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3日星期二

薄熙来大谈民主法治是“转身”

顾功垒 报道
重庆特派员
  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将下周一(19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十次全会定调为“专题研究民主法治建设问题”,归纳提炼这几年来民众比较满意的大下访、三进三同、打黑除恶等重庆实践工作,以将这些外界认为是“一阵风”的做法“规范化、制度化”。
  分析人士向本报指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这次大谈民主与法治,一来是要继续推进重庆模式的探索,二是借机摘除外界近年来因他大力推行唱红而贴上的“左的标签”,回归官方主流理念。
  另有看法认为,薄熙来意欲借助这个平台,高调反击打黑除恶中诸如“李庄案”招致的“人治高于法治”的抨击,并为他在明年秋天跻身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奋力一拼,为搏取中央的信任加分。
  重庆市委新闻发言人聂连文前天下午在通报全会筹备的记者会上表示,定下民主与法治的基调,“是市委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研究作出的决定”,“熙来书记高度重视”。
  据介绍,薄熙来去年12月就指示进行区县调查研究,间中多次召开有关领导和文件起草研究讨论,对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和写作方式等提出明确要求,还在上个月同中国刑法、法理学研究会专家座谈并征求意见。
  聂连文答复本报询问时解释说,重庆民主法治建设这几年有许多创新实践,民主法治实践的一个特点就是这几年在联系民众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大下访、三进三同等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些都是联系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非常有效的办法”。
  他说,文件起草人下基层作调研座谈时,一说到大下访等活动,民众都表示欢迎和满意,希望把这些东西制度化确定下来。

 “另一个大家关心的打黑除恶,依托群众80%的实名举报,侦查、起诉、审判各个环节都依法办事,也是民主法治的重要实践。”
因此他说,这次全会要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有关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是要把这些“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重庆成功做法,提炼上升为规范化、制度化,使它长久地发生效用”。
聂连文强调,法治建设搞得不好就是空话、套话,但《决定》是“一份文风朴实,可以让老百姓看得懂、看得明白的文件,给老百姓带来权益,从标题到内容都不是理论读本”。
薄熙来自2007年主政重庆后主导推行的“唱红”,被外界解读为是“重返毛泽东时代”,给他戴上“复辟文革”的政治帽子,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是“薄熙来承担不起的政治代价”。
如今谈民主法治建设,相信他是要借机“转身”,力图把焦点转移到贯彻党中央精神的民主法治建设上,明确表态遵循中国目前官方主流话语,并紧抓机会加分,一如既往冲刺,争取明年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虽然薄熙来从不承认“重庆模式”这一说法,但观察人士认为,他将借助一般可以顺利通过的上述《决定》,巩固推进他所主导的“重庆模式”实践和探索。
也有分析人士称,薄熙来还可通过这次全会的舆论造势,直接回击重庆之前在侦办“李庄案”时受到的诸如“行政干预司法”这类抨击,力证他从来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司法公正。
轰动一时的李庄案,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下,重庆展开大规模“打黑”过程中引发的案子。今年50岁的李庄于2009年11月,受“重庆打黑第一案”中的第一被告人龚刚模家人委托,担任龚刚模的辩护律师。龚刚模于12月10日检举李庄,指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两天后,重庆警方前往北京将李庄押回重庆,并于12月13日将李庄刑事拘留,14日将他逮捕。他刚在前天向中国最高法院提出申述,要求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对他的判决书,并对该案立案重审以证明他无罪。

香港下月初一人一票选泛民特首候选人


香港下月初一人一票选泛民特首候选人
香港下月初一人一票选泛民特首候选人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代表全香港人选出下届行政长官的1200人选举委员会的选举,点票结果12日全部完成,唐英年的支持者占选委会的最多数,其次就是泛民主派,反而同样获得北京祝福的另一建制派候选人梁振英,尽管他在多项民意调查中均是遥遥领先,但他的支持者在选举中的表现差强人意.

梁本人角逐政协界别的选委席位,亦仅以69票名列倒数第五当选。由于泛民主派稳获提名权,明年3月25日的特首选举,极可能出现泛民力撼唐梁双英局面。
泛民的特首初选已有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以及民协前主席冯检基宣布参选,两人并且随即在12日分别举行记者会,争取选民支持。根据泛民初选筹委会拟定的细则,筹委会将按照民意及投票结果作出最终决定,两者比例为一半一半。泛民派暂定于明年1月3日举行选委论坛,邀请所有选委会委员和学者向何俊仁及冯检基两位参选人提问,并同日开始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展开民调。选委论坛举行之后4天,即1月7日再举行公众论坛,到时香港市民可参与提问。
有别于1200人选特首的小圈子选举,泛民正式初选投票将会是一人一票形式举行,市民将可在明年1月8日在全港18个区共60个港铁车站所设立的投票站,以平板电脑或手提电脑投票。投票时选民需要出示身份证,确认投票资格以及避免重复投票,资料会在投票后销毁。
为了提高初选的认受性,筹委会特意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为投票顾问,投票日当天的票站职员由钟庭耀亲自聘请及培训,确保政党中人不会参与实际运作,达致公平公正。
何俊仁或冯检基胜出一方,将代表泛民竞选下届特首。不过,在工商界及建制派的把持下,泛民候选人能够获得1200个选委的支持而当选特首,机会几近是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动乱源的源头正是大小皇帝们

姚监复

内容简介:六中全会倡导大力发展文化,但是如果文化不允许揭露无法无天的大小皇帝,只允许粉饰太平,社会就会被逼出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中国动乱源的源头正是上上下下胡作非为的大小皇帝们。


文化大发展,怎么河南出现了性囚室
今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中全会,讨论文化大发展,但河南发生的种种事件证明,中国式维稳不是“文化”而是“武化”、“恶化”社会环境。
河南省洛阳市内,光天化日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暴力维稳中,竟然存在着地下性囚室,2名少女被杀害、4名“性奴”被囚禁多年,凶犯竟然是洛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大队的公务员、党员李浩。
他一个人在几年内修建了地下室、运进运出那么多的泥土、建筑材料,而公安、保安、城管等部门竟然毫无察觉。纳税人辛辛苦苦交了税,养活了这么多戴大沿帽的保卫工作者,罪犯竟然在他们眼皮底下挖地下监狱,抓养、杀害性奴。这是21世纪中国河南公安工作的政绩,太令人愤怒了!
由于当局的公安、维稳工作主要都用于抓捕、监控、殴打上访者、有意见的守法公民,这就在客观上保护了以上的犯罪,致使他们能够“稳定”地犯罪,长期犯罪,而不被察觉。
到北京旅游被官员打昏,算什么文化
《新京报》报道,河南伊川县城关镇公民赵忠斐到北京旅游,在一旅馆住宿,深夜却被洛阳市洛龙区古城乡信访办人员抓走,塞进车,押送回乡。途中,他多次被穿迷彩服的押送人员毒打,昏迷的赵忠斐被小车从北京拉到河南。原因是,河南信访办与警方认为赵忠斐是上访者。
河南堵截上访者一向坚决果断,施暴有方,宁肯错抓人,也绝不放过上访者;他们认定:越级上访就是犯罪。由于在河南无法讲理,上访者才到京城寻找现代包公,这是对中央的信任。但是,河南省(及其它各省)公安部门、驻京办事处则以追捕杀人犯式的手法抓捕上访者。如此暴力维稳,让上访者诉冤无门,以致社会频发极端性事件,如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惨案,这也是逼上梁山。
河南古城乡派出所民警杨治军对赵忠斐的父亲说:“你儿子是到北京上访,被北京人和古城乡信访办的人打伤送回来的。”而古城信访办的杨启则对这位老人说:“你儿子要汲取教训。不要再去北京。这次是误抓,但人还找到了,下次找不到咋办?”北京是魔窟吗?
凶手都是维稳人员
种种案件中,许多行凶者都属于维稳队伍成员。社会由这些狠毒的人来维稳,他们自然会残害公民,逼良为娼。事实上他们迫害异己、上访者的事件比比皆是。国家维稳人员堕落到罪犯和打手的地步,政府应感到可耻。六中全会要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河南警方对犯罪没有作为,对好人却大打出手,这是什么文化?
当前中共中央正在全国推行学习六中《决定》的运动,建议河南当局就纵容犯罪、非法迫害公民的事件进行研究,切实改进。
中国确实需要发展文化,但方向不应反对普世价值、反民主、自由、人权,而是要大力制止维稳人员的非法行为。
六中全会《决定》要发展的文化实际是党文化,是为专制政权服务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中国村级小皇帝
最近河南省的《大河报》刊登一篇报道《最牛村支书35年“一言堂”》,为国人勾画出一个活灵活现的中国村级小皇帝。河南省台前县清水河乡孙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兴德,35年来一人独霸村里所有村务工作,包括妇联主任。他把持财务大权,骗取国家项目和黄河河堤赔偿款;他将村集体财产吃光、花光、卖光;他上骗国家、下欺农民,横行乡里,无法无天。近年28户村民联名上诉,但是上级回答是:“我们县里哪个村不是这样?”“我们已经批评他了。”这样,这个村级小皇帝,在县皇帝的支持下,仍然稳坐“皇位”,继续为非作歹。
28户农民控告这位小皇帝的主要罪状是:
国家赔偿款去向不明:黄河堤坝加宽占用孙庄87亩土地,其中13亩为第一、二生产小组集体用地,黄河河务部门赔款每亩16800元,而李兴德未分给一、二组农民一分钱。过去35年账目,及所有的集体、个人赔偿款均未公布过,村务成了李皇帝的私人秘密。
雇人、租羊,应付检查,骗取国家项目款。村支书李兴德建立占地5亩的敬老院,骗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验收时,他临时雇村内外老人入住,每人每天10元,验收后,又将他们赶回家中。之后,无人入住的养老院又被小皇帝改成了羊场,重复套取国家项目资金。验收时,他又租来羊,应付扶贫项目检查,每天每只羊支付5元。对此种租羊、雇人行为,李兴德写了检查,但是项目补助款到底流向何处?李兴德没有交代,上级也未追究。
村委会设在自己侄子、儿子宅基地上。2005年,上级拨村委会建设资金5万元,2006年又批10万元,这些都为李家人获取。
“没帐,有本事可以告状”
最牛的是,村民就村财务质询时,这位支部书记回答:“没帐,有本事可以告状。”
十多年来,村民李广华等28户联名告状,均无任何结果。小皇帝一坐龙庭就是35年,稳稳当当,不摇不动。这样横行霸道的结果,使得村里矛盾正在激化,群体事件在升级。
中国现社会,真正的动乱源不是什么自由化,而是产生如此大小皇帝的体制。这些贪婪、专横的大小皇帝们,由于有后台支持和利益链保护,有恃无恐、无法无天。中国的一党专政,必然造成党头儿(从毛泽东中央主席到李兴德支部书记)掌握全部权力,垄断资源、思想、权力。政治上独断独行,经济上自然贪污腐败。
最新消息,在今年刚结束的村级民主选举中,李兴德又一次“当选”村支书,小皇帝的龙椅还要坐下去。 
文化粉饰太平只能逼出革命
如果中国文化整天歌功颂德,歌颂党“伟光正”,而民众实际面对的却是大大小小的李兴德式的书记,饱受他们实实在在的侵害,如此民众自然不会信任党。
如果文化不允许揭露李兴德这样的大小皇帝,只允许粉饰太平,任凭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社会就会被逼出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等等。中国动乱源的源头正在这些李兴德式的大小皇帝。如果文化产业化,文化又将变成大小皇帝们新的利益链条,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将会更早地发生。

用耐心與陪伴引領身障生的林芝宇

明鏡記者柯宇倩/“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何教育出有涵養、有學識的人,對教師來說,是條需要花費許多心力的長遠之路。其中,一般人較少注意到的特殊教育,更是一條漫漫長路。台灣就有這麼一群特教老師,默默耕耘、無私關懷學生大小事,台北縣福營國中的特教老師林芝宇,因為教學認真、輔導用心,令她在2010年獲得“98學年度優良特教人員獎”,對她來說,雖然學生不是非常聰明,但他們善良、可愛,讓她感到驕傲。


學校放學後仍經常忙於備課的林芝宇,與《明鏡》記者相約在新北市板橋區的星巴克見面,愛喝咖啡的林芝宇說,這裡是她加班備課的主要陣地,在星巴克的爵士樂與咖啡香相伴下,林芝宇用溫婉的語調,開始談起她踏入特殊教育界的經過。


與身心障礙學生的第一次接觸,是在她國中的時候。1977年出生的林芝宇,就讀台北市立西松國中時,一日,耳邊突然傳來一聲“姐姐”,林芝宇轉過頭,發現對方也是西松國中的學生,想知道合作社(註:學校裡販賣飲食、文具的場所)怎麼走,由於第一次在學校被人喚作“姐姐”,又發現對方走路不太方便,因此林芝宇尾隨在後,偷偷觀察這名同學,“可能有人會覺得我這樣做很好笑,但我很好奇。”林芝宇就一路跟著對方走進合作社,再回到教室,她也從此發現西松國中設有啟智班。“雖然當時對於未來要走什麼路還沒認真想過,但這算是一個機緣。”


成績優異的林芝宇自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畢業後,於1996年考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 公民訓育學系(現為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由於上大學前已開始關注特殊教育,林芝宇決定申請特教輔系。林芝宇實習完畢後直接進入新北市新莊區的福營國中擔任特教老師。


福營國中自2011年才開始設置數理資優班,在此之前的特殊教育班級,主要是輔導身心障礙學生。福營國中目前設有兩班資源班、兩班特教班,前者又分為啟聰資源班和身心障礙資源班,分別招收聽覺障礙學生和身心障礙或在學習上有特殊困難之學生,提供特別科目的輔導,其他時間均讓學生回歸普通班上課;後者則招收中、重度之身心障礙學生,給與個別化教育,教導學生料理自己的生活。


本文為系列文章的其中一篇,全文將在明鏡新聞出版集團所屬的明鏡網、明鏡月刊等媒體發表,並將由明鏡出版社結集出版。

台北縣福營國中的特教老師林芝宇。(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A股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去死

香港蘋果日報

李平

昨日是南京大屠殺事件 74周年, A股暴跌,上證指數最低報 2245點,剛好重回 10年前,即 2001年最高位的 2245點。網上廣傳一段頗為諷刺的笑話:「 1937年 12月 13日:南京大屠殺; 2011年 12月 13日: A股大屠殺; 2011-1937=74(去死)。」


將股市大屠殺與南京大屠殺相提並論,是股民的黑色幽默、發洩不滿。為股市暴跌尋找技術理由、外部理由,是股評家樂此不疲的事。筆者只關注背後的三大政治因素: A股此輪震盪真的是美國「立體做空」中國的結果嗎?市場的逼宮真的會讓中央屈服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真的無能為力嗎?

「立體做空」論抬高美國


「立體做空」論近日在內地甚囂塵上,指的是美國透過打壓中國樓市、股市、人民幣滙率,引導外資撤回美國,打響了對華金融戰。當然,美國有誘惑資金回流的動機,但如同將歐債危機視為美國準備擊潰歐盟的陰謀論一樣,未免高抬了美國雙線作戰的能力。唱淡、造淡、再抄底,是華爾街的慣用伎倆,大可不必抬高到中美金融戰的層次。


相比之下,逼宮論可能更接近事實。明年中共將舉行十八大,當局的首要任務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太子黨密集的中國投資界、金融界,豈會錯過這個讓中央放寬政策、敞開銀包的良機?反之,就算毋須逼宮,總是也要營造恐怖氣氛,逼股民割肉、交出手上的血汗籌碼吧?


面對華爾街、內地大鱷的逼宮,出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高官,恐怕多會坐而觀變,能夠出手的只有溫家寶、李克強、王岐山。明年內地還有 17個省市黨委要換屆,地方諸侯不會不識相地挑戰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況將得以緩和,中央調控經濟、金融更易見效,股市轉勢機會較高。


相比 A股,港股還算幸運,未致於辛辛苦苦 10年得個桔。恒生指數昨收報 18,447點,同 2001年最高 16,274點相比,還算漲了 12%。港股與 A股日益唇齒相依, A股明年如果扭轉趨勢,港股豈會沒運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的政治玄機

孫嘉業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2日在北京開幕,由於這是制定明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大會,因此頗受市場關注。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絕不是單純的經濟會議,而是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


陣容鼎盛

部署政治任務

首先是會議的主辦者,並非主管經濟事務的國務院,而是中共中央,因為在中共內部,有一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有時是中共總書記,有時是國務院總理,但每年經濟工作會議上作主旨講話的都是中共總書記;二是會議的參加者,並不限於各地經濟主管官員,而是全國黨政軍的“一把手”悉數參加,陣容較每年一度的中央全會還要鼎盛;三是每年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中央政治局都要先開會“定調”,12月9日召開的定調會上,強調明年是18大召開之年,提出的“四個著力”中,就有一個“著力深化改革開放”,“兩個保持”中也有一個“保持社會和諧穩定”,都屬政治任務。

會後人事變動料出爐

更重要的是,經濟工作會議後,緊接著就可能有連串人事變動出籠,這些人事案已在上週的政治局會討論的“其他事項”中獲得通過,而在經濟會議前夕,甘肅新書記王三運、安徽新省長李斌、人口計生委新主任王俠都已走馬上任,後續的異動會在年底到年初次第展開。

在中央財經部門中,社會保障基金理事長戴相龍(67歲)、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陳元(66歲)、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65歲)、交通運輸部長李盛霖(65歲)、國家林業局長賈治邦(65歲)等都已達到或接近卸任年齡,較早前,有關國務院副秘書長尤權接替張平、發改委副主任徐憲平接替李盛霖的傳言也甚囂塵上。至於63歲的央行行長周小川會否調職,也頗多傳說,而熱門繼任人選則工行行長姜建清。上述人事異動,會否在月底的全國人大24次常委會上出爐,且拭目以待。(香港明報)

習近平與李源潮結盟的可能性較大

《內幕》主筆:夏寒冬 程恭羲


十八大人事佈局,他沒有多少發言權

雖然習近平已是“王儲”,十八大將接任總書記,但由於中共荒唐的政治體系,在十八大人事佈局上,習近平並沒有什麼權力。也就是說,在十八大政治局委員、常委“選舉”上,習近平根本沒有多少發言權,因為目前的政治局委員、常委,都是上一代甚至上兩代中共領導人挑選的,十八大也是如此。

“在十八大常委選舉上,習近平只有選自己的權力,沒有權力去選其他人。可以這樣說,在十八大政治局班子中,習近平根本沒有發言權,更沒有人事安排權。這樣一來,在未來的中共政治局班子中,習近平的權力就會受到很大的制約。”一位北京政治觀察家強調說。

從目前的中共領導集體框架中,我們不難看到習近平這位“王儲”所處的政治境地,無論是十七大政治局常委,還是外界預測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人選,幾乎全部都是江胡人馬,是江胡留下的政治遺產。而即將走馬上任的中共新任總書記,反而卻沒有權力來組建自己的執政團隊,這不能不說是習近平的悲哀。

與胡錦濤相比,習近平有一個明顯的弱勢,這也決定著他接班後的政治作為。胡錦濤有一個十分龐大和完整的共青團體系,雖然這個體系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政治局層面,沒有強有力的表現,但是由於共青團作為一個接班體系,已經佔據地方黨政主要領導位置,儘管十六大、十七大江澤民控制著中央,但胡錦濤仍對地方黨政班子擁有控制權,從而形成了地方包圍中央的態勢。

到習近平執政時,由於他沒有自己的政治體系,也就沒有當年胡錦濤所擁有的政治“根基”。與團派相比,太子黨是一個比較零散和鬆散的政治派系,由於父輩的恩怨,太子黨之間的關係也無法跟團派相比。可以說,團派勢力在胡錦濤執政時得到發展和壯大,如今已成為一個名正言順的政治組織。而太子黨則不是,它在習近平之前就已存在,習只是其中的一員,一些太子黨的資歷要比習還要老,這些都決定了習近平在太子黨中缺少普遍的認可和號召力。雖然習近平也在太子黨中培養了自己的勢力,但在整體上都無法跟團派和胡錦濤相比,因此習近平執政後,只能憑著他個人能力,憑藉他自己的智庫和幕僚,來幫助他突破這些政治困境。

在許多北京政治觀察家看來,胡錦濤是一個比較弱智和弱勢的領導人,但他有一個像樣的執政班子。習近平的個人能力和政治能力都有限,對自己的執政班底沒有決定權和話語權。無論是在政治局還是常委,都沒有習近平人馬,這些委員和常委跟習近平沒有政治關係,都不是習近平提拔的,相反卻都受益於胡錦濤和江澤民的庇蔭。

“所以說,從中央到地方,習近平都面臨著緊急的班底短缺,如何打破江胡給他留下的這樣一個班底,留給他的選擇並不多,推動改革是他不得不要面對的艱鉅難題,只有這樣,習近平才有可能在執政後在人事方面有所突破,不改革他就寸步難行。”一位北京政治學者強調說。

不過,也有持不同觀點的政治專家認為,習近平在十八後的人事安排權力並不少於胡錦濤,因為他有李源潮這個把握著人事安排大權的政治盟友。還有評論人士強調,橫跨團派太子黨和上海幫的李源潮,雖然是胡錦濤的人馬,跟習近平的政治理念極為接近,但更重要的是李源潮是中共現任領導人中最開明的一個。

如果有李源潮的支持,習近平才能十八大後的人事安排上有所突破。因此,習近平與李源潮結盟的可能性較大,這關係到他執政後能否有所作為。(《內幕》第1期)
習近平與李源潮

由中國間接引發的能源之爭

  《明鏡月刊》弗郎克·澤林/令蒙古人憂心忡忡的是,自己的國家從這些經濟活動中得不到充分的收益,以及採礦對環境造成的嚴重破壞。這場由中國間接引發的能源之爭於2006年初面臨昇級的危險






《中國正在改變世界》,弗郎克·澤林著,明鏡出版社出版


令蒙古人憂心忡忡的是,自己的國家從這些經濟活動中得不到充分的收益,以及採礦對環境造成的嚴重破壞。這場由中國間接引發的能源之爭於2006年初面臨昇級的危險。恩赫巴雅爾甚至對我表示,“蒙古年輕的民主制度正處於一個決定性的時刻。”老百姓舉行抗議示威,要求政府提高對外國採礦企業的徵稅。一些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政客煽動老百姓上街,反對外國企業到蒙古開礦。他們這樣做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轉移視線,掩蓋自己的私人採礦生意。示威者在首都議會大廈門前放火焚燒了一隻弗里德蘭形象的布偶。

《每日新聞報》呼籲,“弗里德蘭越早離開蒙古越好”。 弗里德蘭對此感到無語,因為他與政府簽訂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協議,並沒有欺騙任何人。他決定暫時不再乘坐私人飛機親赴蒙古,而是由公司高層人士代表。對於勢單力薄的大聯合政府來說尤其不幸的是,示威活動發生時恰逢蒙古建國800週年大慶。蒙古政府本想借這個機會,向外界展示自己國家最好的一面。於是,議會不得不於2006年5月對《暴利稅法》進行表決。76名議員中參加投票的衹有45人,其他議員都藉故溜走了。該項法案規定:當銅價超過每噸2600美元,金價超過每盎司500美元時,企業須繳納68%的暴利特別稅。當時的銅金價格已經達到這一標準。弗里德蘭執掌的艾芬豪礦業的納斯達克股價立刻暴跌20%。 “我們的資產一下縮水了7億至8億美元”,弗里德蘭忿忿不平地說。加拿大賽特拉黃金公司同樣股價大跌,在蒙古投資的外國採礦企業怨聲連連。

弗里德蘭辭去了艾芬豪公司監事會主席職務,任命沈穩老道的約翰·馬肯(John Macken)擔任首席執行官。馬肯的態度同樣直言不諱。他毫不客氣地說,“這些人簡直是把我們當猴兒耍,到最後喫虧的是大家。這條規定會扼殺整個行業,而這個行業根本還沒站穩腳跟。我們在這裏的生意做得不好,不能責怪任何人。” 對業已出現的矛盾,政府的做法卻是火上澆油。同年6月,衛生部長拉·鞏達賴(Lamjaviin Gundalai)帶領數百名示威者試圖佔領博龍金礦,衝突造成一名示威者死亡。7月初,政府修改了1997年由一家美國咨詢公司協助擬定的《礦產法》,將資源開採費提高到5%,比原來增加了一倍。另外,對於具有戰略意義的礦山,政府可持有其34%股份,即使該礦的勘探是由私人企業投資進行的。

設備供應商也是在衝突中利益受損的一方,例如為大部分外國採礦企業提供挖掘機的德國公司“利勃海爾”。西門子、福斯、美最時蒙古之星(Mongolian Stars Melcher)等採礦設備供應商也都受到影響。與亞洲人做了150多年生意的德國布萊梅美最時洋行總裁勞倫茨?梅爾徹斯(Laurenz Melchers)深感擔憂:“我們每年在這裏的業務以100%的速度增長,一旦外國企業全部撤走,這個行業將馬上崩潰”,現在該公司在蒙古的冒險已經得到了回報。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來到這塊新的“黃金寶地”,對運輸工具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作為奔馳汽車進口總代理,美最時洋行說服這一古老的馬背民族更換“坐騎”,用現代化越野車代替原始的蒙古馬。

這位烹飪專家出身的經理人做夢也沒想過,有一天他會與律師大衛·萊納(David Rainer)一起來到亞洲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一——蒙古,在這裏銷售頂級豪華轎車。“最初的時候,我們倆總是笨手笨腳的,既缺少工具,國家又太大”,梅爾徹斯笑著說。“可是奔馳公司的人說:以前我們曾把比你們更不懂行的人培養成了代理商”,他的合夥人大衛·萊納插話道。

10年前在一次公務途中,梅爾徹斯與父親一起發現了這片未經開墾的沃土,並從中嗅出了商機。那些外型樸實、但堅固耐用的奔馳G系越野車,簡直就是為“草原之國”中暴富的羊毛商們量身定做。後來,梅爾徹斯結識了來自加利福尼亞的律師大衛·萊納。萊納的妻子是蒙古人,兩人結婚後,他和妻子一道來到她的家鄉,在烏蘭巴托開辦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兩人相遇後,梅爾徹斯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蒙古將是他的第二故鄉。兩人成功說服奔馳公司開拓蒙古市場,填補營銷網絡上的最後幾處空白之一。

但是,問題很快便接踵而至:汽車進口是一回事,維修則是另一回事。1999年的烏蘭巴托,衹有為數寥寥的幾家修理廠,它們能做的,衹是修補一些破爛的老汽車。整個蒙古找不到一樣專業工具、一座現代化昇降臺和一名專業技師。“我們衹有從零開始,從中世紀一步跨入現代社會”,梅爾徹斯說。在德國技術合作公司(GTZ)的幫助下,兩位年輕企業家雇用了一位退休的德國高級汽車修理師,主管公司的基礎建設和技術人員培訓。如今,這家位於蒙古的汽車維修中心與德國的車行已經沒有什麼兩樣,而奔馳轎車也早已成為深受當地人歡迎的汽車品牌。只不過,在蒙古大街小巷上見到的奔馳車更多是車齡20多年的舊車。人們後來漸漸認識到,買輛新的奔馳車也是一種不錯的投資。儘管如此,生意規模的大小,關鍵還要取決於當地經濟發展的速度。“如果外國企業決定進入這個市場,到這裏開發金礦或者其他礦產,那麼我們的生意就有機會往前邁進一大步”,大衛說。(《明鏡月刊》第15期)

前副總長之子:中央不怕林彪跑,是怕林彪不跑

《新史記》編者按: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 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閻明(副總參謀長閻仲川之子)繼續發言:

再 一個就是關於林彪南逃在南邊給他修別墅的事,這個事更是子虛烏有,南邊確實修別墅了,在廣州的老虎洞,但別墅裏邊就沒有林彪的別墅,有毛澤東的,有周恩來 的,有江青的,汪東興後邊自己也弄了一個。我們部隊兩個團去搞施工,甚至還累死過兩個戰士,一天是三班倒,累得那個小戰士吐血。是按照最高標準的防空級別 修的,下邊有加固的防空洞,有加固的車庫。跟林彪一點關係沒有——那幾套別墅裏就修在水邊,林彪是怕水的,他不會去住的。

再一個就是雲林 說的,因為我當時身邊有個同學是林彪的親戚,曾經跟我講過一件事,他管葉群叫姑姑,“文革”的時候,姑姑叫去她那裏,那是他第一次去毛家灣,去了以後第一 頓飯是什麼呢?一人一碗米飯,一盤清水煮油菜,一盤剁成一節一節的老玉米,因為他去了是客人,葉群專門給他一小盤切了幾片的腸。他說我吃完飯,葉群看我都 沒吃飽,把自己的飯和菜全都放在他碗裏了,林彪就是這麼一個很清苦的人。



閻仲川之子閻明。

今 天這個會挺好,本來是沒準備講話的,40年了,有很多東西值得回顧一下。前幾天8月21號,雲林召集我們這些孩子也座談了一次。黃永勝家去了兩個,巴璀你 哥哥和嫂子去了,新潮去了,李冰天去了、還有路光去了,還去了一些人,包括原來海軍的王宏坤、羅順初家去了一些孩子,大家聊了聊,因為最近我在寫這些東 西,我就跟他們接觸比較多。這個李冰天——就是李作鵬的兒子——跟我說了一件事,他說我父親十年以後才想明白了那天晚上的事。“九一三”那天晚上周恩來給 他打過幾次電話,但一點提示性東西都沒有,讓他父親感覺就是工作上的一些查詢:山海關機場有沒有飛機呀?查一查。查完以後周就說只有我們四個人同意才能放 飛。他說他父親一直搞不明白,按理說周恩來應該知道很多事,但是他絲毫沒有提醒李作鵬。李作鵬說哪怕你有一點暗示,我都不會輕易就讓林彪的飛機跑了。

張清林:“九一三”這個事情,是真要採取措施,怕林彪跑,還是通過殺、追、逼,就怕他不跑?

閻 明:其實當時的時間是非常充分的,一個就是林彪在北戴河別墅,要從山上下來,那條水泥路非常窄,按路光說,兩輛車會車都要壓到旁邊的土地上,非常窄,如果 在那兒橫一個大卡車,林彪的車根本跑不出來,這是第一;第二,從北戴河到山海關機場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在路上如果是採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 第三,李作鵬說,哪怕給我一點提示,我在山海關機場跑道上隨便停點東西你的飛機就起不來。李作鵬說,我並不是一點措施沒有採取,起碼山海關機場塔台就沒有 人指揮吧,這是一點;第二點,跑道的燈都沒有打開吧,說明山海關機場還是採取了一定措施的。按照冰天說法,他父親想了十年終於想明白了,中央不是怕林彪 跑,而是怕林彪不跑——他給我說了那麼一個深刻的話。
(《新史記》第4期)

一批新一代留學生和學者加入明鏡

何頻 

某一天,我從一家書店裡走出來,給明鏡的同事打了一個電話,我說我們可以重返傳統新聞出版 。

於是,這兩年我們的重心在平面雜誌和書籍上。可以說 ,我們不僅僅成為海外最具規模的新聞出版集團,而且各個獨立團隊都實現了收支平��。

這個奇跡的出現 ,在於我們創造了傳統新聞出版業新的發展方式。

這兩年,我們完成了以歐洲、北美兩地為編釆和制作中心,台灣、香港、東南亞和美國為銷售基地的佈局,尤其台灣的重要性逐漸超過香港,對於我們而言是一個大改變。

一批新一代留學生和學者加入明鏡,使明鏡的公司文化帶來了新氣息。我們編釆團隊主體在歐美,但這些年輕人很容易從國內獲取新聞線索,他們在歐美接受的專業訓練也很容易和西方各界打交道。於是,我們各團隊能持續不斷地生產長篇獨家內容、專訪對象也很廣泛。

一批新一代留學生和學者加入明鏡,使明鏡的公司文化帶來了新氣息。我們編釆團隊主體在歐美,但這些年輕人很容易從國內獲取新聞線索,他們在歐美接受的專業訓練也很容易和西方各界打交道。於是,我們各團隊能持續不斷地生產長篇獨家內容、專訪對象也很廣泛。

由於獨立編釆團隊形成了集團之勢,明鏡也開始集團化發展。一方面有利於品質的提升,另一方面使公司生存能力提升。這種速度發展下去,明鏡成為海外獨立和強壯的華文媒體集團是可以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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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贪–十八大前的政治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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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1988年生于皖鄂交界的大别山区,后求学于荆州,获工学学士学位,现在深圳从事行业媒体工作。工作之余偶有小文,奈何金盾高墙,只好流窜外网。不求闻达于庙堂,亦未想扬名于江湖,只求无愧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后底线。
邮箱:husaimeng@163.com
如今的大陆已经到了无官不贪,十官十贪的地步,其官场的贪腐风气甚至已经到了中国历代之最。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目前的腐败现状,只能是一厢情愿。中共之所以高调反复倡廉,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民众做了一个正面的姿态,以空头支票的形式来购买民众对现政权的忍耐度,好让击鼓传花的游戏继续玩下去。
在中共高层看来,整个中国都属于他们几大家族,在这次权力的交替中,为了使各大家族的利益最大化,必须得防止那些有损利益集团利益的“害群之马”混了权力阶层,因此,必须得严禁其他人在私底下活动。在他们看来,权力和利益,只有我给你,你才能拿,不能有非分之想,否则就是僭越,就是搞不正之风,就是贪污腐败,就得严令禁止,予以打击。
与其说这次中共高调强调纪律是为了肃贪治党,还不如说面对日趋激烈的权力斗争,为了镇住各方蠢蠢欲动的政治势力而采取的一场政治暗战。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央纪委机关参观了“严明换届纪律、匡正换届风气”主题展览。他强调,要加强对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拟提拔干部的廉政考察,防止“带病上岗”、“带病提拔”,并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抓好严明换届纪律、匡正换届风气工作。”
联想到今年各地官员在换届纪律上的纷纷表态,无论是广东的汪洋还是上海的俞正声,不管是天津的张高丽还是重庆的薄熙来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过要严格遵守换届纪律,以确保换届正常顺利地进行。对于中共高层及各省市封疆大吏对换届纪律的一再强调,海内外媒体纷纷给做出了各自的解读。近日,多维新闻网在其十八大的专题报道里刊登了一篇署名季北群的评论文章《十八大换届风劲 中共欲大力肃贪治党》,文章说“即将继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已开始在党内干部的纪律和纪纲方面着力”。
暂且不论换届纪律与肃贪之间的关系,就目前大陆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现象来说,并非借着换届的契机便能根治得了。如今的大陆已经到了无官不贪,十官十贪的地步,其官场的贪腐风气甚至已经到了中国历代之最。
近年来,随着腐败的深入和猖獗,已经侵蚀到了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根基。为此,北京政府设置了重重监督反贪机构,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和党纪。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监督机构之多可以说是不逊于任何民主国家。在行政系统内,有各级监察厅(局),司法体系里也有各级检察院及其下属部门,就连中共内部的党务系统也有各级纪委及其相关督察人员;在经济领域更是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系列的监督机构及专业人员。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监督机构和执法人员,可中国还是无可避免地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到了连反腐的执法人员也公然参与贪污腐败的地步。造成目前这种腐败横行、贪污肆虐的唯一原因在于政府不愿把监督的权力归还给民众,而目前的监督仅仅只是在政府权力构架之下的监督。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不仅流于形式,有时甚至连表面上的形式都省了;被讥讽为花瓶的政协更不可能作为在野党对执政党进行必要的监督;更糟糕的是,在一党独裁的制度下,最起码的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都成了奢望,更不可能有所谓的司法监督和舆论监督。因为,中共很清楚,所谓的监督只能是在权力集团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而不能有在独立于权力集团外自下而上的监督,而这种监督就好比一个人自己拽住自己的头发,要把自己楸离地面一样无法实现。
因此,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目前的腐败现状,只能是一厢情愿。中共之所以高调反复倡廉,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民众做了一个正面的姿态,以空头支票的形式来购买民众对现政权的忍耐度,好让击鼓传花的游戏继续玩下去。
尽管民众对一再失信于民的政府所开的支票并不完全相信,但囿于中共强大的党政军系统,民众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相信政客们信口开河时许诺的美好愿景。但是,对比一下毛时代与后毛时代中共的治国策略,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个变化,那就是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寄希望于对未来的许诺,而不愿从当下做起,更不愿意对现状做任何哪怕是丝毫的改变。
在毛时代,自古田会议之后,中共便一直信奉“从思想上建党、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此时,中共意识形态对全党和全国还具有极大的劝诱力。1949年以后,中共在大陆民众心中的声望更是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但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美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匈牙利十月事件以及中苏大论战等一系列事件,让在内战中获得超强自信的毛泽东有了极大的危机感。为了维护中共执政党的地位,更为了维护毛泽东本人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以毛泽东为首的权力集团展开频繁而猛烈的政治斗争和残酷的党内清洗。
步入了后毛时代,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衰落以及多元经济对一元政治体制的瓦解,为了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为了维护政治寡头和权贵集团的经济利益,中共一边不断地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意识形态进行修修补补,一边则不断地向民众公开许诺,开了许多漫无边际的空头支票。这一点从中共建政60周年庆典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当游行队伍簇拥着新中国四位不同时代领导人的巨幅画像走过天安门广场时,他们的原音也依次在广场上先后响起。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江泽民的“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再到胡锦涛的“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中共历代领导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谎言,一次有一次毫无责任地许诺。一个政权居然到了要靠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断向民众对于美好未来的许诺才能维系统治,真是可悲至极。更为可悲的是,由于中共的统治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因而贪污腐败一直是中共身上挥之不去的梦魇,更是其久治不愈的顽疾。
在毛时代,或许还有意识形态诸如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软性制约;今天的胡温时代,意识形态这块遮羞布早已破烂不堪,中共的绝对权力在政治架构上不但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制约,就连意识形态的软性制约也早已荡然无存了。因此,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手握绝对权力和无限资源中共执政党迅速腐化成一支唯利是图且极为短时的利益集团,腐败加速了中共的内部溃烂,更腐蚀了其执政根基,为了避免竭泽而渔,中共高层必须得严惩腐败。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非常荒唐的悖论:腐败侵蚀了中共的执政根基,让其有亡党的危险,为了维护其统治,就必须得反腐;在意识形态破灭的今天,中共维护一党独裁的目的早已不再是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为了让权贵家族和利益集团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就要去搜刮民间财富,大兴腐败之风。简言之,中共反腐是为了独裁,而独裁却是为了更好地腐败。中共就一直纠结在反腐败与维护独裁之间,进退维谷。
更重要的是,在目前一党独裁的体制下,反腐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因为当下的制度滋生和纵容腐败,更因为这个制度需要腐败来维持其运转,倘若没了腐败,这个制度也就随之消亡。道理很简单,中共的统治地位是由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在这样一部公然为专制制度招魂的宪法统治下,政府必然是以民众为假想敌,以防止其政权被来自民间的势力颠覆,所以其统治必然是要奴役民众、愚昧民众,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中南海所制定的治国方略及一系列政策必定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存在的,而这些损不足而奉有余的政策的推行必须得依靠各级地方官吏,倘若各级地方官吏各个都是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好官干吏,那些洗劫农民、损害工人、监控市民的政策还能得到推行吗?
正因为这个政权是专制独裁的,所以它必须得靠那些脸厚心黑、吃人不吐骨头的贪官污吏来统治。假如共和国的官员都如岳飞所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那么作为党魁的胡锦涛能放心的下吗?如果一个官员,既不爱钱,有不怕死,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帮着中共去干那些奴役民众、鱼肉百姓的勾当呢?正式因为有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所以胡锦涛才能稳坐钓鱼台,中共高层才能从容不迫地进行十八大的政治分赃。
如今十八大换届在即,各方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纷纷活动,以期在即将召开的政治派对中能分得一块更大的蛋糕。此时,中共高层频频发出要整肃吏治、查处违纪的信号,这绝非中共高层欲整肃贪腐,从严治党的暗示。任何人都知道,想要肃贪,最根本的是要铲除滋生腐败、纵容贪污的土壤,而中共高层是绝不会放弃既得利益的,更是断然不会在十八大前的节骨眼上搞什么肃贪反腐。中共高层这次之所以高调地强调反腐,搞什么“五个严禁、十七个不准、五个一律”,除了给民众及国际社会做了一个正面姿态,让民众对几乎绝望的执政党再次寄予希望,好让击鼓传花的游戏还能玩下去外,还有一个不便说明的原因是因为面对各方利益集团的争夺日趋激烈,此时祭出肃贪的大旗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和对换届的有效控制,并以此保证其权贵家族的利益。
在中共高层看来,整个中国都属于他们几大家族,在这次权力的交替中,为了使各大家族的利益最大化,必须得防止那些有损利益集团利益的“害群之马”混了权力阶层,因此,必须得严禁其他人在私底下活动。在他们看来,权力和利益,只有我给你,你才能拿,不能有非分之想,否则就是僭越,就是搞不正之风,就是贪污腐败,就得严令禁止,予以打击。就如同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周润发扮演的皇帝对周杰伦扮演的皇子说:“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
这话是中共多年来想说而不能说一句话——所以贺国强才表示,各级领导干部“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总之一句话,要放弃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安排。而所谓的组织安排,其实就是政治寡头之间的利益权衡。所以说,与其说这次中共高调强调纪律是为了肃贪治党,还不如说面对日趋激烈的权力斗争,为了镇住各方蠢蠢欲动的政治势力而采取的一场政治暗战。
(中欧新闻社)

中国被房地产了

来自香港的对《中国房地产之厄》的评论



王炼利这本写将中国房地产兴盛与危机的书,不能在中国出版,而选择了在香港出版。大抵每个关心中国发展的人,都要读一读这本充满数字、国内名词的“怪书”。
说这本书“怪”,是因为这本书所引数据都来自中国官方的公开资料。偏偏经过各个不同部门的数据对比,你就会发觉,那些数字往往都是批评官房地产政策的最佳武器。
王炼利曾任职国内房地产,写这本书是出于良知。书中没有内幕要爆,因为王炼利只是让数字自己说话。王炼利认为,中国经济之腾飞,起于房地产商品化和信贷市场,可是,二十年过去,房地产因官员的腐败,已发展成具有垄断性质的庞然大物。王炼利把上海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商列了表,又把那些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名字和他们之前的职务罗列了出来,结果,个个都是前上海政府机构官员。
地皮拍卖,转让、再转让,以“国家需要”为名大规模改造旧区,于是,迫迁、迫迁、再迫迁,迫迁的结果是人为地制造了被迫迁者的房地产需求。王炼利痛心疾首,认为国家操纵的市场不止垄断了社会资源,还垄断了监察权。
最令人震惊的是居民即使真金白银买下了房子,拥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证”,可是,房地产商一样有办法合法强迫居民迁出,原因是房地产商手握的是“含有‘处分权’的土地使用权证”,而这张证要比小市民拿的证“更高级”。
房地产成了各地政绩工程。银行贷款愈来愈多,城市区域愈划愈大,迫迁愈来愈张牙舞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成了经济腾飞之母,又成了腐败的基地,国家崩塌的触发点。
去年年底,全国房地产贷款余额超过九万亿,占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近五分之一。房价下跌已经变成“牵一发动全身”的“要胁中国经济论”。王炼利直指中国人消费率低正是因为中国超高房价蚕食了中国人未来二十年的购买力。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中国,部分人士因为转让地皮或利益参合其中成为巨富,部分有关系人士因为超高的“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薪酬以外的种种超高福利)而不用沦为房奴,受害的却是整个中国的生机。
读这本书,你会看见房地产之势大,又会看见对抗势力之孤单。香港如是,中国如是。

中国已成中上等收入国家,贫富差距仍是问题


中国社科院周一发布《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其中提到,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1年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政府不久前提高了贫困线,但是弥合巨大贫富差距的工作仍亟待推进。


周 一,中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社科院发布2012年度《产业蓝皮书--产业竞争力报告》,指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1年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 列。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个人均收入的统计存在一个换算标准的问题。世界银行的换算是按照官方的汇率,但是如果按照购买力 平价来折算,中国的人均收入早就超过5千美元了。他说:

"从汇率来算,一美元等于6点几个人民币,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一美元只相当于3点几个人民币,其中相差差不多一倍。"

据 中国媒体报道,在社科院这份报告的发布会上,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其仔表示,中国必须警惕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在进入中上 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原先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无法重复也难以改进,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就难以突破一万美元。进入这个 时期以后,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中国存在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而 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经济转型的两难境地,人们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遭遇"硬着陆"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先是物价飞涨,民众怨声载道,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 策;一段时间之后,通货膨胀的程度虽有所控制,但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欧美等重要出口市场需求疲软的背景下,出口受挫,工业生产活动进入收缩,民间信贷也 出现危机,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重新放宽货币政策,以重新刺激经济增长。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是否与"中等收入陷阱"有关?

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经验之谈,不具备理论上的必然性,也有的经济体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直接一跃进入高收入行列。不过根据目前中国的情况,的确存在这一风险:

"中国在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市场发达的一个结果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变成陷阱,出现政治上不安定等种种问题,这与收入分配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中国很多大城市已经进入高收入行列,而不仅仅是中等收入了。"

提高贫困线有利于更多关注弱势群体

不 久前,中国政府决定将贫困标准定为人均每年2300元人民币。上调后,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也就是需要政府救济的人口从2700万增加至大约1亿 2800万,占总人口的10%。茅于轼指出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穷的人很穷,富的人很富,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是一个关键。提高贫困标准有利于更多的真正贫困的 群体得到社会的关注。

12月1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世界银行副行长卡努托应邀参加这一会议 并发言,他说,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研究,中国有潜力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在2030年人均收入将翻两番,达到一万六千美元,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不过,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调整增长模式,降低巨额贸易顺差,以减少和贸易伙伴的纠纷。

作者:雨涵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

胡平:《环球时报》一次奇怪的民意调查


正当中共领导人反复重申“五不搞”,地方政府对基层选举中的独立参选人横加打压,全面围剿之时,中共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却在12月1日发表了一份民意调查报告,称“近九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免令人啧啧称奇。

乍一看去,《环球时报》这份报告是以民意调查的形式,表示中共官方对民主的认同。但认真一读,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环 球时报》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候进行这样一次调查呢?主持这次调查的“环球舆情调查中心”说得很清楚。它说:“当今的理论界一直有‘泛民主化’的倾向,把民 主的标准单一化,好像只有符合西方民主观的形式、道路、模式才是民主的。中国在‘民主’的问题上一直处于被西方批判的位置,不仅经常被说成是‘不民主 的’,甚至不断被西方扣上‘反民主’的帽子。民主是好东西,我们也需要民主,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民主应该是什么样的?西方模式的民主是唯一的民主实现形式 吗?为了了解中国普通民众对民主的看法,对中国民主建设的感知,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就民众对‘民主’的看法在全国7个具有地域代表性的城市发起调查。”

由 此可见,《环球时报》进行这样一次调查,其目的就是伪造民意,抵制国际社会的批评,为中共领导人的“五不搞”做辩护。中共当局害怕民主,拒绝民主,但是它 又不好意思公开这么讲。于是它就玩起了偷换概念的老把戏:先是笼统地称赞民主是好东西是大趋势,但同时却把民主的内容抽空,把有内容的民主统统叫做西方式 民主美国式民主,然后再加以拒绝,最后,在毫无确切内涵的“中国式民主”的幌子下,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并声称那是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认同。

看 看他们的调查结果吧。《环球时报》写到:“调查结果显示,近九成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好东西’,77.2%受访者认同‘民主是大趋势’,近八成受访者认同 ‘民主制度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美国式民主只是其中一种’。此外,近半数受访者认同‘激进式的民主推进方式不利于国家发展’,60.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可 能建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模式。”

这真叫“老狗玩不出新把戏”。早在1986年,我就写过一段话,揭露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空洞 性。我说:“什么叫‘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你从标有‘民主’的箱子里取出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取出对领导职位的自由竞选,取出反对意见的自由发表和独立 舆论,等等……所剩下的大约就叫做‘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了。如果它还有东西剩下的话。”

《环球时报》的伪民意调查再次揭示出中共当局 在民主问题上的尴尬处境。它既不敢公开否定民主,也不敢象毛时代那样公然宣称它已经是民主,而且是更真实更高级的民主,它也不敢说美国是不民主是假民主, 它只敢说美国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它必须说它也喜欢民主,只不过它要的是中国式的民主,然而什么叫中国式的民主呢?它却什么内容也说不出。因为它知道一 旦它说出来,别人就都知道那根本不是民主。

作者:胡平,原载:RFA


魏欢欢:党领导下的民主——北京选举观察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权力机关。根据宪法和人大代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县 (区)级人大代表有提名候选人并投票选举县 (区)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人大常委会主任、上一级人大代表,有提出议案、建议、质询等权利,有审议表决预决算等重要权利。根据《选举法》第二条 第二款规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2011年秋季,北京市进行了区县和乡镇人大代表直接选举。11月8日全市统一投票,并于当晚或第二天上午开箱计票,截至11月14日,北京市16个区县共选出区县人大代表4349名,各乡镇共选出乡镇人大代表9931名。

与 以往的选举不同,此次选举引起了舆论的广泛持续的关注,因为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电脑拥有量的增加,参选人得以借助拥有数亿用户的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络 平台发布参选信息,使广大网友得以及时跟进选举动态,了解选举细节,与参选人进行网上网下的互动,深入参与到选举的全过程中。因为这种持续的关注和互动, 我们得以了解选举中的进步,也更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下面就我们在选举过程中观察到的情况,对北京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做一个简述。

一 北京选举的进步

(一)公民社会的进步,独立候选人增多,竞争增强

此 次选举,独立参选借助微博的传播显得声势浩大。自五月以来,共有姚博、徐春柳、熊伟、舒可心、乔木、张映伟、李昊辰、张凯、吴丹红、仝宗锦、李昆鹏、林 毅竟、程海、柳红、野靖环、野靖春、韩颖、湛江、王秀珍、郑威、吴丽红、刘秀贞、刘素民、周秀玲、杨凌云、张善根、王秀珍、庞银平、徐香玉、朱福祥、葛志 慧、常玮平、吴兆勇、张诗羽、刘超、刘若晴、方洋、黄明浩、程钰婷、毛建生、吕祎星、许志永等五十多位公民公开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未在网络声明参选但以联 名方式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仅北京师范大学一校就有超过80人,北京全市的联名参选人总数则无法统计。

参选人职业类别多样化,除以往的大学生、大学教师、律师、公司职员、维权业主外,新增了公益人士、网络知名人士、拆迁维权人士、模特、作家参选,未公开的独立参选人还包括律师高级合伙人、私营企业主。
除此之外,北京市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参选形式上也有所创新,比如联合参选、在网店出售T恤筹集参选资金、举海报现场宣讲,制作网络视频进行网上宣传等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还出现了两位独立候选人竞争同一个代表职位的情况。

(二) 选举委员会加大候选人宣传力度

以 往初步候选人名单上只有候选人的姓名,而本次选举中初步候选人名单增加了候选人性别、出生年月、学历和工作单位等内容。这也按照新修改的选举法的规定, 首次公布初步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形式上也有所创新,例如北京邮电大学和金融街选区就采用了录制视频的方式介绍候选人,北邮还在校园内宣传栏操场等人流较多 的位置张贴候选人的宣传海报。尽管如此,这些原本应该承诺为选民代言的正式候选人竟然没有一人主动公布个人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家庭或办公地址等联系方 式。相比而言,独立参选人往往会在选举宣传的过程中主动公布个人邮箱、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这一举措显然也是受选民欢迎的,一位北外的同学在《我为啥选乔 木》一文中说:“他如果干不好,我有他手机,有他邮箱,也知道他在哪里办公,可以随时找他理论。”向选民公布个人联系方式是对参选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不做隐形代表的一个基本保障,体现在参选过程中则是有诚意参选的最基本表示。

2004年我国在修改《选举法》时增加了候选人与选民见 面的规定。2010年修改《选举法》时作了补充完善,明确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 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见面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见榜不见人”的现象,使选民对代表候选人有更 多、更直观的了解。

从已经完成人大换届选举的6省区的情况看,选举委员会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活动开展得比较普遍。这也是此次区县乡 级人大换届选举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个做法 使新修改的选举法相关规定落到了实处,值得鼓励。尤其是广州,广州市各区、县级市和镇选举委员会在所有选区开展了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活动,共有 4569名区、县级市人大代表候选人和4376名镇人大代表候选人参加了见面活动。见面会过后媒体还对见面会的情况进行了报道,提升了选举的人气。

此 次选举中北京有部分选区召开了候选人见面会。但是总体而言,北京在落实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上并不积极,见面会开得少,而且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很少。没了人 气,整个选举显得格外冷清。因为按照规定,仅“选民要求”的才组织召开选民见面会。不召开见面会,就减少了一个选民了解候选人的绝好机会。不开见面会,很 多时候选民就是失去了唯一的当面接触了解候选人的机会。

相比而言,农村的选举宣传比城市活跃,有些村在村级有线广播中一天三遍播放选 举相关事宜,使得广大群众对换届选举知晓率更高,此次人大换届,乡镇级代表选 举中以另选他人当选的人数也大大高于城镇选区。以此次北京选举为例,区县级人大代表通过另选他人当选的仅6人,而乡镇级的人大代表通过另选他人当选的有 47人。这个事实也是对中国人素质太低不宜实行民主制度的一个有力驳斥。

二 选举中的问题

(一) 选民登记 ——非户籍人口登记难
选民登记中最大的问题是非北京本地户籍的大量人口选举权难以得到保障。
选 举结束后官方报道此次北京市人大选举参选率为97%,这个高参选率是在把近1000万常住的非京籍人口排除在外的前提下取得的。据官方报道的数字,在北 京全市范围内,16个区县登记的选民总数为937.5万人,这个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2号公报公布的北京市1961.2万 常住人口数相差了1023.7万人,排除其中不具备选民资格的未成年人,尚有数百万常住人口未能参加此次人大选举。在2010年选举法修改中被搁置的流动 人口参选权问题再次突显。

网友北鸣燕蓟称其所在公司有约50位员工,因为户籍所限,只有5人登记为选民。(北鸣燕蓟:《人大代表选举 的一次观察》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 /article_2011111848996.html )。海淀区独立参选人熊伟也观察到在他居住的福缘门选区,将近两万人的社区,大多数人都是非京籍,而这两万中其中仅有他和他父亲两人成功完成选民登记。据 《新京报》10月15日的报道,和平里地区有流动人口2.3万人,和平里街道工委书记王小英表示,到10月15号停止集中登记选民为止,一共只有6个流动 人口进行了选民登记。平谷区登记选民31万多人,其中非本市户口选民登记人数为1799人,只占登记总数的0.58%左右。(新京报2011年10月15 日A10版 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杨华云、饶沛、魏铭言、杜丁、刘春瑞、郭超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10/15/content_284662.htm?div=0)

据 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市的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已达704.5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5.9%。就数量而言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就所能享受 到的公民权利而言,这又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子女上学问题、医疗问题、社会福利和保障、住房、购车等关乎切身利益的权利面临诸多不平等待遇,为了 保障自身权益,这个群体特别需要发出声音,通过人大代表渠道反映愿望和诉求。这些在北京生活、纳税的新移民也有权要求享有与户籍居民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然而,事实证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未能在北京参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选民登记门槛过高,导致无法完成选民登记,而按现行的选举办法规定,不能在北京登 记为选民则不能在北京参加选举。

北京市今年的选举细则规定:需要在北京居住一年以上,依据之一是与工作单位签订的合法有效合同,二是有效期一年以上的暂住证,同时由本人提供户口所在地原选区选举机构或是区县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出具的选民资格证明。这两个条件难倒了绝大多数的非京籍人士。

就 在原籍开具选民资格证明一项而言,北京的外来人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家在农村,要他们的家人到县城找人大开具选民资格证明,确实很困难。全家都在外工作的 人,要他们回家开选民资格证明,时间、路费都成问题。为一张看起来没有实际利益的选票费这么大劲,在他们看来也并不划算。而且由于以往少有先例,地方选举 工作人员对如何开具选民资格证明并不熟悉,有的地方选举机构还要求先出具在北京参选的资格证明,双方来回推脱,导致最后任何一方都未开具。

如何证明在北京居住一年以上,也难倒了一些非京籍人员。由于当前社会人民的法制意识普遍不强,劳资双方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情况大量存在,这使得不少长期在京居住的外来人员无法提供劳动合同。由于工作岗位普遍流动性大,频繁更换工作的人也无法提供年满一年的劳动合同。

至 于暂住证满一年,由于暂住证已不强制办理,加上涉嫌歧视,被部分非京籍人士抵制,因为以上因素,很多人在北京生活多年也没有办理暂住证。还需要强调的一 点是,此项要求是临到选举才公布,很多人想办理也来不及。而且根据今年5月份有关部门下发的通知,租房者要办理暂住证,不仅需要拿到房产证复印件,而且房 主还必须先缴纳8%的个人所得税,在缴纳租房收入个人所得税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前提下,且缴纳一次经该出租房屋就会被登记在税务部门的系统内,以后出租 房屋皆需要缴纳,有多少房主愿意为了配合租房人办理暂住证而承担这样一笔额外的费用?如果这笔所得税由租房者承担,则无疑会加大租房者经济负担,名义上免 费办理的暂住证,实际上就成了借助租房个人所得税变相收费。如果下次选举仍然沿用此标准,则非户籍人口参选将面临更大困难。

中国在选 举权方面遵循普遍平等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 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也就是说 凡是具有中国国籍、年满18周岁、有政治权利的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资格不应因登记而具备,选民登记只是对选民资格的确认,而不是选民资格的 决定条件。因为登记原因不让参选实际上是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侵犯,是违法行为。政府应为选民参选创造便利条件,而不是用登记限制公民参选。

人 口的流动和迁移是现代社会基本现实,正视问题,难以想象在一个现代国家,如此大规模人口的基本公民权利处于实际上的被剥夺状态。我们呼吁尽快建立全国联 网的选民登记管理系统,解决流动人口登记难的问题,同时以常住人口数而非户籍人口数为标准分配代表名额,让常住非户籍人口就地参选,以切实保障非户籍常住 人口的选举权利。


(三) 推举候选人

根据《选举法》第七章二十九条,提名候选人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各政 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二是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按照 候选人地位平等原则,以上两种推荐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由以上方式产生的代表候选人地位平等,均应列入初步候选人名单予以公布,任何选举机构、组织和个人 均不得调换和增删。
按照以上规定,只要符合获得选民十人以上联名推荐十人就可以成为初步候选人,但是此次选举中部分选区却私下制定了一些潜规 则,比如规定必须在选民小组内推 荐,或者是在同一班级内推荐的才有效,并以这些潜规则来否认选举法明文规定的选民联名推荐权。例如柳红所在的安慧东里选区就在选区之下又划分了三个社区共 约80个选民小组,各小组内联名不能合并。这就使得单个社区内不够十人、选区内够十人的无法成为候选人。北京交通大学张映伟征集到300多个联名之后,选 举办公室负责的人不愿意接收联名推荐表,称只按学院接受各选民小组提交的推荐表。经过激烈争论,又以每个人的签名只有一份原件,一份复印件为由拒绝接收。 在反复地商议之后才勉强收下,但还是称是否有效要由北下关选举分会决定。
中国政法大学独立候选人仝宗锦的遭遇是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他在联 名阶段征集到了2574个联名,却被校方宣布联名无效不予接收。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联 名推荐必须在选民小组内进行,但是选举法中没有就是否必须在选民小组内做出具体规定。该做法只是昌平区的潜规则,显然无法作为否定2564个联名效力的合 法依据。
另外一个严重违法的操作是不给独立参选人联名推荐表,十三联合参选人中仅巴沟韩颖一人侥幸领到推荐表,其他十二位参选人因为领不到推荐 表而不得不宣布以另 选他人方式继续参选,这使他们在选举中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在北京邮电大学,还出现班长出面谈话要求学生撤销对独立参选人的联名推荐的情况。
联 名阶段还存在因选举工作人员不熟悉选举流程,不清楚推荐表的填写要求而前后说法不一,让独立候选人不得不反复修改,耗费大量额外时间和精力。如巴沟独立 候选人韩颖在预定日期前填完推荐表后又负责选区选举工作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又提出一些之前为提到的新要求,韩颖为了避免争议,不得不重新请推荐人再签了一 次。北外的乔木也表示很多选民向他反映他们的推荐被压制、被自愿改变,很多交上去的表因为次序不一致、有空行、两份不完全一样等等原因被认定为不符合规 定,推荐他的选民小组的所有的老师和学生还被要求在特定时间点前必须赶到指定地点重签,否则推荐就会被判为是无效推荐。

(四) 正式候选人产生

如 何在初步候选人中确定正式候选人,《选举法》规定,“由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酝酿、讨论、协商”。2004年修法后,“酝酿”二字被去掉。绝大多数由 选民或代表联名推荐的参选人,均在此环节出局。出局者只能号召选民在选票中“另选他人”一栏投自己一票。但是,要让选区的选民知道这个参选者的存在,需要 大量的宣传工作。

由于限制竞选,名字出现在选票上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将占据极大优势,能否出现在选票上对于当选也就至关重要。由于不公 开不透明,酝酿协商产生正式候选人往往 成为暗箱操作排挤不受官方欢迎的参选人的重灾区。经过酝酿协商之后,除大兴区饮马村的徐香玉外,其他所有独立参选人都在这一阶段出局。只能通过“另选他 人”方式继续参选。由于组织动员的难度极大,北京市至今未有公开参选的独立候选人通过另选他人当选的先例。

选民小组协商存在的问题
没有经过选民公开推举就确定了选民小组长人选,这些选民小组长往往就是由选举办自己指定的召集人。
选民小组会议,大量选区实际并未召开,召开的选区参与人员往往也仅限于组织选举工作的居委会街道办等内部工作人员。由于选民小组会议不透明不公开,常常是问题重重。

安 慧东里独立参选人柳红根据参加选民小组会的亲身经历总结出选民小组会议在代表选多数民意见方面打的四个折扣,第一个折扣:参加选民小组会人数少得可怜, 只有几个人,参加选民小组会的人数只有选民人数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第二个折扣:选民小组长由于事实上的被指定,多有服从上级的倾向。第三个折扣:协商 讨论是在选民不充分了解候选人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进行的。第四个折扣:协商讨论的形式本身抑制了选民自由表达。当面的讨论使参与者失去了匿名状态下的自由选 择权,尤其是在候选人是本单位或社区领导干部,参会的又有单位领导的情况下,普通选民更难自由表达个人意见。(柳红微博地 址:http://weibo.com/1822720981/xuoP8g2a9?type=repost )

依据什么方式确定大多 数选民的意见?事前没有为外界所认可的标准,事后也没有救济。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在仅限于选举工作人员参加的内部会议上就确定正式 代表候选人。直接选举谁上谁下当选应由选民手中的选票说了算,由少数人预先代替选民做决定是对全体选民选举权的侵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直接选举变成了间 接选举。目前,公民选举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权利仅限于基层人大,现在连这唯一的机会也被剥夺,人民当家做主如何体现?为了规范选举,确保公民的选举权,选 民小组讨论协商产生代表正式候选人这一弊端重重的环节应予以取消。

没有预选
与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相比,预选 是种相对公平透明的确定候选人的方式。但尽管有众多独立候选人参选,并且在一些高校中出现了几十上百个联 名参选人,在本届区县乡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北京市却没有任何一个选区采用预选的方式确定正式候选人。从初步候选人到正式代表候选人,这中间经过了怎样的层 层筛选,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广大选民亦无从知晓。由于程序标准不公开,也可以说此次选举中正式候选人的确定全部为暗箱操作。

(五) 介绍候选人,最大的问题

(1)限制独立候选人的选举宣传
独 立候选人一致认为此次参选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不许宣传。徐春柳在社区方法选举宣传材料被叫停,乔木走访学生宿舍被叫停,张贴的宣传海报被撕掉。柳红拜 访选区居民,发放传单,并因此三次被选举工作人员约谈,后被迫停止宣传。张诗羽在宿舍楼内张贴的宣传海报立即被撕掉。十三联合参选的北京市民,除前两次顺 利进行,都被阻止,阻止参选人见面,有的参选人宣传活动尚未开始就被从家中带走。

组织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可以利用官方资源制作视频、宣 传海报、易拉宝、张贴宣传单,根据候选人地位平等原则,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联合依法提名推荐的候选 人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其地位平等,也应该有权进行选举宣传,但此次选举中针对独立候选人不仅不给于任何资源的支持,对其自发进行的宣传也一再限制乃至恶 意破坏,宣传资源的不平等导致了候选人之间竞争的不平等。

北京师范大学黄明浩在参选经验总结中写道:“在11年海淀区的选举中,我采 用了能想到的最为平和最为安全的方式,不在校园内的BBS论坛(蛋蛋网、师悦) 上发表任何帖子,不在新浪等平台上发表任何微博,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只在尺度较大的人人网平台上宣传,尽可能的保持较低的姿态……这一个月所做的宣传 非常之保守。最大的硬伤就是没有做任何实体性的宣传,没有制作彩色版和黑白版的海报、传单。”在官方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独立参选人为避免跟官方发生冲突 而引发对自己的打压,往往不敢做大规模的选举宣传,但这样一来,他们参选的信息也就无法充分地传达给选民。相对于官方候选人大张旗鼓的宣传,独立候选人在 选举中处于明显的劣势。
选举的主体应该是候选人和选民,选举中应该加强候选人与选民的互动,允许候选人直接接触选民,向选民传达自己的参选理念 和承诺,同时让选民有机会直接接触 候选人,传达自身的诉求,并依据自己对候选人的了解做出选或不选的判断。由第三方居间介绍反而是在在候选人和选民之间凭空设置障碍,实际起到的作用是让候 选人和选民彼此陌生,选民无法选出真正能为自己说话的代表,被选出的代表也无法了解选民的真实需求,无法真正为选民服务。把选举工作机构当做选举的主体是 主体错置,选举主持机构应该在选举中保持中立,而不是成为选举的主导方。


(2)、恶意造谣散步不实的负面消息,抹黑独立参选人,误导选民。

北 京外国语大学乔木背景复杂,北京邮电大学则谣传许志永参选是别有用心,北邮一位叫做邵连龙辅导员在在校大学生活跃的人人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人大候 选人的一些感想》的貌似中立实则为学校的违规操作辩解,同时抹黑重伤独立参选人的文章,影射独立参选人“底细”不清,称其独立参选是“故作姿态”,让不了 解此事的选民对独立参选人产生不良印象。一个化名郝仁的校内ID则重新翻出2009年的文章《许志永,你有什么资格当代表》,重提公盟税案这样一桩典型的 良心犯罪,恶意违法欠税,混淆视听。这种针对性极强的抹黑,有损选举公平。

(3)、封杀参选人微博、博客、社交网站主页

11 月4日下午五点,此次选举最主要的网络平台新浪网统一封杀乔木、刘超、张诗羽、许志永五世等公开参选人的微博账户,东城区参选人徐春柳被强制去粉,选 举微博“选举关注”、“选举观察员”等微博也被封杀,IP地址被跟踪,重新注册新的微博账户也不能使用。在之前的一轮封杀中,选情观察,发布新参选人信息 的粉丝数过万的选举观察被封,公民选举关注在播报了十三联合参选人的宣传活动后也被封。

乔木在参选总结中写道:“各种打压、抹黑,我 早有准备,但禁止我进入学生宿舍走访、网络全面封杀(4个博客、10个微博还有2个人人网账户)、监听、跟 踪…,我知道这是一场注定不让你取胜的选举。当学生也在不断被谈话、叫家长、跟踪、搜查、微博人人被监控、对着摄像头指认”(乔木:选举之后:动机、经 费、下一次http://www.chinaelections.com/NewsInfo.asp?NewsID=218285 )种种意想不到的封杀将全面打压的猜测实质化、表面化,给独立候选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也使整个的选举气氛变得紧张恐怖。

(4)、对独立参选人进行监控,限制参选人人身自由

在 选举宣传阶段,受打压最严重的是联合参选的十三维权公民。这十三人中除野靖春、杨凌云两人的选举宣传比较顺利外,其他人的宣传都被打压,9月16日为郑 威助选时所有参选人和助选人都被强行弄到派出所无理羁押,7小时后才放人。在这之后,预订要做选举宣传的人都会被事先控制起来,无法出现在宣传现场。再后 来,到了要宣传的时间,警察就守在所有参选人家门口,不许出门去帮其他参选人助选。导致宣传根本无法进行。此事被大量外国媒体跟踪报道,在国际上留下了中 国政府不允许独立参选、严厉打压独立参选人的恶劣印象。

对其他参选人的打压在前期并不是特别明显,显示了对不同参选人的区别对待。但据多位独立候选人反映,投票日前一天各选区选举工作人员都打电话询问参选人的行踪并在投票时全程陪同。

(五)投票日

投票日当天氛围

北京邮电大学投票日当天不准记者靠近,有观察者在投票处拍了一张照片就被选举工作人员请出校园,并叮嘱学校保安不得让此人再次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更是从选举前两天就开始对进入校区者严查身份证件,非本校人员,一律不许进入,人为制造紧张的选举气氛。

秘密写票间成摆设

秘 密投票是选举的基本原则之一,旨在确保选民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表达其真实意愿。选举法第34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选民或 者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选举法第38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律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但在本 次选举中这一规定并没有被严格地落实。

据观察员在北京师范大学邱季端体育馆主投票会场现场的观察,所有投票的选民都在透明敞开场地填写选票,整个投票地点未设置任何秘密写票间。

据北京化工大学独立候选人李昊辰在北化主投票场地科学会堂的观察,所谓的隐蔽写票处就是大厅中间的一张桌子,谈不上有任何的私密性。旁边作人员一直在看填写选票的人,还提示写票的选民只能二选一,另选他人

再 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例,主投票场科学会堂的秘密写票间设在会场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选民如果要到秘密写票间写票需要绕很远。整个投票处就只有一个秘密写票 间,26000多名选民如果都要求在秘密写票间填写选票,那么一天之内根本不可能完成投票。而且在开放的写票台和秘密写票间之间有时还站了人,如果走过去 会被别人看见,这无疑也会给选民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实际上投票当天主动要求到秘密写票间人非常少。这唯一的秘密写票间基本上也成了摆设。
(六)不及时公布选举结果
尽管连夜点票,此次选举的结果并未当场公布。16日北京各大媒体报道了此次区县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结果,但在这之前,多数选区并未贴出选举结果公告。网友后来公布到网上的选举结果公告,落款时间有11日、13日、15日多种。
选 举结果公告采取统一格式,仅公布了本选区选民数、参与投票人数和当选代表名单,对于当选者所得票数,落选者和另选他人票数都没有公布。一些独立参选人被 私下告知大约的得票数,而另外一些独立参选人的票数则无从知晓。这种敷衍了事的做法显然是对选民不够尊重。这样有头无尾的选举也不能给选民一个满意的交 代。但是,即使选民不满意也无法追求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因为选举法中对选举结果公告中应予公告的事项和公告发布时间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上述问题暴露出 选举法立法的不完善,选举法对选举中的细节问题应做进一步的规范。

总 结

根据11月9号之后逐渐揭晓的选举结 果,北京邮电大学独立候选人许志永获得了3500张左右的选票(该数据位选举工作人员私下告知,准确数字没有公布), 中国人民大学独立候选人张诗羽3186(另有将姓名错写成张诗雨的122票、张诗宇13票及零星的其他写法),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青获得1080票,乔木 1296票(由计票当晚现场监督的学生公布),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明浩获得860票(监督计票过程后得知),安慧东里选区的柳红得101票,在严密的防范和 重重限制下,独立候选人在各自选区内仍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十分不易。这也说明在当代中国,关注自身权利的公民,表达自身诉求的公民也越来越多。

尽 管关注的力度空前,此次独立参选仍然充满了未知的风险、紧张和莫名的恐惧,以致选民联名推荐候选人和按个人意愿投票都存在不确定的风险,之所以会有这么 多的困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产生的过程中,执政党的角色错位,本应作为竞争者的一方,实际上却成了领导甚至操纵的一方,选举委员会缺 乏起码的中立性。为了贯彻上级领导的意图,保证内定候选人当选,它对公民自行推举的候选人必定要予以排斥,对于其中积极者则要坚决打压。

贺 卫方教授在选举之初就说过的:“自由参选是国民乐观的标志……如果有人打压封杀自由参选者,这会是让对体制抱着乐观态度的人心灰意冷的做法,是对我们国 家和体制不负责任的,是在拆我们大厦的砖。”打压独立参选是一种与时代要求严重脱节,不能主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权利要求的表现。在社会矛盾多发、民 众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社会背景下,打压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也是一种对中国的未来不负责任的做法。

选举就要有竞争,没有竞争也就 无所谓选举。公民在法律的框架内参与民主建设就是一种积极的努力。社会进步也要靠千千万万人一点一滴的努力实现。没有选民自 由主动广泛有效的参与,公民的选举权就无法落到实处。我们没有必要把竞选贴上某种主义的标签并拒之门外,没有理由对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充满敌意。我们呼吁 放开限制,允许公开竞选,让选民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言人。

2011年的北京选举让我们看到,由于选举领导机构对选举过程的严密控制,由 于对公民独立参选的重重限制,也由于长期以来人大代表名不符的现实导致民众对 选举权利的冷漠,中国的基层民主仍然停留在计划或操控的阶段,真正有勇气依法履职的代表几乎没有机会当选。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公民参选仍然是一种难 得的大众权利启蒙教育,它让更多普通人了解到自己的权利,了解到每一个个体在社会的政治变革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民主宪政是我们这一代 人的使命。民主的实现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选举仍然是理性温和地推进建设民主的一个不能放弃的努力方向。我们 期望待能有更多负责任的公民站出来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村委会选举、居委会选举、行业协会选举、业主大会选举等选举中来,在一次次选举中普及选举知识,积 累经验,积累人气,逐渐地用行动突破体制的牢笼,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公民(公盟)2011年11月
( 选举项目助理 魏欢欢)

作者:魏欢欢,原载: 魏欢欢的日志

“奥斯陆空椅子后一年”


12月11日,亚洲人权圆桌会议在布拉格举行。会议由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倡议举行。达赖喇嘛、伊朗人权律师伊巴迪、旅美民主人士杨建利等人在会上发言。会议也借“人权日”之际,纪念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年。
 

此次亚洲人权圆桌会议的副标题是“奥斯陆空椅子后一年”,以纪念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周年。会议由“论坛2000”组织举办,该组织由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于1996年创办。

会议的五位主要发言人是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伊朗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伊巴迪、法国前外长库什内、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人之一黑瑟尔(Stephane Hessel)和旅美民主人士杨建利。

据了解,由于哈维尔身体状况较差,未能与会,特向会议致书面发言以示歉意,并特别提出呼吁释放刘晓波。达赖喇嘛代哈维尔主持了论坛的开幕典礼。会议在布拉格查理大学举行,与会者包括大学生、教授、社会各界人士、外交官等,约六七百人。

杨 建利在会上的发言题为"两个中国"。他向德国之声表示,最近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模式",似乎可以替代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模式。至于什么是中国模式,很多人 不是很清楚。"我用'两个中国'这个概念,来介绍中国模式。在89年六四屠杀以后,逐渐形成两个极端分离的社会。一个我称为'中国有限公司',另一个是普 通老百姓的中国。这两个中国没有共同的政治语言,也没有共同的政治生活,而且贫富悬殊,互相仇视。这个结构是以低人权、低环保、低工资,限制一般老百姓的 权利,尤其是工人集体谈判权利而形成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他也分析了中国政府维持这样一个模式的策略,特别讲到未来中国工人运动的成长。

杨 建利也介绍了其它与会者的发言。在政治上退休的达赖喇嘛对中国道德水准的下降、贫富悬殊的加剧和环境状况的恶劣表示忧虑,同时呼吁释放刘晓波。达赖喇嘛也 于11日在布拉格国会中心发表演讲,题为"在纷扰世界中寻找幸福"。亚洲人权圆桌会议的每个发言者都提到中国议题。伊朗人权律师伊巴迪指出,没有中国的支 持,伊朗政权不可能维持下去。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获奖一年后仍被关押。他的妻子刘霞仍被软禁。杨建利呼吁不能忘记刘晓波。上周四,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哈维尔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声援刘晓波委员会。杨建利也是发起人之一。他解释营救刘晓波这位唯一仍被监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义:

" 从世界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任何一个像刘晓波这样的人被释放,就意味着这个国家要开始政治变革。最近的例子就是昂山素季。昂山素季去年11月份从软禁中 被彻底释放。一年后,缅甸开始政治改革。所以,我们在促使刘晓波被释放的过程中,可能会迫使中国提前进入开放的时期。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作者:苗子

责编:石涛


韩国警员被中国渔民刺死引发外交风波


一名韩国边防警被涉嫌非法捕鱼的中国船长刺死,引发韩国民众抗议,韩媒称中国渔民为“海盗”。韩国总统府人士称,李明博可能重新考虑下月访华行程。


美 联社报道称,周二(12月13日),一些愤怒的韩国民众前往中国驻首尔大使馆举行抗议活动。一名右翼抗议者驾驶商务旅行车接连三次冲撞韩国警方用来保护使 馆建筑的警用大巴,而其他一些人则通过损毁中国国旗来发泄不满。在一个人气较旺的互联网论坛上,有人呼吁对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进行炮击。

此前一天,韩国海岸警卫队发布消息称,一名涉嫌在韩国海域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船长在暴力拒捕过程中,杀死了一名韩国警员,并造成另一名警员受伤。

中国船长暴力拒捕 韩国警员一死一伤

韩 国《中央日报》在头版文章中将中国渔民称为“海盗”。在该报网络版头条报道中透露,死亡警员名为李畅浩(Lee Cheong-ho),今年41岁,韩国海岸警卫队特种部队成员。事发时间为当地时间上午7点左右,当时李畅浩等十名警员在韩国小青岛附近85公里处海域 试图抓捕两艘涉嫌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并成功扣留了其中一条。韩国警方随后上船逮捕了9名中国船员中的8人,只有船长逃脱。李畅浩与其他三名同事前往驾驶 室,准备控制船只并逮捕躲在里面的船长。李畅浩与34岁的翻译李乐勋警员(Lee Nak-hoon)破门而入。中国船长用玻璃碎片和另一件致命武器多次刺中李畅浩左肋,并刺伤李乐勋。但也有其他媒体称,作案凶器为两把刀具,上面还留下 了该船长的指纹。韩国警方称,李畅浩当时并未使用佩枪,可能是认为已经彻底控制渔船,并且该名船长是唯一一名拒捕者。

李畅浩随后被送往附近的仁川市任荷大学医院,但在途中因器官衰竭和失血过多而死亡。韩国媒体称,这是2008年以来在打击中国非法捕鱼的"战争"中首次出现死亡案例。

此外《中央日报》还刊登了多幅资料图片,显示中国渔船采用各种办法抵抗韩国警方,其中包括用渔网包裹船身防止韩国警员登船,多支渔船并排在一起航行,以及使用自制长矛攻击试图靠近的韩国警方快艇。

另外一家韩国媒体《朝鲜新闻》则发表社论,要求韩国海岸警卫队配备更多的船只,对采用武器抵抗的渔船船员采取更为强力的措施。

韩国海岸警卫队一名发言人表示,目前涉案中国船长被关押在仁川接受调查,尽管他否认杀人,但检方认为凭借当时案发时船长所穿衣服上的血迹等证据,有足够把握以谋杀、暴力袭击及非法越境罪提出起诉。

事件引发韩中政治交锋

事 发之后,韩国青瓦台总统府立即做出反应,李明博总统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将对中国非法渔船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韩国官员表示,如果此事无 法得到顺利解决,李明博可能会重新考虑原定于下月的访华行程。而此前一周,韩国刚刚照会中国大使,要求中方加强管理,制止非法捕鱼。而周一事发之后,韩国 再次召见中国大使并表示强烈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在周一的新闻发布会对此事件做出回应,根据法新社报道,中方对导致韩国警员死亡 的事件表示"遗憾",认为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但在中国媒体报道中,引用的外交部表态是"中方正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愿与韩方配合共同妥善处理,希望 韩方保障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给予应有的人道主义待遇",并未提及"遗憾"一词。

法新社报道称,韩国媒体和政界对于中方拒绝道歉极为不满。韩国议会海事委员会周二召开紧急会议,就如何回应中方进行讨论。《中央日报》称,如果不采取长期有效的措施,类似冲突可能会导致两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外交冲突。

韩国和中国就黄海海域的渔权问题多年来争执不休。上周韩国宣布将对在其单方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内非法捕鱼的外国渔船加大罚款力度。外界认为,这是青瓦台对该地区日益增加的中国渔船作出的回应。

另 据韩国海岸警卫队数字,今年曾总共扣留过439艘在黄海海域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其中一半发生在过去三个月内的捕鱼旺季。去年的数字是370艘。一般而 言,韩国警方在逮捕渔船之后会处以罚款,然后放行。由于本国海域污染严重、过度捕捞,中国渔船近年来频繁前往争议海域进行作业。一艘中国渔船出海两周能赚 大约25000美元,但如果被韩国警方抓获,可能面临两倍乃至三倍之多的罚款。

综合报道:石涛

责编:乐然

德国之声

部长听得,文化人就听不得!

“双十二”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忽略的日子——“西安事变”发生日。“西安事变”今年也逢五,75周年了,但各大官网连动静 都没有,说明今年党中央不打算提这件事。倘若某个部门非要把“12月12日”也变成敏感日,那真是没事找事。而北京市一群文化人就遇到这种没事找事的事。


文化人搞学术讲座也被盘查

12 日一大清早,宪政学者曹思源就给康国雄老先生打电话:“我今天去不了,有人来了,不让我去听报告。”很清楚,老曹让人堵住门口了。据悉不但来了人,还来了 车,曹思源一旦不配合,将被“请”走,起码一天要失去自由。还有新闻学者焦国标,为了规避“世界人权日”,大冬天被国保带到避暑地延庆度假村呆了三 天,11号刚让回到北京,他也接到了听报告的通知,也没来成,说明也被堵住了。

事情远不止于此,11日,80多岁的康国雄老先生一个小时 内就接到四个电话。第一个电话:“这个报告会是谁组织的?”康:“是我召集的。”第二个电话:“你们的报告会是什么内容?”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文史研究馆研究员杨天石做《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学术报告。”第三个电话:“凤凰卫视来不来人?”康:“不来。”第四个电话:“你们的报告 会不要让记者报道。”康:“除了听演讲,没有其他打算。”

打电话的是朝阳区一所成人学校,是康国雄先生1979年创办的,联系这里,主要因为午餐实行AA制,学校食堂可以提供方便的自助餐。追问的四个电话,当然不是出自校方的动机,而是为入校盘查的某个部门代言。

选择12月12日只是巧合

11 月26日,该月最后一个周六,上午十点,一批文化人自付16元茶水费,到海淀万圣书屋二楼茶座进行茶叙。约定成俗,此项活动已经进行二年有余。近代史专家 杨天石,也是该茶叙的常客,但是今年因为是辛亥100周年,杨教授国内外学术活动频繁,好多月的茶叙都未能参加。26日茶叙,杨先生也只能参加十几分钟。 大家欢迎他讲话。他告诉大家,9月27日,北京图书馆开办的"部长级历史文化讲座"请他做学术讲座,他拿出两个题目:《蒋介石和国共关系》,《孙中山的民 生主义和和现代价值》。北京图书馆经过请示,选择了第二个。

杨天石认为,孙中山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否定"剩余价值"学说,认为 "社会有能力分子,在生产、消费过程里都有贡献。"他提出:"民生才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原动力",而马克思、斯大林"阶级斗争"、"消灭资本家"的主张是 大错特错的,孙中山认为:"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时候发生的一种病症"和"兽性"。他主张"开放政策","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并存。"

杨天石告诉大家,他的讲座,在一百多位部级干部中反响热烈,认为是"闻所未闻的孙中山"。北京图书馆每期讲座都要部级干部填写问卷,此次收到回执达47%,给以很高评价,表示以前"唯上、唯书",对孙中山实际不了解。没有反对意见。

茶友们强烈要求杨天石也给大家做一次讲座,时间当然要看杨天石的,联系人是康国雄老,还要征求成人学校的意见,学校建议选择工作日,员工不必加班。"双十二"就是这样确定的。


孙中山、蒋介石都是中国文化的必修课

" 双十二"讲座的举行,是文化人维护自身文化权利的结果,11日有关部门的介入,引起大家一致的愤慨,纷纷呼吁要"照开不误"。如今政治局请学者到中南海讲 课,俨然成为中共的政治文化,每次都有新华社报道。部长讲座也在北京图书馆举行了两年多。为什么只有文化人自己掏茶钱,掏饭钱自发进行文化学习,就要被干 涉?部长听得,文化人就听不得!这不成为当前"文化改革"的一个讽刺段子了吗?

中国的历史文化早已被政治扭曲和污染,学者的作用,就是拿 出历史真相,给全社会进行文化补课。杨天石正是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他是大陆第一个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学者,几年前,凤凰卫视采访他,他不过讲了 《蒋介石日记》中记载,1936年对暑期训练团提出两条训练方针:1,为国事牺牲。2,为人民服务。对凤凰记者的追问,杨天石一再解释毛泽东1944年9 月21日,为纪念张思德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不叫抄袭"。还是遭到毛左派的网络围攻,大骂杨天石"卑鄙"、"无耻"、"该枪毙"。"恨不得杨天石 的皮被扒光"。

12日杨天石进行讲座时,一再声称"所用幻灯片是北京图书馆制作的。"但是回答自由提问,学者讲真话的率性还是表露无遗, 根据提问他回答了蒋介石到台湾之后是如何贯彻落实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他说我们只讲孙中山讲的"耕者有其田",其实还有半句"让地主也不受损失。"蒋介石 是用国营公司股票的方式换取土地,而且开办"土地银行"让农民用贷款方式购买土地。凡是把股票保留下来的地主,在经济起飞时候,都转化为工业企业家。

因 为提问者踊跃,饭后自由发言的时间仍旧是杨教授回答问题的时间。他从蒋介石亲自决策、指挥傅作义绥远战役,收复百灵庙,一直讲到二战后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坚 持朝鲜、韩国独立,拒绝罗斯福将越南送给中国的建议,坚持越南、印度独立,也坚持站错队的暹罗(泰国)独立。又为文化人讲了一个"闻所未闻的蒋介石"。

杨天石告诉大家,今年末或明年初,57年的《蒋介石日记》(1915、1916、1917、1924四年丢失)将在台湾出版。这是文化人的好消息。

作者: 高瑜

责编:达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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