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8日《明鏡郵報》

• 广西三千武警入村抓捕护地农民
• 广西千名越战老兵上街维权
• 2011年是胡锦涛最内外交困年
• 胡锦涛批评了政治局中的同事
• 一个极客的中国硅谷指南
• 广东当局宣布乌坎村委会选举重新进行
• 又一个伟大领袖去世了
• 新疆称击破一个“暴力恐怖团伙”
• 2011年中国官媒在美国攻城略地(3)
• 學術界和媒體為何漠視《中國房地產之厄》？
• 中國社科基金資助假想敵研究只會幫官員卸責
• 美國查海外賬戶“中國外逃貪官睡不着”
• 中共從未放棄用專政手段來維穩
• 沒九二共識 蔡的兩岸如何只進不退？
• 日本和中國的繼承先例與朝鮮金氏王朝的延續
• 大陸社會組織管理應盡速鬆綁
• 仿胡錦濤接班 習近平料2月訪美
• 烏坎事件官民雙贏，第五代登場？
• 國務院公布溫州動車調查報告 歸咎貪官死人
• 冷卻風險下 大陸貨幣與財政政策趨穩
• 經濟惡浪將至　跛腳鴨應付得了嗎？
• 美國預先打算北韓政權崩潰的可能性
• 金正日去世後韓國的安全困境
• 基層政權癱瘓 執政根基軟化
• 兩岸關係倒退 將重創台灣經濟
• 匯率戰乃雙刃劍 美國對中國引而不發
• 《新史記》第五期於12月28日上市（本期目錄）
• 青島濟南上海和北京有多少官員睡不著覺
• 焦利斷了央視人的“外財”遭強烈反彈
• “革命”一词在中国高度敏感，但有意思的是.....
• 北農大附中學生在清華貼出《給林彪的公開信》
• 陆丰市再有多条村的民众抗议官员侵地
• 海门镇、乌坎村继续外弛内张
• 林毅夫：不用擔心中國
• 中國房地產物業收購美地產 明年掀新高
• 誰能保證兩岸關係不會倒退
• 苏联解体20年，没有民主就没有稳定
• 访彭明敏――台湾大选严防外界干涉
• 中国版GPS向民间开放以弥补军事弱点
• 林松：2011的世界民主化浪潮
• 北韩更迭，韩国感到无助
• 韩三洲：高华，你走得太早了！
• 廣西湖南示威 民眾動輒逾千
• 学者作家悼高华：没人比他更称得上历史学家
• 武漢書記阮成發遭諷「滿城挖」
• 為何對高華有一分尊重
• 2012年英语热门词汇，“China”或排第三
• 童大焕：2011我们都是乘客
• 任職江澤民家鄉 升官捷徑
• 2011年“十大坑爹”
• 高华：国民党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
• 乌坎暴力革命礼赞
• 林立果的“小艦隊”：那個詞本來是開玩笑
• 周揚一語驚人：“我們這個黨是寡頭政治！”
• 《黨史二卷》至今仍對餓死人統計數字諱莫如深
• “北京失去了它的心”——讀《天安之城》
• 温家宝讲话能震住地方官吗？
• 中国的维稳力量在圣诞节期间挥舞的大棒
• 农民售假被罚2151万元案发回重审
• 埃及禁止军方对在押女性实施“处女检验”
• 蒙牛和中宣部内蒙人刘云山的关系
• 温家宝：提高农民在土地收入中的分配比例
• 偶鸣：乌坎村民今后的路
• 何谓北京精神
• 溫州動車事故劉志軍等54人受處分
• 朝媒称核武器是金正日伟大遗产
• 金正日灵车巡城 数十万人哭送
• 倪玉兰董继勤案即将开庭
• 国防部：“中国派兵进入朝鲜境内”报道不实

广西三千武警入村抓捕护地农民

广西及四川又爆发农民护地事件，柳州市政府更派出三千武警，摸黑入村抓捕抗争农民，全村目前陷入白色恐怖。连串土地维权冲突惊动中央领导人，温家宝指农民合法权益必须受到保障。（冯日遥报道）

大批武警上周六（12月24日）凌晨进入广西柳江县新兴屯村逮捕村民后，村民堵路抗议，要求当局放人。（由村民陈女士提供）

遭武警镇压后，至今已踏入第四日，广西柳江县新兴屯村内仍然有武警驻守，多部警车在村口巡逻。村民陈女士周三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现时当局仍在抓捕村民，全村陷入白色恐怖中，村民均人心惶惶。

她说：“现时村民走的走，都躲在外逃避抓捕，那些防暴队及当局聘用的黑社会，他们终日在村内留连，见村民就打，见村民代表就捉，村民都很害怕，人心惶惶，已不敢外出，连到菜田收割都不敢。”

武警与兴屯村村民对峙，图中一名武警正在对著村民拍摄。（村民陈女士提供）

广西柳江当局上周六派出多部警车重重包围兴屯村，禁止村民离开，直到本周三（12月28日）村外仍有多部警车戒备。（村民陈女士提供）

陈女士指，当局上周六凌晨四时多，动员三千多名武警及黑社会人员，开动多部警车入村，将各出口堵塞，禁止村民离开，三百多户村民睡梦中被砸门声吵醒，武警破门入屋就打人，约六时许，31名村民被抓捕，全被铐上手扣跪在球场上，他们咀巴全被封上胶布，不能出声，当中甚至有70多岁的残疾老人，亦有数名身患危疾的老人被抓捕。

她说：“武警闯入屋后，就人就打，又乱抓人，一共抓了好几轮，抓了很多村民，他们都是无辜的，没有犯罪，他们被绑上胶带，被迫跪下，遭警棍及电棍打，有些都头破血流，有些晕倒地上。”

村民被抓走后，逾百名愤怒的村民将附近公路堵塞，要求当局放人，结果再遭武警重重围困，最后村干部与村民谈判，要求村民离开公路后再谈放人的事，其后当局放回三名身患重病的老年村民，现时仍有28名村民未被释放。

陈女士指，本月中数名村民代表到北京上访申诉，抗议土地遭当局强徵并卖予开发商建房，却遭地方截访人员押返并拘留，村民及家属曾到市政府上访要求放人无结果，更遭当局秋后算帐抓捕村民。

陈女士指，被捕村民家属到看守所探视遭拒，担心家人会遭严刑逼供，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事件，遭当局强徵的土地面积为3千多亩，涉及逾千名农民的生计。

另外，四川省达州市河市镇数百名农民，周二下午将前往河市机场的公路堵塞，抗议当局官商勾结，把土地高价卖于开发商建房。目击者张先生向记者指，农民均为年老的妇女为主，现场有交警维持秩序，公路一度十分挤塞。

他说：“大部份是老太太，他们在公路上用三四条长凳一字排开，并在上面坐著，都是因为土地没有赔偿的问题，有数百人，不知堵了多久。”

张先生指，他两个星期前经过同一路段，亦曾见有农民堵路抗议，但是否有遭驱散就不太清楚。

此外，近日连串的土地维权事件，已惊动中央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周二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时强调，农村建设应保持农村的特点，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不能把城镇政策照搬到农村去。人民网引述温家宝指，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必然趋势，但农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受到保障。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官方媒体对乌坎事件的报道重点是乌坎转机，但实际上在中国各地，有多达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小村落，正像乌坎村这样，民众长期遭到地方政府的不正当对待。而像乌坎村这种村民遭地方政府欺压的村落，至少有六十二万五千条，而这种贪腐的地方政府，由于利益纠结，很难根除。.rfa

广西千名越战老兵上街维权

大陆各地的退伍军人近日纷纷集体维权，要求当局履行中央政策，改善他们的退休待遇和福利。广西桂林市，周二便有近千名曾参与越战的军人上街抗议。（文宇晴报道）

广西近千名在中越战争时期，曾挺身保家卫国的退伍军人，周二聚集在桂林市中心游行示威。他们带同横幅，沿途高呼口号，要求政府尽快落实中央政策，为他们解决生活补助等问题。吸引逾千途人围观，造成该游行路段交通挤塞。当局也派出交警和武警等在现场维持秩序。

曾组织越战老兵维权上访的张耀金表示，听说这次的游行规模很大。不过对于政府会否因此立即为这些退伍军人解决问题，张耀金认为机会不大。他说，他们一直争取退伍后的福利已十多年，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是无法完全把他们的诉求解决。因此，对当局已经没有信心的张耀金，在本年初退出维权行列。

他说︰“听说他们搞的这次活动规模不小。说实在第一我没有参加，第二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我现在还是很困难的。因为过去我们也反映过类似的问题，但反映困难是一方面，因为政府对群众的，政策上有漏洞，是需要一个过程，我现在退下来了。”

曾参加1979年中越战争的老兵，在战后不少得了顽疾，如肠胃炎、腰痛等，有些更因伤永久残废。退伍后，他们又遭遇企业破产、下岗潮，当时已接近50岁的老兵均处于失业状态，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在艰苦中度日，每月补贴不够看病吃药，于是在十多年来不断游行和上访寻求帮助。

至于被送到企业工作的军转干部，多年来福利和待遇等问题也一直未能解决。继周一山东省烟台市及安徽省蚌埠市的军转干部，举行大规模请愿后，广西桂林市300多名军转干部，也于同日集体游行至市政府请愿，吸引大批途人围观，也有外国人跟示威人士握手表示支持。

有份参与游行的段海川向记者表示，他们穿上军服，带同横幅，由火车站一直游行至市政府。当局派出数十警察，沿途跟随，没有驱赶和阻止。

他说︰“300多个退伍的老兵，打著横幅标语，从火车站一直走到市政府，大概1公里路程。后面有2辆警车跟在后面，警察没有干预。”

段海川又说，他们为了保卫国家献出了青春，应享有与地方政府同职级干部的待遇。中央安置军转干部的政策早已出台多年，但地方政府却一直没有贯彻执行。几年来分多次如挤牙膏似的发放部分补贴，比普通职工的退休福利还不如。他们法定权益被剥夺，上访受阻。

他说︰“我们一直反映十多年了，从94年开始到现在不断地反映，我们应享受国务院的待遇，但现在今年退休的企业职工都比我们工资高，但现在法院一直不理。”

据段海川表示，全国近百万名企业军转干部已开展了17年艰辛的维权活动，在桂林市的就有3千多人。在今年的6月中旬，超过16万名军转干部联名起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希望当局能依法恢复他们的国家干部身份和相应的政治、生活待遇。.rfa

2011年是胡锦涛最内外交困年

未普

2011年是胡锦涛执政的第九个年头。这一年是中国政治发展全面倒退的一年，是社会溃败急剧恶化的一年，是中国的维稳内政走到尽头的一年；也是中国外交焦头烂额的一年，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越发孤家寡人的一年。这一年是胡锦涛执政以来最内外交困、最难以为继的一年。

在内政上，胡锦涛把他的大维稳体制推向了极致。年初，为了防止茉莉花革命在中国传播，仅在北京，胡就动员了数十万警力连月在高校、王府井、天安门等人员聚集的地方，加班加点，戒备森严；国安和网管部门把监控的触角伸向每一个他们认为有嫌疑的思想活跃分子，包括不安定因素如农民工，监视他们的行踪，窃听他们的电话，骇客他们的微薄；对他们的处理，轻则删贴喝茶，重则扣留判刑。

胡锦涛的大维稳体制和执政方式引发民间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从4月到10月，左派和自由派以各种理由连续举行座谈会和读书会，以不同的语言谴责胡锦涛执政当局。左派谴责胡锦涛对官员贪腐和贫富悬殊不作为，玩击鼓传花，把危机丢给下一届领导人，是误党误国；自由派则抨击胡锦涛对政治改革不作为，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造成中国政治的严重腐败和社会的全面溃败；而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胡锦涛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思维已经失败。

官方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对胡锦涛当局的未到秋后便已算帐的行列。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部《反腐倡廉蓝皮书》，以罕见地坦率口气，正式承认中共已堕于整体腐败的境地。该蓝皮书列举了中国现存的各种腐败现像，包括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司法腐败，社会文化教育领域的腐败和跨国境腐败。这份报告与其说是官方学者对胡锦涛执政九年反腐不力的某种清算，不如说墙倒众人推，一些知识精英开始与胡锦涛执政当局划清界限了。

而胡锦涛的执政力和领导力也遭到了中共党内的江系人马、开明派人士和太子党们的严重关切和质疑。濒临十八大，江泽民起死回生，重返权力博弈的游戏，便是公然藐视胡锦涛的权威；温家宝屡谈政治改革，全然不管官方的封杀和围剿；而胡德平等红二代则严厉批评中共党内没有民主，谴责胡锦涛当局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刻意忽略普世价值。

胡锦涛的执政力和领导力在军内也受到挑战。军内强硬派势力屡屡凌驾外交部在敏感的外交冲突中发声，公开提出“积极防卫战略”，在战争准备上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攻势，并不断增加军事演习，扩大演习规模。胡锦涛屡次在军内进行高调动员，要求军队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表明，胡锦涛根本无力约束军队，无怪乎外媒称胡为“最没有权力的军委领导人”。

在国际领域中，中共这个独裁阵营的龙头老大越发孤家寡人。中共的亲密战友，从利比亚的卡扎非到朝鲜的金正日，从埃及的穆巴拉克到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再到缅甸军政府，死得死，垮得垮，转向得转向，中共越发形单影只。而中共对独裁和专制的坚持，提醒对中国崛起怀抱迷信的西方社会，不能继续忽视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和文明准则的颠覆和挑战。就在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中国称自己已全面兑现入世承诺，可没有几个国家买它的账。美国谴责中国搞国家干预、国进民退，欧盟则批评中国无视入世规则。

至于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中国的剑拔弩张导致近几年用金钱堆积起来的“睦邻友好政策”急剧变味。中国船员在韩国西海非法捕捞并刺杀韩国海警，引发与韩国的外交矛盾；中国向东海派遣级海洋监察船，引起日本抗议；中国在南海和菲律宾、越南围绕南海主权和资源开发等发生纷争，引发武力冲突的危险；中国和印度之间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导致其西线充满火药味。而金正日的猝死，使“南紧北松”的近邻关系，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变数。

在2011年即将结束之际，用越发“内外交困，难以为继”总结胡锦涛执政当局的内政与外交，应当是恰如其分的。问题是，胡锦涛本人应当负多大的责任呢？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李成认为，中国的问题不该都算到胡锦涛头上，因为许多问题背后有深刻的体制原因，况且“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都有份儿”。李成先生所言，诚然不无道理，但镇压西藏、重判刘晓波、推动大维稳体制，胡锦涛却难辞始作俑者之咎。一个平民领袖，为向权贵集团输诚，为保中共江山不变色，其所作所为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的破坏力，有时更甚于血统高贵的前任。 rfa

胡锦涛批评了政治局中的同事

俄国《独立报》

核心提示：“龙”这一生肖在中国预示着改革、大起大落、变数和冲突。不过，分析家们认为，明年中国的增幅不一定会急剧下降，从而引发社会震荡。他们担心的是在外交领域，美中将迎来不可避免的冲突。

原文：Китай на пороге года Дракон
作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Юрий Вадимович Тавровский）
发表：2011年12月2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航空母舰是华盛顿重要的战略工具。来源：路透社】

1月23日，中国将步入农历新年，明年的生肖是龙。在传统文化中，龙预示着改革、大起大落、变数和冲突。尽管中国的分析家们认为，将政治变革与12生肖的运程扯在一起有些牵强，但他们也同意，2012年对北京而言将是相当棘手之年。专家们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在龙年的增幅会急剧下降，从而引发社会震荡。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一波并未给中国造成显著影响，所以，第二波危机来袭，中国也不会过于惊慌失措。专家们担心的是外交领域，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将迎来领导核心的新旧更替，而华盛顿的外交重心已迅速转移至亚太地区，与中国的对抗日益频繁。

中国领导层的新旧更替

在2012年秋即将召开的中共18大上，中国不仅将迎来十年一度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替，而且对外和对内政策都可能发生与之相应的改变。没有人会怀疑，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职位将由他党内的副手习近平接替。这一新的任命将很快经全国人大批准。但目前仍不清楚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继任者的最终人选。现任副总理李克强被认为是最可能的人选。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在外交政策上有些小失误。

胡锦涛主席去职后的安排尚不清楚。根据邓小平创立的传统，去职的国家元首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依旧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带给他一定的保障，以及调整局势的能力。然而现任党和国家领袖在对外政策的失误上负有责任，这有可能减少他荣耀地结束政治生涯的可能性。

据北京传来的消息，胡锦涛不久前批评了政治局中的同事，这一前所未有事件的原因是他们在中日围绕钓鱼岛、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围绕南沙群岛的领土争端激化时，立场不够坚决。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该国的军界以及企业界精英，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迅速滋长，从博客、报纸和书籍中便可窥见一斑。这有时也以游行示威的形式爆发——如抗议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抗议日本篡改二战历史或者对中国海岛主权的侵犯。

中共领导层非常仔细地揣摩社会心态，并非总是逆潮流而动。可以预期的是，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从履新伊始就在外交方面更加强硬、积极。然而，北京即将面临的挑战可能比专家们想象的还要严峻得多。

来自华盛顿的挑战

自邓小平在1978年构建的改革开放开始，北京就不仅仅是“坐山观虎斗”，而是从中获取丰厚利益。来自西方的投资与技术成为美国为中国转变立场进入反苏阵营而给予的回报。对阿富汗圣战者的支持、以及同亲苏的越南进行的边境战争极大地证明了其诚意。苏联的解体使得“另一只老虎”出现了空缺，但为时不长。首先，华盛顿成为伊拉克的敌人。在纽约世贸双塔的袭击之后，美国与全球恐怖主义的“圣战”爆发，并开始对阿富汗的占领。

伊斯兰的“猛虎”凶猛顽强，围猎它的代价昂贵，而且可能随之产生美国的新敌人。美国的精英开始寻求从这一忙乱局面中体面撤出。风度翩翩的奥巴马在舞台上出现，他最首要的任务是在坏牌里搏个好彩。很明显，陪练伙伴的位置即将空缺。中国在替补席上已不是头一年了。这如同当年的日本，日本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没有构建出强敌崛起的舞台，而是培育出一个盟友。

经过数年的智力说服与牛仔式的强蛮手段软硬兼施，日本被迫“自裁”，日元升值，腾飞的经济陷于停滞，国家跌入昏睡，又遭遇一系列的自然灾害，日本人称之为天谴——上天的愤怒。

最初，华盛顿试图与中国达成一致。奥巴马来华访问，建议中美两国共治世界，但北京在这一组合中只能扮演小兄弟的角色。华盛顿忽视了中国军政精英中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所以奥巴马此行只能空手而归。在那几天，中国政治圈中很流行对邓小平经典语录的再加工：“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反正都是美国猫。”而这艘以美国名字命名的统治世界之舟，其航向并不只取决于短暂当班的船长，即总统。相反，总统的行动甚至有时是命运的安排，大副、领航员、机械师、炮手、通讯员等高级军官是真正的操作者，他们负责确保这艘大船的正常运作、时刻处于战备状态。

驾驭这艘美国大船的人员不久前决定了新航向，即与中国公开对抗。其实质无异于向北京下了最后通牒——迅速让人民币升值，从而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给美国商品重返本国以及世界市场的机会。至于中国出口型经济的未来、这个拥有逾十亿人口国家的社会稳定、统治精英的命运，谁都会不关注。人民币是否会重蹈日元的覆辙？中国会不会被冠以罪恶的"人民币帝国"之名？中国的新领导人将不得不对此问题给出答案。但美国不太指望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所以便敲响了战斗警钟。

近几个月来，美国频频采取笃定会激怒北京的动作。台湾将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先进武器，日本在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中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实弹演习在靠近中国海岸的朝鲜半岛水域举行。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日前抛出的声明导致北京无法通过双边谈判来与南海领土争端各方解决问题。美国并非纸上谈兵，还有实际行动，多年以来，美国航母首次驶入越南港口，而新加坡政府也允许美国驻马六甲海峡的军舰在该国永久驻扎，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重返澳大利亚。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只不过要求美军驻日本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而不是完全撤出，就丢掉了自己的乌纱帽。

近年来日美安保条约和与之相似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都焕然一新，韩国装备精良的军队在遇到任何冲突的情况下都会自动受美国的指挥。

在南部的竞争

在中国东部边境地区，紧张局势日益升温，而在南部，中美的外交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大国博弈的主要目标是印度，60年代，新德里曾因领土问题与北京兵戎相见，如今，两国开始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框架内开始合作。而华盛顿为向印度示好，取消了因核问题对后者实施的贸易制裁，并向其出售武器及核技术。就连美国与缅甸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解冻”，多年来，缅甸因人权问题一直受到西方的严密经济封锁。在此期间，中国通过向缅甸政府提供资助，兴建了于己有利的从印度洋港口通往中国南部省份云南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桥梁、水电站、港口、机场、天然气管道等。这些设施不可小觑，一旦需要，来自中东和非洲的战略商品就可不通过美国人控制的马六甲海峡，而是经此条通道运抵中国。目前，中国多年的苦心经营很可能会付诸流水，只因希拉里・克林顿抵达缅甸访问，在此期间，当地政府对于中国建筑项目采取了并不友好的行动，这在一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在非洲和中东，美国也与中国争夺影响力和势力范围。

北京不太可能寻求，也没有准备成为华盛顿为它设定的角色。中国的精英对美国长期以来抱有深切的认同。早在镇压义和团的时期，深有远见的美国人就有别于其他国家，使用自己分得的天朝战争赔款在中国建立了学校和大学。在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之初涌现出中华民国第一位大总统孙逸仙，就是由美国传教士施洗加入基督教的。他在檀香山毕业的学校，正是巴拉克・奥巴马随后就读的那所。人们也不会忘记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武器与弹药，还有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美国空军在中国南方的天空中同日本人的战斗。人们记得在中苏意识形态分歧斗争恶化的时刻，是华盛顿对莫斯科的警告阻止了全面战争的爆发。那些为美国市场工作的中国生意人也难以对美国产生负面感受。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在那里他们很好地适应环境并在社会阶梯上快速跃迁。官方数据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兴趣，有三亿五千万中国人学习英语（学习俄语的人数是两万五千人）。

北京当权者深谙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外交重点中，华盛顿多年来一直占据相当显赫的地位。然而，主张中美友好的该国外交部门其实并未掌握影响最高领导层的有效杠杆，主政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并非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25位委员中，有两位军方代表，但并无外交官的一席之地。不过，即便外交部门、最高领导层和中国人民希望对美友好，两国冲突的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的领导人一刻也不能缺少敌人。在2012年的美国大选后，无论是民主党继续执政还是共和党上位，两国关系都不会发生本质改变，只不过会对紧张局势升温的速度造成影响。

请谨记，2012年是中国的龙年。

一个极客的中国硅谷指南

核心提示：20年前，中关村还是一片农田，但现在这里聚集着电子产品交易市场、众多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上市的科技巨头以及数百家创业公司。它乱糟糟的，但是充满活力，创意四溢，最像是中国的硅谷。

原文：Techcrunch.com | A Geek’s Guide to China’s Silicon Valley
作者：Kai Lukoff
发表日期：2011年12月27日
译者:MZ老道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校对




编者注：作者Kai Lukoff目前居住在北京，是新创立的博客网站TechRice的共同创始人。

二十年前，中关村还是一片农田和低矮的房屋，远离北京市中心。“中关村”中的“村”字就表明了一切。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在以光速进化。

今天，中关村是中国最像硅谷的地方。这里聚集了电子产品交易市场、研究中心、上市的科技巨头以及数百家创业公司。当我在上班的途中经过两座20层高的大楼时，真难以相信这里在20年前还是一片农田。

下面我来说说为什么中关村（或者更大一点，海淀区）能够成长为中国的高科技中心：

1）学术中心

中关村右侧紧挨着的就是中国两所顶尖的大学，北大和清华。同时，这个北京的西北区域同时还有其他很多大学存在，比如理工类大学就包括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还有北航。这里是天才的摇篮，他们培养的都是能让美国工业领袖和政治家惊叹的新一代工程人才。

从农田到科技中心的转变始于科技研究。除了大学以外，还有来源于中国科学院以及后来的跨国公司的资金支持。诚如Deniel Shi在Quora（一个墙外的知识问答网站，知乎类网站的鼻祖--译注）中所说：“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数不胜数：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索爱、微软、IBM、Sun、甲骨文、BEA、阿尔卡特・朗讯、谷歌。在美国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城市中集中了众多的研发机构。“

很快，中关村就出现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市场，向学生和老师出售电子产品。轻博客点点网的创始人许朝军（Jack Xu）讲述了那个场景下意外收获的一个会面：

1997年，中关村科技园还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整个村子只有两栋楼，各种各样的企业都在加紧提升它们的编码技术，从政府接单子，然后雇用一批（清华）的学生，比如我这样的，给他们工作。很多时候他们一单可能能挣100，000块钱，然后我们能拿到手的只有5000块，他们自己留下95%。当年，我每个月能挣差不多2000块钱一个月，1000我留下自己花，还有1000给我的父母，这样他们就不用再到田里辛苦劳作了。对我来说，能尽早地自力更生是一种责任。也是因为在中关村的工作，让我成为那个小圈子中远近闻名的程序员，后来一个真正的机会也因此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个真正的机会就是他和陈一舟（Joseph Chen）在1998年的那次会面。今天，陈一舟是社交网站人人网（纽交所代码：RENN）的CEO，许朝辉在这里工作了5年，曾经是这里的交互部门副总裁。

2）政府和媒体

在美国，企业家听到“政府”都绕道而行。但是在中国，你最好还是和政府搞好关系，不存在愿意不愿意。在中国互联网是私有化最彻底的地方，很少有大型的国有公司参与其中，但是，政府依然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早期，政府可以提供给你合同，在科技园中赞助你办公空间，或者你还能收到来自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的资金支持。政府想把北京都建设成为十项全能的标杆，所以对科技行业而言也就有了额外的资金支持。

当一个创业公司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政府的关系就关系到了你的方方面面了，从支付许可证到“内容管理”。如果你的视频网站因为被发现含有敏感的政治或色情信息而被屏蔽的时候，你还能找谁呢？

实际上，所有的行业在中国都事关“国家战略利益”，只不过一些是核心战略而已。所有的媒体公司或网站，只要牵涉到用户创作内容的，如果他们的总部不在北京的话，都有很重要的机构设在这里。

3）良性循环

一个科技中心能够创造出反哺自身的动力。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来自于研究中心或者大的科技公司，他们靠他们的人脉获取建议，寻求资金，还有优秀的人才。当一个高管离开公司独自创业时，通常情况下他的部门会有一半的——优秀的那一半——人才随之出走。这些总部位于北京的百度、搜狐、新浪等等科技巨头的员工形成的人际网络恰如“Paypal帮”的中国翻版。

Y-Combinator的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 在《为什么会出现创业公司扎堆》（Why Startup Hubs Work）一文中写到，“我认为形成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地利，你的环境要鼓励创业，认为创业很酷；其次是人和，在这里你还要能遇到可以给你帮助的人。有了地利人和，很快你就能召集一批人在你周围。” 和硅谷一样，中关村也有一大批人整天就想着如何创业。

北京之外

前面我说了中关村是中国最接近硅谷的地方，这里要说明的是在中国还有一大批别的城市也有这个资格。中国的互联网三巨头是百度、阿里巴巴以及腾讯，但是只有搜索巨头百度的总部设在了北京。

杭州是阿里巴巴的老家，它的电子商务帝国（淘宝，淘宝商城，支付宝，阿里巴巴）都在这里。和这里毗邻的上海则有很多游戏公司，跨国公司，以及风险投资公司，尽管这些公司要飞到北京处理他们的大部分业务。就科技中心（规模）而言，这里紧随北京之后。

深圳是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和游戏公司腾讯的总部。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这里的硬件破解技术。无数的山寨电子生产厂都在这里，他们通过模仿和糅合，创造出诸如“Moteloba”手机或者“乔布斯纪念版”的安卓平板。你所听到的“低于100美元的中国式安卓设备”中，来自深圳的肯定占了绝大多数。

其他崛起中的科技中心还有大连，成都，以及西安。

优势

据说硅谷能吸引到顶尖人才是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生活环境。但是没有人会这么说北京。

作为一座因为污染而常年弥漫烟雾的城市，北京的味道要慢慢才能体会 。Jeremy Goldkorn是个中国通，博客Danwei.org的主人，他在Sinica Podcast一期讨论北京精神的节目中，称北京是“不适合生活的首都、旧金山的反面”。这座让人不舒服的城市缺少上海的舒适，也没有深圳的阳光，但这恰恰赋予它一种优势，那就是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决心，让人们不管多少险阻都要抓住机会。

一个朋友告诉我，最近有人问李开复，为什么他的企业孵化器创新工场不设在风景秀丽的成都，那里生活成本很低，而且四川的美女也天下闻名。李开复开玩笑地对他的那些创业者说当他们开心放松的时候，他就会不开心不放松。

但是，也不要误以为这个城市就是一个企业家生产线。正如欧逸文（Evan Osnos）在《梦想的城市》中写那样，北京很快就是“权力的中心，创新思想的温床”了。创意在这里到处飞跃。很多以山寨起家的网站经过演变逐渐和原来有了巨大的差别，比如说现在红得发紫的新浪微博，现在已经很难看出它和Twitter有什么相似之处了。

TechCrunch举办第一届国际捣乱大会（international Disrupt Conference）时，明智地选择了北京。它有活力，乱糟糟，而且非常与众不同。但是除了硅谷以外，现在地球上没有比这儿更好的科技之地了。

广东当局宣布乌坎村委会选举重新进行

乌坎村民手持横幅欢迎广东省工作组进村 2011 12 21

路透社 Reuters

作者 法广

广东省政府官员昨天表示，陆丰市乌坎村今年2月举行的村民委员选举过程违反法令，因此被认定为“整体无效”，相关单位将尽快举办乌坎村委重新选举。上次选举曾引发众多村民抗议。

新华社引述广东省政府工作组「村委换届选举问题小组」组长王叶敏说法指出，村委重选将由中共乌坎村总支部书记主持，重新推选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进而重选产生村民代表及小组长，并由工作组派遣专人在现场指导，省、市、镇级干部及民众代表全程监督。
报导指出，2月举行的村委改选过程不公，是乌坎群众抗争事件的导火线之一，广东省政府以下各级单位遂调阅资料调查选举过程，并于昨天下午在乌坎村开会，有200多名村民现场旁听。
王叶敏表示，2月的选举仅由村委干部、村民小组正副组长、会计、企业及党员代表等50馀人开会产生，而不是以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方式推选产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后的程序且都违反「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为此，乌坎村所属的陆丰市东海镇中共党委，将成立乌坎村党总支部，暂时接管乌坎村委会的工作，并将召集党干部、党员及民众代表、出外乡贤代表等组成重新选举筹备工作小组。
报导说，乌坎村村民代表张水金、杨色茂感谢广东省工作组到乌坎「展开迅速有效的工作，支持乌坎村民的合理诉求，依法做出选举整体无效的决定。
但是，由共产党党委接管后包办的选举，是否能让村民们满意，仍然令人怀疑。

又一个伟大领袖去世了

【纽约时报 11/12/24】

纽约时报

【中文标题】又一个伟大领袖去世了 【原文标题】The Dear Leader Is Dead, Again 【登载媒体】纽约时报 【原文作者】WENGUANG HUANG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11/12/24/opinion/sunday/in-death-north-korea-imitates-china.html?_r=1&ref=china 看着YouTube上朝鲜平壤市民在金正日去世后的悲痛景象，让我回到了中国的1976年9月，被我们尊称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去世了。 我当时还是中部城市西安一所中学的学生。那一天，校长暂停了我们的数学课，含着眼泪宣布了这个消息。作为一个年轻、易受情感左右的学生，我被一种无法言语的感情淹没了，好像生活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怎么可能？对我们来说，毛是不朽的。我在小学里最早认识的几个字就是“毛主席万岁”。 当西方孩子在圣诞节唱着颂歌和赞美诗的时候，我们在12月26日庆祝毛主席的生日，唱的歌曲是“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我的父亲曾经指着挂在卧室墙上的毛主席肖像，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他的面相与众不同。“看他饱满的前额，象征着伟大。他的脸部和眼睛流露出慈祥，他不是凡人，他来自上天。” 宣布这个消息之后，老师们开始痛哭，班上的女学生也开始哭。我们男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好，但是怕别人以为我们不够热爱毛主席，我们也试图挤出一些眼泪。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伟大的毛。 于是我想到了我的奶奶，她在家中卧病。如果毛主席真的去世了，她也可能离开我。我开始流泪了。很快，这个方法让我陷入疯狂的情绪当中，我竟然昏倒了。一个校医赶过来照顾我，我对毛主席悲痛的程度让所有的老师都对我另眼相待。校长呜咽着安慰我说：“没有了毛主席，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相信她的眼泪是真诚的。 学校发下黑纱和百花，没有人敢大笑、开玩笑。不论去到哪里都有毛的肖像，垂着黑纱，围绕着白色花环。数千居民在工作单位的组织下来到西安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他们先是静静地跪在毛主席的肖像前。有人开始呜咽，很快人群变得歇斯底里、捶胸顿足、嚎天喊地，好像在进行一场哭喊比赛。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在比赛看谁更忠于毛主席。只要有足够的空间，就会被贴上大幅标语——“毛主席思想和我们永远在一起”、“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永远照亮我们”。市里的娱乐活动一律停止，大喇叭里整天播放哀乐。在学校里，每个班都选出4名学生，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毛的灵位前站岗，4小时轮班一次。如果我被选中，那将是莫大的荣誉。 在一个公开表露情绪被视为轻浮举动的文化中，葬礼的环境则是一个特例。实际上，一个人的哭声越大，情绪越激动——捶胸顿足、以头戕地——就会得到越多的尊敬。这表示你对死者的爱有多么的深。 毛主席去世之后，戏剧化地表现悲痛是政治上必要的举措。在我父亲的单位里，一位领导和其它管理人员在一天晚上准备毛的纪念活动的时候在一起喝酒。路过的工人把这件事汇报给当地公安局，说单位管理层缺少对毛主席的革命感情，在国家大难面前饮酒取乐。于是，这位领导不得不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做“自我检查”。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很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毛一生都在宣扬人终有一死，精神随肉体消失，然而在他死后，他所指认的继任者却把他奉为神明，就像统治中国历代王朝的那些伟大的帝王。 在北京举行毛的追悼大会的那一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的老师阴沉地说：“上天也为毛主席流泪，历史上的皇帝去世时，也会下大雨。”我们这些学生太年轻了，还无法理解她的情绪。当我们收听追悼会的电台转播时，一个同学放了个屁，我们都笑起来。后来，这些同学的母亲——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出具了一份医学证明，说他消化不良，这个同学才免遭被开除的命运。 随着毛的去世，很多学者在私下预测中国将走上苏联的道路，也就是斯大林死后国家的政治解冻期。这个预测在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毛指定的国家下一届领导人华国锋是个几乎不为人知的角色，国有媒体伪造他的资历，对他给与盛赞。国家把华称为“英明的领导人”，敦促人们向他效忠。然而，他浅薄的政治资本最终导致了一场权力斗争，共产党和军方内部的温和派战胜了对毛效忠的激进派，其中包括毛的妻子江青。中国的大门慢慢打开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看着外面的世界，终于意识到我们长期以来被灌输的信念——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流露到外界的一些历史档案，了解到我们神圣的领袖其实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他要为政治运动中数百万人的死亡负责。 就像我家乡古代帝王坟墓中被挖掘出来的珍宝一样，毛的个人崇拜在新鲜空气中土崩瓦解了。他那无处不在的肖像被取下，数十亿枚像章被熔解，做成厨具。现在，即使中国现任领导人依然敬重毛，依然有人把他的肖像挂在出租车里，挂在公司会议室的墙上，似乎还是这个国家的守护神，但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三十五年过去了，看到毛的暴政依然在朝鲜上演，不禁令人厌恶。在电视播放的片段中，我看到很多年轻的我站在一群学生中，面对金正日的肖像。有些人捂着脸，强挤出几滴眼泪。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就会被揭发。 我还看到了我的父母和老师的翻版，有些人真的悲痛于这个半神偶像的逝去，有些人则是在上演一场葬礼戏剧。 现在，所有人都期望在这个对人民施以暴政的与世隔绝的帝国中，可以发生在毛死后横扫中国的转变。 金正日的死，以及他年轻的儿子金正恩没有任何政治合法性的继任，或许让朝鲜那些有改革意愿的领导人几乎没有机会追随邓小平、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脚步。朝鲜完全向世界开放，允许进行经济改革，让中国边境那些不情愿开展的边境贸易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在西方受过教育的金正恩有没有可能集结那些忠诚支持者们的力量，彻底改变他的父亲把这个国家带入灾难深渊的极端本土和国际政策呢？如果他继续残暴的统治，再过几年，我会毫不吃惊地看到他和他的家族接受世人的审判，就像世界上其它那些独裁者一样。 回忆70年代疯狂的中国是令人痛苦的，但中国毕竟已经走出了毛死后的阴影。我相信，朝鲜春天，或者苏联式的改革开放很快就会出现，而那些有组织的、对一个恶棍的死亡而捶胸顿足的行为将永远成为历史。 原文： WATCHING the outpouring of grief over Kim Jong-il’s death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on YouTube transported me back to China in September 1976, when Mao Zedong, whom we revered as the Great Leader, died.  I was a middle-school student in the central city of Xian. That day, my head teacher interrupted our math class and announced the news with tears. A young and impressionable student, I was overwhelmed in a way I could not understand, as if life itself had been overturned.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Mao was like an immortal to us. The first words that I had learned in elementary school were “Ten Thousand Years to Chairman Mao.”  While Western children sang carols and hymns on Christmas, we celebrated Chairman Mao’s birthday on Dec. 26 with songs like “Chairman Mao Is Our Savior.” My father used to point at Chairman Mao’s portrait on our living room wall and explain how his physiognomy set him apart. “Look at his big forehead, such a sign of greatness. His face and eyes exude kindness. He’s no ordinary person. He is heaven-sent.”  At the end of her announcement, my teacher began to wail, as did many of the girls in our classroom. We boys didn’t know what to do, but, worried that people might think we didn’t love Chairman Mao enough, we tried to squeeze out some tears. But it was hard because, as large as Mao was, we really didn’t know him.  So I began to think of my grandma, who was sick at home. If Chairman Mao could drop dead like this, so could she. My tears became real. Soon, I worked myself into such a frenzy of emotion that I fainted. A school nurse was called to treat me. All of my teachers were impressed by the depth of my grief over Chairman Mao. “I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to us without Chairman Mao,” our head teacher sobbed while consoling me. I could tell her tears were genuine.  The school handed out black armbands and white flowers. Nobody dared laugh or joke. Wherever we went, there were portraits of Mao, draped in black and surrounded by white paper wreaths. Thousands of residents, organized by their work units, showed up at the People’s Square in downtown Xian. They quietly knelt in front of Chairman Mao’s portraits first. Then, someone started weeping. Soon, the whole group turned hysterical, beating their chests, screaming and howling, as if they were in a wailing competition.  In a sense, they were competing to see who was more loyal to Chairman Mao. Big posters went up wherever there was enough space for them: “The spirit of Chairman Mao will stay with us forever” or “Eternal glory to the Great Leader and Teacher Mao Zedong.” All entertainment in the city was banned. All day long, loudspeakers broadcast the same loop of mournful music. In our school, each class selected four students to stand around a makeshift Mao altar in four-hour shifts. I felt it a tremendous honor when I was chosen.  In a culture that frowned upon open displays of emotion at home or in public as frivolous, funerals provided a rare exception. In fact, the louder one’s wailing and the more dramatically you conducted yourself — chest and feet stomping and thrusting oneself toward the casket — the more respect you gained. It showed your deep love for the deceased.  In the case of Chairman Mao, dramatic displays of grief were a political necessity. At my father’s company, the president and other officials drank liquor while preparing for Mao’s memorial services late one night. Some passing workers reported the incident to the loc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ccusing the company president of lacking revolutionary feelings for Chairman Mao and taking pleasure in a national catastrophe. Subsequently, he was placed under investigation and forced to make one “self-criticism” after another at staff meetings.  Looking back, it was ironic that Mao had spent his whole life preaching that humans were mortals and that there was no spirit left after death, yet in death, his designated successor elevated him to a godlike status, an immortal like the great emperors of China who presided over dynasties.  On the day of Mao’s memorial service in Beijing, there was pouring rain. “The heavenly God is shedding tears for Chairman Mao,” my teacher said somberly. “It always happened in the past when an emperor died.” We children were too young to share her sentiments. While listening to the live radio broadcast of the memorial service, a classmate of mine farted. We all started giggling. The student eventually was spared expulsion after his mother, a head nurse at a hospital, presented medical records to show he had a digestive disorder.  Following Mao’s death, many scholars secretly predicted that China would follow the path of the Soviet Union, which experienced a political thaw after Stalin’s death. The predictions proved to be true. Hua Guofeng, whom Mao had designated as the country’s new leader, was a relatively unknown figure. The state media fabricated his credentials and lavished praise on him. The country addressed  Hua as the “Wise Leader" and was urged to pledge loyalty to him. However,  his lack of political experience soon fueled a power struggle, which eventually enabled the moderate faction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military to triumph over the radical Mao loyalists, including Mao’s wife, Jiang Qing. Thus, China opened its door.  We cautiously looked at the world, realizing that what we had been taught to believe was the greatest sociali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as actually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e studied the newly leaked information from our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learned our saintly leader was actually a brutal dictator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 his political campaigns.  Like the antique treasures excavated from the emperor’s tomb in my hometown, Mao’s personality cult crumbled when meeting the fresh air. His omnipresent statues were torn down and the billions of lapel pins that bore his image were melted to make cooking utensils. At the moment, even though the current leadership in China still venerates Mao and some people hang his picture in cabs, or plaster it on the walls of businesses as if he were a patron saint for the whole country, the Mao era has long ended.  Thirty-five years have passed, and it is sickening to see the echoes of Mao’s tyranny still being played out in North Korea. In the TV footage, I found many younger versions of myself among a group of schoolboys in front of a Kim Jong-il statue. Several were covering their faces, trying to force out a tear. They knew that if they didn’t, they or their families could be denounced.  I also saw the likenesses of my parents and my teachers — some were truly saddened at the loss of a demigod, while others resorted to funeral histrionics out of fear.  At this moment, all one can hope for North Korea, it seems, i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swept over China after Mao’s demise might also take hold in this hermit kingdom that is so punishing to its people.  Kim Jong-il’s death and the ascension of his son Kim Jong-un, a young leader who has no political legitimacy, might provide a rare opportunity for the reform-minded leaders to follow the examples of Deng Xiaoping, Nikita S. Khrushchev and Mikhail S. Gorbachev, and open up the country to the outside world, allowing economic reforms, which have already been initiated grudgingly in the border regions with China, to blossom further.  Could it also be possible that Kim Jong-un, educated in the West, might consolidate his power with the help of loyal supporters and drastically change his father’s radical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which have dragged the country down into total misery? If he instead continues with brutal rule, it won’t surprise me if, in a few years, he and his family stand trial, as so many other dictators in the world have.  It is often hard to remember how insane the 1970s were, but China, for all its faults now, did emerge from the shadow of Mao’s death. I’m optimistic that a North Korean Spring or Soviet-style glasnost will come soon, and that the organized public wailing and chest-beating over the death of a villain will forever be relegated to history.

學生的聽覺，毛澤東已去世的消息weeped恨恨。

我是一個中學生在西安的中心城市 。那一天，我的班主任老師打斷了我們的數學課上，宣布與淚水的消息，一位年輕的和易受影響的學生，我是不堪重負的方式，我不明白，如果生活本身已經被推翻， 怎麼可能有可能嗎？毛澤東神仙般的給我們。，我在小學學到的第一句話是：“一萬年毛主席。 “

1976年9月11日，在人民解放軍的代表瞻仰毛澤東的遺體。

，1976年9月，少數民族代表瞻仰毛澤東的遺體，悼念一個領導者的死亡

九月，1976年，少數民族代表，參加毛澤東的追悼會。

1976年9月18日，在首都參加毛澤東的追悼會數以百萬計的人。

http://bbs.m4.cn/thread-32678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