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王立軍被免去重慶副市長職務

【文匯網訊】

據新華網報道,中央組織部有關負責人證實,中央已決定免去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職務,現正在按程序辦理。

據悉,青海省副省長、公安廳長何挺擬調任重慶市副市長。何挺今年50歲,曾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局長,甘肅省省長助理、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記,青海省省長助理、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記,2009年3月任青海省副省長、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記。

重慶市委主要負責職務調整

【文匯網訊】

據中新網報道,日前,中央對重慶市委主要負責職務進行了調整。張德江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3月15日,重慶市召開領導幹部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在會上宣佈了中央決定,稱這次調整,是中央從當前形勢和大局出發,經過慎重考慮決定的。張德江在領導幹部會議上作了講話。

據悉,張德江1946年11月出生,遼寧台安人。曾任吉林省延邊州委副書記,民政部副部長,吉林省委副書記兼延 邊州委書記,1995年6月任吉林省委書記,1998年8月任浙江省委書記,2002年11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2008年3月任中央政治 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2012年3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任重慶市委書記。是第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五屆中央委員,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 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香港專家:薄熙來政治前途不明確

(中央社記者張謙香港15日電)中共中央今天突然公布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香港分析家認為,薄熙來的政治前途還不明確。另有專家分析,中共18大舉行前夕,類似薄熙來的事件可能還會發生。

新華網公布,中共中央日前決定張德江同志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薄熙來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秘書長李風認為,目前很難確定薄熙來的政治前途是否就此結束。他指出,新華網的報導還稱呼薄熙來為「同志」。此外,報導只表示薄熙來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推測他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李風認為,事情發展至今,只能說薄熙來需要為「王立軍事件」負上政治責任,但個人政治前途最終如何,目前還不確定。

另有熟悉大陸事務的專家向中央社記者說,當前中共內部局勢相當複雜,估計在中共18大舉行前夕,類似薄熙來的事件可能還會發生。

這位不願具名的專家說,當前中共缺乏像鄧小平那麼權威的人,以致人事安排變得非常複雜,有能力的人都希望爭取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並須由陣營協調。

他指出,身兼國務院總理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溫家寶昨天在北京的記者會談到「王立軍事件」,反映出當前中共人事鬥爭的複雜性。

這位專家認為,溫家寶昨天對「王立軍事件」的談話,是中共高層歷來首次公開透露黨內矛盾。

溫家寶昨天說,「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這位專家說,從溫家寶的談話看,顯然對薄熙來有其「個人看法」,但問題是薄熙來在重慶推動「唱紅打黑」已有一段時間,如果不對,中共中央也應負責。

他推算,臨近換屆,當前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非常複雜,18大舉行前,也許還會有出人意表的事。1010315

王立軍被免重慶副市長職務

BBC中文網

新華社星期四(3月15)引中央組織部官員證實,王立軍已經被免去重慶市副市長職務。

這名官員稱,青海省副省長、公安廳長何挺將調任重慶市副市長。

50歲的何挺曾任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局長以及甘肅公安廳廳長,青海公安廳廳長等職務。

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

BBC中文網

中國官方媒體星期四(3月15日)證實,薄熙來將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

新華社的簡短消息還說,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將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和書記職務。

中國總理溫家寶星期三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會上談及不久前重慶發生的副市長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事件時,對重慶市委和市政府提出了嚴厲批評。

溫家寶批評

溫家寶說,「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人們特別注意到,溫家寶在談話中特別強調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立的思想路線,包括對「文革」的徹底否定。

觀察家認為,溫家寶的最新談話代表了中共最高層對薄熙來在重慶所實施的政治路線的否定立場,也從整體上表達了對黨內外左傾勢力的批評。

溫家寶說,「多年來,重慶市歷屆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為改革建設事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在對重慶現任領導層做出上述直接批評之後,溫家寶為重慶問題作了如下的註解。

王立軍事件

王立軍原為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有「打黑英雄」之稱,是薄熙來左右手。

但2月初他被卸去公安局長職務後,曾一度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重慶當局隨後宣佈他正接受「休假式治療」,引發外界對中共高層權力內鬥各種揣測。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網路上出現許多針對薄熙來或王立軍等人未經查證的傳言。

薄熙來3月9日在北京出席中國人大會議的重慶代表團記者會時,談到前副市長王立軍上月進入成都美國總領事館事件。

薄熙來表示,他完全沒有料到王立軍會突然出走,但承認他在王立軍問題上「用人失察,要認真反思總結」。

但薄熙來強調不能因為王立軍現在出了狀況就否定重慶的打黑,並說王立軍的「打黑英雄」稱號不是市委給的。

薄熙來不許回重慶,要在北京交代


邱立本(《亞洲周刊》總編):薄熙來不許回重慶,要在北京交代,可能用陳良宇模式處理。
劉亞偉-:唱紅終為紅丟臉,打黑原來黑出濃。
韓複齡:張德江的前任是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前任是汪洋(重慶市委書記),汪洋的前任是張德江(廣東省委書記)……太亂了……繞暈了
@胡紫微(電視主持人):這則消息說明了:1,昨天總理發言的其他部分的分量需要重新評估,不只是人之將走其言也善,聽聽罷了那麼簡單。2,文革的陰影暫退半步。3,今天消息中沒留「另有任用」的小尾巴,說明戲碼反倒未完。4,相信王護士長在調查中有重大吐槽,否則不會這麼快。5,估計重慶衛視又有廣告要播了,為同行欣慰
中原逐鹿人:我非左非右,非官非商,就一個小小老百姓,我希望中國有有魄力有能力,能給老百姓舒心踏實的領導人,而不是刻板固化,平庸的臉譜領導人。現在的政治環境讓我感到厭惡,全民選舉吧,讓老百姓真正做主,而不是派系爭斗。
法學人石國力:中國的政治始終都是這樣的,密不透風,又轟動全國。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就經歷了一次變革,作為中國主人的人民,什麼都不能知道。
徐甫林律師:重慶問題的錯誤是:1、回歸肅反、文革一樣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年代;2、打著所謂「打黑」的旗號犧牲民主與法治,大搞人人自危的恐怖事件;3、利用唱紅的幌子否定改革開放;4、背離黨的基本路線,拉山頭,搞個人崇拜。
百姓縱橫:重慶模式會很快淡去。但為什麼會唱紅唱遍大國南北,連我們陝西偏遠的小縣城--宜川黨校都整天高歌呢?這背後是什麼體制在推波助瀾? 如果說薄熙來有錯,那麼體制才是罪魁禍首!難道不是投其所好(中央最高層首先喜歡個人崇拜)?!走了一個,還會有10個…俺百姓不會思考,怎麼想就怎麼說
棗紅-馬:老百姓不懂政治,只想平安生活,不想運動
我是王若穀:薄熙來被撤銷重慶市一切職務,幹淨徹底!極左的一個頑固堡壘終於完蛋了!中國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閻克文: 但願這次不光是一人不振,應是一個制度的喪鐘。
華大餃子:政治鬥爭,莫須有什麼的太正常的。說是打黑,說白了還是利益的分配出現了問題,然後經過媒體包裝,就是實事。他打黑的時候我在重慶生活過。不是說他有沒有問題,只是做實事這樣的斷語也和時局一樣讓人看不清了,真悲哀。
大小姚lovely:這個時刻擁有著最和藹的標誌性笑容的薄熙來,如果搞民意測驗,不但不會被免職,也許還要升值。

明鏡獨家報道被證實,薄熙來黃奇帆將接受調查

明鏡新聞網獨家報道被證實,中共已宣佈薄熙來下台。消息人士較早前告訴明鏡網,薄熙來和黃奇帆將接受中共中央調查。

有關詳情,請參閱即將出版的外參雜誌。

中共中央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明鏡獨家:傳薄熙來將被免職,張德江接渝書記

明鏡獨家:傳薄熙來將被免職,張德江接渝書記


工商界只懂張揚霸權

太陽報

唐英年是地地道道的「富二代」,在選委「小圈子」中得到工商界「主流派」的支持。這是典型的自己友選自己友,是比「小圈子」更小的「小圈子」。僅此一端,就讓社會各界和普羅大眾強烈不滿,何況唐英年能力低下、人品不濟、醜聞纏身。

社會各界、普羅大眾不能不問,這樣的人,工商界「主流派」硬要挺他當特首,居心何在?他們眼中還有沒有香港民眾利益,有沒有香港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為了選出一個只和自己利益有關、代表自己利益的特首,他們自私自利到何等喪心病狂的程度!

他們知不知道,如此赤裸裸地把唐英年推上特首位子,只會使香港工商界和社會各界大眾處於更加尖銳對立的地位,社會矛盾激化,大局不穩,亂象紛呈,必會極大地傷害他們自身的利益?香港工商界特別是唐營中人皆政治短視之人,他們的政治水平和思考問題的方式停留在幾百年前「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的資本家、工商界極為貪婪、自私,「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最是矛盾尖銳,分分鐘引起暴動和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家和工商界開始懂得總結歷史教訓,懂得推出自己的代理人,而不是明火執仗地用「權貴」中人;懂得大幅度調節各項社會政策;懂得向社會各界「讓利」,收斂自己的貪婪;懂得「尊重和順應民意」。這時的資本家和工商界開始成熟,他們的利益也獲得了「可持續發展」。

香港的資本家、工商界沒有經過「歷史的歷練」,從不知收斂貪婪。加之香江資本主義迄今沒有普選以保障「全社會公民利益」,遂使工商界仍用最愚蠢、最幼稚的方法張揚自己的霸權。


柳太極 傳媒人

腐敗頑疾不解決 空談政改有何用

太陽報

溫家寶昨日在記者會上再次重申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點出了當前政經脫節的問題,但並沒有給出藥方。事實上,官員腐敗是當前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也是民怨焦點,如果不從反腐入手解決公平公正問題,即使將政改吹破天,老百姓也不會相信。

中國目前的腐敗程度恐怕超過了歷朝歷代。過去貪官腐敗,一旦事發,會被抄家滅族,財產收歸國有。但如今貪官最多只是判死緩,過幾年便可以保外就醫,重獲自由,何況如今裸官氾濫,隨時溜之大吉。做貪官的風險縮小而收益放大,促使公僕競相邁入貪途,刮地九尺,殘民以逞超過了外界的想像。

以房屋政策為例,美國、澳洲、新加坡都有成熟而完備的政策可供借鏡,為何中國沒有呢?因為其背後有貪官從中阻撓。比如,房屋稅的問題在重慶、上海做過試驗,在全國卻難以推廣,原因在於現在豪宅市場中,官員是主力,往往手中掌握大量樓房,如果要徵稅,他們首當其衝,怎麼可能揮刀自宮呢?
同流合污 逼良為貪

當局雖然年年喊反腐,也查辦一些大案要案,但這不過是冰山之一角。如果不從體制上反腐,查辦再多的案件都是徒勞,因為現時的體制就是逼良為貪,官場上如果不同流合污,必然會被同僚迫害,想出淤泥而不染,完全是天方夜譚。

官員財產申報公示,這是放之四海皆準的反腐利器,全國人大代表連續提案多年,但偏偏難以實行,遭到九成官員的反對。有官員甚至提出,讓他們公布財產相當於侵犯其人權;有的官員更荒唐,提出老百姓先公布財產,官員才可以公布財產,顛倒是非之程度令人髮指。

將官員的財產放在陽光下,由全國人民來監督官員的廉潔貪腐情況,官場面目就會大為改觀,因為老百姓眼睛雪亮,貪官們一舉一動都逃不過百姓的法眼。但這樣行之有效的反腐制度卻難以在中國落地生根,官員們還大談特談甚麼政治體制改革,這讓老百姓如何相信執政當局有自我救贖的決心與能力?

事實上,中國目前主張政改最力的並不是基層民眾,而是權貴階層,這些人很多早已通過各種手段先富起來。他們擔心中共如果走共富道路,會清算他們,所以千方百計要改朝換代,一勞永逸地解決他們的財產和人身安全問題,並且利用強大的經濟實力,影響政治決策甚至未來國家領導人的產生。

前蘇聯垮台後,大批黨政官員被打倒,但俄國民眾並沒有因為手中有了選票便成為國家的主人,真正掌權的是那些巧取豪奪的超級寡頭,他們包圍在葉利欽周邊,決定了俄國的大政方針,將俄國引入崩潰邊緣。中國如果重走蘇聯的道路,老百姓的命運可能比俄羅斯人更悲慘。

北京做初一 唐營做十五

東方日報

在唐梁競選中,唐英年一直處於劣勢,這是因為他能力低下、醜聞太多,加上唐營極其愚蠢,「護主」不力,大幫倒忙。

唐營那幫子人有不少本來在香港民眾眼裏就「很不怎麼樣」,是香江一小撮利益集團,他們發聲挺唐,就是在維護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唐英年不過是他們的政治代理人。這一點被社會大眾看穿認定後,這幫人愈是挺唐,唐在民眾中愈失分,更何況他們「打梁」的手法很拙劣,小題大做的抹黑,故弄玄虛的把水攪渾,雖得逞於一時,但很快就真相大白,除了自暴其醜之外,沒得到任何好處。梁振英的民望一直領先唐英年幾條街,這個嚴酷的事實,他們始終無法改變,且不斷搧他們的耳光,如今已鼻青臉腫、血流披面也。

面對這樣的形勢,唐營已知在剩下的日子裏根本無法撼梁,根本無法扭轉唐英年的劣勢,更知根據中央選特首要有「較高能力」、「較高民望」的新思路,中央會愈來愈傾向看好梁振英。如果民望趨向和中央傾向「合流」,唐英年必敗無疑,於是,唐營中的死硬分子難免有很強烈的傾巢覆滅之感,他們把對梁振英的怒火仇恨,把對香江民意的怒火仇恨一股腦地轉嫁到了中央身上,公然用「投白票」、「流選」、「撤資」威脅中央。他們現在已經不是在和梁振英鬥法,而是在和中央鬥法,他們同時走到了中央和香江民意的對立面。

在種種「威脅」中,所謂「撤資」只是空洞的恐嚇,真要做,借他們十個膽也不敢。對此,北京一點也不擔心,朝廷知道他們敢幹的是「投白票」,導致「流選」,破壞今次中央部署的「雙高」選特首。他們這樣做是要給未來主政的中共第五代施壓:你用「新思路」做初一,我們就用「玩流選」做十五。


柳扶風

利益集團不觸動 官逼民反在眼前

東方日報

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溫家寶昨日在記者會稱,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溫家寶雖然語重心長,但沒有點到問題關鍵:如果不觸動利益集團,不消除民怨,不僅文革悲劇可能重演,還可能爆發空前的人民革命,亡黨亡國並非危言聳聽。

改革開放以來,造就了大批先富者,也產生了大批既得利益集團,這些人不再是改革的動力,反而變成改革的包袱與阻礙。這些權貴階層通過巧取豪奪,不僅攫取億萬家財,而且牢牢把握了改革的話語權與決策權,他們打着關注民生的旗號,行殘民以逞之實,成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比如住房制度改革,將百姓全部推向市場,使樓價節節攀高,地產商與官員勾結,強徵強拆,低價獲得大量土地。政府造就了大批地產寡頭的同時,也造就了數以千萬計的失地農民與城市流民。在各界抨擊下,政府雖然出台宏調措施,卻明調暗鬆,為地產寡頭保駕護航,民怨並無得到紓解。

化公為私 呼風喚雨

又如司法制度改革,政府強調與國際接軌,以保護人權為名,主張慎殺少殺,事實卻是司法大門向錢開,重新回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封建王朝。高官權貴貪污受賄上億可免除死刑,平民百姓偷盜幾十萬卻面臨死刑;權貴子女當街殺人可逍遙法外,百姓子弟憤怒反抗卻罪加一等。司法體系被既得利益集團操縱,怎能有公平公正可言?

還有國企制度改革,權貴利用特權化公為私,將國有財產裝入自己腰包,百姓連殘羹冷炙也分不到一杯。如今,勢大財雄的央企成為太子黨的盤中餐,權貴上下其手,賺了算自己的,虧了算國家的。當國企工人為下崗出路奔波之際,權貴卻是日進斗金,醉生夢死。

不誇張地說,既得利益集團已成為中國發展路上的最大阻礙,誰能觸動他們的利益呢?這些人很多已將老婆子女轉移國外,自己手持多國護照,身在漢營心在曹,怎會與紅色江山共存亡呢?

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但這一刀必須結結實實地砍在既得利益集團身上,而不是變成壓垮弱勢群體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多人將希望寄託在民主化,民主選舉表面上是一人一票,其實最終拚的還是鈔票。中國民主化之後,真正掌權的恐怕還是現在的既得利益階層,這些人勢大財雄,用鈔票影響選票,照樣能在中國呼風喚雨。

世界媒体看中国:温家宝哀歌



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14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讲话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3月14日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讲话
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的年会结束之际,总理温家宝星期三举行记者会。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的言谈被美联社形容为“swan song”,即西方传说中天鹅临死时发出的美妙歌声。

*温家宝老矣*

美联社星期三发表驻中国记者韩村乐(Charles Hutzler)有关温家宝记者会的长篇报道,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总理温家宝为时三个小时的记者会。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而韩村乐则将他的报道重点放在了其中的政治内容上。

在报道温家宝高调提出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以及温家宝对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书记、一度被认为是很有可能晋升到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提出不点名的强烈批评之余,韩村乐以显然是伶悯甚至是同情的笔调,描写了温家宝的个人情况: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反复提起过去,他的那种愁闷和反省的语气语调,使这位总理的记者会变得像是天鹅临死时发出的歌声(turned the premier's news conference into something of a swan song)。他是通常对民众漠不关心的中国领导层当中最得人心的一位成员。有时他被称作‘温爷爷’,给人的感觉是和蔼可亲。人们看到他跟煤矿工人一起吃包子,安慰四川地震或其他灾难的幸存者。”

“温家宝的动作和话语看上去明显比以前缓慢了。他讲话时的停顿比前些年长了。外交使团当中流传的传闻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身体一直不好,所以把很多工作交托给他的内定接班人李克强。”

*指桑骂槐抨击薄熙来*

国际媒体普遍注意到温家宝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发出警告说,中国假如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就会付诸东流,中国就大有可能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动乱的覆辙。

温家宝当时还对重庆当局以及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不点名的强烈批评。他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温家宝作为中国总理,对中国另一位高级领导人薄熙来如此提出不客气的批评,对这种中国政治风景中罕见的现象,美联社记者韩村乐的解读是:

“温家宝虽然没有提及薄熙来的名字,但他再次提到了过去。他说,有关(王立军)丑闻的调查应当‘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他回忆了中国过去政治运动频繁,使中国不能脱离贫困,跻身世界强国。温家宝的这些话似乎是指桑骂槐抨击薄熙来。薄熙来推动群众唱共产党歌曲,张扬‘红色’文化,因而被一些人认为是偏好过去那种极端的政治,令人担忧。”

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先前是薄熙来的心腹,是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唱红打黑”运动中“打黑”的主力。在王立军突然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过夜、引发中国政治丑闻之后,薄熙来依然表示,“他(王立军)破案是有办法的”,不能否定他的工作成绩。

*薄熙来的另一种风头*

在过去历届人大会议期间,薄熙来的高调表现总是招致中国国内外看客围观的一个重要看点。在今年的人大会议期间,薄熙来相对低调的表现成为一种更引人注目的看点。

中国总理温家宝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对薄熙来的不点名的强烈批评,使薄熙来再度成为世界媒体议论纷纷的热题,而日本媒体对这一热题的兴趣似乎格外浓厚。

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星期三发表记者加藤隆则的报道说:

“温家宝总理在14日的记者会上就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跑进美国总领事馆的事件表示:‘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温家宝以异常严厉的口吻对重庆市第一把手,中共市委书记薄熙来进行了批评。”

“温家宝总理还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温家宝的这番话也是暗中批判薄熙来所推行的‘唱红歌’运动。”

日本另一家主要报纸《每日新闻》发表记者成泽健一的报道,则对温家宝的‘重庆市历届政府’的说法提出了这样的细读:

温家宝总理在14日全国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要求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对王立军事件进行反省。“重庆市第一把手薄熙来力图在今年秋天中共党代会上晋升最高领导层,并为此采取保守的政治手法,因此引起争议。人们认为,温家宝总理的这番话是对薄熙来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强力牵制。”

“此外,温家宝总理还表示:‘多年来,重庆市历届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建设事业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薄熙来在重庆的前任是积极改革的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汪洋被认为是跟薄熙来竞争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温家宝总理在发言中将‘历届’和‘现任’区分开来,可以说是对薄熙来的批评。”

*公开批评薄熙来*

日本时事社星期三发出的报道,则对温家宝总理要求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记取王立军事件教训的言论进行了另一番政治分析:

“王立军事件受到内外关注,也牵涉在今年秋天中共党代会上力争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的动向。薄熙来在3月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强调跟自己无关。温家宝总理的发言看来对薄熙来是一种打击。”

日本公共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则指出: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认为有可能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但中国总理温家宝在14日就薄熙来的心腹受调查一事在公开场合首次批评薄熙来。”

*歌唱得好听,然而...*

美联社记者韩村乐在报道中用“swan song”来形容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的言论,显然是跟中国古人所说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意思大致相同。温家宝在记者会上有关中国迫切需要政治改革的说法,更是受到中国国内外的普遍注意。

然而,温家宝总理有关改革的那些亦哀亦善、美妙歌曲一样的言辞,显然没有打动法国主要报纸《费加罗报》驻北京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德拉格朗星期三发出的报道说:

“许多个月来,甚至是许多年来,温家宝都在谈需要取得政治改革方面的进步。不过,在中国领导层正在进行庄严的政治权力交接、在他最后一次举行这样的记者会之际,他的这种说法平添了份量。然而,这位总理这次所说的话跟先前所说的话相比也没有具体到哪里去。他过去有关这个话题的说法也没有什么实践。”

*亦哀亦善、美妙无用*

德拉格朗日的这种看法,显然在西方主流媒体当中广泛流行,由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有关温家宝记者会报道的题目就可以略见一斑。

《华盛顿邮报》星期三发表记者基斯·里奇伯格从北京发出的报道,题目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呼吁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中国人大强化有关拘捕的法律。”

里奇伯格的报道所说的“强化有关拘捕的法律”,是指被普遍称作橡皮图章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不顾中国社会各界人士和法律界所表示的强烈异议,通过中共及其政府提出的法案,准许中国公安机关可以在不通知被拘捕者家属的情况下以宽泛的“危害国家安全”之类的罪名将被拘捕者秘密关押半年。

在一个当局可以任意拘捕批评者的国家,政治改革能进行到哪里显然不言自明。里奇伯格或其《华盛顿邮报》编辑选择这样的一个报道题目,显然使温家宝总理有关政治改革和民主的言论成为空话或笑话。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星期三发表的记者迈克尔尔·瓦恩斯的报道的题目,则更为一目了然,直截了当,不言自明:

“温家宝保呼吁政治改革,但回避具体详情。”

环球民主民调 主编称“报道不准确”


《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12日刊登中国大多数民众呼吁深化改革的报道
图片来源: 环球时报截屏
《环球时报》英文版3月12日刊登中国大多数民众呼吁深化改革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星期一(3月12日)刊登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大多数民众呼吁深化改革。报道援引了报社旗下民调中心3月初的一些调查 数据,问题涉及中国改革的动力和阻碍何在、中国是否该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及中国是否濒临革命等。报道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一些西方媒体的注意,甚至得出中 国近半数的人或多或少地期待一场新革命的结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美国之音说,外界的报道不准确。

*法媒:环球调查得出“颠覆性”结果*

《环球时报》英文版这篇署名报道说,报社旗下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从3月4日开始连续8天对7个城市1010名15岁以上的民众进行了一项调查。法国国际广播公司援引《法国解放报》的报道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调查,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法 国解放报》星期二的报道说,15.7%的中国民众希望中国一党专制的制度立即或尽快结束;49%以上的受访者“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期待一场新的 ‘革命’”。《法国解放报》评论说,这一“颠覆性的”民调结果只用英文发表,无论《环球时报》中文版还是其他报纸都没有走漏一个字,显然这是《环球时报》 记者冒着被中国宣传机构严厉惩罚的风险发表的。

*胡锡进:曲解结果 报道不准确*

美国之音就这项民调和法国媒体的相关评论致电《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胡锡进表示自己不便接受采访,但他一再强调报道不准确,曲解了调查结果。

胡锡进对记者说: “我不方便接受采访。我只是跟您说,那个调查不准确,你看看《环球时报》的中文版,他的调查不准确,外界报道的那些东西不准确。”至于哪些地方不准确时,胡锡进表示自己也是刚听同事说了这件事,具体细节还不清楚,不便回应。

* 环球民调探究民间如何看待改革 *

美国之音记者登录《环球时报》中文网站,发现网站在英文版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刊登了环球舆情调查中心有关“深化改革公众意见”的完整调查报告。报告的导言中说,在今年的两会上,深入推进改革成为代表们的共识。在政府高层如此强调改革的同时,民间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这份报告共得出11项主要结论,其中“近八成被访者肯定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就”以及“八成受访者认为中国以往的改革是成功的”等比较正面的结论并没有出现在《环球时报》英文版的报道中。

*查建国: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不足为奇 *

调 查报告指出,62.5%的受访者认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主要障碍。北京异见人士查建国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正常的。他说,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权贵资 本主义、官僚主义集团获得了很多利益,他们拒绝变革是很正常的。在他看来说,这个调查的确反映出中国民间、特别是基层百姓要求改革的愿望越来越大。

*刘荻:质疑中国处于“革命前夜”之说*

环 球舆情调查中心的调查结果还显示,分别有15.1%和34.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正处在或有可能处在“革命的前夜”。北京异议作家刘荻对这个数字提出质 疑。她对美国之音说: “一般来讲不会有那么大比例的人觉得要革命了。它取样取的是哪些人?这肯定不是一个能代表所有人的调查。如果是那样的话,革命现在就已经发生了。”

*中国人向往西方民主?中外解读大不同 *

环 球网公布的另一项调查结果还显示,对于中国通过改革成为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国家这个观点,15.7%的受访者支持这种观点,并认为完全有可能实现。另有 47.9%的受访者“不反对这种观点,但认为它不现实”。19.1%的人认为“这种观点很天真,不支持”,9.9%的人认为“这是西方灌输给中国的,不应 上当”,还有7.5%的人表示说不清。

针对这些数字,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的结论是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对中国通过改革成为西方式民主政治国家这一设想不认同。 不过,法国媒体的解读则是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

余杰谈温家宝“吐心声”记者会

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于3月14日闭幕,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会见了中外记者,这是他任职期间最后一次的“两会后记者会”。本台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作者余杰。

被一些媒体形容为感人至深的“吐心声”记者会长达3小时,话题涉及了政治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等方面,除此之外,温家宝还第一次公开回应“王立军事件”。

德国之声:您把温家宝称做中国影帝,您认为他在这次记者会的表现是否又是一次影帝戏码的上演?

余杰:这次还是他一个华丽的表演,而且这不是他个人的表演,之所以让他扮演影帝的角色,不是他个人,而是中央常委9个人共同讨论的结果,因为按照中共统治的特定模式,他的这个讲话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常委会上经过讨论,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所以他个人的意志是非常有限的。

德国之声:那您觉得他这次表演成功吗?是否可以达到他或者说中央常委想达到的效果?

余杰:他的表演我觉得仍然有一定的效果,有一定的迷惑力。直到现在,我所看到的对他的一些评论中,仍然有些人对他有比较好的评价,相信他。(因为他)中外很多人士感觉,中国政权还有一点期望,他在整个中国政权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好像当年毛泽东时代的周恩来一样,毛无论残暴到什么地步,很多人还对中共抱有期望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还有一个周恩来。周恩来是一个青天,贤相。可是真正看到了毛泽东的史料可以发现每一件罪恶都有周恩来的配合和参与。同样,在马上要过去的胡锦涛时代,胡的每一件罪恶也都有温家宝的参与,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德国之声:您刚才提到温家宝在担任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个人意志的表现非常有限,您觉得他这次记者会讲话中有多少内容是他个人的心声,具体在哪方面?

余杰:我觉得非常少,可能不到10%,因为一个演员说的话都是事先写好的台词。他个人的观点表现很少,具体的比如说,他还是比较在乎自己的历史地位,希望历史对他有个稍好的评价。他在80年代,在胡耀邦时代也工作过,也经历过那段比较开明的,比较有朝气和活力的时代,从他的内心深处,我觉得他也对那个时代有些向往。但是包括他自己的家族已经成为一个腐败的庞大的盘根错节的集团中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德国之声: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时,温家宝谈到了"王立军事件",这也是中国最高领导层迄今有关王立军事件的首次公开表态。他公开批评了重庆市领导人:"现任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您觉得他的公开批评对薄熙来意味着什么?

余杰:我觉得至少这释放了一个信息就是:薄熙来上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在讲话中可以看到,胡温他们,最高级别的这几个人有个共识,就是把薄熙来排除在中央常委之外。但是,他最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刑事惩罚还是平安着陆,甚至给他一个人大政协的闲职,这个还有待观察。


扑朔迷离的王立军事件

德国之声:温家宝还表示,在王立军事件上,一定会给人民其调查和处理的结果,您对此有何看法?

余杰: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比这个事情小的事件,比如四川地震、动车事件,这些事件对中国政体的震荡比起王立军要小一些,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温家宝当年也信誓旦旦地对中外媒体说,会有调查报告出来,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或者说没有让人非常信服的报告发表出来。

德国之声:今年是温家宝任职的最后一年,他在讲话中再次表示要推动政治改革与中国民主进程,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过,他也谈到,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他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您觉得他是否在政改方面有难言之隐?而在今后短暂的任期内是否会有所作为?

余杰:我觉得在他任期内不再会有所作为,如果有作为的话,在前面的那九年他就已经做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做了表态。再善良的人,我觉得听了第一次被欺骗,第二次被欺骗,中国有句话叫"事不过三",我觉得(他说了)30次都有了,再被他欺骗就过于愚蠢了。

他现在虽然是总理,只是第三号人物,而且现在中共是9个巨头,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彼此牵连制约,但是有些事情可以做的。他如果想展开政体改革,我觉得可以先从这些中共的高级官员,包括温家宝自己财产申报开始,在两会以前,就有人呼吁习近平来公布自己与家属的财产,这个是政府公开化、透明化,是政治体制改革非常容易做的一步。他公布自己的财产不会受到什么阻力。但是温家宝有没有做呢?他敢不敢把他妻子,儿子他们这些贪污腐败的一些事实公布出来?

德国之声:温家宝的讲话中表示:"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在历史上,也有中共高层提出了政改意愿,比如胡耀邦,您觉得两者最大区别在哪里?

余杰:虽然温家宝10年两任任期,不断讲这些似乎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也经常在公共媒体前说,可是他没有做过任何真正来推动政体改革方面的事。真正有改革意愿的,并且把这些改革意愿化为行动的是80年代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比如民族政策方面,比如对待西藏问题上,胡耀邦和赵紫阳对西藏采取非常宽松、宽容的一些具体政策,对西藏非常左的政策做了纠正和调解,做各种努力来跟达赖喇嘛谈判。可是温家宝,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去尼泊尔访问时,带去了7.5亿经济援助金,用这个钱收买尼泊尔政府,让后者关闭与西藏之间的边界。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而且这么多年,逃出边境,寻求自由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最后才引出了最近几个月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惨剧,但是这些惨剧发生之后,温家宝的表述居然是,达赖喇嘛在背后操纵、蛊惑,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德国之声: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评价自己工作时引用了林则徐的诗句:"我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您对此有何评价?

余杰:我觉得随着历史进程,有更多的第一手材料解密发表出来,很多的真相被发掘的话,他会像一个雕塑一样,脸上的面具、油彩就会一层层被剥落下来了。在我看来,评价一个政治人物他的贡献和历史地位,不是看他讲多少动听的话,表面上很有感情的话,而是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制定了什么政策,政策是否得到推行。

采访记者:文木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


尋找好人蔣忠泉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在毛的專制淫威下,四川重慶一家人有的厚顏無恥為公安做一輩子奸細,不惜出賣家人;有的則甘願家破人亡不低頭,救人救己,守住做人原則,消失在黑暗中。

幾 年前奧斯卡獲獎電影《竊聽風暴》,描寫東德一個國安特務魏斯勒,奉命監視愛國劇作家德雷曼。後來深受劇作家的感召,變成犧牲個人前程,暗中營救被害人的無 名英雄。有人不相信這個「光明結局」。幸好,這個世界並非壞到一團漆黑,這電影的主角並非絕無僅有。在我的自傳《自由神的眼淚》第二十三章裡提到的那個 「陌生人」就是,為了保護他,我一直沒有說出他的真名實姓。

七五年告訴我,他姐姐是公安線人

現在,三十五年過去,他接近八十歲了。他的名字應該讓人銘記,這位中國的魏斯勒,他的姓名叫蔣忠泉,是重慶市公安局線人蔣忠梅的親弟弟!蔣忠梅還有大弟蔣忠直。

七五年初春的一天,蔣忠泉到我上班的街道工業找我,他要單獨同我講話,我猶豫了一下,請了假,同他一起在重慶市解放碑周圍轉了近三個小時。當時,蔣忠泉講的內容,離我的認知太遙遠,我難以置信。擇要如下:

明 天,我就要離開重慶,昨晚我翻來覆去無法入睡,內心非常矛盾。這邊是我的姐姐,一娘所生,在我困難的時候她幫助過我;另一邊是我的好朋友,和我一樣是從監 獄裡出來的淪落人。如果我繼續為我的姐姐保密,不抖出她的真實身份,我相信,這個社會將不會有第二個人告訴你真相,沒人願意冒險保護你,你將繼續受騙上 當,很難避免二進宮(再次勞改)。家貞,十年坐牢把你的青春完全葬送在監獄裡,我實在不忍心看你再受牢獄之苦,決定找你,把這件事情和盤托出。

我要告訴你的是,蔣忠梅,我的姐姐,你的好朋友,她是重慶市公安局跑二排(探子、線人),從五十年代起。

在 公安局活捉蔣忠梅與重慶大學生崔道衛私通之後,為了保全面子,她作出了幫公安局當線人的選擇……蔣忠梅把同學王文英和她的男朋友鄭克,作為國民黨的潛伏特 務送上了斷頭臺——在重慶朝天門槍斃,兩人臨死都不清楚到底是被誰出賣的……蔣忠梅把一個香港女人弄進了監獄,還搞過一個女學生去勞改,姐姐為公安局效勞 有功,她的弟弟忠直和我因此沾光,都在公安系統裡安排了工作。我在重慶從偵察員到領導幹部,後來調去雅安當代理公安局局長。我們年青,官運亨通。

這 次我從苗溪茶場勞改釋放,回重慶探望姐姐,哥哥忠直專程從北京趕來,我倆一別十四年。我和忠直大吃一驚,受害人「女學生」也在這裡——姐姐不僅仍操舊業, 目標還是選定齊家貞!我倆要忠梅停止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遭她嚴詞拒絕。她說她是為國立功,為人民服務,是在做光榮的工作,「我還要繼續當無名英雄」……

五八年西藏救叛亂頭子判刑十五年

事實上,一九七二年九月我出獄的第二年,蔣忠梅再次到我家,她是我淘去泥沙留下真金的患難朋友,我極其珍惜她的友誼,把自己看做是蔣姐家的一員,對她無話不說。因此,蔣忠泉的奉告,對我無疑有救命之恩。

蔣 忠泉五八年被派去西藏平叛,當時才二十三歲,他放走了兩個「叛匪」頭子,解散了一個當地的勞教隊,因而獲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勞改十四年出獄。反 革命罪不僅葬送了忠泉的政治前程,而且他的黨員老婆被逼,揣著肚子裡的兒子,哭泣著拋棄丈夫愛黨而去。因為蔣忠泉過去在公安局工作,掌握了不少國家機密, 便將他與周恩來的機要秘書等共產黨內部高官關在一起。

蔣忠泉的地主母親等不到獄中兒子歸來,早已亡故;那個他坐牢之後才出生的兒子,兩、三歲就夭折了。蔣忠泉家破人亡,無家可歸。這次,他清放(清理釋放)回重慶,滿以為姐姐會收留自己。

想 不到,蔣忠梅竟以上戶口為由,逼迫被魔鬼戕害的人與魔鬼共舞,要弟弟與她一起為公安局「跑二排」!蔣忠梅認為蔣忠泉有做公安工作的經驗,人也聰明機智,加 上坐過監獄容易得到犯罪分子信任,跑二排對他是輕車熟道,經濟上有很好的進帳,不會成為她的包袱,政治上,也不會給她和女兒小梅帶來麻煩,一石二鳥,何樂 不為。

出獄後拒絕姐姐拉他為公安工作

蔣 忠梅「跑二排」獲利不少,樂此不疲,以為別人也會如此。殊不知,她弟弟蔣忠泉就不買帳!她帶忠泉去重慶市公安局一處拜見她的長官。忠泉穿上母親縫製的土布 衣服,揣著八分錢一包的「藍雁」牌廉價煙,不沾碰辦公室裡的高級供應品。在姐姐和上司軟硬兼施面前,蔣忠泉裝傻裝笨,說與世隔絕太久無法勝任,無論如何做 不來,他絕不就範。

後來,蔣忠泉告訴我,五七年以後,他感到徹底受騙上當。他說,今天的蔣忠泉絕不為共產黨做一件事情。這就是為甚麼派蔣忠泉去西藏平叛,他放走「叛匪」,解散勞教隊;哪怕姐姐不給他上重慶戶口為要挾,不改初衷的原因。公安局之行回家,弟姐之爭升級。

蔣 忠泉提醒蔣忠梅不要忘記,自己的母親被劃為地主,解放初被農民鬥得死去活來東躲西藏,文革時紅衛兵把大字報貼到床上、蚊帳上、米缸上,要把這個七十多歲的 孤老婆子逼回農村,逼上死路;你女兒小梅的爸爸被發配新疆剝奪自由服長期苦役,你的弟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整進監獄十四年,家破人亡。自己當了反革命家 屬,你還要助紂為虐。蔣忠泉罵他姐姐是「奸細」,他把高爾基的小說《奸細》,放在桌子上,刺激面前這個奸細。他還指責蔣忠梅靠整人吃飯,連齊家貞這樣的年 青學生也不手軟,簡直沒有人性。

蔣 忠梅惱羞成怒,拒絕給弟弟上戶口。那時候,戶口就是命根子,沒戶口,蔣忠泉就不能工作,就等於沒飯吃,既然不能昧良心跟姐姐走,他只得遠方「發財」——找 活路,離開重慶。走前,他去向我大弟興國告別,興國把身上的一件毛衣脫下來給了他;他還把自己心愛的德國蔡司相機一百元人民幣賤價賣掉做盤纏。蔣忠泉已經 窮得叮噹響。

二次勞改五年,出獄成為飲料專家

雨果說: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們像蝦子一樣永遠向著黑暗後退。這是在形容蔣忠梅。

蔣忠泉告訴我,雲南熱帶有一種鳥,經常撞死在迎面開來的汽車擋風玻璃上,因為它們誤認那是太陽。蔣忠泉說:「鳥類尚且追求光明,不惜一死,何況我們人類。」

蔣忠泉離開後,潛回過重慶一次,我安排他住在朋友家裡。朋友告訴我,蔣忠泉時時刻刻心驚膽戰,晚上睡覺有車開過有人走過,他都驚慌失措抬頭查看,他幾乎一夜未眠。

這 次離開前,蔣忠泉給了我一個地址,讓我牢記在心,然後撕毀。他說,今後你可以通過他瞭解到我的情況。那人住在成都郊區,是個農民。三年後,因為記掛蔣忠 泉,我去成都找到了這位農民,他告訴我蔣忠泉出事了,他被判刑五年,又進了勞改隊。詳情不清楚,只知道離開重慶後,他到處漂泊流浪,為了活命,使用一些在 公安局學到的手藝弄錢,這次,蔣忠泉是刑事犯。這五年,是他姐姐蔣忠梅的贈禮。

蔣 忠泉聰明過人,他興趣廣泛,熱愛文學。第一次勞改時,監獄裡甚麼書也沒有,他不知怎麼弄到了一本《唐詩三百首》,倒背如流。在重慶時,他把其中的大部份默 寫出來送我,一手好字,也為我寫過一些辭賦,遺憾這方面我是白丁,無法與他應和。他的象棋也下得極好,睡在床上下盲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可惜他的生命 尚未展開,二十三歲失去自由,一生顛沛流離,天賦才智全部浪費。

八 四年,蔣忠泉第二次勞改刑滿出獄。一位忠肝義膽的公安局老同事,一直在關注關心著他,這次,他為蔣忠泉提供食宿,專門給他一個房間,專門為他做飯洗衣,讓 蔣忠泉閉門自學生化學、釀造學等大學教材。於是,蔣忠泉自學成名,成為一個優秀的製酒、製飲料的專家,他的配方獲得過國家金獎,後來在武漢一家新建的飲料 廠擔任總工程師。

呼籲尋找消失在黑暗中的蔣忠泉

八五年暑假,我帶女兒劉欣去廣州探望父親的一個老朋友,回渝路上,我們在武漢停留兩天,去蔣忠泉的飲料廠看望了他。

蔣忠泉被監獄糟蹋了二十年,被冷酷無情的親姐姐趕出家門,在世上孤苦伶仃不斷流浪了許多年,這個二十三歲入獄英俊瀟灑的青年,現在五十剛出頭,看上去已經蒼老,無窮的艱辛與曲折,屈辱與挫敗,都刻在他滿臉皺紋的臉上,而且,頭已有可以察覺的顫抖。

我在電大黨政幹部班畢業後,曾有過不上班留在家裡自學中文和英文的念頭。可是,我不能養活欣兒和自己。蔣忠泉來信「君既有志,我願相助」,因為他是無償相助,我懷疑自己今生無能償還,就謝絕了。

我八七年出國前,聽人說蔣忠泉與甘孜一個檢察院退休女幹部結了婚,移民澳洲後,我與蔣忠泉完全失去聯繫。近年,我拜託過兩位朋友回國打聽他的消息,先找他哥哥,查煤炭部退休名冊,沒有蔣忠直,也許他已經不在人世。至此,風箏斷了線。蔣忠泉,你在哪裡?我得請求大家群策群力尋找蔣忠泉!

一個人品德中最可寶貴的是甚麼?是犧牲自我,為了他人;是不停地給予,不求回報;是堅守做人的操守,視名利如糞土;是歷經大災大難之後的真誠與善良。這就是蔣忠泉!

半個世紀過去,無情的歲月,可以衝淡我們的記憶,可以吹涼我們的熱情,可是我們無權忘記蔣忠泉,和他為藏人作出的奉獻,為漢人樹立的榜樣!

半 個世紀前,那兩個被蔣忠泉放走的「叛匪」頭子,那些被解散歸家或者出逃的勞教人員,所有的藏人漢人,無論是男是女,無論年輕還是已經老去甚至不在人世—— 應該有後代有親戚,無論你們今天是在達蘭薩拉,還是在大陸鄉土,還是在世界的其它角落,請記住這個為了他人的自由,無怨無悔交出自己的自由,為了他人享受 光明,一生一世與陽光隔絕,葬送在黑暗之中的蔣忠泉。
作者:齊家貞,原载: 開放

李进进:秘密关押违反国际法规范

今天全国人大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其中包括第73条的“秘密拘留”条款。新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就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在“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可不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这就是“秘密关押”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公安机关可以以涉嫌国家安全或恐怖活动为由不带任何条件的关押任何人。

秘密关押属于国际法规范中所禁止的任意关押范畴。《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禁止任意关押和逮捕:“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国际习惯法将禁止秘密关押看作是强行性规范范畴。国际习惯法是国际法渊源之一,包括国家间长期遵守的一致性的惯例和被各国认为有拘束力的规范。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Jus cogens 是国际体系认定和采纳的基本价值的体现,并不来源于国家的实践或习惯,也不取决于某个国家是否有保留或同意。根据强行法规范,任何国家都不得以任何理由任意羁押人,哪怕是在战争状态都不在例外。

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的关于任意拘押工作小组在受理有关任意关押的申诉时,都毫无疑议的将秘密关押认定为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所禁止的“任意逮捕、拘禁和放逐”的行为。 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国际人权组织曾就高智晟的秘密关押判定为任意拘押。艾未未的被关押也是这样一类别。最近,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属下的关于任意拘禁工作小组就周勇军案件作出了决定,认定中国中国政府秘密关押周勇军长达七个月是国际法上所反对的任意拘禁。(参见“关于任意拘禁工作小组”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2011年年度报告No. 29/2011 意见书)。

为什么秘密关押被国际法所禁止?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的政府会犯错误,或故意践踏人权。秘密关押一个人,不管有什么理由,都有可能是错误或为了某个目的任意为之。为了防止这种错误和任意,被关押的人有理由和权利获得家人和法律上的援助。秘密关押对人最大的危险就是掐断了被羁押人同家人和社会的联系,不让其获得该国既有的法律制度所提供的援助。这种做法就是法西斯。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对此,我们感到自豪和期待。中国的世纪也是世界的世纪。国际法的规范必须遵守。人权 必须得到保护。但是,在迈向这个中国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中国发生的一股逆流和倒退,这就是中国现行政府所实行的强权统治和践踏人权在法治建设上表现的大倒退。

让我们记住这一刻,将所有那些对秘密逮捕条款投赞成票的“人民代表”和参与制定此条款的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李进进,纵览中国


從“坐而言”到“起而行”: 雷震與《自由中國》

 
 
雷 震(1897-1979),字儆寰,生於浙江長興,學生時期即加入中華革命黨,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政治學系,主修行政法與憲法。1926年返國。曾任 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教育部總務司長,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6年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負責同各黨派(包括共產黨)和無黨派社會賢達聯 絡溝通。雷還是黨中央監察委員,並獲選為制憲國大代表,親身經歷了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制憲的全過程。 
 
1949 年底﹐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後,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時在赴美國途中的胡適應邀為刊物擬定了四條辦刊宗旨,並擔任名義上的“發行人”,雷震 任社長,毛子水任編輯部總編輯。編委包括毛子水、王聿修、申思聰、李中直、杭立武、金承藝、胡適、夏道平、殷海光、許冠三、崔書琴、張佛泉、黃中、雷震、 戴杜衡、瞿荊洲和羅鴻詔等人,為自由派學人的一時之選。刊物由雷震負責實際運作,主旨在傳播民主自由,未幾,即成為銷量最廣的政論雜志。
 
開 初一年余,被稱為‘各黨各派之友’的雷震由於在政府內外的廣泛人脈,故當局與《自由中國》基本上相安無事。但是,自1951年6月,因刊出夏道平執筆的社 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員貪污枉法情事加以抨擊,雜志開始遭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該期出刊第三天, 情治人員就闖入雜志社,逮捕一編輯,並留下三名特務予以監視。雷震遂與多位黨政要員商討,他們建議再發一篇社論加以平衡,雜志便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 為題又發了一篇社論,其觀點基本又退回到金融管制的原點。但這時遠在美國的胡適見到這兩期刊物後,大為不滿。1951年8月11日,他致函雷震:“……論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以說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忽然來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 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逼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表示我一百分贊成‘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 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雷震本來就憤懣在心,胡適的來信正好成反擊的利劍,他將信的全文刊發在《自由中國》上。這再度引起了情治單位的不 滿。自此事件開始,《自由中國》於當局的關系開始連鎖演變,一發而不可收了。
 
接踵而來的,是執政黨對教育 界控制與反控制的沖突。當年在台灣,當局不僅在校園內散發黨部宣傳讀物,還要求每個學生背誦“三民主義讀本”、“總理遺訓”、“總統訓詞”,其強制灌輸的 “黨化教育”激起反彈,學生、家長無不怨聲載道。1954年5月底,三位家長投書《自由中國》,對“黨化教育”嚴重干擾學校的正常教育,提出激烈批評:
 
  “……真正的課業,反而丟在一旁……我們的教育應該是自由的教育,而不是任何一黨包辦的黨化教育……全省的公立學校,都是用納稅人的錢來辦的。教育當局和救國團不可借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自由中國》,1954年第11卷第12期)
 
此舉終於令當局勃然大怒。1954年12月,蔣介石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下令開除雷震的黨籍。“骨鯁之臣”終於與當局分道揚鑣了。
 
此 後,《自由中國》的言論節節升高,不僅於1956年10月,傾力推出了由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王世傑、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組 成的對蔣介石的“祝壽專號”,忠言直諫,反對蔣氏三連任總統的違憲意圖,勸告蔣介石盡快結束獨裁專制,逐步實施憲政民主。如此祝壽,撼動人心,酣暢淋離, 連銷九版,一時洛陽紙貴,造成政界學界轟動。自然,緊隨而來的,就是當局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圍剿了。
 
(二)
 
從1957年7月開始,《自由中國》連續8個月推出「今日之問題」的15篇社論系列,全面檢討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從政治到經濟的各方面問題與症結,並在最後直達問題的總關鍵——反對黨問題。
 
“反 對黨問題”的出刊表明,雷震不僅透過《自由中國》發揮知識分子的言責﹐更企望以行動結合台灣的本土精英,他計劃於1960年准備籌組一個反對黨——「中國 民主黨」,以組黨的實踐活動召喚政黨政治。於是,雷震從“坐而言”走向了“起而行”。這一行動,終於徹底開罪了當局。
 
1960年9月4日,國民黨當局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的罪名起訴雷震,並處以十年徒刑,此即轟動一時的「雷震案」。《自由中國》編輯傅正、經理馬之肅、會計劉子英等一同被捕。
 
其 時遠在美國的胡適,驚聞雷震被捕,痛心疾首,立即在九月四號當天,向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發出電文,指責國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專電曰:「台北 外交部請轉陳兼院長辭修兄:九00號電敬悉。今晨此間新聞廣播雷震等被逮捕之消息,且明說雷是主持反對黨運動的人,鄙意政府此舉甚不明智,其不良影響所及 可預言者,一則國內外輿論必認為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二則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國雜志當然停刊,政府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 三則在西方人士心目中,批評政府與謀成立反對黨皆與叛亂罪名絕對無關,雷儆寰愛反共,適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亂罪名,恐將貽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 有專電所謂遵循法律途徑一語,即將此案交司法審判,一切偵審及審判皆予公開」。
 
在台灣,由於雷震的被捕,《自由中國》實際上已無法再辦下去了。《自由中國》半月刊總共存活了10年9個月又10天,前後共出刊260期。而出刊這10年,正好橫跨上世紀整整一個五十年代,這也是國民黨自大陸退守台灣後,在政治上風聲鶴唳、危機四伏的最初10年。
 
1960 年10月22日,胡適曾對記者表示:外傳《自由中國》的編委們有意請他擔任發行人主持復刊,他從未接過相關信函,也無人和他談過此事(《胡適先生年譜初稿 長編》,3343頁)。不過,胡適先生又說:“一種雜志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停刊,也不失為光榮的下場……”唐德剛說,雷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30 歲。1961年陰歷5月26日雷震65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裡的詩(桂源鋪)贈予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 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的1962年2月24日,胡適就因心髒病而去世了。
 
對台灣民主憲政 發展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前啟後的人物。直至上世紀80年代,台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對 台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系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10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 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錢永祥語)
 
回望台灣政治的風雨之路,《自由中國》所傳播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經結成“正果”。
 
宏 觀而言,台灣的民主之路,民間的政治力量,有兩條基本的成長線索:“辦刊議政”與“參選組黨”。一條側重理念,另一條側重實踐。一條走菁英化路線,以自由 主義知識分子為主;另一條則是走草根路線,以有志實際從政者為主。不過,二者都對志同道合者的起了精神和組織凝聚的作用,一為理念的凝聚,一為人員的凝 聚。雷震,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可謂一身而二任。他先是辦《自由中國》,發揮言責;1960年,又以行動籌組反對黨,以實力制衡。也就是說,中國士大夫的 “立功、立言”他都在身體力行。最後,雷震身系囹圄,以自己忠於良知的堅毅信念和道義形象,升華到了“立德”的境界。
 
七十年代初,雷震先生出獄後,自購墓地,除預留其夫婦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就是專為安葬亡兒、移葬早逝的《自由中國》社同仁羅鴻詔、殷海光而建。墓園被命名為“自由墓園”。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享年83歲。而早在1977年,時年81歲的雷震,就已自題碑文為:
 
  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
  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雷震先生之墓
  生於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五日
  歿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
 
  殷海光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去世,雷震也把他安頓在“自由墓園”。 殷海光的墓碑是由雷震親筆題寫的: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
  雷震敬題一九七七年四月
        時年八十一歲
 
《自由中國》的英魂,棲息在“自由墓園”中,應是得其所哉了。
 
作者:陈奎德,纵览中国

中国农民工将彻底谢幕?

中国目前有2.5农民工。其中1.3亿在城乡之间漂泊,宛如候鸟。

   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每年仍有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涌进城市寻梦。

    在全国人大中,他们的代表有三个。平均每个人背后站着8000万直接利益关联人。

     今年两会,这三个代表将带着极度疲惫和殷切期盼从中国最高政治舞台上谢幕。

    这份孤单和沉重表明,农民工这个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群体是名副其实的二等公民——从政治地位、到工资福利再到社会保障。

     而阻碍他们成为城市新市民的主要障碍户籍壁垒。

     目前,这道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城乡天堑,有望获得实质性突破。

    3月10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举行“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案办理协商会,会上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透露,《居住证管理办法》已经形成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今年将报国务院审定。年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积极推行居住证制度,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社会保险、考驾照、办理住房手续等功能纳入其中。下一步要发挥居住证对流动人口实际状况的记载功能,为其有序落户城镇提供阶梯。国家层面将在适当的时候出台法规,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并更多地着眼于为流动人口服务,而不是管理。

    这些政策的出台,不仅事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经济发展的现实呼声。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了基于2043位农民工调查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农民工就业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短工化”趋势,也就是水平化的高流动状态。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然而,旧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与新生代农民工全新的社会—阶级特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结构性的矛盾,频发的劳工群体性事件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快速的工作流动也体现出农民工在当前条件下被迫做出的策略性选择。从调查来看,超过60%的农民工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选择主动辞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显著高。从企业层面来看,现实当中用工单位为了降低人力成本,榨取劳动者黄金年龄段,偏好具有弹性的短期雇佣,是导致农民工“短工化”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关的一个制度因素则是2008年年初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务派遣制广泛推行的影响。

    “短工化”意味着农民工的工作极不稳定、处于快速变动的状态,这对于个人、企业或者社会整体而言均带来十分不利的后果。首先,“短工化”令员工与企业之间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关系,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以维护自身权益,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和人身权利难以保障,造成劳动纠纷激增、各类“野猫式罢工行为”频发,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其次,过于频繁的工作流动无法促进技术养成,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了企业培训投资,熟练蓝领技术工人需求难以满足,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第三,“短工化”的就业状态下,劳动者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缺乏积累和延续性,机会空间锁闭,难以形成向上流动的稳定预期,对劳动关系和谐与社会公正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企业运营成本快速上升的今天,这场痛苦的博弈必然造成劳资双输,成为产业结构调整、整体升级的巨大隐患。

   因此,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推进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建设,还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已成当务之急。而改革户籍制度又是关键前提。

   调查显示超8成新生代进城务工者不希望被称为“农民工”。但改掉这个含有歧视性的称谓很容易,而要逐步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设计,建立进城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包括户籍、教育、医疗、社保等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指出的是,农民工无序进城与城乡差距加剧,以及城市化进程中中小城镇发展滞后密切相关。因此放开农民工进入大中城市的户籍限制必须与加大对农村的投入、重新对城市化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息息相关。

   不然,未来会有相当一批不叫农民工的人很难成为大城市的新市民,又失去了土地对其生存的根本保障,从企业的短工沦为货真价实的流民。

作者:石述思,原载: 作者博客

青海又發生藏族僧人自焚事件


藏區
3月份是中國西部藏區的「敏感月」。
設在倫敦的自由西藏組織說,中國西部藏區星期三(14日)又有一名藏族僧人為抗議中國宗教和文化壓迫而自焚。
自由西藏說,在青海省同仁縣發生的這起自焚事件中,30多歲的藏僧加央華旦點燃了身上的火,據信他仍然活著並被送進醫院。
其他藏僧後來把他從醫院帶回寺廟,因為擔心他會被中國當局逮捕。
自由西藏組織說,大約500名藏僧和藏人在同仁縣廣場聚集,有些示威者舉著達賴喇嘛的照片,抗議中國對西藏的統治。
一些來自其它縣的藏人和藏僧也趕往同仁縣,希望加入示威行動,表示對加央華旦的支持,但是受到便衣警察的阻攔。
中國總理溫家寶星期三在北京舉行的中外記者會上談到藏人自焚事件時說,這種行為是「極端的,傷害了社會和諧」。
3月份是中國西部藏區的「敏感月」。
1959年3月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出逃,流亡印度。
2008年3月西藏首府拉薩發生重大騷亂。
從去年3月到現在的一年時間中,20多名藏族僧侶尼姑和藏民點火自焚,其中近20人死亡。BBC

外國交換生 屢遭接待家庭性侵



國家廣播公司(NBC)調查發現,被國務院標榜為美國外交政策一環的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多年來已有幾十名外國高中學生在美國接待家庭遭到強暴、性侵或騷擾。
其中一起最令人髮指的案例,是至少有四名外國交換學生,在兩年內連續遭到阿肯色州同一位接待家長性侵,甚至在第一位被害人向當局反映後,仍無法制止。來自德國的16歲被害學生赫本(Christopher Herbon)說:「對方性侵時聲稱,這是美國文化,我應該要習慣。」
每年有逾2萬5000名來自全球各地的青少年,赴美參加這項國務院監督的計畫,雖然學生遭性侵案件仍屬罕見,但NBC調查發現,該制度有兩項重大缺失。
一是缺乏完善的監督機制,讓性侵犯在這種交換學生計畫裡有機可乘。此外,有證據顯示,學生遭到性侵被送回母國時,甚少或根本未受到交換學生機構或國務院的協助。
目前全美有逾80個機構在繳費申請後,即可獲得國務院批准為「指定贊助機構」。這些機構可安排交換學生至接待家庭居住一學年,每個機構都必須遵守保護學生免受傷害的相關規定。
雖然接待家庭不會得到任何報酬,但交換學長的家長必須為子女海外求學繳付1萬元以上費用。國稅局(IRS)的資料顯示,最大的交換學生機構,每年平均可拿到700萬元。這些機構安排的交換學生愈多,營收就愈多。不過,批評者指出,這種以牟利為主的計畫,已創造一個遭濫用的環境。
代表赫本和其他三位被害人的律師查爾金(Irwin Zalkin)表示:「這些贊助機構從每位交換學生賺進不少錢,獲利驚人,而他們都希望把學生送至一些未經適當篩檢的家庭。因此,遲早會出事。」
來自比利時的18歲學生梅爾(Guillaume Le Mayeur)2003年8月以1萬200元代價,被「教育資源發展信託」(ERDT)安排至阿肯色州郊區一戶家庭,並由34歲男子麥耶(Doyle Meyer)擔任接待家長。
梅爾在一次旅行遭麥耶性侵後,欲向ERDT投訴時,卻先被麥耶檢舉他曾吸食大麻,而被遣送回比利時。梅爾回國後繼續控訴,才讓此事東窗事發。
當局又查出麥耶在2004年秋天開始擔任赫本的接待家長後,又陸續性侵多位交換學生。而且ERDT協調員在知情後未向警方報案。麥耶在2005年5月被捕後已認罪,並在服刑。而ERDT也在2010年以巨額賠償金與四名被害人達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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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解讀溫家寶中外記者會問答


中國總理溫家寶
這是溫家寶擔任總理期間的最後一次中外記者會。
中國總理溫家寶周三(14日)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接受中外記者提問,涉及很多外界關注的話題,包括「文革」重新發生的危險,以及公開批評被稱為「新左派實驗室」的重慶市現政府。
著名社會學學者、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採訪時說,這是溫家寶近幾年關於中國政改和社會問題的講話中最具體、最誠懇的一次,其中的內容信息值得多層次地解讀。
溫家寶在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關於中國政改的提問時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承認文革回潮的危險

中國大陸人現在已經不那麼經常地提起文革,尤其是中國政府,多年來更是盡可能地迴避提及文革,而溫家寶總理這次的講話,是近幾屆中國政府最高層領導人首次公開承認,中國社會確實存在可怕的、潛在的文革回潮危險。
丁學良教授認為,中國社會因貪污腐敗、貧富不均和官員專權等導致的民怨和社會衝突越來越尖銳,在有識者呼籲用加大多元政治民主化和自下而上的制衡來應對社會矛盾的同時,也有人認為,只有用毛澤東的治國路線才能解決目前的社會衝突。
在學者們越來越擔心中國社會出現用文革式的心態、手段和政策來對付社會矛盾的可能性之際,溫家寶的答記者問則證實了一些中共高層領導人也看到了這一威脅。

警惕左派更左的建議

而溫家寶在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出的關於重慶市前副市長王立軍事件問題時的態度,就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是顯示了中國高層權力之爭白熱化、毛派和左派失敗的象徵。
丁學良教授不贊同這種解讀,他認為儘管出現了王立軍事件,儘管溫家寶現在批評薄熙來領導的重慶市現政府,但並不能說明試圖用文革方式來解決當今社會矛盾的毛派和左派已經完全失敗,這只能說是對他們的一次重大打擊。
他說,王立軍事件暴露了重慶市的真實情況,而且說明「新左派實驗室」的重慶模式不僅在全國無法推廣,就是在重慶實行,產生的後果也很可怕,因為連掌管重慶所有警察和公安權力的最高長官王立軍都因此被逼上主動的、自殺性的極端道路。
丁學良教授在較高評價溫家寶總理周三的這次答記者問的同時警告,要警惕左派們提出用更左的政策手段解決中國社會矛盾衝突的可能性,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只會把中國引向絕路。BBC

俄羅斯总统太太與知己一起幹了些什麽?


《明鏡月刊》孫越


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的太太,還有一個基金會事業上的知己崔琴科(Константин Чуйченко),後者和小梅太太同是俄羅斯“社會財政援助自然災害、工傷事故和軍事行動受害者醫學慈善基金會”的持有人,暫且按下不表。該基金會註冊於2004年11月,註冊地址是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蘇哈列夫斯基廣場3號樓,這個基金會沒有一分錢註冊資金。該基金會註冊8年以來,從未公佈過其救援行動的計劃,調查部門更無法查到他們任何人道主義的慈善義舉。於是,人們不得不懷疑他們的初衷,是否籍慈善斂財,更有好事者按圖索驥,按照註冊地址登門探訪,結果卻是,查無此會。有人懷疑,此會已經註銷,其實不然,直到2009年它仍在運行中,衹是來無影去無蹤罷了。告訴您一個秘密,千萬別隨便相信俄羅斯的什麼什麼基金會,它們都是為了洗錢和逃稅而成立的,只為障人眼目,毫無真誠可言。



小梅太太基金會事業上的知己崔琴科也是小梅的同窗好友

再說崔琴科何許人也?他就是小梅法律系的同班同學(又是個同窗好友!),目前的正式職務是總統辦公廳監察局局長。小梅的另外一個同學瑪琳娜說,崔琴科和小梅是大學法律系最鐵的哥們,他們甚至連個性都很像。崔琴科大學畢業之後報名參加了蘇聯情報機構克格勃,不過他很快就脫掉軍服下海經商了。

崔琴科的公司於1991年9月10日在莫斯科註冊,創業時期的業務是引入德國資金,後來他搖身一變,當上了商業律師,以處理股份制糾紛為生意項目。小梅殺回莫斯科政壇之後,他也雞犬昇天,被提拔進入了天然氣工業公司的管理層,之後進入克里姆林宮任職。截止2008年,崔琴科被認為是克里姆林宮最富有的官員,公開資產竟達3億7000萬盧布(折合約1200萬美元),俄羅斯媒體稱,這是個大大縮水之後的數字,絕對不真實。崔琴科的老婆和岳母也不含糊,她們充分利用崔老闆的上層關係,從1996年至2005年大做起了俄羅斯富豪的生意——為他們提供豪華的休養和度假服務。她們僅為新貴們提供加納利群島度假的一個項目,就已經賺瘋了。崔琴科的大姨子也是俄羅斯商場的女中豪傑,她現在是莫斯科一家最大的資源礦產公司的老闆,公司坐擁600多億美元資產,可謂實力雄厚。通過她的公司,俄羅斯的石油、金屬和糧食源源不斷地流向世界。她還在2010年參與抑制俄羅斯糧食出口,迫使小麥的國際價格迅速攀昇。

    小梅和同窗一起掙錢一起寫書

話說1990年,在這個風雨欲來的年份,年僅25歲的小梅對財富充滿了渴望。那時,他也像很多蘇聯公民一樣,註冊登記了一個名叫“天王星”的小買賣,主營“民用商品”。這在當時非常流行。據說,註冊這樣的小買賣特別方便,而且不需要固定的攤位或者門臉,只需拎包去指定的市場販賣商品就是,只需當天收攤時向管理部門繳納固定的微薄稅收即可。不知道小梅當時是不是註冊的這樣的小買賣,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兩個合夥人都是他大學時代的同窗,一位是伊凡諾夫(Антон Иванов),一位就是上面提及的葉里謝耶夫,後來他們三人還成立了一家咨詢公司。最終,伊凡諾夫一路走過天然氣傳媒公司等大機構,現在是俄羅斯高等仲裁法院院長。

還有件事也不得不提,那就是小梅不僅和自己這兩位同窗一起掙過錢,還一起寫過書,就是後來出版的《民事法》(三部)。參加著書立說的還有一位小梅大學法律系的同事克羅托夫(Михаил Кротов),他1992年曾和小梅的老師,現在國立聖彼得堡大學校長克洛巴切夫(Никола й Кропачев)合作經商,在普京領導的外貿局共同註冊了羅什公司,他們在一家名叫“大鋼琴”的莫斯科賭場賺了大錢,又在聖彼得堡註冊了一家專門給政治家和寡頭提供服務的VIP公司,名為“塔里昂”。1995年3月,克羅托夫又獲得了“波羅的海輪船公司”的股份,他本人也躋身這家公司的領導層。很快他便在董事會上提出了為輪船公司提供數百萬盧布的租船抵押信貸計劃,卻遭到該公司董事會主席魯申斯基(Иван  Лущинский)的反對。當年10月的一天,魯申斯基在自家門口被不明槍手打爆了頭,洛巴切夫隨即坐上了董事長的寶座,緊接著信貸合同就簽字生效。一年後,彼得堡仲裁法院宣判“波羅的海輪船公司”破產——原先200多條船的大公司,破產的時候就可憐巴巴地剩下9條船了。現在,克羅托夫出任了立憲法院院長,聖彼得堡更沒人人追究魯申斯基的案子了。
(《明鏡月刊》第18期)


周志兴、吴长生:“两会”过后看中国走势(下)


  主持人:3月5号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说,GDP增长7.5%,CPI涨幅控制在4%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这些数字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解读。观察人士分析,政府主动调低经济增长目标,速度降了要求更高了,去年环球网第一话题设问能否容忍经济增速放缓,多数网友肯定,GDP发展太快剥夺了大家的幸福感,但是是不是意味着速度下降大家更有幸福感?

  吴长生:一个是中国自己经济三十多年发展,到现在得看看还有没有力量继续这个速度走下去,得量力。还有横着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大环境允许不允许我再以这个速度来发展。权衡之后,从2008年开始,到2011年,4年都是8%左右,这次降到7.5%,在充分考虑了国内国际的外部条件的情况下,主动把它降下来,这是一个弱化GDP至上的、从中央来讲弱化GDP至上的实际表现。当然一下子都不提这不可能,说不要GDP挂帅,变成说GDP就有罪也不行。它毕竟是经济的重要指标。但是弱化它突出另外的东西是效率增长的好事。这个评价是对的,要求更高了,高在哪儿?GDP能下降,但是质量不能下降。所以对各级政府来讲,应该说是压力很大。因为GDP增长很容易,为什么很多高能耗、高消耗、高污染行业压不住呢?因为上一个之后GDP上得很快,但是效率可能很低、污染很高。所以压GDP、来增加提高经济质量这方面的要求,确实是对各级管事的、从政的人是高要求,但是能不能做到?我觉得恐怕还是有一个严格问题,目前领导体制、干部选拔体制、政治体制如果没有同步的推进,可能落实起来很困难。

  但是这次我注意到,去年讲到好多省让居民收入幅度要高于GDP增长,今年没强调这一点。也不知道去年跑过了没有。我们做网上调查的时候,好多人投票说没有超过。没有超过就是相关政府做的承诺要先检查为什么没有做到。这就是倒逼的问题,光GDP上去了,收入增加没有跟上,肯定幸福感没有。那么GDP降下来了,质量没有上去,老百姓收入水平也跟着又下降的话,肯定不可能幸福感上升。

  所以我觉得关键还在于真正的,调降的一面光看到了,另外还要看调升的地方,需要调升的质量、转变生产方式,还有老百姓的实惠,能不能上去,能上去的话幸福感自然上升,如果没有上去光把8%改成7.5%,名义上讲不是GDP挂帅,该上的没上去,老百姓不可能认帐。

  主持人:提到幸福感很多人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房价,进入2012年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房价这一轮调控差不多了,想买房子今年应该考虑出手,但是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也说民众认为房价越调越高,房价远未回到合理价位,调控不能放松,二位如何看待?

  周志兴:房价问题有很多专业人士在说,我们属于非专业人士,说这个东西肯定说出来会让任志强他们笑话我们,我们和房地产商有一些交流,他们也叫苦不堪,他们觉得房价要跌,就不卖房子,他们卖几套房子够我活一阵就活一阵。很多很大的房地产商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维持得下去?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下半年房价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我们问过一些房地产商,他们说现在买房子时机最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和整个体制还是有关系,我们的体制在房地产项目上,也不是用市场调节的办法,用行政命令办法调节,还是有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会用这种方式,每个人买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就会怎么样。

  因为现在我们的房地产和很多问题是勾连的,包括和GDP、财政收入。有些城市财政收入很多是靠房地产推动的。有的城市财政收入卖地占50%、甚至60%、70%。如果房地产按这种方式做下去,政府的财政收入怎么样维持?又成了新的问题。

  我知道最近总理委托国务院参事室的领导召开过几次关于房地产的讨论会,请一些专家和房地产商。他们都对现在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意见。我自己不是很乐观地说我认为政府这一轮关于房价的调整,作为一个局外人看,我认为是不会成功的。当然这可能过于悲观了。

  主持人:问一个外交方面的热点问题,当前中国在南海东海和东南亚、日本有了摩擦。今年两会上罗少将建议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该设立南海特别行政区显示南海主权,这种声音在网上引起重视,如何看待这种诉求?

  吴长生:这是一个积累的必然,周边一些国家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提出一些要求,肯定老百姓接受不了,凭什么啊,原来没说是你的,现在都说是你们的,而且还在行动,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实际上他们开发力度非常大,甚至公开在国际社会上,实际上他们早就做了,吸引一些外国公司去做。

  中国需要一个整体制度考虑海洋,陆路上的已经多数划完了,海洋国土怎么来维护主权?确实需要一个很好的平衡。但是这是比较复杂和敏感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还经常提要珍惜发展大环境,和平的大环境、实现国家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又好又快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不能够做出让国人痛心的一些事。所以很复杂。

  但是就个人来讲,确实应该有所动作。至于这个动作得多大?不是说不重视这个问题,恐怕要区别处理。比如说东海问题和南海问题,都不太一样,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也是有差别的。日本和咱们有过侵略和反侵略的恩怨,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表现得更强硬一些、更实际一点。可能除了日本本身和美国会有一些,包括美国也有限,其他国家真正想站在日本方面和中国作对,我觉得不会太多。

  但是南海不太一样,南海都是历史上的友好国家,周边国家又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大国有一种莫名其妙但是又可理解的心理。因为过去和中国没发生过战争,都是被欺负的,甚至历史上一些国家是我们的朝奉国家,有一种从属关系。历史我们承认它,但是我们不会沿用这个和你怎么怎么样,但是他有一种心理,他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这种情况下容易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之所以我们长期对他们容忍程度比较高,是对他们更容易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所以我们慎之又慎,有一条我很同意,是加强海检,宣誓主权,这个院子圈起来,这是我的,我可以十年不进去,而不是我连进都不能进去了。他进来我把他扔出去,这时候要考虑方式。但是进都不进去,恐怕就不合适了。

  我们的既定方针没有大的改变,但是要有一些实际动作,不光是感觉到我们在说硬话,而要有一些实际动作。至少会给旁观者一种警示。他已经进去了,你也可以合伙跟着一块在里面想干什么干什么。不恰当的比喻是和小产权房有相似的地方,国家明令禁止,现在在治理。至少让继续搞的人有所顾虑,核心就是一句话,不受法律保证。至于我怎么做那是我的事情,但是我对他采取动作是合理合法。你们做过分了,我采取任何动作,在自己家里都有法理依据。

  但是具体如何做,需要专业人员了。比如设立之后,必须得有治所,是不是在那几个岛上设立治所,怎么设立?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治所设几个人?是不是派兵,供应怎么解决。

  要科学、可行,光理想不行。能不能做到?能不能持续地做到?

  主持人:两会上江苏代表团31名代表呼吁国家制定否定南京大屠杀罪,这个建议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周志兴:我不赞成这样的提案,我认为这个提案是不恰当的。这其实是针对目前南京代表团到日本去,日本方面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受到这个影响做的提案。

  首先日本人的屠杀不仅仅局限在南京,那否定其他地方的暴行就可以了吗?

  再一个方面,还是一个言论问题。制定这个罪以后,是不是日本人进来以后,说否定南京大屠杀就判刑?驱逐出境?这些东西也实现不了,所以还是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事。不能简单地说制定一个罪名,谁要违反了就判刑。这个东西也做不到。

  而且这样的东西能够成为一个罪行来入刑法的话,那类似的东西太多了,根本做不过来。

  吴长生:心情可以理解,确实在中日战争中中国死亡三千五六百万。南京因为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再一个集中屠杀、在一段时间内杀人如麻,所以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要像周先生讲的,最后能不能实行?如果制定一个实行起来有很多技术性问题解决不了,等于白制定。我觉得还可以考虑另外的方式对这种言行进行谴责、形成压力,使这种言论没有市场,甚至受到道德层面的压力。

  我估计依据就是欧洲一些国家制定否定纳粹屠杀的罪,前几年曾经有一个人出书,否定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而因此获刑,但是这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心情可以理解,实际上应该从可行性上考虑,成为法律了要考虑科学性和可行性。

  主持人:据初步统计本次两会人大代表议案共489件,政协委员提案达到了6069件,这些提案里有一些比较雷人的提案,比如说从小学到高中从12年改为9年,另外有人建议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转让二胎指标等,两位老师如何看待?有评论说不管这些提案议案靠谱不靠谱,始终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只有代表敢说话了社会才会更加进步。

  周志兴:我也注意到政协委员提案非常多,六千多件,我看环球网有一个统计,民生问题占了三分之一,经济问题占了一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关于现在存在的贫富差别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这个提案也没有单独列出来,也不知道有多少。有一些提案让网民讲是雷人提案,还有人更加贬低地说脑残的提案,我觉得有些提案确实不应该提出。当然一个方面来说,这些代表和委员能够把自己想的东西提出来,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但是社会进步不光说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说出来要说得有科学性、可行性。而不是找一个比较吸引人眼球的东西,把提案提出来,让大家都来讨论一番,根本实现不了。这是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说到提案我有一些想法,比如我认为每年不但要在开会之前和开会之中要说出来一共提了多少提案,哪些委员提了什么提案。而在每年两会当中应该有一个通报,提案落实到什么程度,哪些提案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应该把哪些委员提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提案,这些委员以后会考虑用什么方式提案。

  因为现在代表和委员产生的方式和实选的国家产生的不一样,所以老百姓对他们的监督会差一些。要解决这个问题两会管理部门,包括互联网网络部门应该有一些更科学的办法,提高代表和委员提案质量。现在来看代表和委员提案质量不是很高。

  吴长生:这实际上涉及到选举制度、代表委员产生的办法、进一步改革和推进的问题。因为五千多人,不管政协委员是协商产生的,代表是选出来的。但是都是作为民意代表,十三亿人,选民没有那么多,这十亿人如何监督代表?平时也有监督,但是更集中的监督在两会期间,看能不能代表所应该代表的选民,说得充足一点就是选民,协调的领域、产业、利益群体,能不能讲出有质量的话、提出有质量的意见,而不是只是为了出位、当明星。


  所以我觉得网民关注是一种进步,但是他关注说明他在审视这些委员是不是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这个角度讲是有进步。有一些东西明显地是,有些东西提出得比较大胆,甚至和现行的法律、要求过了,出位比较敏感。这个和出的让人觉得意外的是两回事。这个敢言和这个敢言不是一回事。

  我们更提倡前一种那方面宽容度更高。而博眼球式的东西,真正的网上舆论,通过其他渠道,刚才周老师说的监督的反馈渠道,最后让委员,也是倒逼委员来做得更好。选举上大家就选举更有参政议政资质的人去。这也是一种民众推动民主进步的途径。

  周志兴:因为现在的选举制度和代表委员产生的办法,使得参加会议的这些,有资格提案的不用考虑身后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东西就可以了。这才产生不切合实际的提案。

  主持人:今天有位学者在环球时报撰文,说应该公示两会提案。

  吴长生:每年有一个提案报告,办理了哪些、哪些还在办理中。是向代表委员交代的。应该把这些东西比较详细地公布出来,什么人提出了哪些提案,这些提案有价值,办理情况怎么样,对哪些具体问题促进解决,不是具体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有参考、提供了改进力量。还有哪些是根本没有立案,或者确实没有实质性意义。这样就有一个监督的先决条件,否则光笼统地说,那是对代表委员的一个交代,而不是对民众的交代。

  主持人:今年两会热点还是挺多的。对今年两会热点,两位老师各有什么样的评价?

  周志兴:我对今年两会的印象,一个我是觉得我们的代表委员尽管离我们的期望值还有一些距离,但是他们在敢于表达上有了进步。

  第二我认为今年网络亮点是网络、特别是微博和两会互动,有了特别大的进步。这也是今年两会的亮点。

  第三今年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他有很多亮点。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敷衍地用三个小时回答了大家的问题,尽管从很多人观点看,有的讲话、有的回答还是大而化之的,但是仔细品味的话,里面还是有很多意义。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用这样的话语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进步。

  当然今年两会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把发展速度降下来,我们强调民生问题,我们强调要深化改革,都是我们这次会议值得关注的东西。

  吴长生:因为本身今年的会不像前两次,换届这个肯定热点很多,2008年换届,2009年赶上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接着就是十一五,从没开会就会预料到主题性热点。这次是最后一次,经济上没有那种像前两年的非常、特别严峻的突发形势,也没有五年规划,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人为炒作出什么特别突出的热点。这次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没有更多的,像前两年房价成为大家揪住不放的话题,或者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一个导火索,有几个政协委员开始否认了一下,结果网上群起而攻之。没有那些东西,是一个很平和、务实的一次会。当然GDP增速下调为7.5%,是这几年来主动提出下调,反应了我们实事求是、审时度势,最后做出标准性的动作。

  这一方面是务实特点更鲜明。没有突出的热点就是这次会议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这样希望我们今年工作真正能够按照这次两会实实在在推进下去。而不要再出现好多激动人心的、吸引人眼球的热点,最后非常绚丽、让大家看半天也没有实际的东西。

  主持人:这次两会有一个特点,坦诚说话、敢说话、说真话的代表委员多了,甚至会出现互相辩论的情况,尽管有不同声音,应该说是一种可喜的进步。因为无论是民生问题还是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社会利益和权力再分配,其中很重要一点是建立和增加官民互动渠道,在沟通中增加互信和共识。

  周志兴:我认为这次会议,刚才我讲了有一个特点,尽管代表和委员离我们要求还有一些距离,但是还有一些进步,比如刚才你讲到代表和委员争论,是两个职位比较高的人讲话,还有原中纪委的代表讲到公务员数量增加,退下来的官员这么敢与表达还没有这么多。目前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转型期里到底往哪方面走?大家都觉得我们要改革,不管哪种思想的人,我们说自由化思想、相对左观点的人也好,他们都认为要改变、要改革,但是走哪条路径上有很多争议、有很多争论,甚至激烈到很难坐到一起,这是一种简单概括,是左右两种思想的争论。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有的说要走新民主义道路、有的说要回到儒教的道路,甚至有的说要回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这是一种分歧。

  还有一种分歧是朝野的分歧,官员和老百姓有很多分歧。左右分歧和朝野分歧是交织在一起的。要有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一起讲话。

  有人问我最起码的共识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彼此认真听对方讲话、理解对方的意思。我跟各种思想的人都有接触,我认为他们内核一致,无非是表达方式、站的角度不太一样。取得共识并不一定是千篇一律的思想,而是互相理解、从互相不同观点当中能够找到、能够共同处理一些事情的办法,这是最重要的。

  相对来说朝野共识更重要,官员和老百姓之间,老百姓不了解官员的操作模式,官员有时候认为老百姓不了解情况,所以他们之间有很多隔阂,如果有很多通畅渠道把老百姓意见反应到官方,官方经常听取老百姓意见。对以后社会取得更加和谐的状态,是非常有好处的。

  刚才讲到幸福感的问题,前几天讲幸福的时候我说群众是分层次的,什么样的群众觉得有幸福感,有的人觉得有房子住、有车坐、吃得好是幸福。还有一些人觉得不但要有这些还要有表达的自由、有参与社会公众事物的自由。这是幸福。

  要理解不同层次群众的不同需求,这样才能真正地把老百姓的声音停下来,才能取得和谐社会的愿景。

  吴长生:这个应该加强沟通。恐怕也是一个老话题。最近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其中技术背景很重要,就是互联网,现在好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过去老发愁解决不了,现在有了网络之后,博客、微博也好,下一步也有预测不到的东西,其中最关键的是一个信息沟通、流畅,而且不是单向的,沟通嘛,得是双向的。从这一个意义来讲,两会听取民意是很重要的,一年一度,集中听取民意,获得双向沟通,平时是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网络来了解民意、进行沟通,应当说成为一种常态。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通讯方式,影响到各个层面,经济文化政治,我觉得应该重视,上层领导也已经看到了,我觉得要成为整个执政者,管理社会、社会管理者的一个共识,从上到下,不仅不能够惧怕它,还应该主动参与,学会使用它,平等地和百姓交流沟通。这样就会使自己少犯错误,多听民意少犯错误。

  当然在网上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是正常现象,人类社会纯净的东西不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正常的,不要认为看到一些负面东西就认为怎么样,不要产生抵触情绪、惧怕情绪,应该主动参与主动利用,加强沟通。这样才能实现。

  刚才周先生讲的,有时候就是我说出来了,就感觉到满足,有些问题我连说的机会都没有,越憋越大,可能原来不大一个事,也许自己排解之后自己都能够解决,但是由于没处说,把小事逼成大事了,所以沟通,特别是日常沟通,绝对不能缺少的。要重视一年一度的集中沟通,更重视日常沟通。利用网络、现成的高科技手段、新事物。

  主持人:最后请两位老师就今年两会简单地说几句个人观感。

  周志兴:今年两会是本届政府最后一次,我认为总结本届政府这五年作为,应该说还是有做得很好的地方,还有很多不足,温总理今天,包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记者招待会表示了一个态度,还是比较科学的态度,他认为很多东西是做了事情的,但是很多东西事情是没有做好的,他说由于个人能力和体制原因。我的印象用这样一种谦虚的态度来评价自己的工作,在政府领导人里,还不是那么多。

  当然我认为他的评价也是客观的。所以这次两会,刚才吴先生讲这次两会没有热点,确实是这样,因为这几年的工作都是属于比较平淡过来的,今年两会也是相对平淡过去,温总理表示这样的态度,给这平淡的几年工作里增加了一抹亮色。

  吴长生:一届政府,还有一年,明年政府工作报告是温家宝做,记者招待会就是下一任总理开了。我希望今天在记者会上,温总理给自己讲的五个事。这也挺有意思,除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外,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讲的,其中有年度的、全盘的一些要求、计划等等,自己给自己定了要办好几点事,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希望明年,虽然记者会不是他开了,政府工作报告里是不是说一说这五件事做得怎么样,这样政府工作报告跟老百姓更近一点,不光是各级领导讲话的报告,而是真正面向全国讲的,很贴近的一个报告。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就今年两会做了一次深入、精彩、扼要的解读和点评,各位网友本次访谈到此结束,再见!

来源: 环球网 | 来源日期:2012-3-14

周志兴、吴长生:“两会”过后看中国走势(上)


  本文为周志兴先生和吴长生先生在环球网在“专家在线总结两会”访谈节目中的访谈稿。

  3月1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闭幕会后答记者问,今年“两会”也随之落下帷幕。中国在发展的“高速路”上又超过了一个新路标。“两会”期间,改革、反腐、民生、经济及领土主权等内政外交热点问题被越来越多地拿出来讨论;两会代表委员们献计献策,提出了不少备受关注的提案议案;在当前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国家还八年来首次降低了GDP增长目标;而调整人大代表结构则被视为政改的一次实质性进步……那么,“两会”到底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改革形成了怎样的共识?“两会”之后,中国发展改革之路又在何方?

  环球网特邀请专家盘点两会、解读当前热点,把脉中国发展改革的走势。

  专家介绍:




  周志兴

  共识网总裁,《领导者》杂志社长,1952年出生于中国江苏常 州,1980年至1987年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至1996年受命创办中央文献出版社,任副社长(副司局 级),1996年至2003年在香港凤凰卫视任职,先后担任凤凰卫视多媒体总监、《凤凰周刊》社长,凤凰网总裁等职务。长期以来,对国家政策、社会问题等 有深入的研究。

  吴长生


  主持人:各位网友下午好!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闭幕后答记者问,今年的两会落下帷幕,中国在发展的高速路上又跳过一个新的路标。两会作为中国的一个风向标,意义非常重大,今年的两会给我们传递了什么信息呢?温总理的记者会给我们透露了什么样的信息?今年很荣幸请到两位资深媒体评论员,一位是共识网总裁周志兴老师,一位是人民日报原国际部主任吴长生老师。

  首先看一下今天上午温总理的记者会。今天的记者会中温总理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等话题,两会之前有很多讨论了,特别是有关特殊利益阶层问题,温总理之前的政府工作报告全文不到两万字,其中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关键字,70次提到改革,从另外一方面表明政府的决心,深化改革已经成为了政府刻不容缓的大事,周老师怎么看?

  周志兴:今年上午看了温总理记者会的讲话,这么大年纪能够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耽误了吃中午饭的时间,详尽回答大家的问题,对于温总理来说也是不简单的。他讲到的政治体制改革延续了他以前几次谈话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不可能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甚至还有可能发生。这句话更深入地阐释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我来说还是很有鼓舞作用的。

  吴长生: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温总理又再次补充,他自己也说,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说最近几年讲了多次,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不是一个新话题,是一个老话题,从邓小平1980年讲话开始,已经三十年,实际当中推进大家有目共睹,也有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这次会上,如果说共识也好,我不同意行政共识,代表委员是民意代表,反应了全社会的要求,对于改革,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改革,全社会都有一种要求继续深化的呼声,应该说这是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明确的共识。另外一个就是深化改革不是光说就行,不光要说得好听,还得做得实在,不光要说得好听还要做得到。我想这恐怕也是一种改革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

  周志兴:关于体制改革的问题我赞成刚才吴老师讲的要做实实在在的事,作为政治家来说说本身也是在做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对温总理的讲话持非常支持的态度。

  其实现在社会上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怎么改革的路径可能有些分歧,但是因为共识网上个礼拜搞了一次读书会,读托克威尔的一本书,写于1856年,书里很多内容和现在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请了上海的朱学勤老师来做导读,书中很重要的是讲法国大革命,革命常常发生在经济好转、但是改革相对停滞的时候。该书很多领导同志也在读,说明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

  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刑事诉讼法草案再次提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大修,说明了社会对此事的强烈呼声,十二届全国人大将降低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并实现农村城市选民1:1的比例。户籍制度改革也可能面临更大突破。从这些来看,两会的一些细节我们看到具体的进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提到改革这个词的时候,听到停滞不前这样的话也应该慎重一些。

  吴长生:停滞不前,我对这个说法一直有一点保留。遇到阻力、阻力比较大,行动比较迟缓,或者有的方面有些过于谨慎,这是客观事实。如果说停滞不前,这个说法有些绝对。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应该说都是一种推进,可能大家不是所有人都特别满意,但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还是在往前走的。实际上也回到议论了一年多的回到,关于改革需要不需要顶层设计的问题。刚才讲的几个问题,体现了从上至下的推进,从上至下是来自于底下的呼声,但是不管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及举的另外两个例子,都是从国家法律、一些政策层面上来体现改革的,来体现公平正义实践的意思。

  我觉得这就体现了一种进步。

  当然也注意到另外一种呼声,最近有些层面上提出,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需要继续鼓励基层的探索。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最早从鼓励基层探索突破、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为我和周老师都是同一个年龄层次的人,八十年代初最流行的话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实际上鼓励群众在实践中突破。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话,叫做先生孩子后起名字,就是这个意思,他在改革前所未有的情况下怎么办?鼓励群众在基层中对认为合理的进行突破,试行新的办法,然后再由上层总结,形成文字的东西变成政策,再向更大范围推广。

  现在我觉得改革恐怕需要一方面要有良好的顶层设计,同时还要继续鼓励基层探索,这也是一个推进改革的共识。

  周志兴:关于改革停滞的问题,这个事情还不能简单地一句话来说是停滞了还是没有停滞。我认为要分别来说。在有的问题上是停滞的有的问题上是前进了,有的问题上是倒退的。总体上是非常缓慢的,前进的很缓慢、倒退的也很缓慢。

  现在跟目前思想理论领域各种思潮混乱的情况是相匹配的。有的地方是前进了,特别是刚才吴老师讲的一些基层的,比如说深圳,现在推出了关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的改变,比如说像浙江有一个党政组织,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改革。成都有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

  再有我们看到的乌坎村,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这是在往前走的。走的每一步,尽管有的是底层推动,但是也是受到了上层首肯。

  但是确实有的东西是倒退的,比如党政分开,我认为是比以前倒退了。

  所以我想关于改革停滞的问题,应该分别地来说。就广大老百姓来说对改革的推进其实不太满意的。所以需要,刚才吴老师讲的我很同意,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下面推动,关键要有改革的动力。现在很大的问题在于改革动力不足。过去农村改革是改农民,有动力。后来企业改革是改工人,也有动力。现在这一步要改革在改革中拿到利益的人,所以有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下一步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主持人:这些具体的问题能够展开讲一讲吗?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谈到国企和民企协调发展的时候,将国企比做科比,他说光靠科比之外的其他人能形成湖人队吗?前几天政协委员陈振东抨击少数国企老总腐败,引起了共鸣,您如何看待国企改革?

  周志兴:我觉得关于李荣融这句话,话本身没有什么错,关键看什么人说,李荣融是国资委主任,在他的管理下,国进民退走得比较快,他也反复强调国有企业的共和国长子的作用,现在他退出来了,前几天他提出,如果成立民资委,他愿意做主任,说明他对民营企业也是很重视的。为什么会引起热议呢?在他任内国有企业朝着垄断化、寡头化发展引起的后果,大家认为他过分看重国有企业。

  湖人队还有很多很多队员,缺了其他的队员也不是湖人队了。无非科比是湖人队最杰出的代表。前两天科比总的得分超过了29000分,是闯入29000分最年轻的队员,说明了科比的重要性。我们的国有企业也相当与科比的作用,无非是谁让他有了这么大的作用,科比是自己勤学苦练,谁能早上三点见到洛杉矶的灯光,他是凭着自己。而我们的国企有的凭着自己的努力,有的是凭着国家给的政策。

  关于国企改革还有很多路要走,国家给他很多政策,国企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国企很多做法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香港的陈振东提出国企腐败的问题,不见得有时候完全都是腐败,就形成一种定势。比如国企的领导人和一个跨国公司领导人这两个企业可能差不多,但是要到他们办公室一看差距太大,国企领导人办公室200平米,跨国公司领导人办公室是20平米,因为在成本核算上会算。我见过很多跨国公司的高级领导人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这些都是国企下一步要改进的地方。

  吴长生:我同意周老师讲的。李荣融讲的话,你要说错吧,就现实状况来讲没有错,他描述了一个现实,刚才周老师讲如何形成的现实,大家都知道了,多种多样。但是还有一句,未来未见得是这样。中国的科比不一定将来都出现在国有企业,随着改革推进民营企业里也应该出现一些这样的领军人物。

  以美国为例,真正的现在的经济的所谓先进生产力代表,人物来讲乔布斯、盖茨、这些都不是有国有企业背景,也不是原来的垄断大企业,完全在创新环境下脱颖而出,所以我觉得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创造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使我们的多种经济成分都能够涌现出来像科比这样杰出的球员。这样中国经济整体才是有活力的。

  如果我只描述的现实不错,将来也永远是这样的,那是不对的。

  主持人:关于收入分配,财政部部长最近说了一句话,去年财政收入24.8%,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预算外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针对这种说法政协委员说过城市居民收入只涨了8.8%,农村居民收入只涨了11.4%,财政收入涨有道理,老百姓收入不涨有道理吗?

  吴长生:这个问题关注了很多年了,我们原来形容我们是一个反着的阶梯,GDP增长高于居民收入增长,财政收入又高于GDP增长。这个早有人提出质疑,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变成了集中的财力,国家集中的财力越来越多。说得难听点由权力分配的财富越来越多。恐怕这也就和我们在很多领域里的贪污腐败,这次两会上,以及刚才你提到的温总理回答记者问也谈到了,体现了财政体制上的一个弊端,形成了这么一种,好像是制度性原因。究竟国外的数据怎么样,现在五花八门,但是有一条就是老比,一些发达国家是反着的。包括经济总量很大的国家,每年GDP增长和我们没法比,有的是几个百分点,甚至连5%都超不过,但是居民收入又比较高,而政府赤字越来越大,这说明收入比例没有增加,可能支出又更大了。

  而我们简单类比,好像说老百姓收入增长太少,政府收入增长太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真正探索好多体制上的问题,而且我们这种体制并不是三十年前的体制,而是经过改革好几个阶段的体制,税改费、承包制等等,一系列的体制之后现在形成的这种体制,还有不合理的地方,而且表现出来大的分配方面比例不太让人满意。李剑阁这个人原来就是体制内的人,做过证监会副主席,再早的时候也是在体制内。现在他马上回来说这个,就像你注意到的,这几天网上关注比较多中纪委副书记,在位置上的时候没有讲过这样的话,现在讲过公务员一年增加一百万,老百姓养不起。

  所以这些现象有时候让人觉得很有意思,退出一线的原来的政府官员对体制上的弊病了解得更清楚,出来之后开始指出症结所在。

  周志兴:李剑阁说的这个话讨论得很多,因为回复是,国家财政收入和老百姓收入没有关系。这个话引起很大的反向,GDP8%也好10%也好,税收每年20%以上的增长,更何况GDP还有一些虚数在里面,税收都是实打实的。我自己也在做企业,在做几个公司,我也感觉到税收太大,包括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最后会拿到40%。所以税收确实非常厉害。而国家的钱太多了,应该用什么办法解决?包括税收应该用怎么样更合理的制度?因为我长期住在香港我觉得香港很多税制制度比我们合理得多。个人所得税是按赡养人口决定的,比如赡养一个人扣除多少钱、赡养两个人扣除多少钱。

  有一年我岳父移民香港,我已经交税了,税务局了解,已经了解你增加了赡养人口,给你退税。

  有一个朋友在加拿大,有一年说税收多了要退给老百姓。

  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现在我们有意见呢?收税多是一个问题,税收使用方向又是一个问题。包括最近人代会和两会上很多人提出公费奢靡的问题,比如吃饭,我就想,那天我在微博上发了一个,能不能规定一下公务宴请不超过300块钱一个人,办公室人均不要超过20平米。很多人有意见,300块钱太高了,他们不了解北京消费的行情,北京很多象样的饭馆人均消费700块钱,而且不算服务费和酒水。现在跨国公司控制这个比较严格,人均有的30美元、有的250元人民币。

  为什么说300块钱呢?参照外企,我们要比外企宽一些。因为对外企和国企的要求不一样。但是现在实际上大大超过。

  所以我说税收的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的税收太多,再一方面是收上来的钱使用不当。很多都是没有经过测算的。

  另外还想说在这些都做得不是很合理的情况下官员表达也是有问题的,官员表达要充分考虑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有的事情你做了再用哪种方式表达,只能引起老百姓更大的反弹,所以我认为官员每次说这样的话,一定要走脑子,一定要想这个话可能在这样互联网发达的情况下,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弹。我觉得官员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主持人:借助周老师刚才的话,有些问题说起来比较清楚,但是一回到现实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人提案说应该禁止三公消费喝茅台,茅台的领导就说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酒,那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

  另外贵州省委书记说如果不上茅台,上进口的拉菲,应该怎么办?

  周志兴:我开玩笑说提这个提案的是五粮液的吧。这不是一个好提案,应该从制度上体现,不喝茅台喝五粮液也很贵,国外有牙签法案,国外的酒会只能用牙签插东西吃,这样会使酒会很节省。

  另外国外还有很多规定,国外的公费宴请非常少,私人老板请官员,这种请客也有一个标准限制,比如每个人应该多少钱,超过这些部分应该有一个法律来治理。这样才是有效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说禁止喝茅台,那要说禁止的东西要拉多长的单子,而且每个人都记不住。禁止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吴长生:这个东西周老师说得是对的,关键是要制定科学、合理又能够实行的制度,不要光定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最后一变通就等于废止了。

  以公款吃喝来说,1982年,所谓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应为商业部长)在丰泽园吃一顿饭,一个服务人员叫陈爱武举报,说部长吃了一席的钱一百多块,给了一碗汤钱。人民日报登了这个东西,开始批评,引出公款请客四菜一汤问题,很快被变通,四菜一汤变成了内容丰富的、高档海鲜火锅。反应了简单的,留着很多变通空间规定的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从制度上制定一个不留缝隙、有法必行、违法必纠的制度,才能够遏制各种各样的不良行为。

  关于公款吃喝下的文件有好几十个,但是解决不了。如果真的从制度设计上进行,我不相信这件事管不了。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西方,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成功的东西的。包括周先生讲过的香港的例子,我在香港待了五年多,有切身的体会,私人宴会、宴请亲朋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只要一沾公家的,都是很规矩的,包括我自己在政务司长,在他们的官邸每年参加一次新年、圣诞酒会,就是周先生讲的,饮料台上几种饮料,基本上是软饮料,自取。不设坐席,大家可以随便站着聊天,端一杯饮料,有几个服务生托着盘子很小的点心。并不是去饱餐,而是提供大家交流互动的场合和机会。气氛很好,而且大家没负担。说今天吃了多少、人情怎么还,会不会被曝光,没有负担。是一种制度,谁也不去碰那根线。

  可是我们这儿呢?文件发了一堆,最后真正可行的、有效的制度到现在都没有形成。比如周先生讲的设定一个上线,或者一个红杠,过去讲外事公款宴请是多少钱标准,我印象特别深,80年代的时候当时一个政协领导人在和平门烤鸭店宴请日本客人,25块钱标准,我们觉得很高了。当时烤鸭还不到10块钱一只,25块钱标准确实很高。这是外事,早有规定内事一般不宴请,但是谁执行?包括我们现在,不说北京,各省市这些领导,有执行的吗?他们自己还在会上讲,对三公消费痛心疾首,但是真正做的时候做吗?包括刚才说喝茅台酒,我同意周先生的说法不要针对某一个产品,但是如果真有一条红线的话,我记得四菜一汤的规定,丰泽园事件的时候就有规定,公款招待不许上白酒,当时白酒贵,所以规定了这个。

  如果内部公务餐一律不许喝酒,就没有喝什么的问题了,比如有一个上限,250块钱,一瓶茅台多少?自己要考虑不能突破上限,如果有这样的规定,超过多少平摊,积累多少以贪污来定罪,如果制度执行,我不相信大家诟病多年吃的问题就管不了。

  周志兴:很多人也不愿意吃,但是中国的风俗习惯确实,因为过去穷惯了,现在觉得请人吃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要在思想觉悟上、精神上过多少时间解决这个问题。我不主张一下子砍死掉。比如刚才吴先生讲一律不许上白酒,规定可以这么规定,但是我相信坐在桌上领导说公款不上白酒,我自己拿一瓶白酒,实际上你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拿出来。

  主持人:公款吃喝是这两年两会关注热点之一。代表委员的提案里也有多个涉及这个。九三学社建议将浪费纳入刑法。另外安徽省工商联主席建议中国应该借鉴意大利刑法,把公款吃喝定罪,纳入刑法范围,像治理贪污一样治理吃喝腐败。这个可行性大吗?

  吴长生:周老师已经讲了,整个还是改革到了综合推进的阶段,单向突破不太容易。比如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娱乐,涉及到的一切的事,出规定已经出了不知道多少规定了,为什么老制止不了?有实际上从根本上考虑领导体制,包括权力监督问题,是所谓的顶层设计的问题了,不是一项一项提。

  我曾经写过文章,限令请慎发,限了以后禁不住,等于没用。先查原来的禁止令没有费的话,再发一次,等于原来的令白说。查一查上次的发了多少,有多少违法禁令的依法追究没有,如果没有做,再发一次还是白纸一张。这都是需要比较完备、科学的整体设计、分步推进。比如现在孤零零地提案,这些提案精神都没有错,但是很难说是就这一个问题来形成一条什么什么东西,这比较困难,否则就是按住葫芦浮起瓢。

  周志兴:李卫华的话没错,但是关键是像治理贪污一样,但是贪污也没有治理得很好,说像周永康治理警察喝酒一样,还有可能,这个治理得不错。我有很多警察朋友,他们也不愿意喝酒,到那个场合说谁喝酒谁脱警服,真的管得不错。(未完待续)

来源: 环球网 | 来源日期:20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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