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7日星期日

降落撞斷機尾 韓亞航2死 進場飛太低 不排除機師過失



乘客慌逃
機上乘客在降落失事後迅速撤離,並拍下飛機冒出濃煙的照片。

韓亞航空波音777客機在舊金山降落時失事,機尾脫落,中段與前方機身燒出大洞。 


南韓韓亞航空一架載有307人的波音777-200型客機,前天(台灣時間昨凌晨)在美國舊金山機場降落時失事,尾翼與主輪撞到跑道尾端的防波堤,落地後滑出跑道,起火燃燒。多名坐在機尾的乘客在尾翼斷裂後被甩出機外,跑道上發現兩名來自中國的女中學生遺體,182人輕重傷,123人奇蹟般安全逃生。

事故原因不排除是機師人為疏失,當時天氣雲朗風輕,291名乘客及16名機組員均已做好降落準備,機場也未開啟協助機師在惡劣天候降落的導航系統。一名乘客說:「感覺只差10秒就要抵達,結果飛機失事,大家都撞到艙頂。」

乘客甩飛「好恐怖」

多名目擊者表示,飛機降落時機身過低,尾翼撞到跑道尾端的防波堤後斷裂,機師企圖拉起機身未果,再度重擊地面,起落架也被撞飛,機腹著地滑出跑道,最後停在沙地上,過程約30秒。李姓韓籍乘客表示,飛機降落時「速度太快且角度太大」,生還乘客史東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說,「大家的頭都撞到艙頂」,坐機尾的空服員「都被撞飛到機外,是我看過最恐怖的畫面」。甚至有乘客聲稱看到燃料箱飛在空中。當時飛機飛行了10小時23分。

飛機受撞擊後數十秒,機艙內開始冒濃煙,乘客在飛機停下後從逃生門倉皇逃離。乘客李維說:「大家都在尖叫,我試著引導他們逃出。」之後火勢越來越大,將艙頂全燒毀。有多名被拋出機外的乘客躺在跑道上,約20至30分鐘後才有救護車到場。塔台與機組員對話錄音顯示,地面人員早已獲報,但飛機起火後卻遲遲沒有消防車前往。傷者被送往當地9家醫院,49名嚴重傷患多為脊椎、頭部受重創。

舊金山消防隊長海斯懷特表示,有人看到部分生還者從海水裡出來,「猜測他們應是自己泡進水裡降溫。」此為波音777客機投入商業飛行以來首傳死亡意外。

研判並非機械問題

這班編號OZ214的航班,由中國上海起飛,中途停南韓首爾,再飛舊金山。乘客中有141名中國籍,含70名赴美參加夏令營的山西及浙江中學師生,罹難的16、17歲浙江女學生王琳佳與葉夢圓都坐在機尾。業界人士指中國乘客多,主要是因由南韓轉機赴美的航班票價略低。

韓亞航是南韓第二大航空公司,執行長尹永斗昨在記者會上向乘客家屬致歉。他稱該客機購於2006年,「目前了解無引擎或機械問題」。兩組共4名南韓機師均資歷豐富,有3人飛行時間逾1萬小時。

我國沒有同款客機

我外交部北美司司長令狐榮達說,據我駐舊金山辦事處回報,機上無乘客持中華民國護照登機,但若是有人是雙重國籍,拿他國護照登機,目前無法掌握。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許高慶指出,經清查,未發現有台灣旅行團搭乘該班機。

另外民航局表示,國籍航空公司並未採購與出事客機同型號客機。長榮航空的15架波音777機隊為777-300ER。華航日前宣布採購10架波音777,也是777-300ER。

波音777-200ER客機小檔案

首架交貨時間:1997年

用途:長程廣體客機

長度:63.7公尺

翼展:60.9公尺

載客量:最多440人

發動機數量:2具

空重:13萬8100公斤

最大飛行距離:1萬4300公里

造價:2億5880萬美元(約77億6400萬元台幣)

主要客戶:聯合航空、美國航空、英國航空、法國航空等

資料來源:波音公司官網、維基百科

台灣  蘋果日報

習總的新疆噩夢

習近平在訪美時與奧巴馬大談「中國夢」與「美國夢」的共通點,但作為一個五十多個民族的大國的國家元首,習却不太願意談新疆夢或西藏夢。無他,北京的少數民族政策近年遭遇空前挫敗。自從2008年與2009年西藏、新疆相繼爆發騷亂後,曾出任西藏書記四年的胡錦濤已大量增加駐扎疆、藏的軍隊、武警與特警,同時中央以投資與新城鎮化為名進行漢族大規模西移,但後果是疆、藏變為隨時爆發的計時炸彈!

習在去年底出任總書記後,曾經與分管疆、藏的政治局常委兼政協主席俞正声考慮一些新方案。畢竟習仲勛早年出任中共西北局時曾主張用懷柔政策安撫少數民族,而且在五十年代習老跟達賴喇嘛私交不錯。同時,作為太子黨大哥的老俞作風相對溫和;他接任中央西藏與新疆領導小組組長後,曾派人向西藏流亡人士釋出善意,更有傳聞中共可能與達賴的代表重開談判。

但上月在新疆鄯善與和田發生暴徒襲擊警察與平民事件,導致近四十人死亡,是09年烏魯木齊市騷亂以來最血腥事件;之後北京一味强調加碼「高壓維穩」,個別地區並採取類似戒嚴的措施。例如軍隊、武警與民兵在「高危」城鎮與村落二十四小時巡邏,居民委員會隨時向警察舉報可疑人物,新疆大學更投入幾百萬人民幣加强安保與校園監控系統等。

北京的反應說明習總與老俞沒有吸收過去的教訓。疆、藏問題的癥結之一是中共多年對民眾正常宗教活動百般打壓,例如把寺廟作為重點監控對象,穆斯林長老與佛教僧侶喪失人身自由。老俞上周在新疆部署進一步「鐵腕維穩」時要求幹部「引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衆為新疆發展穩定作出更大貢獻」,但他對憲法保障少數民族宗教自由的政策絕口不提。

第二,北京不但把宗教人士列為維穩與專政對象,中共幹部與疆、藏的知識分子與群眾代表已失去對話渠道與共同語言。記得五、六年前還有個別溫和的疆、藏學者願意投入與漢族知識界溝通的工作,但北京發動嚴打「三種勢力」的人民戰爭後,和解的可能性已瓦解。最離譜的是,習李體制為了掩蓋其失敗的民族政策而把責任推給「國際反華勢力」。《環球時報》上周發表一系列文章,聲稱「東突」恐怖組織獲得美、日、與土耳其等國家的支持,美帝在新疆搞顏色革命云云!

北京的如意算盤是十年、二十年後,更多的漢族商人與工人會湧進疆、藏地區,而當地的少數民族在不可能不被「漢化」的情况下只有認命並向現實低頭。但在疆、藏越發驚人的襲警與自焚事件却說明,北京的焦土政策可能會引起更爆炸性的反中央事故,進而把習總的「中國夢」打個稀巴爛!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香港   蘋果日報


謝長廷登陸,只是吹皺了春水!

南方朔

在政治上有個基本的原理,那就是不能在戰場上得到的,大概也不可能透過談判而得到。海峽兩岸當年從國共內戰一路打下來,打到1949年,最後隔海而治,對中國而言,它所努力的目標,就是不能透過戰爭而得到的國家統一,希望能以和平方式達成,那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而對台灣而言,則是要永保現狀,維持分裂,國民黨可以維持住中華民國;民進黨則希望維持一邊一國的現狀,這就是通稱的「獨台」或「台獨」。

對於兩岸的這種情勢,北京當局當然知之甚詳。因此在胡錦濤時代,北京的策略有二,一是「和平反獨」,二是「以商逼政」。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國際政府承認的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它的「和平反獨」當然很容易奏效。由於中國乃是經濟崛起的大國,它也很容易就收編了台灣的經濟實力。在經濟上,胡錦濤時代已將台灣吸納進了中國經濟圈。台灣意圖「獨台」或「台獨」的經濟資本已大幅削弱。

由「和平反獨」到「和平促統」

因此,現在的習近平時代,我們已可看出北京對台策略的改變,那就是從「和平反獨」進而「和平促統」,在經濟上則是加大加快對台灣經濟的統合。北京方面一直在放話,要求兩岸政治協商,即是「和平促統」的一部分。不過人們也知道,「和平反獨」乃是一種消極性的手段,它比較容易達成,但「和平促統」則是積極性的目標和手段,它的難度自然比較大,因此媒體遂稱「兩岸關係已進入了深水區」。在這個深水區階段,兩岸的鬥爭主軸已成為「和平促統」vs.「和平拒統」,無論「獨台」或「台獨」皆已因為不可能實現而告失敗。

不過,當主軸已變為「和平促統」vs.「和平拒統」,對北京而言,它所面對的挑戰其實已更大。台灣任何一個黨在統獨上或有爭論,但在維持現狀上則意見傾向卻差不多,意思是說在「拒統」這一點上,台灣反而極有可能形成共識,使北京的「和平促統」面對極大的抵抗力。在「和平台獨」上民進黨沒有能力主導話語權,但在「和平拒統」上,民進黨反而有更大的正當性,這種情勢的變化,遂使得北京和台灣的民進黨關係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紅綠對話 有益無害

以前的民進黨因為主張台獨,北京基於它的「一中」原則,當然拒絕與它往來,但現在台獨幾已注定不再可能,而且台灣在走向「和平拒統」,民進黨的影響力可能擴大,北京對民進黨已不能不加理睬,因此北京對民進黨的態度已必須改變,雖然表面上要民進黨公開放棄台獨主張很難,但對那種不可能的台獨,已毋須看得那麼嚴重,能夠與民進黨來往,多一點紅綠對話的管道,對北京總是好的。如果民進黨執政,兩岸因為有了紅綠對話,凡事就容易緩衝,不會動輒就鬧僵;縱使民進黨沒有執政,但紅綠對話,對北京的「和平促統」亦有益無害。而民進黨方面,已有一些派系,體會到台獨的不可能及無效果,民進黨已需和北京有所往來,才可能在兩岸關係上發揮作用,並可能透過形象的改變,抓到台商及台商家屬的選票,增加執政的機會。這些民進黨的派系,比較有彈性,它們不可能立刻的反對台獨,但卻極有可能成為非獨的勢力。民進黨執政時曾做過行政院長的謝長廷就是民進黨這種比較有彈性的派系代表。他在去年10月4日第一次「登陸」,上個月的28日二次登陸,就是圖建立起民進黨與共產黨間的對話關係。兩次登陸,北京方面也善意回應,他第一次登陸會見了戴秉國和王毅,第二次登陸則會見了張志軍。他的談話中雖然仍有台獨的調性,但已點到為止,沒有發揮,反而是在「兩岸命運共同體」這種感性語言上做文章。能夠在感性上求溝通,就已是一大突破。個人與群體的交往,只會咬立場是沒有用的,只有先求感性上的善意與互信,才可求將來關係的改變。

不過,我們也要知道,民進黨乃是個派系性極強的政黨,它有溫和務實的彈性派,但也有獨性極強的台灣基本教義派,由於派系複雜,民進黨的第一線領袖如蔡英文和蘇貞昌等人,都不敢在最基本的統獨問題表態,因為一表態就難免成為眾矢之的,影響到他的領袖地位,只有謝長廷這種二線領袖始可能去領導改變。就以這次謝長廷的二次登陸,台灣媒體雖有人大力稱讚,但民進黨內獨性極強的人士大罵的也極多。

民進黨仍傾向獨性較強兩岸政策

就在謝長廷二次登陸後,7月4日(上星期四),民進黨黨中央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召開了一次名為「華山會議」的對中擴大會議,這個會議的主旨就是在評估謝長廷二次登陸的效果,並希望擬定出民進黨自己的兩岸政策。

果然如眾所周知的,民進黨內像謝長廷這種彈性務實派目前仍只是少數,謝的「兩岸命運共同體」這種感性的話語受到相當大的抨擊。民進黨人物仍堅持台灣的主權,並認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應該與國民黨不同,不必競爭覑要去獲得北京的支持。民進黨強調,它要爭取執政的機會,又希望制定出國際能接受能諒解的兩岸政策,這也就是說民進黨仍傾向於採取獨性較強的兩岸政策。

在民進黨的會上,倒是民進黨內與藍和紅都有關係的前立委沈富雄說了真心話,他表示,民進黨要制定出人民能接受、對岸能忍受、又和國民黨不同的兩岸政策,其實是不存在的。因此已可看出,謝長廷二次登陸,迄至目前為止,只是吹皺了一池春水。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想要有較大的改變,仍有待將來!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香港   明報


十二年博八百億

如果有一門子的買賣,你博贏了就有八百多億元可以一人獨吞,博輸了就坐牢十二年,不過,如果在獄中行為良好的,大抵八年便可出獄。天地良心,這個買賣你是否肯定自己一點也沒有動過心,即便你在深思之後仍能不為利祿所誘?你又是否肯定身邊每一個認識的人都不會鋌而走險?

俗語說:「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的生意沒人幹。」只要有足夠的利錢吸引,即便是要殺頭的勾當,參與的人仍會前赴後繼,何況區區十二年可博八百億,舉目全港,我敢擔保,只要再有第二次機會,願意以身犯險的人仍會絡繹於途。

風水師被控偽造文件的案件於上星期審結,法官在庭上怒斥被告「無恥、邪惡、極度貪婪」,並且以最高刑罰為量刑起點,酌情略減,最後判其入獄十二年。

此消息一出,可謂全城歡騰,但對於十二年的判刑是否合理,則惹來不同意見,認為大快人心的固然不少,但也有人認為法庭恐怕是不自覺地受社會情緒影響,出手太重,對被告未免有點不公。

筆者則認為,刑法的價值是在於發揮阻嚇作用,希望人們不會再犯,所以,衡量判刑是否合理,應看該刑罰能否阻嚇後來者。判刑十二年阻嚇對八百億元的貪婪者恐怕猶有不足,若再減至七、八年,則肯定變得軟弱無力。

陳偉強 大學講師

太陽報

故宮玻璃砸不碎 國人質素扶不起

北京故宮再次發生破壞文物事件,早前有遊客懷疑不滿拍照被阻,徒手擊碎翊坤宮正殿展室一塊玻璃,導致國家二級文物「清代銅鍍金轉花水法人打鐘」墜地受損,輿論嘩然。為防止事件重演,當局「斬腳趾避沙蟲」,全面更換宮內百多塊用來封存文物的玻璃,改為安裝「用大錘都砸不碎」的強化玻璃。

其實,內地亟須提升的不是文物保護,而是國人的文明質素,北京故宮文物頻頻受到蹂躪,正是世風日下、道德墮落的寫照:今年二月,太和門附近一個大銅缸被人刻上「梁齊齊到此一遊」七個大字;不久前,工作人員在護城河撈出數萬根玉米芯;今年五一小黃金周期間,故宮中和殿門窗遭旅客破壞……可以說,只要國人的醜陋本性不改,不管當局如何改善文物保護,終究是無濟於事的。

旅遊等於浩劫,慘遭破壞的何止古文物。大家不會忘記,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其山東高密的老家幾乎被慕名而至的遊客踏破門檻,為了沾「文曲星」的光,莫言家大院裏的蘿蔔被拔光,接着小草被拔光,拔無可拔時,連村中的樹葉也被摘得七零八落,用蝗災來形容遊客的醜行,並不為過。

一邊花錢 一邊破壞

中國人走到哪裏,就把醜行帶到哪裏,近年荷包鼓脹的國人紛紛走出國門看世界,也將種種不文明行為帶到國外,引發新一輪「黃禍」。埃及樂蜀神殿、英國大教堂、法國藝術館,先後被刻上「到此一遊」的簡體漢字;連人迹罕至南太平島嶼的海灘上,都留下「中華牌」香煙盒。沒有最醜,只有更醜,部分國人漠視法紀,自私自利,不僅自己大出洋相,也丟盡了國家顏面。中國人已淪為髒亂吵的代名詞,有旅遊業者明言:「一想起中國人,便想到塗鴉、搞破壞、亂丟垃圾,大聲喧嘩、隨地大小二便。」

對於中國遊客,全世界可謂既愛又恨,愛的是中國遊客出手大方恍如財神爺,恨的是他們四處破壤儼如野蠻人。為了勸告中國人入鄉隨俗,全球各地旅遊景點不得不貼出簡體中文字的「請便後沖水」、「垃圾桶在此」、「請保持安靜」等告示。即使在同文同種的台灣,台北市議會亦作出「陸客只准從後門出入」的規定,原因是陸客到訪議會大樓時,總是旁若無人的喧嘩拍照,言行不雅,正門花圃內更滿布陸客隨手丟棄的煙頭、牙籤等,為維護台北市形象,市議會不得不出此下策。

古人說,衣食足而知禮節,倉稟實而知榮辱,但對當代中國人而言,並不適用。數之不盡、禁之不絕的旅遊亂象,說明有錢不等於有品位,大國崛起不等於文明提升,國力強盛不意味着受到尊重。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中國人在國際上形象低落,不能怪別人歧視,只能怪自己不爭氣。

太陽報


中國式文明你要服

內地有女作家說,她的朋友曾做了一個實驗:連續多天,進地鐵就對人微笑,發現微笑的回報率是零。至於反應,基本上有三種:報以警惕並厭惡的一眼;其次是趕緊避開;最後是狠吐三字「幹甚麼?」或「有病啊?」女作家感而嘆曰:「中國人啥時候對中國人好了,中國就真正強大了!」

依老朽看,中國式情緒就是我行我素,睬你都傻!北京市民曹先生日前在頤和園著名景點十七孔橋附近散步,赫見數名四、五十歲的男外省人對着頤和園外牆小便;曹先生即使提醒「前面就是廁所」,惟他們一笑置之,依然「必也射乎」。中國人就是愛自由!

大半生不羈放縱愛自由的老朽,早前看到一則令我熱血翻滾的新聞。話說遵義一男子王某因在洗浴中心消費時,遭到女按摩師性侵而報警,只見他一臉憔悴無助,哭訴對不起老婆。老朽真有衝動推薦這位忠貞漢子,成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候選人,並相信他會高票當選。這位漢子重新點燃純愛之火,要是每省各地多幾個如此潔身自愛的好丈夫,公安少了掃黃,可以騰出更多時間打黑,則社會自然和諧!

曾經有人指出,國人將步入小康社會,不少人已先富起來,何以「衣食足仍不知榮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許多不文明的壞習慣依然改不掉,像在公共場合如地鐵、電梯公然大小便。此言差矣!像維護老婆將電梯當廁所的丈夫,或教小孩在地鐵車廂內解決自然呼喚的父母,也不一定就不文明,從另一個角度觀之,此乃散發國人愛心無所不包的廣闊情懷!

批評國人未能從文明體驗強大,亦不盡不實。據悉五台山有一寺廟,善眾要祈福添香油,若現金不足,可以現場刷卡。文明如此與時俱進,多富中國特色啊!

施友朋

東方日報


殭屍鳳爪現人間 舌尖中國毒不休

神州黑心食品數之不盡,繼上海等地揭發「口水火鍋」後,廣西等地近日更出現駭人聽聞的「殭屍鳳爪」和仿真度極高的冒牌汽水。舌尖上的中國,毒毒不休,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近日廣西當局查處大批走私急凍鳳爪,這些鳳爪來源不明,含有大量細菌和血污,吃了隨時中毒。更恐怖的是,執法人員還起出大批三、四十年前生產的「殭屍鳳爪」,最老一批的產期標明是一九六七年。這些接近半世紀前的產物,本已發霉發臭,但這難不倒無良奸商,只要利用氧化氫等非法添加劑為鳳爪漂白除臭,加上食肆調味加工美容,便搖身變為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端上餐桌。

無獨有偶,西安、河南、甘肅等地亦聯合搗破一個運作最少五年的冒牌汽水窩點,查獲二十多款冒牌汽水,包括紅牛、可樂等,涉款數百萬元。冒牌汽水用香精和糖精勾兌,不僅毫無營養成分,長期飲用更會患上糖尿病等疾病。令人驚訝的是,冒牌汽水由外表到味道都與正牌大同小異,售價也跟正牌相若,若非經過正牌廠家反覆認證,根本難辨真假。

特供不除 食品難安

不論是「殭屍鳳爪」,還是冒牌汽水,反映的都是無良奸商喪心病狂,監管當局尸位素餐。今次雖然是當局接獲舉報後主動查處,但檢獲的問題食品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黑心食品每天從不同渠道流入餐桌。更令人疑惑的是,從生產日期看,「殭屍鳳爪」很可能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官方戰備糧,為甚麼數十年來一直未予以銷毀,為甚麼會流出市面,進入千家萬戶的餐桌,當局語焉不詳。由於走私鳳爪利潤極高,一噸可達二萬元,黑色產業鏈貫穿全國,如果說當中沒有官商勾結,有沒有人相信呢?

這些年,規管食品安全出台的條文愈來愈多,愈來愈嚴,但黑心食品卻愈演愈烈,從石蠟米到溝渠油,從瘦肉精到激素蟹,從硫磺木耳到吊白塊米粉,沒有一樣不是推陳出新,聞所未聞。一個能上九天攬月、能下五洋捉鱉的國家,竟然遲遲治理不好食品安全問題,真是咄咄怪事,中國人吃的是有毒食品,喝的是不安全的水,呼吸的是污染空氣,縱然國力全球第一,那又有甚麼意義?

中共第五代上台後,國人一度對當局撥亂反正寄予期望,結果仍然是失望。說到底,特權階級樣樣有特供,不會真正關心食品安全問題,貪夠刮夠,大不了轉移資產一走了之。可憐老百姓不吃餓死,吃了毒死,根本無路可逃。中國人如果有一天亡國滅種,絕子絕孫,就是毀在貪官奸商手上。

東方日報


鐵道部的臭味至今在張德江身邊徘徊不去

別了鐵老,老百姓有話說
  
   輿論在熱議大部制改革,其最令公眾唏噓不已,自然非鐵道部莫屬。僅騰訊微博專題“別了,鐵道部”,就吸引了超過47萬跟帖討論。

   “鐵老大”撤銷,盛光祖也隨之被扣上了“末代鐵道部長”的帽子。老大都走了,鐵路職工又將何去何從?盛光祖給這些因為政策之變而失去方向感的群體吃了定心丸——“鐵道部雖然被撤銷,但鐵路職工不存在安置問題,也不會裁員。”

   別了,鐵老大!

   對鐵路職工來說,可謂一大喜訊,所以也有好心情紛紛跑到即將為塵封歷史的鐵道部子前合影留念。盛光祖除了送來好消息,也給普羅大眾傳來“噩耗”,因為原來的鐵道部今後要按照市場規律,按照企業化經營的模式來定票價。

   雖然漲不漲價的述很含糊,不過明眼人一看就明,必漲無疑。310日的@新華微評中寫道,“大部制改革、政企分開大勢所趨,但真要改革到位路還很長。改革是為發展,為百姓。別讓百姓承擔太改革成本。”這裡所說的改革成本,如濃縮到火車票漲價的問題上來,則更簡單明瞭。

   幾歡樂幾家愁。鐵道部被撤銷一陣叫好,但聽聞要漲票價,老百姓復又一臉愁容。北京政協委員馬光遠則站出來為民眾鳴不平——市場化定價是對的,也是大方向,可是,鐵路運營,就你一家,別無分店,何來的市場?貨運搞價格極低的計劃指標,這些不合理的成本通過“市場”向百姓轉移?招標中的腐敗成本也讓百姓買單?竊以為,先把壟斷放開了,天價的紙巾盒消滅了,再來談市場定價吧。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公之於眾的當天,輿論對其關注熱情一度爆棚,不過大多是頂著專家、學者頭銜的人在“豆腐兩碗,兩碗豆腐”地復倒騰。民眾怎麼看?大部制改革對老百姓而言是好是壞?只能從民間輿論場來管窺這一民意。

   比較權威的人民網輿情調查結果顯示,46%的受調民眾認為機構改革是大勢所趨,符合社會發展要求;27%的人認為機構改革需落到實處,精兵簡政,提昇效率;16%的人建言機構改革的力度有待於進一步加大;而另有11%的人期盼機構改革能給百姓帶來實惠。

   網友“黃貴芬stcalm”說,大部制改革,避免了不必要的職權交叉和責規避等問題。“優游容與”則認為,大部制改革最重要的在於如何處理集權與分權的關係,理順經營權和監管權,優化資源,再造流程,轉變職能,裁除冗員,提陞效率。否則又是換湯不換藥。“小布-sky”失望中帶著希望,稱這次改革沒有改到重點上,很多需要進一步提辦事效率的部門都沒有動,期待下一步大部制的變化。“風雨蟲”則貼近實際發問:不知道會帶來什麼新的惠民措施?

   不過,在眾多改革議程中,老百姓最想說的還是火車票會不會漲價的問題。從當前輿論來看,大部制改革牽扯到的鐵道部撤銷進而引發的車票漲價,則是老百姓不待見的。

全球房地產都有中國富豪身影


事件》編譯  艾米娜


歐洲市一半冷一半熱

  現最搶眼歐洲國首推土耳其,2011年全年房價萎縮2.39%,但2012年卻像沖天炮一樣飆升10.55%,台灣Fundus回顧報告指出:土耳其近年持續改善經濟基本面、與銀行體系,標準普爾、惠譽(Fitch)等國際信評公司,於2012年接連調升土耳其的主權信評。此外,土耳其2014年總統大選前,政府應會推出刺激基礎建設與消費的財政政策,吸引資金持續流入,土耳其股市2012年漲幅52.55%的熱況,2012年應可持續。

  房地產價格在2012年止跌回升的還有丹麥(5.8%)、挪威(5.33)、烏克蘭(4.01%)、羅馬尼亞(3.58%)、瑞士(2.41%)、愛沙尼亞(2.4)、芬蘭(2.12%)與瑞典(2.02%)。

  愛爾蘭與波蘭房地產價格的頹勢也見緩解。其,還未走出房市崩盤的愛爾蘭,政府2012年本想推動法,鼓勵銀行削減屋主房貸月供金額,但法案遲未通過,彭博社報導稱,愛爾蘭銀行業者或將面對查封法拍的歷史潮、以及處置回收資產的壓力,不過由於愛爾蘭房地產價格,已經低於合理平,2012年市場已然重現投資者交易。

  波蘭歐洲躲過國次貸的唯一歐洲國家,2008年經濟增長5.1%、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增率1.6%、20103.9%、20114.3%,而且主要由內需市場帶動,但2012年因歐債問題惡化,同時抑制海外投資與內需市場,2012年第GDP年增率意外縮減到1.4%,內需消費年增長降至0.7%2012GDP長率僅1.5%,是2002年以來的最低水準。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也看衰波蘭2013年的經濟情況,預估GDP成長率僅1.6%,雪上加霜的是,波蘭染上歐盟的失業潮,2012年計有15.5萬人失業,目前失業高達13.3%,景氣悲觀可見一班。

  跟波蘭歸為同一類的悲情市場,還有葡萄牙與保加利亞,2012年房價平均價格分別下跌6.85%、5.42%;但至少較2011年分別下跌8.45%、8.67略有進展。

 
歐債危機緩解無日

泡沫化倒數的加拿大房地產

  2000年開始起飛的加拿大房地產市場,2000年第一季到2008年第一季期間,房地產價格飛衝62%2009年第二季到2012年第二季期間,價格再上揚18%,儼然變為《經濟學人》口中“世上最脫離現實的房地產市場”,加拿大財政部趕忙在2012年夏天緊縮貸款條件,逼著十年牛市走向尾聲。

黎安友:评《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





英文书名: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
原中文书名: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
作者:胡平
译者:菲利普·F·威廉姆斯、詹娜吴
出版社: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9月15日
包装:平装本
页数:313

胡平年轻时代的痛苦经历,包括他做中学生以及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作为这本书的背景出现的,对这些经历他只明确提到过一次,他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虔诚信徒”。

但是,在整本书里非常明确的是,他与他自己时代以及前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共同经历了持久、痛苦的经验,即改造自己、努力相信党是正确的;而回顾持续了很长时期的这种自我斗争也许甚至是更加痛苦的。现在,党已经放弃了旧时的信仰,胡平和其他有思想的中国人继续努力探索着这个问题:究竟什么使得如此众多知识分子完全接受一个虚假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可能。

胡平用“思想改造运动”作为他的书名,而不是用任何一个单一的运动,如上世纪40年代的 “整风运动”、50年代整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运动或文化大革命。这是共产党在1949至1976年毛统治时期控制知识分子思想的整段历史。这段历史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式,因为,如胡平指出的,他描述的这种现象如今还在以一种衰减的形式继续存在。胡平所要探索的难题是,为什么这种思想改造运动居然可以持续这么久、取得这么彻底的成功。

他的答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党获得对思想控制所使用的方法。核心方法显然是对各种各样能产生恐惧的惩罚手段。但仅仅恐惧并不会导致真信。党将其受害者困于伪科学的认识论中,在那里“真理”是一元的——只有一个真理——任何对真理的偏离都是错误。它剥夺了他们获得其它信息和言论的来源。然后,它添加了社会隔离,以至于使个人无法找到对离经叛道信念的支持,哪怕在朋友和家庭这样私密的环境里。然后,它继续着由真理到它要求的忠诚的转变,创造出一种持续的意识形态不确定环境,使得个人始终难以达到信仰上的安全境地。最后,利用了人最优秀本质——他们愿意相信生活中一些更深刻的意义——去说服知识分子相信,如果压制自己的思想自由,他们就在为比知识分子道德更有价值的目标做出贡献。

但是,胡平分析中更原创更重要的部分在于他对主动使自己符合党的要求的情感过程所做的移情、多层次说明。这是一部哲学家的著作,因为哲学帮助他在知识分子被迫接受的信仰中发现了逻辑裂痕。但这还是一部心理学家的著作,因为此书的核心难题是为什么人们在遵循党的要求之外,还要去真心相信荒谬。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胡平举了很多知识分子的例子,包括他本人和他的许多朋友,以及著名人物,如戏剧家曹禺,忠诚地相信党的记者刘宾雁。他们相信自己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但如胡平指出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如果一个人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就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尽管“不理解而相信”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相信“不理解而相信”是必要的。他们相信“真理的阶级性”。胡平剖析了在相信的过程中,心理学机制是怎样发生作用的。人们在高压恐惧之下被迫照官方的要求说话,为了保住自己的尊严,他们必须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信念是真实的。人们发现公开谴责自己可以让他们找到一种奇怪的轻松,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助于他们逃脱受害者的处境,使自己部分地加入到镇压者的行列中去。通过承认自己思想落后,人们能够感受到更多意识形态上的先进。首先,胡平指出“当恐惧感强化到一定程度,当强制持续到一定阶段,我们常常会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忘掉恐惧和强制的存在。……既然我们出于恐惧而不敢涉入禁区,那么由于我们不涉入禁区因而就不再感到恐惧。”总之,“我们由于不敢怀疑毛泽东思想,因而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没有怀疑。”一旦按照党的要求去相信了,许多人发现就再也不可能摆脱那些信念而使自己获得自由,甚至在毛泽东死后、党不再要求他们相信的时候。胡平通过一个小故事称此为“失节者之节”。许多被平反的人在受了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残酷虐待之后却不能对这种虐待感到愤怒,原因是这种虐待本身已经让他们接受了党的历史性正确。还有些人相信,继续接受党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个意识形态也在改变——他们仍可致力于在党内进行改革,使其更自由化。如胡平指出的,这是一个悖论,这些“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决定为了争自由必须先放弃自由。

在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大为降低,对信息的控制有所让步,对人民的惩罚意愿有所减弱的情况下,胡平对从强制遵守到主动相信的转变的分析至今依然适用。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忘记“六四”的教训:不予相信是危险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选择了——无论他们有意还是无意——接受这个政权有关其合法性的指称,而同时在他们的理性思维中他们知道这是虚假的。

胡平分析的最透彻的是他就为什么打破沉默如此困难、为什么异议人士受到不公平迫害时人们采取观望态度所做的评论。这是一个“搭便车问题”的经典案例:当反抗的代价非常昂贵时,只有少数勇敢的人(或学生)会加入反抗的队伍。这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同胡平指出的,“一个人自动地放弃责任这件行为本身,却必须由这个人自己负责。”

胡平指出,党用放逐来惩罚许多批评者是一种悖论。为什么放逐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呢?毕竟他们是向往自由民主的人。胡平回答说,被放逐者失去了接触他们最关心的事业——中国的民主化——的渠道,而必须去融入一个尽管意识形态符合他们的喜好但却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从中国的监狱获释被放逐到西方世界,“实际上是一种惩罚”——一种胡平自己从1986年以来将近30年一直在忍受的一种惩罚。

胡平曾是北大西方哲学系的学生,然后到哈佛大学。他在书中经常引用东西方思想家的话,从索福克勒斯和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密尔(他自己的学术专长)、黑格尔、马克思、索尔仁尼琴、阿伦特,以及当代社会学家包括曼瑟尔·奥尔森、阿尔伯特·赫希曼和弗朗西斯·福山。但这并没有让他的研究仅局限于学术。他的书是与读者的对话,用一种周到、从容、谈话的基调写成,其中引用了许多轻松幽默的中国谚语和寓言。

自1986年以来,胡平一直处于被放逐状态(透露一下:他和我都是中国人权理事会理事)。他一直不间断地为支持民主的杂志和网站供稿,是最重要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家之一,尽管他的著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禁,他在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中广受尊重。

虽然他一直受到放逐的惩罚,胡平认为——并从他著作中显示出——人对尊严的向往是不会泯灭的。只要极权统治者无法窒息自由的声音,胡平说,那他们“就是输”;只要自由的呼吁者还未失败,那他们“就是赢”。这本书为英文读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来了解当今中国最受尊重、最勇敢的哲学家之一的思想。


附录本文英文版:

A Book Review by Andrew J. Nathan

The Thought Remolding Campaig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Hu Ping
Translated by Philip F. Williams and Jenna Wu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Publication Date: September 15, 2012
Paperback: 313 pages

Hu Ping’s painful experiences 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and sent-down youth in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li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is book, but he mentions them explicitly only once, describing himself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aving been “a pious disciple of official ideology1

But it is clear throughout the book that he shared with almost all intellectuals of his own and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the protracted, painful experience of struggling to make himself believe the Party’s truth, and what is in retrospect perhaps even more painful, of succeeding for a long time in that endeavor. Now that the Party has abandoned its old truth, Hu Ping and other thoughtful Chinese continue to struggle with the question of how it was possible for so many intelligent people to subscribe so fully to a false ideology.

The “thought remolding campaign” of Hu Ping’s title is not any single campaign, such as the zhengfeng (整风运动)2movement of the 1940s, the campaigns against liberal intellectuals in the 1950s, 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is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ffort to control the beliefs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 during the period of Mao’s rule from 1949 to 1976. Nor is it entirely a past history, because as Hu points out, the phenomena he describes continue today in attenuated form. The puzzle Hu Ping probes is why it was possible for this thought remolding campaign to succeed so fully for so long.

His answer has two parts. The first concerns the techniques the Party used to gain control over the minds of its targets. The core technique obviously was punishment of various kinds, which induced fear. But fear alone does not produce belief. The Party trapped its victims in a pseudoscientific epistemology within which “truth” was monistic—there could be only one truth—and anything deviating from truth was error. It deprived them of alternativ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Then it added social isolation, so that an individual could find no support for deviant beliefs even in private among friends and family. It then kept changing the truths to which it demanded loyalty,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of constant ideological uncertainty so that the individual never reached a secure position of belief. Finally, it tragically took advantage of people’s best nature—of their natural desire to believe in some deeper meaning in life—to persuade the intellectuals that in suppressing their own freedom of thought they were contributing to a project more valuable than their own intellectual integrity.

But the more original and important part of Hu’s analysis lies in his empathic, multilayered account of the emotion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bringing oneself into accord with the Party’s demands. This is a book by a philosopher, because philosophy helps him to identify the logical flaws in the beliefs that intellectuals were forced to accept. But even more it is the book of a psychologist, because the central puzzle of the book is why people went beyond complying with the Party’s demand for conformity to authentically believe in absurdities.

And believe they did. Hu gives numerous examples of intellectuals, including himself and many of his friends, as well as famous figures like the playwright Cao Yu and the journalist Liu Binyan, who honestly believed. They believed, for example,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by a “bourgeois worldview”: yet as Hu points out, a person infected by a bourgeois worldview should according to Marxist theory be unable to realize that he is infected by a bourgeois worldview.3 They believed in the necessity to “believ[e] the doctrine without understanding it.”4, although belief without understanding is a logical impossibility. They believed in “the class-based nature of truth.”5

Hu anatomiz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t work in such a process of belief. Forced to voice the official line by fear of coercion, people would preserve their sense of dignity by persuading themselves that their belief was authentic.6 People found strange comfort in publicly denouncing themselves because the process of doing so helped them escape the position of victim to identify however partially with their oppressors.7 People were able to feel more ideologically advanced by confessing to being ideologically backward.8 Above all, Hu Ping points out, “when fear has intensified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when coercion has persisted to a certain phase, we often forget about the existence of fear and coercion at a self-conscious level. . . . [W]e consequently no longer set foot in such a forbidden zone and thus we no longer feel afraid.”9 In short, “[B]ecause we did not dare to doubt Mao’s ideas, we never doubted them”10

Once having acceded to the Party’s demand to believe, many peopl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ose beliefs even after Mao’s death when the Party itself no longer demanded that they believe them. Quoting an old Chinese story, Hu Ping calls this “the chastity of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chastity.”11 Many who were rehabilitated after twenty or more years of cruel mistreatment were unable to feel anger for how they were treated because the mistreatment itself had led them to accept the historical rightness of the Party. Others convinced themselves that they could do more to reform and liberalize the Party by continuing to accept its ideology, even as that ideology changes. As Hu points out, it is paradoxical that these “within-system” intellectuals have decided to forgo freedom in order to fight for freedom. 12

Hu’s insights into the transition from coerced conformity to belief remain relevant even today, whe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demands are much reduced, its control of information compromised, and its willingness to punish people weaken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not forgotten the lesson of June Fourth: it is dangerous not to believe. This helps explain why many Chinese actually chose—whether they do so consciously or not—to accept claims by the regime about its legitimacy that at the same time they know in their rational minds to be false.

Among Hu Ping’s most incisive insights are his comments on why it is so hard to break the silence, and why people stand by when they see dissidents unjustly persecuted. It is a classic case of the free rider problem: when resistance is costly, only a few courageous (or stubborn) people will engage in it. This is understandable from a rational-choice point of view. But, as Hu Ping points out, “a person ha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very act of . . . voluntarily forfeiting his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13

Hu Ping points to the paradox that the Party punishes many of its critics by exiling them. Why is exile not a gift for those who, after all, yearn for liberal democracy? Hu’s answer is that the exiles lose their access to the project they care most about—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and have to assimilate to a society that they find profoundly foreign despite its ideological conformity with their preferences. To be released from the prison of China to the freedom of the West “is actually a form of punishment”—a form of punishment Hu Ping himself has endured since 1986,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Hu Ping was a stud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at Beida and then at Harvard. His book draws frequently on insights from thinkers East and West, ranging from Sophocles and Aristotle to Kant, Mill (his own academic specialty), Hegel, Marx, Solzhenitsyn, Arendt,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tists including Mancur Olson, Albert Hirschman, and Francis Fukuyama.  But this does not make his inquiry forbiddingly scholastic. It is a dialogue with the reader, written in a thoughtful, deliberate, and conversational tone, and leavened with numerous gently humorous Chinese proverbs and fables. The easy tone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does not come across fully in the rather literal translation, but the English version is accurate and clear.

Hu Ping has lived in exile since 1986 (disclosure: he and I are both board members at Human Rights in China). He has contributed a constant stream of articles to pro-democracy magazines and websites, emerging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thinkers, widely respected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home and abroad despite the ban on his work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spite the punishment of exile he has suffered, Hu Ping believes—and demonstrates by his work—that the human desire for dignity cannot be extinguished.14 So long as the authoritarian rulers cannot stifle the voices of freedom, he says, “they have lost”; so long as the advocates of freedom have not lost, “they have won.”15 This book offers a rare opportunity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reader to understand the thought of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and courageous philosophers of China today.

Andrew J. Nathan (黎安友) is Class of 1919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chair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ights. He is the chair of the board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co-editor of The Tiananmen Papers and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and coauthor, with Andrew Scobell, of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1 Hu Ping, The Thought Remolding Campaig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tate, trans. by Philip F. Williams and Jenna Wu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5.^

2 Zhengfeng Yundong (整风运动), also known as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was an ideological campaign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1942 to 1944. During the campaign, the Party attacked intellectuals in an attempt to replace the cultur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with that of Communist culture. More than 10,000 were killed.

3 Hu, Thought Remoulding, 28.^

4 Ibid., 34.^

5 Ibid., 45.^

6 Ibid., 91.^

7 Ibid., 119.^

8 Ibid., 132.^

9 Ibid., 85.^

10 Ibid., 86.^

11 Ibid., 92.^

12 Ibid., 255.^

13 Ibid., 150.^

14 Ibid., 267.^

15 Ibid.,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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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中国人权论坛》,2013年第一期(7月):http://iso.hrichina.org/cn/crf/article/6769


西方人眼中的汪洋:備受期待的改革家?


《名星》編譯 艾米娜 記者 洪燕雯


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約翰·桑頓中國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與路透社“鏈結中國”(Connected China)的汪洋檔案相當簡單,媒體報導也不多,相關紀錄不脫歷年中文報刊資料的內容。

1955年安徽省宿州縣出生的汪洋,學歷是中央黨校政治行政學學士、以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工程學碩士。他17歲遭逢父喪,便進入安徽宿縣地區食品工廠,頂替父親留下的工人職缺,20歲加入中共。

汪洋後來成為宿縣地區的團地委副書記,之後歷任安徽團省委宣傳部部長、副書記,安徽省體委主任、黨組書記。1988年,他升任安徽省銅陵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之後歷任安徽省計委主任,38歲便擔任安徽省副省長,1999年升任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發改委)副主任,2003年升任國務院副秘書長,2005年升任重慶市委書記,2007年調任廣東省委書記,並在中共十七大上進入中央政治局。2012年中共十八大,他當選連任政治局委員,次年任國務院副總理……仕途可謂平步青雲!

在家庭背景方面,這兩份西方機構蒐集的資料顯示,汪洋出身社會底層家庭,所以父親早逝後,排行老大的他就輟學,幫母親一起養家。汪洋被視為胡錦濤的門生,兩人關係可追溯自1980年代初期,胡錦濤當時是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第一書記,而汪洋則在團省委當副書記。

檔案也提到中國媒體報導,1990年代鄧小平的賞識,是汪洋官運亨通的重要原因。1988年汪洋以33歲之齡,出任安徽省銅陵市委副書記與代市長,三個月後真除。被當地人暱稱“娃娃市長”的汪洋,在銅陵的四年任期,清楚展現他的改革與創新意識。

前三年,汪洋與地方保守勢力耐心交流、爭取支持。1991年他或見時機比較成熟,便決定承擔政治風險,在《銅陵報》發表《醒來,銅陵》一文,文中呼籲“……改革大潮洶湧澎湃。歷史不允許我們躺在計劃經濟上酣睡了。必須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陳腐、封閉的思想觀念開刀……”

據相關報導,《醒來,銅陵》隨後被北京的《經濟日報》略作刪節後刊登,該報並策畫相關系列專題,一舉引起全國巨大迴響,各地熱烈辯論,《人民日報》亦發表了社論:《醒來,不僅僅是銅陵!》呼應汪洋的主張。那場大討論,後來甚至被稱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第一場思想大討論”。

“娃娃市長”汪洋由此名揚中國,被中央領導稱為“有改革風範的少帥”,引起高層與鄧小平的稱許。鄧小平並於1992年南巡途中,特地在安徽蚌埠接見他,會見後鄧小平對這個年輕人印象深刻,認為汪洋是個人才,當年他便升任省級領導。

目前汪洋被視為國務院新總理李克強的團派盟友。2011年底廣東陸豐烏坎村民抗議村官貪腐,村民被警方封鎖11天,直到汪洋所領導的廣東當局承諾落實地方自治,舉行選舉,並徹查前村里幹部強佔土地一事,對峙局面才緩和。後來抗議活動者甚至被選進村委會,汪洋的領導風格因而令人稱道。不過汪洋對此刻意淡化村民自治的層面,堅稱選舉“完全遵守當前中國法規”。他當時公開澄清說:“我們只不過是全面落實白紙黑字的法律法規。僅此而已。”但他處理沸騰民怨與維權事件的手法,讓他改革形象更加鮮明。

汪洋的政治前景與政策偏好如何?他在國務院、發改委等中央政府機構中的歷練充分,在省這一層也在安徽、重慶與廣東三個完全不同的省級單位主政,西方一度認為,如果政治局常委會維持以往兩屆的九人,汪洋應該就能順利晉升。
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倒台前,常被外界視為汪洋的主要競爭對手,甚至有“既生瑜,何生亮”的說法,一些人還推測這兩人必有“瑜亮情結”。他們的政策之間的分野,被視爲中共黨內兩條不同路線的對峙,並引申到兩人是“誰先入常”的政爭對手。如今薄熙來倒了,汪洋看似贏得勝利,但太子黨其餘勢力應該會試圖阻擋汪洋扶搖直上。

檔案還提到,汪洋新職務必須面對的改革重點,包括將中國經濟由過去依賴廉價勞力的出口導向模式,轉型為以內需市場為主的創新驅動型經濟;促進黨內民主與村民選舉;增加媒體的透明度;以及更大膽的政治改革,等等。

檔案的附註稱,汪洋的相關報導,主要參考明鏡出版社的《汪洋傳:中國政壇那匹“狼”》、《諸侯爭鋒》等系列叢書、以及《大地周刊》的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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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傳:中國政壇那匹“狼”》(明鏡出版社)。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汪洋檔案,不少來自明鏡出版社叢書。


汪洋改革備受期待

路透社3月15日刊登的《中國改革者汪洋——中國新副總理》一文稱,汪洋領導中國出口第一大省廣東的執政期間,累積了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的名聲,他後期改革雖然盡可能低調,不刻意追求媒體曝光,但仍未能順利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可能反映了中共黨國大老們對汪洋仍有戒心,顧慮他的改革方式太過自由。

汪洋在國務院副總理中分工管三農事務,他必須推出適當的農業政策,引導中國對農業加強規範、推動發展,進而改善國家長期的糧食安全水平。此外,中國政府計畫在未來十年內,以40兆元人民幣規模的預算,帶領4億農民進入城鎮化,達成全面小康的階段目標,打造以城市消費者驅動的富裕國家,這個中國城鎮化進程,主要戰場也在農村。

推進農村現代化的過程,中國需要將商業、第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帶進農村,進而在供水量下降、農地與農民人口減少的同時,仍然能夠有效增加農業生產效率。此外,在農村蓬勃發展各類農業企業的同時,中央也必須小心監管農村土地轉移的過程,防止城市與農村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保護全國農民的生計利益。

對於農村土地問題,汪洋並不陌生,2011年底烏坎村的農民維權事件,汪洋的處理方式贏得外界一致好評。

不過,也有政治觀察家認為,汪洋過去的改革本性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變得妥協於政治現實。北京中國人民大學農業和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教授受訪時就表示,負責改革中國農業的汪洋,未來推動政務可能會綁手綁腳,他說:“我認為新領導會持續目前由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規劃的農業政策思路,至於農村城市化問題,恐怕很難有突破。”(《名星》第2期)

《名星》第2期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22469?apKey=fedd22f528


尋訪《1984》作者奧威爾在緬甸的蹤跡



《新史記》朱諾 專稿



這是一個很大的院子,足有兩英畝,正方形院子的四邊由木柵欄、灌木和鐵絲網跟外面的馬路隔開。這在緬甸的民居中甚為少見。

院 子的正門朝東,大敞四開著,充當門柱的是兩棵大樹。從門口望進去,院子裡雜草灌木叢生,一條土路蜿蜒伸向西北角的大房子。這是一幢黑紅相間的、殖民時期風 格的兩層別墅,被幾棵大樹簇擁著,只露出面向院門的一部分,暗黑色的是外牆的主體——柚木,亮紅色的則是像補丁一樣補綴在窗口和門框上的磚,似乎是後人填 上去的。


喬治·奧威爾在杰沙的故居,從兩棵樹之間的大門口望得到一幢磚木結構的兩層別墅。

院子裡晾著衣服,像是有人住著。

我喊了兩聲,“哈羅”!“哈羅”!沒人搭理,四週一片空寂,只有樹上的鳥群嘰嘰喳喳細聲叫著。

“明格拉巴”(緬語“你好”)!我又喊了幾遍,還是不見任何動靜。

進去還是回頭?私闖民宅?抱憾離去?我在門口徘徊了幾分鐘,嗨!既來之,則入之。豈有回頭之理?

別墅的門敞開著,門上的窗櫺少了幾塊玻璃,顯得破舊而乏人照顧。門廊外面的灌木叢裡停放著一輛嶄新的自行車,自行車旁還蹲著一條不聲不響的狗,我不甘心地對著屋裡再次問候了幾句……結果,還是沒人回應。

我抬腳走了進去。

屋 內的空間很大,大廳被幾面褪了色的粉白牆壁分割成不規則形狀,支撐屋頂的承重部分是幾根塗著藍漆的斑駁方形木柱。地板上鋪了褐色的瓷磚,上面布滿灰塵。屋 裡沒什麼家具,顯得空曠而冷清,像是好萊塢恐怖片裡的場景。一面牆上有一個壁爐,爐裡被打掃得很乾淨,似乎很久都沒有使用了。壁爐對面的牆根處,地上放著 一台舊電視機,機頂豎著一支空啤酒瓶,多少顯得有些怪異。大廳的後面還有幾間隔開的側室,裡面亂七八糟地堆放著木桌、床板一類的家具,窗戶和通向後院小門 上的玻璃,也是支離破碎的。

進門後的左手處有一個老式的柚木樓梯,樓梯相當結實,欄杆雕飾頗為精美,像是有些年頭了。我小心翼翼地撥開欄杆上的蜘蛛網,繞開階梯上散布著的狗屎和鳥糞,向二樓走去。

二 樓的大廳裡多了幾樣桌椅和櫥櫃之類的家具,上面厚厚地蒙著一層土。牆上也嵌有一個壁爐,房頂垂下的吊扇搖搖欲墜,木製地板上星羅棋布著鳥糞和垃圾,空氣中 混雜著一股異味——類似於潮濕的垃圾被陽光照曬之後蒸騰出的腐臭氣息,為房間裡平添了幾分恐怖。我在屋裡四下尋覓著,希望能夠找到一絲奧威爾時代的痕跡。 可惜,除了圓桌上一隻英國產滴露(Dettol)消毒劑的瓶子和一把中國產豐利牌掛鎖,就沒有其他任何帶文字的東西了。

我打開機關精巧的柚木百葉窗,讓屋裡透進些陽光,陰森森的“鬼屋”終於有了一絲活力。窗櫺上有一支女人的髮卡,我沒敢動,只是最後環視了一下溫暖起來的大廳,匆匆下得樓梯,走出門去。


(一)“先知”的誕生

位於曼德勒以北350公里的江邊小城杰沙(Katha),是喬治·奧威爾在緬甸做皇家印度警察時的最後一站。他回到英國幾年後,才以這裡為背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

與 緬甸其它旅遊熱點城市不同,在杰沙,很少能見到外國遊客。幾年前,一位西方記者化名Emma Larkin(愛瑪·拉金),寫了一本《在緬甸尋找喬治·奧威爾》(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的書,其中有一章,專門描述她在杰沙考察英國殖民時期的建築,並將其和《緬甸歲月》裡的場景一一對上了線。愛瑪·拉金的書面世之後,杰沙的街 頭才增加了少許慕名而來的背包客。

我從曼德勒搭上前往密支那的火車,車上沒有一個外國人。經過13個小時膽顫心驚的 劇烈晃動和徹夜不堪入眠的寒冷,列車終於在清晨時分到達納巴(Naba)站。這裡離杰沙還有20多公里,車上的乘客告訴我,可以就地在納巴車站換乘一列直 達杰沙的支線火車,票價200緬幣。不過,車站國營鐵路局的售票員並不想賺我這筆錢,而是把我引給了在站口激烈搶客的私家“突突”車司機,“這個快,馬上 發車,火車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開呢。”   

“突突”車的票價是本國人200緬幣,外國人2000!票價雖相差十倍,卻沒有什麼特殊的待遇。實際上,因為我和火車站員工交涉了一陣,“突突”車上只剩下車尾最差的座位。沒辦法,我把行李扔進車廂過道,在一車當地人好奇的目光中,跳上了車。

奧 威爾在《緬甸歲月》中提到,杰沙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北緬城鎮,從馬可波羅時代一直到1910年,之間就沒多大變化,要不是由於此地作為鐵路終點十分方便, 恐怕還要在中世紀的迷夢中再睡上一百年。”想來這條鐵路當年就已存在,不知奧威爾履任之際、以及後來他在節假日逃到曼德勒去“食大城市的人間煙火”時,是 不是也如我一樣,要遭受一夜顛倒五臟六腑的折磨?

車子顛簸上了崎嶇土路,塵沙飛揚,將路邊樹林的枝葉覆上厚厚一層灰 土。其間經過幾處跨越溪流的簡易木橋,橋面就是橫搭著的幾條木板,沒有欄杆,車子需要在橋前停下,司機下去整理一下橋板,順便向水箱上潑一桶溪水。一頭身 軀龐大的大象沿著路邊緩步走來,與騎在象背上的五、六歲男童的弱小身體形成強烈反差,我目送著那一大一小連接的剪影漸漸遠去,在清晨的暮靄中,宛如一張默 片時代的舊膠片。

奧威爾在緬甸的最後一段時光早已心生厭倦,在南方港口城市毛淡棉不得已射殺了一頭作為私人財產的大 象之後,他被貶到杰沙這個偏遠小鎮服役。(我曾試圖在毛淡棉尋找大象,當地人告訴我,這個緬甸第三大城市早已沒有大象了。沒想到,我卻和大象在杰沙邂 逅。)對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頗為不滿,對緬甸百姓既懷同情又怒其不爭,帶著這樣一份複雜的心理,奧威爾不久之後藉回英國養病之機,辭掉了警察職務,決心做 一名專職作家,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緬甸。

《緬甸歲月》所描述的正是英國殖民緬甸的高峰時期,也是英國與緬甸之關係走 向惡化的開始。小說沿著兩條故事主線展開:一條是圍繞著緬甸治安官吳波金和印度醫生維拉斯瓦米,為爭奪成為英國俱樂部的第一個當地人會員而展開的明爭暗 鬥;另一條線索是男主人翁佛洛里和英國女子伊麗莎白的感情糾葛。佛洛里同情緬甸人民的遭遇,願意結交當地人,對殖民者的高高在上、無知自大深感鄙視,這使 得他與城中英國俱樂部裡的其他英國人格格不入。他希望從英國來探親的伊麗莎白能夠理解他的感受,並說服她留下來,與自己分享理想中的緬甸生活,誰知卻事與 願違,最後釀成悲劇。

奧威爾筆下的當地人都不是什麼令人喜愛的人物。治安官吳波金為官腐敗、貪婪狡詐,為了下輩子轉 世時不會投胎變成老鼠、青蛙一類的低等動物,他用中飽私囊來的錢不停地修建佛塔;醫生維拉斯瓦米阿諛逢迎,死心塌地為殖民主義者辯護,一心想鑽進歐洲人的 圈子,以提升自己在當地人中的地位;佛洛里的緬甸情婦馬拉美瘋瘋癲癲、好吃懶做,終於攪壞了佛洛里的好事。(《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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