建聯，但「我們要的不應只是一個清單，要有一套政治理念，對香港在國際、中國政治經濟的變化，清晰表述我們要怎樣」。

他不久前對亞洲週刊說：「特區政府出現管治問題，癥結不在於大商家的地位，全球資本主義制度都是這樣的，問題根源在於現行制度的運作，政府在立法機關裏有沒有票？長遠一定要發展政黨政治，組成聯合政府，由兩個或以上政黨代表坐在一起，依據管治理念，擬定共同網領，大家要把不同意和同意的都說個清楚，然後組織班子，落實綱領。」

曾鈺成宣布考慮參選後，一邊在政商圈探索落實理念的可行性，一邊等待習近平對特首選戰劇本拍板。在一片肯定聲中，梁國雄卻以「無恥」形容曾鈺成的考慮。他說，在現行制度下，做特首只能給各勢力分贓，包括地產商、金融資本，還有近年興起的大陸資本，身陷體制的特首會越陷越深，他認為曾鈺成不至於「那麼壞」，說「無恥」，是批評，更是奉勸。

二十二日，習近平已返京。一場「可以競爭」的特首選舉發展至今，反而暴露小圈子選舉的種種問題。梁振英在民意排行榜繼續遙遙領前，但西九利益輸送事件對梁的威脅仍未解除。北京，在這關鍵的幾天會如何做決定？對香港，是一個歷史性的考驗。

陳競新，亚洲周刊

“裸官”已成贪腐高危人群

    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2012年《法治蓝皮书》。其中，“裸官”监管调研报告再次受到关注。

　　在此之前，见诸报端的“裸官”贪腐案例并不在少数。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原省委书记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都曾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热议。

　　自2009年9月起，上至中央，下至各地、各级部门，针对“裸官”贪腐问题，以平均每年一至两部的速度出台相关文件，规定了“裸官”管理的适用对象、申报内容、管理机构和不实申报的处罚措施等。

　　最近的一部，是2012年1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全票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一条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尽管如此，蓝皮书认为，如何监测公职人员的不法资产转移，以及如何核实公职人员的海外资产状况，仍是“裸官”治理的难题。

　　“裸官”是贪腐高危人群

　　2010年7月28日，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正处级)，被控涉嫌伙同他人挪用公款5.8亿元、涉嫌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157万余元一案开庭审理。事发前，董跃进的妻儿均已移居美国，其财产也早已由妻儿转移出国。

　　董跃进，成为京城挪用公款涉案金额最高的一名“裸官”。

　　蓝皮书指出，尽管我们承认，并不是配偶和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所有“裸官”都是腐败官员，但是同样要承认，“裸官”是贪腐的高危人群。

　　事实已证明，大量贪官为谋求后路，的确提前将配偶子女移民国外，财产转移国外，以便东窗事发时出逃海外。一旦出逃，由于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其他国家法律制度的差异，引渡贪官往往事倍功半。

　　蓝皮书认为，公职人员作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公权力的行使者，将配偶子女和存款转移至境外，孤身在国内任职就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不信任，其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度就非常值得怀疑，也就很难指望其能恪尽职守。

　　已故中国政法大学宪政所所长蔡定剑教授，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亦表示:“就‘裸官’具体而言，无论其是否存在腐败事实，其裸体做官的行为本身，首先已表明本应对国家负责的官员，却带头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甚至作出损害国家利益之举，这种影响的危害远胜于‘裸官’腐败的经济问题。”

　　“裸官”监管范围存争议

　　有媒体报道，尽管上述广东省委的决定最终全票通过，但并非没有反对的意见:其一，官员家属也有一般公民所有的自由迁徙权;其二，官员配偶子女移居国外，与官员是否忠诚并无直接关系;其三，“裸官”只是个别腐败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并不是所有“裸官”都有腐败问题，而依据这一规定，一旦“裸官”，就意味着其在官场难逃被边缘化的命运。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教授杨小军也表示，不能因为治理“裸官”，而限制一般公职人员家属的迁徙自由。

　　那么，如何界定“裸官”的监管对象范围?

　　从历年发布的政策文件来看，“裸官”的适用对象主要限定于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公职人员，不仅包括各类党政机关中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各类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公职人员。

　　但在杨小军眼里，“裸官”只有两类:一类是高官，至少是部级以上;另一类是敏感岗位公职人员。因为高级官员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所以这类特殊的限制，是对权力的限制。

　　杨小军表示，涉及“裸官”的规定，目的是“能管住”，即管住权力运行的核心。如果管理对象范围过大，会出现法不责众的现象。因此，管理对象的范围要明确，不主张大范围监管。

　　与杨小军观点相反，蓝皮书认为，我国相关规定要求报告的人员范围过窄。

　　如2006年修改后颁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规定的领导干部不包括副处级以下的公职人员。蓝皮书认为，这部分人员并非没有“裸官”问题，一些要害部门的公职人员，即便是科级公职人员也具有相当的权力，也可能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危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则与杨小军的观点类似。他认为，(对“裸官”的)监督要仔细谨慎，对象范围不能扩大化。首先应将单位一把手及分管某一方面的领导纳入申报监督范围;其次应该对权钱交易可能性较大的部门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加强监督。

　　现行制度制裁乏力

　　蓝皮书还指出，尽管制约“裸官”的现行规定数量并不少，但这些规定都缺乏法律权威性。这些避重就轻“掸灰尘”式且华而不实的处罚措施，不足以遏制“裸官”现象的蔓延。颁布的规章越多，规章的权威和效力越趋于递减。

　　首先，这些规定都是内部监管，难以实现真正的监督。

　　其次，申报内容只是本人陈述，缺乏核实申报信息的相关配套制度和手段，无法确定申报内容的真实性。

　　此外，相关规定几乎都未涉及申报之后是否应向公众公开，从而使申报失去了最重要的监督途径——外部监督。

　　“现在是，只要汇报就没有问题，完全靠个人的自觉性。”杨小军说，不能仅靠个人申报，要通过正规途径、技术化手段。比如，通过外交文件查询官员及家属申请、加入其他国籍的情况。

　　杨小军表示，严格来讲，监督“裸官”的规定不属于地方部门规定的事，应该属于党规、国法的层面。“而且，现有规定可操作性不强。谁来操作?谁来监督?谁来核实?是否能发现有问题、违反规定的官员?”

　　监管缺乏实质内容

　　财产申报与监督，是治理“裸官”最重要的内容。因为问题“裸官”往往涉及资产转移情况，部分“裸官”在财产转移方面存在洗钱行为。而公开、透明是监管“裸官”的最好措施。

　　蓝皮书指出，大多数规定都未明示申报内容是否应对外公开，内部式监管特点突出，这无异自己监管自己，缺乏监督不言而喻。申报内容“一般应予保密”更是匪夷所思。

　　此外，蓝皮书认为，“裸官”监管缺乏实质内容，即“裸官”的境外财产情况。因此，所有公职人员都应申报境外财产情况。以中国现有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无力赡养在国外定居的配偶子女，也很难负担配偶子女在海外求学的费用。

　　应松年认为，相比外部监督，内部的制度建设更为重要。内部制度如果不完善，外部的监督就看不到。内部的权力如果适当分工(分工本身就意味着权力分散)，将决策、执行与监督职能分离开来，就能实现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腐败的可能性亦会大为降低。

　　“在我国，传统的内部管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这有两个弊端。一是鞭长莫及;二是监督措施的效力递减。要想对‘裸官’的监督形成有效的推动力，必须上下合力、内外结合。”杨小军说，公开化，让公众监督，是让现有监管制度发挥效力的有效途径。

　　蓝皮书建议，监管“裸官”，应建立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境外的年度公开制度，公开公职人员配偶和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

　
作者：廉颖婷，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张光明：重读《在祖国的一年》（下）

　　　　　　　　　　　　　　　四

　　普列汉诺夫1917年回国后，只领导着一个很小的“统一派”，出版一份发行量不大的《统一报》，维护和宣传他自己的主张。然而在此时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不要说布尔什维克，就连孟什维克们也都嫌他太保守了；这位在全欧洲都拥有无上荣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现在丧失掉了早先的大半影响，在世人眼中竟落到了极右分子的地位。十月革命后，当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者搜查到他的住所并盘问他时，甚至严词谴责他“把自己出卖给了资产阶级”38。情况怎么会成为这样呢？为什么到这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再倾听和理解这位大理论家，甚至把他看成背叛者了呢？理论上既然如此深刻，在政治实践中为什么却失败了呢？
　　对此既不能用“背叛”说去解释，也不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中伤”。另有更复杂的原因。
　　恩格斯曾经说过，理论上不正确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正确。39同样，理论上有道理的，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未必行得通。依我看，普列汉诺夫就属于这种情况。
　　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严重不足，若按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论，确实离社会主义革命相去甚远。因此，不但普列汉诺夫反对由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孟什维克的其他各色人等也都不同意由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然而与此同时，俄国政治舞台上演的却全然是另外一出戏。在这个领域中，随着二月革命之后形势的迅速变化，整个政治潮流急剧左倾，社会主义者只要抛去他们的理论顾虑，把政权拿到手便越来越成为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大众长期以来对托庇于沙皇专制制度而求得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的敌视，对资产阶级要求继续进行战争的普遍厌恶；另一方面是由于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及其激昂的反战反资本主义宣传。这两个方面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就使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呼声变成了压倒一切的最强音，任何相反的甚至稍为不同的意见都无情地被视为反动主张。由此之故，一个个政治派别，昨天还是受到欢迎的革命派，今天却都像旧抹布一样被时代潮流抛弃了，俄国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路线”发展，不可阻挡地走到了自己的最高点：布尔什维克的夺取政权。在这样的暴烈氛围中，文学家高尔基仅仅针对革命中摧残文化、愚昧盛行的行为发表的一些批评意见已经是“不合时宜的思想”，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明确反对革命本身的理论主张就更加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失败因此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局面是历史地形成的。笔者在以前曾发表看法说，推动1917年俄国革命全过程的诸条件看似偶然，实际上具有久远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们是置身于“世界历史”环境中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性和先进的西欧社会思想影响长期交互作用的产物。40这种看法今天大致也还站得住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交互作用过程中，普列汉诺夫本人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那时他作为屡遭挫败的民粹派革命运动的亲历者之一，依靠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引路之线”走出已经令他大为失望和迷惑的民粹主义迷宫，并反过来对自己先前所服膺的民粹主义发起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在19世纪80－90年代的理论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其结果是提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切还都是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规划发展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积极地参与和影响历史，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政治斗争，但是却必须遵循“自然的历史过程”，避免过早地夺取政权。然而，日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却日益超出了他的预期。从政治思想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逻辑中孕育出来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不再满足于普列汉诺夫所制定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方向，而是使其政治规划指向这样一个方向，即“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在严密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下造就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代替资产阶级去推翻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从而打破俄国资本主义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把俄国迅速地引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去。这个方向发端于1903年前后，到1917年便具体落实为“四月提纲”并引导到布尔什维克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这“十天”与其说是过去某些西方学者笔下的列宁等几个“制造革命的人”的突然行动所致，不如说是俄国革命运动过去长期发展所逐渐准备好了的最后结果。普列汉诺夫在1917年意识到了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并为此而颇感惆怅，但面对他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已无能为力了。41对他这位运动的创始人来说，这确实是一场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复杂，仿佛真是具有某种“理性的狡计”。它在一个落后国度的物质与文化发展还远没有为一场大手术做好准备的时候，就不可遏制地把它的头脑、情感、心理和四肢一齐激发起来，推到一定要冒险行动起来的状态。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线。因此历史学家今天在研究这一经济与政治不协调的奇特发展过程时，就必须慎重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从而既不要像高尔基在1917年时所警告的那样，一味朝手术施行者喊“吊死、枪毙、消灭”，而要“做到处事公正”，42即是说，要作出历史主义的公正评价；同时，也不要隐讳这一手术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严酷事实，否则便无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去解释后来的历史。在这里，就是既要给十月革命以公正的历史地位，也要对它的严重不足有清醒认识。
　　这也决定了我们对待普列汉诺夫这本文集的态度。从各方面看，1917年俄国革命好比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尼德兰革命。它借助历史的风云际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功，却又缘于缺乏历史准备而在往后的发展中历尽艰难，吃尽苦头，直至出现如恩格斯所预警过的“丢掉脑袋，出现反动”43的结局；它的整个成败都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普列汉诺夫在那个历史关头由于与当时的整个政治潮流相悖而必不可免地陷入悲惨的失败，但他的思想中的深刻预见力却随着历史发展彰显出来，以致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不同的心境去重读这本书。这不仅是为了重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也是为了对现实有所借鉴。
　　

注释：
1 《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1页。
2 同上书，第22页。
3 同上书，第279页。
4 同上书，第207页。恩格斯的这段话，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新版完整引述如下：“对于一个激进派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那一派要求于他的事，也并不取决于他，而且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必须恪守自己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而这些理论和要求又并不是产生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相互对立的态势以及当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状况，而是产生于他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所持的或深或浅的认识。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在当时运动中进行统治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那个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维护一个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一些空话和诺言来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搪塞，声称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本阶级的利益。谁要是陷入这样的窘境，那就无可挽回地要遭到失败。”（《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552页）
5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16页。
6 《在祖国的一年》，第24页。
7 同上书，第259页。
8 同上书，第231页。
9 同上书，第171页。
10 同上书，第181页。
11 同上书，第465－466页。
12 同上书，第206页。
13 同上书，第221页。
14 同上书，第280页。
15 同上书，第27页。
16 同上书，第327页。
17 同上书，第464页。
18 同上书，第484页。
19 《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8页。
20 同上书，第110页。
21 《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
22 参见同上书，第105页，译文参照原文有改动。
23 《我们的意见分歧》，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7页。
24 同上书，第128－129页。
25 同上书，第130页。译文稍有改动。
26 同上书，第235页。译文有改动。
27 参见同上书，第240页以下。
28 同上书，第254页。译文有改动。
29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73年重印本，第237页。
30 《在祖国的一年》，第3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卷，第６７０－６７１页。
32 参见费希尔：《列宁：神奇的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0页。
33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
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3页。
35 美国学者约翰·考茨基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确信俄国革命条件不成熟，是因为对他来说社会主义要以工业无产阶级的多数统治为前提，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对的。而列宁及其追随者们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革命现代化知识分子的统治，所以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而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见他所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第68页 （John Kautsky, Marxism and Leninism, Not Marxism-Leninism, An Essa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reenwood Press 1994, P.68）。
36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37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过去知之甚少。最近印红标的博士论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与思想探索》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做了详细的、有价值的论述（北京大学2005年，未刊）。【2011年补记：此论文后来以《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是青年思潮》为题，200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38 参见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0页。
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209页。
40《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国际共运史研究》第七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1 参见塞缪尔·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 Samuel Baron, 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Stanford Univ. Press, 1963, P358) 。
42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43 1853年4月12日恩格斯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587页。

作者：张光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二期。发表时文字略有不同，原有的黑体字均被去掉了。

张光明：重读《在祖国的一年》（中）

　　　　　　　　　　　　　　二

　　按照人们都熟悉的传统看法，普列汉诺夫在早年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后期却走上了错误的和叛卖的道路。《在祖国的一年》更被认为是他的晚年叛徒立场的典型代表作。然而，稍微切近一些的考察表明，此说是颇可怀疑的。本文倾向于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晚年思想，与其说是对他早年思想的背叛，不如说是其早年思想的延续和在新的形势下的表现。
　　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反对民粹派时，普列汉诺夫便坚持主张，在落后的俄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在现阶段应该放弃夺取政权的念头，他们应该一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另一方面支持自由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统治，争取自由民主宪政。在沙皇专制主义制度垮台后，在经历一个较长的资产阶级改革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期之后，才能迎来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基本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等名著中的一条线索。
　　早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已经确立了构成后来他一生全部思想和活动基础的理论要点。他无情地揭露民粹派运动所深陷其中无法摆脱的理论的和逻辑的矛盾，他尽力向人们说明在民粹主义传统中一向被看作罪恶而痛加詈骂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性。他大力证明，在生产力落后的俄国现时期根本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关系；社会主义者如果硬要在“生产的客观社会诸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有社会主义组织的程度”19时便企图去夺取政权，那只能是少数人的行动。即使他们侥幸成功把政权抢到了手，其结果也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只会出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将“在‘家长制的和有威权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找出路，在这些理想中只是作这样的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20。而这些“社会主义的阀阅”，这些掌权者，“没有任何保证说他们不愿意利用他们所夺得的政权来从事和工人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目的”21。他认为社会主义只能由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充分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允许甚至最诚实的有善良心肠的人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该作为独立的活动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不是让自己“永远从一个保护人那里转移到另一个保护人那里”22。
　　《我们的意见分歧》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观点，尤其是大大加强了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分析。普列汉诺夫援引丰富的材料，再次解释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和革命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比起停滞的传统社会来其先进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虽然并不“谐和”但却充满“动态”的社会，在它内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造就这样一些条件和这样一些矛盾，它们将会为新的社会关系做好物质的准备；而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主体——无产阶级，也正是要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成长起来。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是在沙皇庇护下成长，从而将来必定“没有希望”的说法。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最初也是在专制国家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而且一般说来，“每一新的社会的或哲学的原则都是在旧的和它对立的原则内部——因此也是靠了旧原则的营养液——诞生的。由此而得出新原则的前途是‘无希望的’这种结论，是等于不懂得历史”23。关于俄国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嬗变：它已经长了肺，要求像政治上的自治这样气氛中的清洁空气，但是同时它还没有失掉鳃，仍须借助于鳃来在腐败的专制制度泥水中继续呼吸。”24这样一个阶级终将发展到要求自己的全面统治。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想要去打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夺取政权”，怎能相信他们会创造出社会主义呢？“夺取政权原是工人阶级如同任何其他阶级一样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无论如何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从特权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只要一夺取政权，就使得俄国的劳动人民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25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中已指出过的、关于社会主义者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便夺取政权将只会把人民放到新的“保护人”统治之下的思想。他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去进行”的著名原理出发，明确拒绝了特卡乔夫式的依靠少数“革命家”夺取政权的计划。他问道：“满足于纯粹主观特点的保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交付于个别人物和委员会之手，使他们所珍视的理想之胜利取决于这些或那些密谋的参加者的个人品质之信任”，“在如同像整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命运这样的重要问题上，我们能满足于这样的保证吗？”26依靠这样的方法去夺得政权，普列汉诺夫断言，最后的结局不外两种：要么是革命家政府不顾人民还没有做好准备的现实而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措施，从而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要么是革命家政府迫于现实条件而容许甚至它自己去推行资本主义，那时它便成为“一个可笑的政府”。27
　　在上述两本书中，普列汉诺夫都拒绝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来支援俄国革命的设想。他挖苦地写道：“西方是西方，而俄国是俄国，换句话说，‘不要垂涎别人的蛋糕，趁早起来做自己的去’吧。不管欧洲革命可能的影响如何伟大，我们必须关心创造那些使得这一影响能确实发生的条件。”28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则从对近代以来欧洲社会思想发展演变的更加宽广深入的对比研究中，从对唯物史观的极富新意的阐述发挥中，再次指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者关于俄国工人阶级运动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跟着生产者自觉发展的程度才有可能和我们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害的后果作斗争”。29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头等问题。
　　至此读者可以把普列汉诺夫的前后期作一个对比。同样是认为俄国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是确认资本主义发展为俄国当前必然的和必不可少的进步现象；同样是警告革命者：不要过早地夺取政权，否则必将引导到一种由革命家当权的新的官僚“阀阅”社会；同样是不相信在俄国革命信号的引发下西欧革命将会发生并因此赋予经济落后的俄国以跳跃发展的机会……既然有这样多的“同样”，本文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同一个人的前后期如此截然二分地割裂开来。不，我以为更可靠些的结论应该是：普列汉诺夫后期和前期的基本观点大体是一致的。如果你否定他的此一时期，按照逻辑你也就应当否定他的彼一时期。其实普列汉诺夫本人正是这样做自我评价的。1917年时他写道：“我现在写文章的语调，也就是从《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时代起我所写文章的那种语调。”30我以为，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并没有说错。
　　在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你错了，路线性错误！没有分清“延安和西安”！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中普列汉诺夫反对的是由民粹派进行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到了1917年他反对的却是由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两者能够等量齐观吗？因而前期正确而后期错误、“背叛”，等等。
　　不错，民粹派与布尔什维克是有很大的、可以说是本质的区别。民粹派是以巴枯宁、拉甫罗夫、特卡乔夫这样一些思想家的理论为指导的，而布尔什维克则无疑是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决不能把他们混为一谈。然而问题在于，不应该忘记把革命者与革命区别开来。革命者的纲领、理想、主观目标是一回事，而他们在发动革命时必然置身其中，因而不能不接受其决定性影响的客观环境是另一回事。唯物史观首先要关注的是客观的逻辑而不是主观的意图。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都曾谈到过这样一些派别和人物，他们在历史潮流客观作用的推动下会身不由己地走上与自己的初衷大不相同的道路。在他们看来，俾斯麦之充当“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是如此，巴黎公社期间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大致采取正确的行动是如此，一般说来，无论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派别，都是如此。1885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关于革命者这样写道：“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31所以，如果不是把历史运动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过程当作决定性的东西，而是把党派自己的纲领主张、它自己打出的旗帜，把“他对自己的看法”当作决定性的东西，在本文看来，恐怕就是把主观意愿和历史的客观实际进程混为一谈了。
　　准此，如果不是一味固守“以派划线”的原则，这里的关键尺度就不在于是谁进行革命，而在于这样一个问题：1917年的俄国与1883－1895年的俄国相比，国内的生产力和与此相关的社会条件以及国际的形势是否有了如此长足的进步，以致可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了？透过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议论，可以说他正是把这个问题当作出发点，而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并没有这样长足的进步。
　　再重复一遍：1917年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仍旧是他1883年——1895年理论主张的合逻辑的继续，关于他晚年“背叛”自己早年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关于“背叛”的说法，应当视为他的论战对手站在自己立场上打击敌方的一种政治辩论手段而已；当然，这种说法并非恶意诬陷，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年激烈政治对立中情绪化的产物。时过境迁，今天应该承认，普列汉诺夫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不管如何严重和尖锐，毕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由于对各种条件、形势认识不同、策略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属于同一运动的不同流派、不同意见之争。
　　
　　　　　　　　　　　　　　　　三

　　在那个充满政治上的疾风暴雨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对政权志在必得，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切都被斥为反革命言论。然而，在经历了空前曲折复杂、充满艰难险阻的多年斗争之后，列宁晚年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据说当布哈林去探望病中的列宁时，发现他手里拿的正是一本《在祖国的一年》。布哈林惊问你怎么读这本书？列宁答道：这本书里有许多真理。32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笔者今天准备跟着晚年的列宁一起说：此书里面有许多值得重视和思考的真理。
　　首先，人们应该好好想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普列汉诺夫一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相联系？
　　其实，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本是早已解决了的，但是到了后来却被搞得非常混乱。
　　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道理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的社会存在便没有一定的社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3。依此类推，如果没有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存在”，那就不但不会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而且也不可能在人民的观念中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自然也就不能凭空冒出社会主义的学说和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恩格斯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懂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就是根本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34当普列汉诺夫反复指出生产力的头等决定作用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谈过的这个原理而已。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社会主义初步知识的逻辑在历史发展的作用下发生变异了。当历史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时，一国的“社会意识”在“国际交往”的作用下，有时会（更确切地说，是随着历史发展而越来越经常）跑到它的“社会存在”的前面去。在先进国家示范作用的影响下，落后国家的“意识”经常会超越本国的经济生活条件，成为对先进的别国的“存在”的反映。所谓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理论，所谓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模仿，就都是这种情况的例证。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意识”是和它本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存在”脱离而具有独立性和超前性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依靠这种先进的“意识”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可以说，普列汉诺夫终生都在与这个问题打交道，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坚决否定的。
　　人们会质问：为什么要否定呢？既然已经有了先进的“意识”，难道还要历史像原来那样按部就班地慢慢发展吗？既然先进的“意识”已经确认未来的必然方向是社会主义，难道就不可以改变革命的进度、重新配置革命的“主观力量”、跳过某些中间发展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吗？就算生产力落后，难道不可以依靠一个先进的党先去夺取政权，然后再发展生产力赶上别的国家吗？所有这些，其实正是后来人们批判普列汉诺夫，给他加上“经济决定论”、“宿命论”之类的恶谥，把他的思想当作“唯生产力论”大加贬斥的理由。然而，当人们在革命的名义下慷慨激昂地作这种批判时，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一下这些表面上机智的问难背后可能隐藏着的问题。
　　前面刚刚说过，从马克思学说的立场上看，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高度发展，就没有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相应发展，同样，也就不会有认识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一般社会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先进的意识”，始终只能是少数革命家头脑中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于进步事业是重要的，因为它能够起到传播推进社会主义思想、充当社会主义运动的“酵母”的作用，但是它毕竟还不能等同于人民大众的普遍社会主义意识。如果这种“先进的意识”及其承载者把自己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初动力和整个事业的核心，并以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奥秘和人民大众的未来命运而自傲，到处以天然领导者和教育者的身份向人民大众提出臣服和追随的要求，这就很可能是危险的。对此，普列汉诺夫和罗莎·卢森堡都曾经尖锐地提出过警告。普列汉诺夫曾把这称之为新的“英雄与群氓”理论，卢森堡则把由此形成的组织集中制称做对工人阶级的“托管”制。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在政治斗争中“先进意识”为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目的就不能满足于“光荣的孤立”，它懂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如果它确实利用某一特殊形势通过灵活的策略抓住了人心，获得了支持，从而夺得了政权，那时会怎样呢？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那时就会出现前面引证过的“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来管理生产资料和国民生产的情况。换句话说，就可能形成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不管它是按照理想主义设计去强制推行社会国有化措施，还是出于现实主义考虑去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由工人阶级大众自己建立并自己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去远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化，它的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规定是，这种公有化必须在实质上而不是名义上以工人阶级的管理为保证。而为了给这种保证提供充足的物质前提，就必须使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工人阶级的解放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综观普列汉诺夫1883年以后的全部著作，正是这个基本信念的逻辑支配了他的毕生思想，使他始终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主要标准。一旦他确认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那时不论革命的推行者是民粹主义的密谋组织还是列宁主义的革命家集团，他都一概当作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举动予以反对35。
　　今天笔者不能不说，普列汉诺夫坚守生产力标准，比起后来许多他的批评者的认识要高明得多。在他那里，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决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抻缩、实际上被化为空洞乌有之物的意识形态套话，而是一种具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的、可衡量的尺度，这就是它必须达到帮助工人阶级普遍产生社会主义自我意识的高度。笔者还应当指出，历史后来的经验教训的确证明了他的思想的深刻之处。历史已经昭示，由于缺少足够的物质条件和工人阶级大众的自我意识，苏维埃政权所管理的社会一开始就不能不满足于成为一个由少数革命家管理的社会；这一社会尽管也可以作出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成就，但社会本身缺少自治能力，政治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随着革命之初热情真诚的理想信念的日渐淡漠和消失，随着独占的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实际利益的诱惑，政治权力逐渐演变成不仅与社会相脱离并高居其上，而且具有自己的特殊追求、特殊目的的异化力量，形成了一个“代管”社会生产资料和一切事务的特权阶层。当人们真的看到一批“社会主义的阀阅”出现在眼前时，不是很值得对写出这一著名警告的作者当年的言语重新回味一番吗？
　　对于这个演变过程所产生的严重问题，后来的不同时期里那些最富有批判思考精神的思想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察觉到了并做了分析。在这个长长的认识系列上，我们可以首先举出列宁，他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和领袖，后来坦率承认“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在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36。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意识到，由少数“老布尔什维克”依靠其威望而不是由人民大众管理的政权是包含着极大危险的。若干年后，十月革命的另一最大领袖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去权力，这时他提出了“蜕化的工人国家”的概念并承认了它与工人阶级发展不足之间的关联，但他的认识也只能到此为止。再后来，陈独秀、吉拉斯、苏联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直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少数民间青年思想探索者37，都对这一严重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然而他们的论述往往局限于揭露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并进行道义谴责，对矛盾的历史起源的认识并未达到当年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直到近年，我国学术界终于也承认了苏联有一个特权阶层的事实。情况既然如此，今天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对这一系列上最早而又有异常深刻之处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述遗忘脑后，漠视不顾。（未完待续）

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二期

张光明：重读《在祖国的一年》（上）

　　【摘要】本文对普列汉诺夫的晚年文集《在祖国的一年》作了介绍和评价，认为：普列汉诺夫晚年思想仍是其早年思想的延续和在新的形势下的表现。普列汉诺夫坚持生产力标准，比起后来许多他的批评者的认识要高明得多，历史的经验教训也的确证明了他的思想中的深刻之处。他的政治失败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但今天却应当对他的思想有重新认识。

　　【关键词】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俄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

　　写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简略的介绍和评论，请大家重读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晚年的一本论文集。
　　1917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西欧数十年的普列汉诺夫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从那时起直到1918年5月逝世止，他发表了一百好几十篇文章和演说。1921年，这些文字被汇集成两卷本文集在巴黎出版，题为《在祖国的一年，1917－1918年文章与演讲全集》。此书中译本在1980年由三联书店内部发行（王荫庭、杨永译），当时印数11 000册，数量不算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的研究者来说应不陌生。但时至今日，在青年一代学人中真正了解此书的人估计不会很多了。
　　普列汉诺夫在这本文集中所发表的言论，在苏联和我国长期遭到批判和全盘否定，出版中译本也是为了给批判提供“反面教材”。然而，时势变迁，沧海桑田，历史演变到了今天，应该可以冷静平和一些来考察这本书了。
　　
　　　　　　　　　　　　　　　一

　　谁都知道，1917年是俄国历史上的“革命年”。在战争期间各种极度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先是自发地产生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起了共和国。紧接着，围绕“俄国向何处去”这个核心问题，各种政治派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八个月后，所有党派中最激进的一派布尔什维克党再次发动起义，通过十月革命一举夺得了政权，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此创下了苏联的七十四年基业。
　　在这场关系到俄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中，普列汉诺夫的主张不但不同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而且也不同于大多数孟什维克，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可算是独树一帜。那么，普列汉诺夫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简单归总起来一句话，就是主张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
　　在过去那些充满激昂革命情绪的年月里，仅仅这一句话就足够让人们捋袖挥拳、怒不可遏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言论吗？打倒他！当年有这种反应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我们却需要首先来认真地审查一下这些言论的论点、论据和逻辑。为了忠实完整起见，请读者原谅，下面将要作较多的引证，即使这样做拖沓冗长，有违简捷，也顾不得许多了。
　　普列汉诺夫的基本论点应该说是相当简单的：俄国的经济和文化落后决定了它在当前需要的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观点，1917年他几乎在自己的每一篇文章和讲话中都不厌其烦地加以重复。例如请看下面的语录：
　　“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时候如果工人企图组织这种生产方式，那么他们的企图决不会得到好结果。他们所能组织的只是饥饿——这里不妨用一下法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圣西门）的一个强烈的字眼。‘组织饥饿’的必然后果就是残酷的经济危机，而在危机之后，工人就会陷入比实现他们的企图之前更加不利得多的处境。”1
　　 “俄国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俄国那些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中间从来还没有什么人反驳过这条无可辩驳的真理……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就十分明白，我国那些虽然也懂得一点马克思学说的人，是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的。”2
　　“我们社会主义者确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框内会容纳不下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那时候资本主义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社会主义。但是对于俄国来说，这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俄国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它的不够发展……现在摆在我国历史日程上的首要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3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当普列汉诺夫反复宣讲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首先是以唯物史观的名义，以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名义。他经常援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我们今天所说“两个决不会”的著名思想来支持自己，恩格斯关于“激进革命派领袖在还不具备统治条件的时候就出来掌权是最大的不幸”的名言，更是时时被他提起。例如他说：“正像恩格斯指出过的，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说来，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在它还没有充分发展而不能适当地利用政权的时候就得到政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一定要遭到惨重的失败。至于我国劳动群众，那么，如果它夺取政权，它的失败也会是必然的，因为大家知道，俄国现在正遭到空前的经济破坏。”4
　　从上述思想出发，普列汉诺夫毫不犹豫地反对布尔什维克要求夺取政权的主张。
　　给1917年布尔什维克全部革命活动奠定了总方针的列宁的“四月提纲”刚一发表，普列汉诺夫立即就站出来与之战斗。众所周知，列宁在这个“提纲”中尚未明言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在第八条提纲里还特意表白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5，但该提纲的基本精神和所提出的一切主张、要求和具体步骤，却正是要把俄国推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当时的任何人——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普列汉诺夫在《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一文中嘲笑说：“第八条提纲里的保留条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监督等等）不过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者”安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良心的一种软弱的企图而已。”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列宁这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在俄国的经济和文化条件都还没有为这一革命做好准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乃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6。由此普列汉诺夫把列宁的提纲比之为“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梦话”。
　　在往后的几个月里，随着“梦话”越来越成为现实，即是说，随着布尔什维克离他们夺取政权的目的越来越接近，普列汉诺夫的指责也就越来越严厉而急迫。这位大理论家过去在争论中虽然一向以态度尖锐著称，但由于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感而总能不失优雅，现在在文字中却处处暴露出了极度的焦躁和忧虑；他确实有点像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大批判”文章中常形容的那样，“气急败坏”了。他几乎动用了一切尖刻的词汇字眼来批评布尔什维克。在他的笔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革命的炼丹术士”7；是“在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借口下模糊这种觉悟的蛊惑家”8，“已经彻底丧失了作健全推理的一切能力”9；“列宁的假革命策略是巴枯宁的假革命策略的亲生女儿”10。他甚至同当时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一样，怀疑列宁同德国勾结，拿了来路不明的资助在俄国制造混乱。他不懈地号召人们同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坚决制止他们的行动。
　　事实上，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也并非不知道俄国由于生产力落后而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但他们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设计：可以用在俄国首先夺取政权的方法把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动起来，“从俄国开始，在西欧结束”，这样就能把俄国和先进的西欧一起送进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一世界革命的设想把他们自己的大胆行动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联系起来，从而给他们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在当时很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但是普列汉诺夫对这一设想也坚决予以拒绝。他宣称这只不过是“自我欺骗”而已。他说，“不容争辩，就经济意义上说来，德国比俄国要发达得多”，但是“德国人不可能去完成将由俄国人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11。
　　普列汉诺夫不仅对“列宁分子”态度严厉，而且对他所称的“半列宁分子”也很不客气。在1917年的俄国，人心日趋激进，革命情绪愈益高涨。在这种局势下，即使是不同意列宁关于夺取政权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的大多数孟什维克，也不能不跟着形势向左转，不断提出否定资产阶级的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要求。普列汉诺夫就把这些人叫做半列宁分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虽然懂得俄国当前的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们由于“害怕犯同情资本主义的罪”12而不去与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进行坚决斗争，反倒总是做出一个个的让步；他们虽然拒绝了“列宁的假革命的策略”，但却“总是把话说成这样，似乎他们希望今后俄国可以根本不要资产阶级而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听他们的口气可能会以为，他们希望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种惊人的逻辑上的不合理现象，就表现在他们的策略体系的一系列矛盾中”13 。普列汉诺夫认为：“半列宁分子否定了列宁的结论，却接受了他的前提，从而帮助了列宁在实践中运用他的结论。”14按照这个标准，在布尔什维克眼中属于资产阶级的一帮可恶代理人的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等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便全都是“半列宁分子”。
　　那么，俄国的当前出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可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该干点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并不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阶级利益上的对立，但他认为社会主义不能直接从这种利益对立中产生出来，而只能从资本主义不再能够容纳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状态中产生出来，而因此，当资本主义还有历史积极意义的时候，无产阶级和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有共同利益。无产阶级为了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目的，固然需要在阶级斗争中争取和保卫自己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决不应该提出脱离实际的废除资本主义的要求。他认为在现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需要发展生产力，正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其他“所有想要永远消灭旧制度残余的那些居民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15。由此出发，普列汉诺夫利用一切场合尽力向两大阶级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既然我们还要经历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那么就应当记住：这个过程是两面性的，其中无产阶级将要在这一面进行活动，而资产阶级将要在那一面进行活动。如果无产阶级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也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两个阶级就应该bona fide（善意地；真诚地——译者注）寻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达成协议的途径。”16说来似乎有些奇怪：向两边同时呼吁妥协、主张让步，竟成为这位在许多人眼中属于阶级斗争观念倡导者之一的理论家这一时期言论的主要内容。
　　然而，布尔什维克不顾一切反对和阻挠，终究在十月用武力夺得了政权。普列汉诺夫对此痛苦异常。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一幅可怕的远景，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已经误入歧途的俄国工人阶级提出最后警告。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他激动万分地大声喊道：“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17不仅如此，在他看来，这个新的政权甚至也不是“劳动人民的专政”，而是“集团的专政”，“这同社会主义，特别是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18。
　　以上是对论文集《在祖国的一年》主要思想的尽可能忠实客观的叙述。有了这样的介绍，在后面各节里让我们来作一些分析和评论。（未完待续）

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二期

中国否认海监船向越南渔船开枪

VOA记者: 林枫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方忆丹

南中国海主权争议

中国海监总队有关负责人否认中国海监船在西沙海域向越南渔船开枪。

据《中国海洋报》报报道，该报记者2月26日晨就日本共同社报道所称的中国海监船在西沙海域向越南渔船开枪一事采访了中国海监总队有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日本共同社报道的中国海监船在西沙海域向越南渔船开枪事件纯属子虚乌有，严重失实。

这名负责人还表示，中国海监是国家海洋局领导的海上执法队伍，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实施定期维权巡航执法，查处违法活动。

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说，越南中部广义省一艘渔船22日在西沙群岛海域遭中国海监船开枪，造成船身中弹受损。报道称，广义省官员和当地媒体表示中方向渔船开枪同时向船员喷水。中国海监人员在登船后还没收了驾船和捕鱼的相关器具和捕捞到的鱼。

大陆孕妇涌港生产

《纽约时报》

核心提示：虽然官方对于向非本地居民提供产科服务有配额限制，但去年香港的新生儿中每10人就有4人为内地父母所生。

原文链接：Mainland Chinese Flock to Hong Kong to Have Babies
作者：SHARON LaFRANIERE
发表时间：2012年2月22日
译者：牛虻
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图：虽然存在官方配额限制，但去年香港的新生儿中每10人就有4人为内地父母所生。

香港——多年来，香港人对于持续攀升的浩浩荡荡的来港中国内地游客怨声载道；香港市民吐槽道，内地人随地吐痰、 乱扔垃圾、乱穿马路和随意插队；他们还大声喧哗，在地铁上吃东西，除此之外，还对香港更为高标准的公共行为规范不屑一顾。

可是，相比最近内地孕妇成群结队地涌进香港生产，这些抱怨多少显得有些吹毛求疵。

从一个前英国殖民地转变为中国如今的一个半自治区域，香港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香港的医疗保健要远远优于中国大部分地区。任何在港出生的中国儿童都将自动获得本港的永久居住权，并有权享有内地人无法染指的12年免费教育及其它福利，其中包括前往多个国家的免签证待遇。一些父母也可通过离岸生产第二胎来绕开中国的计划生育管制，其限定了大部分夫妇只可拥有一个小孩。

然而，让香港居民被激怒的是，由于大陆人抢占了大量床位导致很多本地孕妇被挡在了产科病房外。虽然官方对于向非本地居民提供产科服务有配额限制，但去年香港的新生儿中每10人就有4人为内地父母所生。香港居民不停地呼吁对来港产子的内地孕妇数量进行压缩并严格审视居住权法。

自1997年香港受英国的殖民统治终结15年后，这起论战构成了其同中国其它地区的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

一方面，香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一直在大力招揽内地游客，并且从中受益颇丰。去年有2,800万内地游客来港，较2008年多出了2/3，而且其中许多人在港购物：电子产品、珠宝首饰以及其他奢侈品的销量猛增。就在近些年前，政府官员还将内地准妈妈视为一项收入来源，并敦促各医院为她们提供便利。

但是让700万香港居民越来越感到担忧的是，大陆人正在服务业、财产、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认同这些方面对他们发起挑战。一些人怀疑，富裕起来的大陆人将香港视为一个可供选择的逃离地，如果不是他们，他们的孩子认定中国前景黯淡。

在香港去年的住宅成交额中，大陆买家贡献了将近1/5，这也是房价持续飙升的一个因素。深圳是位于香港边境以北的一座急剧扩张的大陆都市，5年间，往返于深圳和香港学校的小学生人数已扩充至3倍。

"问题在于这个社会对接纳如此多游客的承载能力，"香港中文大学公共管理方向的高级导师蔡子强说道。"产床之争将这个问题推向了引爆点。"

谩骂之声正此起彼伏。上月，一名内地妈妈放任其小孩在香港一列地铁车厢内吃点心面，结果引发了一场骂战。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看了关于此事件的视频后，在一档网络谈话节目中直称香港人是"狗"，有怒气冲冲的香港人随即到中联办外示威。一名中联办官员稍后对这位教授的言论进行了谴责。依照中国官式标准，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致歉。

愤怒的香港人已经习惯于称呼内地游客为"蝗虫"。一些香港市民出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整版广告，画中一只巨大的蝗虫正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还宣称"香港人，忍够了"，有内地网友则推出了一个仿照版的广告来作为回应，旨在催促中国切断对港水电供应。

一些学者认为，这次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发生在融合已然日益紧密的同胞之间的家庭内部纠纷。香港人的"'中国化'痕迹正越来越浓，而非越来越淡，"迈克尔·戴高礼（Michael DeGolyer）如是说道，他是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的主任，这是一个追踪政治动向的研究团体。

戴高礼说，很少有香港人承诺忠于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香港人都切实想要保持香港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品质。不过他还说道，大部分人现在都支持要求学生每日唱中国国歌和升中国国旗的规定。

"从一系列的指标来看，我们认为香港对中国的依附性加强了，"戴高礼这样说道。

可是，也有人觉察到两地日益扩大的分歧。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Public Opinion Program）的民调显示，从2007年开始，将自身优先定位于香港公民的港人要多于优先定位于中国公民的港人，只有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时是一个例外。

医院成为了一个主战场，部分原因在于香港有绝佳的医疗卫生条件。内地的产妇死亡率要比香港高出15倍，婴儿死亡率则要高出13倍。

宝血医院是一所位于香港一老城区的私人慈善机构。本月的一个早晨， 来自内地的孕妇、还有她们的亲属以及受雇为她们安排护理与办理通行证的经纪人将该医院挤得满满当当。一名经纪人手揣三部手机，大腿上还放置着一部笔记本电脑，正竭尽全力为一名待产时间为9月份的内地孕妇预约床位。

"如果我有能力担负起妻子在香港产子的医疗开销，那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 深圳的一名38岁的建筑设计师反问道，他只愿意透露自己姓岳。他说自己花了大约80,000港元（折合10,000多美元），为的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一名男孩，能在香港降生。

港人的怨恨情绪并没有侵扰到他。"如果内地游客停止前来此地，香港经济就会崩溃，"他平静地说道。

他说，让儿子拥有居港权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她觉得香港同内地将会逐渐迈向一体化。"也许20年之内，居港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如此说道。

另一位准爸爸似乎极度想要为他的小孩弄得一张居留证。他和他新近怀孕的妻子专程从无锡赶路1,000英里来到宝血医院察看。"我有一位朋友打算去英格兰待产，"他讲道。"当飞机盘旋在英国空域，而你恰好在飞机上生产了，那你就会拥有英国公民身份。"

31岁的Maggie是一位香港永久居民，于8个月前产下了一双生儿，说她感受到了内地夫妇的排挤。Maggie说，在妊娠开始已有3个半月时，她到自家附近的公立医院预约分娩床位，"但是他们说为数众多的内地妈妈的到来已经占满了所有床位。"这样她来到了一家私立医院，尽管这意味着要花费她丈夫的生活储蓄，甚至还要向公婆借钱。

"我是一位香港公民。我向香港纳税，"她说道。"我总是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这无疑让我觉得糟糕透顶。"

香港已经于今年再度调低了内地"双非"(父母均不是香港人）婴儿配额，并且收紧了边境检查，希冀能消除那些临分娩前最后一刻入境直奔医院的现象。在去年于香港生产的35,736名大陆妇女中，有1,656人直接被送到了急诊室。

紧张局面或许还会加深。今年被认为是最吉利年份之一的龙年。如若承袭传统而来，出生率将会爬向巅峰。据说，香港私立医院的预约档期已经排到了10月份。

"我想要个龙宝！"自由职业艺术家吕迪明于本月在一幢政府大楼外开展的示威活动中大喊道。"但即便当你怀孕才5周时去预约床位，却发现产房已是人满为患。"

Joyce Hor-Chung Lau从香港对本文作出贡献。Hilda Wang在香港及Mia Li和尹艾迪(Edy Yin)在北京参与了调查研究。

中国的福克兰群岛教训

《外交学者》 

核心提示：中国从这场冲突中得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提示"：一个地方大国如果比其对手更愿意承担代价和战争危险，充分利用其"主场优势"，获得数量适当的某种特殊武器，就能够战胜一个较强大的外部大国。

原文：China's Falkland Islands Lesson

发表：2012年2月21日

作者：James R. Holmes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我们即将迎来福克兰群岛战争（1982年4月至6月）3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英军从阿根廷入侵者手中夺回了英国远在南大西洋的岛屿。

英国前陆军参谋长迈克尔·杰克逊前不久声称，如果阿根廷再次侵占福克兰群岛，英国的国防预算削减将令英国海军"不可能"夺回这些岛屿。英国皇家海军去年让"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退役，使得海军在麻烦重重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服役前没有通过海上投射固定翼空中力量的能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大概会在这个10年结束之际投入使用。伦敦还把这个国家全部的"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存货及其发动机和零部件卖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从而使得英国海军在F-35联合攻击机服役(也是在这个10年结束的时候)之前没有可以投射的空中力量。

和自然一样，权力政治总是占领真空。在英国重新夺回福克兰群岛的能力下降之际，布宜诺斯艾利斯却虎视耽耽地盯着这些岛屿，这或许不是巧合。经济上陷于停滞的阿根廷迫切希望能够利用福克兰群岛附近海水中和海床上发现的自然资源。近年来的一系列石油发现——最近的发现是福克兰群岛以北80海里处的"海狮"油田——引起关于南大西洋的"黑金淘金热"之说。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指责伦敦耗尽"阿根廷的自然资源"， 誓言要"夺回(这些岛屿)"。与此同时，英国萎缩的远征能力使得英国南大西洋部队司令比尔·奥尔德里奇不那么有底气，他坚持说，英国军队是否能够收复福克兰群岛，这无关大局，因为英国不会失去这些岛屿。奥尔德里奇声明，"我不认为我们会把福克兰群岛拱手让给谁，而将我们置于不得不收复群岛的位置。"

也许希望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策略。

最近的骚动在阿根廷和英国岛屿之外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敢说，中国的战略家们正密切关注南大西洋的局势。这些人在做自己的功课。他们密切审视1982年的冲突，发现双方都有值得称赞和批评的地方，还有许多教训可以汲取。几年前，我的同事莱尔·戈尔茨坦读到他们关于福克兰群岛的评论，撰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他们的发现。北京把这一战役视作当代战略指导原则的源泉，只有这样才讲得通。看一下地图：一个西方海上大国打一场简短的战争来夺回一个较弱的地区大国侵占的它视为主权领土的岛屿。地理因素驱使一个区域外大国越过数千海里发动军事行动，而那个当地大国享有邻近战区、人力和资源丰厚、熟悉周围环境等优势。

听起来耳熟吗？

在战略、战术和部队结构方面，北京方面可以从英国当时和现在的经历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莱尔的文章值得彻头彻尾地进行阅读，但是下面是中国从这场冲突中得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提示"：一个地方大国如果比其对手更愿意承担代价和战争危险，充分利用其"主场优势"，获得数量适当的某种特殊武器，就能够战胜一个较强大的外部大国。

例如，中国评论员强调了阿根廷"超级军旗"号攻击机利用反舰巡航导弹造成极大的破坏。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教交火和损害控制课时，每个新班级都从收看关于福克兰群岛的影片开始。我最喜欢的那部分是，被击沉的驱逐舰"谢菲尔德"号的舰长回忆道，当他听到爆炸声时，他还以为"情况不是很糟糕"，但结果却看到这艘驱逐舰的一个炮架在离舰只很高的上空飞舞。抛开幽默因素不谈，"谢菲尔德"号的覆灭证明，掠海导弹可以避开现代化的舰载防空系统，造成致命伤害。这是否激励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压制舰队防御系统的"饱和攻击"作为其反舰战术的前题还不得而知。更可能的是，这种遭遇再次证实了技术人员以前就偏爱将巡航导弹作为战争工具的做法。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如果阿根廷飞行员多点"飞鱼"导弹，冲突的结果就大不相同了。

还有水下战。两国海军都把潜艇作为攻击武器而有效使用;双方都在找到和击毁敌方潜艇方面表现差劲。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眨眼功夫就击沉了阿根廷巡航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从而使得阿根廷的水上舰队在战争剩下时间里安全地待在射程以外的地方。英军方面，反潜艇水手无法可靠地分辨是声纳还是磁开关，因此他们"用大炮来分辨目标"。可以说，他们把反潜艇弹药投射到远方貌似阿根廷船只的标志物上面。这种愚笨的做法具有不合常理的战略效应：它实际上在冷战期间紧张局势愈演愈烈之际耗竭了皇家海军的反潜艇武器的战争库存。教训是：即使对世界上最先进的海军来说，反潜艇战都很艰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中国海上力量的岸基武器如何汲取这种经验教训，用于未来的冲突呢？精明能干的指挥官或许会袭击远离亚洲海岸向西航行的美国海军补给舰，在它们漫长的旅途中削弱它们。在英军特遣队抵达战区之前，阿根廷错过了若干能使英军日子不好过的机会。中国是否会重蹈覆辙令人质疑。例如，袭击向美国航母或者两栖作战部队运送供给的后勤舰只将是干扰台湾或者其他热点地区沿岸的救援行动的便捷方式。这些动作迟缓的补给舰数量不多，船上仅装有象征性的防御武器装备，并且通常在没有护卫舰护送的情况下航行。它们很容易就会成为中国潜艇的囊中之物，更不用说中国火箭专家设想的那种多方位巡航导弹袭击了。如果没有油船、冷藏船和弹药舰，整支舰队就会不堪一击。

简而言之，当美国战略家们考虑如何突破中国的"反介入"防御时，他们倒不如试试调查下"红军"专家如何评论福克兰群岛，彼时和此时。
James Holmes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战略系副教授，共同编辑了即将由乔治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第二次核战时代的战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习近平即将上台，双方卖力"推销"自己的政策

《日本经济新闻》 

核心提示：中国的一些改革派学者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不能归罪于市场经济，而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监督权利的机能无法提高，默许特权阶层的出现。今秋，习近平即将上台，左右两派阵营必将卖力"推销"自己的政策，双方的交锋也必将日趋激化。

原文：「南方講話」から20年　中国経済の矛盾膨らむ

发表：2012年2月21日

作者：高橋哲史 发自北京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吹响市场经济化号角的标志。本月21日就是"南巡"讲话最后一天20周年的纪念日。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让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滋生了少数特权阶层，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今年秋天，即将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把重心放在"社会主义"还是"市场"上，将左右着世界经济的走势。

明确调低目标增长率

已内定将要就任共产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副主席最近出访爱尔兰，期间他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他明确表示，从今年开始中国将调低经济目标增长率。从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连续7年将目标增长率定在"8%前后"，2012年预计会下调到7%到8%。

共产党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采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济也以此为契机实现了年均10%的高速成长，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问题。习近平说，调低增长率目标是为了缓和物价上涨和能源、环境等层面的压力。

中国显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就快升至危险的0.5。过度的市场主义是使贫富差距扩大的元凶，对此中国领导层内部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解决矛盾需要新的政策，习近平对于这样的声音还没有摆明自己的立场。

2002年秋天，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自认为是邓小平的正统继任者。但是，胡锦涛年轻时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被灌输过马克思经济学，不少党内人士认为"他在思想上不可能是支持市场经济的"。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中国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集团崛起，他们批判市场主义，重视由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新左派的主张否定邓小平路线，胡锦涛虽未明确表示过支持新左派，但其政权口号"和谐社会"却是出自该派学者。

2008年雷曼危机之后，市场主义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抨击。中共=中国政府出资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在国家的主导下成功将经济载入复苏轨道。自此，最大限度提高政府机能的"国家资本主义"登场。

政策交锋日趋激化

 "第一页是我和小平同志的合照"，被誉为改革开放旗手的朱镕基前总理说到。朱镕基去年秋天出版了讲话实录，他自我推销的录像最近在北京市中心的书店里无间断地播放。这本书记录了推动市场经济化的轨迹，它的出版自然也包涵了希望现任领导人继续改革的信息。

担任过朱镕基智囊团的改革派学者们一直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不能归罪于市场经济，而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监督权利的机能无法提高，默许特权阶层的出现。" 今秋，习近平即将上台，左右两派阵营必将卖力"推销"自己的政策，双方的交锋也必将日趋激化。

广东省追求更多竞争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故里广东省，出现了进一步加速市场经济的呼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1月表示，现在应该实行的改革是打破既得权益的制约。汪洋常说，要依照市场原理淘汰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他的这些言论，基于他的一种认识——在社会主义名目下优先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会让经济畸形。

中国经济通过高增长的确实现了规模增大，但汽车和电机等基础产业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却寥寥无几。在汽车领域，外资与国企的合资企业让外资的技术和品牌席卷了国内市场，民族企业在狭小的空间里苦不堪言。在电机领域，液晶板等基础零件的国产化也才刚刚起步。中国第一家正统的民间半导体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也因为股东之争难寄期望。

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江指出："中国之所以难以培育起新产业是因为以国有企业为中心。而国企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市场经济化进程最为迟缓的是金融部门。利率自由化迟迟毫无进展，内外的资金移动依然受到强力制约。由于金融部门没有迎合市场经济，所以资金难以流向新产业。国有银行更倾向于把资金贷给能够规避风险的国有企业，让民营企业的资金运营陷入苦境。

石油市场：大戏

《经济学人》 

核心提示：石油市场供应紧张，这意味着油价不太可能下跌。更糟的是，由于闲置生产能力这么少，未来的供应冲击可能导致油价急剧上升。正如恐怖电影一样，几乎每个拐角都潜藏着危险。

原文：Oil markets: High drama

发表：2012年2月2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恐怖电影中，当一切变得过于安静，那么毫无疑问，糟糕的事快要发生了。油价的稳定或许也是某件令人不快的事即将发生的前兆。继持续8个月稳定在每桶约110美元之后，布伦特原油的价格近几周来开始攀升。2月20日，它突破了120美元，这是去年5月以来的第一次。它的200日移动均线高于2008年。

表面上看，伊朗这个老恶棍是原因所在。美国去年12月宣布了进一步的制裁措施，试图阻止伊朗研制核弹的努力。本月，欧盟也加入了进来，宣布从7月份起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伊朗的回应是按惯例威胁说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的狭窄通道每天要运送1700万桶原油，占全球需求量的大约20%。2月20日，伊朗说它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应对最新禁运，立即停止向欧洲输送石油。

但是，也和任何恐怖电影一样，显而易见的嫌犯并不总是罪魁祸首。许多分析家说，伊朗不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因为这会对它自己的石油出口和重要进口造成重大破坏。而且，不管怎么说，这样做几乎肯定会招致军事报复。至于立即停止向欧洲出口石油的决定，伊朗每天出口的220万桶原油中反正只有60万桶流向欧洲。而据法国兴业银行说，欧盟已经把3月的日进口量减少了30万桶。

那么，吓坏石油交易商的到底是什么？伊朗有部分石油至少暂时退出了市场——它对欧洲和中国的日供应量总计可能减少了55万桶。但是，如果伊朗只是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市场不会那么担忧。问题在于，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石油出口分别由于输油管道争端、禁运以及石油工人罢工而受到影响。甚至在北海，由于旧的钻探平台被关闭以进行维修，石油出口也出现了问题。这一切可能导致石油日产量减少70多万桶。合计起来，最近全球每天可能少生产超过125万桶石油。

除了实际存在的供应中断之外，人们对尼日利亚、伊拉克、巴林等国的石油供应也充满担忧（更不要提伊朗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了）。对石油输出国组织闲置生产能力的估计值各不相同。该组织自称闲置生产能力约为每日250万桶。有些分析家说实际数字要低得多。巴克莱资本公司的阿姆里塔·森的估计是每日170万桶。

这些闲置生产能力大多位于沙特阿拉伯：要想应对供应的中断、同时让今年的日产量增加约100万桶以满足亚洲日益增长的需求，主要将要依靠沙特。但据高盛公司说，这个国家的产量已经处在30年来的高点。高盛说，全球经济正在复苏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闲置生产能力却处在低点，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石油市场供应紧张，这意味着油价不太可能下跌。更糟的是，由于闲置生产能力这么少，未来的供应冲击可能导致油价急剧上升。正如恐怖电影一样，几乎每个拐角都潜藏着危险。

艾森豪威尔，一个至高无上的信任

《华尔街日报》 书评

核心提示：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大量对历史的修正，艾森豪威尔始终是一个谜：一个温和的人，形象近乎从容超脱，他的领导赢得了一场全球战争并帮助美国获得了自由世界至高领袖的地位。这是一个在国会与自己的党派较量并几乎每次都能击败政敌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这是一个痛斥国家过度军事化危害的战士。

原文：A Supreme Confidence

发表：2012年2月18日

作者：GERARD BAKER，道琼斯集团副总编辑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艾森豪威尔在1955，他身后是瑞士总统皮埃尔·佩蒂。】

总统如好酒，愈久愈醇。总统卸任时，过份的熟悉导致了令人辛酸的轻蔑——或者至少是厌倦。人们对于继任者有着太多兴奋，对新人有着太多期待，以至于无法对离任总统所留下的局面作出完全公正的评价。

但随着继任者的承诺常常无法兑现、当代政治竞争的高温渐渐冷却，人们的看法会变得成熟，而原来那个人也开始看上去好一些了。

老布什离开白宫时，在政治方面处于相当凄凉的失败境地，但几年之后就因优雅地穿越了冷战刚刚结束时的雷区而得到了他所应得的赞誉。比尔·克林顿卸任时，更多的不是受到质疑，而是笼罩在莱温斯基和马克·里奇丑闻的阴影中，但今天随着史学家们强调他在平衡预算和福利改革方面所留下的遗产，他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好。尼克松是过去100年来最新的一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但他至少因为对华政策而获得了赞誉。

当然，总有例外：史学家们始终认为卡特的总统任期无论如何也只是一届绕来绕去最终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被人遗忘的任期。但最有力的总统历史愈久弥香理论的例子还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办公室里的两届任期（1953-61）。

在无疑是由他造就的60年代，这位第34届总统似乎立即成为了一个老古董——"卡米洛时代"的魅力无疑是对艾森豪威尔夫妇穿着拖鞋绕白宫闲逛的居家形象的奚落。批评者对"导弹力量差距"和错失民权机会事件大加挞伐，而世人则很快一致认同艾森豪威尔曾是一个好将军，但却是一个无法被人铭记的总统。

但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认真对艾森豪威尔进行重新评价。杂志热衷于公布的总统排名——如果你把它们当回事儿的话——中艾森豪威尔在名单中迅速上升，现在通常位列前10位，相当体面地与杜鲁门和麦迪逊排在一起。和所有曾经伟大的总统一样，艾森豪威尔获得了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共同的尊敬。

对共和党人来说，他是打赢二战、击败自己党内狭隘的孤立主义者、在冷战初期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带领国家在全副武装的安全与小政府治下的繁荣之中度过将近10年的人。

对民主党人而言，他是结束韩战、抵制住了要求以对华使用核武的方式尽早用战争结束冷战的呼声、建立了全国运输系统并将厄尔·沃伦和威廉·布伦南任命为随后20年间由最高法院领导的民权革命的领袖和理论设计师的总统。

琼·爱德华·史密斯极为通俗的一卷本传记《战争与和平中的艾森豪威尔》显然是要让人们心目中的艾森豪威尔更加伟大。史密斯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的看法几乎是完全正面的。他称赞艾森豪威尔是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之外"20世纪最成功的总统"。史密斯说，艾森豪威尔的成就是建立在"进步的保守主义"之上的，作者显然很想更强调这一矛盾说法中的"进步"而非"保守主义"。他写道："他的总统任期提供了从罗斯福新政和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到现代的一个缓冲。"这番评论在意识形态上有些片面，不太符合历史的记录。

保守派可能会反对将他描述成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雄狮，一个穿着黄色卡其布的南希·佩洛西的形象。尽管国防预算庞大，艾森豪威尔却始终使联邦支出保持在GDP的20%以下，并且在任期内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账目的平衡。而希望将艾森豪威尔说成是自己人的保守派们当然会更加强调艾森豪威尔自己后来在沃伦-布伦南法院一事上的保留态度，而淡化他曾试图通过法院重塑美国社会契约。

在考查艾森豪威尔漫长的军旅生涯时，史密斯表现得最出色——这部分是可读性最强、最精彩的。艾森豪威尔在1944年6月指挥入侵欧洲之前的履历显然乏善可陈，而史密斯告诉我们，艾森豪威尔能够一路走上军方最高级别的位置更多是凭借他对政治的轻松掌握而非任何伟大的战略战术成就。

 

艾森豪威尔的诀窍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以及——这一点适用于几乎任何在大型组织中晋升的人——获益于强有力后台的支持和指导：对艾森豪威尔而言，这些后台是潘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尤其是乔治·马歇尔。史密斯写道，"命运女神"多次将艾森豪威尔从虽可谓称职却默默无闻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在纯粹的军事能力方面，他从来无法与乔治·巴顿或是伯纳德·蒙哥马利这些将领相比。但和他们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从未受制于过份的自负，在所有场合都表现得很平和。

但1942年他担任自己在战斗中的首个职务——全体作战部队（包括英国和美国）的指挥官——时，他在军队内的迅速晋级差点毁了他。艾森豪威尔在缺乏经验和准备不力的情况下指挥了对北非的入侵，这场战役一开始就是一场灾难，在后续的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中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善。由于丘吉尔和罗斯福对他的欣赏他才留了下来 —— 他的朋友帕顿喜欢叫他"天命之子(Divine Destiny)"而不是"德怀特·戴维（Dwight David，译注：他的名字和中间名）。

如果说登陆日是他的重要补救的话，那么几个月之后的"突出部战役"则代表了他作为军事领导人的神化。正如史密斯所写："他表现出了对形势比任何下属都更迅速的把握，并果断行动遏制了进攻。"即便如此，对德军在北欧的广阔阵线发动进攻却是艾森豪威尔自己的决定，与手下将领们的意见完全相反。这一决定后来被巴顿称作是"战争中最严重的错误"，令德国人得以在一开始突破盟军在阿登的阵线。

史密斯不吝笔墨地详细记述了艾森豪威尔和他的爱尔兰籍军队司机凯·萨默斯比间长期的风流韵事——一段如被公开可能毁掉他的政治抱负以及婚姻的私情。这让人意识到一个因沉着和自制而出名的领导人也有着复杂的感情。

在评价艾森豪威尔的两届总统任期时，史密斯无意掩饰他对艾森豪威尔的赞赏和从他之后共和党所选择方向的沮丧。的确，在今天的保守派集团里，里根主义的共和党人要超过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共和党人，但史密斯低估了这两位战后时代最成功的共和党总统之间的延续性。而艾森豪威尔所支持并定义的那些原则——美国在世界上的强势领导地位，定位清晰但有限的政府角色——仍然为保守派所秉持。

尽管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大量对历史的修正，艾森豪威尔始终是一个谜：一个温和的人，形象近乎从容超脱，他的领导赢得了一场全球战争并帮助美国获得了自由世界至高领袖的地位。这是一个在国会与自己的党派较量并几乎每次都能击败政敌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这是一个痛斥国家过度军事化危害的战士。

他死后，他的孙子戴维曾问过艾森豪威尔夫人她是否觉得自己真的了解这个人。她回答说："我不知道有谁真正了解他。"

谷俊山被抓前後，中共軍中也確實波瀾起伏

敬請闢謠\

雲上風

中國輿情有個新動向，某些眾人關注的事情，在廣為流傳的時候，傳播者們會提出一個要求，叫「敬請闢謠」。那意思是挑戰官府，你別只是封口不准說話，有膽你就說是假的。

這回被要求敬請闢謠的主角，是解放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因為最近傳言紛紛，除了平西王是否在政治局會議上請辭，再就是有關劉源的，說他已被解除軍職。

劉源早就是個備受關注的人物，除了他是劉少奇的長子，一直在為他父親正名之外，他還成為近期一場理論爭議的主角之一，那就是他的好友張木生，寫了一本「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提出回歸新民主主義的觀點，是劉源來作序。

要提一下的是，張木生之父是董必武的秘書，張本人也在中央書記處農研室工作過，在杜潤生門下時，與劉源、習近平、王歧山等多有往還。也因之，在這場理論爭議中，這幾位都被連在一起，張木生對此，近日有專文回應。

回到劉源，傳出他被解軍職，不是因為讚同回歸新民主主義，因為這是他多年觀點，而且力挺其父劉少奇是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實踐者。傳他被解軍職，是因谷俊山事件。因為中共官場中，認定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中將被抓起來，與總後勤部政委劉源上將，有直接關係，而劉源也曾在軍中公開表示，寧可不要這職位，也要堅決反腐敗。

谷俊山之被抓，確實與劉源有密切關係，谷俊山被抓前後，中共軍中也確實波瀾起伏，那浪頭還十分凶險。事件不止是一個將領腐敗那麼簡單，其內情可能夠寫十本八本章回小說的了。

但北京傳出的消息，谷俊山事件引發的波瀾還沒有平息，也不可能就平息，但劉源被解軍職，是子虛烏有。《北京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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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力蛋糕覬覦之久的溫家寶

《明鏡月刊》張為為／說到電力行業，人們首先會想到李鵬和李家，但最近這些年，溫家寶對電力系統的佈局可謂用心良苦

劉振亞對於國家電網表現出的遠大抱負和引來的一浪高過一浪的批評聲，分歧之一也許在於，反對者們所理解的“國家電網公司”，跟劉振亞所定義的“國家電網公司”，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在反對者眼中，國家電網公司大概僅衹是一張電網而已，除了老老實實、一心一意地建設、運營和維護好這張網，它絕不該再有其他的念想。而且作為“改革的過渡性產物”，這張網本身就應被進一步分拆和肢解，一個日益壯大的國家電網公司只會增大改革的阻力，當然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但在劉振亞看來，國家電網公司恐怕首先是一家企業。2004年劉上任之初，即將國家電網公司機關的稱呼，由“本部”變成了“總部”，或許在他的構想中，“國家電網公司”應該是“國家電網集團”：電網作為其下屬的最核心的業務，擔負著為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提供安全可靠供電服務的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除此以外，它還將開展一系列與電網關聯的業務，通過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以及集團化帶來的合力，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實現。同時，這些業務顯然也被賦予了“國家隊”的使命。文章說：

　　【而今年以來的種種跡象似乎表明，劉的雄心或者說野心，或許要比批評者想象的更加宏大。比如國家電網已經開始在電動汽車充電站領域跑馬圈地，儘管電動汽車取代傳統汽車，目前看上去還是相當遙遠的事情。據說劉振亞在內部會議上稱“這是一次重要機遇”。由於國家電網在電力來源、技術標準等方面的“先天”優勢，有分析人士認為，隨著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它未來有潛力成為中國最大的交通能源供應商之一；又比如，藉由智能電網的發展，國家電網正積極介入“三網融合”以及物聯網。其在全國多個省市推進的電力光纖入戶工程，“從理論上說，只需一根光纜便可取代以往的電線、網線、電話線和有線電視線”，被認為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構建除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廣電之後的第五張光通信網絡。此外由於電的廣泛應用，電網智能化據稱將對物聯網乃至整個信息通信產業的發展產生強大的驅動力——在劉振亞新近向我們描繪的這張宏偉藍圖中，國家電網將要打造的“堅強智能電網”，“不再僅僅是電能輸送的載體和能源優化配置的平台，更有可能成為‘第四次技術革命’的重要標幟之一，並通過能源流與信息流的全面集成與融合，進而成為影響現代社會高效運轉的‘中樞系統’。”】

　　說到電力行業，人們首先會想到李鵬和李家，但最近這些年，溫家寶對電力系統的佈局可謂用心良苦。



　　眾所周知，李鵬家族掌控中國電力行業已非一日，這在中國已經算不得秘密。其子李小鵬，原是華能集團的老總，掌握華能集團多年。自2008年5月後離開華能，商而優則仕，轉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長。2010年6月又昇任山西常務副省長，雖然離開電力，但仍然掌握著中國電力的上游命脈——煤炭。其女李小琳，也身為中國電力集團副總經理、中國電力國際發展公司董事長。

　　除家庭成員外，中國電力系統大大小小的部門、公司，都遍布李鵬的人馬。凡數得上的各大電力公司的老總，大都與李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溫家寶對電力覬覦之心已久，因為不掌握事關國計民生的命脈產業，在政治上話語權就不強。這就是2010年2月初電力系統大調整的原因。而溫對電力系統下手，真可謂高瞻遠矚，步步為營，殺法絕斷，手段老道，端得是即穩又準還狠。與之相反，李鵬則節節敗退，顧此失彼。

　　知情人士講，2010年開始，中國電力行業正在迎來自2002年電改以來，最為密集的一輪人事變動，首當其衝的就是李鵬人馬。

　　溫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前期就鋪排有方。自十六大上台後，溫即策動電力改革。

　　首先是分而治之。2002年，溫以“在發電環節引入競爭機制”為由，借反壟斷推動電力改革。推行“廠網分開”，將國家電力公司管理的電力資產按照發電和電網兩類業務進行劃分。發電環節將國家電力公司管理的發電資產直接改組或重組為規模大致相當的五個全國性的獨立發電公司。電網環節分別設立國家電網公司和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國家電網公司下設華北、東北、華東、華中和西北五個區域電網公司。溫為贏得電力行業精英的支持，強調上述新設公司或機構均普遍實行“一把手”管理制度。

　　網上有評論文章指出，雖然李鵬對電力行業一言九鼎，但這一改革得到了電力行業的普遍支持。一則，原來只一家國家電力公司，位置有限，李鵬手下全擠在那兒，得不到陞遷，一旦有了寧當雞頭不為牛後的機會，誰不願意？二則自原國家電力公司老總高嚴事敗出逃後，李鵬深受打擊，他也不願意再犯這種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錯誤，也願意讓自己的手下人多佔些山頭，多些迴旋的餘地。雖然心有不甘，也只得同意。

　　這就為溫分治電力行業提供了條件。（《明鏡月刊》第18期）

美媒指香港在英国统治下较现在更好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针对香港官场目无法纪，高官如唐英年、孙明扬之流知法犯法违规僭建，《华尔街日报》言论版编辑Hugo Restall雷斯塔尔在该报发表署名评论，题目是「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较现在更好」，版面而且配了一张合成图，图中显示英女皇一个发亮的头像，下面是各个民族的工农阶级联手走向光明。暗示当年的英女皇，有如中国文革时毛泽东如红太阳一般的，仍然受到香港人民的尊敬。

评论指出，回归前后香港政府其中一个最大分别在于「香港的英国高官需要向一个由民主产生的英国政府负责，而伦敦亦要小心翼翼的管治好香港这个殖民地」；但「现在的特区政府只需向一个寡头垄断而且是贪腐滥权的政府负责」。

雷斯塔尔一开始以下届特首热门人选唐英年慢动作的自我毁灭作为文章的引子，回想到1997年回归之前，前《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辑戴维斯的一篇名为「为殖民主义喝彩两声」的演说，内容提到为什么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可以繁荣。雷斯塔尔说，处理香港事务的中国官员，有空应该重温一下。

雷斯塔尔引述戴维斯的言论来试图分析港英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分别。戴维斯说，香港当年有一个高效率的公务员班子，人人对工作要求严谨，那怕是最细微的流程，也要跟足本子办事，外界看来似乎有点过于官僚，但却正好营造一个尊重法治和防止滥权的机制。

评论又说，公务员的上司都来自伦敦的职业官僚，他们尽管高傲自大，对媒体的批评也会表达不满，但他们至少会回应大众舆论，因为香港的英国高官需要向一个由民主产生的英国政府负责，而伦敦亦要小心翼翼的管治香港这个殖民地。

雷斯塔尔又引述戴维斯的演说指出，香港公务员对工作的认真和严谨，理由正好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正在为一个合法性受到质疑、一个外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民主的政府效力，他们所以都致力免使社会大众遭到疏离，「他们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使他们处事更为敏感」。

　评论继续指出，英国高官大多在退休后都会返回老家，因此收受香港本地财阀的利诱，情况相对较少，伦敦亦会对他们颁发OBE勋衔或退休长俸，港英时期地政总署的高官不会因为害怕得罪大地产商而担心他的儿子找不到一份工作。

文章指出，今天的特区政府也没有民主，但这个政府只需向一个寡头垄断而且是贪腐滥权的政府负责。这个分别引发了不少后遗症，大多数都与土地有关，而房地产正好是香港最大财富的来源。近年来，地政总署在与地产商洽商协议时犯了很多“错误”，让地产商平白获取亿计的暴利。处理地产事务官员很多又在退休之后为地产商服务，造成社会大众对政府的施政产生疏离感，认为香港已沉沦成为一个裙带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