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8日星期三

国保警察说:一夜间可将两百知识分子全部活埋

流亡异议作家余杰详述遭中国警方酷刑经过

刚从中国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北京方舟家庭教会成员余杰在美国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去国声明,详述了他遭受中国警方迫害和酷刑的经过,授权中国人权首发并将声明全文译成英文。

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

——我的去国声明


余杰


2012年1月11日下午,我们一家三口登上了从北京赴美国的飞机。五名国保人员从家门口将我们一直押送到登机口,并要求与我合影照像,之后扬长而去。

作出离开中国的选择,对我来说是艰难的,也是漫长的。

我自1998年在北大读书期间出版第一本书《火与冰》,便受到中宣部和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2000年从北大硕士毕业,在当局的干预下,一毕业即失业,从此成为靠写作维持生活的“不自由撰稿人”。在江泽民时代,我的部分作品还能够在国内发表和出版,在国内还有一定的言论空间。2004年,胡温上台之后,我遭到全面的封杀,从此不能在国内任何媒体上发表一个字,连其他人文章中提到我的名字都会被删去。我的人虽然在国内,却成了一名“内心的流亡者”和一个在公共空间中“不存在的人”。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停止写作。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我持续地批判中共的专制体制,并与刘晓波成为亲密朋友,并肩作战。我在海外出版了十五本左右的著作,发表了上千篇的文章。由此,我多次遭到传唤、软禁、恐吓等各种骚扰,处境日渐困难。那几年,我访问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时侯,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的回答是:“只要没有生命危险,我就不会离开中国。”作为一名作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作为一名基督徒,宗教信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一名普通人,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从2010年10月8日我最好的朋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之后,我便失去了这几项最基本的自由,非法软禁、酷刑、监视、跟踪和“被旅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尽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挣扎后,我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国,与法西斯化的、野蛮的、残暴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彻底决裂。


这一年多以来我个人的遭遇是这样的: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奖的消息被宣布的当天,我正在美国访问,白天在南加州大学发表一场演讲,晚间听到了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当时,我感到万分激动和鼓舞,立刻准备回国。有朋友告诫我说,中国当局的反应一定是恼羞成怒,并导致国内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他们劝我暂时先留在美国。但是,十年以来,刘晓波是我最亲密的兄长和朋友,刘晓波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期间,我是副会长,这些年他参与的几乎所有的人权活动,我都是亲历者。从2008年12月刘晓波被捕之后,我就获得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授权,开始着手写作刘晓波的传记。因此,我迫切的希望回到国内,继续访谈刘晓波的亲友,以便尽快完成这本重要的著作。

获奖消息颁布五天之后,10月13日,我就从美国回到了中国。一下飞机,立即被北京的国保警察非法软禁在家中。四名便衣警察24小时守候在我家门口,甚至直接用一张桌子抵住我家的大门,并在我家前后安装了六台摄像头和红外线探测器,天罗地网,如临大敌。

刚开始几天,我妻子还可以出门上班,刘霞托他弟弟与我的妻子联系,帮刘晓波购买衣服和食品。不幸的是,有一天,警察从刘霞弟弟身上搜出刘霞写给我妻子的纸条。由此,我妻子的手机也突然被停机,同样被日夜软禁在家,不允许去上班。

有一天,我妻子生病了,发高烧至四十度,几近昏厥,警察仍然不允许她去医院。朝阳区公安分局的一个名叫郝琪的国保穷凶极恶地扬言说:“你就是病死在家中,我也不让你出门,你死了上面自然有人来负责!”万分焦急之际,我上网求救,有一位好心的朋友从推特上看到我的求救信息后,打电话叫来120救护车。但是警察仍然把医生阻拦在门外,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力争,最终被同意进门来为我妻子量了体温。医生说高烧情形很危险,必须到医院输液救治。几经交涉,最后到了凌晨,妻子终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6名警察贴身跟随,而我被禁止陪同妻子去医院。

接下来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从11月初开始,我家的电话、网络和手机等全部被切断,任何人都不能与我们接触,我和妻子在家中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只能写在纸条上,由守候在门口的国保警察代为购买,然后再付钱给他们。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与父母和孩子联系,这样的日子一天天持续着,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感觉比坐牢还要艰难,坐牢还有个具体的刑期,有亲人探视的权利,每天还有放风的时间,但我们根本就是陷入无尽的黑洞,度日如年。这样差不多持续了两个月时间。

12月9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一天,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降临了。下午一点多,此前常与我接触的朝阳区的一个名叫王春辉的国保,在我所在地豆各庄派出所的马副所长的陪同下,敲开我家的家门说:“我们领导要找你谈话。”我完全没有怀疑这是一个陷阱,身上还穿着一套家居服,只是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便随同他们出门了。

一走到楼下,我就发现情况不对。有十多名便衣和几辆汽车在楼下守候,瞬间两个彪形大汉冲到我面前,一巴掌打掉我的眼镜,用一个黑头套将我的头套住,并把我拖上一辆轿车的后排。汽车立即开动,两名便衣左右两边扭着我的双手,不准我动弹一下。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车开到了一个秘密地点。一名国保把我的头夹在他的腋下,将我拖进一个房间。他们命令我端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能动,一动便对我拳打脚踢。整个过程中我一直被戴着黑头套,呼吸十分困难。

到了大约晚上十点左右,他们解开我的黑头套,我刚要松一口气,立即又冲进来几个便衣,不由分说便对我进行劈头盖脸地殴打。他们脱光我的衣服,将我赤身裸体地推倒在地上,疯狂地踢打。在殴打的过程中,他们还拿出照相机拍照,并得意洋洋地说,要将把我的裸体照片发在网络上。

他们把我按住跪在地上,先后打了我一百多个耳光,甚至还强迫我打自己的耳光,我必须让他们听到响亮的声音,他们才满意,然后发狂地大笑。他们还用脚踢我的胸口,把我踢倒在地上后再踩在我的身体上。我胸口的一根肋骨像断了一样,后来疼痛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连弯腰起床都感觉十分困难。

他们还强迫我摊开双手,然后将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往反方向掰。他们说:“你的两只手写了许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要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折断。”他们还用用灼烧的烟头贴近我的脸,我的皮肤感受到了滚烫的疼痛,他们还侮辱性地将嘴里的烟喷到我的脸上。

他们不断地用粗话辱骂我,骂我是卖国贼,是汉奸,是垃圾。同时,他们还辱骂我的家人和朋友。接着,他们强迫我跟着他们的说法来骂自己。如果我不骂自己,他们就加倍对我拳打脚踢。

带头的那个国保警察宣布:“你有三个主要的罪状:第一,这十年来刘晓波做的所有反动的事情,你都积极参加,你们都是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第二,你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好言劝告你不听,就只能用暴力来对付你;第三,你还在写作刘晓波的传记,如果你要出版这本书,我们肯定把你送进监狱。”

他还说:“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在外面挖个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外国人在给刘晓波颁奖,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来报复他们。”他接着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整个殴打辱骂的过程不知道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来我昏迷了过去,而且全身不断抽搐。他们开车将我送到医院抢救。那时,我已经没有了大部分知觉,只在迷迷糊糊中听到,这是北京郊区昌平的一个医院。医生说,这个人伤势严重,我们这里没有办法抢救,你们得送到城里的大医院去试试看。警察说:“那么,你们派个救护车,我们付钱。”医生说:“我们医院的救护车没有那些特殊设备,你们要立即从市内调有急救设备的车来,否则就没救了。”

不久,救护车从市内赶来,将我运送到市内的一家“高干医院”——北京医院。他们给我报了一个叫李力的假名字,对医院说:“这个人是癫痫病发作。”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我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到了第二天早晨,医生来查房,询问我的情况,我刚刚挣扎着说了一句“他们打我”,在旁边的一个警察头子立即将医生叫到一边。而另一名警察贴近我的耳边凶狠的说:“如果你再乱说话,我们把你身上的管子全都拔掉,你就去死吧。”

10日下午,他们看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便将我从医院带出去,带到旁边的一个酒店,休息了一下午。傍晚,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领导要来看我,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套房中。来见我的官员自称姓于,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国保总队的总队长。他虚伪地说:“昨天的事情是个误会,是下面的人做得不对,你不要对外说出去。”之后的几天,他们在郊外安排了一个地方让我去住,每天审讯我这些年从事的活动和写的文章。他们强迫我写下一份承诺书

直到2010年12月13日,我被释放回家。此后两周,我和妻子可以出门,但必须告知在楼下24小时监控的国保警察,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十二月底,我返回四川老家,他们把我送到机场。此后,我在老家居住了四个月。在这些时间里,差不多每隔半个月时间,国保警察便前来盘问我的生活情况。他们是一个由一名自称姓姜的处长、自称姓张的科长和其他几名年轻下属组成专门负责我的“团队”。

此后一年,一遇到所谓的敏感时刻,比如节日、纪念日、开会日、外事访问日等,我就被非法监禁在家,或者被要求到外地去旅游。这样几乎三天两头,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我都失去或部分失去自由。我也被迫几乎停止了在海外发表文章,因为每有文章发表,国保警察立即上门来威胁。我们一个三口之家,被迫生活在三个不同地方:我被监控在外地,妻子在北京工作,孩子在四川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很快,由于国保警察三次去妻子工作的公司施加压力,她的工作也失去了,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也不能到教会参加聚会和查经,不能过一个基督徒正常的信仰生活。这对我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事情。

在这样艰难到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为继的时侯,在一家人都不能生活在一起的时侯,在我的写作自由全部丧失的时候,在基本的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的时候,在坚持在国内做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十四年之后,我被迫作出出国的决定。

但是,当2011年夏天我向国保方面提出出国的要求时,他们却告知上级不准我和妻子出境。经过反复的谈判,他们答应圣诞之后可以考虑我出国的事情。圣诞之后,我购买了赴美的机票,并告知国保警察,无论如何我也要走,如果我在机场被扣留,我绝对要奋力反抗并说出一切真相。他们回答说,他们会尽量做工作,让上级解除不准我和妻子出境的禁令。

1月9日,我的赴美机票时间的前两天,北京国保总队的姜姓处长告知,新任的北京市公安局刘副局长(兼北京市国保总队总队长)将约见我。1月10日,他们将我接到一个酒店的套房内,与我会见的官员自称姓刘,是此前与我见过的于姓官员的继任者。他要求我写一份保证书。(内容见附件),然后再考虑我的要求。他说:“中国日渐强大,美国日渐衰落,你何必去美国呢?”他敢如此质疑送女儿去哈佛读书的习近平副主席吗?

在被迫写下这样的保证书后,我被批准放行。这名高级官员警告说:“不要以为到美国就自由了,如果你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你就不可能回国。你的家人还在国内,你难道不想回来探望他们吗?你要继续谨言慎行。”一个政权居然用宪法赋予公民的出入境自由来要挟其公民,可见它的虚伪和虚弱。

就这样,1月11日,我们全家在国保警察的严密监控下登上了到美国的飞机。

如今,我来到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在此,我郑重宣布:在酷刑和逼迫情形下所作的笔录和保证书,是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全部作废。

我更宣布:我向国际社会公布自己这一年多以来我所遭遇的一切,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机构提出控诉。我将继续从事批判共产党专制制度的写作。这个日渐法西斯化,越来越野蛮和残暴的政权,是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是一切热爱自由的人的最大威胁。我将矢志不渝地反对中共的暴政。

赴美之后,我近期内的主要写作计划是:计划两个月以后出版《刘晓波传》的中文版,以后陆续出版此书的各种外文版本。这本传记在二零零九 年初便开始写作,也是由刘霞授权的惟一的一本刘晓波的传记。我期望通过这本传记全面地介绍刘晓波的生平、思想与创作,让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球读者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此为契机,我将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呼吁人们持续关注刘晓波和刘霞的命运,以便让他们早日获得自由。

我 还将计划在半年内出版新书《冷血暴君胡锦涛》,这本书将成为《中国影帝温家宝》的姊妹篇,将是致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胡锦涛的一份"悼词"。书中将全面分析胡锦涛的执政方式,对"和谐社会"、"大国崛起"、"中国模式"、"维稳"等胡锦涛时代的重要特征进行分析和评述,让国内外的读者以及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 经济增长背后专制肆虐、腐败盛行、人权恶化、环境破坏、道德滑坡的诸多真相,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罪不可赦的历史罪人。

我离开中国之后,国内很多朋友对我的选择表示同情和理解,也对我提出一些鼓励和期望。对此,我深受感动与鼓舞。我在自由世界中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资讯,由此我的写作和思考不仅不会退步,反倒会有进展与提升。我相信,我会不断写出不负朋友们期待的好作品。

另 一方面,我也将在更加广阔的国际社会的平台上,为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奋力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仍然被剥夺自由的人士的处境,如刘晓 波、刘霞、陈光诚、高智晟、胡佳、范亚峰以及相对不为人所知的刘贤斌,陈卫、陈西、杨天水等人。我已经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自由与安全,为那些仍然处在不自 由、不安全的境况里的同胞仗义执言,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也是上帝对基督徒的教导。
我 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想我们的国家正在重轭之下沉沦,在哭泣,在流血。每一天,她的旧痕之上都在增添着新 伤。"我为此而忧伤痛苦,我将把揭露和批判共产党的暴政作为我一生的事业,这个窃取与掠夺中国财富,奴役与残害中国人民的政府一天不垮台,我对它的揭露和 批判就一天不会停止。我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回到实现民主自由的中国,那时,我们的生活将如同圣经所说"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 善"。而那些施行暴政的窃国贼者和卖国贼,从胡锦涛、温家宝到每一个作恶的国保警察,都将被送上审判席,等待他们的将是比萨达姆、穆巴拉克、卡扎菲们更加 可耻的下场。让我们为那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共同努力。

范錦明:廣東與香港差異性逐漸減小


內幕記者柯宇倩/走社會主義的重慶模式和走資本主義的廣東模式,哪個更適合成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模式,一直是個熱議話題。台灣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范錦明在接受《內幕》專訪時表示,中國大陸沒辦法完全走社會主義,也沒辦法完全走資本主義,各地應因地制宜,相互學習,尋找最恰當的發展模式,縱使各種模式背後都存在政治利益,但如今的中國領導人將老百姓當兄弟看,均盡量回應老百姓的需求,不能說只顧著自己的利益。


范錦明研究中國大陸經濟制度、經濟決策、大陸對外金貿關係等,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著有近20部專書、專書論文及論文,目前為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廣東與香港差異性逐漸減小


改革開放的策略下,中國政府1979年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對外經濟特區也隨之成立,為1980年代的中國經濟帶來亮眼成績;廣東模式便是在此背景下逐步成形。


范錦明對《內幕》解釋,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整體經濟發展與香港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最早到廣東投資的都是香港商人,這些商人將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包括法治體制,不斷反應給廣東地方政府,而廣東地方政府為了回應外商投資的需求,也逐漸調整行政管理和經濟經營的模式。


廣東模式發展至今日,汪洋強調依法行政、創新與更大規模的改革,都讓廣東與香港的差異性逐漸減小。范錦明表示:“過去30多年來已證明此模式可不斷吸引以香港為主的外商到廣東投資,廣東老百姓喜歡這種模式,因為廣東和香港人來往更密切;外來的農民工,因為有工作機會,也樂見廣東模式。”


重慶模式的形成,則希望改善廣東模式所造成的問題。范錦明對《內幕》解釋,重慶因為當地的文化和經營方式與廣東不同,並且見到廣東模式的缺點,如貧富差距、貪污腐敗、逐漸脫離過去社會主義時老百姓之間互相幫助、清廉、勤儉的情況,因此重慶不走資本主義,而是走上另一條試驗的道路:希望既有社會主義特質,又能帶動經濟成長,認真肅貪,多加照顧農民工。“對農民工的照顧是廣東所缺乏的,廣東提供工作機會,但工資的高低要靠企業家對勞動生產力和產值的評估(來給予),政府較少介入。”


重慶讓農民工更有歸屬感


農民工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主要組成份子,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群體。范錦明對《內幕》表示,比起重慶,廣東的農民工數量更龐大,最主要是廣東比較早開放,且台灣、香港、韓國、日本乃至東南亞各國的商人都到廣東投資,發展以勞力密集為主的出口產業,因此增加大量就業機會,吸引各地的農民工前往廣東。


我回廣東潮陽的老家時,見到堂弟將住宅一樓隔成5個房間租給外來的農民工,也有很多年輕人不種田,而是讓來自中西部的農民幫忙種;隔壁的村莊都在做人造花,也來了很多外地的農民工。”范錦明描述。


相對而言,范錦明對《內幕》分析,重慶發展得比較慢,雖然這個新發展起來的都市也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但比起沿海地區,重慶以勞力密集為導向的出口產業較少,因此外商到重慶投資,比較會考慮適合中國大陸中西部消費市場的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也不同。


雖然廣東的農民工人數眾多,但范錦明認為廣東並未特別照顧農民工,相較之下重慶的作法讓農民工更有歸屬感。“廣東的農民工問題比較嚴重,不管農民工在廣東做多久,都還是外地人,很難拿到廣東的戶口,沒辦法真正在廣東落地生根,享受當地的各種社會福利。”


根據第六次中國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廣東省流動人口已達3667萬,約佔全廣東實有人口的三分之一,佔全國流動人口的七分之一,是全中國流動人口第一大省。但許多為廣東經濟貢獻心力的農民工,在廣東工作120年仍沒有廣東戶口,不論是養老、醫療、子女接受教育等福利都享受不到。


2009年廣東中山市在全國首推“積分入戶”制度,2010年廣東省出台《關於開展農民工積分制入戶城鎮工作的指導意見》,規定農民工積分達到60分即獲得申請入戶資格,大專及以上學歷可得60分或80分,高中20分;專業技術方面, 技師可得60分,中級工可以得30分; 繳納社會保險每一個險種一年可積1分,上限50分,另外若獻血、進行慈善捐贈等也可積分。


但根據《南方日報》20111028日的報導,農民工對積分入戶城鎮不太熱情,60%的受訪農民工不願或沒考慮好是否入戶城鎮,主要原因有擔心入戶城鎮後會被收回宅基地、承包地,失去現有的農村集體經濟等權益,而預期的權益又難以保障;擔心生活壓力大,買不起、租不起房子;擔心工作不穩定;其次是農村環境逐年變好,農民工認為在城市定居沒有明顯優勢。


相較於廣東,范錦明認為重慶的作法,例如大力興建公租房,讓農民工較有歸屬感。“這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本質上的差別,如果農民工在重慶好好發展,就有落地生根的機會。”

台灣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范錦明。(中山大學網頁)

可以討論新的可能性 王毅曾對蔡英文釋善意

  • 中國時報
  • 【劉屏】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本報資料照片)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本報資料照片)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拒不接受「九二共識」,無疑使她在兩岸議題上嚴重失血。其實這件事有過轉圜空間,因為北京當局曾經願意讓步。只可惜蔡沒有把握住,讓機會之窗平白流失。

 這次總統大選,美國態度頗堪玩味,高層訪台、免簽納入候選國等,無不給馬英九加分。尤其投票前一星期,素孚眾望的前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容安瀾一篇長達卅餘頁的報告,把美國對蔡的疑慮表達的再清楚不過,說明了美國對馬、蔡兩人截然不同的觀感。

 美國對蔡英文「定調」,關鍵在去年九月。當時蔡訪美,美國再三詢問她對兩岸議題的看法,卻始終得不到令美國放心的答案。因此她還沒有離開美國,美國官員就對英國《金融時報》放話。其中最關鍵的一句是,美國懷疑蔡「有沒有意願、有沒有能力維繫台海兩岸近年享有的穩定關係」。

 華府後來的種種訊息顯示,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杜尼隆親自指示屬下以背景說明的方式對《金融時報》放話。也就是說,美國固然不願予人「選邊站」的印象,卻又不吐不快,尤其是「對美國而言,台海安定至關重要」(背景說明的內容之一),美國非說不可。

 事隔數月,回想起來,蔡英文當時有沒有可能避過這一擊?答案是肯定的。這要從之前一個多月說起。當時中國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訪美,在一場與美方的閉門會議裡,王毅說,如果蔡英文否認「九二共識」,希望另外有個什麼,做為兩岸對話的基礎,大陸方面可以討論「兩岸某種新的理解」的可能性,只要仍是一個中國的框架。

 當時王毅特別加了一句:「請注意,我說的不是『一個中國原則』,而是『一個中國框架』」。

 美方很重視王毅這幾句話,認為中方展現了若干彈性。尤其「一個中國框架」一詞,美國認為,蔡英文大可以把它解釋為謝長廷說的「憲法一中」,為自己解套。

 比起中國大陸其他部門,「台辦」系統一向較理解台灣現況,也較尊重台灣的思維,不像外交部動不動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也不像解放軍動不動就出現鷹派狂言。但也正因為如此,台辦有時難免被視為軟弱,在內部被罵到臭頭。因此王毅展現這個彈性,是要頂得住壓力才辦得到的。

 這是七月底的事。九月間蔡英文蒞臨華府,美、中都仔細看她怎麼說。沒想到幾場公開談話令中方極為尷尬。例如她說「我們景仰美國為建國所做的奮鬥」;又例如她說台灣熟悉的兩份美國文件,第一就是美國的《獨立宣言》」(按,另一是《台灣關係法》)。整個場景就是蔡在美國推銷台獨。

 於是美國官員透過《金融時報》放話。到華府開會的國台辦主任助理李亞飛也說「堅持原有立場,堅持九二共識」,還再加上一句,「沒有九二共識,兩岸協商不可能再繼續」。

 結果一切回到原點。從那時起,中方一次又一次斬釘截鐵,九二共識成為不容侵犯的神主牌。後來有位蔡的策士訪華府,說「胡錦濤說『認同』九二共識,沒有說『堅持』九二共識」云云。台辦聞後,回應道,「再去看看胡怎麼說的吧。寄語民進黨人,不要心存幻想」。

 王毅的說法是個試探性的退讓,目的在讓民進黨和蔡英文有個台階可下,也讓兩岸對話可以持續(如果蔡勝選)。沒想到蔡的回應讓國台辦下不了台。中方只差沒有唾面自乾,只好當做沒說,就此把九二共識釘上釘子。吃了秤鉈鐵了心,不管誰當選都一樣。

 基於六項保證中的「不在兩岸之間扮演調人」,美國政府未曾為「九二共識」背書,卻也未曾拒絕「九二共識」。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二○○八年,美國總統布希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通電話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幾度告訴新聞界「一項非常有意思的內容」,還要新聞記者上網看北京說法。他指的就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談判」。

 走到今天這一步,不管蔡或民進黨喜不喜歡九二共識,手中籌碼已愈來愈少。不妨換個角度想:四年下來,這個共識為兩岸帶來平靜,令兩岸保持模糊空間,而且美國不反對;相對的,當政者否認即可能釀成風險。這樣的共識,妳極力否認的意義在哪裡?

鄧小平南巡 20年 誰該下來?

香港蘋果日報

李平

1992年 1月 17日,鄧小平的專列離開北京,向着南方疾馳,開始了他南巡的旅程,也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一頁。 20年過去,官方沒有舉行紀念活動,但媒體從到北到南,近日都在追憶鄧小平南巡、呼喚改革,給中共十八大之前的左派右派思想交鋒、高層權鬥開闢了另一戰場。

「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

在言論上不時碰撞的《北京日報》、《南方都市報》都有專論,強調重溫鄧小平南巡講話對推動今日改革開放的意義,顯然,誰也不敢否定鄧南巡,但解讀則各取所需。《北京日報》的基調是近 20年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出現權力失衡、分配失衡、社會心理失衡、生態失衡,正是忽視「社會主義」這個緊箍咒的結果。南都的評論則指出,鄧南巡講話就經濟改革而言強調的放權讓利,就政治改革而言其基本理論是強調民主。

其實,無論左派再怎麼妙筆生花,也改變不了鄧小平南巡講話是對左派的批判。但熱炒鄧 20年前的講話,對中共領導人在權鬥中的利弊則較為隱晦。曾跟隨鄧小平在深圳視察的《深圳特區報》前副總編輯陳錫添透露,當年有兩句鄧小平的講話不敢見報,一句是「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不要影響工作」,另一句是「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犯錯誤」。

要胡錦濤莫再戀棧?

在中共十八大前夕的敏感時期,輿論重提鄧小平要年紀大的高官「自覺下來」,難免引發猜想:是要太上皇江澤民放手,還是要胡錦濤莫再戀棧?鄧當年南巡曾撂下「誰不改革誰就下台」的重話,外界多視為是針對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但以此推論如今輿論再度針對江澤民未免太過簡單化。因為,對胡錦濤是否沿襲江澤民的先例,在退出中共中央委員會後留任中央軍委主席,也是中共權鬥的焦點之一。再往遠處看,鄧小平也是以太上皇的身份南巡,與其講話的宗旨悖逆。對中共政制上的缺陷,鄧、江、胡不無認識,但有誰肯革命革到自己頭上?

台灣的本土意識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改良版

旺報 【范疇】

 兩岸關係,北京及台北有一個很奇妙的共同因子。這個因子在大陸叫做民族主義,在台灣叫做本土意識。兩者其實系出同門,都是一種長期被欺壓的集體記憶內化而成的集體潛意識。

 在文化上、政治上,台灣是首先擺脫中國歷史悲情、先站起來的那一部分中國人。不幸的是,大陸上還未掙脫中國歷史悲情的大部分中國人,完全沒有意識到,台灣的本土意識其實就是中國民族主義的2.0先進改良版,強力打壓導致台灣的本土意識轉化成為主體意識,進而形成獨立意識。

 中國共產黨至今搞不明白,或者說,它為了維繫其一黨專政的合法性而不得不裝作搞不明白,它至今堅持(台灣治權屬於中共)的「一個中國」強硬路線,實質上將斷絕未來中國進入民族主義2.0改良版的機會。也就是說,中共用民族主義扼殺了未來的民族主義進程。

 獨立這個概念,對中國人來講是很近代的概念。以前,中國乃天下之中國,世界乃大同之世界。只有在列強意欲瓜分中國之後,中國人才知道進入了以「主權獨立」為單位的現實局面,這才出現了以「建國」取代「改朝換代」的思維方式。天下大同觀從此在中國喪失殆盡,乃至今天連台灣這樣一個試驗改良版都容不下。

 若要充分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現狀及中國的未來,不能不談中共這個政權的歷史本質。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分析「中共」時,免不了強調它的「外來因素」,例如它早期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共產黨」這個洋名、與蘇聯共產黨的親密關係、實施馬列計畫經濟等等。人們察覺,中共政權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傳統政權。

 我們甚至可以說,假設19世紀當年的大清王朝立憲改制成功,它的長相極其可能就是今日中共的面貌。對於支持今日中共治國方式的人,至少得意識到,歷史和中國開了一個大玩笑,又回到了朝廷立憲老軌道的起點。

 對於那些反對今日中共治國方式而嚮往西方民主自由的人,至少也得意識到,假設當年的革命黨失敗了,而維新立憲派成功了,五四運動將會被另一種激烈的民族主義運動取代,其結果雖然沒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是100年後今天的假想中國,可能比今天的真實中國要好得多。

 在這大史觀之下,今天中共的本質,其實更像大清朝廷的立憲維新改良版,中央政治局的常委組織,其實就像某種「八旗」式的集體領導,而人大、政協也不過是當年五大臣考察歐美制度後建議書中的內容。今日大陸上為民主自由獻身的異議人士,其深度還不及當年五四運動中的自由派。

 對於中國近年來對外倡議的「中國模式」、「大國崛起」,以及對內倡議的「和諧社會」、「一黨專政」、「絕不走西方三權分立」等,若從上述大史觀來理解,當可看出其實乃19世紀末失勢理念之接續。對於中共日益成熟的組織嚴密以及統治技巧,若以中國歷史上的內廷政治、文官考選機制、中央/地方博弈機制、歷代的保甲法做參照,奧妙亦盡在其中也。

 中國文明遲早得脫離皇朝機制,或任何的類皇朝體制。台灣在這方向確實率先跨出了一大步。現下的中國正面臨60年來未有的轉型挑戰,借鏡台灣經驗,此乃其時也。

 (作者為戰略顧問公司負責人)

一國之下的兩制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顧敏康

【明報專訊】原以為,鍾庭耀先生在「身分認同」的民調中將「香港人」與「中國人」並列、讓受訪者選擇其一的做法,僅僅屬於命題是否「學術嚴謹」或是否「符合邏輯」的商榷問題,在學術層面探討就行了。沒想到,這個問題很快被上升到政治層面。有人認為郝鐵川先生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的身分,點名批評一個學者的研究,是干涉學術自由。問題一旦被政治化,所展開的討論便失去理性,也不利於解決問題。筆者試圖再從學術層面探討民調問題的設計瑕疵,供民調者參考。

民調問題的設計瑕疵

針對命題是否嚴謹和符合邏輯的批評,有人堅持認為這樣做是沒有問題的。按他們的觀點,香港回歸前就這樣做了,所以回歸後繼續這樣做應該沒有什麼問題。這種回答當然缺乏說服力,就像有人因超速駕車被警察截停時辯解其他人也超速行駛那樣。超速行駛本來不當,難道人家這樣做,你也可以跟做?顯然不行!

香港回歸前有人這樣做民調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的香港是英國殖民下的香港,當時民調命題的設計者的認知角度可能存在偏差。即便在當時,這種將香港人與中國人對立的做法也是有問題的。理由非常簡單,大多數香港人是中國人,這是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即使他或她去了外國,或改變了國籍,這種因文化、歷史或血緣形成的淵源是無法割斷的。回歸後,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如果還繼續用這樣的命題去做民調,不僅欠妥,而且必然會引起人們的質疑。香港回歸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大多數香港人是中國人,不僅成為事實概念,而且成為法律概念。將「香港人」這個子概念與「中國人」這個大概念並列提問,不僅違反邏輯概念,而且也容易獲得不真實的答案。

民調是否具有說服力,必然涉及民調者的傾向性、研究題目的設計、被調查者的選擇和溝通,以及民調者對調查結果之解讀。有些人說,將香港人與中國人並列供選擇其一是為了更好地研究身分認同問題,這種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研究身分認同是有意義的,但是,將香港人與中國人對立的題目設計是存在問題的,因為香港人是否稱自己是中國人與香港人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兩個不同的命題。一個港人或許會稱自己不是中國人,就像一個兒子可能不認自己的親生父母,這種感情上的認定改變不了客觀事實。而且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其中的原因,而不是一個簡單的表象結論。誠如有文章指出,香港可能存在一種病態的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好像中國的好壞與香港是無關的。如果民調者用香港人與中國人並立的命題去調查,估計有不少人會選「香港人」。但是,這僅僅是表象的結論,因為民調設計者沒有進一步讓被調查者回答其選擇香港人身分的具體原因。由此得出的「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高於「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不僅缺乏說服力,而且容易被別有用心者用來借題發揮。

不存在干預學術自由

有些人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學術自由,而郝先生對民調問題提出疑問,就是干預學術自由。其實,這種簡單演繹的結論也是值得商榷的。

郝先生作為中聯辦的一名官員,其維護一國的核心價值責無旁貸;其作為一名學者,指出民調問題設計不科學,並無不當之處,也不存在干預學術自由。毫無疑問,學術自由不是漫無邊際的,學術自由也包括學術批評的自由,兩者是不矛盾的。將學術批評無限上綱,籠統指摘其干預學術自由也是欠妥當的。學術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一國之下的兩制」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郝部長從一國的角度對民調提出異議,民調者如果不同意,完全可以展開學術商榷,而不應該用一句「干涉學術自由」來迴避問題。

筆者同意這樣一種觀點,認為整合民心的力量不是強權威嚇,也不是經濟利誘,而是大家都認同的目標或價值取向,但是,筆者也反對這樣一種傾向,那就是某些人得好處時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對時政不滿時認為自己只是香港人。這種混亂的、機會主義的身分認同現象,應該引起警惕。香港回歸10多年,「一國兩制」常被誤讀。其實,「一國之下的兩制」也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維護這一核心價值,也是每個港人的職責。應該說,香港與內地的確存在差距,要縮短差距還需時日。內地存在不足之處,港人有自己的看法,完全可以理解,但是,籠統地將香港人與中國人並列做身分認同調查,其結果可能反而不利於弘揚「一國之下的兩制」的核心價值。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九二共識就已經是台灣共識

中國時報 【本報訊】
 這次總統大選,蔡英文輸給了馬英九,其實不是因為戰略失誤,而是受限於民進黨核心理念與兩岸現實的根本性差距。民進黨想重新執政,必須先克服這個最大難關。

 有人批評「台灣共識」內容過於空洞,有人認為蔡英文否認「九二共識」,令務實派民眾擔憂,這些都沒錯,但更根本的是,民進黨創黨以來的存在基礎,就是要切斷台灣與中國臍帶,建立獨立的台灣國,讓台灣不再受中國大陸的力量左右。民進黨的支持者絕大多數都懷抱著這個夢想,而實現這個目標,則是民進黨最核心的存在價值。

 兩岸過去長期對立,台灣有不少民眾既厭惡又不信任中國大陸,在基本理念上主張與中國拉開距離的民進黨,可以吸引到相當支持,也很容易被視為台灣的捍衛者。當兩岸關係緊張時,民進黨可以因此輕易得到民氣的匯集,問題是,當民意傾向兩岸和解加強交流時,民進黨就因為主戰的基本姿態與主和的大趨勢南轅北轍,而頓失空間。

 馬英九之所以最後能在苦戰中勝出,與其說選民真的那麼支持「九二共識」,不如說大家都希望兩岸降低緊張增加合作,而馬英九以「九二共識」與「一中憲法」搭建起的兩岸政策,大陸可以勉強睜隻眼閉隻眼,台灣本身在憲法法理上也說得通,成為雙方交流協商的基礎。因此,馬英九這個兩岸政策,放在現實環境中是可以操作的。兩岸解凍後台灣感受到實質獲益,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案,大多數人覺得沒有理由叫停。

 而民進黨對中國的基本政策,是把對方設定為敵人,必須全力對抗,並在台灣內部排斥其影響力,和當年冷戰時差不多。問題是,現實已經不是這樣了。世界在變、潮流在變、中國也在變,現在的中國大陸,不只經濟迅速崛起、成為國際舞台要角,內部社會也出現變化,而且必然會走向開放。目前兩岸互動之綿密深刻,是台灣歷史上所僅見,通婚、求學、經商、旅遊、影視藝文,彼此的關係愈來愈緊密。當大陸有學校拿周杰倫的歌詞入題時,當陸生在台體驗在網上爆紅時,現在的兩岸關係,早已不是民進黨原始設定的狀態了,而未來更不會是。

 對於這個新態勢,民進黨卻因為自己的基本立場跟不上變化,而選擇視而不見,甚至讓人感覺民進黨如果做得到的話,會想阻撓兩岸交流避免關係拉近,以保持台灣的獨立性。但在這個全球化的網路時代,交流穿透是常態,閉關自守已過時。人的腳會自己走向想去的地方,基於文化、種族、經貿與地理上的接近性,台灣與大陸的交往,現在活絡,未來將更繼續擴大深化,如果連這個如此巨大的現實都不能面對,如何能夠提出務實可行的兩岸政策?

 馬英九找到了和中國的共同語言,但民進黨的基本立足點和中國差太遠,目前找不到交集。其實,回顧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數十年來也作了相當大的修正,從「匪偽政權」到不否定對方的治權,從「反攻大陸」到和平共存,一步一步朝現實靠攏,最後設計出「九二共識」處理模式。百年老店的國民黨都可以做這麼大的調整了,民進黨為什麼不能更大膽、更有彈性、也更能回應現實?

 坦白講,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從來沒有成功過。陳水扁執政八年,兩岸關係冰凍停滯,這固然與中國當局的抵制有關,但也說明了兩岸政策的確是民進黨的罩門。而即使到了這次大選,蔡英文同樣沒提出什麼在現實中行得通的具體政策。問題是,執政黨必須解答人民的現實需要,一個無法處理兩岸問題的政黨,是不敷當前台灣人民需求的。

 不要說想取得政權就必須提出務實可行的兩岸政策,光是要替人民解決問題、維護權益、爭取商機、並因應未來趨勢作前瞻性規畫,政黨就必須正視現實為人民的需求提供解答。民進黨想爭取為民服務的機會,就不能在兩岸政策上交白卷。

台灣的民主化對香港有甚麼啟示?

香港蘋果日報

台灣選舉,還是有很多不盡如意的事,買票的事相信還會發生,但因為當中涉及一千八百多萬選民,七成四的投票率,加上不記名投票,所以估計種票的影響不能左右結果。

環顧東亞四小龍中,台灣是繼韓國後第二個成功民主化的地方,而國民黨也是世界歷史上少有的可以從一個獨裁政黨自我完善成為一個民主政黨,並能在民主選舉下重新執政。台灣和國民黨的成功轉型,為世界上其他獨裁國家和政黨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國民黨之轉型,有三個重要原因,第一個是族群矛盾令一大班感受到被歧視的本省籍人士能長期地抗爭,第二個是蔣經國晚年的開放黨禁和報禁,第三個是李登輝的拆國民黨台,進行總統直選。李登輝固然是國民黨的罪人,但卻無可否認地和蔣經國一樣是中國民主化的功臣。簡單來說,台灣的成功轉型,有賴被壓迫者能堅持抗爭,而壓迫者又能自我完善。

在民主進程上,香港就較為暗淡了,主要因為我們沒有一班數量可觀的堅持抗爭的人。肯堅持抗爭的都被邊緣化。其實,即使在現有的框架下,如果我們肯付出一點投票時間,也能令民主有大進步,如堅持在區議會和立法會的選舉中趕走保皇黨,就能立即增加香港的民主成份。但大部份香港人甚至選擇不投票,也有不少的香港人貪圖小利而投票給保皇黨。

台灣這次總統選舉有七成多的投票率,而且要記着台灣是不用選民登記的,這即是說這七成多是以台灣十八歲以上的人為基數的。而我們上次區議會的投票率只有四成多,但登記選民只有三百多萬,若以香港十八歲以上人士為基數,投票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多,相對於台灣,我們能不汗顏?不是要你們上山打游擊,只是要你們到票站投票,你們也不願。

D&G的歧視港人事件令上萬人包圍它,但一連串的苛政,如委任區議員,剝奪我們選特首的權利等,我們卻甘之如飴,我們是否應該反思是否有點不分輕重。

台灣的民主化對香港有甚麼啟示?就是台灣的成功是因為台灣人的努力,香港的失敗是因為香港人的墮落。對香港人有甚麼評價?就是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亡命,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那一晚,我慶幸自己在這片土地上

蔡子強

【明報專訊】上個禮拜到了台灣看總統選舉。周六晚,也即是大選結果公布的那一夜,身邊不少朋友走了去藍營慶祝馬英九當選,感受勝選的喜悅,我卻選擇了去綠營。

我相信,大多數香港人因為種種原因包括感情因素,都喜歡見到馬英九連任,但對不起,當我聽到他勝選演說中那一句「把危機轉變為商機」時,真的覺得十分刺耳,也可以想像,為何不少有理想的八九十後,總是投向綠營。

在綠營聚集了等候結果公布群眾的廣場上,人們沒有因為從電視直播的點票中,逐漸看到蔡英文大勢已去,而紛紛鳥獸散,反而繼續堅定的站,等待小英露面的一刻。因為大家知道自己到來這裏的理由,不是為了知道她會贏,不是為了要錦上添花,而是為了要有所堅持,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有所堅持。

最後一里路

那一晚,下大雨,打傘的人很少,以免妨礙別人,於是全身只有濕透,眼鏡片也一片模糊,但我卻聽到蔡英文在這樣的淒風苦雨下,說出我聽過其中一篇最動人的演說﹕

「我知道此刻大家的心情。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原本期待勝利,但是,現實不盡如人意。但是,我要跟大家說,我們要堅強,我們一定要堅強,我們一定要比誰都堅強。我們是民進黨,我們過去在面對挫折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倒下過。以前不會,我知道,這一次也一定不會。」

「我要請大家回想一下,4年前,我們曾經是這麼的絕望,我們所要挑戰的山頂,曾經被認為是遙不可及。但是,我們咬牙,整個黨團結在一起,在這4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這一次,我們已經接近山頂,我們還差一里路。」

「各位,你們真的不要懷憂喪志。台灣不能沒有反對的聲音,台灣不能沒有制衡的力量。未來這4年,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以執政者的角色,來實踐我們的理想;但是,這並不代表,在野就沒有力量。」

「我相信,只要大家繼續站在我們身後,給我們支持,給我們鞭策,我們一定還有未來!下一次,我們一定可以走完最後一里路!」

「最後,蔡英文也要以個人的身分,感謝大家一路相伴。這4年,是很美好的旅程,我們一起並肩作戰,在我的心中,你們不止是投票給我的人,你們是我最好的伙伴。」

「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心裏都很難過,如果你心裏真的很難過,就讓它發泄出來。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氣。你可以悲傷,但是不要放棄。因為明天起來,我們要像過去4年一樣的勇敢,心裏充滿希望。因為,我們必須勇敢地扛起這個國家的責任,我們必須樂觀地,繼續為台灣這塊土地打拼。」

那一夜,我想起很多,想起香港民主運動的過去,想起香港民主運動的將來。

那一晚,我慶幸自己在這片土地上。

我們沒有那一份重量

這樣的一篇演說,老實說,我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寫得出,但問題是,在香港能否有人讀得出來,那又是另一回事。

我的意思和重點不是在於質疑我們那些特首候選人的演說能力(當然這其實是值得存疑的),而是在於,這樣的演說,背後有歷史的重量、制度的光環、信念的力量,以及實踐的感召。

正如最近一段網上熱爆的短片所言﹕

「台灣擁有18,090,000個總統選委,香港只有1200個特首選委」;

「馬英九代表了6,891,139個台灣人民,同時蔡英文代表了6,093,578個反對聲音」;

「他們熱愛的早已不是個人崇拜,而是實踐的公平理念的政府」。(http://vimeo.com/35091574)

沒有這樣制度上的光環,沒有那有血有汗、讓人尊重的過去,沒有那份歷史使命感的傳承,我們唐梁兩位特首候選人,即使有文膽可以幫忙寫出這樣的演講稿,又能夠把這樣有氣魄的文字,字字鏗鏘、理直氣壯的說出嗎?

或許現在某些建制派特首候選人是受到某些勢力打壓,但若然有朝一日他輸了小圈子選舉,又或者拿不到150個提名,因而入不到閘,他能夠理直氣壯的說出﹕

「各位,你們真的不要懷憂喪志。香港不能沒有反對的聲音,香港不能沒有制衡的力量」;

「在面對挫折的時候,從來沒有倒下過。以前不會,我知道,這一次也一定不會」;

「感謝大家一路相伴,這4年,是很美好的旅程,我們一起並肩作戰,在我的心中,你們不止是投票給我的人,你們是我最好的伙伴。明天起來,我們要像過去4年一樣的勇敢,心裏充滿希望」。

你說能夠嗎﹖

世上最遙遠的距離

世間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天各一方,咫尺天涯,而是他們在排隊投票選總統,而我們卻在排隊form認購新股、買iPhone。而這就是海峽兩岸的距離,也是中國若然要統一,所要跨過的距離。

選後翌日,我出席了當地一個由台、中、港兩岸三地民間NGO所舉辦的圓桌座談會,席上不少台灣朋友都擔心,台灣會否變成香港第二,因為要看大陸臉色,而最終被和諧掉;相反,我默默坐在一旁,卻只是慚愧的想,香港能否終有一天成為台灣第二,由民眾一人一票選出我們的特首。

小豬的正義

上周二晚,我獨個兒走到位於松江路的蔡英文台北市競選部看看,卻給我碰上不期而遇的一幕——一位失明人士,行行重行行,跌跌撞撞的走到來總部,如此千辛萬苦,我原以為他要來找民進黨幫忙,又或者作些什麼控訴,不料,他卻只是默默放低一個小豬撲滿,裏面裝滿硬幣。他態度十分謙卑,說希望這些小錢能幫到小英。

這是很動人的一幕。

一位綠營的朋友對我透露,在「三隻小豬運動」中,他們最後總共收到近14萬隻小豬撲滿,近2億捐款,佔總體5至6億捐款中的超過三分之一。到了選舉後期,因為捐款已經差不多達標,因此一些中小企超過100萬的捐款,小英都婉拒。

蔡英文說過﹕「小額募款不是小錢,而是來自土地,代表正義。比任何一筆大錢都更有價值。」

如今民意支持度最高的特首候選人梁振英,有報道指他計劃親自落區籌募競選開支,向市民爭取贊助支持,不知道最後又有否成事?當然,他也可以搞個「三隻小狼運動」,但在你我都無份投票的情下,你估又會有多少人真的願意捐款?

至於唐英年,當然那就更不消提。或許,他可以找鄉議局捐款。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中國堅尼系數 政府難言之隱

太陽報

中國貧富懸殊早已突破警戒線,但國家統計局卻拒不公布反映貧富分化的堅尼系數,聲稱「難以獲取高收入階層居民真實的收入訊息」,事實上,當局是擔心真實數據一旦公布,將引發強烈的社會動盪,堅尼系數已成為和諧社會一道傷疤,當局的難言之隱。

自二○○○年公布城鄉堅尼系數之後,當局已長達十一年不再公布相關數據。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日前指技術問題是拒不公布堅尼系數的原因,這顯然很可笑。堅尼系數關係到社會穩定,也關係到政府財政分配與對付通脹措施等,是世界各國統計部門必須要做的一項基本功,中國又怎能例外?

至於「難以獲取高收入階層居民真實的收入訊息」更只是藉口。中國有世界上最嚴密的監控體系,誰能將財產徹底隱身?說到底,國家統計局非不能統計堅尼系數,而是真實數字冠絕天下,一旦公布勢必引起天怒人怨。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國家統計局不敢公布,但國際組織對中國貧富分化瞭如指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去年公布,中國目前佔總人口百分之二十的最貧困人口,在全國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百分之四點七,而佔總人口兩成的最富裕人口卻佔了五成的收入或消費份額。世界銀行的報告則認為,中國堅尼系數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約為零點一七,猛升至前年的零點四八,已達危險程度。中國最高收入群體和最低收入群體平均收入的差距達到十點七倍,而美國僅為八點四倍,印度為四點九倍,俄羅斯為四點五倍,日本為三點四倍。

驚人的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變成全球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比美英「萬惡的資本主義」更不平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官員像大款,農民像難民,成了中國現實的形象寫照。從中國西部到東部就像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進化過程。

更可怕的是,當局被先富階層挾持,權力被財富綁架,許多政策及其利益流向大多偏向先富階層。這些人通過代理人或提供贊助,或控制輿論影響各級政府的決策,甚至利用政府資源殘民以逞。

過去幾年,中央宏調政策屢屢落空,就是因為相關部門被權貴階層誤導及綁架,拒絕對貧富懸殊這一基本國情對症下藥,尤其在樓市政策上處處偏幫既得利益集團。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階層產生斷裂,中下階層民怨滔天,群體事件風起雲湧,若繼續置若罔聞,坐視不理,再怎麼維穩都是徒然。

明鏡獨家:著名華裔作家哈金被中共拒發簽證

明鏡新聞網記者 周商夏



美國多次獲獎的著名華裔作家哈金,在其最新長篇小說《南京安魂曲》中,不僅描寫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更追索史實之下的人性,中文版在中國大陸出版後,贏得無數好評。他在回答《新史記》記者柯宇倩的長篇專訪中,卻透露“我母親最近病了,但我沒法回國,他們不給我簽證”。




日前,取材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金陵十三釵》(嚴歌苓編劇、張藝謀導演)引起很大的爭論。巧合的是,哈金的第六部長篇小說《南京安魂曲》的中文簡體字版和英文版,於2011年10月在中國大陸和美國同時推出,中文繁體字版也在11月於台灣推出。

不論是《等待》中橫跨的“文化大革命”,或是《戰廢品》裡縱貫的抗美援朝戰爭,哈金都深刻描繪出大事件底下人們的情感衝突與轉變。在最新的作品中,他同樣選擇了一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背景:1937年12月,日軍攻入南京城,開啟了屠殺中國戰俘、百姓的血腥史頁。當時堅持留守南京的西方人中,有一位名叫明妮·魏特林(Minnie Vautrin)的美國傳教士,將金陵女子學院改建成國際安全區,收留了上萬名來不及逃難的中國婦孺。

“中國人的印象裡,這件事的經歷者好像就只有日本施暴者和中國受害者,但實際上西方人介入得很深,比如當時在安全區有20多萬中國人,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國人當人,不准中國人開車,只許西方人開車,所以就是幾個西方人在四處給中國人運糧、運煤……”“最後在法庭上審判戰犯,也全靠外國人蒐集的資料、拍的照片、影片、文字記載,如醫療日記、個人日誌,才能定案,中國方面對南京大屠殺沒留下什麼證據。”哈金表示,他“希望從這名美國傳教士的角度,將中國的事件變成國際的經驗”。

《南京安魂曲》並未多著墨於日軍屠殺的場面,而是以冷靜的氛圍描寫人物的情感層面,以及書中人物事後的遭遇。雖然魏特林拯救了無數中國人,但也因為目睹太多暴行、背負無力救助更多人的愧疚,加上遭到妒忌、誤解和誹謗,患上嚴重憂鬱症,返回美國後最終自殺。

哈金對《新史記》記者說,“前六週的大屠殺很激烈、暴力,之後表面生活平靜,但受害者的內傷其實很重,他們如何繼續生活下去?我主要想描寫戰爭對人心理、精神造成的創傷。”

哈金告訴《新史記》記者,自己早年在大陸就聽說過南京大屠殺,但具體情況並不清楚,出國後,見到美國華人不斷在紀念這件事、悼念受害者,才開始關注南京大屠殺。1997年,美國華裔女作家張純如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引起全球極大的重視,哈金讀後更覺得這是個重要事件,決定寫一本將背景建立在南京大屠殺基礎上的小說,但直到2008年才動筆。三年埋頭苦幹,總共修改40多遍,這部小說才終於誕生。

這是哈金繼他的長篇代表作、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等待》2002年進軍大陸後,又一部“登陸”的小說,出版以來,已經贏得包括著名作家余華、閻連科等在內的無數好評,榮獲《亞洲週刊》2011年度十大小說第一名,並被列入《深圳晚報》2011年度十大好書,新浪中國11月好書榜,鳳凰集團2011年度十大暢銷書,《中華讀書報》2011年年度好書。

不過,令人驚詫的是,哈金的作品可以“登陸”,他本人卻不被允許“登陸”——他的母親年高病重,思念兒子,他兩次前往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申請回國探親簽證,卻被拒絕,令他十分無奈。

專訪哈金的詳細內容,請看甫出版的《新史記》第5期。

明鏡博客正在進行數據拷貝


明鏡博客正在進行數據拷貝,大約需要24小時。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数千武警驱散反贪官村民



效法陆丰乌坎村民的维权方式,包围广州市政府要求撤换贪官的二千多名望岗村村民,周三凌晨遭数千武警驱散,现时村内外均有公安巡逻监视。村民计划农历年后发动更大规模上访行动。(自由亚洲冯日遥报道)
村民在2012年1月18日(周二)仿照乌坎村村民做法,制作多幅写有"还我耕地","打倒贪官"的彩旗。(村民黎先生提供)

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望岗村二千多名村民不满村官贪污,周二下午到广州市政府抗议,至周三凌晨遭武警镇压。村民代表黎先生向记者指,周三凌晨一时许,大批武警将村民逐个捉上警车,强行押返村内,现时村内外均有大批公安便衣看守及巡逻,恐吓村民禁止再到市政府上访。

他说:“凌晨1时许,三千多名武警将村民抓上警车,出动逾百部警车将村民带返村内,现时村民都感到害怕,周围有很多公安便衣巡逻监视,公安局及村干部均恐吓村民再上访就被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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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高举彩旗游行前往市政府。(村民黎先生提供)

另一名村民代表黎先生向记者指,当局出手镇压前,曾要求村民派出五名代表与官员谈判,广州市副市长坚决拒绝撤换现时任村书记黎志航,又指会成立工作组调查土地等问题,会在一个月后回覆,村民认为当局缺乏诚意,拒绝撤离。

他说:“村民都不信官员,以前当局亦成立个工作组入村调查,结果至今不了了知,即使今次再承诺派工作组调查,亦是欺骗拖延,所以希望将现任书记撤职后再调查,书记犯罪证据确凿,起了那么多楼,根本不会拆除归还村民土地。”

另一村民黎女士指,周二整日当局出动大批武警在场戒备,日间双方表现十分克制,但没有预计不到入夜就来镇压。

她说:“日间大批武警在周围布防,近广惠路一边,有十几部警车在旁戒备,市政府另一边靠近迎宾馆那边,亦泊了数十部警车,所有警察全部坐在车内,等到深夜时出动对付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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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警察及多部警部在场戒备。(村民黎先生提供)

等抓捕风声稍为放缓后,村民准备农历年后再发起大规模游行到市政府抗议,要求立即撤换贪腐村书记,罢免村委会,并尽快重新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黎先生预期抗议人数将有数千人,较今次规模更大及持久。

村民周二下午2时许到广州市政府门外抗议,他们仿照陆丰市乌坎村村民做法,制作写有“还我耕地”、“打倒贪官”的彩旗,指控村书记黎志航霸占土地、私吞村民的补偿款,涉及资金达8亿元人民币。

村民指,从2009年开始向各级部门上访反映情况达数十次,但一直未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现在年关又到,村民又没有分红,无钱过年。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到市政府抗议,希望上级部门关注到村民的苦况。

广州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指不清楚事件,拒绝回应。而广州市公安局值班人员,以未能核实记者身份为由,拒绝回应记者任何提问。记者多次致电望岗村村委会,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中国独立作家余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2)



举家离开中国抵达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13号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陪同下,到访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接受了本台专访。余杰谈到他来美国的原因,以及对当前中国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看法。我们将分三次播出这次专访的内容,下面是本台记者何平对余杰专访的第二部分。
记者:“从目前您的感觉来看,您的举家离境中国官方在其中都做出了哪些举动?”

余杰:“现在是在酷刑事件发生以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仍然陷入不自由,就是所谓的敏感时期,比如说两会、六四、七一、十一。去年这一年的敏感时候比起原来更加频繁,更加多,原来一些并不敏感的事,我也被非法软禁在家里并被迫到外地去旅游,比如像八一这样的跟我毫无关系的这样的时刻。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和思考以后,我也向监视我的秘密警察提出我愿意到美国去,他们一直不予批准。我一直跟他们进行商谈。在后来他们有所松动。他们说在圣诞以后有可能放我出境。所以我在十月初办好到美国的签证,然后定好飞机票,一直到一月初他们仍然还没有给我答复。后来我就跟他们的官员谈话,我已经定好飞机票,我那一天肯定会去机场,如果你们把我拦下来,那是你们制造的一个新闻事件。

以后,我仍然会想很多的办法离开中国。比如说我会尝试像在去年年终逃离中国的作家,那也是我的朋友廖亦武那样从南方的边界离开。甚至我可能会向89年著名的学者方励之那样到美国使馆去寻求政治避难。我说我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们一直不放我离开中国,那我不排除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他们也把我的这些想法汇报上去。在我离开中国的前一天,在1月10日,他们把我叫到一个宾馆,北京市国保的最高头目自称姓刘,也是兼任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来跟我谈话,他表示说可以放我走,但是让我必须写一个保证书,出国以后不能参加政治性的活动,不能写文章批评中国政府等等。”

记者:“还包括哪些内容呢?”

余杰:“比如不能写文章批评到中国政治局的9个常委,不能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等等,所以我在被迫的情况下,写下这样一份文字,但是我到了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也特别借这样特别的机会来做一个正式的宣布,在酷刑之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我所写的那些东西全部作废。我会继续我这十几年以来所从事的对中共的专制制度及对中共暴政的批判工作。所以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我所写作的关于刘晓波先生的传记,我会出版。还有我手头上正在写作,在今年春天能够完成的一本书可以说是作为《中国影帝温家宝》的一个续集,一个姊妹篇。题目大致是《窃国大盗胡锦涛》,我会探讨胡锦涛时代这十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如何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一个权贵特权阶层如何来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如何来奴役中国人民。包括胡锦涛时代的一些所谓这些关键的价值,理念词语,比如说维稳、和谐社会、大国崛起等一些理念,我在书中都会有非常详细的分析。”

记者:“很多您的读者和朋友都认为您是一位更多关注社会和文化思想层面的作者,而不止是一位政治型的作家。我们注意到了中国目前一方面是有五亿数字的网民;另外一方面官方还一再强调对于媒体尤其是言论的控制,目前这种现象您认为对中国舆论言论空间来讲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

余杰:“我个人的分析是中国现在人的言论自由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结束后这30年来最糟糕的时候。比如以我个人为例在2004年胡锦涛上台前那几年,我的很多著作还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当然每一本书的出版过程都很艰辛,大量的被删改,然后我还可以到一些大学去讲课,在一些比较开明的媒体上写文章、写专栏,比如说南方报系的一些地方,但是自从2004年底,胡锦涛上台掌权之后我在国内就不能再发表一篇文章、不能再发表一本书,不能在任何学校或任何公开的场合讲话、发言。到2008年《零八宪章》出现以后,零九年刘晓波先生获奖以后,即使在海外写文章的自由都被剥夺,我只要在海外的媒体,香港的媒体有一篇发表,第二天他们就会找上门来对我施加种种压力。

所以表面上看中国媒体非常多,中国每年出版的书非常的多,网民的数字也是全世界第一,但是我们都是生活在中共这双看不见的手之下,所以比如说像新浪微博,我就不会在新浪微博上发言,因为我知道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检查制度。我特别欣赏刚刚去世的哈维尔先生所说的一句话,‘作为一个知识份子,要说真话要活在真实中’,所谓的说真话、活在真实中并不是说要百分之九是九的真话,而是百分之百的真话。虽然我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当中,但是假如我是生活在像美国这样自由的环境中,我一直是以这样的心态在写作并且为这样一种写作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比如说我所承受的这些酷刑,也有朋友问我会不会因为写了《中国影帝温家宝》这本书所遭受的酷刑后悔。我说不会感到后悔,因为直到现在无论在西方的政治家中还是在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在中国的老百姓中仍有很多很多的人对像温家宝这样说上几句假大空的关于民主、政改有关的话就对他产生很大的幻想,对整个中共的制度产生很大幻想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的这一次受苦也可以成为反证,看出温家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中国的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如果我的受苦能够让更多的人擦亮眼睛,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我觉得我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是很值得的。”

记者:“从您的求学到成为一个独立作家的经历来看,可以说是涵盖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至今30余年的一个社会现象的表现。与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相对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些开放型,讨论型的空间状况相比,您认为目前这种状况将把中国社会引到什么样的结果上去呢?我们看到89年六四很多观点认为是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倒台的序幕。那么目前在中国经济力量强盛另一方面对舆论言论控制也相对有雄厚力量的情况下,目前的这种打压状况会引领到中国社会到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前景?”

余杰:“在我来讲对中国的评估长期而言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评估,短期而言是一个悲观的评估。所谓长期而言就是未来中国我相信肯定会要实现民主宪政,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例外。所谓的短期的悲观就是未来的三五年,甚至十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之内,中国还会这么专政、残暴、野蛮还要变本加厉。因为中国它已经形成了几百个特权家族,它们盘根错节像一个已经凝固的混凝土一样,已经没有任何改革的可能性。所以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只是这几百个家族中所选出来的某一个比较平庸的代理人而已。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任何一个人寄有任何一点点的希望。因为他们不会来颠覆自己的利益。而我本人我是研究中国的近代思想史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走向和清朝末年非常相似。

比如那时候像康梁他们是很温和的、很渐进的改良派。他们是希望中国是以一种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进步或者转型。但是他们受到非常残酷的打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最后中国社会的这种矛盾激化,贫富悬殊,然后底层人民的各种仇恨,最后以辛亥革命这样一种流血的革命,这样一种方式发生。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和那时非常相像。比如我和刘晓波现在这样的知识份子也是跟当年的康梁很相似的——很温和、很理性的、渐进的思维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代表性的建议就是《零八宪章》。但是他们连这样一个建议都不能够接受,还用很残酷的办法进行打压,最后中国社会发生比较剧烈的动荡和暴力冲突流血等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一点是我们非常担忧的地方。”

记者:“吴弘达先生您怎么看待余杰先生提到的对中国发展前景的担忧呢?”

吴弘达:“我想余杰是这个年代出生的。很多人谈了最近2、30年中国的发展变化。但是他忘了一条就是前30年是怎么样的30年?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底下消灭了两个阶级,而且使用了所谓的大跃进,然后引起了自然灾害。最后不得已了就搞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黑暗的一段历史也没人再提了。但我相信有一条就是所谓共产主义这东西恐怕在世界上不会再重新发生。今天余杰讲的话,我相信有一条如果说今天中国有一个政府答应我不再迫害你余杰,我允许你自由发表文章,余杰明天就打包回去了。他爱这个国家。但是问题是一个刘晓波给关起来了,一个余杰要这么样痛打一顿。这实在是告诉人家这个制度不能再搞下去了。什么康梁清朝末年的事情我是觉得拖延不下去。当然我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得更快一点,更好一点。就像余杰所希望的那样。”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专访作家余杰的第二部分。

中国独立作家余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1)



举家离开中国抵达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13号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陪同下,到访自由亚洲电台总部,接受了本台专访。余杰谈到他来美国的原因,以及对当前中国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看法。我们将分三次播出这次专访的内容,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何平对余杰专访的第一部分。

记者:“大家好,中国独立作家余杰星期三抵达美国,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余杰本人和在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先生光临自由亚洲电台的转播现场。

余杰先生,你好!欢迎光临美国。吴弘达先生,你好! 也欢迎您到访自由亚洲电台。

我们注意到目前海内外各界对您举家离开中国都表达了强烈的关注。与您前几次到访美国的经验相比,这一次踏上美国这片土地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呢?”

余杰:“我是从2003年第一次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访问,到现在差不多有美国有10次以上了,但是跟前面所有的访问都不一样,这次到美国我将会在美国有相当长时间的居住,也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到中国,这样一个决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但是又是一个必须做出的决定。因为我作为一个作家,对我来说写作自由、出版自由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宗教信仰的自由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应当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但是从2010年4月份,刘晓波先生——我最好的朋友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像我这样多年以来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我在国内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前面我谈到的三种自由,最基本的这些权利都没有了,所以我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到美国来生活来继续我的写作和我的事业这样一个选择。”

记者:“目前在国内的独立知识份子,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学者受官方压制的现象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从刚才您介绍的种种情况来看,你长期在中国所处的人身自由受到监控。您提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今年年初茉莉花革命期间的中国的一些打压状况,您在期间还受到了警方的人身迫害,那么除了刚才您介绍的几种原因之外,导致您这次决定出走中国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余杰:“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希望我的人身安全能够有保障。所以我前几次访问美国时,很多朋友都劝告我让我留在美国生活和写作。我说我是一个中文的写作者,母语的环境贴近中国的大地来写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说只要我的人身安全没有受到致命的危险的情况下,我会留在中国。。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一个底线已经被突破了,所以在2010年12月9日,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一天我被北京的秘密警察从我家里用黑头套绑架到北京郊外的一个秘密地点,然后大概在北京的北郊昌平,在他们这个秘密地点从下午2点一直到晚上好像10点一直蒙着头,不准喝水,也不给饭吃,然后强迫我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动也能不动,一旦动一下就拳打脚踢。

到了当天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就冲进来三个便衣对我进行非常残酷的肉体的折磨,比如说有打我的耳光差不多超过100次以上,然后有两个人把我按住让我跪在地上,把我的所有衣服全部脱光, 然后用脚踢我的身体。所以我的一根肋骨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但是他们都是受过很严格的这种打人的训练的。所以我被释放以后,我到医院去检查,照片里的那个骨头也没有断,也看不出任何伤痕来,但差不多我有两个月的时间睡觉要翻个身,要起床都非常困难。还有比如说他们强迫我把两只手摊开来,他们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来踢我的手指。他们也提到在2010年我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这本书,他们说这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罪名。他们说我非常恶毒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我是用我的这两只手在键盘上把这本书敲出来的,他说我们要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瞥断,他们甚至威胁要用烟头来烫我的脸。

然后他们还提出我的其它罪名,一个罪名是他们认为过去十年以来刘晓波先生所从事的这些人权、追求自由的这些活动我都有参与,而且我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助手,包括像《零八宪章》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说在刘晓波先生获奖以后,他们觉得跟西方已经完全撕破脸,但也不害怕西方舆论的这些批评跟这些报道。所以他们觉得非常愤怒,但是他们又不敢对刘晓波先生本人有这样身体上的折磨,所以他们把这样的愤怒发泄到我的身上。还有一点,他们也通过很多渠道监控我的E-mail 和电话,知道我在着手写作刘晓波先生的传记。所以他们说这本书绝对不能够出版。如果这本书出版,他们一定要把我送进监狱。所以我想我选择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我要让这本书能够出版。

能够让无论是华人世界还是让全世界更多的人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到晓波先生他的思想、他的经历、他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所作出的一切)、他的奋斗、他所经受的苦难和做出的牺牲等等。所以我想通过这样一本书来把这个信息传达出来。所以我是预计大概两个月以后这本书的中文版在香港能够出版,以后慢慢地有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等等各种西方主要语言的版本得到出版。”

记者:“谢谢余先生,我相信只是谈及这些受到迫害的细节也能够为您目前的精神造成痛苦。吴弘达先生,就刚才余杰先生向我们广大的听众、观众所表述的这种不为外界所知的迫害状况,作为一个独立学者,您是怎么看待余杰先生离开中国的原因呢?”

吴弘达:“首先,我认识余杰的时候是他第一次到美国来,国务院邀请他来。我的年龄跟余杰差不多差了一倍,他30多岁,我70多岁。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连天安门事件都没有参与,是一个北大的毕业生,他就写写书。我觉得这很好,可是到后来几次再来我就觉得情况很不好,很危险。因为中共是这么一个专制政权,它不允许你说任何不同于它的观点。但是余杰就说我要说我的话,这就是麻烦。他在我们网站还有其他网站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出了几本书,但是这些书国内都不能发,这是一件事情。但是余杰就是一直坚持说我可以说我的话,在美国这个没问题,可是在中国就不行。还有一件令我奇怪的事儿就是去年12月9号,就是刘晓波得奖的那天,我不知道,我在奥斯陆看这个颁奖,余杰不见了,这是我知道中国人第一次这样的,我知道第一次,恐怕还不是第一次这样残暴地毒打一个人,这个我认为这个政权恐怕是到了一个危险地步才不得不这样做。打完以后余杰两个月不能翻身,不能起床,而且人家说那身上应该有伤痕,我说绝对没有,打人的都是专家,一点伤痕都不会有。然后花了一年时间,没有办法,又让他走了。

我觉得一个政权到了这么一种地步的话,确实是很难让人相信和接受的一些事情。如果是一个政权,包括胡锦涛包括温家宝说是要谈到所谓的改革,所谓的民主等等,让大家有所发现,有所讲的话那也还可以有一个缓冲的余地,像这样一个独立的作家现在不得不亡命海外,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在里头,一个在这儿。这就是刘晓波跟余杰两个人的结果。”

记者:“余先生,有一种评论认为您这一次的举家离境可以看作是一种被放逐出境的现象,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呢?”

余杰:“我觉得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可以看出中国的人权状态急剧恶化,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一个个案,最近有很多中国著名的知识份子都离开了中国,据我所知还会有几个人他们也正在做这样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我在离开中国的前一个星期,我见到中国很有名的作家王力雄先生和他的妻子也是一个藏族作家唯色。王力雄先生听我谈到我所经历的这些遭遇以后,他也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一个转折点。

从1989年以来,中共当局第一次用这样的酷刑来对待手无寸铁的作家、知识份子,而且那一次我是持续了3个小时的这种残酷的肉体折磨以后,我陷入了昏迷、全身抽搐,然后被送到医院抢救,刚开始是在那个附近的一个医院,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是昌平的一个医院,那个医院的医生说已经没有办法抢救了,必须要送到市里去,所以后来他们把我送到市内的一个高干医院,北京医院。然后经过医生的抢救才抢救过来,所以显然不是一个象征性地来恐吓一下,而是他们蓄意的、非常残暴的、非常野蛮的这样的行为。所以王力雄先生说他曾经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黄祸》,他说原来这本书只是他的一个想象,但是他说从我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觉得他在惶惑中所写到的这些情节在中国慢慢地都变成中国社会活生生的现实。”

以上是本台记者何平专访作家余杰的第一部分。

台灣為中國大陸推開的窗口

社論

台灣總統大選塵埃落定,台灣激情和理性並存的這場選舉,在台灣的政治發展史寫下重重一筆,為台灣經濟帶來穩定發展的可能。這場選舉還有一個意外的作用,那就是重重地叩擊中國大陸塵封的政治窗欞,為最終推開又一扇窗戶,帶來人民民主,提供了可能。
台灣這場總統大選,引動中國大陸各界人士浮想連翩,妙評如潮,其中一個焦點是選票。有人改寫余光中的詩,直觀地看,說「鄉愁是一張選票,民主在那頭,專制在這頭」。還有人橫向地比,說「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你排在隊首,我排在隊尾,而是你在排隊投選票,我在排隊買火車票。」「雖然都需實名制,但一張上面印著尊嚴和人權,一張上面烙著屈辱和卑微。」
這些妙評,顯示的是這次台灣大選,就大陸方面而言,一改過去對台灣選舉帶來的統獨之爭關注,完全移走對台灣選舉各種奧步、打鬥、陰謀的負面觀感,而把焦點集中到民主二字之上。可以說台灣的民主實踐,前所未有的震動中國大陸。
也正是經由這場總統大選作為起點,兩岸在和平發展的軌道上運行,台灣有可能繼香港之後,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中,來扮演又一個開窗者的角色。
說到香港,可以回顧當年的過渡期中,香港只有不到600萬人口,但卻在中國大陸的改革和開放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香港當時扮演了開窗者的角色,引致南風北漸。中國大陸一波波的對外開放,一輪輪經濟體制改革,香港幾乎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最極致的,是鄧小平力圖再造幾個香港,甚至深圳經濟特區政府部門的設置,都模仿香港而為。
香港的開窗,推動的是中國大陸最後走上市場經濟道路,主動與國際接軌,由當年革命的「四個現代化」,轉而追求的是「兩化」,即市場化和全球化,進一步則是由人口大國,變成經濟大國,現在則繼續向經濟強國崛起邁進。
但中國大陸的發展,到了又一個關鍵的時刻,這個階段其實是危機四伏,下面有「中等收入陷阱」,上面有「改革的天花板」,前面有發展的「高牆」。中國大陸目前有多少智囊機構、有多少個課題組,在研究這些陷阱、天花板和高牆,實際上還沒有找到切實可行的道路。
這條道路,以中共能接受的語言來說,其實就是與市場經濟相配合的人民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只有經由這麼一條道路,中國大陸才能走跨越陷阱,突破天花板,翻過高牆。
中共對民主的態度,可圈可點。有這麼一段有趣的評說:「你問台灣民主了,大陸為何不民主,他說大陸人素質低;你反問台灣人不也是中國人嗎?他說台灣地方小,大陸地方大,民主就亂了;你接著反問,美國也很大,怎麼能民主,他說東西文化不同,我們專制時間長;你再問,日本專制時間也長啊,他說國情不同。」這雖算反唇相譏,卻是現實的寫照。
以何認定台灣能夠擔當中國大陸開窗者的角色?理由有三,首先就是台灣的民主選舉進程,走到第16個年頭,由這選舉為標誌,顯示已進入成熟、理性、穩定的階段。也因之至少在華人世界中建立起正面的形象,更為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提供了榜樣。
其二,台灣的這次選舉,中國大陸各界全面關心,同時也獲廣泛的認可,如馬英九和蔡英文的選後感言,居然可在大陸廣泛傳播,四年前都不敢想像。當年中國大陸開放,是派人到香港去學。今天中國大陸的開放、資訊技術的發達、兩岸之間人員流動之頻繁,令台灣的民主輻射中國大陸形成可能。
其三,伴隨著中共18大換屆,政治保守、只懂「維穩」、縱容特殊利益集團的人將要下台。在目前人事配盤不能不考量民意的背景下,人們寄望下一屆領導層能以中共黨內清流為主體,也相信下屆主要領導者習近平等人,已深刻體認到當今中國大陸的種種矛盾,以及發展面臨的危局,會適時適事出手,將中國大陸引領上公平正義的民主發展之路,而台灣在此時,最有條件作為榜樣和提供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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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日资企业八千人罢工抗议不发年终奖


VOA记者: 林枫

中国的广西南宁日资丰达电机有限公司8千多名员工1月16日举行罢工,抗议厂方不发年终奖金以及春节假期太短。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武警看守工厂,防止员工上街。厂方最后同意给每位员工发放250元人民币年终奖金。

据公司一位员工介绍,参加罢工的主要是生产线员工。罢工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4点结束。罢工期间,当局派出大批警察、武警、保安和城管人员将工厂周围路段封锁,阻止员工上街抗议。罢工员工只是沉默抗议,因此并没有与警察发生冲突。

罢工的起因是工厂决定今年只给管理层发放年终奖金,普通员工不发,这引起底层员工的普遍不满。罢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年春节放假时间过短,仅有七天,而且厂方不允许员工请假。很多外省员工抱怨假期太短他们无法在春节期间返乡与家人团聚。

据报道,工厂最后决定给员工发放年终奖金,但扬言将开除继续罢工的员工。17日,大部分员工已经复工,但仍有少数员工不满管理层年终奖金是底层员工的40多倍。

丰达电机有限公司是日本丰达(FOSTER)的独资企业,是全球最大的扬声器制造企业之一。

台湾金门:支持在金门竖立六四民主女神像


VOA记者: 林枫 

旅居美国的中国异议艺术家陈维明希望在台湾金门竖立起一座30米高的反映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民主女神像。这项计划得到金门县长李沃士的支持。

李沃士表示,金门县政府愿意协助在公共空间竖立这座雕像,在竖立地点确立后评估协助事宜。

陈维明表示,已经查看了水头码头、石雕公园、慈湖、和平公园等五处靠海的备选地点。他说,从资料中获悉,金门距离中国大陆最近,因此打算在在金门竖立民主女神像,两岸的民众都可以看到。他表示,金门水头码头常有大陆民众进出,比较适合民主女神像的竖立,但还要对地点进行详细评估。

不过,陈维明的计划能否最终成行还有待马英九政府的最后批准。马英九刚刚在台湾总统大选中赢得连任。陈维明的民主女神像计划将使马英九的两岸政策面临挑战。

民主女神像是陈维明打算比照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创作的一座雕像。他预计将在今年完成雕像模型,在筹集到经费后决定兴建材质。他创作的一座小型民主女神像曾在美国国会大厦前展览。

美海军高官展望南中国海争端趋势


VOA记者: 申华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沃尔施海军上将1月17日在夏威夷珍珠港接受媒体采访
AP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沃尔施海军上将1月17日在夏威夷珍珠港接受媒体采访
美国海军一位高级将领日前就南中国海未来形势发表见解,认为众多国家围绕在这一地区的主权争议,有可能很快从小规模事件,演变成国家间冲突。不过,有军事专家说,这种说法并不一定完全具有前瞻性。

*对抗趋势*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特里克·沃尔施海军上将,星期二(1月17号)在夏威夷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就南海地区未来形势发展表示忧虑。他说,围绕那里原油蕴藏丰富海域岛屿的主权之争,有可能演变成较大规模“严重对抗”。

*一家之言*

报道援引沃尔施的话说,南中国海地区领土争端事件,很有可能会从原本只是局部、可控、可处理的层级,演变成国家间的严重对抗。他担心,这种局面能够引起争端双方的情绪急剧升级。他在采访中回顾了2010年中国和日本船只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附近相撞,中方船长被抓,日中两国紧张关系陡然升级等事件。

沃尔施上述坦言是否具有指导性?对此台湾军事专家,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施孝纬对美国之音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个人对局势的看法。置于是否有指导性,我认为不能完全排除。”

*谈何容易*

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11月份在东亚峰会上的话说,南海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应该通过有关国家谈判来解决,外部势力不应以任何借口介入这个问题。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尼以及台湾,均声称对南海的全部或者部分岛屿拥有主权。

不过,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沃尔施说,谈判解决争端对所有有关国家都是“进退两难”,都要冒失去部分自然资源的风险。此外那里还是许多国家航运公司船只频繁经过的地方,其中包括往返于波斯湾和东亚国家的油轮,南海地区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活动“至关重要”。

*南海U形线*

台湾全球防卫杂志军事专家施效玮对美国之音谈到了台湾在南海领土争端中应该采取的做法,同时还提出了台湾和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复杂性,而这是瓦尔施最新言论中没有涉及的。

施效玮说:“我个人认为,台湾目前就南海情势来讲,最符合台湾国家战略的,应该是不闹事,也就是目前所做的,即透过主权宣示,因为这个问题对台湾有点敏感,台湾不大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国大陆合作。但是,从中华民族共同利益来看,台湾也希望,南海问题能够回归到1949年前南海U形线的形式上。”

施效玮说,所谓“南海U形线”是指1949年台海分裂前共同认可并在官方地图上以U形虚线表示的中国南海疆域,其中曾姆暗沙位于U形线最南端。

*退役前坦言*

美联社说,现年57岁的美国海军高级将领沃尔施,预计很快将结束34年的海军生涯,退役返回家乡达拉斯,届时他将移交所担任的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一职。他是卸任离开夏威夷总部前接受媒体采访的。

温家宝、奥巴马、潘基文支持阿拉伯之春


VOA记者: 海涛突尼斯人民1月14日庆祝阿拉伯之春一周年

图片来源: AP
突尼斯人民1月14日庆祝阿拉伯之春一周年
在阿拉伯之春周年之际, 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表示支持中东北非人民的变革。与此同时,正在中东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说“支持有关国家人民的变革诉求”。

*奥巴马支持阿拉伯之春*

中东北非一些国家的爆发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已经一周年了。这场革命推翻了几个政权并极大撼动了另外几个政权。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表示,“美国支持中东和北非能够满足整个地区普通民众合理愿望的政治经济改革。”

*联合国支持阿拉伯之春*

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中东北非人民的努力。潘基文14日声明说,一年前,突尼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尊严的决心鼓舞了全世界。他们的勇气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得到响应。

声明说,民主的道路是漫长的,且不可能一帆风顺,但联合国致力于协助突尼斯与其它经历民主过渡的国家,协助它们继续进行民主改革,实现民众的合法意愿。

*温家宝:支持当地人民的变革诉求*

与此同时,正在中东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说,中国“支持有关国家人民的变革诉求”。温家宝是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赫桑奥卢时讲这番话的。

新华社援引温家宝的话说:“中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在维护西亚北非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支持有关国家人民变革诉求,希望并相信地区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伊斯兰合作组织、阿盟可以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国内的媒体,低调报道了温家宝在沙特的这番讲话,没有展开引申和讨论,倒是海外一些眼尖的媒体注意到了温家宝讲的这句话,做了认真的报道。法广援引路透社报道说,这是一名中国首脑级关于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首次公开做这样的表态。

路透社星期三发自阿联酋的报道说,温家宝在当地讲话说,应该让阿拉伯国家自己来决定它们的政治前途,但同时老百姓的愿望也应得到倾听。

*路透社:北京担心阿拉伯之春的负面影响*

路透社说,中国对中东北非出现的“老百姓起义”会影响到中国的可能性感到非常担心。

自从中东北非发生“变革”以来,中国去年二月也出现了“茉莉花革命”,主要表现在一些大城市出现“聚会散步”的现象。路透社说,有关保安当局如临大敌,严加防范,拘捕一些人,并判处他们徒刑,还有一些人则送去劳教,把事态“消灭在萌芽状态”,并严格禁止媒体采访。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到王府井观察,也遭到了被请到“局子”里接受盘查的待遇。

*北京中南海只有温家宝一人呼吁政改*

温家宝这次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的表态的确是中国政治局九名常委首次在此问题上的表态,也是唯一一次表态,而且这个表态还是在温家宝访问中东时做出的,整个表态也只有一句话。

这个表态由温家宝做出也有先例可循,因而毫不令人奇怪,因为,最近一些年来,温家宝在中国不同地区和场合已经不下十次呼吁要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温家宝被海外一些媒体解读为“改革派”,而其他领导人不是强硬派就是观望派。

"軟實力"提出者說中國為何缺乏軟實力

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最早提出「軟實力」的概念
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美國學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國際先驅論壇報》上撰文解釋為什麼中國缺乏軟實力。
據他講,最近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警告要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小心應對外部文化滲透,其實是在說中國受到來自西方軟實力的攻擊。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新年在《求是》發文強調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並且提醒「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約瑟夫·奈說,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軍事能力增長,同時中國也投巨資加強對外宣傳,改善中國形像。比如中國修建柬埔寨議會大樓,莫桑比克外交部大廈,大規模舉辦奧運會,為提高中國形像和聲譽作努力。
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中國博鰲論壇邀請數千亞洲的政治領袖和商界領袖,打造亞洲的達沃斯論壇。中國還在世界各地成立大批孔子學院。
2009年中國宣佈計劃投巨資發展全球媒體公司,同西方全球媒體競爭。另外中國還繼續限制外國電影產品進入中國。
儘管如此,約瑟夫·奈在文章中說,中國發展軟實力的收效卻不大。中國的亞洲鄰國紛紛發展同美國的關係以抗衡中國,但同時美國的鄰國比如墨西哥和加拿大就沒有利用中國抗衡美國的意圖,就說明了這點。
作者最後舉出劉曉波和艾未未被監禁,中東茉莉花革命後中國採取壓制異議人士的做法以及控制互聯網等例子說明,中國發展軟實力的一些成就被抵消。他指出,軟實力競爭其實不是零和博弈。BBC

台灣司改會由下往上推動司法改革

《明鏡月刊》記者柯宇倩


  民意代表能協助 社會中的弱勢者,醫生則能減輕病人的痛苦,台灣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簡稱司改會)執行長林峰正並未像父親或哥哥一樣成為民意代表與醫生,但同樣走 上了一條幫助弱勢者的道路——律師。如今,司改會已成為台灣推動司法改革的重要力量,在其中領頭的林峰正除了持續引領人民參與司法外,還希望打造社會的司 法倫理,讓台灣的司法體制陋習盡除、受人讚揚。


司改會執行長林峰正

  “每一個案件走的時間都很長,例如司改會成立後的第一個案件是蘇建和案,救到現在已經過了15年。”蘇建和案是台灣最受矚目及最具爭議性的案件之一,案情疑點重重,歷任的法務部長馬英九、廖正豪、城仲模、葉金鳳、陳定南皆無法下結論。
  1991年,汐止吳銘漢夫婦遭人發現陳屍家中,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三人被以“結夥強盜、強姦、殺人”等罪名宣判死刑,3人原在檢警訊問時口供犯罪,但後來否認犯案,指曾遭刑求,不過當時在軍中服役的王文孝已在1992年被槍決。2003年,經律師聲請再審後,臺灣高等法院改判3人無罪,但2007年臺灣高等法院再更一審時,又改判死刑。2010年,最高法院更二審再度判決無罪,經檢方上訴後,2011年4月,最高法院以還有疑點尚未釐清為由,將無罪判決撤銷,發回高院更審。

  雖然蘇建和案纏訟20年還未有結果,但已促使社會更重視刑事訴訟制度及警察制度。蘇建和案以外,司改會也積極處理盧正案與江國慶案,前者的案發時間為1997年,台南聯華公司老闆娘詹春子遭殺害,兇嫌盧正事後翻供表示並未作案,當初承認是因警方刑求逼供。但2000年最高法院仍三審判決死刑定讞,盧正於當年遭槍決。目前司改會仍在為此案奔走。

  江國慶則確定為刑求逼供下的受害者。1996年臺北市空軍作戰司令部營區內一名五歲謝姓女童遭姦殺,軍方的專案偵辦小組快速破案,認定當時正在服役的江國慶涉案,1997年將年僅21歲的江國慶槍決。2011年1月,臺北地檢署傳喚相關涉案人許榮洲到案說明,許榮洲坦承犯案,江國慶也被確定是由於刑求逼供導致冤枉被判死,此案也成為台灣在“228”事件和白色恐怖以外,第一宗確認的冤死案件,受到社會的極大關注。而司改會協助江家籌組的義務律師團已向軍事法院遞狀,要求軍事法院聲請再審,撤銷江國慶的死刑判決,之後的冤獄賠償及對違法失職人員的究責才有法律上的基礎。
  林峰正表示,江國慶當初在事件發生後立刻從軍營被帶走,其父親與江國慶第一次見面時,江國慶甚至不敢告訴父親自己被冤枉,因為他知道對話會錄音。“長期以來,不只軍事看守所,一般看守所也會錄下對話,因此我們後來申請釋憲成功,證實違憲。”
  林峰正指出,通常處理個案的第一步是找監察院陳情,或者申請大法官釋憲,除了上述幾個較重要的人權指標案件外,“我們也幫流浪法庭30年案(第一銀行押匯弊案)、律師接見被告遭錄音案,錄音是國際人權規範中被禁止的,因為律師與被告間的會面有秘密權。”
  除了個案外,司改會還進行制度的檢討,“幫了個案後,結果會回饋到整個制度本身,讓制度有所改善,讓社會有更深層的思考,比如蘇建和案,我們一直強調有刑求,希望修法,要求以後警察或檢察官問被告一定要錄音。”

  雖然以冤枉判死的案件來看,結果都差不多,原因也都是刑求,但林峰正指出,在不同年代發生的案件,仍可看出不同點,越靠近現代的個案,關注的層面越細,表示制度的改善已經產生了效果,雖然某種程度上可說是一種進步,但進步很慢。
  “只要是人運作的制度都會出錯,所以即使到現在都還是有冤案,但比如15年前的冤案,可能被歐打,然後遭槍決,10幾年前的冤案,比如江國慶,是受到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不讓睡覺、要他一直做伏地挺身,到了盧正,就是拐騙、詐欺、疲勞訊問。”林峰正說,由此看出,刑求逼供的過程或許漸漸不那麼“慘”,因此可說制度的改善回饋到個案身上,也等同回饋到民眾的感受上,但司法制度與人權的改善,仍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走,並且由於翻案所引發的問題,也是非常值得再探討的議題。

  目前最受台灣社會關注的司法議題之一,就是是否該執行死刑。反對者抨擊的部分為,無法證明死刑對治安有顯著的改善,但枉死或差點枉死的案例卻明顯可見,但贊成者則認為,死刑犯的權利不應高於受害者與其家屬的權利,且死刑的判決都是經過三審定讞。
  林峰正指出,江國慶案剛發生時,社會的輿論氛圍一面倒指責江國慶,認為罪證確鑿,但如今確定為冤案,大家反而將矛頭指向軍事法庭。同樣的,2010年初死刑的存廢在台灣吵得最兇時,整個社會集體反制,認為“不執行死刑就是違法”,但江國慶確定被冤枉後,民眾是否該反過來想想人權以及死刑背後的制度缺失?

  為了更直接地教育民眾,司改會成立法治教育中心,2003年從美國公民教育中心引進一套新教材《民主的基礎系列課程》,在台灣各地的小學、國中推廣,讓法治教育向下扎根。法治教育中心也與各地律師工會合作,訓練律師到學校授課。教材的內容都是一些原本學校不會教的事,包括認識隱私、正義、權威、責任,例如要求小朋友分辨洗碗、做功課、溜狗等事情是誰的責任,進一步引導小朋友認識不負責的後果,以及責任的來源。“都是現在公民應該有的現代法治觀念。”林峰正表示。
  法治教育中心至2011年已推廣了5年,由於影響力逐漸擴大,法治教育中心的辦公室已搬出司改會,2011年可能獨立出去,另成立一個基金會。司改會也出版雜誌與書籍,以及發行電子報、架設網站與博客,利用新科技促進台灣人的法治觀念。

  台灣法官制度亟待改善

  雖然在林峰正的領軍下,司改會不斷為台灣的司法做努力,台灣的法律也不斷進行修正,但至今台灣仍有許多司法問題。“制度已經修正這麼多,為什麼民眾對司法的信賴度沒有明顯提升?”林峰正認為,是因為對法官、檢察官的監督不夠,這些人因為不需要負責任,因此由他們經手過的案子不被信任,“所以我們推法官法、淘汰不好的法官。”
  台灣的“恐龍法官”從2010年開始引爆話題。2006年高雄一名3歲女童遭性侵,被告於一、二審都被判重刑,但最高法院審判長邵燕玲卻以“無法證明被告是違反女童意願”為由,發回更審,高雄高分院更在之後改判被告無罪,引發社會嘩然,大批判決離譜。除此案外,台灣中部也發生2歲女童及2歲8個月女童遭性侵和凌辱案,法官認為被害人沒有反抗,改依姦淫幼女罪從輕判刑。這些案子的出現,反映出台灣法官遴選與考核制度的重大缺失。

  “恐龍法官”所引發的爭議,讓延宕多年的法官法順勢在2011年初於立法院完成一讀,此法的核心部分,就是法官的考核和升遷機制。林峰正表示,司改會過去一直在監督法官法,如果法官法三讀通過,將積極協助民眾檢舉法官,也會帶學生做法庭觀察,希望改善法官的態度。
  林峰正指出,大家現在對淘汰“恐龍法官”很感興趣,但對付“恐龍法官”的方法不應只是淘汰,而是思考應該找什麼樣的人去當法官。“不是每個會考試的人都適合當法官,但我們長期靠考試制度選擇法官,有的人心性、人品或精神狀態不適合,多數人還都非常年輕,只有20幾歲。雖然有候補制度,但候補的代價誰在付?是一般受審理判決的人在付。”

  反觀其他西方國家,例如美國,法官的產生是經由選舉,對象是社會聲望較好的律師與檢察官,此外,還有陪審團的協助。在這些國家裡,訓練法官的代價是由法官自己支付,“我做律師,訓練自己,學得經驗,民眾肯定我之後才能當法官,當行政、立法、司法都要接受民主選舉定期檢驗的時候,不會壞到哪裡去,要壞也壞不了多久,現在台灣唯獨司法只要考一次試,就當一輩子法官,除非做壞事被抓到。”
  因此,林峰正認為重點不是淘汰幾個法官。對於淘汰3%法官的建議,林峰正說,這是“不得了的事”。“我們只有1700名法官,3%就是50個人,會動搖國本的。而且淘汰50人,司法就會變好?打死我也不信,因為真正好的法官,我認為不到100人,其他1500都是65分、75分,這些人也不可能要他們重新考試。”

  因此若要徹底改善法官品質,應“從根救起”。林峰正表示,司法院第一要考慮的是找什麼樣的人當法官,不能用考試的方式來挑選,其次,對於成績表現在中間徘徊的法官,要做到退休還有非常久的時間,因此需思考什麼樣的制度才能讓他們兢兢業業、對每件事都如履薄冰。
  “但現在法院不願終結法官考試,只同意5年做一次全面評鑑,這樣的評鑑不接受外人參與,比每年評一次的考績制度還要糟糕。”林峰正指出,就算是考績制度,也是內部自己打成績,因此最需要的是由公民監督法官的表現,除了個案檢舉,淘汰特定的人外,還要辦定期的全面評鑑,這也是司改會正在做的事。“方法如何可以再討論,但一定要外部參與。”
  相對來說,社會對檢察官的關注度較低,但“檢察官辦案都在密室裡,所引起的民怨,不比法官少。”因此未來司改會將花更多時間監督檢察官,例如將2009年與2010年最高法院判決無罪確定的案件找出來,由30位律師分頭進行研究,察看是否有檢察官胡亂起訴,或地方法院判決無罪後,檢察官仍在證據不清楚的情況下上訴的案例,目前司改會已察看完2009年的300多起案件,發現1成多極可能有問題的案子,司改會將向承案律師索取全部的案卷,研究後發表。
  “司改會過去比較少主動出擊,以後會將更多心力放在這部分。”林峰正說。

  由下往上推動司法改革

  貪污的情事各領域皆有,但審判貪污者自己卻貪污,更令民眾無法忍受。2010年台灣爆發高等法院法官與檢察官集體受賄案,社會上也傳出“如果想保持清廉,就不要進司法界,因為大家都貪,不得不跟著貪”的說法,讓台灣法官與檢察官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其實不只2010年,被披露的司法界收賄事件向來沒停過。
  林峰正表示,法官收賄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但改善這種情況沒有速效,第一一定要肯辦,司改會辦了幾個高等法院的法官後,短期內的收賄者會比較收斂,但時間過去後又會故態復萌,因此必須持續把這些人揪出來。“問題不是揪不出來,而是願不願意下決心處理,這種情況都存在幾十年了,不可能不知道,只是在官官相護和省麻煩而已。”

  此外,整個社會的氛圍也要改變。林峰正舉例,30年前父親當律師的時候,那一輩的律師都認為,如果法官不是收了錢後指鹿為馬,“就還好”,因此花錢買正義是還可以接受的事,社會也普遍認為進法院就是要行賄,才能確保自身的權益,使得大家都去找門路受賄,有錢人則出重手,由於大筆的金錢一定有人願意拿,因此早期有錢人對台灣的司法不屑一顧。這些有錢人除了有案在身時行賄外,平時也掏錢出來為自己買保險,投資政治,一旦出了問題,政治人物將代為搞定司法,進行關說。
  雖然行賄事件一直存在,但其中也產生了一些變化,使得賄賂不再如此容易。“現在社會更開放透明,買的風險提高,會碰到一些買不動的,即使是有錢有勢的大官和生意人,一樣會被司法修理到。”林峰正表示,以後的司法受害者不是只有窮人,大官、生意人也可能遭殃,意識到這點後,行賄者會察覺出司法改革的重要,慢慢的社會氣氛也會跟著形成。

  “所以司法必須透明化、提供公眾監督的可能性。15、16年前,法官宣判前要先送給院長批閱、認可後才能宣判,現在的軍法審判仍是如此,可以想見這其中藏了多少魔鬼?”好的一面是,干預成本提高的情況下,如今法院院長反而開始自我解嘲“什麼都管不到,只能管法院的停車場”。林峰正表示,更透明的制度雖然讓院長的權力縮減了,但獨立性卻增加了,能夠自己決定一些事物和人員的分配,林峰正相當支持這樣的自主權提高,因為這是司法獨立必須有的基本要素。
  香港的廉政公署是專門打擊貪污的獨立執法部門,而香港的清廉度則是世界有目共睹,台灣對於是否該成立類似廉政公署的機關,也有許多討論。林峰正認為,成立這樣的廉政公署不是壞事,問題在於,如果以現行馬英九政府規劃的方式來執行,廉政公署不會發揮效用,因為馬英九起用的政風人員中,有一部分是原來的班底,只是將招牌更換一下,將原本閒置不用的人力集中起來,而原來的人員如果有效,台灣的現況就不會是這樣了。

  台灣司法另一個為人詬病的地方是利用輿論辦案。前總統陳水扁貪污案的偵辦從一開始,就引來多位外國學者的批評,認為聲押和審判的程序都不合法。林峰正也認為這是台灣司法的缺失所在,“陳水扁案的程序非常有問題,檢察官辦案的手段有些惡劣,比如明顯不符合羈押要件,並且雖然規定偵察不公開,但透過輿論辦案,每天都有新消息給媒體。”林峰正指出,案件經過道德審判後、已先將陳水扁打倒, 這是不合法的作法。“但台灣的檢察官非常習慣這種辦案方式,利用手上的偵察秘密餵養媒體,媒體再醜化被告,檢察官再來辦案。這是僅針對程序上的批判,陳水扁如果貪污,罪該萬死,但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辦案方式。”
  軍事法庭方面也出現亟待改善的問題,目前台灣有200至300名軍法官,但由於台灣不斷裁軍,法官手上的案件已非常少,與另外1700名法官處理台灣全部的民事、刑事案件相較,顯得不成比例。林峰正表示,20年前的軍人有40萬,現在只剩下20萬,義務役的役期也一直縮減,至今只剩下1年,而從前士兵多半犯下的逃兵案,到了今日,在軍中生活大幅改善、兵役期縮短的情況下,逃兵案已很少出現,有軍法官甚至有半年的時間,手上的案件是零,即使有案子辦,成果也不令人滿意。“軍法系統花了很多納稅人的錢,實在應該改善。”
  林峰正認為,未來的司法改革,將是由下往上推動的力量,如果寄望由上往下推,恐怕行不通,因為對司法院來說,特別是得罪人的事不會做,一遇到要淘汰法官,就喪失了決斷力。

  林峰正表示,雖然司法像一個象牙塔,但社會對他的監督越強,它出錯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因此司改會一直努力引進外部力量予以制衡。其次,台灣司法本身也有典範並未建立的問題,典範可透過規劃養成、自然淘汰等方式建立,但台灣不像日本一提到司法典範,馬上就會想到兒島惟謙,台灣沒有司法典範,因此倫理的養成相當困難,對於司法自我養成的部分,林峰正坦承能期待的還很有限,因為司法界利用民智未開,企圖塑造一個菁英文化,但它實際上是一個公務員醬缸文化的世界,會收錢、會關說,並非真正由一群菁英所組成。
  放眼他國,台灣有許多可借鑒的司法模式,包括越來越多亞洲國家和地區執行的陪審團制度。林峰正認為,雖然以台灣的情況來說,找民眾當陪審員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但或許是個可以考慮的制度。若以最相似的華人地區——香港來說,很早就有陪審團制度,也幾乎沒聽說過香港人抱怨此制度。受英國文化影響的新加坡,也很早開始陪審團制度,此外,韓國在2009年開始陪審,日本在2010年開始陪審,都是讓人民有制度化的管道監督政府,因此如何避開可能出問題的部分,或許是台灣下一階段的司法改革要思考的方向。
  而司法體制一旦建立起良好的名聲,將為整個國家或地區帶來國際上的益處。“其實新加坡的司法在十幾年前被批評得一塌糊塗,也是經過這麼多年建立起標準審判流程;香港在東亞經貿競爭中一直保有一定水準,親民、進步的司法體制幫了不少忙,因為很多國際貿易糾紛或簽約,在約定管轄地點時選擇了香港,很少人約定台灣,因為台灣的司法制度不被信賴。”林峰正說。

  每個人都應主動質疑不對的事

  雖然台灣司法制度仍有相當多的缺失,但與以前相比,仍有了進步,林峰正舉例,辦案空間變大就是一個進步。對於台灣未來的司法改革,林峰正認為能最快見到的應是《法官法》在立法院的三讀通過,《法官法》一旦通過,將更透明、監督力量也會更強。而下一階段應推動的,是人民如何參與司法,包括考慮陪審制度,其次是法官的遴選制度,應廢除以考試的方式遴選。
  更長遠地說,台灣的司法還應建立自己的審判文化與倫理,但這點是否能成功推動,與社會有很大的關係,如果社會更公平,更無法容忍不公正的事,則文化的型塑會更好。
  林峰正有些無奈地說,踏入司法界以來,很明顯感受到司法界就是一個官僚階級,再怎樣好的人,進入官僚體系後還是會被污染,能潔身自愛很不容易,因此也對法學教育感到失望。“就為了自己的一點好處,為了權位,可以做出見死不救的事,檢察官也喜歡辦大案、做英雄。”林峰正說,早期改革派檢察官由於是政治任命,辦案向來被干預,因此想盡各種辦法,包括利用媒體辦案,來突破上級的干預,但台灣民主化後,檢察官仍用這套違背程序的方式辦案。“陳水扁的特偵組裡,也有社會形象良好,從前被視為‘改革派’的檢察官啊。”

  雖然對於台灣的司法現狀有許多無奈,但對司法仍抱有期望的林峰正,仍每天一點一滴努力推動改革。或許掛在司改會牆上的文字清楚訴說了司改會中每一個人的期待:“我們對司法有一個夢:期待有一天——守法的人不孤單,違法的人心有畏懼,每一個人皆能得到心中的正義;期待有一天——司法能成為我們共同的許諾,許諾一個公平的審判,一個平等的文化,一個體現正義的社會。”
  問起林峰正是否覺得自己很有正義感,否則天天面對負面的案件,如何堅持不懈?林峰正又是一次無奈的笑:“看到不對的事,會想做些什麼的想法,是很正常的,所以每次被這樣問,都會覺得好奇怪,我們想對不公平的事做點什麼,竟然被特殊化了。”林峰正反問:“看到不對的事,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去質疑嗎?這個社會已經畸形到一個程度,太多人見死不救,好像你要有特別大的勇氣,才願意給予幫助,我無法理解。”或許,打抱不平是與生俱來的本性,開始會思考打抱不平的後果,才是社會化之下的負面影響吧。(《明鏡月刊》第17期)

李延明:考茨基和列宁争论民主,失误究竟在哪里?

——与任晓伟同志商榷


  任晓伟同志的《阶级民主和程序民主——考茨基和列宁政制之争再思考》(刊登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2期,以下简称“任文”)一文对十月革命后考茨基和列宁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进行了新的分析,与过去那种“以列宁的观点为是非尺度”的论著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把列宁的主张归结为“阶级民主”,把考茨基的主张归结为“程序民主”,仍然不够准确,有必要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

  所谓“民主”,就是“全体选民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国家主权并且仅仅掌握国家主权的政治制度。”1
  作为国家管理形式,“民主制”同“君主制”都属于关系性事物。它表示的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即在人群中哪个部分享有主权:是全体选民,还是其中的某个阶级或者一个人?而享有主权的人即主权者则是一种实体。关系与实体是截然不同的范畴。实体具有属性,主权者具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宗教性、职业性等等。而关系只有类型的区别,没有属性的区别。民主作为人与人之间即实体间相互位置的关系性概念也是没有民族性、阶级性、性别性、宗教性、职业性等属性的。只要是真的民主,而不是假的民主,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主权者由哪些人、哪些阶级组成,都是主权者通过投票表决决定由哪些人来做自己的公仆,也就是说决定由哪些人来执政。
  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已经实行民主制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所要争取的并不是民主制,而是这种体制中主权者的地位。国家管理形式是不是民主制同某一部分人是不是主权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民主不涉及阶级问题,只有主权者地位才涉及阶级问题。

  列宁当时所要争取的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的主权者地位。然而,因为他没有认识到民主是关系性事物,没有看出关系同实体的区别,就把主权者的阶级属性移置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物上了,移置到作为关系性事物的民主上来了,这就形成了任文所说的“阶级民主观”,并形成了“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等一系列概念。当然,对于实体与关系分辨不清的并不只是列宁一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都没有看出二者的区别。
  任文说“考茨基所强调的民主是就其程序性的意义而言的”,把考茨基的主张称之为“程序民主”,在另一处又把“程序民主”表述为“形式上的民主”,这种归结是不恰当的。因为考茨基所主张的是民主本身,而不仅仅是民主的程序或者形式。同样,把列宁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民主”也不恰当。因为既然民主并无阶级属性,那么“阶级民主”的概念就不能成立。把争取无产阶级主权者地位的主张称之为“阶级民主”或“基于阶级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并不确切。考茨基谈论的民主问题属于关系范畴,而列宁谈论的主权者问题属于实体范畴,他们两人所讨论的问题完全不在同类范畴,因此他们的争论属于“鸡和鸭讲”,这样的争论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其中,考茨基虽然未能区分实体与关系,但他并未把这两者混淆。而列宁却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结果就在客观上把民主否定了,从而导致了实践的偏差。

  任文指出了列宁形成这种民主观的历史环境原因,却没有看出其学理上的失误,而学理根源才是其民主观的基础。
  列宁说:“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2理由是穷人与富人财力不同,所以在印刷厂、纸库、会场等利权3实现条件上就不一样。既然不一样,那么在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上的平等就没有意义。列宁把“条件上的平等”篡改成“事实上的平等”,然后借口反对“把形式上的平等当作事实上的平等”4来否认民主国家已有的平等5。这样,列宁就用民主利权实现条件的不平等否认了民主利权本身的平等6,否认了在局部领域(如法律上)和一定程度上的平等的意义。
  按照列宁的逻辑,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全部社会财富,有了印刷厂和纸库,有了斯莫尔尼宫等集会场所以后,理应实行普遍的、真正的民主了。然而,当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劣势尚未显现时,列宁积极参加立宪会议的活动。而当与自已持不同意见的派别在立宪会议中占有多数时,就悍然解散了立宪会议,并宣布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形式上的民主。同时,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革出教门”,宣布为“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只有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才属于“无产阶级”。用这种办法,使“无产阶级内部存在民主”自圆其说。

  列宁对于民主问题的这些认识,严重地影响了苏俄的制度建设,使得20世纪在苏式国家中,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并不真正由普选决定,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项利权并不能真正实现,同列宁抨击过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相比,其“残缺不全和虚伪”有过之而无不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劳动人民中一部分人的专政,即集团的专政”7,并发展成对于与最高领导者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老共产党人在内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后来的制度虽然主要是斯大林营造的,但是与列宁也不无关系。因此,弄清列宁在民主问题认识上有些什么失误,是在哪里失误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011年11月7日

注释:

1 见李延明:《民主概念再析》,刊登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2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页。
3 夏勇认为:“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依笔者之见,准确地讲,应该改写为‘利权’,即‘利之权’。”见《人权概念起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另见郭罗基《“权利”应是“利权”》,载《北京之春》1999年11月号(总第78期)。
4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611页。
5 这种平等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
6 这与他后来对“按劳分配”中平等的否定如出一辙。他认为因为人的能力、智力、消费量有差别,所以按照劳动量进行消费品的分配就是不平等的,或者说不公平的。
7 张光明编:《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6页。

 
作者:李延明,刊登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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