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文化塑造着政治人和政治体系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局面已经显现，这主要表现为：政治认知倾向于全面与深刻，政治态度倾向于理性与客观，政治情感倾向于独立与温和，政治信仰呈现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局面。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会推动政治体系逐步迈向民主、开放和透明，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一、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1.1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1956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al A. Almond)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畴[i][i]。后来，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等对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等五个民主国家进行了大规模跨国调查，并写作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该书成为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阿尔蒙德和维巴所界定的政治文化是指“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识、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ii][ii]，在这里，政治文化涉及认知取向(cognitive orientation)、情感取向(affective orientation)和评价取向(evaluative orientation)三个层面。他们把政治文化划分为村民政治文化(the 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臣民政治文化(the subject political culture)和参与者政治文化(the participant political culture)三种类型。通过对这五个国家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分析，他们还提出了一种以参与者政治文化为主体的混合类型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并认为，这种公民文化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特别适合于民主政治体系；一个稳定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也需要公民文化的支撑，否则很难成功。
1978年，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Jr.）出版《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该书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组成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iii][iii]他们突破了以往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对文化同质性的假定，并对政治文化的三个层面，即：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阿尔蒙德等人在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把政治文化建构成为一种解释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分析工具。
回顾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说，自从这一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以来，其半个多世纪的兴衰发展经历了一个马鞍型的变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是其创立和兴盛时期，这一时期，新兴的政治文化理论倍受青睐，成为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政治文化理论遭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不少人指责它保守、僵化，低估了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从而使政治文化理论退回到政治科学的边缘地带，几近被废弃。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结果也遭到许多质疑。[iv][iv]例如，对美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崇尚就被批评是一种“自我文化中心”的偏见。不过，即使强调民主的不同内涵，多数研究者还是承认民主化发展与政治文化间的关连性，公民文化被认为是民主化的重要基础。[v][v]进入20世纪8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出现新的转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初显复兴态势，到80年代末期，这场复兴全面展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进一步繁荣起来。[vi][vi]
可以认为，政治文化就是指人类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精神层面的因素。一方面，政治文化直接表现为这些作为存量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另一方面，这些存量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又会对特定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产生深刻影响，并由此形成政治文化的传承机制。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又是强大有力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政治生活比喻为辽阔大海上的冰山，那下面庞大的部分便是社会的政治文化。”[vii][vii]这样，政治文化就会制约和影响政治生活的走向和政治行为的取向，从而导致一个国家或者一定区域的政治活动表现出一定的特色，并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文化的正向变迁会对政治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2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
中国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整个政治变革的趋势就是君主制度不断强化，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使现代政治理念很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内萌发出来。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社会里，城市和乡村皆为“王土”，市民和农民同为“草民”或“子民”，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权利等政治观念根本不存在。在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稳定发展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逐渐凝聚成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凭藉着各种政治社会化渠道，连绵不息地一代代传延下来。[viii][viii]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负面因素仍然有着深刻影响。有些领导干部存在严重的个人独裁和家长制作风，习惯一言堂，听不得反面意见。中国普通老百姓也觉得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观念都是舶来品，不少人甚至认为这些东西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ix][ix]许多人把官本位、家长制、终身制、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等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x][x]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而言，有学者指出，权威观念[xi][xi]、专制主义[xii][xii]、村落与家族文化[xiii][xiii]、臣民政治文化[xiv][xiv]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阻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不利于政治发展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因素还具有一定的生存环境，其深层因素依然有所保留，显见的政治文化变迁因素仍然很大程度上大多局限于政治文化的表层方面，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可能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也有所显现。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化，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成果又会反过来巩固政治文化变迁的积极因素，并使之制度化和进一步推动它的变迁。这一关系大致可以表示为：社会进步→文化变迁→政治发展。
二、推动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
2.1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在没有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做到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也非常快，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社会保障、社区服务和治安状况有了很大改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强调各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和公平交易。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公民的法治观念逐步增强，遵纪守法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开始形成，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地位越来越高。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平等、自由和民主意识逐渐增强。王雁来（Wang Yanlai）等人2000年的调查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中自由与民主的倾向成份越来越多。[xv][xv]并且，中国人更倾向于追求知识、财富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在政治生活中，不再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浪漫与激进的政治心态开始被摒弃，政治稳定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同的政治目标，重视秩序成为重要的政治心理。这种注重稳定和重视秩序的理性心理有利于人们摆脱各种非理性观念的束缚，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
2.2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最复杂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宣传相结合，把社会成员严格地束缚在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之下而缺乏流动机会的社会体制之中。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几乎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国家已经不能完全垄断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开始向社会其他层面扩散，民间组织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公民社会开始兴起并发展。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突出了作为公民政治文化主体的公民的地位，推动了政治文化的变迁。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适度分离与良性发展，使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与协调成为重中之重。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人们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改变，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迁。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逐步增强，而官本位、家长制的观念不断消退。同时，人们在民间组织中的活动是民主的和独立的，民主观念和独立意识逐渐融入人们的内心深处，这对于把他们训练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能够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社会人会起到很大作用，并会在文化层面培育一种新型政治文化。[xvi][xvi]
2.3社区政治发展的影响
当前，中国的社区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村民自治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兴起的农民实行自治和直接民主的社会实践。实践证明，这一形式顺应了农村社区管理的需要，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当前，村民自治作为国家法律确认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制度安排，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最基本的形式。在中国农村社会内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强制性或诱致性影响下，农村政治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呈现出明显的跨时代性特征。[xvii][xvii]经过村民自治的民主实践，中国农民的主体利益意识被唤醒，规则意识、协作意识、民主意识和合作意识得到了增强。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最初，城市社区建设主要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和龙头，然后逐步扩展到社区文化、社区卫生、社区环境和社区治安等方面。随着城市社区政治建设的推进和发展，社区居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等方面也逐步发生着变化。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度与政治信任度得以提高，民主和法治意识得到增强，对政治主体的认识更趋于客观，对自身权益和政府权力的认识更趋于理性，从而促使政治文化向着理性化和世俗化方向发展，也使他们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民主素养得到了提高。
2.4网络政治发展的影响
网络政治就是现实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以网络为媒介，在网络空间中的进一步展开和体现。网络政治的兴起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十分便捷的渠道，提高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培养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网络参与的开放性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强化了公民的民主意识，使网络政治参与者可以充分体验现代政治生活的民主性。网络参与的互动性使参与者能获得良好的互动感受，从而极大地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网络参与的平等性和可匿名性，使他们可以自由、自主、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网络参与的多中心性基本上消除了身份歧视，使传统的、统一的政治控制方式难以为继。网络政治与现实政治是密切相连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实政治的反映和延伸，因而，网络政治的兴起必然会对现实中的政治文化产生影响。
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助于中国非参与型传统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网络政治的兴起和发展使中国公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与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完全不同的政治参与途径，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对传统的非参与型政治文化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其次，网络政治的兴起一定程度上会推动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变。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网络政治参与者会潜移默化地生成权利与义务意识、自主与平等意识，逐渐养成民主意识与民主作风，特别是会逐步增强公民意识，并不断摒弃臣民意识。再次，网络政治的兴起推动着中国政治文化更加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更加倾向于民主、公平与透明。网络政治环境为政治文化的变迁创造了一种新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政治文化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倾向于民主、公平与透明，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2.5全球化的推动作用
全球化并非一个纯经济的现象，也会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现象。俄罗斯学者艾莱拉·沙夫罗勒娃(Elena Safronova)认为：“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不仅是各个国家文化和文明一致性的增长趋势，也是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一致性的增长趋势。”[xviii][xviii]十分明显，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必然会提出与其发展相适应的政治要求。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改革开放可以说就是中国对这一发展趋势的正面回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价值取向和战略选择产生明显的影响。
当全球化消解国家边界，要求重新解释主权、人权和公民社会等概念的时候，全球化不仅增强了经济、贸易和金融往来，也增强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与交往。[xix][xix]全球化改变着人们的基本政治观念，改变着公民对本国政治制度及政府的评判标准，并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试图在全球范围推行其民主观念、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这也会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一定的压力。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跨越国家边界推动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并导致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出现更加积极的公民。”[xx][xx]在全球化进程中，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会造就全新的价值理念和评判标准，引起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三、当前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
3.1政治认知倾向于全面与深刻
政治认知指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及其行为过程、行为方式或行为规律的认识、判断和评价。政治认知是政治情感、政治意志和政治信念形成发展的必要条件，它为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提供知识基础，并成为这些精神文化活动的起点。一方面，政治认知的深入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积淀因素，另一方面，又成为政治文化其他深层要素发生变迁的基础和条件。任剑涛认为，政治认知合理方法的构成，至少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一是准确描述政治现象，二是全面勾画政治结构，三是历史审视民族国家的政治特质。[xxi][xxi]从这一角度看，政治认知的内容也至少包括对政治现象、政治结构和民族国家的认知。
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政治生活的丰富促使当代中国人对政治现象、政治结构和民族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大规模卷入政治生活，政治经验和政治阅历更加丰富，并且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人日常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促使不少中国人认真思考政治问题。其次，学术界关于政治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更加深入，本身就是对政治现象与政治问题的认知更加全面与深刻的过程，并为提高全体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政治生活的了解越来越多，并且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事务与世界政治之中，这都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政治视野，也促使中国人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思考。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政治认知无疑更加全面与深刻。
3.2政治态度倾向于理性与客观
政治态度指政治主体植根于政治认知而对政治客体的基本看法和心理反应，表现为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或肯定或否定、或赞成或反对的基本看法和精神状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化倾向，追求人治理想和权威主义；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理性化倾向，追求规范化和理性化的政治制度结构。当前，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进步，中国公民的政治态度开始倾向于理性与客观，其政治效能感也得到了优化和提升。
公民政治态度倾向于理性与客观的突出表现就是：公民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提高。首先，参与意识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主权的观念深入人心，普通公民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卷入政治生活。在社会变得日益开放、流动、多元的背景下，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方式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政治参与兴趣和参与频率都得到了提升。[xxii][xxii]其次，权利意识增强。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权利本位的社会，这对传统官本位形成了严重的冲击。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民主与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公民精神逐渐培育起来。再次，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的精神特质体现为一种“尚法”理念。这种珍视法律的情怀在中国公民中得到了大力张扬，同时，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确立，政府依法行政正成为风气。
3.3政治情感倾向于独立与温和
政治情感指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在认知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是伴随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过程所形成的对政治客体的好恶、爱憎、美丑、亲疏、信疑等心理反映的统称。马克思根据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三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xxiii][xxiii]这三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充分揭示了经济社会形态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政治形态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经济社会中，劳动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很低，只存在着共同体的力量，个人表现为不独立，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成为人。自然经济社会的政治形态只能是以人身依附为基本特征的专制制度。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独立个人生成的前提，个人从不独立的人的依赖关系向独立的物的依赖关系转变。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一方面，人类历史从地域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性的历史，狭隘地域性的个人转变为具有普遍性的个人；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也表现为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关系。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市场经济是个人独立获得的社会化交往形式。[xxiv][xxiv]这种社会化交往形式排斥超经济的强制，要求实现在货币从而法律面前的人格平等，排斥以血缘、出身等自然禀赋控制政治权力，承认每一个公民独立的政治参与权利。
当前，中国公民的政治情感开始倾向于独立与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人的依赖纽带、血缘纽带、等级差别等等在利益多元化面前都被打破了。当前，形成人的依赖关系的条件逐步消失，这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获得利益途径的多样化，唤醒了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人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的存在，产生了应有的价值观和尊严感，与此相适应，人的传统观念、宗法思想、依附意识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反映新的社会关系的新思想。这样，人逐渐变成了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的人格主体。[xxv][xxv]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被抛弃，政治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式转向务实中和式。[xxvi][xxvi]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物质条件改善和个人独立性增强，公民的政治情感也趋向于温和，极端化和暴戾化的情绪可能在某些突发事件过程中会显现出来，但其影响总体而言必然会越来越小。
3.4政治信仰呈现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局面
政治信仰指政治主体对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认同、接受、信服和敬仰的心理倾向，并把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奉为行动准则且付之实践的精神状态。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稳固的局面下，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从而使政治信仰呈现出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局面。[xxvii][xxvii]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中国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才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进程中，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不断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
另一方面，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也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社会思潮已经有较大影响。生态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也有一定的市场。历史虚无主义、现代犬儒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对政治信仰的影响不可低估。同时，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宗教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样，在优先建设主流政治文化的前提下，还应当关注政治亚文化的发展动向，引导政治亚文化朝着理性、温和、宽容的方向发展，及时扭转政治亚文化走向激进化、极端化和非理性化。[xxviii][xxviii]
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对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
4.1推动政治体系倾向于民主、开放和透明
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影响政治输入和政治制度运行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模式，同时，又被社会成员视为一种权威性的内在力量。因此，政治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对政治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政治文化中理性、民主、包容的因素增多，并成为多数公民的一种心理诉求的时候，其必然会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政治体系也会逐步吸纳这些因素并进行相应的改造，从而推动政治体系朝着民主、开放和透明的方向发展。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识到，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积极借鉴西方政治文明中的先进成果和保持政治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十分重要，这样，也使得上层政治文化中理性、民主、开放的因素增多，为中国政治体系的改革保留了很大的余地。
随着中国政治文化转向理性、民主、开放，中国政治体系也越来越多地响应这一要求，并且，这两种转变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性。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并在不同时期都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取得了一定成就。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指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xxix][xxix]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xxx][xxx]在现实政治建设中，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中国政治体系在民主、开放和透明等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
4.2促进公民权利保护的机制建设
权利意识是指公民对个人利益与自由的认知、主张和要求，以及对他人利益与自由的认知、主张和反应。权利意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民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个人作为公民所依法享有的权利，二是公民在行使权利和保护自身合法权利时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权利意识既体现为公民对权利现象的理性探索，又体现为公民对权利的规范意义和实现手段的认知它是公民意识和宪法精神的核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推进，中国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高，权利保护与维护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权利意识的兴起无疑促进了权利保护的制度建设和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党和政府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越来越重视公民权利的实现与保护。例如：1990年生效的《行政诉讼法》首次规定了“民告官”的权利；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规定了只有依照法律才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从根本上禁止国家机关滥用权力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出台都从不同角度明确了国家机关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职责；2010年对《选举法》的修订，实现了城乡人口的“同票同权”。公民维权行动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回应。例如：2003年，孙志刚案之后，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反乙肝歧视运动导致各级政府出台了不少反乙肝歧视的政策；2008年，在厦门PX事件中，厦门市民通过“散步”赶走了PX项目。这些事实都在一定侧面折射出了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提升成功影响中国权利保护制度建设的进程。
4.3推进中国法治国家建设
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是法律制度的一种特殊状态。近代意义的法治原则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点：一是法治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法律要体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二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高度的权威，一切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治状态下，法律具有至上的地位，国家以法律制度来组织、管理、协调一切事务，使整个国家呈现出有效、有序的状态；同时，用以治理国家的法律还应显示出其本身具有的正当性以及法律介入生活的广泛性。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深和公民意识的提高，中国公民和其他政治主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级政府）的法治意识在近30多年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且，通过政治实践和法治实践的具体行动，推进了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法治意识的形成与提高在法治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法治建设开始迈出重大步伐。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意识的提高与法治建设的展开表现出了良好的互动和促进关系。
作者简介：熊光清（1968- ），男，湖北省潜江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来源: 《太平洋学报》
玩具人抗议
示威者要求俄罗斯实现更多政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