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1日星期一

美媒:台灣將成中國改革催化劑

(中央社記者吳協昌洛杉磯21日專電)美國加州第4大城弗瑞斯諾的「弗瑞斯諾蜂報」,今天刊登一篇專文,盛讚台灣的民主成就,並認為台灣將是促進中國改革的催化劑。

這篇由加州醫療照護主席哈瑞斯(Harry Harris)撰寫的專文,以「台灣將成為中國改革的催化劑」為題。

哈瑞斯指出,他曾在1998年訪台,並與當時正在競選台北市長的總統馬英九會面,隨後在2008年再度獲邀,參加當時的雙十國慶大典。

哈瑞斯指出,身為國際與經濟事務的長期觀察家,他對台灣有特別的關注,尤其是馬總統在第1個任期內的表現,有助於穩定亞太地區的繁榮。

在2008年上任後,哈瑞斯強調,馬總統採取與中國友好的政策,讓兩岸關係緩和,也讓華府高層不再擔心。

哈瑞斯舉例說,馬總統上任後,開放兩岸直航、也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客訪台,並簽下降低兩岸經濟與貿易門檻的自由貿易協定,讓台灣與中國得以享受自1949年以來,最能和平共存的時刻。

也因為馬總統致力於兩岸之間的和平,哈瑞斯強調,歐巴馬政府才得以將焦點集中在伊朗、北韓與阿富汗問題上。

在馬總統的第1任期中,哈瑞斯表示,2010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達到10.7%,2011年台灣的失業率降低為4%,而去年台灣的出口則增加了13%。

昨天是馬總統第2任的就職典禮,在選舉期間,中國將台灣的民主選舉比喻為「烤肉香」,讓鄰近的住家也能聞到;而許多人更拿馬總統清廉正直的形象與中國大陸政治人物比較,形成強烈的對比。

薄熙來與陳光誠的事件證明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仍不透明,哈瑞斯指出,共產黨已經統治中國大陸逾60年,美國及其盟友也不斷對中國提出批評。

哈瑞斯強調,目前仍無法輕易說明馬總統是不是1位偉大的總統,然而他確實強化了民主以及台灣政府的效能;同時隨著兩岸關係的和諧,馬總統讓台灣成為促進中國改革的催化劑,對中國大陸人民而言,台灣已經成功了,而中國需要跟進。1010521

陳光誠按摩技藝精 陳曾幫孔太醫背

孔傑榮對陳光誠這名年紀小自己一半的忘年之交讚不絕口,在他印象裏,陳光誠既是個富同情心、勤學的知識分子,又是個按摩技藝高超的人。

陳光誠曾在南京盲人學校學習按摩作謀生技術。孔傑榮形容,陳光誠是個技藝高超的按摩師,「當我與太太到村裏拜訪他時,我妻子的背部有嚴重問題,所以我對陳說,你是個專家,可以幫她」。但陳不滿足於靠按摩養家,而是立志成為法律改革者。

全家輪流朗讀法律書

孔傑榮到清華大學講學期間,買了一部盲人專用的電腦及各式法律自學教材給陳光誠, 一個月後,他到東師古村探望陳光誠,發現那些書全都用過。陳的妻子、兄長,甚至父親輪流把教材讀給他聽,一家人幫陳光誠追求理想的同時,也都積累了法律知識。

採訪中,「中國通」孔傑榮不時夾雜普通話:陳光誠剛到新的環境需要「了解情」,他喜歡的一句中國話是「需要一個過程」……此外,他思路還十分清晰,很難令人相信他在下月1日就滿82歲。

孔傑榮的太太瓊(Joan Lebold Cohen)也是一個「中國通」,她在1960年代開始學習中國藝術,並在1980年代初舉辦美國境內首批中國當代藝術展覽,她在1987年出版的《新中國繪畫:1949-1986(The New Chinese Painting:1949-1986)》,是文革後首本關於中國當代藝術的英文著作。孔傑榮透露,他在本周六將陪同太太到北京領取一個藝術獎項。看來,協助陳光誠並未影響他與中國政府的關係。

明報記者

香港 明報

歐陽五﹕中國「維穩」外交轉舵

中國和菲律賓在黃岩島海域的衝突持續逾五周後出現轉圜之機。

總的來看,迄今為止,中國處理黃岩島爭端的手段「不過不失」。政府一方面堅持戰略克制,一方面採取有限行動,剛柔並濟,掌握主動,產生了一定的實際效果。

中國傳統的睦鄰政策,一直偏重「維穩」,相對淡化「維權」。在黃岩島之前歷次南海爭端中,中國雖然堅持「主權在我」的原則,但對相關國家加強對爭議島嶼的實際控制與侵佔活動,多止於「抗議」,即所謂「動口不動手」。

從這次對黃岩島危機的處理中,似乎可以看到中國外交政策思路的某種調整。開始對「外交優先」和「維穩優先」進行有意識的區分,是其中比較明顯的一點。

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的大方向雖然沒變,但已不是一味注重區域「維穩」,而是通過提升自己捍衛和平主張及主權利益的能力,在該出手時出手,以相對積極的「維權」手段來實現「維穩」。

有看法說,中國將要或者已經轉向富有侵略性的外交策略,其實不然。目前中國對自身的認識是處於關鍵性的「戰略發展機遇期」,希望大環境和平穩定,全副精力發展經濟。這也是黃岩島爭端中,中國前期堅持釋放善意和出盡和平外交牌的原因。

不過頻繁的摩擦也讓中國意識到,「戰略機遇期」不能一廂情願。不管是要避免周邊國家「小動作」的騷擾,還是要防範大國強勢介入可能導致的「新冷戰」乃至軍事衝突,中國均不可一味被動。優先出牌權既不在自己手裏,節節忍讓換到的可能就是別人的「機遇期」。

中國最大的挑戰是在國內

黃岩島事件也說明,中國外交政策和主張需要一些「留白」部分,給自己爭取更多的騰挪空間。

底牌亮光,未必能換得信任。就像海外的流行觀點是把「韜光養晦」誤讀為「隱藏野心、收起爪子」。如果「尊重事實,改換思維」十分容易,那麼美國國防部最近發表的報告中也就不會再一次散佈「中國軍事威脅論」了。

另一方面,從中國自身發展來說,本就處於「將強未強」的階段,外交繼續堅持原則,同時應時而變,也是必由之路。

倒是從這個方面說,中國最大的挑戰不在黃岩島、不在南海,而是在國內。國內的改革必須要推進,否則「維穩」也是一個難題。

由此看外交確實是「內政的延伸」,二者的相通之處就在於:沒有「維權」就沒有「維穩」;「靜態維穩」並不存在,只有在發展中保持平衡,才是「維穩」。


香港 明報

海洋公園留言禁「六四」 支聯會促道歉 水族館允撤禁制



記者昨到海洋公園海洋奇觀捐款站作留言測試,輸入「平反六四」字句(左圖),系統隨即回應指「抱歉,你輸入的名字不能使用」(右圖)。(林振東攝)


海洋公園大型水族館內的保育捐款站禁止顯示政治敏感詞,本報發現,該捐款站的留名系統,禁止輸入「平反六四」、「八九民運」及「共產黨下台」等敏感詞。但「結束一黨專政」、「茉莉花革命」等則不受限制,冠上這些字眼的電子魚,可以在館內大型屏幕上出現。

海洋公園昨接受本報查詢時否認自我審查,稱管理層及政府對此不知情,強調職員只是希望把焦點集中在保育,園方將撤銷禁制敏感詞的做法。支聯會批評海洋公園扼殺言論自由,要求園方道歉。

捐款留名 敏感詞遭禁

海洋公園大型水族館「海洋奇觀」去年1月起設立捐款站,在遊覽的巿民可在賞魚時向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捐款,至今已籌得逾20萬元。該捐款站附設電子顯示屏,可供捐款者在一種海洋生物上留名及字句,有關字句會展現於館內的大型動畫屏幕上,但本報近期接獲捐款者投訴,無法輸入「平六反四」等字。

「共產黨」被禁 「結束一黨專政」通行

本報記者昨嘗試在捐款站輸入約25個敏感詞,當中12個不能顯示,包括「平反六四」、「天安門母親」、「共產黨」及「法輪功」等,一旦輸入,屏幕會顯示「抱歉,你輸入的名字不能使用」,但「結束一黨專政」、「釋放劉曉波」、「茉莉花革命」等則未有被禁(見另稿及附圖)。

海洋公園書面回覆本報,指海洋奇觀捐款站屏幕顯示捐款者名字,是對捐款者表達認同和感謝,帶有淫褻、暴力、不雅或帶有宣傳成分的用詞,與系統原意不符,有可能被禁止顯示,但從未就此接獲任何投訴。海洋公園發言人強調,園方管理層、董事局及政府不知道上述安排,負責的職員不是有政治目的,亦非自我審查,只是希望把焦點集中於保育,讓遊客輸入自己或朋友的名字,現在開放輸入被禁詞語,但粗言仍不可顯示。

海洋公園﹕非自我審查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回應稱,政府不會介入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日常營運,該局理解其捐款站旨在對捐款者表示感謝,相信該保育基金會留意市民及遊客意見,以開放態度改善服務質素。海洋公園董事局有18名成員,當中4人為發展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民政事務局,以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官員。

對於「平反六四」被禁,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批評﹕「不是嘛?好離譜!留平反六四有什麼大不了?簡直扼殺港人言論自由」,要求海洋公園道歉,質疑一般職員無權決定篩選敏感字詞,現時政治氛圍令人有自我審查壓力,憂言論自由從微細事情上慢慢被蠶食。

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認為,禁制粗口屬無可厚非,但禁制敏感詞則是審查,不知是否有無形壓力在影響,擔心愈來愈多企業自我審查,盼海洋公園經一事、長一智。

旅遊業議會主席胡兆英說,未見過捐款站,難以作出評論,海洋公園是要帶來歡樂,不應對事件想得太複雜,遊客以「身體健康」和「萬事如意」等祝福語留言會更開心。

明報記者 冼韻姬 袁柏恩

香港 明報

叛國罪審王立軍 重可判死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重慶市前副市長王立軍2月6日奔赴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庇護未果後,就遭北京當局管控,與外界斷絕聯繫。香港《南華早報》昨引述消息指,四川成都法院最快下月就會以「叛國罪」審理王立軍,且最終可能判他死刑。不過博訊新聞網昨另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王的刑期應在16年到無期徒刑間。

李昌鈺讚王用功

《南華早報》報導,若王立軍判刑確定,重慶市前市委書記薄熙來涉及的貪污受賄案和薄妻谷開來涉殺害英商海伍德案,也可望出現結果。博訊指,若以犯罪內容定論,薄、谷都應處死刑,但薄會被從輕發落,與王同樣判16年到無期徒刑。分析家說,薄垮台後,外界對中共領導階層出現分裂議論紛紛,所以當局希望在十八大領導班子換屆前,將這些案件了結。

王立軍原擔任重慶市公安局長,是薄熙來的左右手,但據傳因查出谷開來涉及殺人,而與薄反目。北京當局派人到領事館把王帶走後,接著處理薄、谷兩人,如今3人都被拘禁在祕密地點。美國《紐約時報》前天報導,已有近60人涉案被捕。

重慶消息來源表示,王立軍被認為對調查薄案「做出重大貢獻」。中國政法大學客座教授王友金指,王應不會被判死刑,「他沒殺人,被捕時也沒武器。」

華裔「鑑識之神」李昌鈺曾多次在國際會議或演講場合與王立軍有所接觸,他昨接受《蘋果》訪問時說,他與王無私交,但覺得王是用功、有抱負的人,「我在上面演講,他都在底下記筆記。」每當他到遼寧、瀋陽演講時,王都會到場。


台灣 蘋果日報

陳光誠全家 曬暖陽 享自由空氣 最快下周授課



陳光誠昨和妻子袁偉靜(右一)、兒女到公園曬太陽,呼吸自由的新鮮空氣。香港《蘋果》提供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山東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前天抵達美國展開新生活,他昨與妻兒到公園曬太陽,享受自由的新鮮空氣。促成陳光誠赴美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表示,陳光誠健康狀況良好,預料最快下周可以上課。孔傑榮還為陳爽約,沒來台灣出席馬總統的就職典禮。

陳光誠一家於台灣時間20日清晨6時30分(美東時間19日晚上6時30分)飛抵紐約,短暫和媒體見面後,住進紐約大學位於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宿舍,這也是今後他在紐約的住所。

宿舍維安門禁森嚴

這間宿舍距陳光誠將上課的法學院,僅幾步之遙,公寓裡有多個房間並附設廚房。最重要的是門禁森嚴,住戶須持門卡進出,提供陳光誠安全保障。

經過一晚的休息,陳光誠昨上午沒有外出,下午約2時,趁著陽光普照,他和妻子袁偉靜、一對兒女前往宿舍附設的公園,呼吸新鮮空氣。

因腳傷未癒,陳光誠坐著輪椅,在友人和校方人員陪同下到公園曬太陽,他的兒女興奮地奔跑、嬉戲玩耍。公園裡除了陳光誠一家四口,還有一般美國民眾。大批守候記者只能遠遠觀望。

陳光誠全程笑容滿面,並感嘆說:「多年來第一次這樣坐著曬太陽。」孔傑榮(Jerome Cohen)則寄語:「明天會更好!」

恩師放馬英九鴿子

孔傑榮指出,陳光誠最快下周會到紐約大學亞美法律研究所上課,但由於陳光誠不懂英文,課程將以中文講授,未來陳光誠將專注研究,不會像以前那樣花大部分時間投身政治運動。孔傑榮認為,陳光誠最終會返回中國,因為出國並非他的首選,若事態發展良好,最快今年底就可能返回中國。

曾教導過馬英九的孔傑榮,原訂出席馬總統連任就職典禮,並期許馬就職演說能為歷史留下鮮明印記。但因陳光誠突獲批准搭機赴美,他臨時取消台灣行程,由他的妻子和兒子代表出席。



台灣 蘋果日報

洪智坤:馬英九錯估了中國市場

馬英九在就職演說中,仍然強調要加速ECFA後續協商,以帶動台灣經濟的動能。如此主張,顯然是馬政府誤判中國市場形勢,所提出的錯誤經濟策略。

工資上漲將使得中國失去「世界工廠」的地位。上海美國商會在2011年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沿海省市的工資,從2002年到2010年,逐年增加了12~14%,而東南亞國家的工資同時期卻只有增加6%。更嚴重的是,由於一級城市炒作房地產的因素,造成土地租金上漲,已經讓外資企業不堪負荷。中國歐盟商會更預測,在沿海省市生產的成本,到了2020年將增加三倍。

喪失外貿競爭契機

中國內陸城市(如重慶)雖然祭出優惠措施,吸引台商及外資企業轉移工廠基地,卻也讓這些企業面臨新的問題。首先,內陸城市並沒有像沿海城市具有完整的生產線及供應鏈,光是運輸成本就抵銷了廉價工資的吸引力;再者,內陸城市的工人由於在鄉工作,不像是離鄉背井的沿海工人一樣認分,就地坐大的結果,反而增加企業的管理成本。

從2012年開始,許多外資企業已經開始展開「中國加一」的設廠策略,也就是除了原本在中國的工廠之外,在東南亞國家實驗性的先設立一個營運工廠,若是進展順利則將工廠全數移轉,此舉獲得東協國家展開雙手歡迎。這部分的嘗試,台商顯然是比較後知後覺的。

2012年2月27日,世界銀行完成一份厚達468頁的「《中國2030》報告。這份報告指出,未來二十年的中國經濟體制必然遭遇許多風險,務必進行六項改革:完成市場經濟過渡、加速產業的開放創新、由破壞環境轉變為綠色發展產業以維持成長、擴大衛生教育和就業服務、強化財政體制、尋求與國際經濟的互利關係。

世銀提出中國經濟體制的六大改革項目,直指中國市場當前危機之所在。站在台灣的角度來看,中國危機之所在正是台灣機會之所在,馬政府抱持落伍的「中國市場優先」策略,將使得台灣失去對外貿易競爭的契機。

作者為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


台灣 蘋果日報

北京憤恨 報復營救陳光誠者

陳光誠抵美國獲自由,但營救他的內地友人卻因此不同程度的失去自由。據稱,北京當局對陳光誠被送進美國駐華使館甚為憤恨,誓將報復。多名北京法律學者在新浪微博疾呼關注至今被軟禁的郭玉閃,「請發出點聲音聲援他」。

郭玉閃被軟禁

法律學者蕭瀚透露,郭玉閃自從陳光誠進入美駐華使館後,上月27日至今遭軟禁,被公安每天兩小時的筆錄。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仝宗錦稱,郭玉閃境況很不妙,「光誠事件使有關方面在國際社會丟臉,出力最多的他不免受到格外『待遇』」。

據悉,北京不在乎陳光誠如何逃離山東,最讓當局惱怒的是誰把他送進了美國駐華使館,徹查相關牽線者。陳光誠住在朝陽醫院期間,另一位友人江天勇律師也被警察調查他與駐京各國使館的聯繫,過程中遭毆打。另外,胡佳和妻子曾金燕、滕彪等人也遭公安警告,勿向媒體談陳光誠事件。
《蘋果》記者

香港 蘋果日報

美國與世界--同性婚姻:是同情或權利?

要為同志婚姻辯護有兩種方式。論點 A是同情使然。某人受同志朋友影響,他的友人有穩定的伴侶關係,嚮往異性戀婚姻代表的圓滿與接納。這就是奧巴馬總統首度宣佈改變看法的本質。

同情心的論述既能在辯論中鼓勵互相尊重,又有助於漸進主義的政治方案。一州接着一州,讓社群規範和道德情感佔上風。

這種「多元主義」的作法,可以讓同性戀婚姻這類在道德上與政治上壁壘分明的尖銳議題,能逐漸磨合而獲得最終解決。

論點 B則比較堅決:你有權利與任何人結婚,不管對方性別為何。「婚姻平等」的權利就是現今的公民權、投票權和婦女權(而且是不可侵犯的)。

論點 B有極為強烈的弦外之音。首先,如果同性婚姻是權利,那麼州政府就無權自行決定。試問,即使只有一個州把一項基本權利宣佈為不合法,你要如何贊成它呢?

再者,如果婚姻平等是公民權利,那麼基於(與生俱來的)性別取向而否認同性婚姻,就像因為膚色而有所歧視一樣,是完全的偏執。

而這正是奧巴馬令人驚訝之處,他先提出論點 A,過了五天又提出論點 B,宣稱同志婚姻是「擴大權利」的重要範例,也是繼公民權、投票權、婦女權和勞工權之後的一大權利。

問題是,把奧巴馬現在稱之為權利的議題丟給各州去決定,極為矛盾。除了理智上站不住腳,改採強硬路線的「權利」辯詞,使他在邏輯上,不得不把相信傳統婚姻的人視為偏執頑固。在一項贊成與反對各佔半數、且需雙方互相尊重的全國性辯論裏,總統不宜選邊站。

奧巴馬聰明反被聰明誤,沒領悟到自己陷入邏輯矛盾。

再者,他此番改變心意顯然是假道學。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他的「進化」,不是出於原則而是因為政治。事實上,以奧巴馬十六年前公開表明對同志婚姻的觀點來看,他的轉變根本不是進化,後來還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變化。

當年他在芝加哥極端自由主義的海德公園選區,競選伊利諾州州議員時,對同性婚姻持贊成立場。八年後他競選聯邦參議員,必須迎合顯然更保守的全州選民,而轉為反對。如今他又改為贊成了。

共和黨員如果有這種揣摩民意的政治算計時(例如墮胎議題),他會被罵成牆頭草。當一名自由派人士有類似轉變時,就被說成是「進化」,為更有洞察力,值得頭頂着光環登上全國性雜誌的封面。

奧巴馬深知他把自己困住了。他的「權利」論述迫使他把同性婚姻變成全國性議題,加深擁護傳統婚姻者對他的敵意,這絕對非他所願。

確實,他是被多話的副總統逼得倉卒發表言論,但他肯定早就徹底想過。

柯翰默 Charles Krauthammer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者

香港 蘋果日報

兩國關係大問題 朝廷理虧世人皆見

陳光誠到了美國,開始了他從一個「中國逃犯」到「美國紐約大學訪問學者」的人生新一頁。這個人生轉折的關鍵點,是他能逃進美國大使館,由美國人出面向中共為他「爭取人權」和「保障安全」。

當然,陳光誠能逃進美國大使館,是得到了美國方面的接應和安排的,整件事都在美國的策劃之中。美國這樣做,是為了在北京面前、在中國人民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顯示她有強烈的意願和能力「幫」中國人在人權方面「出頭」。因為「中國的人權紀錄」太差,「熱愛人權、民主、自由」、以此為立國精神的美國不能袖手旁觀。

只是美國不可能以這類方式「救人」太多,只能「抓住典型」,而陳光誠的經歷和遭遇是個典型,他素有「維權律師」之稱,並為此吃了共產黨的官司,被「監視軟禁」。「維權律師」都不能維護自己的人權,都遭到迫害,這樣的典型自然很有「解救」價值,很易彰顯美國意圖。

為了彰顯意圖,達到最大宣傳效果,除了要抓好典型,還要抓好時機。在陳光誠進入美國大使館之後,美國國務卿希拉妮抵達北京,中美雙方舉行「戰略與經濟對話」。以此為「強大背景」,陳光誠事件就能成為「國際大事件」,就能成為「兩國關係的大問題」,北京就不能不接招,「配合」美國演一場大戲。

北京對此當然很憤怒,但也很無奈,誰讓自己治下有那麼多欺壓百姓的人權問題呢?誰讓自己治下有那麼多如虎惡吏呢?老百姓很無辜、很弱勢,在朝廷「強大的國家機器」下,在地方父母官的淫威下,只是草芥蟻民,任人欺辱宰割。他們想逃,想逃離這「不是人過的日子」,找一個他們嚮往的、有人權有自由的地方,這有甚麼不可以呢?整件事情朝廷理虧,世人皆見也。

柳太極 傳媒人

太陽報

野田內閣對華政策亂了套

日本共同社報道,原定二十四日訪問日本的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突然取消訪問計劃,原因與在東京舉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有關。郭伯雄原定四月訪日,再度推遲,顯示日本野田內閣對華政策亂了套。因為,他竟然莫名其妙打毫無用處的疆獨牌。

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前幾天日本防衞相田中直紀與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會談,就盡早建立中日聯絡機制,避免海上衝突達成共識。雙方還確認將推進郭伯雄二十四日訪日。程永華當時還讚賞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四十年前作出了重大的政治決策,為中日建交打開大門。孰知,幼稚的野田竟玩起美國也不太玩的疆獨牌。

總理溫家寶與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十三日會談時,就日本向世維會主席熱比婭等人發放簽證一事嚴辭向野田抗議;之後,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十四日也拒絕與野田佳彥舉行雙邊會談。當時,在北京訪問的日本經團聯會長米倉弘昌原定與中國外長楊潔篪的會談,也被臨時通知取消;程永華也抗議日國會議員平沼赳夫等人出席世維會。過往,即使是自民黨政府因參拜靖國神社問題觸怒北京,也謹慎處理疆獨問題,並避免與達賴進行官方接觸。因此,更加凸顯野田政府這次處理世維會亂套。

此時倒是日本前駐華大使谷野作太郎清醒,他投書共同社稱應回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原點,那就是日本與中國兩個亞洲大國,維持並發展穩定良好的關係,不僅符合兩國各自的利益,且對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是不可或缺。可是,野田似乎熱衷制衡中國。

柳三禪

東方日報

兩岸關係定調 馬英九戒慎戒懼

馬英九的第二任就職典禮在風雨及抗爭的聲音中舉行,馬英九面臨領導失效的迫切危機,在此背景下,大家更關切的是兩岸關係的發展是否會有所突破,邁向政治議題的談判,甚至為簽訂和平協議而籌謀。

馬英九的就職演說,終為兩岸關係定調為「一國兩區」,馬英九表示兩岸政策在中華民國架構下,達致「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而「一中」即是中華民國,馬英九同時闡述依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台灣的主權延及中國大陸,而治權僅及台澎金馬,所以是「一國兩區」,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

兩岸政策本來是馬英九執政的優勢所在。過去四年兩岸以從未有的密切來往,造就了豐碩成果,簽訂的十六項協議將台灣的繁榮發展繫於其上,現馬英九又重申不統、不獨、不武,實是保守的作為,當然對北京有意推動的兩岸政治議題談判是巨大的阻力。過去四年兩岸經歷了極為平穩的發展機遇,令美國滿意,也令大陸方面放心之外也有所期待。

到了二○一二年經過了兩岸和平發展階段,萬事總有一突破口,不能總是「先經後政」,馬英九應可為「政」的起步規劃,如台灣最在意的國際空間問題,就可與北京作為政治談判的議題與起點,馬英九守成,北京就應掌握時機,創造議題,帶領台灣進入兩岸協商和平協議的階段。

馬英九對兩岸問題如此戒慎戒懼,如此穩中求進,只因現在民怨沸騰,馬英九沒有足夠的民意支持,可以讓兩岸政策大步走,他只有以處理內政問題為優先,在兩岸關係上以時間換取空間,但是時間不會永遠在台灣一方,優勢將會退去,馬英九未來處理兩岸問題將更棘手。


江素惠

東方日報

公義無國界 公義被失蹤

月黑高飛再波折重重之下,失明維權律師陳光誠終於投奔美國,得到久違了的自由。衝出樊籬身在異邦的陳光誠表示,冀盼中國政府能夠履行保障他公民權利的承諾,並且依法懲處山東臨沂報復其家人的不法分子。他還高呼,深信付出努力會得到成果,公義無國界。

公義是否真的沒有國界的呢?理論上陳光誠講得沒錯,如果你相信孟子所言人性本善,那麼公義必定無處不在。可是嘛,善性是可以被蒙蔽的,尤其在見利忘義的華夏神州,即使有公義,往往被失蹤。

公義被失蹤的情況比比皆是,維權人士慘遭打壓不在話下,即便是人大代表也會淪為苦主。河南潢川縣人大代表李萬均,為了協助農民工追討二百二十多萬元欠薪,奔波兩年多控告開發商和建築商,最終打贏官司,法院判令被告償還欠款。然而古怪事情發生了,警方阻撓法院執行判決,竟然以「涉嫌詐騙」罪名對李萬均立案調查,並且網上通緝。李萬均不禁慨嘆,自己是史上最悲催人大代表。悲催也者,悲慘得催人淚下。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到頭來義士陷於險境。那就是說,公義本來是存在的,不過被人間蒸發掉。

公義被失蹤的罪魁禍首是誰呢?當然是那些人治掌權者,還有那些不許政治改革的頑固派。

如果說,被失蹤的公義就像一個被軟禁的失明人士,那麼你只好企盼,公義能夠跌跌碰碰逃出生天。

韓世光

東方日報

“若不出事, 十八大後重慶模式將全國推展”


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2011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薄熙來已離開重慶,但對重慶模式的探討聲音未減。對許多人來說,“唱紅打黑”,是談到重慶模式時的第一印象。於重慶出生,熟知重慶民間情況,同時在官場中有相當多同學、朋友的渝定江向《明鏡》解釋,目前一般老百姓看到的只是薄王事件,實際上,事件背後更大的背景是重慶模式。

渝定江認為,現在觀察中國的時局,關鍵是瞭解什麼是重慶模式,表面上看來,重慶模式是“唱紅打黑”,先“打黑”,打到一定階段後開始“唱紅”,“唱紅打黑”,也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重慶模式,但這只是瞎子摸象,不能瞭解重慶模式的全貌。

由於過去的工作經歷,渝定江與中共高層人士也有許多往來,他向《明鏡》分析,實際上,重慶模式背後有相當深刻的政治背景,重慶模式不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它代表的是中共內部的一股政治勢力,也就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影子中央的一股政治勢力,這股勢力在重慶所做的試驗,就產生了重慶模式。

那麼,為什麼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勢力要做這樣的試驗?渝定江解釋,自從六四事件後,中共僅單方面搞經濟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因此累積了許多問題,特別是2002年胡溫上台以後,中央高層發現,群體事件越來越多。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周永康曾擔任公安部長,現在則作為政法委書記,他對老百姓不滿的情況非常清楚。文化大革命時有“三種人”,現在出現了“新三種人”,老百姓心中仇恨的就是這“新三種人”:官、警、富。

“老百姓對官、警、富的仇恨,導致了對共產黨的極端不信任,為了鞏固自己的紅色江山,就必須解決這三種人的問題,解決方式就是在重慶做實驗,做出一個重慶模式,為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出一條路。”渝定江說。

全文將刊於《明鏡》月刊


渝定江指出,重慶模式代表的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一股政治勢力。

輿論“挺習貶李”引發“陰謀論”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岳大鵬


有香港評論人士認為,習近平和李克強8月中旬分別有亮相活動,前者陪同美國副總統拜登,似乎一帆風順;後者訪港卻搞出“大頭佛”。在中共十八大前的敏感時刻,這一切也難免被解讀為高層權鬥的“陰謀論”。

其實,習近平是在中國接見拜登,和李克強訪港有很大不同。首先,習近平有在地優勢,所有行程以及安排都盡在掌握,在加上大陸媒體的一貫作風,很難會有負面的新聞爆出。李克強則不同,香港的媒體自由度本來就很高,在加上民眾一貫對於中央的民主訴求,和對港府的不滿,借李克強訪港的機會抗議發泄實屬正常。之前王光亞訪台也遭到抗議,拿習近平接待拜登和李克強訪港對比有失公允。但這也再次反映出,香港是本難讀的書。

也有西方媒體指出,習近平與到訪的拜登進行了幾次會談,兩人相談甚歡,格外引人關注。習近平已被非正式地指定為中國下一屆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拜登21日在中國西部城市成都的一家餐館喝了茶,還用了一頓便餐。

與此同時,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高調訪問香港,期間他展示了自己的能力,首次在演講中秀出了自己的英語技能。李克強最有希望接任國務院總理一職。
在這兩個經過了精心設計的插曲中,習近平和李克強都堅持中共的路線方針。分析人士和外交人士都認為,這兩次事件的目的是在十年一次的領導層換屆之前,提高他們的知名度。

雖然如此,但一些外國官員、學術人士和投資者認為,習近平與李克強的表現暗示了他們的領導風格將更開放、更老於世故。眾多這類人士一直嚴密注視他們兩人的舉動,希望能找到他們可能為中國領導層帶來何種變化的最微小信號。

習近平的表現尤其為美國官員關注,一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像陪拜登這樣,和一位美國高官待過這麼長時間,二是因為他明年將對美國進行首次正式訪問。
美國官員說,他們相信習近平有志於維持良好的中美關係。但他們仍然擔心,他和其他文職領導人在制定對外政策時發揮的作用,可能不及其他強大的利益集團、特別是軍方的作用。

分析人士說,考慮到這些利益集團在領導人換屆前夕的明爭暗鬥正在加強,李克強訪問香港被認為是在習近平受到更多關注的同時也增加他的曝光度。

56歲的李克強在香港大學演講臨近結束時突然改說英語,吸引了很大關注,特別是在中國的網民當中。現任領導人很少嘗試在公開場合說英語。
自2007年被提拔進入中共最高決策機構、由九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以來,李克強一直被視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替溫家寶擔任國務院總理。外界認為李克強與溫家寶關係緊密。
但最近有強大的聲音--特別是金融界--提出,分管金融的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會是一位更強硬、更有能力的總理。一位曾在最近與黨內高級官員們討論過此事的人士說,很多人不想讓又一個溫家寶上台。(《明鏡月刊》第20期)

难啊,对薄熙来的处置会经得起历史检验吗?


  一

  从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到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人们明显感到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天中加快了自己的脚步。有的学者和报刊社论甚至想到了胡风激情赞颂共产党建国的名句:“时间开始了!”
   是的,就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言的,在一个后极权社会中是不存在真正的故事的,一只巨型的权力之手已预先安排好了一切,整个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遵循 “五年计划”按步就班地“科学发展”着,人们早已预先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欢呼一次什么大会的胜利召开,连统计数据也毫无意外地按照党的意志发展着。
   中国,在后邓时代的威权体制下,特别是最近几年急剧地向新极权主义转向后,就开始进入了这样的没有故事的时代。党怀着一种怕被某种外部力量推翻和清算的深刻恐惧,努力地扩展着自己权力的边界,党不断地镇压着社会中一切异己的力量,清除着一切异己的声音,在社会生活的每个最细小的,边缘化的领域都要打上自己权力意志的烙印。

  然而,有趣的是,由于不可抗拒的政治规律的作用,正是在党用史无前例的庞大的维稳经费构建起一支无敌的维稳力量,以“高射炮射蚊子”的压倒优势消灭了所谓的“茉莉花革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整肃了非政府组织;用监狱、精神病院和让人失踪的“指定居所”钳制了一切理性和非理性的批评之声后,整个无敌的党国体制却在自己的权力中心发生了裂痕和动荡,恰恰是最高的维稳力量无可避免地自己转变成了这个体制最危险的不稳定因素。
  在整肃、控制了各种自发的社会力量之后,各种社会矛盾自然而然地会聚焦到党内,聚焦到党的权力中心,只能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为整个社会下一步的发展选择方向。而党越是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斗争就越是不受任何现存规则的约束,越是激烈和残酷。
  王立军事件是执政党自“六四”以来,甚至有可能是自“文革”以来,最重要和最激烈的一次党内斗争的前奏,邓小平通过“六四”镇压和“南巡讲话”建立起来的威权体制正在逐渐走向自己的尽头,这场估计将蔓延相当长时间的斗争最终将决定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的变革方向。

  从王立军事件开始,党精心织布的意识形态的帷幕发生了大面积的破损,大量的不受控制的事实,从帷幕的后面显露出来,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故事”开始了!
   目前,不管是十八大前的党内权力斗争,还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的政治路线的博弈,都已聚焦到如何为薄熙来问题定性这个焦点上。是的,由于薄熙来的个性和作风,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已经成为有可能导致现有体制破局的不稳定因素,在立刻终止他现有的政治表演这一点上,党内高层大致形成了共识。
  但是,在把薄熙来拿下之后,党立刻发现这次捧上的是一只前所未有的“烫山芋”。在如何处置薄熙来的问题上,党的高层再也无法自然地形成统一的意见,而在党已不再有一个能一锤定音的绝对核心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相当长时间的磋商、博弈和斗争,才可能重新形成统一意志,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都在焦虑地等待党快速作出裁断时,等到的却只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
  事实上,出现这种局面一点也不奇怪。薄熙来事件之所以使一贯“强有力”的党中央变得如此优柔寡断,是因为在薄熙来以及他所竭力倡导的重庆模式身上,确实汇聚了当下中国党内党外最复杂和最尖锐的价值冲突。
   “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在这一听上去如此平稳、正常,并可作多义解释的言说背后,事实上,薄熙来已在党的强制下失去了自由,但在下一步究竟应该如何处置他的问题上,罕见的分歧出现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党这个使用暴力的艺术家,这个得心应手地运用强制力惩戒个体的行家里手,在处罚一个人的时候,会陷入这种前所未有的犹豫和摇摆呢?

  因为,党在试图运用强制力来处置这个有着很深的政治渊源和影响力,并且是党中央25分子之一的核心层的成员时,它必须考虑如何向自己的国民交待,如何向整个世界交待,如何向自己的党的上层集团交待?作为唯一一个曾对王薄事件公开表态的政治局常委,温家宝在3月14日答记者问时所作的承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承诺对事件的调查和处理一定会“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当时,这番话表面上看只是对王立军事件说的,然而,现在我们知道,他更是针对几个小时后将要发生的,更为棘手的薄熙来事件说的。
  人类的冲突在许多情况下,会由暴力来解决。我们看到,在丛林状态下,或者在黑帮的内斗中,出手快的就把出手慢的“做掉”了,不需要有什么“交待”和“检验”;在一个纯粹的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内斗争中,也不用为能否“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发愁,因为,极权主义政党的领袖深信自己肩负着伟大的天命,可以不受任何规则约束地使用专政暴力,而且,每一次党内斗争的胜利者都轻松地超越事实来给失败者抹黑,给自己涂上神圣的油彩,“历史”完全是胜利者可以自由创作的作品,所以,在极权主义政党的党内斗争中,所需关心的唯一事情就是不拘手段地追求彻底的胜利。
  然而,目前的中共正处在从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向法治国家中的执政党的艰难转型中,在任期制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党的领袖使用暴力的方式开始受到习惯和规则的约束,同时,在一个信息时代中,其创作“历史”的自由度也大大地受到限制。
   在这种情形下,温家宝作为执政党中最具有学识和历史感的现任领袖,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确实提出了能让人们普遍信服和接受的标准,那就是“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从纯粹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温家宝承诺的意思是:存在着作为普世价值的法理学的原则,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学意义上的事实,在处置薄熙来时,只要尊重事实,遵循法理,那么,在几十年、几百年后的任何一个人,假如他以中立的立场来理性地考察这一案件时,都会得出结论说,对薄熙来的处置是合乎正义的。
  是的,温家宝的承诺,从理论上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一正义的承诺真的能实现吗?

  二

  对薄熙来的处理之所以变得如此艰难,首先是由于重庆事变汇聚了当下中国最复杂和最尖锐的价值冲突。对此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加以分析:一是从十八大前争夺党的最高层领导权的权力斗争的维度;二是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应朝什么方向变迁的路线斗争的维度;三是当事人的行为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的纯粹法学的维度。

  首先,我们从权力斗争的维度来考察一下重庆事变。
  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一切旨在“入常”,这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许,他也确实如传言所说,不无觊觎党的最高领袖位子的野心。但是,假如仅仅如此的话,是否就构成了用暴力来惩戒他的经得起检验的理由呢?
   确实,要是用中国传统的绝对君主制下的政治逻辑来衡量,(作者之所以提及它,并不纯粹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萎后,这一逻辑在党的现实政治中,开始了某种程度的悄悄复活。)那么,薄的行为也许已经够得上杀头,甚至灭族。因为,他明显地表现出对现任“君主”的不敬,和对继任“君主”的挑战。在传统中国,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王子即便什么也没做,仅仅因为他有实力对未来的权力核心——皇储构成挑战,就会被老皇帝或顾命大臣除掉,因为绝对君主制下的最高的政治正确就是,不拘手段地维护最高核心的权威不受任何威胁和挑战,不然整个体制就会崩溃。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套政治逻辑在中国100年前就随着帝制的倒塌而失去了合法性,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中,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以合法途径追求最高权力。因此,仅仅说薄熙来是一个野心家就打倒他,无疑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事实上,作者看到,有许多并不关心(甚至反感)薄熙来推行政策的具体内容的人,仅仅因为他有挑战现有的最高政治权威的勇气,而对他表现出某种钦佩和赞赏。
  有人也许会说,薄熙来之所以受到党的处罚,是因为他的追求权力的方式违反了党现有的权力游戏的规则。确实如此,薄的许多行为违反了党的权力游戏的规则和潜规则,因此,他受到党的惩戒并不奇怪。我们在这儿关心的是,党的规则和薄的规则,从纯粹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考察,究竟哪一个(或者,它们各自的哪些方面)更正确,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薄违反党的规则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他几乎不加掩饰地表露了自己 的权力欲,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公开了党的上层的分歧。共产党权力博弈的一贯特点是,一方面权力斗争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而异常酷烈,另一方面根据党的教义,这些终生追逐权力的职业政治家必须表现得对个人权力毫无兴趣,同时,不能向外界表露和自己政敌的任何分歧。因为,只有这样党中央才能显示出不具有任何人性 弱点的神圣性,和不具有任何矛盾的绝对正确性,才能维系住要求他人绝对服从的极权权力的正当性。
  可这套极权政治的逻辑,虽然党的寡头们还在竭力维系,但在当下中国一个中立的第三者的观感中,早已千疮百孔,虚伪不堪。和“我自己并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举我当主席,我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的宣示相比,薄熙来不大掩饰自己对权力的追求反倒显得真实和坦率些。“权力”就是政治家的生命,身为政治家无法不追求权力,只是追求权力的方式不同罢了。
   自从邓小平当政以来,已经逐渐形成了党的新一代领袖(常委)选拔的惯例,即按照年龄、资历等标准,由党的几个最具权威的寡头磋商和博弈于密室之中。官员想要晋升到最高层的唯一渠道就是设法获得寡头的青睐。于是,想要晋升的官员,除了暗中积极活动之外,在场面上无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
  薄熙来也想尽办法去走这条惯常之路,但是,2007年当他被挤到重庆后,意识到仅仅走惯常之路想要“入常”已希望渺茫。于是,他开始独辟蹊径,在时刻强调保持一致,容不得半点个性的党国官场上,竟然像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一样,提出了自己一整套的施政纲领,希望通过自己的政绩和宣传造势,以一种竞争性的姿态,由下而上地攻入“常委会”。
  读过新闻专业的薄熙来,很懂得如何宣传和包装自己,他的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使他在国内外传媒上,成为党国体制下最吸引眼球和富有个人魅力的官员。他在中共官场中注入的某些现代性因素,使他的下台获得许多人的同情。我们看到,有些外国观察家说,假如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 是一人一票的话,也许薄熙来就会获得胜利。作者自己的许多学生,特别是一些女学生对薄的下台深感伤心,她们问我:“中国以后的政治又要彻底回到千篇一律的 ‘和XXX保持一致’的平庸、呆板中去了吗?”
  薄熙来不按党的现有游戏规则博上位的做法,无疑引起高层的普遍不满,是他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假如他真是由于这一原因受到处罚的话,那么,无疑是经不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的。因为,党国现在选拔自己领袖的这套规则和潜规则,不仅仅不符合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下的合法性的标准,而且也不符合一个正统的列宁主义政党选择领袖的标准。
  列宁认为,党的领袖必须是在革命实践中久经考验,得到群众衷心拥护,并且自己直接向历史负责的真正的“雄鹰”。而在现有的选择规则下,除了年龄、资历这些硬框子之外,寡头们总是会选择那些规矩、听话、易掌控、能最安全地保护自己政治利益的代理人。长期来看,经过这样一代一代的选拔,必然使党国的领袖从总体上看,个性越来越呆板;才干越来越平庸;眼界越来越低俗。

  有意思的是,按正统的列宁主义的领袖标准来衡量,薄熙来似乎比体制选拔出来的人更像是党的“雄鹰”,而后者更像“家雀”。和同辈的党内竞争者相比,薄似乎经历了更多风浪的考验,更有干劲和政治手腕,最重要的是和他的竞争者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党内高层的密室政治不同,他一手打造的重庆模式以某种方式重建了党和群众的紧密关系,重塑了党的政治基础,他的施政纲领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解决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矛盾的方案,按照薄设计的道路走下去,看起来党好像能够更加强有力地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
  3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反对和破除自由主义》,文中严厉批评:“不听招呼、不守纪律、自以为是,成为今天我们队伍中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这是党内的一个重要派别对薄熙来问题的定性[1],按照这种定性,将薄熙来当作“自由主义” 来批的话,那么,接下来党就会高喊“和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的口号,大大削减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吏的“自由”。
  而自由派学者对重庆事变的看法正好与之相反,吴思认为,假如因为薄熙来个人的问题,导致重庆在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上的探索被迫停止,对以多元的方式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并非好事;孙立平也不赞成从“削藩”的角度欢呼薄熙来的倒台。
   总之,假如以违反党的游戏规则追求更高权力的名义,来剥夺薄熙来自由的话,显然是经不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的。相反,党更应该反思自己的由寡头策划于密室之内的选择领袖的方式。近年来,在确立领导职位的任期制和按龄退休制后,中共觉得自己已经解决了干部更替的制度化和有序化的问题。
  薄熙来事件的爆发告诉我们,这其实只是一个错觉。政治局委员以下的官员,因为是一级一级由上而下地任命的,基本能有序进行,而恰恰是在党的权力最大的寡头和核心的产生方式上难以解决的麻烦产生了。极权的党国体制要能有效地运行,必须有一个一言九鼎的核心[2],而这个核心只能在超越任何法律约束的长期酷烈的党内斗争中产生,只有如此他才能使全党彻底臣服于他。
  那些认为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在“集体领导”下,可以永远有序地运作下去的人,忘记了这个基本事实:是邓小平指定了江泽民这个第三代核心,又指定胡锦涛作为江的接班人,正是借助邓小平在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巨大政治权威,现有体制这20多年的运行才获得了它的“第一推动力”。而这个动力目前正在被消耗殆尽,在第三代核心退休和衰老之后,真正的第四代核心始终没有形成。

  既否定宪政民主(即按照法定程序,通过选举来确立权威),又没有一个核心的寡头统治,从历史经验来看,最难以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同时,也是一种最不稳定的政体。从这次事件的发生来看,假如连像薄熙来这样的在体制内经过多年历练,显现出过人的才干,并且拥有如此显赫的家庭背景的政治局委员,都没有机会公平、公开地去竞争常委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为13亿人民选择未来统治者的这个圈子是多么小,整个过程又是多么地密不透风。假如这个选择过程连党的高层成员自己都不认同的话,那又如何能使人民普遍地信服,又如何能确立起真正的政治权威。
  目前,在王薄事件后的权力博弈中,进攻的一方希望进一步快速扩大战果,防守的一方则运用围棋的腾挪战术,将令政敌畏惧的薄熙来当作一颗颇具价值的弃子,用以交换对自己更重要的政治利益。这样的游戏在每一届党代会前都曾有过。这次的不同 在于由于争斗的部分失控,使党国这条船发生了更剧烈的颠簸。
  敏感的观察家们不难发现,现有体制在逐渐耗尽邓小平剩余的政治权威之后,正不可避免地在进入一个动荡期。从逻辑上说,这个动荡期会以二种可能的方式终结,要么,通过酷烈的党内斗争诞生出一个真正的新核心,要么进行宪政民主导向的改革或 者革命,最后通过选举来确立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新权威。

  三

  其次,从路线斗争的视角考察重庆事变。
  和陈希同、陈良宇不同,在薄熙来事件中,除了权力斗争之外,还包含着十分明显的党内路线斗争的成分。
   薄熙来一到重庆之后,就竖起了毛像,发动了旨在对市民进行精神控制的“诵读传唱”活动,以及运动式打黑,喊出了吸引底层民众的“分蛋糕”和“共富”的口号。薄熙来极其罕见地以地方诸侯的身份,提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政治路线。这条现在已被称作“重庆模式”的政治路线,一方面固然是薄希望用来“入常”的敲门砖,但另一方面也是他用来解决当下的政治经济矛盾的真实的手段和方法。
  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真的是要回归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吗?对此,最热烈地拥护他的“乌有之乡”的毛派和最坚决地反对他的自由派人士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薄熙来自己宣称“唱红”并非要回到“文革”,同时,也有许多为薄辩护的人说,薄在引进外资等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上做得很不错,他并非真的想回到毛时代,“唱红”不过是一种宣示自己政治正确的外包装罢了。
   薄熙来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可以拯救全人类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薄并不相信他天天要别人唱的“红”[3],不然,也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了。但是,认真研读过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的史料的人,就会发现毛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远不像当时的其他人这么狂热和虔 诚。共产主义在毛看来是一个可以快速地搅动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工具,用它作为旗帜可以召唤无数人的忘我投入,用它作为理由可以打造一个绝对听命于自己的政党,和一支受钢铁般纪律约束的军队。
  在狂飙突进的极权主义运动中,倡导它的领袖和积极参与的群众对其意识形态总是有着不同的内在态度。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薄熙来真正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神髓。毛泽东是用什么方式来构建极权体制和自己的极权权力的呢?简而言之,就是在用一个神圣的理由将人们聚集起来的同时,再用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笼罩在自己的每一个追随者和自己统治地区的每一个人身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种一般的恐惧,而必须是让每个人都真切地感到自己随时可能横死的深入骨髓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中,对权力的驯服和崇拜将油然而生。
  如何以自然、合理,最好是神圣的理由来打造这种普遍的恐惧,构成了极权艺术的关键之所在。从打AB团,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利用的是人们在阶级之间进行生死决战时,对内部隐藏的敌人的仇恨,来一遍又一遍地以我划线进行队伍的清洗。毛泽东比谁都清楚,延安不可能有这么多特务,但他故意让恐怖之风蔓延,当有人说,延安整风整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时,毛纠正道,是整了百分之百。正是在将恐惧笼罩到每个人头上时,红太阳升起来了。
  薄熙来深谙此道,他通过“唱红”和“分蛋糕”将人们的革命情绪调动起来之后,通过打黑和反腐,将所有的有权、有势、有钱的人都笼罩在灭顶的恐惧之中。在当下中国,由于有权者的普遍的腐败和受贿;警察的普遍的滥用暴力;经营者的普遍的行贿、偷税和涉黑。由于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普遍处在非法生存的状态,当薄熙来用现有的刑法使他们处在普遍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中时,他制造恐怖的理由与毛泽东的“抓特务”相比,甚至显得更加合法,更加合乎事实。当薄熙来通过以我划线的有选择的打黑和反腐,用暴力对财富进行了大面积的再分配,对整个干部队伍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之后,一轮朝阳就开始在重庆上空冉冉升起了。

  极权主义在不同的情形下,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薄熙来的政治路线的本质是,根据当下的社会经济矛盾和政治文化背景,因地制宜,开发出将重庆,乃至整个中国进一步推向极权专制的新动力,并在这一过程中锻造自己的极权权力。由于以鼓动底层民粹情绪的“分蛋糕”为号召,用超越法律的方式大规模使用暴力,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极左路线。
  虽然,薄熙来这颗“太阳”才刚要出山,重庆已出现了大规模的抓人、酷刑,乃至杀人,薄熙来的政治路线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目前人们最关心的是,在处理薄熙来事件时,除了指责他目无中央之外,会不会公开批评他的政治路线呢?
  尽管,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暗示了薄的做法和“文革”的关联,但看起来这只是他个人,或党内部分人的看法,还远远没有成为党的高层的共识。目前的党中央要想彻底否定所谓的“重庆模式”是很困难的,因为:

  1.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新极权主义思潮正是“重庆模式”得以产生的温床
   关于近年来党内崛起的新极权主义思潮,作者曾在多篇文章[4]中加以论述。所谓新极权主义,就是面对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不断加大的裂隙,不是通过宪政民主导向的改革来增加人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而是一味依靠暴力来加强党对社会的单边控制。新极权主义的主要兴趣和激情体现在致力于构建党对整个社会,乃至对每个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无微不至的制度化的操控上,并将其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正是在“意识形态的管理上要学古巴、朝鲜”和“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大踏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背景下,“重庆模式”应运而生了。
  薄熙来在会见海外媒体时曾经说过:“其实我就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薄熙来虽然野心勃勃,但毕竟只是一个地方诸侯,他打造“重庆模式”一方面固然是以竞争性的姿态向上施压,但另一方面更是想炫耀政绩,讨好上峰,“重庆模式”这支山歌本来就是唱给今上听的。[5]
  当薄熙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而且看了后他会高兴的”时,虽然,口气确实有些狂妄,但是,我想他的内心里是真的认为自己的“重庆模式”做了胡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胡锦涛应该为他所做的这一切感到高兴。
   对比一下“胡式维稳”和“薄式极权”之间的差异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前者纯粹是依赖党组织和暴力机构由上而下地推动的,由于这一推进过程的机械和官僚,使上下间对立情绪加大,维稳成本越来越高,难以为继。而薄熙来则有一种调动民众情绪,为自己使用暴力和重新分配财富的行为提供支持的能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薄熙来是毛泽东之后,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依凭个人魅力来进行统治的政治家。领袖依凭党对社会进行全面操控,这一胡锦涛想在全国实施而没有完全做到的理想,薄熙来在重庆则彻底实现了。
  不过,由于薄熙来习惯于超越法律,依凭个人魅力和专断来行事,因而,“薄式极权”在为党国体制注入新动力,更有力地强化党对社会的操控的同时,它也加剧了内斗,使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态趋于恶化和不稳定。但是,在党遇到越来越大的外部挑战(愈演愈烈的群体事件、茉莉花革命)时,它就无法拒绝饮鸩止渴般地尝试一下“重庆模式”的诱惑。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薄熙来风风火火地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唱红打黑”,理所当然地受到以律师陈有西、法学家贺卫方为代表的法律界人士的集体抵制时,高层的一些大佬却对其赞赏有加。党中央对薄熙来的态度是暧昧和矛盾的,一方面对他的不听话,野心勃勃很是反感,另一方面又乐于看到他去探索强化党的极权统治的维稳新模式。
  总之,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新极权主义思潮,为薄的“重庆模式”提供了生长的空间。薄虽然因为行事极端而被党抛弃了,但只要执政党不能摆脱新极权主义思潮的统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对薄熙来所代表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2.仅用邓式的“改革开放”来否定“重庆模式”同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温家宝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重提《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暗批薄熙来违背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违背了“文革”后,党内高层通过《决议》形成的政治共识。确实,薄熙来的行为跃出了邓小平划定的政治框架,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就能令人信服地说,薄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吗?
  1978年,当邓小平终结“文革”路线,支持改革开放时,他无疑是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当他通过1989年的武力镇压和1992年的南巡讲话,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和市场经济体制强行嫁接在一起时,尽管付出了精神自由等多方面的代价,但是在他划定的政治框架中,中国经济确实获得了20年的高速增长。
  但是,现在是2012年,不是2002年,更不是1982年,正像邓小平剩余的政治权威正在消耗殆尽一样,邓小平政治路线的现实适用性也正在走向自己的历史尽头。过去,人们曾感叹于一个权力不受制衡的政府在引进外资和搞基本建设时的高效率,现在则越来越苦于它的自我膨胀和无法无天。
   在邓小平设定框架内的良性改革,在加入WTO之后就基本终结了。由于无法确立宪政民主的价值导向,即明确地将扩大公民权利,限制和制衡政府和党的权力作为改革的目标。执政党领导的改革早已迷失方向,在强化党的极权统治前提下的改革,变成了越改革司法越不独立,越改革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空间越小。
  列宁主义政党和市场经济的强行嫁接,导致的不再是个别的腐败,而是普遍的权力寻租,权力的拥有者已公然将权力当作私人物品到市场中去交换利益。各个部门都在竭力出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改革,改革已沦为权力集团鲸吞国家资产的借口和遮羞布。
   拿最近的例子来说,有人以反垄断为由,提出了将国有大中型企业快速私有化的改革目标。确实,按现代经济学理论,垄断导致不公,国有导致低效,这一改革看上去似乎既追求公正,又追求效率。问题是现代经济学所揭示的这些关于效率和公正的规律,只有在产权得到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即在完善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框 架中)才能成立。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形下,它必然导致权贵对国家资产的瓜分,从而产生重大的不公。[6]
  以拒绝政治体制的宪政化改革为前提,以权力寻租为特征的不公正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其感到恐惧和憎恶。
   是不是承认普遍的权力寻租已经导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蔓延;是不是承认由于制度性的机会不等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不是承认由于阶层的板结使大量底层的民众失去了信心和希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薄熙来之所以会得到部分群众的拥护,是因为他面对了这一真实的问题,并用自己的方法去重新唤起民众的希望。
  是的,就像有的学者所评论的那样,薄熙来是用在错误的方法面对真实的问题。然而,和那些一味鸵鸟般地回避问题,或者用空洞的口号掩盖和敷衍问题的政治家相比,薄熙来是更为危险,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更像个男人,拥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敢于面对真实问题的强度。
  所以,谁假如仅仅想安全地躲在邓小平开辟的现存的政治路线中去批薄熙来,自欺地(或假装)认为它的剩余权威还没有耗尽,那么,非但难以服众,恐怕还会让人轻视,让人觉得他和薄熙来不是一个量级的政治家。
   一个政治家只有以比薄熙来更坦率,更有勇气的方式,面对当下中国政治中最尖锐和最深层的矛盾,能够用自己提出的政治理念有效地和民众对话,令人信服地指出薄熙来路线中包含的错误、危险和欺诈性,这样他才有可能开辟出一条真正超越薄熙来,给中国带来真实的希望的新的政治路线。

  四

  再次,从法律的维度来考察薄熙来事件。
  假如以中国现有的刑法作为准则来衡量的话,那么,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无疑,薄熙来和薄熙来集团的其它主要成员都犯有大罪。对党来说,现在头疼的问题反而是,由于薄熙来的罪实在是太多,太大,不知道究竟应该选择用什么罪来起诉他。
  仅仅从现在浮出水面的情况看,薄熙来就涉嫌多方面的犯罪:
   一是有关财产方面的犯罪。这包括在大连和重庆当政时,通过批地等各种方式的权力寻租获得的巨额非法收入;在重庆打黑时大量地随意罚没私人财产;将巨额财产通过非法途径转移到海外;除了用超越法律的权力攫取私人财产之外,还将自己控制的大量公有财产用于私利的目的,如收买国内外的媒体和学者吹捧自己,攻击和抹黑政敌等。

  二是对他人的人身伤害方面的犯罪。除了海伍德案外,现在浮出水面的还有为了掩盖此案刑讯警察致死和致残的案件。事实上,在薄熙来的政治上升的道路上,一旦出现了挡道者,他就会通过枉法追诉等手段搬掉绊脚石,我们已经知道的就有姜维平案、李庄案等。
   除了对自己的挡道者的直截了当的谋杀和伤害之外,还有一些人则是在薄熙来主导的各种运动中遭到伤害,比如在重庆的打黑运动中受冤屈的人。还有一些运动并非薄所主导,如消灭所谓的邪教和气功的运动,但薄积极执行,在法律之外对无罪之人加以迫害,导致被迫害者的死亡和伤残。

  三是破坏国家法制方面的罪。如在重庆打黑时,用文革“专案组”式的办案破坏了既有的法律程序;非法窃听政敌和其他公民;将国家的警力变成自己的私人卫队;甚至通过收买、拉拢等方法将军队变为自己私人的政治势力。
   什么才是经得起法律检验的做法呢?无疑应该将薄熙来所有的犯罪事实彻底公诸于众,并按现行的法律加以处罚。但是,党会发现它已无力做到这一点。因为,在现有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下,党作为专政的主体早已习惯了凌驾在法律之上。根据列宁主义的政治哲学,法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统治者自己作为专政主体无须受法律约束。这样,越是党的上层的行为就越是普遍地超越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之外。
  因此,我们看到,当政者正处在两种逻辑的纠结之中。一方面,假如彻底按照法治的逻辑来办案的话,将薄熙来入罪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在将薄熙来的全部罪行公之于众的同时,必然也会将党的上层的政治运作和日常生存的样式加以曝光,[8]这时,不光是薄的亲属和支持者,任何一个中立的第三者都会说,薄固然有罪,但用治薄的同样标准来衡量其他人的话,那么,整个党的上层都已处在普遍的非法生存的状态,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而已。只处理薄就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选择性执法。在长期的信息屏蔽下,因为名实分离而“耐光性”越来越差的党国,眼看着要经受不住因薄熙来事件而难以避免的大曝光。
  另一方面,假如党不是用现代法治的逻辑,而是用依然高挂在自己旗帜上的政治哲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逻辑来审视薄熙来事件,那么,非但薄和目前的党中央之间究竟谁对谁错变得更加模煳,而且从各种意义上看,薄反而比其他人更接近党赖以诞生和走向强大的那个政治传统。
   这不仅仅指他出生在一个自称打下了“红色江山”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世家,更是指他的思想和做派也更符合党至今建基其上的革命哲学。比如,他的“分蛋糕”的口号,比起“做蛋糕”来,更符合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他的直接诉诸群众,从民意中汲取政治力量的做派,比起那些整天策划于密室,离开官僚机器就寸步难行的宫廷政治家来,更符合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也更像一只能够掀起和掌控革命风暴的列宁主义雄鹰。
  他在现代法治的视角中所犯下的全部罪行,在传统的革命哲学下,非但可以得到辩护,而且可以得到升华。因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以彻底摧毁产权制度为前提的。既然在温家宝推崇的《决议》中, 依然认定暴力剥夺私人土地的“土改”是正确的;认定强制剥夺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业者(即全体中国人民)的私人资本的“三大改造”是正确的;既然党现在还在宣称不搞私有制,那么,薄熙来以他煽动起来的民意为基础,暴力剥夺一些行贿、偷税和涉黑企业的财产又有什么错,按照共产主义理论,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剥夺得还不够彻底。
  也许,有人会说薄熙来杀了人。但是,重庆打黑杀的人,和“土改”杀的人相比,薄熙来杀的人和毛泽东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杀的人 相比,恐怕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杀的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从杀AB团开始,一直到整死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毛泽东正是靠不断地屠杀党内的政敌和消灭形形色色的政治上的挡道者,才发出了“红太阳”的耀眼光辉。
  不管是毛泽东的杀人,还是薄熙来的杀人,都可以通过共产主义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哲学来辩护和升华。只要能够以共产的理念,唤起群众的激情,那么,党的领袖作为专政的主体,就可以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来使用手中掌控的暴力。根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以及党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当薄熙来决心要通过群众运动去重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时,杀人和酷刑都不再是什么问题。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只列宁主义的雄鹰,当他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且决心献身于这一真理时,他就不再受任何世俗的道德和法律的束缚,他将直接向人类的历史负责。而所有的血腥和罪恶,都会在整个社会向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前进的过程中,自动地得到洗涤和净化。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多年来受党教育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薄熙来的罪被不断地揭露出来时,依然不改对薄的崇敬和拥护。因为,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当毛泽东这么做的时候,他作为开天辟地的伟人,画像依然供奉在天安门城楼上;薄的父辈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作为开国元勋至今被人敬仰,他们的家族享受着无限的荣耀和特权。
  现在,当薄熙来这个天生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按照党的正统意识形态,继续用暴力推动神圣的红色事业时,对党来说,他有什么错呢?!他唯一的错误就是还不够强大,所以失败了。假如薄熙来能够鼓动起更多的群众,能够联合更多的武装力量,能够强大到杀更多的人,那么,一个新的 “红太阳”就升起来了。
  用党的政治哲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薄熙来的错误不在于他杀了人,而恰恰在于他杀的人太少了,在于他没有强大到能够从肉体上彻底消灭自己所有党内外的敌人,从而现实地重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五

   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看到,本来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对一个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唯一应该考虑的就是法律的因素。但是,薄熙来就如有的评论家所言, 是“黑帮中的黑帮”。党的上层本来就如黑帮般凌驾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上,这些法律他们制定了只是为了让普通百姓遵守的,当然为了维护基本秩序他们还在法外建立了“帮规”。
  而薄作为“黑帮中的黑帮”,当用“唱红”鼓动起喧闹的民意之后,他不但无视法律,也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帮规”。党能够容忍他在一定范围内享有越出法律的特权,却不能容忍他败坏“帮规”。这些“帮规”只有党的最高核心才可以打破和重建,也就是说,薄熙来只有在抢到最高核心的位置后,才能使他所做的一切在党内合法化。
  在一个典型的极权社会中,“帮规”就是最神圣的,违反者就会以“帮规”的名义受到处罚,我们看到,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多次以我划线,使他的反对者以“左倾”或“右倾”路线代表的名义而身败名裂。然而,在一个已经开始引入法制,意识形态式微的后极权社会中,党的最上层虽仍然只会因违反“帮规”而受到处罚,但却必须以法律的名义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暴力的使用,具有可以向大众公开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问题刑事化处理。
  在处理薄熙来案时,党发愁的不是他的罪太少,而是实在太多。假如按照现有刑法,将薄熙来的全部罪行一一列出,依法处理的话,那么,一方面足以使全体中国人民震惊,为什么薄熙来有可能在那么长的时间内,犯下如此大的罪行,假如不是野心太大触犯“帮规”的话,他似乎可以安然无恙地将这些罪永远掩盖下去,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这么一个如此纵容权贵犯罪的体制,是不是已经从根本上出了问题?

  另一方面,党这么做的话,也会引起薄熙来的亲属,以及他在党政军内的盟友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倒不是因为对薄熙来的指控是诬陷,不符合事实,而是因为党假如以同一标准来彻底调查其它高级干部的话,那么,几乎可以毫不冤枉地将自己的整个中央委员会全部送进监狱。在党的高层已习惯凌驾于法律之上生存的现状下,对谁严格地依法处置,反而成了专门“欺负”他的选择性执法,成了他的亲友们忿忿不平的理由。
  可以想见,为了在这些矛盾之间维持平衡,党对外会强调薄熙来刑事犯罪的事实,对内则会强调他违反了“帮规”。而最让党感到难以拿捏分寸的是,究竟应该在他众多的犯罪事实中,选择哪些部分来加以公布和定罪。这就像医生要在一个已全面腐败的机体上,切割下腐败得最厉害,最危险的那部分组织,从而延续机体的生命一样困难。
  为了将各种内外的冲击减到最 小,也许党会在薄熙来的全部罪行中,选择那些较为独特的,其它的高层不大会犯的,而且和别人较少牵连的那些部分来定罪,同时,薄的正式向外公布的罪行会减少到使民众不会感到震撼,不会产生危险联想的程度;而对内传达时,则会披露更多的罪行,好让其亲友闭嘴。可能只有最核心层的人,才会掌握薄劣迹的全部秘密。

  假如党真的是用这种内外有别,“外法内术”的方式,为了眼下的稳定,权宜地摆平薄熙来事件,那么,法治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同时,对薄案的处理也就没有任何推动体制进步的意义。就像将一个已经溃疡的伤口草草地包扎掩盖起来一样,要不了多久党国的机体就会出现更严重的溃烂。
  真正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做法是,不仅仅要追究薄熙来由于个人化的原因所犯下的罪,也要追究他利用在体制中的特权,包括他在服从体 制的命令迫害无辜者时所犯下的罪。对党来说,要做到这些无疑是艰难的。但是,只有通过首先认定这些罪,并进而反思其深层的制度性根源,才可能使对薄熙来的处理,转变为推动政治体制宪政化改革的有意义的事件。
  薄熙来是触犯了刑法,但是,他又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罪犯,就像毛泽东的罪,是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下的一样,薄熙来的罪,也正是他作为“根正苗红的革命江山的继承者”和享有特权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所犯下的。正是反宪政的党国体制和支撑这一体制的红色革命的政治理论,才是酿成薄熙来骇人听闻的大罪的制度性根源和思想性根源。
  就如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指出的,从权力竞争的维度来看,薄熙来事件的爆发,说明现有的党国体制,不仅仅没有找到能使全国人民认同,而且连党的高层能普遍认同的选择党的领袖集团的,有序的可复制可预期的法理化制度,也远远没有形成。而最高权力层更替过程中的这种自然状态(或者说丛林状态),恰恰正是这个党国体制不稳定的根源。
  从路线冲突的视角来看,薄熙来“唱红打黑”的政治实践的兴起和失败,一方面反映出邓小平将列宁主义政党和市场经济制度简单嫁接的政治路线已走到了尽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想通过回到极左路线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的此路不通。[7]

   我们不难理解,站在新极权主义的立场上,为什么要竭力将薄熙来事件刑事化和孤立化。新极权主义的致命伤是不惜一切代价维系党对整个社会的极权统治,这就使得它势必死死抱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极权成分,不可能对酿成薄熙来事件的体制性和思想性根源进行深刻的反思。事实上,薄式极权主义和胡式维稳体制相比,更懂得极权心理学,更懂得如何从群体中去开发支撑体制的精神能量。眼看着纯粹依靠由上而下的官僚警察体系进行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为继,最终胡式新极权主义者虽然在权斗中打倒了薄熙来,然而在精神上也许将不得不承认只有薄熙来指明的道路,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维系党对社会极权统治的唯一道路。
  所有简单地站在邓小平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薄熙来,认为邓倡导了改革开放,而薄想要重新回到毛泽东的人,都回避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按照邓的政治路线无法避免的权力寻租和权贵资本主义,目前已经泛滥到影响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公义的地步。
   是的,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当他将毛共的政治权威转而用到引进外资和构建市场体制上时,确实在众多的转轨国家中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邓小平始终回避,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当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完成之后,党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和公民,和整个社会的关系。
  共产主义者为党的专政权力辩护的理由是,在无产阶级用激烈的阶级斗推动历史前进时,必须将绝对的权力赋予一个洞察历史规律的先锋队;然而,当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在牺牲了几千万人后悲惨失败,不得不进行重新面向普世价值的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宣布了不争论,他的潜台词是在这么一个体制大转轨的非常时期,需要一个明智的权威进行独裁。
  那么,现在当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已经完成,中国也开始重新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轨道时,非常时期已经结束,政治必须重归常态。执政党必须对自己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重新加以明确的界定。

   薄熙来案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党已经走到十字路口,放在党面前的归根结蒂是两条道路:一是用暴力和欺瞒的方法继续强化党对整个社会的极权统治,由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理念已经彻底崩溃,坚持这条道路必然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警察国家[8],也就是用赤裸裸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镇压和掠夺人民;另一条道路则是执政党在宪政民主的原则下,重建和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在全新的法理基础上,寻求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从党现有政治素养来看,走第二条道路是艰辛和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它真正地找回失落的理想,正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错,在政治哲学上完成全面的自我超越;而走第一条道路对党来说,相对要驾轻就熟得多,而且,用暴力和欺瞒来应对挑战是人性的弱点,符合人的低级本能,这种策略只有在被外部的强力彻底征服之后才会走向终结。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指党只要走第一条道路,就必然会立即在现实政治中遭遇失败,也许恰恰相反,走第一条道路党还能维系一段时间的统治,走第二条道路,一旦无力把握,党的统治很快就会崩溃。怎样用“枪杆子”征服人的肉身,用“笔杆子”征服人的精神,党已经有了90年的丰富经验,而中国人民也有了60年接受和配合党的征服的经验。

  古时候,一个长命的王朝能维系200多年,现在,朝鲜的金家王朝也已传了三代,在转变为一个赤裸裸的警察国家之后,党继续维持对中国社会20年,乃至50年的绝对统治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想说的是,一旦中国的政治走上全面维稳的警察国家的道路,不仅仅全体公民的基本尊严将被剥夺,个体人格自主生长的空间将被封死,而且,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将急剧地转向全面和公开的对抗,党不仅需要坚决消灭外部的反对者,而且需要全面肃清党内依旧抱有人道和公义幻想的各种“糊涂的软蛋”,只有通过酷烈的党内斗争和清洗,重新诞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新太阳时,这第一条道路才可能真正地走通。
  也就是说,党除非真的能在薄熙来事件的强烈震撼中,觉悟到薄的全部罪错都深深地植根于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党国体制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哲学之中,党的领袖们能由此警醒到,假如继续坚持一党专政,最后他们都无可避免地会堕落成像薄熙来一样的罪犯。从而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宪政民主化改革,只有这样,对薄案的处理才可能真正地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相反,党的领袖假如自欺地认为,薄案只是“孤立的偶发事件”,只是薄个人的“人生观”出了问题,和党国的基本制度和政治哲学毫无关系。只要“政治问题刑事化处理”,用震荡最小的方式包扎好党的伤口,党对整个社会强有力的极权统治就可以像以往一样继续安然无恙地维系下去。

  假如党的领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惊恐地发现,在他刚刚切割和治疗过的党的机体上,又出现了更为严重和全面的溃烂,在内外交困的危机中,他会变得越来越怀念被他“依法处理”了的薄熙来,变得越来越多地从薄的“唱红打黑”的政治路线中去汲取灵感。他的认为可以通过正派的,合乎道德和法律的方式来维系一党专政的自欺的幻觉将被彻底粉碎。
  最后,他将不得不承认,假如一定要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守党绝对统治整个社会的魔鬼般的极权权力,只有要么把薄熙来重新请回来,要么在彻底清洗党内形形色色的异己者、动摇者、投降者,包括具有正派的幻觉的自欺者的过程中,诞生出一个比薄熙来更加心狠手辣和更加无法无天的强有力的新权威和新核心。

注:

  [1]笔者猜测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胡锦涛对薄熙来问题的看法。
  [2]邓小平对江泽民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到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是邓小平向江泽民交底的话,同时,也反映了他对这个党国体制的运作逻辑的直截了当的洞见。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假如你说了不算的话,党国就危险了。
  [3]关于什么是“红”的本质内涵,可参见拙作《从《共产党宣言》看“红”的本质和“唱红”的危险性》。
  [4]想更详尽地了解新极权主义特征的读者,可参见拙作《平庸的专制——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弊害》和《从党对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楚门的世界”的构成——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解析》等。
   [5]不难想象,假如是邓小平或江泽民当政的话,薄也不会那么卖力地唱红了。不过,应该说除了投机之外,薄对极左政治的那一套确实是一往情深、驾轻就熟。这从他要求报道他的记者熟读毛泽东著作,讲话时脱口而出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中就可以看出来,红卫兵闯将的气质早已深入他的骨髓。
   有人感到疑惑的是,毛发动的“文革”迫害了他的父亲,害死了他的母亲,他自己也进了监狱,为什么薄还会热衷于这一套呢?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文革”确实给薄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它又以“触及灵魂”的方式塑造了红卫兵一代人的人格特质。对许多红卫兵来说,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文革”经历,除了毛泽东示范的样式之外,他们无法想象可以按别的方式来实现内心最神圣和最具有强度的高峰体验。一旦有了适宜的土壤,灵魂深处的那个红卫兵闯将就会跳将出来,薄熙来是这样,称达赖喇嘛是“披着袈裟的豺狼”的张庆黎也是这样。从精神的维度来看,可以说,他们正是“文革”的最深的受害者。
   [6]在1997年,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乡镇集体经济的私有化改制中,已经产生过私分国有和集体资产的普遍不公,但当时大多数人都将其看作是向一个宪政框架下的现代市场体制过渡时,不得不支付的,一次性的代价。谁知真正的宪政化改革迟迟不肯推出,在石油、煤炭等许多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反而用行政和暴力手段吞并私企,搞国进民退。现在又要以反垄断的名义再次私分大型国企。我们看到,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事实上真的要开始沦落为,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抢劫,又以勇于改革的名义分赃的周而复始的掠夺性体系。而执政党本身则开始黑帮化,它不再有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只是一味地通过欺瞒和暴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顺便说一句,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成为了分赃的借口,使现代经济学本身在许多中国民众的心目中蒙上了阴影,成了被人诋毁和厌恶的对象。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积极宣讲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时,更加关注这些规律得以成立的边界条件,同时,要特别警惕它们在当下中国的制度语境中被误用时可能产生的危害。这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现代经济学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受到极左情绪影响的民众重新恢复对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信心。
   [7]衡量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的透明度,它的承受曝光的能力——“耐光性”,现行政权在新极权主义政治路线下,越来越将权力运作的真实过程掩盖起来,让人民生活在其精心炮制的幻觉之中,试图以此来维持稳定。而其虚假的意识形态导致的名实分离,更使其神经质地绝不让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长期屏蔽真实信息和炮制虚假信息的维稳努力,使现行政权变成了一个“耐光性”越来越差的,见不得光的虚弱政权。
  [8]我们说,用薄熙来的政治路线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此路不通,不是指他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假如他的政治理念是有道理的,他失败了,还会出现新的代言人。而是指他的极度荒谬的言行背离,导致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彻底破产。我们看到,正是在他“唱红打黑”高扬“爱国主义”的过程中,薄熙来为自己非法攫取了巨额的财富,并将其转移到国外; 当他雷厉风行地强制基层干部下乡和贫困农民同吃同住时,却让自己的家属在西方公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样悖谬的行为,是连“红太阳”毛泽东也不敢做的。
   而薄熙来的言行背离又绝不仅仅只是他个人品格的问题,这种悖谬和荒诞深深地植根于执行了30多年名实分离的邓小平路线的整个党国体制之中。薄熙来事件使中国的民众,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认识到,只有引入权力制衡和公开选举的宪政民主化改革,才是治疗权贵资本主义的良药,而想要打造任何形式的极权权力来遏制权贵资本主义,都只可能是扬汤止沸,缘木求鱼。
  [9]从政法委的不断扩权和日益成为党内具有独立性的权力中心的趋势来看,中国正走在快速地向警察国家蜕变的道路上。但将这一现象仅仅归罪于政法委又是肤浅的,政法委之所以能成为政法委,是党寻求对社会的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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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重庆经济

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颜面尽失地下台之后,中国西南大都市重庆的经济被外界放到“显微镜”下仔细研究。从2007年至今年3月,薄熙来曾主政重庆。


2011年重庆GDP超过人民币1万亿元(约合1,585亿美元),这意味着重庆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刚刚超过2%。但庞大的人口数量(最近一次统计数据显示重庆人口超过2,900万人)以及重庆作为中国西部门户的战略地位都让这座城市显得特别重要。

那么重庆经济是如何运转的?人们在谈到“重庆模式”时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以下为回答这些问题的图表数据:



薄熙来主政重庆的五年时间,重庆GDP年均增速达到15.8%,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仅有10.5%。就算这一数据可能被地方政府部分夸大,但这一增速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工业在其中起到了突出作用,其在经济产出中的占比达到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服务业所占比重则被挤占,其在产出中占比仅有36%,而全国平均水平为43%。



重庆经济也开始向投资倾斜。从2002年到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为28%。

而从固定资产投资在总产出中的占比看,2010年这一比例达到84%,高于薄熙来到重庆主政前一年62%的比例,远远高于66%的全国平均水平。

分析师担心,重庆经济过度向工业和投资倾斜意味着较高的环境成本,以及资本配置不当所造成的浪费。这令经济的快速增长难以为继。



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较低的工资水平以及政府的实干精神吸引了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福特汽车(Ford Motor)以及领先的化工企业巴斯夫(BASF)等主要制造类企业。

2011重庆出口同比增幅超过160%,而全国增幅只有20%。

2010年重庆的年均工资水平约为人民币3.47万元,接近沿海制造业枢纽广州2005年的水平,这增加了重庆在成本意识强烈的出口企业眼中的吸引力。



农民的土地权以及为农村移民提供城市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的措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重庆市政府的数据显示,在重庆2,920万人口中,目前有1,610万人为城市居民。

米勒(Tom Miller)是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的作者,该书主要讨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他说重庆为城市化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可谓是中国国内户籍制度(也被称为“户口”)改革最雄心勃勃的代表。

而在保障房建设一事上,重庆也位居国内前列。重庆计划在2012年开工建设1,350万平方米的保障房,这样重庆政府离4,000万平方米保障房的建设目标又近了一步。

公共服务支出增长迅速。薄熙来主政前一年,教育支出在GDP中占比仅为2.3%,2011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2%。

到目前为止,拉动重庆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工业和投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城市化住房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逐渐发挥效果,居民收入应该会随之上升,从而拉高消费水平。



投资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银行贷款激增,未偿还银行贷款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112%上升至2011年的131%。

重 庆高速公路集团(Chongqing Expressway Group)和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Chongqing Water Investment)等重庆政府拥有的投融资平台对重庆的发展非常关键,这些平台因为重庆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而积累了大量债务。

而政府在平衡资产负债表另一侧的资产规模的同时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这意味着政府的偿债能力不太可能成为问题。但薄熙来下台后有关部门打算开始清理投资项目。

今年4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hongq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的股价曾在两天内暴跌14%,原因是投资者担心该行的信贷质量存在风险。



政府对重庆楼市投机现象的打击意味着房产销售速度已经放缓,房价开始回调。今年3月重庆房价同比下降约3%,这和全国趋势一致。

瑞信(Credit Suisse)地产业分析师杜劲松说,最近在和重庆地产开发商交流探讨之后他发现,今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房地产销售速度可能已经下降。

房地产销售速度下滑以及房价下跌降低了土地出让价格,今年3月土地出让价格同比下跌48%。对于重庆市政府下面的投资平台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坏消息,因为投资平台将土地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

经济快速增长以及革新的社会政策令薄熙来受到重庆当地民众的欢迎。在薄熙来下台后,重庆经济能否维持快速增长,社会政策是否又能得以延续还有待观察。

Tom Orlik

华尔街日报

重庆高官王立军,即将成都受审?

王立军(资料图片)
图片来源: REUTERS
王立军(资料图片)


香港一份有影响力的英文媒体报道,中国可能在6月审判重庆市前副市长王立军,罪名可能是叛国罪。王立军因为逃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而扯出薄熙来案,从而引发中国政坛二十年来最严重危机。有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会以叛国罪审判王,但判他死刑的可能性不大。


*王立军罪至极刑?*

星期一发行的《南华早报》引述对王立军案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可能在下个月就开庭审理王立军案,他将以叛国罪受到审判。
曾经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向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汇报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死因等相关问题时,因涉及到薄熙来的家人,王立军考虑到自身安全,于今年2月6日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那里滞留并申请政治避难,从而引发一连串备受关注的事件。
中国独立新闻工作者、经济学周报前副总编高瑜认为,以叛国罪审判王立军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因为案件涉及国家机密,因此审判基本不会公开。
高瑜5月21日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就抓一点,就是他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这件事,是否涉及叛国,有没有泄密行为。而且我估计就这样一个案子,如果不是涉及到英国人的死,我总觉得都不会公开(审理)。即便公开也只是让英国使馆来人旁听审理,因为涉及到谋杀。”

高瑜指出,王立军涉案罪名还包括酷刑、贪腐和窃听等,对这些罪名的调查需要一定时间,不可能在据称的下个月审判之前有结果。
北京的异议学者陈子明同一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对党内高官的审判通常都分两步走,下个月最有可能的是中纪委出台对王立军案子的结论性报告。
陈子明说:“是不是在十八大之前就能够审判结束,这个我有一定怀疑。因为,任何这么一个涉及党内高官的事情,都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由中纪委做一个 报告,做一个结论;第二步才是交给司法部门审判。我想下个月是不是就审判完了,这个有点快。但是下个月中纪委的报告出台,这个比较靠谱。”
南华早报说,目前是国家安全部在处理王立军案;中纪委在处理薄熙来案而谷开来案则是由公安部来处理。


*中国刑法:叛国罪最高可获死刑*

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对王立军的审判将会秘密进行,如果罪名成立,王可能被判处死刑。
根据中国刑法第102条: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 情节特别恶劣的,可判处死刑
*高瑜、陈子明:王罪不至死*
北京观察家高瑜认为,即使王立军叛国罪名成立,也罪不至死。因为,就是因为王立军私闯美国总领馆,才扯出了薄熙来案子,提前引爆了中国政坛的一颗定时炸弹。王也算是戴罪立功,因此,最多是死缓。
而北京学者陈子明说,从过去中国对党内高官的量刑看,不会轻易给他们判死刑。他估计,王立军将被判处死缓以下刑期,而且从立案到他请律师到开庭直至宣判等这类的信息,当局都会向公众通报。他说,中国领导人对王的案子格外重视,因此会把这个案子的程序走得好看一些。

南华早报援引香港法律专家王友金(Ong Yew-kim)教授的话说,王立军既没杀人,也没私藏武器,因此不会被判处死刑。王友金认为,王立军可能会判处8到10年徒刑。
*高层快刀斩乱麻如期开十八大*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两位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局会在预定的中共十八大会期之前,用快刀斩乱麻的速度,理清王、薄和谷案子,从而使十八大如期召开。
香港南华早报说,如果王立军即将受审报道属实,这就表明,中共希望在今年秋天召开18大前,将薄熙来、谷开来以及王立军等几个相关案子一并加以解决。
南华早报还说,薄熙来倒台,传言满天飞,说中共高层因此陷入分裂。此前一直有传闻,因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和王、薄、谷连环案没有结果,中共将推迟十八大会期。

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结婚,警方说非法同居


秦永敏王喜风在婚礼上
图片来源: 网友王译推特
秦永敏王喜风在婚礼上


中国武汉知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和山西女子王喜风5月13号在武汉举行结婚典礼后,被当地警方人员以“非法同居”为由传唤。警方说秦永敏和王喜风没有办理结婚证,婚姻不合法。还有警员威胁秦永敏说,再写文章就剁手、剁脚,并且将嘴缝上。秦永敏夫妇指控警官人身威胁。

*秦永敏夫妇结婚不易*

秦永敏今年59岁,是民间政治学者和知名异议人士,曾因政治问题坐牢20多年。而他的新婚妻子王喜风是山西人,生于1975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她称自己是秦永敏政治上的支持者和知心爱人。由于政治原因,秦永敏这几十年来,历经坎坷。他说,他俩人结合,已属不易。
秦永敏前妻李金芳曾发表文章题目是:“无法挣脱的枷锁——我和秦永敏的婚姻岁月"。她说:“1989年11月底,在秦永敏出狱7个月后,我终于第一 次见到了他。就在我沉浸在与秦永敏相识的喜悦里时,武汉青山区派出所的两位警察几次来到秦永敏家里,详细调查我与秦永敏相识的经过,六四期间我从事什么工 作,我家庭所有亲属的通信地址,我在北京工作单位的电话。还要求我 写一份简历。在最后一次秦永敏的严正抗议下,他们才停止了对我的不断骚扰。1989年12月底,我冲破重重阻力(尤其是来自于我的家庭)与秦永敏结婚。” 李金芳说,由于政府严酷打压,她后来被迫和秦永敏离了婚。

*秦永敏新婚燕尔,警方追究“非法同居”责任*

星期一(5月21日)下午5点,秦永敏和王喜风来到武汉市青山区公安分局,就警官王辉粗暴执法一事同当局交涉。记者打电话采访之际,秦永敏仍在警察局内,王喜风则被告知需在外面等候。

警方指控秦永敏夫妇“没办结婚证”属于非法同居,因此,需要“惩罚”。但是,警方的确允许秦永敏和王喜风举行了婚礼,有几十人见证了他们的结合。秦永敏夫妇后来给朋友和政府发出感谢信说,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的婚礼最终得以举行,“还有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祝贺并送来贺礼”。

王 喜风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受户籍管理政策地区间差异,还有政治敏感人物结婚等因素的影响,她没有能在山西原居住地办妥结婚所需手续。不过他们希望典礼结束 后补办,他们并非属于非法婚姻。她说:“依据中国的法律,没有结婚证同居,也没有非法同居这种说法。我们这个婚姻全世界都是知道的,六十多个来自全国各地 的朋友,也见证了我们的婚姻。对于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婚姻,社区区长和治保主任,以及两个国保负责人也在场,他们也能证明我们的婚姻,并且还送了贺礼。但 是,我们还是要按照合理的程序办理手续。

*王喜风:有人借机打压秦永敏夫妇*

王喜风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警员王辉把秦 老师带进去的时候,说秦老师打着结婚的旗号,搞‘非法同居’,‘利用黑社会手段非法敛财’。骂了一大堆侮辱人格的话,还说,我看你活不了几天了。我一定会 整死你的,等等的话。反正是什么难听,什么威胁,就说什么。为此我们将起诉他。”

武汉异议人士石玉林向美国之音谈到了有关情况:“那是前 天的情况,询问他的那个警察对秦永敏进行人身死亡威胁。那个警察说:‘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上’,并说,‘你就是个败类,是这个国家的败类,早晚死在我的手 上。再写文章就剁手剁脚,把嘴缝上’。这些都是那个叫王辉警察干的,他不止一次这样威胁。”

秦永敏释放后目前仍处在政治权利剥夺期,警方不允许秦永敏离开武汉,这就是秦永敏婚后不大可能获准到外地蜜月旅游的原因。秦永敏夫妇认为,本来是平常的民事程序问题,却被武汉当地警员当成对他们刻意施压的借口。

*武汉警方:不知道此事*

美国之音致电武汉青山区新沟桥派出所了解情况,值班警员说,他们那里没有叫王辉的警员,另外,也不知道辖区内有秦永敏和王喜风。

王喜风和石玉林谈到警员王辉的粗暴行为,不过,他们也指出,目前中国警察队伍中,像王辉这类职业操守低下的警员数量正在逐渐减少,代之以较为文明,通情达理,甚至同情他们遭遇的公安人员。王喜风说,少数执法人员的言行还是暴露出中国司法制度令人关注的现实。

热比亚语惊四座称世界应买下新疆

著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亚上周在东京出席“支持世界维吾尔会议”座谈会,并向会议主持人“奋起日本党”代表平沼纠夫递交10万日元现款,捐给正在募捐购买钓鱼岛的东京都政府。这一举动,引起不少华人的侧目。




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亚
Reuters
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热比亚
 
 
 
世维会自称是代表在新疆和中国国外的维吾尔人利益的国际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维吾尔人的民主、人权和自由。该组织声称用和平、非暴力和民主的手段来决定维吾尔人的政治未来。北京则认为,世维会是鼓吹分裂祖国的分离组织。

当时,热比亚还表示,如果被掠夺的土地能用金钱买回来,那么希望日本或世界买下新疆。美国之音打电话找到一名参加在东京世维会大会的代表,他既不证实,也不否认热比亚的讲话。

对于热比亚向日本右翼示好,日本舆论反应平淡。世维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在东京举行,热比亚在会上再次连任世维会主席。热比亚说,日本和维吾尔一样,都面临中国的侵略和同化威胁,她呼吁日本和世维会合作。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的话说,热比亚是在故意挑衅中国政府和人民。杨恕说,热比亚号称“维吾尔人母亲”,但她竟然公开宣称愿把新疆像商品一样出售,这是荒唐的。

陈光诚希望专心研究但愿早日回国


陈光诚抵达纽约
陈光诚抵达纽约
REUTERS/Keith Bedford
 
法广
 
日前抵达美国纽约的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目前今天开始处理就学和研究事宜。一直关注陈光诚命运并为其联系就学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告诉路透社说:“陈光诚说他很多年没坐下来晒太阳了”。 “他想去花园走走…他的孩子们先跑出去,他跟在后头”。
双眼失明的陈光诚周日抵达纽约,孔杰荣说他将在纽约大学研究法律、学习英文。陈光诚抵达美国也意味着中美就此展开的数周的外交角力进入尾声。
部分人权支持者认为陈光诚在美国可以自由发言,能为维权贡献更多。但孔杰荣说拿到纽约大学奖学金的陈光诚未来几年可能专注于研究,或许不会像以前那样花大部分时间投身政治运动。
孔杰荣说:“如果一切顺利,他可能年底就会回中国。他会先认真做研究一年,再看看要怎么做”。

被朝鲜扣留的中国渔民返抵大连

29名中国渔民5月21日早上返抵大连市
29名中国渔民5月21日早上返抵大连市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被北韩扣查近两周的29名中国渔民和三艘渔船20日获释,今天(21日)早上已返抵大连市金州一个渔港,渔民被送往医院进行身体检 查。中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指,中方和船主均没有支付90万元人民币(下同,折合约11万欧元)的赎金,但渔船物资均被抢去,船员只剩内衣裤。《朝鲜日报》 今天的报道则指,不清楚中方有否交付赎金。

中国和北韩(又称朝鲜)关系良好,故此传出中国渔船被北韩扣留,甚至要求支付大额赎金的消息后,均让外界惊讶。但有传媒称,北韩透过第 三者向进入丹东水域的渔船收取「帮艇费」是公开的潜规则,数额按渔船马力收取,一般不超过5万元,但若没有付费,便会被北韩扣船、逮捕及交罚款,数额高达 20万;有时朝方甚至会从接壤的黄海中国水域强行拖渔船到北韩的丹东水域,再索取罚款。

被扣十三日的29名渔民和辽丹渔23979号、辽丹渔23528号、辽丹渔23536号三艘渔船,本月8日在黄海中国海域捕鱼时,被乘坐快艇的北韩 武装人员强行带到北韩水域扣押,要求船公司每艘船缴付40万元才会放人,否则对渔民不利;其后,北韩方面把赎金减至每艘船30万元。
据后期介入斡旋的中国使馆人员表示,渔民获充足食物供应及医护照料,健康良好。但三艘渔船返回中国港口后,环球网报道,三艘渔船上的物资全被抢去, 船员只剩下内衣裤,情绪十分低落。船员描述,身穿军服的武装份子强行登船后,将他们全部关押在船上一个装垃圾的小仓中,禁止他们说话和交流,吃喝拉撒都被 得在狭窄的小仓中进行。部分船员被殴打,身上有多处伤痕。他们又说,强行登船的朝鲜人中有会说中文的翻译,但不是中国人。

至于为何被释放,渔民说不知道,朝方人员释放他们时,只是每艘渔船给了半袋米和丢下「你走」一句话。

社交网站成英国人最佳报复平台


脸书首页

学者认为Facebook等社交网站为人们发泄心理愤懑、寻仇报复提供了便捷渠道。

心里愤懑,要寻机报复,此时此刻存有这种念头的英国人占了英国总人口一半以上;而且他们认为社交网站是他们实施报复计划的首选平台。
这是最新调查的结果。
这主要是因为推特、脸书等社交网站的迅猛发展为寻仇、报复提供了便捷渠道。
受访者中近70%承认,网络提供的便捷助长了人们复仇的决心。
超过半数(52%)的受访者说,他们目前心里正盘算如何“还击”、“报复”,近40%的人承认自己“出于愤怒、嫉妒或怨恨”。
至于报复对象,调查发现首当其冲的是同事,其次是朋友,然后是上司。
那么,最应该受到报复的“罪过”是什么呢?
在三分之一英国人眼里,私通遭报复是罪有应得,其次是欺骗(19%)和偷盗(9%)。


“天赐良机”

调查还发现13%的受访者认为,“公共人物”假如被视为干了坏事错事,那他们在网上受攻击是应该的。
显然,相对于跟冒犯了自己的仇人面对面交锋,在自己的电脑键盘上打一串字母确实显得更容易、更安全,也更容易发生。
调查数据证实,57%的受访者认为网上报复比面对面寻仇更容易,而且也承认网上报复的轻松程度是人们更愿意通过这种渠道寻仇的主要原因。
伦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的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说,人们或许会因为这些数据引起警觉,但绝对不会感到惊讶。
他列举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你、我、他、她都曾经、正在或将会遭遇的可以让人怒不可遏但隐忍不发寻机报复的诱因:跟同事有矛盾冲突、对政客极为失望、被银行和银行员工激怒、对肤浅的社会名流感到艳羡,等等,等等。这些情绪往往会郁积在心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厚、发酵。

韦伯斯特教授说,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暗暗地诅咒、恶狠狠地在心理臭骂、幻想着攻击伤害自己的人倒霉遭厄运,心想“要是如此这般,我就能如何如何...”。
但是,有了社交网站这么个“天赐良机”,而且可以匿名实施报复,许多人就会抛弃“忍”字。
而这样下去,他认为,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将变得很可怕。

BBC

香港十连冠最具竞争力城市但须居安思危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两岸四地中,香港力压近三百个城市,连续十年高踞榜首。但香港与中国内地城市的差距正在缩少,税收、人才和软硬件等竞争优势的弱化尤其值得关注。

另外,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即ECFA)生效后的台北,受惠于外贸总额增长明显,排名亦大幅由2010年的第五跳升至第二位;北京更首次超越上海,排在第三位,而前年排第二的上海则跌落第四,原因之一是常住人口增加,出现经济结构转型;深圳就排在第五位。

社科院按经济和科研等指标对大中华区294个城市进行评分,对连续十年称冠的香港,报告指出,香港的金融业及专业服务业,仍然是两岸四地中最优秀 的,香港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将可持续,亦可深化香港联系中国与全球的桥梁作用。不过,香港亦有不利因素,包括高租金、欠缺对科技的足够重视、人口老化,以及 缺乏灵活人才流动制度,长远将削弱竞争力。

报告强调,香港与内地差距正逐步缩小,内地城市在综合增长、经济规模等方面都有长足进步,特别是深圳、北京及上海等地,综合竞争力指数直迫香港,香港需要居安思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及改善民生上。

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城市与中西部的差距亦在缩小,但并不平均,中部地区城市分化严重,中心城市快速崛起。

吴英父亲对死缓判决表示不服



吴英被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浙江法院对非法集资案被告吴英做出死缓判决后,吴英父亲吴永正表示对判决不服。

他在微博上写道:“我对目前的判决不服,太黑了!”。吴永正还表示,这是一手遮天,民斗不过官。

据中国媒体报道称,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听到判决消息后情绪极其激动,他大喊头痛,称现在什么都不想说,冷静不下来。

吴英的判决在互联网上也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认为对吴英的判决过于严厉,而中共腐败官员往往能逃过惩罚。

有网友对吴英的判刑表示伤心。也有网友把吴英的判刑同赖昌星相比,说才几个亿就死缓,赖昌星给国家造成几百个亿的损失就可以在监狱里睡大觉了,谁会死的甘心啊!

更有网友认为,这个判决似乎是在国家意愿和民众意愿夹缝中诞生的,吴英是中国落后银行制度的牺牲品,银行业垄断,小微企业贷款难,民间借贷体现市场真正需求!集资诈骗罪名本就子虚乌有!和赖昌星比不算什么。

此外,还有网友写到吴英被判死缓,看来意思是说这钱,还得国家赚。这还真是有点黑色幽默。不判死刑舒缓民意,判个死缓维护国家的“威严”。

对吴英因集资诈骗做出的死刑判决被驳回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此案,对被告做出死缓判决。

法院判决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在中国,死缓判决通常都最终变为无期徒刑。

BBC


苹果三星:两个巨人的战争

在美国法院的压力下,苹果和三星不得不进行一场调解会谈。尽管如此,两家智能手机生产巨头之间的战争仍然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


参加周一和周二的庭外调解谈判的双方代表分别是苹果公司总裁库克(Tim Cook)和三星的CEO崔志成(Choi Gee-Sung)。苹果公司近年来凭借热门产品iPhone和iPad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企业;而三星电子则是世界上手机销售量最高的企业,它的智能 手机销量甚至超过苹果。
一年多来,两家手机行业巨头开始了一场有关专利纠纷的拉锯战。苹果指控三星无耻地抄袭其产品,侵犯版权;而三星则矢口否认,反唇相讥。负责产品专利纠纷研 究的穆勒(Florian Müller)统计,两家公司已经在十个国家的司法机构进行了50多场诉讼。"这些诉讼当中有些还继续拆分成多个案件审理,因此它们加在一起的总数可能更 高,接近100。"

穆勒除了发表一个有关专利纠纷的专业博客之外,还为微软这样的IT公司提供咨询,但还没有和苹果或三星公司有过商业关系。他不认为这两家公司会通过这次调 解谈判取得一致。他说:"说到底,这两家公司之所以愿意坐到一起去谈,主要是不想给法官留下不愿合作的印象。这可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iOS系统对决安卓

2007年年初,苹果将第一款iPhone手机推向市场,这是一款彻底颠覆了移动通讯世界的产品。2010年,iPad上市,也迅速成为消费者疯狂追捧的 热门。到目前为止,该公司一共售出了大约2.2亿部iPhone和将近7000万台iPad,并以超过5000亿美元的市值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企业。
其实,可以上网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并不是苹果的首创。但它的功绩在于利用iOS系统将整个运转系统变得非常便捷、易于操作,从而适合大批量地在市场上推广。
在iPhone上市两年后,网络公司谷歌推出了安卓系统(Android),其外观和用户界面和苹果iOS系统非常相似。安卓系统在不同厂家的手机上得到 应用,并且很快也取得了成功。根据美国市场调研公司Gartner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安卓在全球市场上占有56%的份额,而苹果的市场份额只有 23%。

三星显然已经拼下了更高的市场占有率

一场殊死决斗

已故的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生前最恨安卓,认为这是对苹果发明的产品的最无耻抄袭,甚至扬言"恨不得发动一场核战争来毁掉它"。而如今掌管苹果的库克则没有 表现出那么好战的态度。他在四月份表示:"我们希望其他企业能够自己发明产品。假如我们能够取得一致,那么总比打一场战争要好。但是,苹果公司不能变成为 全世界的企业搞研发,这是非常重要的。"
分析人士穆勒认为,这位新总裁的表态并不是对苹果公司政策的改变。"假如库克说:我们同意其他企业模仿我们的发明产品,但是他们要付钱。--那么接下来的谈判无非就是一个双方为钱的数目讨价还价的过程了。但库克恰恰没有这么说。"
 
三星在赶超苹果

因此,这场司法大战眼下还看不到尽头。恰恰对于苹果来说,输赢事关重大。今年第一季度,三星超过苹果,成为最大的智能手机卖家:其安卓手机销量达到3800万,而苹果的iPhone只有3500万。
市场研究人士也认为,智能手机已经渐渐演变成为市场标准化产品,不再是高端用户的专属。穆勒指出,这场专利大战对于苹果来说事关生死。因为在产品更新换代 迅速的IT世界里,网络效应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网络效应就是说:一个平台只要赢得了好评和喜爱,就会变得越来越火。"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季度里,苹果公司盈利120亿美元左右,目前总资产达1100亿美元。不过,在洗牌换局如此之快的IT行业,苹果公司自己深知前路险恶。 1983年,是苹果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带有鼠标和图像式用户界面的个人电脑,而当90年代中期微软公司的Windows系统取得成功之后,苹果公司则被逼得 一度险些破产。

作者:Andreas Becker 编译:雨涵
责编:苗子

 德国之声

為何不讓共產黨好好待下去?




  《明鏡月刊》記者 柯宇倩


  眼下的中國老百姓並不需要民主?2011111日,《明鏡月刊》編輯部於紐約舉行了“蘆笛對話胡平”討論會,兩位海外著名思想家圍繞著“民主在中國如何來臨”這一主題進行針鋒相對的理性辯論,對中國的未來之路開啟了不同角度的思考。以下是這次對談的下半部分。

 

  蘆笛:我覺得有幾個問題:第一,專制制度就是邪惡的東西,什麼優點都沒有?
 
  胡平:不一定,有時專制制度會自然軟化,蘇聯、東歐國家,斯大林一死都軟化了。但也有不軟化的。

  蘆笛:你的意思是,主要問題是,專制制度越拖下去越糟糕,民憤越深,垮得越晚,造成動亂的可能性……

  胡平:也不盡然,以今天中國特定情況來說,是這個樣子,別的不一定。

  蘆笛:就說中國的情況,你的基本估計未必成立。專制制度也不完全做壞事。相對民主制度來說,專制制度有些地方還挺優越的,像應對經濟危機的舉國體制;當然舉國體制是很扯淡的東西,賤賣資源、賤賣勞力,可是老百姓吃這套。西方政府迎合老百姓的最大滿足就是經濟改善,選民投票也是為這個,所以老鄧說:發展才是硬道理。

  另外,共產黨也知道要收買民心。你的基本估計可能說反了,改革開放之初80年代,大多數人都不滿,那是跟西方比較出來的,現在我覺得滿意的人是大多數,所以你說越拖下去,民憤越沸騰……

  胡平:我沒有這樣說,第一,如果拖下去,共產黨越來越有自信,那也有好處,那他就可能越來開明。但問題是現在的中共不是靠走正道而來是靠走邪道而來,所以它很難會越來越開明,很可能會越來越驕橫。

  拿基層選舉為例,今天當局對基層選舉的打壓,遠遠超過30年前我們搞基層選舉的時候。說明共產黨的擔憂、恐懼、蠻橫都遠勝過當時。現在最糟糕的情況是,一方面,經濟成就巨大,另一方面共產黨知道,這都是我壓著,不壓著就翻盤。現在的問題是,它不改革好像也能繼續維持一段時間,但要改革倒可能馬上完蛋,這時它改革的意願最低。這是最難辦的。

  如果說讓共產黨就這麼待下去,那也不行。這樣待下去整個社會情況只會越來越壞,因為它們清楚地發現,幾十年一路走來,別的共產黨專制都垮了,唯獨自己還沒垮,而且還發了,都成世界第二了,靠的是什麼?靠得就是我比別人更厚更黑。西方有什麼了不起啊,我們不是都快要超過你們了嗎?在他們看來,戈爾巴喬夫的做法就是傻嘛,我們才不那麼幹呢。這幾十年就是跟人類主流文明跟普世價值對著幹,關鍵時候從不心慈手軟,這就是他們自己總結的經驗,他們的哲學。

  所以我認為,今後10年很關鍵。如果聽由中共這樣下去,必將是全人類的危害,必將是一場大災難。如今世界交流頻繁,東方與西方不能各自孤立,互不相干,摩擦衝突在所難免,自由世界將如何應對?


  蘆笛:你剛才說的很準確,現在的共產黨與中國歷代統治者一點都不一樣,任何理想、主義都沒了,完全是一個利益集團、犯罪集團,壟斷國家資源化公為私。它們又很自覺,知道自己在幹爛事,所以生怕被報復,絕對不會鬆口、讓步。它現在的信念,就是與普世價值觀對著幹,那正是他們成功的秘訣,所以以後也堅持這套,這正是中國最難辦的事。

  但如果因為這個情況,認爲更有必要呼籲革命的話,根本沒有用處。

  胡平:我不是說要呼籲革命,現在的問題是革命很難。我講過,在最該革命的時候往往不會發生革命,而實際發生的革命又往往是不必要的。所以為什麼對現已發生的革命有很多批評,就是因為它們發生在不必要的時候,例如辛亥革命,清政府都走那麼遠了;但正因如此才有個口子,反對派才有機會……

  蘆笛:最該革命的是毛澤東時代。

  胡平:對,所以從理論上討論革命,答案都最簡單,也總討論不清楚,理論上誰都承認,在某些時候就是該革命,但這些時候偏偏最革不起命,能革命的時候都是社會出現相當鬆動,統治者沒那麼壞沒那麼凶惡的時候,或許是統治者無能,或許是統治者想改革。所以從實際上談革命,總會眾說紛紜,因為不少革命都是不必要發生的,發生的革命也有不少是壞革命。現在的中國就很難革命,于建嶸提到一位湖南的農民領袖說,以現在中國的官民矛盾,要是放在冷兵器時代,早就揭竿而起多少次了。另外,中國這麼大,反抗格外難。象東歐北非,一個國家才一兩千萬人,一個突發事件,聚集起幾萬人十幾萬人,政府就支不住了,可是換到中國就不夠。

  蘆笛:那針對這個國情,你的主張是什麼?

  胡平:我們衹能認識這件事,但沒有什麼現成的方案能手到病除。

  蘆笛:那就衹能等著。

  胡平:不是等著,第一,我們要不斷批評,該幹嘛就幹嘛,儘管知道眼下不可能取得多大的成就,但人心不能死,第二,沒有一個統治者能做得天衣無縫,總會在某件事情上出問題,照這情況下去,不出10年。

  蘆笛:這就是我不同意你的一條。我覺得你的估計太悲觀。大家都看到西方經濟一塌糊塗,但不知道中國也好景不長了。我上次回去看,覺得它已經到頂了,撐不住了,過度建設,只靠投資,所以不可能像你想像得那麼危險:10年以後稱霸全球,普世價值觀就此被否定,沒有必要……

  胡平:當然沒有,我衹是說……

  蘆笛:中共其實還是模仿美國的道路、物質主義、刺激消費。沒什麼獨創,以為物質滿足,就能給老百姓帶來安樂、幸福感,他們就會不要自由了。

  胡平:不完全是,兩者有很大區別。

  蘆笛:中共是動用國家權力把物質主義幹到了極端。因為資源都讓它控制了,於是賤賣資源、賤賣勞力,靠這換取世界工廠的競爭優勢。但這條路已經走到頭了,因為資源賣得差不多了。如果向西方強國學習,下一步就是到海外擴展市場、建立海外經濟帝國。但中國不具備這種智能,也不具備這種制度優勢。

  國內資源用完後怎麼辦?需要進口資源;現在勞力開始不便宜,廉價勞力優勢也會逐漸喪失,10年後可能是經濟停滯期。這對共產黨來說可不是好消息,因為現在中國的安定完全是靠買靜求安,社會沒有自穩的軟件,所以10年內可能沒什麼明顯變化,但10年後共產黨就會再也混不下去了。  

  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是功利上的,它是和平解決社會利害衝突的機制,這才是它偉大的作用。至於民治、民有、民享都是屁話,衹是宣傳。當然民主制度也有弊病,西方發達國家從前是沒有民意代表就不交稅,現在應該倒過來,不交稅就沒有發言權。而且,民主制度和平化解社會衝突的能力也有限,像種族衝突、宗教衝突就化解不了,但對中國來說,要消除以暴易暴、一暴到底的國情,民主確實非常有必要。 
 
  儘管沒有一個客觀規律保證中國一定會進入民主,但這是全民的努力目標。其實咱們談革命、反革命沒有什麽意思,因為這不是咱們能控制的東西。梁啟超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對革命可能引起的惡果說得清清楚楚,後來都一一應驗了,但他就是沒法攔阻革命。我們這討論的意義,就是希望將來統治者準備讓步的時候,精英們不要賤民綜合症又再度發作,該革命時沒膽子革命,一到要改革了,膽子突然大起來了,要幹革命了。所以,希望將來中國的精英記住,當統治者混不下去時,不要再犯前人的錯誤,不要指望再一次“打土豪、分田地”。政府開始改革,就不要去鬧了,否則鬧垮了,又沒改革和革命的希望了,那中國就永遠也不能脫離這個怪圈。

  但若說中國會威脅世界,這個可能性可以排除。第一,中國人都是內鬥高手;第二,中國人眼光都向內,沒有擴張野心。咱們是草食動物,洋人是肉食動物,缺乏人家的侵略性。中國現在搞登月,完全是為了滿足民族自信心,咱們沒有白人向外擴張、建立海外帝國的傳統,所以你過份抬舉共產黨了。



蘆笛著《百年蠢動》。

放陳光誠赴美,溫家寶最先拍板

陳光誠與妻子袁偉靜踏上紐約大學校區,笑容滿面。(Getty Images)
陳光誠與妻子袁偉靜踏上紐約大學校區,笑容滿面。(Getty Images)


中國山東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已在19日抵達美國,「華盛頓郵報」20日披露美中兩國在陳光誠事件中外交斡旋的內幕。報導指出,美中關於陳光誠案的談判原先進展不大,但在美國國務卿喜萊莉與中國總理溫家寶會談期間,出現重大轉機,中方同意讓陳光誠赴美。

報導指出,陳光誠逃離山東之後,4月25日躲在北京的某個角落,腳部多處骨裂。當他提出庇護的要求,就如一顆「火箭彈」擊中了美國大使館。北京的美國官員與華盛頓方面進行多次秘密會談。美方考慮了多種因素,那就是與「中國的關係可能破裂」,以及「喜萊莉在隔周要訪問中國」。

報導稱,接受陳光誠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是由喜萊莉下令。中美雙方關於陳光誠問題的首次談判時間,是4月29日早上10時。報導說,美方與陳光誠本人的談判幾乎和與中方高層的談判一樣難。雖然陳光誠希望見到妻子以及擔憂子女的想法,讓美國官員動容,但是他在表達自己向中方官員的要求時,也顯示了他很有心機。陳光誠在與美國官員的商談中,清楚表明希望留在中國。

美國官員在談判中意識到,中方一直希望能夠在5月3日中美舉行戰略經濟會話之前解決此事件,避免危機加劇。

到了談判的第四天,中方終於同意讓陳光誠的妻子和子女前往北京。美中當時達成的協議是,陳光誠住院兩周之後會前往七所大學中的一所學習,最有可能是在天津市。兩年後,他可前往美國學習。

5月2日陳光誠同意離開美國大使館與家人在北京朝陽醫院見面。報導指陳光誠在醫院時,美國官員一直相陪,在他與家人團聚的那一晚,最後留守的美國官員決定給他和家人一些私人空間而離開。但是這成為未來幾天讓陳光誠支持者與美國人權人士批評的原因。美國官員後來也承認,這是個錯誤安排。但根據另方面說法,美方人員在把陳光誠護送到醫院後就離開了,第一天晚上幾乎無人陪著他。

美國官員為陳光誠提供三部手機,以確保能夠聯絡他。但他們想不到的是,陳光誠會在未來的兩天中沒有間斷地接受外界媒體採訪,並隔空參加美國會眾院對此舉行的聽證會。陳光誠還對朋友說,美國棄自己而不顧,他為自己的安全擔憂。

到了5月3日,問題出現了,那就是陳光誠希望去美國。

美國官員意識到,他們低估了陳光誠朋友對他留在中國的反對聲音,就在與家人單獨相處的那天晚上,這些人說服他改變主意。

這是美國方面首次聽到陳光誠想去到美國。因此,美方要求與中方再舉行會談,崔天凱則對美方要求再會談,十分不滿。

後來,喜萊莉決定直接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會談。喜萊莉說,之前的談判是讓陳光誠兩年後去美國,現在只不過是把時間提前。戴秉國說,中方已盡了最大努力,不過,也表示可以坐下來再談。

轉機出現在喜萊莉與中國總理溫家寶會談期間,就在美國準備記者會之際,中方發出消息,指陳光誠可以申請前往國外留學。中方向美方提出要求,希望公開表示陳光誠沒有獲得特殊照顧,在釋放他前需要一段時間,這樣才不會顯示出中方屈服於外來的壓力。中方還堅持,不可以把這個協議描述成是在進行了一系列會談後達成的「協議」或者「達成諒解」。中方向美方提出要求,希望公開表示陳光誠沒有獲得特殊照顧,在釋放他前需要一段時間,這樣才不會顯示出中方屈服於外來的壓力。中方還堅持,不可以把這個協議描述成是在進行了一系列會談後達成的「協議」或者「達成諒解」。

世界新聞網 要聞組綜合20日電

多維爾:我不是谷開來的情人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被認為是薄熙來之妻谷開來的情人、與薄谷有不當財務關係的法國神秘人物多維爾(Patrick Devillers),20日打破沉默,否認他是谷開來的情人,沒有撮合谷開來與海伍德破裂的關係,也沒有通過他父親的企業,為谷開來提供洗錢。

51歲的多維爾說,薄熙來1990年代當大連市長期間,他與海伍德一樣,見到過薄谷夫婦。他說,他和海伍德有許多類似之處﹕都是娶了中國姑娘的西方人,都住在大連,都與有權有勢的薄谷夫婦關係密切。

多維爾說,海伍德曾推動英國人到大連投資,但他們倆沒有一起參與共同的項目,「我可以說,海伍德不是騙子,他有英國貴族傳統的高貴氣質」。

多維爾是法國建築師,如今住在柬埔寨。他1987年來到中國,在上海同濟大學學中文和建築,並結識了他的妻子、一位中國古典音樂家。

多維爾和妻子1992年搬到大連,在大連一家設計院找到一份工作,並在谷開來為投資人舉辦的推介會上與她相識。他說﹕「她十分精明,表達能力很強。」他說,他因為客戶欠款,找過谷開來求助,後來與她全家成了朋友。

多維爾說,大連富有生機,「薄熙來使全市充滿了活力」,他對部下的要求很嚴,市府官員都怕在酒吧喝酒被發現。多維爾說,薄熙來對他的一些看法有興趣,「覺得我是個藝術家」。

但多維爾說,他設計的方案沒有得到過資助,他在大連的時光是「失去的十年」。他與薄家是友誼關係,受邀去薄家做過客,薄熙來之子薄瓜瓜叫他叔叔,他受命陪薄瓜瓜前往英國,但從沒領到過薄家的經濟報酬。

多維爾2003年離婚,後來離開中國時身無分文,「就像我到中國的時候一樣,都是一無所有」。

世界新聞網編譯中心綜合20日電

中国警方政治任务优先 被指难依法办案


港人警惕警方执行政治任务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黎堡
港人警惕警方执行政治任务
 
 

中国领导人称,为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维稳是全国公安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法律界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说,以政治任务挂帅的警方很难依法办案。

中国高层最近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各地公安队伍掌握好政治方向,完成好维稳政治任务。

上星期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多位常委出席全国公安系统表彰大会。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会上表示,为十八大胜利召开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并向全国公安队伍提出四点希望,前两项分别是永葆政治本色和增强大局意识。

中国公安部主管的人民公安报和中国警察网也在本月初发表社论,题目是“把好政治方向是首要任务”。社论说,公安机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有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创造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国警察法无明确规定政治任务*

根据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列出的任务不包含任何政治任务,更没有规定他们的首要政治任务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

不过,北京知名律师刘晓原说,中国宪法确立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警察被要求执行警察法规定之外的政治任务就不足为奇。

刘晓原说:“宪法就给你定了,它就是执政党,中国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这已经是大的定位了,你有什么办法谈。很多事情你无法来谈。”

中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声称他们一直依法办案,同时又誓言会把好政治关。

*香港人警惕警方执行政治任务*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黎堡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
经常在香港领导民众示威抗议活动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从香港的经验来看,警方在执法过程中不应带有任何政治任务,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好的政治任务。

蔡耀昌说:“它应该是按照法律办事,不应该有所谓的政治任务。政治任务有些人会说好,另外一些人可能会说不好,但是法律很清楚。警察在处理示威游行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协助公民顺利进行游行。 ”

中国各地的上访人员和维权人士抱怨,当局每次在召开重要会议或主办重大活动时都会加强限制他们的行动和言论自由。维权律师们也在依法维护当事人权利的时候常常遇到办案机关的阻挠。

*中国警方依法办案让位政治任务*

刘晓原律师说,办案机关的政治任务显然妨碍了警方依法办案,但警方不会承认这一点。

刘晓原说:“反正它告诉你都是依照法律来处理,它从来不会告诉你这个案件(关系到)政治任务。它会指控你涉及到什么犯罪行为,但作为我们办案来说,我们知道这个人可能不涉嫌犯罪,这个案件是作为一个维稳案件来办理的。”

近些年来,中国各地出现越来越多针对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的集体和个人抗争事件,各地当局已经把维稳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

陈光诚的未来 中国当局敦促遵守中国法律


陈光诚纽约媒体见面会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叶兵
陈光诚纽约媒体见面会
 
中国官员呼吁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陈光诚遵守中国法律,但是没有详细说明,如果陈光诚未来选择回国,中国当局是否会允许这位盲人法律活动人士回到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一被问到中国政府是否会允许陈光诚回国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有关人员是中国公民,和其他中国公民一样,他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洪磊对是否调查地方官员虐待陈光诚问题不置可否*

这位发言人也没有直接回答北京是否会调查陈光诚所说的受到地方官员虐待的问题。

陈光诚和他的家人上星期六离开中国前往美国。这位40岁的自学成才的法律活动人士在帮助一些人抵制计划生育官员强迫堕胎和绝育后被监禁4年。

2010年出狱后,他在山东家中受到严密监视,据报道还受到殴打。本月早些时候他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庇护时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

中国政府当时要求美方就其所称的干涉中国内政道歉,不过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一并未重申这项要求。他说:“中方注意到,美方表示,重视中方的关注和要求,将采取切实措施,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陈光诚留美时间待定*

纽约大学法律系教授科恩说,陈光诚能在美国待多久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他说:“或许他将作为一位真正热衷学习的学生超过一年,另一个可能性是或许在今年底直接回中国,还有一个选择是在这待上一、两年,或是更久,主要是从事人权方面的研究。”

科恩教授协助安顿陈光诚和他的家人,纽约大学则为这位中国法律维权人士提供奖学金。

台湾文化部启航:盼文化翻越政治藩篱

 
法广 瑞迪
 
随着马英九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台湾中华民国文化部也正式成立,著名作家龙应台担任首任文化部长。至此,最近30年主持文化事务的文化建设委员会正式升格,成为行政院中第9个部会。5月21日下午,马英九亲自在台北为新落成的文化部大楼揭碑剪彩。

他在讲话中指出,在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毛值达到两万美元的背景下,他希望台湾社会能‘富而好礼’,也就是,富裕了要更有文化。”他希望文 化部结合包括外交、观光等领域在内的许许多多的其他业务,在国内和国际扩展活动。但是,马英九也强调,文化交流应当超越以往文化为政治服务的逻辑,他指 出:“如果政治是藩篱的话,文化就是翻越的翅膀,我在台北市的时候就强调,建设工程可以使一个城市变大,只有文化才可以使城市变伟大。同时我也在台北市强 调,在过去,海峡两岸—坦白地说,文化单位往往是为政治服务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说文化不为政治服务,相反,政治和行政要为文化服务,我们要撑开这 个文化的格局,让更多的文化和文化人能够更兴旺地、更有意义地生存、发展。”

新成立的文化部实际不仅将继承原来文建会的部分使命,而且将整合新闻局、教育部与研考会等总共4个部委,人员壮大到500余人,无论从起步的政策制定与架构建设,还是从组织整合的努力来说,新成立的文化部都被他的首任部长龙应台称作是“世纪工程”。

陈光诚赴美“修养” 获单独辅导



陈光诚抵美后感谢美国的帮助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抵达纽约后表示,到那里“修养”的同时,由专门导师用中文教授他法律。

星期日(5月20日),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抵达纽约后开会安排在纽约大学的学习。

会议间隙,陈光诚在纽约晒太阳,他的孩子在花园里玩耍。

作为中国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成为陈光诚的导师,安排他的学习。

孔杰荣对路透社表示,陈光诚说,他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晒太阳了,想去花园;他的孩子们先跑到花园里,然后他也去了。

上个月从软禁逃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的陈光诚于星期六(5月19日)飞抵纽约。

陈光诚在纽约大学的记者会上表示:“过去的7年间,我没有一天得以休息,所以我来这里是为了休养”。

特殊安排

孔杰荣透露,陈光诚和他的妻子将在纽约大学学习法律和英语,但是不寻求学位,并且不懂英语的他将由导师单独辅导。

由于陈光诚是盲人,他的妻子多年来向他诵读法律,因此也熟知法律。

这一安排旨在缓解中美之间因中国对异议人士的待遇引发的紧张关系。

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表示,陈光诚在美国可能更有用,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自由表达看法。

但是,孔杰荣说,获得奖学金到纽约大学读书的陈光诚将在未来一年内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可能不会把太多时间投入到政治活动上。

“如果情况良好,陈光诚可能在今年年底就很快返回中国;他起初是要认真学习一年”,孔杰荣表示。

陈光诚曾经说过,将来要返回中国。

中国反应

星期一(5月21日),中国《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陈光诚很快就会被遗忘,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民对他这样的人没有兴趣。

《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说,陈光诚到美国之后,他对西方的宣传价值将不如以往。

中国正在经历十年一次的高层人士更迭,9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7人今年晚些时候将退休。

一些观察家说,年轻一代领导人的上台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自由化。

这将对陈光诚这样的民间维权人士有好处。

BBC

英媒:陈光诚抵美首日“苦乐参半”


陈光诚抵达美国纽约后发表讲话
陈光诚抵达美国纽约后发表讲话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昨天抵达美国纽约后的活动,成为今天(21日)英国许多大报国际版的内容。

《每日电讯报》的文章文章用“苦乐参半”来形容陈光诚获得自由的第一天,这也是他逃脱软禁的整整一个月。
报道说,陈光诚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已经住进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的一套新公寓中,这是纽约大学法律学院为陈光诚在该校学习法律期间准备的住所。
文章引述了为陈光诚赴美作过很大努力的、流亡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傅希秋的话说,如果中国能保证陈光诚和他家人的基本人权的话,相信陈光诚和家人都不会选择去国赴美这条路。

《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有关文章说,陈光诚在20多小时的空中旅程之后抵达纽约,在飞机上接受该报记者的短暂采访时,他通过翻译表示,他并不真正感到高兴,他的真实感情应该是感伤。
报道说,陈光诚表示中国当局有一个模式,就是让那些用语言和文章批评共产党的异见人士离开中国,以减少他们在国内的影响。
所以他目前并不清楚,自己在离中国这么遥远的美国所作的努力,是否对推动祖国的改革能起很大作用。

《泰晤士报》的有关文章标题是“陈光诚表扬中国当局,但担心留在国内的家人的安全”。
文章说,陈光诚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非常谨慎地选择用词,他说,他非常感谢中国政府处理此事时的克制和冷静,并希望中国当局继续开放对话,赢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
他还说,尽管自己已经逃离中国获得自由,但仍然非常担心留在国内的家人和那些帮助他逃出软禁的朋友的安全。

《卫报》也报道,陈光诚在他抵达纽约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提及对留在国内的家人和朋友的安全的担心。
他在谨慎地感激了中国政府之后,批评山东地方政府多年来对他和他家人的迫害,包括对他的18个月的软禁以及殴打和骚扰。
报道还说,陈光诚还表示,希望每一个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为改善中国的法制和公正而尽力。

BBC

港媒:王立军下月受审或因“叛国”获重罪?

《南华早报》称,王立军最早下个月将因“叛国罪”在成都接受审判,甚至有可能面临死刑。2月初进入美国领事馆的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是薄熙来事件的关键人物,也是引发整个事件发酵和曝光的导火索。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内部知情人士爆料称,曾经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最早下月就要面临审判,罪名据称是"叛国 罪"。审判将由一个"特别司法团队"负责组织进行,而地点正是王立军所谓"叛逃行为"的发生地成都。这位知情人士还说,王立军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目前尚 不清楚的是,审理过程会不会对媒体和公众开放。
也有其他专家认为,王立军本人既没有杀人,也没有私藏武器,所以不会被判死刑,可能会面临八到十年的有期徒刑。另外一位知情人士也认为,虽然王立军"叛党叛国"罪名定性严重,但由于在揭发薄熙来和谷开来问题上有"立功表现",因此不会被判死刑。
 
何为"叛国"?

根据中国刑法的定义,"背叛国家罪"是指中国公民勾结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危害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行为。可判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还规定,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

对于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逗留期间究竟做了什么,对美方透露了什么信息,目前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消息称,他主要是揭发了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和 谋杀英国人海伍德的案子有关。但路透社上个月也曾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认为,美方在处理王立军事件的时候没有对其所提供的信息予以足够重视,错过了一些可能 是非常重要的情报,否则王立军可能将成为有史以来叛逃美国的最高级别中国官员之一。

《南华早报》的这篇英文报道还指出,如果王立军的案件按照这一说法进行下去,那么就意味着有关薄熙来及其妻子谷开来的调查结果也即将浮出水面。重庆市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正在因"腐败"指控接受党内调查,而谷开来则因涉嫌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刑事拘留。
北京知名律师刘晓原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一个刑事案件必须经过刑事侦查、移交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等 多个阶段,时间上不可能这么快;加上关于王立军本人目前究竟处于什么状态,他有没有被刑事拘留,有没有对他立案侦查,有什么罪名,媒体都没有进行任何的报 道。他说:"像他这样的高级官员,如果要对他追究刑事责任的话,我想媒体肯定会提前报道的。本来王立军事件就引起了那么广泛的关注。"

十八大前整肃气氛?

因此,刘晓原认为,从司法程序和以往处理高级官员的惯例来看,下个月就对王立军进行审判是令人难以理解和置信的。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国家安全部从今 年2月份开始就王立军事件进行调查;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对薄熙来进行违纪调查;而公安部门则在对海伍德被谋杀一案进行刑事侦查。

不过,《南华早报》的报道也指出,由于整个薄熙来事件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密切关注,有关事件本身内幕和共产党高层内部争斗的种种猜测和传闻也是一波接着一 波,因此中共领导层希望能够尽快处理完与薄熙来相关的案件,以有利于今年秋天中共最高权力交接的顺利进行。刘晓原也表示,至少在十八大之前,对王立军等人 进行一个政治上的处理,比如党纪、政纪的处分,是绝对有可能的。

作者:雨涵
责编:苗子

德国之声

于浩成被釋放仍然是被關在沒有圍牆的監獄




《新史記》李南友(遺作)




(續前)在囚室中

于浩成被捕,家中無人知道。因為自從他被送進了學習班起,實際上已經被隔離起來。只是在他被捕之後,女兒于紅到公安大學領工資時,發現于浩成的工資已被停發,爸爸也失蹤了。于紅哭著回到家中。
不久,于浩成家又被抄了一次,這一次,于浩成的日記本全部被抄走。

1968年,43歲的于浩成,被投進了有四五個平方米的單人牢房。他就像阿Q被人從土穀祠中抓去坐牢一樣,實在不清楚自己何罪之有?只知道公安部大部分領導幹部都被抓起來了。
失 去了自由,方知道自由的可貴。黑洞洞的不見天日的監獄生活,實在太難熬了。然而,對於于浩成來說,最難熬的就是不讓看書。多年來從事文字工作,養成手不釋 卷的習慣,現在卻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坐牢後除隨身攜帶的一本小紅書外,一無所有。半年後經過多次請求,才恩准他看過期好幾天的《人民日報》。這已經使失去 了自由的于浩成感到巨大的滿足了。從此,他每天一個字一個字的看那已經過期幾天的《人民日報》,他相信自己從未漏掉過一個字,更別說一條消息。然而即使這 樣,一張報紙也很快就看完了。後來,在百無聊賴之際,他忽然想到編些詩句,他記得從很小的時候起,父親就教他吟誦唐詩宋詞。在監獄中,他儘管吟出了一些自 鳴得意的詩句,但“吟罷低眉無寫處”,所以事後大部分忘卻了。現在只有一首《獄中吟》,收入他送去出版的《新綠書屋詩抄》中。但他的《新綠書屋詩抄》手稿 卻被出版社丟失了。不過他告訴我,出版社答應繼續尋找,並交給我一首他寫的步知堂先生原韻的打油詩:“自從被捕離了家,身穿黑衣似袈裟。窗前終日聽笑駡, 世路崎嶇曲似蛇。屈指常把年月算,心事重重亂入麻。何日方得出牢去,重回書齋喝釅茶。”
他當時的要求並不高,只是“重回書齋喝釅茶”。但是一日又一日,沒人過問,沒人提審,只有看守一日3次送來的囚飯。

在秦城監獄,半個月,有時一個月,可以“放風”一次,就是可以在高牆內走動半個小時。但不能同任何人交談,事實上,也無人交談。高牆四周,有碉堡,鐵絲網,有荷槍實彈的看守,真是插翅難飛。
1969年底,黨的九大召開了。人們敲鑼打鼓,歡呼九大的勝利召開。于浩成他們也很激動,他們以為,這一次誤會該解除了。又是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仍然沒被提審,只是對他外調的人越來越多了。于浩成決心上書中央,要求中央儘早處理他的問題,並要求與家屬見面。
他夢寐以求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一天,突然有4個穿著軍裝的人提審了他,于浩成被帶上了辦公樓的第二層。

沒 有提問,卻聽到一個人吼道:“于浩成,你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不老老實實交代問題,反而趁機翻案。你不要錯誤估計形勢。黨的九大的召開,意味著我們無產階 級專政的進一步鞏固。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你這樣反撲,不僅徒勞,而且是罪上加罪,死不改悔,只有自取滅亡。擺在你面前的,只有一 條光明大道,就是老老實實地交待你的罪行,否則絕沒有好下場!”

提審他的人逼他收回上訴材料,並加以銷毀。
但是這位呆公可不怕威逼利誘。他說:“我作為共產黨員,我有權利向中央提出申訴,要求搞清楚我的問題。既然認為我這樣做是罪上加罪,那好,你們可以將這些材料保存起來,作為我的罪證,好給我加罪!”
提審的人冷笑了一聲,隨即有兩個人衝上來,擰著于浩成的耳朵與胳膊,並用拳頭猛擊他的背部。

“你這個死反革命,太猖狂了!”
于 浩成注意到,這幾個法西斯式的人物,帽子上還閃耀著解放軍的帽徽,多麼奇妙的諷刺,他感到為之奮鬥的理想被玷污了。當年自己也正是戴著這樣的紅星帽徽,到 了延安,後來又調到張家口工作,進了天津城……然而現在,他卻被戴著同樣帽徽、領章的人在毆打,被罵為“死反革命分子”!

于浩成又回到了寒冷的單人牢房,他渾身疼痛,在完全失去自由的牢房中,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所走過的道路,並細細地想了想中國最近幾年來發生的怪事。
過去,看到周圍有些認識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他雖然也產生過疑問,然而總不如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體會來得深刻、真切。中國究竟怎麼了?
1971 年6月7日,于浩成作為中央二辦的犯人,在監獄度過了3年零1個月後,又突然被傳呼到監獄辦公室,這次,雖然沒有稱他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然而仍然面無表情 地向他宣佈:“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于浩成,經審查,結論如下:假黨員,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每月發給30元生活費,送到五七幹校,由革命群眾監 督勞動。”
儘管于浩成覺得冤枉,但事情總算有了進展。

于浩成換去了囚衣,提上了一個小包裹,離開了這 個使他終生不能忘懷的地方。正是當自己失去自由的時候,他才更加體會到自由的可貴。于浩成想起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 由故,兩者皆可拋。他決心為自己,也為千千萬萬中國人奮鬥,他明白,一個法律不健全的國家,公民是無法運用法律保護自己的。

沒有圍牆的監獄

蘇聯有個古拉格群島,是專門迫害政治犯的地方。“文革”中發明了“五七幹校”,名之曰是鍛煉幹部的地方,實際上是變相的勞改營。

于 浩成從秦城監獄出來,限令他回家一個月內,整理東西,然後到湖北沙洋公安部五七幹校。他出獄後要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憑監獄的證明,去辦戶口手續,因為在 他蹲監獄時,他的戶口已註銷了。三年多的監獄生活,使于浩成的身心受到極度的摧殘,即使走出秦城監獄,他精神上依舊背著沉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假黨員 等十字架。他不過是從那個四周有高牆的監獄,來到了沒有高牆的空曠的無形的牢房。

在別人的吆喝聲中,每天120擔的大糞和井水壓在這位白面書生的肩上,他一步步艱難地向前走去。刺骨的寒風裡,他得下稻田插秧——你是來強迫改造的。

到幹校不久,他接到家信,愛人得了子宮瘤,需要馬上做手術,醫院要求家屬簽字。他考慮再三,才向軍代表提出了請假的要求,然而掌握著生殺大權的軍代表鐵青著臉回答他:“你在這裡要老老實實接受群眾監督,進行改造,不能回家。”
即 使在挑大糞時淌著汗珠還樂呵呵的于浩成真有點被激怒了,大不了再回秦城監獄去,他憤慨的對軍代表說:“你們不讓我回去,如果我愛人做手術出了問題,你們要 負責。”軍代表一聽這話氣急敗壞地嚷:“什麼!你這個反革命修正分子,膽大妄為,抗拒改造,像你這種屬於敵我矛盾的人還有什麼假期。”軍代表沒有完結,又 組織連隊,班組對于浩成進行批判。但是這位被人稱之為呆公的于浩成從來沒有在強權下低過頭。一次他以戲謔的心情抄了晉人嵇康《太歲箴》中的四句話:“刑本 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人。”這位呆公端端正正地抄好,傳給周圍的知友們看,大家相對一笑,心照不宣,歷史畢竟不是永遠由少數獨裁者書寫的。但 也有人勸于浩成,這個字條萬一落到軍代表和自稱“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人手中,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于浩成也提心吊膽了多日,後來看看沒有動靜,也就放心下 來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一夥垮了台,儘管中央有紅頭文件下達到每一個街道老太太,但是于浩成沒有權利聽取這些文件的內容。可 是他逐漸發現林彪的名字從報導上消失了,題有林彪語錄的大標語牌也逐漸被拆毀了。那批專門以整人吃飯的人,氣焰也沒有以前那麼囂張了,這位呆公猜想到,那 個最最親密的戰友和接班人,大概有問題了。
又過了一個時期,幹校領導通知于浩成回北京,中央二辦專案組向他宣佈,過去將他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是不對的,于浩成同志的錯誤是屬於工作中的錯誤。此外,還給他補發了幾千元錢的工資,但是黨籍仍然沒有恢復,工作也仍然沒有分配。

(新史記》第5期)


彭明敏就是42年前陈光诚——读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


与之相比,陈光诚逃亡之后,尽管陈光诚直接向温家宝提出呼吁,山东的党政官员却岿然不动、风风光光,那些在一线守卫东师古村的打手们仍然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当年,国民党恼怒旅美作家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由情报局出面雇用竹联帮的陈启礼实施对江南的暗杀行动;而今,共产党根本不需要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打击异己,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比任何黑帮都要黑的流氓集团。

陈光诚奇迹般地逃离宛如纳粹集中营般严酷的山东临沂东师古村,成为国际媒体上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眼盲心明的一介布衣,牵动中美两国最高层的外交博弈,甚至抢过了连续多日占据世界主流媒体主要版面的薄熙来的“风头”。中国极度恶劣的人权状况,继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空椅子”一幕,由于陈光诚事件的刺激,再度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

如果说台湾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互为参照系,那么今日陈光诚的逃亡事件,不禁让我联想起四十二年前在台湾发生的彭明敏的逃亡事件。彭明敏以《自由的滋味》为回忆录的书名,天安门一代的学生领袖柴玲也以《一心一意向自由》作为回忆录的书名,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核心都是“自由”一词。看到这两个书名,让我联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苏格兰反抗暴虐的英王的英雄华莱士在被斩首前惊心动魄的呼喊——“自由!自由!自由!”那些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们,为了寻求自由,有时候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比如企图越过柏林墙的东德人,比如饥寒交迫的北韩“脱北者”,以及偷渡到香港的内地人。

对于彭明敏来说,他的流亡是“自讨苦吃”——他有西方名校的学位,有台大教授的头衔,有两蒋接见的殊荣,为什么还不满足呢?因为他的内心有一种声音告诉他,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成功,而是自由。那么,自由的滋味究竟有多么美好呢?就连生活在自由世界、从不感到自由匮乏的哈佛大学教授赖世和(Ddwin O. Reischauer)也被这本书深深打动。赖世和读完《自由的滋味》之后,主动发去感想:“彭教授的个人经历,叙述得多么动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幼年、在蒋政权统治下的优异学术成就、从他故土的流亡——读起来不能不期望、也不能不相信这些既驯服又似不太驯服的台湾人,有一天必会在这地球上继承得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块地。”

留下,还是离去,这是一个问题

在自传《自由的滋味》中,彭明敏平静甚至冷静地将当年死里逃生的经历娓娓道来,仿佛是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一样。

彭明敏人生的转折发生在一九六四年,他与谢聪敏、魏廷朝联名发表《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在宣言的印刷过程中警察破门而入一并将三人逮捕。这与刘晓波因发布《零八宪章》而被捕极为相似。在被捕的那一刻,彭明敏感叹说:“很讽刺地,我们发宣言要抗议的,是这个警察国家的特务组织,然而,我们却因为对这个特务组织的认识不足和估量太低,终于被捕了。”

出卖他们的正是他们试图唤醒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其中就有印刷厂的工人、旅馆的侍女等底层人民。彭明敏说:“我们只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了解多少台湾人已经腐败到为国民党服务。每一可鄙的线民都晓得他们可以领到奖金,所有的印刷厂都受到警告,要报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社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为。”后来彭明敏才知道,每个告密者都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奖金,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血馒头”。从耶稣被犹大出卖的那一刻起,这样的情节就不断在人类历史上重演,先知从来就不被他们的同胞所理解。

威逼利诱不果,国民党当局将彭明敏判处八年的有期徒刑。不过,在国际压力之下,他当年即被特赦出狱。以此而论,彭明敏比刘晓波幸运得多。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还想在国际上维持“自由中国”的牌子,不得不将其特赦;而中共政权早已图穷匕见,即便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株连九族,对揭露其“苛政猛于虎”的陈光诚更是穷凶极恶。

虽然出狱了,但整个台湾对于彭明敏而言,就如同一所放大了一些的监狱。监视他的特务们,整天二十四小时分为三班轮值。“我家巷口靠近我们门口的摊贩,竟成为监视我的特务们的中心。我们知道那个老小贩的年轻太太,以前是个妓女。她竟将其陋小违章建筑,变成特务招待所服务他们,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让他们坐下来抽烟阅报。”此一场景,与我在北京居住时的情形如出一辙,我家门前安装的先进的摄像头和无时不刻监守的便衣,成为我所居住的小区的一景。彭明敏观察特务们的作息规律,偶尔可以趁其不备溜出去会见朋友,而我和陈光诚这样的人根本不能踏出家门一步。这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差异,换言之,即为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之不同。

这是一种比坐牢更加可怕的无期徒刑。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如同花儿离开了土。彭明敏写道:“我不时感觉极端的绝望和沮丧。这样度日,实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没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来愈缩小,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被捕的威胁,不断悬在头上。在这样孤独隔绝的情况下,我感觉几乎快要窒息了。”

彭明敏还获知,安全单位已经决定,台湾如果发生动乱,有三个人要立即毁灭,一个是台北市长高玉树,一个是省议员郭雨新,第三个便是他本人。他们三人,在安全机关档案中提到时,是用特别记号的,即三个同心圆。一名特务头子威胁他说:“我们不怕任何外国人,不要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你毁灭、把你杀掉。你要清楚这点。”而中共的残暴比国民党来当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国民党的三人名单相比,中共拟定的是一张有两百人的活埋名单,我名列其中,刘晓波与陈光诚当然也在其中。如果不是比国民党更加凶残,当初共产党怎么能够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江山呢?

对于彭明敏来说,留下还是离去,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他经过许久的思考,才决心要逃亡,并愿意冒任何的危险。因为,惟有离开此地,才能获得自由,才能继续自己的事业。我亦如是,陈光诚亦如是。离开不是放弃,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即便是铜墙铁壁也有漏洞

彭明敏的逃亡计划,从一九六九年二月开始策划,差不多整整花了一年时间。其中,有太多的细节需要安排,而且这些都必须依靠很间接而极费时的通信办法。他们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邮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须在东京、香港、美国或欧洲,而必须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湾时才能托他带出或带入。那段时间,因为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彭明敏从孤独和无力感中挣扎出来,他写道:“旅途的计划占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时间,简直好像要设计到月球的旅行一样,其间实有太多的变数、不可知数和危险了。一个独臂人要环绕地球半圈,而不被发现,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的出逃确实是一个奇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手机和互联网都还没有诞生,人类的通讯方式受到很大限制。而在四十二年之后,在陈光诚逃亡的过程中,手机和互联网已经成为有效的信息传递管道。尽管在中共上百万网络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民间的“网络动员”的能力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它迸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穿透了“老大哥”铜墙铁壁般的专制长城。

彭明敏回忆录 《自由的滋味》的英文版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彭明敏中对逃亡的若干细节语焉不详,乃是因为不愿连累诸多还生活在岛内的当事人。正如今天“珍珠”不愿透露营救陈光诚的细节一样,解密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二零零九年,《自由的滋味》的中文版在台湾问世,虽然时过境迁,彭明敏亦未及对这一部分加以补充。不过,当时参与策划整个逃亡计划的美国传教士唐培礼(Milo Thornberry)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回忆录《扑火飞蛾》中,对协助彭明敏逃亡的细节有相当详尽的披露。唐培礼是彭明敏的挚友,在其最艰难的岁月里,差不多每周都要与之会面。他在彭明敏的逃亡计划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今天帮助陈光诚的,主要是“珍珠”等一群素不相识的网友;而昔日帮助彭明敏的,则主要是一批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美国传教士。无论是“珍珠”,还是唐培礼,其所作所为,如同司马迁所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

最后彭明敏与大家告别的时候,唐培礼描述道:“离开前夕,彭哭了,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他哭泣。我们都跟他一起落泪。”彭明敏化妆成一名烫伤手臂的日本乐师,使用一名日本友人的护照出境。到达机场的时候,正好来了一批日本观光客,彭便随他们一起出关。彭从小在日本长大,日文流畅,且举手投足之间都带有几许日本人的气质,故而顺利过关。在此期间,还发生了让陪伴他的友人将心提到嗓子眼的一幕:因为太紧张,彭明敏将一些文件忘在海关官员的柜台。这个官员跑过来把彭带回去确认,同时让他拿回他的文件。那一刻,他们还以为露馅了。上飞机之后,飞机开始滑行了,却又重新滑回停机位,这又让他们心跳加速。等候了一刻钟之后,飞机终于起飞了。

有趣的是,彭明敏逃走三个星期之后,在特务给上级的报告中,彭还在台湾各处旅游,住过台湾最好的旅馆,在最好的餐厅吃饭。这是根据特务报销的开支单得出来的“情报”。可见,特务们是如何素餐尸位、中饱私囊的。不久,调查局的很多高级官员因此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局长请辞被“慰留”,副局长被革职。那些应该二十四小时监守彭的特务们被关了起来。

与之相比,陈光诚逃亡之后,尽管陈光诚直接向温家宝提出呼吁,山东的党政官员却岿然不动、风风光光,那些在一线守卫东师古村的打手们仍然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可见,今日中共的吏治连四十二年前的国民党都不如:不仅中央已经“脑死亡”,胡锦涛躲藏在幕后默不作声,温家宝在前台言不及义地作秀;而且地方政权已全然黑帮化,警匪无从分别,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的结尾处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何其相似乃尔!而今,不必再问猪的面孔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当年,国民党恼怒旅美作家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由情报局出面雇用竹联帮的陈启礼实施对江南的暗杀行动;而今,共产党根本不需要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打击异己,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比任何黑帮都要黑的流氓集团。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上帝的眼中,先知的地位远远高于国王。彭明敏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陈光诚之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都是带有先知色彩的人物,他们身上具备的精神力量与道德勇气,让与他们同时代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

彭明敏成功出逃,顿时成为一个国际焦点新闻,让国民党政权苦心打造的“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沉重打击。不过,不仅蒋介石不高兴,对岸的蒋介石的敌人——中共政权——也不高兴。这倒不符合毛泽东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名言。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来说,倡导台独和人权的彭明敏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于是,这一事件也成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当时,一向反共的共和党人尼克松向中国暴君毛泽东抛出橄榄枝,乃是“两害取其轻”,希望联中抗苏。然而,绵延二十载的中美敌意,真能一眨眼成为浮云吗?隔着历史的云烟来回顾,尼克松此举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大败笔。那时,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承认,让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毛泽东政权重新获得统治合法性,再度延续了中共的寿命。

在尼克松、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彭明敏居然成为话题之一。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蕾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在《只争朝夕:当尼克松遇到毛泽东》一书中引述了当时美中两国领导人谈话的揭秘档案:二月二十四日与尼克松会谈时,周恩来语带严峻地指出,台湾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彭明敏教授曾在美国获得一些帮助,而且是在美国人的协助下逃出台湾。(巧合的是,彭明敏曾是基辛格的学生。)周恩来以认可的口吻补充道,蒋介石知道如何处理台湾独立运动的言论;他会镇压台湾的任何独立运动。

基辛格说:“这不是真的!”他解释说,没有任何美国人员或机构对台湾独立运动提供鼓励或支持。尼克松也呼应他的话:“我对今天会谈的承诺,全面背书。”

但是周恩来还是不满意,他坚称:“我已经收到情报,大意是说,彭明敏之所以能够脱逃,背后有美国人帮助。”

尼克松仿佛急火攻心地回答:“总理先生,这件事蒋介石不喜欢,你不喜欢,我们也不喜欢!我们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基辛格补上一句:“就我所知,彭博士之所以能离开,大概是受到反对蒋介石的左翼组织协助。”

彭明敏的出逃,确实得到了美国人的帮助,不过是与美国政府无关的美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的作为,甚至背离了美国短期的国家利益,却符合普世的人权原则。在这段对话中,政客之虚伪与无耻,可见一斑。延至今日,奥巴马政府在处理陈光诚事件上的怯懦与愚蠢,与当年的尼克松、基辛格简直如出一辙。里根式的伟大总统毕竟是百年一遇。不过,政客的功利与短视,反倒衬托出先知的远见与勇锐。

多年以后,彭明敏终于荣归故里,一九九六年代表本土政党竞选总统,虽然功败垂成,但他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妆重彩的一笔,任何人都不能抹煞之。我亦相信,不久的将来,陈光诚也将如此荣归故里,沦陷于中共流氓政权的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终将重现光明与生机,陈光诚将用心灵看到这让他欣慰的一切。

余杰,民主中国


2012年5月20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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