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5日星期二

美國使館發佈空污偵測PM2.5 大陸官方:干涉內政

(中央社記者鄭崇生上海5日電)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及上海總領事館接連發布空氣污染偵測PM2.5數據,多次引起大陸不快。大陸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吳曉青今天更指美方作法不符規範、有干涉內政之嫌。

繼美國駐華大使館去年開始發布北京的PM2.5數據後,駐上海總領事館今年5月也開始提供這項數據,目的是「提供美方人員非官方的單點監測健康數據」。

不久前,上海市環保局稱美方作法「不合法」,並指上海版的PM2.5數據正「調試中」,但是否於6月底公布「還在研究中」。

繼大陸媒體多次批評美國使館這項作法後,大陸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上午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美方做法技術上不符合國際通行要求、也不符合中國要求」。

吳曉青還搬出外交慣例說,發布空氣品質監測數據涉及公共利益,屬政府公權力,個別國家駐華領事館自行將空氣監測數據發布於網路,「既不符合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中『尊重駐在國法律,不干涉駐在國內政』的精神,也違反環境保護規定」。

他還說,單一據點的監測數據不能代表整體城市的空氣品質,「我們跟使領館溝通,他們也是承認的」。

事實上,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善用大陸微博,取代官方正式發布新聞資訊的管道,日前不但公布駐大陸大使駱家輝的薪資、差旅費及大陸人權報告中譯版,還舉辦介紹美國總統大選等活動,在大陸年輕一代中造成不小迴響,也引來環球日報等大陸官媒批評。

針對吳曉青的批評,總領事館下午在官方微博上回應說「驚了一下」,並詢問各界看法。有大陸網友反諷說,「公布PM2.5違法、那就公布PM2.0」、「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要反擊,可公布華盛頓的PM2.5數據」;但也有人支持大陸官方,認為美方干涉內政。1010605

林博文:白宮記者會是把雙面刃

林博文 

在美國近代政治史上,白宮記者會已成為政治運作和政策宣傳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在不定期舉行的記者會中,總統可以將重大的決策訴諸民眾的支持,亦可以為施政上的缺失申辯,以期力挽既倒的狂瀾。

 從新聞的角度來看,總統記者會已變成美國不成文的政治體制之一。數十年來,總統記者會曾經對歷任元首的宦海浮沉、國運漲落和國家走向,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與衝擊。法蘭克林.羅斯福是近代第一個在白宮召開記者會的總統。三○年代在總統辦公室內舉行的記者會,比較隨便,其形式亦迥異於今天的大型正式記者會。一群執筆疾書的記者,團團圍著羅斯福發問。在煙霧繚繞中,能言善道的羅斯福時而闡釋其政策,時而攻擊其政敵。就在這種不拘形式的氣氛裡,羅斯福一面向選民陳述政府的施政,同時亦為總統接受媒體聯合質問和直接訴諸民意的優良傳統樹立了典範。其後的杜魯門和艾森豪,亦都蕭規曹隨。

 然而,在六○年代初期甘迺迪入主白宮後,總統記者會即有了根本上的改變:一、記者會不定期舉行,經由電視向全美作實況轉播;二、記者可以在現場隨意提出任何問題,而毋需事先呈交問題報備或「審核」;三、記者會時間通常為四十分鐘,有時長達一小時;四、由最資深的白宮記者率先發問,結束時亦由這名資深記者向總統致謝。以合眾國際社記者身分長駐白宮的海倫.湯瑪斯即擔任很長時間的領問者兼致謝人。從甘迺迪時代開始,總統記者會的內在功能和外在形式乃告確定。

 總統可藉記者會宣導政令或作自我推銷,但如遇負面性質的大事,記者會即可能變成一個「燙手洋芋」。也就是說,總統如在記者會上表現欠佳,應付記者的提問不理想,甚至出現無從招架之勢,則其後果將是令人膽戰心驚的。反之,如應付得當,四兩撥千斤,兵來將擋,則不啻在文宣戰場上打一勝仗,聲望必升。半個世紀以來,最著名的白宮記者會當推甘迺迪在一九六一年古巴豬灣登陸慘敗之後舉行的記者會;尼克森於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水門事件期間如坐針氈的記者會;卡特在一九七九、一九八○年伊朗美使館人質事件的記者會;雷根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九日晚上為非法軍售伊朗以援助尼加拉瓜右翼叛軍醜聞而召開的記者會;柯林頓在莫妮卡.柳文斯基緋聞時代的記者會。

 中情局策畫一千多名古巴難民於甘迺迪上台後不久,登陸古巴豬灣全面潰敗,上千人被俘,甘迺迪顏面盡失。但他在記者會上引述一句義大利的民間俗話:「勝利有一百個父親,而失敗卻是個孤兒。」願意承擔責任而受到贊揚。尼克森在水門事件時期的記者會充斥火藥味,頗具攻擊性的CBS記者丹.拉瑟發問犀利,視總統如無物,惹火尼克森,老尼反問他:「你是在從事競選嗎?」拉瑟答道:「沒有。你呢?」卡特在人質事件期間的記者會,一副無奈與無能而又一籌莫展的模樣,塑造了他無法連任的前景。雷根政府為支持尼加拉瓜右翼叛軍,而祕密偷賣武器給伊朗,所得款項交給尼國右翼叛軍,沙烏地阿拉伯居中轉錢。美國國會早已禁止軍售伊朗,白宮國安和五角大廈幾個傢伙瞞著「無為而治」的雷根賣武器,全美大譁,國會調查。雷根在記者會上面對充滿敵意的記者,泰然自若、沉著鎮定、辯才無礙,充分發揮其「首席溝通者」的本事。柯林頓在電視螢幕上公然撒謊說:「我跟那個女人沒有性關係!」這句話成為柯林頓時代永遠難以磨滅的「遺蹟」。

 對總統而言,記者會「既能載舟,亦能覆舟」,其關鍵在於總統是否能以誠信面對選民,是否能以負責擔當的態度凸出自己。換句話說,記者會即是輿論界檢驗總統施政成績的最佳場所,在記者連珠炮式的發問下,事前如未經過充分準備和研討問題,臨場又言不由衷或說錯話,都足以對總統的聲望構成嚴重傷害。在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中,輿論已成為制衡力量可觀的「第四權」,而這「第四權」乃是維護美國正常政治運作和消除美國政治汙垢的重要武器。白宮記者會就是媒體施展制衡力量的戰場之一。美國的政治體制離完善仍遠,但輿論可以使這體制變好,亦可使總統每日知所警惕。環顧現代白宮主人,最不喜歡開記者的就是雷根,其次即為小布希。不論是懶散或怯場或厭惡,少開記者會(雷根和小布希皆有過三、四個月未開記者會的紀錄)的後果不僅無益於美國人民,且有害於總統自己。

 從羅斯福的「爐邊閒話」(民眾需收聽收音機)到今天的電視記者會,政治環境歷經無數變遷,政治人物亦「江山代有才人出」,然唯一不變的則是居廟堂之高的統治階級,必須坦然接受和虛心接納輿論力量的檢驗,只有這樣,政治才能清明,國家方能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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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六四情結 紀念是悼亡,也是預防

陳立諾

 1989年發生的六四悲劇,沒有一個香港人死亡,也沒有一個香港人被捕判刑。可是香港人紀念六四死難者的熱情,卻沒有隨著時光的流逝而變淡,年復一年地舉辦世界最大型的六四紀念集會。

 台灣也有類似的紀念活動,但規模和效應都無法跟香港相提並論。在地理上香港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有公路和鐵路直通深圳,但談起中國大陸,香港卻是排除在外的。於是中國是他者,卻又是包含著香港的更大的母體,尤其是九七香港回歸之後,中國內地的一舉一動更是跟香港休戚相關,兩者已構成命運共同體。

 台灣跟香港處境不太一樣,一道深深的海峽分開了兩岸。大部分香港人對中國大陸可用愛恨怕多種情感交纏來形容。一方面希望中國強大,一方面恨鐵不成鋼,覺得中國不民主。紀念是悼亡,也是預防。當年六四在北京上演,而將來另一個六四卻可能在香港或另一個城市上演。

 23年前,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香港本地多達百萬民眾的大遊行以及繼之而來的鎮壓,成為香港人關於那個時代的集體回憶和心靈創傷。那些跟隨老師走上街頭支援北京學運的青少年,現在正當3、40歲的盛年,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為人師表的,則在課堂上把六四的記憶傳承給他們的學生。掌握媒體話語權的,則在自身的平台發聲。因此六四的記憶在時間中反變茁壯,更趨完整。

 只是之後呢?這一代的年輕人畢竟沒有親歷當年情景,到他們成年後,是否仍有足夠的信念和熱情把記憶傳承下去?

(作者為香港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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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保八 應促進消費

擔心經濟急劇下滑,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重提保八,並要求立即採取措施確保經濟盡速觸底回升。但從目前多部委醞釀的新一輪擴大內需政策來看,大陸應對經濟下滑的措施仍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的方式相似,很難真正擴大內需、促進消費以帶動經濟成長。

 2008年大陸推出4兆經濟刺激計畫,其中項目多涉及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鐵公基),大規模投資提振了GDP數字,但也導致巨額地方債務,以及嚴重的物價上漲,於實質經濟成長不見得有利。

 面對近期市場關注的「新一輪刺激政策計畫」,發改委儘管否認會重走舊路,但端出的菜單依舊是大規模項目建設,廣東省湛江市市長在發改委門前親吻鋼鐵項目批文的舉動令人印象深刻。除了鋼鐵項目之外,還有不少西部機場和公路及城市軌道交通項目獲批。發改委近兩個月來已經批准6個機場項目的建設,未來5年還要蓋70座「蚊子」機場。

 除了更多的鐵公基項目建設,商務部研擬推動新一輪家電下鄉政策促進消費的做法,也與2008年做法無異。事實上,相對物價上漲,大陸近幾年薪資成長亦很可觀,民間具備消費實力,但由於民生保障制度欠缺,百姓不敢消費。

 數據顯示,家庭消費只占大陸GDP的1/3,大陸的新一輪投資應依據十二五規畫,努力改善醫療環境、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令老百姓確信老有所依,就能促進民間更多的消費,帶動經濟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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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台美TIFA與台美FTA的差異

美牛修法案在立院表決在即,最近美國貿易代表柯克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司徒文相繼談話表示,只要解決美牛議題,即可重啟台美貿易與投資架構協議(TIFA)的諮商。柯克與司徒文的說法,相信許多人會自然而然的解讀為:「解決了美牛議題,台美即可洽談自由貿易協定(FTA)。」

 我方不少人對台美TIFA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聯想,大概是受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影響,但這卻是一個錯誤的聯想。雖然兩者皆稱架構協議,實際卻有天壤之別。以兩岸ECFA而言,2010年9月生效後旋於次年元旦調降數百項貨品關稅(早收清單),並展開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保障及爭端解決等四項協議的協商,其目的就是要儘速建立兩岸自由貿易區。

 但台美TIFA早在1994年已經簽署,而雙方之所以簽署這一紙協議,只是為讓台美經貿往來有一個定期的官方協商平台。這紙協議簽了18年,但只在1995年、1997年、1998年、2004年、2006年及2007年舉行過六次會議,而這些會議所討論的一切議題,從來就不是為了建立台美自由貿易區而談。也因此TIFA雖已生效18年,但迄今雙方距離邁出洽談FTA的第一步,都還極為遙遠。

 大約六、七年前,台灣每次向美方提出洽簽FTA時,美方總會以台灣著作權法、專利法該修正一下,農業市場應更開放一些,才能與台灣洽談FTA。美方認為智財權、農業議題反正都是今後洽談FTA會碰到的問題,如果台灣不符合美方的期待,即使雙方日後洽談FTA,也難達成協議。對於美方的呼籲,台灣官方總是從善如流,滿心以為符合美方期待即可有所進展。然而這些年每次我方提出洽談FTA,美方又以談判人手不夠為託詞,表示難以將台灣列入優先談判的對象。

 令人遺憾的是,自從台灣的政治人物把台美TIFA與兩岸ECFA做了不當的類比與聯想之後,近年美方更順水推舟把台美洽談FTA的戰線往後退至復談TIFA。以前美方總是說台灣若不修專利法、著作權法就很難和台灣洽談FTA,現在則是說台灣若不解決美牛議題,就很難重啟TIFA諮商。

 儘管我方一廂情願認為重啟TIFA諮商就等於讓台美FTA向前推進一步,但從法理上來看,TIFA的復談與台美FTA不必然有因果關係。換言之,今天美方若真有意願和台灣洽談FTA,則即使不重啟TIFA談判,照樣可談。但如果美方沒有意願和台灣洽談FTA,那麼再召開10次、20次TIFA會議,亦復無用。

 美方對台美FTA的態度雖仍極為模糊,但執政當局這段時間卻經常對外表示,美牛開放與否,是恢復TIFA的關鍵,只有恢復TIFA協商,利用堆積木的方式,才能一步步洽簽台美FTA。我們認為政府高層的說法有兩個迷思:(一)美國迄今只說解決美牛問題,可以恢復TIFA的談判,但有承諾要和台灣洽談FTA嗎?(二)堆積木方式的談判真能為台美FTA打通終南捷徑,而有益於台灣經濟嗎?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美方迄今的標準答覆是:「只要美牛過關,TIFA可以重啟談判。」這樣的承諾是明顯不足的,即使政府高層認為以美牛換取台美FTA是上算的,也不能想當然爾地把TIFA自動連結到FTA。必須讓美方白紙黑字的承諾:「只要美牛過關,台美可以立即展開FTA的洽談。」如此才能讓我方的犧牲獲得相稱的回報。

 至於第二個問題,即堆積木的談判方式是否妥當,那就涉及談判策略了。眾所週知,近年各國所簽署的FTA,涵蓋範圍雖不盡相同,但不外是關稅調降、服務業市場開放、雙邊投資協定、雙邊租稅協定等等。政府高層所談的堆積木,大意是指今年洽談貨品協定、明年洽談服務貿易協定,後年再洽簽投資協定、租稅協定,當這一個個協定都談妥了,就好像一個個積木都堆起來一樣,台美FTA即可大功告成。

 堆積木的談判策略似乎有些道理,但重點在於要先堆哪根積木?美國這些年最想堆的積木是投資協定(BIA)、租稅協定(DTA),但台灣最需要的卻是貨品進入美國市場可享零關稅的貨品貿易協定。今天的局面很清楚,美方想堆的積木未必有利於我方,在美國向來強勢之下,如此積木堆的愈多,我方的籌碼流失的就愈多。至於台灣所想要的零關稅這根積木,何年何月才堆的上去,恐怕已沒有人說的準,而這是政府所想要的結局嗎?如此所簽署的FTA對台灣有益嗎?

 近年不論多邊談判或雙邊談判,所以經常以套案方式尋求共識,而不採堆積木方式,原因在於不同國家對於不同協定,秉持不同的立場,以套案的談判策略可以相互折衝,促成共識的形成,例如我在投資協定讓你一些,你在貨品協定讓我一些,以在取捨之間尋求彼此最大的利益,而這正是堆積木所辦不到的。

 我們建議決策當局,與其讓美牛與TIFA掛鉤,不如更明確地讓美牛與台美FTA掛鉤,以免徒然損失我方這一千載難逢的籌碼。其次,與其採用堆積木的策略任由美方主導,不如綜合貨品、服務、投資、租稅等協議一併進行談判,才能使我方有更大迴旋的空間。簽署FTA是要提升台灣的經貿競爭力,簽的快不如簽的好,期盼馬總統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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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蘇謝合作有譜

朱真楷/台北報導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著手籌組「中國事務委員會」,傳出有意邀前行政院長謝長廷擔任主任委員。謝長廷昨日表示,他不會計較名份,「蘇主席有什麼事情要幫忙」,他都願意幫忙。謝長廷更強調,民進黨應召開兩岸政策辯論,盡早確立大方向,避免浪費精力在內部溝通。

 蘇貞昌今天公布黨內一級主管名單。近年投入中部基層經營的前民進黨立委李文忠,可望接掌組織部主任;曾主導民進黨文宣部的前民進黨立委鄭運鵬轉戰蘇貞昌極為重視的網路部;文宣部由現任蘇貞昌子弟兵廖志堅續任;社運部主任與財委會主委亦由現任的黃向群、柯建銘擔任。

 最受外界關注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傳出在蘇、謝合作架構方向下,可能由謝長廷擔任主委,並由蔡英文競選二○一二總統時,身為兩岸議題幕後策士的陸委會前主委陳明通擔任該委員會執行長。

 謝系人士表示,委員會架構尚未確立,謝、蘇合作模式仍有待協調。親蘇人士則說,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兩人確實都已感受到對方的「誠心」,「蘇謝合」算是跨出好的第一步。

 儘管雙方幕僚保持低調,但謝長廷明確表示,目前民進黨有必要好好面對中國,「蘇主席有什麼事情要幫忙,不限於中國事務,我們都很願意幫忙。」但他說,委員會尚未成立,等成立以後再說,他本人也還沒被正式徵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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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台灣教育開放 學子易拋意識形態

記者李怡芸/台北報導

 「在當今社會下,告別意識形態和政治是非,必須有清醒的意識」諾貝爾文學獎首位華人得主高行健,昨日應邀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66周年校慶中演講,他以自己求學時代的經歷,向台灣的學子們分享:「善用校內資源,多讀書,多培養興趣」他認為,台灣自由開放的教育環境下,學子們更容易丟掉意識形態,培養出獨立思考的能力。

 憶及自己在大陸的前半生,剛好歷經中日戰爭、內戰、文革……,高行健面對台師大學生演講時,提及當年求學時期,中國大陸的大學校園內是毛澤東的時代,政治侵入、讀的是為政治服務的馬列思想和他不屑一顧的《青春之歌》,也因為在同學面前直言批評而被同學給匯報上去,「不是同學的錯,而是政治侵蝕了人的基本良知!」避開這些他所不願接觸的政治干擾,高行健決定埋首書中。

 念的雖是法文系,但高行健的閱讀從文學、歷史、哲學乃至科學無所不包,他自稱:「我的大學主要是靠自修完成的。」甚至在哲學課時,不願聽老師講授被政治影響的馬列主義,而翹課上圖書館看完全部的列寧文集36卷、史達林文集13卷和全部的馬列哲學筆記,為了看到當時不被允許學生閱讀的禁書,高行健與圖書館管理員交上好友,把其他同學不用的借書卡都拿來,「每回借書都能借上一大包!」

 高行健以自己學生時代組劇團的經驗,認為參與社團活動能夠培養青年組織、工作、實現創作的機會,也因為興趣的開發,他認為那段時間對戲劇的研討,對日後自己在美術、戲劇上的成長都很有幫助。

 高行健認為自己讀哲學、培養多元興趣最大的收獲在於丟掉意識形態,經歷文化大革命和在當時的政治狂潮中,知識分子要能夠不當犧牲品,就必須維持獨立思考的能力,透過大學的教育養成,他期許台灣的青年在大學階段,得出屬於自己對事物的認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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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力防經濟成長再下滑

記者林殿唯/綜合報導

 大陸商務部長陳德銘日前在俄羅斯出席APEC部長級會議時表示,大陸目前經濟增速放緩屬於正常範圍,但如果經濟增速有繼續下滑的趨勢,政府將在國內消費、投資、國際貿易增長等方面採取多種措施。

 分析指出,陳德銘的說法重申了大陸官方近來的一貫立場,即目前經濟增速放緩只是政策調控的結果,屬於正常範圍與預期的調整目標之內,也符合發改委日前所說的「近期不會推出2009年4兆元人民幣(下同)的大規模刺激措施」。

 不過市場人士認為,如果景氣持續惡化,使得GDP成長跌破8%的警戒線,將促使大陸官方更加積極地實施刺激措施。

 根據統計,大陸今年第1季的GDP成長率為8.1%,創下近3年以來的新低,而5月份的官方製造業PMI也從53.3驟降到50.4,匯豐的PMI也反映出大陸製造業已連續7個月陷入萎縮。

 據了解,大陸官方今年來已經啟動多項微調預調措施,來達到經濟「穩增長」的目標,包含節能家電補貼、下調存準率等措施,但受到歐債危機持續惡化的影響,經濟數據表現依舊不佳,使得市場普遍看淡大陸今年的經濟表現,高盛、花旗、世界銀行等金融組織也陸續調降今年大陸經濟成長預測。

 惠譽認為,大陸信貸增長的速度正在減緩,政府有必要再度實施4兆元的刺激措施來提高經濟成長。根據惠譽的統計,到今年4月中為止,大陸所推出的寬鬆措施總額已達到1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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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舌尖中國 食在讓人不安

記者徐尚禮/綜合報導

 央視美食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引發熱議,但中國大陸的美食及各式小吃入口前要小心,因為除了不肖黑心製造商使用致癌物或有毒化工原料外。最令人防不勝防的是大陸不斷冒出新的「發明創造」食品,如牛肉膏、肉寶、一滴香、人造雞蛋等。

 《舌尖上的中國》播出後備受推崇,食材、食單也受到關注,但美食的背後卻存在不為人知的風險。財新網披露被使用在食物的化工原料包括敵敵畏(殺蟲劑)、硫磺、三聚氰胺、毛髮水、工業明膠等。

 發明類食品 層出不窮

 「財新網」近日推出「近年中國人不幸吃過的20種化學工業原料一覽」報導說,毒膠囊事件尚在查處之中,西南地區最大油脂企業又被曝光使用工業油製造食用油產品;廣東佛山出現工業鹽造醬油事件;發於山東的甲醛白菜事件則在多省發酵。

 近年來,大陸每年都有讓人錯愕的同類事件發生:2011年有雙匯瘦肉精事件;2010年有禁用吊白塊等系列事件;2008年、2009年兩年則是三聚氰胺引發的中國乳業大震盪。

 相關專家分析指出,民間使用化工物質進行食品造假的類型大致可分為四種:

 一、工業用原料代替食用類原料進入食品。例如毒膠囊、工業鹽醬油、工業油等。

 二、違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質。如瘦肉精、蘇丹紅、三聚氰胺等屬於此列,數量最多。

 三、合法食品添加劑被濫用。各種著色劑、防腐劑、甜味劑、酸度調節劑等,經常被濫用。

 四、新的「發明創造」。此類未被列於大陸衛生部名單,但中國民間的「化工食品專家」,一直活躍在此領域,近年湧現出牛肉膏、肉寶、一滴香、人造雞蛋等傑作。

 民間逐利 假酒最害人

 報導說,民間的「化工食品專家」出於逐利需要,在不斷進行著「發明創造」。如近年市場上出現的讓飯菜更香的一滴香,讓紅燒肉加倍美味的肉寶,可將豬肉製作成牛肉而難被識破的牛肉膏等。經專業人士研究,上述發明物,均由民間食品人士把各種合法添加劑和部分未證明無害的添加劑,進行各種配比的搭配而成。公眾的胃,正成為這些化學食品的試驗場所。

 報導說,在所有工業原料入侵食物的案例中,工業酒精勾兌假酒影響最為惡劣。

 2003年,雲南玉溪30多人喝過工業酒精勾兌的假酒後中毒,4人死亡;2004年,廣州發生兩起同類中毒事件,14人死亡,10人重傷;2009年,湖北五峰再發類似事件,4人身亡,12人住院。

 被用於食品中的非食用添加劑,其絕大多數為化學合成物。多數作惡的非法化學合成物,已因為食品安全事件被公眾熟知。例如因雙匯事件出名的瘦肉精,因三鹿事件出名的三聚氰胺、蛋白精,以及因作惡過多被熟知的蘇丹紅、吊白塊、皮革水解物、毛髮水、孔雀石綠、水玻璃等。

 食品安全專家認為,濫用合法添加劑現象在食品領域已非常嚴重。公眾經常見到的色美味香的醃菜、漬菜,可能加入了過量的胭脂紅、檸檬黃等著色劑,過量的糖精鈉、甜密素等甜味劑,以及過量的防腐劑。色澤紅潤細嫩的鮮瘦肉,也可能是用多了胭脂紅。那些煮了不發黑的海蝦,可能是蝦粉過量的結果。

 在市面上,總能見到漂白劑放多了的饅頭,膨鬆劑過多的油條、糕點,護色劑過多的滷肉,滑石粉放多的小麥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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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外逃貪官 金融、國企最多

 ▲過去12年,大陸不少貪腐官員捲款落跑國外,一共抓回1.8萬人。圖為中國外逃貪官中國銀行黑龍江省分行主任高山在溫哥華接受聆訊。(中新社)

 ▲過去12年,大陸不少貪腐官員捲款落跑國外,一共抓回1.8萬人。圖為中國外逃貪官中國銀行黑龍江省分行主任高山在溫哥華接受聆訊。(中新社)




記者陳曼儂/綜合報導

「貪了就跑,跑了就了」;《中國經濟周刊》報導,過去12年,大陸不少貪腐官員捲款落跑國外,一共抓回1.8萬人,其中又以金融、國企為重災區,但逍遙法外者還很多,統計共有8千億(人民幣,下同)民脂民膏滯留海外,是國家人民的重大損失。

 報導統計,大陸最高人民檢察院2000年底會同公安部組織開展追逃專項行動以來,到去年為止共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8487名,僅官方公開的5年繳獲贓款金額就高達541.9億元。

 中國人民銀行(大陸央行)去年推出1份關於「腐敗資產外逃」的研究報告,敘述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發現,從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萬8000人,攜帶款項8000億元。

 雖然不少機構質疑這個金額的可靠性,但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據他們的研究,外逃官員保守估計仍有近萬名,總金額約1兆元,因為「黑金」若低於1億元,不值得出走。

 外逃未遂 1日逮51人

 福建省人民檢察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雪標也舉例,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和《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生效前,像是2003年8月3日至5日,2天內就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港口查獲60多名企圖外逃的政府官員,其中「拿最少」的1名經貿幹部隨身攜帶60萬歐元。

 而在2003年9月30日至10月1日的24小時內,大陸官方就抓了51名企圖逃走的官員,創下1天內外逃未遂被捕貪官最多紀錄。

 數據也顯示,金融系統和國有大中型企業是捲款潛逃的重災區,占87.5%,捲走金額驚人。

 林雪標表示,身分級別高、涉案金額大的腐敗官員,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像是美國、加拿大、荷蘭、澳洲等,這些國家未與中國簽訂引渡條約,所以得以逍遙法外。

 加拿大出現貪官小區

 李成言表示,加拿大甚至出現「貪官小區」,還住在一起並組織起來。

 其實,兩岸間也存在經濟罪犯引渡問題,昨日一場兩岸經貿法律研討會上,一位檢察官表示,兩岸在「經濟罪犯」定義不同,若他們在大陸可有重大投資或納稅,地方官員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想抓回這些人,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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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中三天…普亭見胡錦濤 中俄靠攏抗美

記者汪莉絹/綜合報導

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昨天與到訪的俄羅斯總統普亭舉行會談,會後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深化兩國平等信任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在美國宣布重返亞太之際,中俄兩國靠攏並強化戰略合作,有與美國及其盟邦互別苗頭之勢。

俄羅斯總統普亭昨天抵達北京訪問三天,這是普亭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宮後首次到訪中國。除鞏固中俄關係、加強雙方經貿和能源合作,也將強化中俄在國際和地區議題的合作。

香港文匯報報導,俄羅斯的外交像其國徽雙頭鷹一樣,既往西方看,也往東看,普亭新時代將更重視對中關係和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存在。普亭這次訪中,即向國際社會發出特殊信號,表明俄羅斯對中國的高度重視。

胡錦濤與普亭舉行長達四小時的會談,胡錦濤向普亭表示,中方願同俄方以積極落實中俄未來十年發展規畫為中心任務,加強相互支持、加深全面合作,加強兩國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戰略合作,促進兩國共同發展。

胡錦濤還表示,兩國應重點開展以下幾方面合作:一、擴大投資合作,重點推進能源及上下游合作。二、開展高技術和創新合作,建立從合作研發創新到成果商業化產業化的創新合作模式。三、開展戰略性大項目合作,希望兩國政府繼續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援。四、繼續推進跨境基礎設施建設,支持擴大地方合作。

胡錦濤表示,中俄在國際和地區事務的合作,有效地維護共同利益,雙方應根據地區形勢複雜變化的新特點,重點加強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廿國集團架構內的合作。

普亭表示,俄中兩國有廣泛共同利益和高度戰略互信,兩國領導人交往頻繁,政治對話密切,兩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保持密切溝通協調配合。

普亭進一步指出,俄方希望與中方推進有關重點合作項目,諸如深化油氣、能源、核能、電力、新能源、林業、環保等領域合作,開展聯合科技研發,改善經貿合作結構,同時促進人文、新聞、旅遊交流,並支持俄遠東西伯利亞地區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合作。

胡錦濤與普亭會後簽署「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同時出席雙方十一分合作文件的簽署儀式。普亭今天將分別與大陸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總理溫家寶、副總理李克強等領導人會晤。



台灣 聯合報

美國打空汙牌找碴 惹惱大陸

特派記者林茂仁/上海五日電

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每隔1小時發布1次PM2.5數據惹惱大陸官方,5日是世界環境日,大陸環保部大動作要求美方停止發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氣品質資訊,並稱該作為不合法。

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5日在北京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外國駐華使領館開展對中國PM2.5監測並且發布資料,在技術上既不符合國際通行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國的要求,既不嚴謹,也不規範。希望個別駐華領事館尊重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停止發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氣品質資訊。

PM2.5是指大氣中直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的顆粒物,也稱為可入肺顆粒物,它的直徑還不到人的頭髮的二十分之一,由於體積小,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質,且在大氣中的停留時間長、輸送距離遠,對人體健康和大氣環境品質的影響更大。PM2.5的主要來源是日常發電、工業生產、汽車廢氣排放等過程所產生。

吳曉青說,從法律上講,中國環境保護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規定,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部門建立監測制度,制定監測規格,會同有關部門組織監測網路,加強對環境監測的管理;國務院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定期發布環境狀況公報。

吳曉青表示,從技術上講,空氣品質的監測,應該符合相關技術規格,這涉及到監測點位的布設、監測人員的資質、分析方法的選擇以及監測裝置等多種因素。

環保部在今年5月24日公布「空氣品質新標準第一階段監測實施方案」,要求中國74個城市在10月底前完成PM2.5「國控點」監測的試執行,12月底前公布監測結果,這74個城市中包括北京、上海等直轄市,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三大城市群的部分城市,以及各省會城市。

上海市環保局長張全說,上海的PM2.5設備已經於5月底在部份據點裝設完成,6月進行測試,未來將裝設七、八個「國控點」,測出來的資料才有代表性,預計年底發布PM2.5數據,他強調,設備測試後要進行調整,估計要1年後其數據資料才較有可信度。

中國氣象局廣州熱帶海洋氣象研究所研究員吳兌指出,現公布PM2.5的阻力來自地方,地方製造壓力阻止PM2.5公布,是著眼當下政績考核、GDP獨大的直接表現。




工作人員在調校PM2.5監測器材。(新華社)




圖/經濟日報提供


台灣 聯合報

人民幣先生…拚「畢業」成績?

記者 吳父鄉

有「人民幣先生」稱號的中國人民銀行(大陸央行)行長周小川,一言一行都受媒體放大檢視;近日,周小川從人民幣國際化談到溫州金融改革;密集「發聲」或與其人行行長任期即將屆滿不無關係。

4日,第一財報日報大篇幅刊登周小川日前在華盛頓專訪的內容,周小川在專訪時稱,雖然人行沒有刻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但人民幣的確有成為國際貨幣的潛力之一。他並指,要一件一件地做好自己的「功課」,開放金融市場,讓市場自主判斷和選擇人民幣做為國際貨幣。

接著,昨(5)日,周小川又藉第一財經日報發表他對溫州金融改革的看法。

周小川已擔任兩屆共十年的人行行長,依往例,人行行長就要交棒了。密集接受媒體訪問,並表達對大陸推行金融改革的看法,應是他亟欲在行長任期屆滿前,拼一個「歷史定位」。這從今年3月「兩會」(全國人大、政協會議的簡稱),人行記者會主題定為「貨幣政策和金融改革」,就可見端倪。

貨幣政策列「兩會」討論不足為奇;但周小川在極可能是自己最後一次以人行行長身份主持的記者會討論「金融改革」,就別具深意。

人行頻頻「出招」,顯示周小川急切地希望改革能儘快落實,讓自己的畢業成績單更加好看。



台灣 聯合報

穩增長vs.保增長 大陸經濟的著陸與出路

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已將「穩增長」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強調根據形勢變化加大預調微調力度。幾乎與此同時,世界銀行將2012年大陸經濟成長率預期從8.4%調低至8.2%,並稱大陸的經濟刺激政策應更加側重減少稅收與增加社會保障支出,而非依賴基礎設施建設與信貸刺激。

從最近的一些現象與指標看來,大陸經濟確在減速,甚至可能失速;4月出口與進口年增率分別只有4.9%與0.3%,今年以來更有逐月下降之勢;消費者零售總額的增加率是2006年11月以來最低,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則是2001年來最低。建築工人開始大批失業,發電量與用電量的增長減緩;雖然中國人民銀行調降存款準備金率,但5月上半月銀行新增信貸卻幾乎是零,實體經濟的萎縮相當明顯。對於當前大陸經濟及今後走勢,西方媒體已出現激辯,看好者有,看衰者更多,當然也有折衷派,觀點是大陸經濟的確面臨重大問題,但並非無法處理。是耶?非耶?大陸經濟的著陸肯定是無法避免了,是軟著陸,還是硬著陸?現階段的宏觀調控還有什麼新的思路與出路?

先談溫家寶的「穩增長」。穩增長與以往大家熟悉的保增長(或保八)僅一字之異,卻已反映了大陸決策高層對「後金融海嘯時代」宏觀調控決策的反省與修正。

2008年9月金融海嘯爆發,全球外需急遽萎縮之後,大陸當局在因應變局上的決策與行動反應讓人印象深刻,獲致的成績(連續三年成長率均在9%以上)更令人刮目相看,但這些作為也浮現出愈來愈多的問題與後遺症:產能過剩、投資過度且重複投資、房市泡沫、通貨膨脹、地方債麻煩、高利貸等,甚至還有很多日後才逐一爆發的腐敗問題。所有這一切,表面上是救市相關政策的效應,但說到底,卻是一種值得商榷的政策心態,就是「保」增長。

保,意味著力保,意味著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手段全力以赴,甚至可以不計代價,就為了達成一個具體鮮明的目標:8%。於是在外需困難、內需拉動消費不易、民企投資意願又不強的情況下,只能靠政府動員所有手段擴大投資與建設,手段包括國有銀行、國有企業、地方政府,政策則是常規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非常規的地方融資平台,結果則是保八成功,但後遺症一堆。

與2008年相比,2012年的國際形勢已由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演變成更大範圍與更棘手的歐債危機,更讓人擔憂的是主要發達國家的政策工具早已用完。大陸面對的外需形勢不僅疲弱,並存在著高度不確定的險峻,眼前的出路只有一條,還是內需。

理論上講,大陸擁有13.5億人的全球最大內需市場,現今挑戰的課題是要如何有效地開發這個最大潛力的內需市場,而又不產生各種後遺症,這就得汲取過去三年的教訓:增長是重要的,但盡可能從供給面著手,通過調結構、改善收入分配、提高整體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甚至開放向由國企高度壟斷的行業,引導民企與外資進入。至於政策工具,無論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可能更多地採取政策性融資或結構性減稅方式,針對企業的外部性行為給予誘導,使需求的擴大與結構的改善相輔相成。所有這一切,當然也涉及到相當大範圍的體制改革,有一定難度,但對中國大陸而言,又何嘗不能視之為一次形勢倒逼出來的改革。

所以,各方激辯大陸的經濟前景,在這個意義上或許是個偽命題,因為與一般國家不同,大陸擁有巨大的潛在內需市場,也有相對充足的政策工具,甚至還有很多體制改善的空間,一切視乎大陸決策當局的思維與作為。就此而言,整個形勢是可以審慎樂觀的。


台灣 聯合報

官媒开辟新栏目 中共进入十八大时间


人民网推出“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相关专题 网页截图

大公网北京6月6日讯 进入6月,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内地多家官方媒体同时推出以“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为主题的专栏,开始总结十年来内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进步。此间观察人士分析,随着十八大召开时间的日益临近,官方媒体开始启动 预热,标志着中共开始进入十八大时间。

高规格部署

按照惯例,在每一个重大报道项目启动前,都会由中宣部牵头组织部署,对报道的主题、节奏等提前定调、通盘考虑。据新华社报道,中宣部31日 召开部署“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主题宣传工作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要“激励干部群众满怀信心迎接党的十八大”。刘云山并要求,整个宣传活动,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全力加以推进,形成规模声势。

除了刘云山的定调,会议还对整个宣传报道工作进行了安排。会议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参会者包括中央宣传文化部门、中央新闻单位、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宣传部长以及有关负责人。

多平台联动

在刘云山主持会议部署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通讯社、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络等多个媒体平台,纷纷启动报道工作。

6月1日上午,人民网率先推出“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相关专题,在多家官方媒体中拔得头筹。据人民网介绍,这一专题意在“集中展现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紧随其后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于6月3日推出同一主题的宣传栏目。新华社在开栏语中指出,报道目的在于“迎接党的十八大,集中报道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稍晚一步于6月4日推出第一篇相关主题报道,内容为《惠农稳粮天下安》,总结了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在农业农村农民政策上的积极努力和作为。

在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陆续推出相关报道后,新华社于6月4日发出小结性新闻稿,指“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以大量报道展示党的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科学发展观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科学理论。”

十八大时间

按照中共惯例,每逢党代会等重大政治活动举行前,都会围绕会议主题提前在媒体上进行宣传预热,从上到下进行部署,营造积极祥和的舆论氛围。 刘云山在这次的部署会上就强调,报道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这些宣传报道的主题、规格、内容等,往往成为外界管窥中共政治活动的重要窗 口。

自这一宣传活动启动,中共以宣传口为核心,各级各部门接下来的工作都会围绕“迎接十八大”为主题来开展,中共自此进入为期或近半年的十八大时间。(京观/文)


大公報


促美使館停發污染數據 環保部捱轟



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新華社)

昨日是世界環境日,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在記者會上說,外國駐華使領館監測中國PM2.5(直徑小於2.5微米的懸浮粒子)數據並對外公布,違反外交公約精神,希望停止發布。美國駐北京、上海和廣州的使領館長期發布當地PM2.5數據,美方官員昨重申,發布數據是對使領館人員及家屬負責,這並非中國內政。

稱監測方法不科學

吳曉青說,中國的環保狀由政府部門監測和公布,「個別國家」駐華領事館自行監測並發布空氣質量信息,既不符合「不能干涉接受國內政」的維也納外交公約精神,也違反中國法律法規。他表示,空氣質量監測涉及到點位布設、人員資質、分析方法的選擇等多種技術因素,僅用一個點的監測數據評價一個區域的空氣質量是不科學的。

美國規定PM2.5值達每立方米35微克就超標,而中國以每立方米75微克才算超標,「他們用本國的空氣質量標準來評價我國的空氣質量,這是明顯不合理的」。吳曉青說:「希望個別駐華領事館尊重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停止發布不具有代表性的空氣質量信息。」

但吳的言論引起網民狂轟,認為環保局以低標準來制訂污染指數首先就不公平,還不准別人發布,是「連空氣都搞壟斷」。美國駐瀋陽總領事館政治經濟處處長羅傑在微博上說:「使館負責官員和家人的健康,所以發布信息。如果我們外交官的健康是算中國『內政』一部分,那就更複雜了。」


香港 明報

普京《人民日報》刊文 稱中俄「眾志成城」

普京昨在中國官方《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俄羅斯與中國﹕合作新天地」的文章,引用中國成語「眾志成城」,形容中俄關係非常穩固,「沒有各種各樣的偏見和成見」,「在當今這個明顯缺乏穩定和相互信任的世界裏顯得異常可貴」。

倡積極利用本幣結算

普京表示,基建與能源合作、相互投資是中俄戰勝挑戰、創造新職位,以及為企業提供機遇的重要資源。他指出,中俄貿易額去年達835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兩國應更積極利用本幣結算協議,降低雙邊貿易風險及提高盧布和人民幣的地位。他還主張兩國加強航空航天等高技術合作,促成「真正的科技聯盟」。

普京總結稱﹕「中國有句成語:『眾志成城』。我們願意為了我們兩國和人民的利益共同努力。而這一定能夠給我們帶來豐碩的成果。」


香港 明報

張炳良﹕教育樞紐應連接東西方

上星期,《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首度公布「年輕」大學(即成立少於50年)的全球排名,當中有四所香港的大學名列前50名,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區域教育樞紐的地位,連同東亞其他日漸冒起的高質院校(包括中國內地、台灣、韓國、日本、新加坡),已儼然形成一個東亞「教育帶」,在未來足以與北美的大波士頓地區媲美。

學校教育方面,東亞地區的學校體系,包括香港,亦在近年不同的國際評鑑中屢獲好評——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PISA(國際學生表現評核計劃)和過去幾年由麥肯錫國際顧問公司所做的研究。

亞洲學生在PISA的突出表現,令歐美教育當局驚訝,深感其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受到威脅,紛紛欲向亞洲的教與學模式取經。因此,Amy Chua(蔡美兒)2011年的暢銷書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虎媽戰歌》)才會風靡美國以至全球,叫人重新評價亞洲方式的教育與育兒之道,但也引起不少爭議。

亞洲崛起對世界帶來重大改變

踏入21世紀,亞洲經濟崛起,國際上對亞洲另眼相看,亦驅使重新了解亞洲國家豐富而多元的文化與傳統。誠如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Kishore Mahbubani在其2008年著作The New Asian Hemisphere(《新亞洲半球》)所指出,在過去兩個世紀中西方的崛起改變了世界,而亞洲當今的崛起也會對世界帶來同樣重大的改變。

自從歐美文明崛起並確定其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後,西方思想、知識與其衍生的典章制度成為普世顯學,而亞洲的知識與學問往往只局限於「亞洲學」(包括漢學和中國研究)的層次。作為東西交匯的教育樞紐,香港的高等院校應要發揮貫串東方與西方文明和學問的作用;國際排名本身並非至為重要,關鍵的是能否匯通東西、創建新知識和新思維,既向東方傳播西學,也向西方引介東學傳統,整理或再造亞洲文化與思想的體系,以期對全球文明作出貢獻。

在此新的全球化紀元,究竟香港以至亞洲可向世界分享怎樣的經驗、推行怎樣的教育和學習之道?這端視乎如何詮釋新時代人類社會的挑戰,並如何藉教育旅程為新的全球公民作好裝備。

在東方和西方的教育傳統與實踐之間,或曰在孔子與蘇格拉底之間,曾有學者認為可存在一種理想的整合——就是在成長初階讓學生們先受儒家薰陶、學習基本知識和人格培養,然後在成長後期再受蘇格拉底式的求真鍛煉,掌握批判思考。不過,在尋求跨文化思想傳統的互相學習過程中,不用過分把東西方傳統和教學法兩極化。

教育與傳統文化脫節

當前東西方的大學與學校,均面對一根本的失落危機,就是教育與傳統文化的脫節、忽視價值培養,偏重經濟生產力和人力資本概念所定義的目標,因而變得愈來愈單向化(one-dimensional),未能做到發掘和發展多元潛能、培養多元兼容的社會人格,學術上容易產生狹隘的學科教條主義,思考上也易趨生簡化的「政治正確性」和「道德正確性」的視野,不利於營造多元共融、排除偏見的人際關係和社群關係。

事實上,已開始有一些大學校長和資深學者在呼喚,不要沉迷於表面的院校排名和量化評鑑遊戲而把教育價值扭曲,變成「失去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前哈佛學院院長Harry Lewis語)。 學者們和教育工作者們均應回歸基本,在歐美和亞洲的豐富文化傳統中重拾教育的真諦。而兩者傳統之間亦存在共通處。歐洲的學術傳統強調理性(reason)、德性(moral)與文化(culture),而東亞的儒家學說則主張「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

東西方的文明和文化教育傳統,都應好好地在今天傳承下來,教育應從中汲取「智慧」,以提升人類的知性品性、以及對文化差異的兼容意識,以促進真正的跨文化全球主義;這樣,一方面「繼承」文化傳統,另方面改造社會以達至更高的人文目標境界。而通識教育的真義,不在於學習時事,而在乎跨越文史哲科、識古今並知中外。

香港應如何迎接當教育樞紐的挑戰?


香港 明報

潘小濤﹕六四變色龍又要準備變色?

有一種人:八九年北京學生上街爭取民主,他們聲援;中共當局出動坦克及機槍血腥屠殺平民學生,他們譴責;到北京當局沒有倒台之虞,他們又反過來指摘學生搞事,並支持血腥鎮壓。將來北京要平反「六四」,相信他們也會厚顏無恥聲稱自己支持民運。

今年「六四」,我們耳根特別清靜,再無歪理、謬論替鎮壓詭辯,那些「香港捐助導致鎮壓」、「若不鎮壓就沒有今天經濟成果」等「謬論」,也銷聲匿舻。或許,他們已嗅到北京傳過來的「異味」,感到北京對「六四」的態度似有微妙轉變。

去年,北京當局首次主動接觸「六四」死難者家屬,希望商討賠償問題,被拒;個多月前,傳出溫家寶三度在黨內會議,提出平反「六四」;與此同時,北京放開對八九民運及「六四」等敏感詞的限制;上周日及周一,逾百人在貴陽市中心破天荒舉行公開悼念「六四」活動,公安竟不抓人,這是23年來的頭一遭,事隔兩天才拘捕組織的退休工人糜崇驃!

前兩天,「六四」時遭坦克壓傷、高位截去雙腿才保住性命的前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流亡美國3年多後,成功「闖關」入境香港。近年,特區政府對海外民運人士入境要求,無論名氣很大的王丹、吾爾開希還是名不見經傳的易丹軒、費良勇等,都一律拒絕,只有熊焱在「六四」20周年時成功進入香港。

上述事件,獨立去看,確實看不出什麼特別,但放在一起看,不就是一道裂縫正慢慢撕開?難道不是他們在測試外界反應,逐漸放寬對紀念「六四」的打壓?平反「六四」或不可能短期發生,但絕非遙不可及。



香港 明報

六四晚會籌232萬破紀錄 支聯豐收

前晚六四燭光集會人數達18萬創下新高,參加者除點起燭光之外,對支聯會的捐助也創歷史新高,達到232.3萬元,比去年多100萬元。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捐款中的100萬元會作為常年經費,餘下130萬元,將成為六四永久紀念館的啟動款項。另外,雖然今年會場的天后入口不准團體設檔籌款,但多個政黨的籌款亦豐收,其中社民連收到的捐款增加一倍。

130萬啟動六四永久紀念館

燭光集會的支聯會籌款紀錄,是2009年六四20周年的210萬元,今次集會高達232.3萬元,李卓人稱,當中有2萬元人民幣,較去年的1.6萬元多,反映參加集會的內地人增加。他稱,捐款增加的主因,應是市民支持支聯會設立永久紀念館。

大多數政黨均認為,今年燭光集會的人流增加,令籌款額比去年多,籌得11萬元的人民力量,其主席劉嘉鴻表示,這反映多了市民支持其工作,如在立法會「拉布戰」中引起社會迴響。籌款額增三成、達17萬元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認為,市民對候任特首梁振英上台有危機感,盼有更多監察政府的力量。社民連則籌得23萬元,副主席吳文遠稱絕大部分是20元紙幣,捐款者不乏80、90後,但他說這個籌款數字仍不足支持他們參與立法會選舉。

身兼工黨秘書長及職工盟統籌幹事的譚駿賢表示,這兩個組織性質相似,加上領導人都是李卓人,故令職工盟的籌款額減少,不過,工黨成立首年便籌得5萬元,算是不錯。

另外,協助六四集會網上直播的莫乃光表示,訪問直播網站的川流(streams)數據顯示,來自內地的有52,527人次,比去年增加一倍,香港則有36,528人次,美國為20,673人次。川流來自38個國家及地區,甚至連喀麥隆、印度也有一人次登入。

曾拒評六四 林瑞麟﹕尊重表達權

雖然各地關心此事,不過,特首曾蔭權與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昨日均拒絕回應有關平反六四的提問。政務司長林瑞麟被問及會否向中央政府反映平反六四訴求,以及卸任後會否參加燭光集會時沒正面回應,只說多年來港府都是尊重港人表達意見的權利,相信今後會繼續這樣做。


香港 明報

趙紫陽女兒:六四冤案應糾正



趙紫陽女兒王雁南表示,當局應糾正六四事件犯下的錯誤。翻攝網路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六四天安門事件在前天屆滿23周年,各界要求平反的聲浪不斷。當年因同情學生,遭解職軟禁的中共已故總書記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前天表示,與其說「平反」,更應該「糾正」,糾正當局在六四事件犯下的錯誤。如果胡溫(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無法解決,由下任領導人習近平來完成,「也不是壞事。」

王雁南是趙紫陽的6個子女中唯一的女兒。六四後她為避免身分敏感,改名王雁南。她在趙紫陽晚年一直陪在父親身邊。美國之音(VOA)前天引述王雁南的說法,「20幾年的一個冤案,全中國的人都看得很清楚。」

胡溫「不能迴避」

王雁南認為,與其說平反六四,更應該是糾正,「糾正當局犯下的錯誤。當局必須面對,不能迴避。」王雁南說,她和家人當然希望胡錦濤、溫家寶等現任領導人就六四事件做出正確決定,但由下任領導人習近平來完成,「也不是壞事。」


台灣 蘋果日報

王丹:關於柴玲聲明的緊急聲明


(参与2012年6月6日讯)報載柴玲發表聲明,表示原諒鄧小平,李鵬,認為只有寬恕,才有和平。甚至還表示每天為他們祈禱。

對柴玲的個人信仰導致的這個意見,我表示完全尊重,但是完全不能同意。我認為,在殺人者還沒有任何懺悔,道歉,甚至還在繼續殺人的時候,被害方的原諒是沒有根據的。這樣的原諒,對六四死難者是很大的不公平。

我希望外界知道,柴玲的這番談話只代表她自己以及她的信仰,並不能代表廣大的八九同學。
我也公開呼籲柴玲正確區分個人的信仰與是非價值判斷這兩件事。

普京訪華 中俄再「蜜月」推高貿易額



胡錦濤(右)昨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儀式,歡迎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

俄羅斯總統普京( Putin)昨日抵達北京,開始為期三日訪華行程。此為他再度就任總統後首次進行國事訪問,除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峯會,還將與中方簽署多項經貿合約,誓言要將兩國貿易推向新高峯。俄羅斯近來在諸多國際事務上與中國並肩,包括在南海問題上公開表態支持中國,西方認為中俄「蜜月期」再度來臨。

普京再度就任俄羅斯總統後,西方關注中俄關係會進一步密初。為此次訪華前,普京缺席上月底的八國峯會( G8),這是俄加入 G8後總統首次缺席。早前中菲南海問題爭端時,俄又表態「反對非當事國干預」,不但為中國站台,矛頭更直指美國。中俄還聯手阻止聯合國軍事干預敍利亞暴政,令要制裁敍國政府的西方大為不快。普京還公開表態指,中國的發展對世界並不構成威脅。

2020年貿易額達15517億

據悉,隨普京訪華還有一個龐大的經貿團,兩國將簽署多達17項合作協議,普京誓言要在三年內,將俄中貿易額由現時835億美元(下同,約6,478.3億港元),推到1,000億(7,758.5億港元),2020年更要達2,000億(15,517億港元)。普京還稱,將在航空航天等高科技方面加強與中國合作。輿論認為,俄中越走越近,除經濟原因外,也與俄欲借中國之力重振「大國雄風」有關。昨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見普京,官媒稱雙方舉行「親切友好的會談」。
中新社/環球網


香港 蘋果日報

不要二度屠殺六四英靈

六月四日暮色初降,市民四面八方湧向維園,金鐘、天后站肅穆人龍盤繞。與此同時,梁府管家婆向記者堆起了滿臉憂傷。吐出的第一句話不乏人性──相信「八九學運的學生都是愛國的人」。但瞬即獸性回歸:「那麼多人過身了,唔理是對是錯,都是叫人同情的……」

後語陰毒否定前言,將建制群醜閃縮的「真相未明」,推深一步到「對錯未定」──愛國也可能過激,也可能被利用,甚至好心辦壞事,因而「叫人同情」的不是為正義壯烈獻身,而是年幼無知盲目衝動,頭腦簡單誤當炮灰。鱷魚眼淚未擠出,隱形屠刀已揮來,天安門英靈的人格慘遭第二度屠殺。

大學生反獨裁,爭民主,聲討特權貪腐,呼喚新聞自由;秩序井然,和平理性,拒絕暴力,自殘醒世。或許中南海裏黨爭暗湧,但是熱血青年冰清玉潔,一心一念為國為民,吶喊、奉獻、直至犧牲。萬國萬眾,無論你有無宗教信仰,只要是人,只要一線天良尚存,判斷不出他們是對是錯?

來一番文革式「政審」,羅太也屬廣義「遺孽」族群,飲英國奶長大的,懇請萬勿用甚麼民族情懷強國憧憬來笑出人命。惟百思不解者,冰雪聰明的名校番書妹,就如此篤信出賣靈魂生意穩賺不賠?就真的相信獨裁專制萬壽無疆?烏雲終蔽日?赤縣天難明?沒看見走進陽光的昂山素姬?沒看見關進鐵籠的穆巴拉克?沒聽見內外交困下金鑾殿樑柱的龜裂聲?

孔捷生將梁狼視為「跳樑小醜」實為失察「輕判」,梁府主僕其實同為靈魂中空的惡鬼。魔鬼殺了人,你們還要再補一刀。而且殺人不見血,自以為無損那辨不清「上詐」的「下愚」民意。

可惜二位「不方便」做一番維園親民騷,否則就會聽到,二十三周年燭光會中,響徹夜空的聲浪共爆發兩次,一是司儀向市民介紹學運英雄方政時,喝采聲霎時激盪維園,市民用歡呼喊出自己「是對是錯」的判斷。第二波全因李卓人拎出一條「冷血變色龍」,十八萬人海怒濤洶湧,十八萬人對梁狼同聲一罵「可恥」!

有夫有子,為婦為母,卻對天安門母親絕望中泣血苦思的愛兒再揮屠刀,二度屠殺。羅范椒芬,你和你的主子,必將雙雙釘上民族進化史的恥辱柱。

凝緣
傳媒人

香港 蘋果日報

沒有第三條路線 強說轉型逆民意

蔡英文輸了大選後辭職,民進黨得再來選黨主席。這選黨主席的意義,對內說得動聽是團結黨內派系勢力,說穿了則仍是蘇蔡之爭;然外界不只看黨內鬥爭,也想看黨外政策,尤其是已歸邊大陸的媒體,一直認為這次選黨主席,應有更明確的兩岸政策,應反映民進黨路線的轉型。

阿扁對「九二共識」的詮釋,是無共識的共識;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則可說是無政策的政策。比如阿扁任內八年,無論經濟情況如何渴求,扁政府硬是連開放三通也不做;但輪到蔡英文選舉時便說,對於馬英九任內的大陸措施,可以概括接受。顯然,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是被動的,就算上台也不會主動推,極其量也只會在政黨輪替之間承接。

兩岸發展,可以宏觀地從兩岸看,但台灣的政黨發展卻不能脫離民意,民進黨大選雖然輸了,但得票率進步至四成五。所謂路線,不過統獨兩條,但主流民意是維持現狀,速統速獨沒政黨會走,真正的兩條路,不過是爭中間偏統或偏獨而已;有趣的是,偏統的還要說不統,偏獨的還要喊不會獨。

國民黨已經走上偏統不統的路線,民進黨由黨外而在野黨,路線如果貼近國民黨,怎會得民心?自然得走上第二條路,那不是誰做黨主席的決定,而是台灣主流民意的選擇;現時根本沒有第三條路線,強說轉型,只會逆民意而行。


徐傑昌 評論員

太陽報

六四談六四 梁振英無得體回應

二十三年前六四事件發展最熾烈的三個星期,我不在香港,卻遠在言語不通的西德。看不懂德文報章和電視,對事件實在不知表裏。一晚在慕尼黑看完戲在餐館用膳時,偶然見到晚報頭版報道北京發生嚴重事故,也刊登了一幅天安門的照片,但仍然不知詳情;直到幾天後取道倫敦回港,經過唐人街見到華人示威活動,方才開始感到事態的嚴重性。然而,身為港英政府公務員,對在中國發生的政治事故,如無必要,只能盡量置身事外。

這麼多年來,我對六四事件沒有甚麼特別感覺,只是抱着平常心,以冷靜、客觀的態度看待事態的發展。這是一件歷史大事,可以有很多角度的看法;牽涉眾多平民百姓、軍隊官員,對事情發生始末有多個不同版本。在國內外接觸過的人物中,有曾經直接在天安門現場參與示威活動的,有旁觀者,也有只從傳媒報道而感到義憤填胸者,更有在六四後才出生的年輕人,全因一句「薪火相傳」,便義無反顧地全情投入「平反六四」行動。本來這是一個完全正常的情況,可惜在香港,發展到後來,六四事件已被某些政客騎劫,只容一個版本流行,打造為一個本地政治議題,用作反建制派的強力武器。

我尊重每一位真誠參與六四悼念活動的人士。我一直沒有參加任何遊行或集會,卻參加過兩個話劇的演出:《笑難忘》以嬉笑謾罵來說明老百姓對某些事情絕對不會忘記,《巴黎公社的日子》則是東德劇作家布萊希特的作品,描寫一八七○年間法國軍隊以維護大局為名,大舉屠殺反政府的巴黎公社平民百姓一段歷史,由我翻譯並參加演出,這是我對六四的表示。

明知六四是一個必會提出的問題,梁先生竟然不能作出一個得體的回應口徑,實在令人失望。


譚榮邦 前政務官

太陽報

最美司機雖美 難挽道德淪喪

「最美司機」吳斌的追悼會日前在杭州舉行,萬人送別,全城灑淚,情景感人。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吳斌不懼個人安危,捨己救人,感動天下,可惜,民間英雄的義舉無法喚醒公僕的良心,也無法阻止道德的淪喪。

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淚灑追悼會,當局亦開足馬力,大力宣揚吳斌的義舉,希望以此匯聚人性之美,重塑道德形象,激濁揚清。這種態勢令人想起當年「八榮八恥」轟轟烈烈的宣傳場面,但隨着時光流逝,社會風氣並沒有根本好轉。

實事求是地說,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現在到了最缺德的時代。上至廟堂之高,下至江湖之遠,從達官貴人到升斗小民,個個向錢看,又有幾人講道德良心?中國十三億人,還有幾個講禮義廉恥?中國現在不是誠信缺失,而是根本沒有誠信,不是道德滑坡,而是道德崩潰!

中國經濟雖然迅速發展,卻是建基於道德淪喪的基礎上。見利忘義、唯利是圖、謀財害命,已成為各行各業的行業標準,為賺錢不擇手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早已沒有純潔、淳樸和真誠,只有利益的交換與金錢的誘惑。於是,老人倒地無人敢扶,有人跳樓引來冷嘲熱諷,中華民族陷入空前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危機。

上樑不正 社會糜爛

上樑不正下樑歪,中華民族急速墮落,正是因為官員集體腐敗,無法取信於民。在中國官場,往往最大義凜然、最講仁義道德的,就是最缺德、最無恥的。譬如深圳前市長許宗衡,在任時經常以親民、開明的形象示人,開口閉口思想解放,但剝開形形色色的偽裝,不難發現其仕途的每一步,都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與陰謀實現。

這種政治雙面人已成為中共政壇的主力。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經常這樣諄諄教誨下屬:「要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前廣東省委副書記陳紹基自命不凡「晚節黃花香」,但事後被揭包養二奶,道德敗壞。台上道德文章,台下男盜女娼,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這便是政治雙面人的共同特點。

一旦這些表裏不一、言行各異的官員原形畢露,給百姓帶來的便是無窮的心理震撼,對社會的道德倫理造成毀滅性打擊。當這些雙面人物垮台,升斗小民的道德底線又如何守得住?執政當局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機,根本無法凝聚人、說服人。公僕們其身不正,又何以正人?官風不正,社會風氣才會糜爛。

吳斌一人的義舉,雖然可以挽救二十多人的性命,卻無法挽救世道人心的墮落。如果公僕不以身作則,帶頭正本清源,社會上出現再多的吳斌也是枉然。


太陽報

維園燭光 彰顯一國兩制

九七回歸後,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與內地一個最為顯著的差別,就是香港每年都可以公開悼念六四事件,每年這個時候都可以有遊行請願、要求平反六四;每年都可以有燭光集會,悼念死難者,「追究屠城責任」。而內地這個時候,年年如臨大敵,天安門廣場軍警密布,隨時大肆抓捕「可疑人士」;在整個公共輿論平台上不能涉及六四話題,連六四這兩個字都不能出現,社會主義的內地和資本主義的香港對六四有天壤之別。

過往,港人紀念六四的消息一直是被中共官方嚴密封鎖的,內地百姓包括知識界多不知香港人「毋忘六四」。現在資訊愈來愈發達,中港兩地人員交流極為頻密,開放個人遊後幾無阻隔,有關六四的消息再也封鎖不了,這些年有愈來愈多的內地百姓聞訊而來,參加悼念活動。對此,中共官方似乎也不以為危。

通過這些悼念活動,六四事件的真相開始被內地百姓特別是年輕人所知。而在香港這邊,九七後六四紀念活動不絕,「薪火相傳」經過二十三年的接力,現在也大有所成。這些年維園燭光晚會的參加者多了不少「八十後」、「九十後」,他們在八九年六四事件時還在襁褓中或尚未出世,但如今已是悼念六四的生力軍也。

無論回歸前後,六四事件對香港的政治生態環境,對香港的世道人心影響都是極大的,可以說超過任何事情。朝廷這些年總是抱怨香港「人心回歸」問題沒有解決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六四事件至今沒有平反昭雪!

香港人的這個大心結沒有解開,對此,北京應該好好自我反思而不是抱怨港人,六四心結未解,連建制派、行政長官在港人面前都灰溜溜抬不起頭來,他們倒是應該抱怨朝廷。

柳扶風

東方日報

公僕崇洋媚外 騙子挾洋自重

曾經以收購「美國大西洋銀行」而蜚聲中外的溫州商人林春平,日前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而被追捕。這個商業騙子瞄準國人崇洋媚外的特點,精心設計收購騙局,短期內名利雙收,但騙局曝光後便自身難保。

這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牽涉金額上億元,林春平已於上月二十三日畏罪潛逃。溫州市警方已對林春平立案偵查,並在公安系統內網上發出追捕訊息。

想當初,正是這個林春平被當局吹捧為在美國金融界「吃螃蟹」的第一人,成為傳媒寵兒和政府的座上賓。歲末年初,溫州深陷民間借貸危機,林春平高調宣稱,斥資六千萬美元收購據說有八十五年歷史、位於特拉華州的「美國大西洋銀行」,並更名為「美國新滙豐銀行」重新試營業。隨後不久,林春平一躍成為溫州民間資本突圍的標竿式人物,不僅被冠上政協第十屆溫州市委員會委員等頭銜,還得到浙江、溫州省、市兩級政府領導的高度表揚。浙江省一位主要領導曾在全省民營經濟萬人大會上表示:「溫州有位企業家林春平,收購了美國銀行,了不起!」

若不是有媒體到訪所謂的「美國大西洋銀行」總部調查,發現這家被林春平吹噓為歷史悠久的銀行根本就是子虛烏有,他現在還享受着各種政治優待和經濟實惠,在中國官商兩個階層春風得意,其騙局也將愈吹愈大,甚至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屢屢受騙 何時醒悟

值得思考的是,林春平在美國發表一紙收購聲明,為何中國官員便深信不疑,交口稱讚,還將他捧為政協委員?是不是太過草率了呢?其實,戳破林春平的騙局很簡單,只要打個電話問問負責監管國民銀行和儲蓄機構的美國通貨監察局,便可以真相大白。林春平騙術得逞,相信是因為他披上一層洋外衣,使得中國官員望而卻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說到底是崇洋媚外的心理作祟。

類似這樣挾洋自重、挾洋行騙的例子在中國數不勝數,在各行各業屢見不鮮。比如,中國政商界近年掀起一股攻讀學位的熱潮,一些官員的學歷年年看漲,文憑愈拿愈高。類似「美國瑞恩斯大學」、「美國斯特夫大學」等野雞大學,很多都是中國人辦的紙上大學,卻能通過販賣假文憑在中國大發橫財。

隨着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很多洋人也開始飄洋過海到中國掘金,他們沒有多少本事,卻憑着洋人外貌和一口外語,在中國混得風生水起。最典型的就是英國人海伍德,在中國教英語,最後居然混進薄熙來家族的小圈子,掌握薄家的核心機密。中國官員崇洋媚外,結果屢屢受騙,但有多少人能幡然醒悟呢?


東方日報

公子三番五次化名,令計劃被周永康利用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李子春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之子真的是北京3·18法拉利車禍事主嗎?明鏡新聞網多次追問北京官方有關人士,均不得要領。不過,有知情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車禍死者肯定是令計劃公子。

    這位知情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令計劃公子用化名在北京大學就讀,發生車禍之後,他的身份證又被改了三次名字,為的就是掩人耳目。有關人士還在周永康指令之下,先後散布謠言說死者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私生子、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後代。

    針對中共媒體人士的質疑,這位知情人士說,要想為令計劃公子洗清污名很簡單,或是由北京警方公布3·18法拉利事件真相,或是用某種方式安排令計劃公子露面。

    北京政界人士說,令計劃原本掩蓋3·18法拉利事件,只是為總書記胡錦濤和自己遮羞,沒想到被周永康利用,捲入到薄熙來事件中。

   他指出,令計劃之前承諾安排胡錦濤視察重慶,一則因為胡對薄的唱紅打黑原本就支持,另則想拉攏薄熙來,某種程度上起到牽制習近平的作用。令計劃做事小心奕奕,政治上沒有大格局,一不小心就被周永康拖下了水。不過,令涉薄熙來事件還不算太深,暫時不致被撤職,十八上可能成為政治局委員,但幾沒可能升為政治局常委了。




任璧蓮:小說人物的感受必須很真實



明鏡記者柯宇倩/美國文壇用英語寫作的華裔作家裡,有的是來自中國的移民,有的是移民第二代。出生於紐約長島、目前定居於波士頓的任璧蓮(Gish Jen),父母來自中國,由於擁有移民背景,任璧蓮的小說加入了許多移民的元素。但帶著各式“鏡片”看世界的她,並不侷限於中國文化與移民題材,讀任璧蓮的小說,總能見到形形色色的人事物。

成長過程接觸各式各樣文化

任璧蓮會關注不同類型的移民與非移民,與其成長背景有關。任璧蓮童年時住在紐約市北部的揚克斯(Yonkers),該區居民多為工人階級,任璧蓮一家是唯一的中國人家庭,經常受到歧視,甚至會遭受居民的石頭攻擊。之後任璧蓮一家搬到斯卡斯代爾,也就是《夢娜在應許之地》故事的發生地。該區有40%的猶太居民,因此對於其他少數族裔也較友善,任璧蓮形容那是個“少數族裔像多數族裔”的地方,任璧蓮在此學習到許多猶太文化。

任璧蓮高中時曾擔任校刊編輯,進入哈佛大學英文系後,任璧蓮選修了著名詩人費茲傑拉德(Robert Fitzgerald)的詩歌課程,雖然費茲傑拉德鼓勵任璧蓮繼續在文學界努力,但在父母的期望下,任璧蓮在1977年拿到學士學位後,1979年進入史丹佛大學商學院就讀,只是任璧蓮很快發現到自己對商學沒興趣,相當有主見的任璧蓮甚至從第二年開始再也不到學校上課,並在1980年時跑到中國一年,在濟南礦業學院教英文,她的母親為此整整一年不跟她說話。

1981年,任璧蓮進入了著名的愛荷華作家寫作坊學習創作,並發表了《Bellying Up》(逐漸死亡)、《The Small Concerns of Sparrows》(麻雀的小擔憂)兩篇故事。第三篇小說《White Umbrella》(白傘)之後,本名Lillian Jen的任璧蓮開始以“Gish Jen”的筆名發表文章,此筆名的靈感源於著名演員吉斯(Lillian Gish),任璧蓮希望自己寫作時能像演員一樣自由揮灑。1983年,任璧蓮取得愛荷華作家寫作坊碩士學位。

個性大方、開朗,經常愉快大笑的任璧蓮,作品也洋溢著明快、幽默的氣氛,少有憤怒的極端情緒。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典型美國人》在1991年發表後獲得廣大迴響,入圍美國書評小說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Fiction),同時被《紐約時報》評為當年最值得注意的書籍,1996年出版的《夢娜在應許之地》也被《洛杉磯時報》評為年度10大好書,初踏文壇就取得成功,使得任璧蓮被譽為繼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和譚恩美(Amy Tan)之後最受矚目的美國華裔作家。

任璧蓮小說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就是故事說進了讀者的心坎裡。任璧蓮對《明鏡》表示,身為一個作家,她認為自己有責任去呈現事物更深一層的樣貌。“有些事實確實存在,只是還未暴露,試圖找出深層真相,就是我們的工作。”任璧蓮指出,有的作家不描寫實際的事物,但她身為一個寫實作家,在挖掘深層事物的同時,也有責任盡己所能正確地描述表層的事實。

雖然任璧蓮的小說人物是虛構的,但人物的感受卻必須很真實。任璧蓮對《明鏡》坦承自己在呈現事物樣貌的過程中,也經常會發生理解錯誤的事。“對我來說,只要書中寫到任何事情或描寫到任何族裔,我都必須確定寫出來的是正確的。”為了將錯誤降到最低,她經常聽取特定人士的意見,例如當小說提到猶太人,任璧蓮會把作品寄給猶太朋友看,當提到基督徒,她會把作品拿給基督教朋友看,如果內容涉及科學,任璧蓮就請科學家閱讀她的小說, 確定自己寫的正確。

任璧蓮2010年出版的小說《World and Town》(世界與鎮)描寫一名中美混血婦人搬到河湖鎮(Riverlake),認識一個柬埔寨移民家庭的故事。任璧蓮對《明鏡》表示:“我感到很驕傲,因為我最近聽到柬埔寨社區對這本書的評價,他們很高興,因為我正確地描寫了他們的語言,更重要的,是寫出了他們的文化。”



任璧蓮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典型美國人》發表後獲得廣大迴響,入圍美國書評小說獎(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for Fiction)。

《江澤民傳》作者庫恩的前世来生


《明鏡月刊》任知晴



雖然《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在中國引起了巨大反響,也使庫恩在中國獲得了空前的榮耀。然而在海外,人們對不通中文、對中國近現代史瞭解甚少的庫恩的“獨立”作傳能力表示了質疑。
    很多輿論認為,庫恩這部江傳是雇人寫的捉刀之作,他本人的興趣也不在於寫一部領袖傳記,而是想通過寫這部書,拿到打開高層之門的通行證——不管這種說法是否客觀,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他通過采訪而結識了如此多的中共領導人,在整個西方可以說無人可以與之媲美。


庫恩所著《江澤民傳》

值得一提的是,庫恩在會見中國高官時多避忌提到自己在華有業務的實情以及自己商人和國際大公司顧問、董事的身份,而多選擇庫恩基金會董事長這一比較中立的頭銜,其智慧可窺一斑。
據南方人物週刊披露,這個基金會是一個基於原世界上帝教會基金會的關係網絡。
在1972-1978年的6年時間裡,庫恩曾是美國世界上帝教會(Worldwide Church of God)的主要成員。世界上帝教會是美國上世紀70-80年代著名的異端教會組織。著名宗教學者瓦爾特.馬丁(Walter Martin)在他的經典之作《異端王國》(The Kingdom of the Cults)裡,有34頁專論這一教派。

庫恩的聲名鵲起與世界上帝教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1972年,他在教會贊助的刊物上發表了名為《為什麼人腦和動物腦會有區別》的文章,得到教主赫伯特·阿姆斯特朗(Herbert W. Armstrong)賞識。隨後,他成為教會一個結合時事和經文的國際傳教電視節目《明日世界》的製片人。
世界上帝教會不僅是一個宗教組織,更是一個龐大的媒體王國。它擁有最先進的攝影隊,通過雜誌、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發展傳教事業。在主教阿姆斯特朗的帶領下,世界上帝教會環遊全球,與各國政要見面,其中包括推動政要間的私人會談和到中國訪問。這為庫恩日後來到中國發展埋下了伏筆。

1978年,世界上帝教會因為首領斂財無度,一度被美國加州警方取締。
也正是在這一年,作為教會第三號人物的庫恩,推行了一套與教主阿姆斯特朗理論相衝突的系統神學學習項目(STP),企圖接管教會。這一項目很快遭到環遊世界歸來的阿姆斯特朗的制止,庫恩也因此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他脫離教會,來到麻省理工的斯隆商學院進修,這成為了庫恩日後從商的契機。

在斯隆商學院,庫恩建立了廣泛的人脈關係。他的同學中有很多日企高管,這使得庫恩畢業後轉往亞洲發展。
上世紀80年代是庫恩事業的發端時期。他先後幫助三井、長期信貸銀行、住友信託和後來的日商巖井等日本企業大量收購美國資產。在這一系列的並購交易中,庫恩獲得了他經商的第一桶金。

庫恩說自己衹是一個業餘作家,“和職業作家不同,我寫作的目的是確保自己理解了所思考的問題。我認為,衹有把它寫下來,才算是真正理解。寫作衹是傳播思想的工具。”
據南方人物週刊,庫恩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有人說共產黨花錢雇用我們寫這本書,給共產黨樹碑立傳。我想說的是,誰也雇不起我說心裡話。”
庫恩曾表示自己寫書並不是為了賺錢:“在寫作《江澤民傳》的4年間,我本人在中國沒有從事任何商業項目,停止了在中國的一切商業活動,沒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經濟報酬。”

庫恩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也證實說,庫恩的所作所為純粹是出於激情,他是個很富有的人,不需要靠寫書掙錢。2005年《江澤民傳》出版後,庫恩就通過出版社,將他50%的版稅捐給了北京前沿科學研究所、希望工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用於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研究)。
但在庫恩寫作過程中,其旗下的公司成為了中國一些官方機構在海外聯合投資項目中的重要合作夥伴。庫恩的妻子、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也都在參與著庫恩的一系列中國項目。(《明鏡月刊》第21期)

谁来平反六四? 温家宝还是习近平


右上,齐心率子女(习仲勋的夫人率子女则包括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左上,李昭全家(耀邦家);下中,陆定一全体子女,等等送的花篮
图片来源: 俞梅荪 
右上,齐心率子女(习仲勋的夫人率子女则包括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左上,李昭全家(耀邦家);下中,陆定一全体子女,等等送的花篮
 

最近一段时期,要求重新评价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和中国当局军事镇压行动的呼声有增无减,日益高涨。英国媒体最近报道称,中国总理温家宝试图以重新评 价六四事件来启动他多次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消息被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评论人士认为,重新评价六四,还原历史真相,是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温总理提议 薄熙来等人反对?*

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以来,每年在6月4号这个敏感日子前后,世界许多地方都有人发出呼吁,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今年,提出平反六四的人当中可能包括多次提倡政治改革的中国总理温家宝。

英 国《金融时报》5月20号引述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说,温家宝正在试探性地提出平反“六四”,以启动他已经多次提倡的政治改革。报道说,温家宝近年曾在三个 不同的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但 每次他提出建议时都遭到反对,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是薄熙来。报道指出,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1989年一再要求邓小平采取强硬立场,调军队到天安门。

*俞梅荪:大势所趋 64迟早平反*

前中南海官员俞梅荪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温家宝在党内高层提出解决六四问题是可能的。俞梅荪1984起作为一名政府高官的秘书在中南海工作了10年。他表示,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是早晚的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他认为,这是人们的普遍共识,镇压者和被镇压者都心照不宣。

他 说:“这是大问题、大的国家问题嘛。对六四进行不断的打压,打压本身是个大问题,上面是肯定要考虑这个问题,如何继续的问题。温家宝呼吁要平反六四,我觉 得是可能的。特别是,这几年来,特别是最近陈希同又在撇清嘛,李鹏也是,大家都在撇清关系,大家都推六四责任。这本身就是很好的现象嘛。包括袁木,也在哆 哆嗦嗦地推责任,都怕沾上这个事情。说明六四的问题,体制内外,左右之间,应该是内心有共识的,只是大家不愿意承认而已嘛。”

俞梅荪告诉 美国之音,六四敏感时期,他正在被禁止外出,不过这不影响他思考这个敏感问题,发表文章,和整理相关资料。俞梅荪指出,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示威学 生反对军事戒严而下台,但是仍然在体制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他表示,赵紫阳7年前去世后,他和赵紫阳的一些老部下每年都去北京富强胡同6号探望。

他 说:“所以紫阳他六四下台这个事情,在体制内有很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好评。但是,温家宝从来没去过,当然他避嫌,这是没办法的事,大家可以理解的事。实际 上,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在体制内。至于六四上台的既得利益者,得大利的毕竟是少数嘛。但是,中国封建传统,老皇帝说的事不能变。(笑)这是一个很糟糕的 事。”

*今年似有松动?*

今年64前夕,中国一些地方在禁止纪念六四事件的活动方面似乎出现了些许松动。贵阳、济南和福建南平等一些地方活动人士公开举行了纪念活动,而在场的警察当时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强行阻止,有些地方的警方在事后对参与者限制行动自由或警告。

不过,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六四死难者亲属丁子霖和张先玲等人都被警方禁止外出。她们表示,感觉不到当局对六四难属们的控制有任何松动。

*寄望习近平*

俞 梅荪说,尽管今年连续发生了王立军、薄熙来和陈光诚这三个震撼中共统治地位的事件,但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持续阻拦和坚决反对,赵紫阳的平反昭雪和六四事 件的重新评价近期不太可能发生。不过,他认为这两个历史问题有可能在中国下任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18大上接班以后获得解决。

他说:“他掌 了权,那倒有可能的。今天我还在整理照片,整理紫阳逝世的照片。我的照片里有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率子女给紫阳献的花圈,当然包括习近平。当时习近平是浙江省 委书记吧。习仲勋的夫人率子女献花圈,当然包括习近平了。还有李昭率全体子女给紫阳献花圈当然包括胡德平了。之所以能献花圈,说明习近平跟紫阳的关系很 好。能献花圈说明是尊敬他的。至少在习近平心目中是尊敬紫阳的。”

俞梅荪指出,冲破六四事件既得利益势力和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平反六四,是领导人建功立业和青史留名的好时机,谁做这件事,谁就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尊敬。
*王军涛:新领导需要新力量支持*
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上台后可能会对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有所行动,因为每个新领导人上台都需要引进一批新的社会力量作为支持他的社会基础。

他 说:“就像江泽民搞了三个代表,胡锦涛搞了和谐社会。胡锦涛搞的是希望中下层的人民支持他。江泽民搞三个代表是希望当时最生机勃勃、开创新的制度和财富的 这样一些力量来支持他。我觉得,习近平上来,所有这些力量都已经变得很不满了。他需要用一些事件来缓解执政党在最近这10年中间跟人民积累的很紧张的关 系。那我觉得,动六四应该是一个。再一个,搞些民生工程,他是缓解跟社会普通大众的关系。但是动六四,他要缓解在政治上最有正义感和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 这样一个力量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小组这样的关系。他如果做这件事,会有助于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王军涛在六四镇压中被定为幕后黑手并遭到通缉后曾在中国一些地方逃亡,后来被当局逮捕、判刑。

举世震惊的北京学生和民众示威遭军队血腥镇压已经23年过去。人们对六四事件的记忆看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漠。执政者在今年秋季召开权力交接的中共18大的关键时刻,能否把握历史机遇,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尤其令人瞩目。

中国扩张:西方撤离阿富汗 中国加速挺进



阿富汗地理位置图
阿富汗地理位置图
 
 
阿富汗官员日前称,中国与阿富汗将宣布加强合作。这是在西方军队准备撤离阿富汗之际,北京在与这个接壤邻国的关系上发出的最强信号,显示它希望与阿富汗发展超出经济伙伴的关系。

*阿富汗“投保”未来 中国影响加码*

在西方军队准备撤离阿富汗战场之际,阿富汗最近几个月与包括美国、印度和英国在内的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作为对外国军队2014年撤离之后的“保险”。与此同时,北京也和其他一些当地国家一起,逐渐加大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路透社引述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莫萨扎伊(Janan Mosazai)的话说:“阿富汗总统将在北京与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会面;这将使得我们之间现有的稳固关系上升到新的水平,上升到战略高度。”

莫萨扎伊说,中国、阿富汗之间的协议将涵盖包括“在安全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合作”,细节将很快公布。

*印度关注“劲敌”中国在阿动态*

英 国“每日电讯报”6月5日(星期二)引述印度退役的陆军参谋长辛格(former army chief Gen VK Singh)的话说,中国正在通过修筑公路和可能在帕米尔山脉下挖掘地道的方式打通与阿富汗之间的狭窄通道;中国与阿富汗通过克什米尔和查谟 (Jammu)边缘的瓦罕走廊接壤。

辛格对“每日电讯报”表示:“中国的目的是增加与阿富汗的联系;中国将通过相对僻静的瓦罕走廊来开发阿富汗的自然资源。”

路透社称,在国际社会帮助阿富汗稳定局势的大约10年间,中国多数时候保持政治上的低姿态而选择追求在阿富汗的经济目标,这包括锁定阿富汗尚未开发的矿藏资源以筹备未来。

*重视阿富汗真空 经济安全双管齐下*

美 国智库“外交政策聚焦”刊文指出,许多国家都为重建阿富汗做出了贡献,中国直到2007年才因为巨额投资引发注意。当时,“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Metallurgical Corporation of China Limited)竞标取胜,获得投资29亿多美元开发世界第二大铜矿艾娜克铜矿(Aynak Copper Mine)的商机。这笔资金是阿富汗2002年到2007年间获得的第二大投资,把中国推至该国的顶级投资人梯队。

“外交政策聚焦”的文章指出,当中国越来越重视美国撤出后出现的阿富汗权力真空时,它开始在经济投资和安全投资上双管齐下;而且,北京面临华盛顿重回亚太、同时在南中国海势力受挑战之时,中国与阿富汗的合作可能将创造“双赢”局面。

叙利亚驱逐美英法土17国大使


美国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
美国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在被驱逐名单上
叙利亚驱逐了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等17国的大使。
叙利亚政府表示,不再欢迎这些国家的大使留在该国。
一周前欧美多国纷纷驱逐他们国家的叙利亚大使。
活动人士表示,在星期二(6月5日)叙利亚各地继续出现暴力。

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在北部伊德利卜省一座村庄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持续一夜,四名平民被杀。
在中部省份哈马,有消息说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军队和武装分子在坦克庇护下捣毁克发·兹塔(Kfar Zita)镇,另外在港市拉塔基亚(Latakia)杀死了两名反叛武装。

此外,一个活动人士网络表示,在中部城市霍姆斯西南面的几座村庄受到猛烈炮火攻击,三人死亡。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星期天(6月3日)的演说中把叙利亚的分裂归咎于“外国干预”。

BBC

官员指责驻华使馆发布空气数据:干涉内政


中新网消息,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国外驻华使领馆开展开始的对中国PM2.5监测并且发布数据,有干涉内政之嫌,希望国外驻华使馆停止发布空气质量信息。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表示,驻华使馆自行监测空气中PM2.5悬浮颗粒物并且发布数据,不符合国际通行作法及中国要求。

他表示中国空气质量监测及发布,属政府的公共权力,且根据“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外交人员有义务尊重接受国法律法规,不能干涉接受国内政”,从技术层面来说,他也认为驻华使馆如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用美国标准来评价中国空气质量,在京设的监测点单一,监测数据不足以代表北京空气质量,他在发言中希望这些使馆停止发布空气质量信息。

美国大使馆空气数据和北京官方数据有出入

2008年初,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其使馆的楼上建立空气监测站,并建立Twitter官方帐号 @Beijingair 每隔一小时发布更新数据。美使馆发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和北京官方发布数据常常不一致。

2011年2月,因为北京连续的雾霾天气,导致民怨沸腾,公众亦对中国发布的空气质量报告失去信任,转而关注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京自行监测的空气数据。2011年2月21日,美国使馆自行监测结果显示,空气污染指数超过了500点,根据美国标准,500点是空气污染的最高指数,对所有人都构成健康危害。美国使馆在当日发布空气质量信息时特别注明“危险且超过指标”,另据2011年10月30日监测数据显示,美国大使馆监测到的北京空气质量指数为307,PM2.5细颗粒物浓度为257,而环保局官方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为132。

2011年10月底,北京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发出空气质量数据不能看美使馆"眼色"的言论,对监测空气质量中的关键数据,既PM2.5的悬浮颗粒物,该局长表示中国将在以后逐步监测该指标。早前中国通行的作法是监测PM10悬浮颗粒物,既直径小于等于10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但环保专家认为,直径小于等于 2.5微米称为PM2.5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有更大的损害。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泰国、印度等均将PM2.5列入空气质量标准。

“美国使馆不是政治宣传,中国民众欢迎”

在吴晓青发布声明后,德国之声浏览“美国大使馆空气质量”Twitter官方账号,发现依然在持续更新中。

在新浪微博上,知名媒体人师永刚、评论人叶匡政等都转发了该新闻,网友纷纷发出评论,就职于香港阳光卫视的媒体人贾葭表示:"美国驻华使馆及使馆范围是美国领土,发布美国领土的空气报告怎能算干涉中国内政";更多的网友则对表示,在中国空气数据不真实的情况下,更愿意相信美国发布的空气数据,同时有部分网友认为,中国官员最习惯的作法就是"以干涉内政"为由,掩盖国内问题的实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早前因为美国使馆发布的空气数据中,有PM2.5微小颗粒物一项数据,遂引发中国公众要求环保部门监测此指标,目前多个环保局表示将此列入监测范围:“通过这件事,人家确实促进我们政府的工作往前进了一步,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

赵章元也认为吴晓青“干涉内政”之说明显不妥,这番言论将对政府部门的形象起到负面作用,也将引发公众对环保部门更多的不信任:“他作为政府官员认为人家干涉内政,这个调子提得太高了,人家作为大使馆,不是环境监测单位,人家作为其中一个民众,来测一测甚至和你的数据比较一下,并不为过,他们不是政治宣传,也可就空气质量发表看法。你不欢迎是你的态度,但是中国民众欢迎。”

作者:吴雨

德国之声




廖亦武:為他人的自由而寫

2012年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答謝詞


     我此刻站在這兒,從尊敬的卡普欽斯基夫人手裡,領取這項至高的褒獎,內心感到榮耀,卻不安。

    因為我書中的一個人物,一個叫李必豐的詩人,被關在中國的監獄。

    在23年前,中國發生了天安門大屠殺,20多萬軍隊合圍北京城,把有數千萬老百姓投入的街頭運動活生生地鎮壓下去,近3000名抗議者被射殺,好幾萬政治犯坐牢,李必豐和我,也被脅裹其中。

    我們被關在同一監獄,曾以同樣的近視眼,仰望被切割的星空。李必豐想象力發達,能寫上千行的長詩,我卻不能。在此後漫長的歲月,我們都先後出獄,各奔東西。我雖然經常被警察抄家,經常被短期羈押,但沒有被再次判刑。“太幸運了!”李必豐沖著我一再驚歎,而他自己卻太不幸了。第一次,5年,第二次,7年,第三次,也就是在我離開中國兩個月之後,警察以經濟罪名抓捕了他——而真實原因,是他有資助我出逃的嫌疑。

    李必豐面臨審判,有可能面臨10年以上的重刑。這比作家卡夫卡的小說《審判》更加荒誕,卻吻合了卡普欽斯基作品的種種細節,比如寫海爾·塞拉西獨裁者的《皇帝》,以及寫前蘇聯的《帝國》。

    我曾經16次被中國政府阻止出境,最後自己從界河走出來,這被西方讀者視為“傳奇”。可不為人知的李必豐,數次偷渡,數次落網,已經“傳奇”得令人髮指。比如第一次,也就是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他在鋪天蓋地的《通緝令》中,居然穿越重重荷槍實彈的關卡,從四川到雲南,又從雲南繞過邊防,一頭紮入原始森林,抵達緬甸。他以為脫離中國共產黨就自由了,卻不料落在緬甸共產黨手裡,他被遊擊戰士押回邊境,一根長長的繩子束著他的雙手,他像遭到販賣的奴隸,牽在拖拉機後面,跑呀跑呀,跌倒又爬起來,轉眼就鼻青臉腫了。緊接著,他淪為中國邊防軍人的足球,被來回踢,昏迷了好幾次,又被涼水潑醒。他差點被折磨致死,卻沒死。

    還有一次,他與境外的人權組織聯係,企圖偷渡去香港。按照約定,他在被一面鐵絲網隔成兩邊的中英街徘徊,手裡捏著作為接頭暗號的雜誌,卻始終無人前來接頭。他再次被捕的畫面具有戲劇性,邊防武警叫聲“不準動”,就徑直走過來。他急中生智,竟然把裝有《判決書》和若干詩歌小說手稿的旅行袋淩空拋往那一邊。“當時香港還沒有回歸,名義上還是英國人的殖民地。”他説,“我出不了國,我寫的文字總算出國了。”——可是,那些邊防武警,在給他戴手銬的同時,卻拉開鐵絲網,去英國人那一邊,將剛剛“出國”的罪證撿了回來。

    就這樣,當局搜走李必豐幾百萬字的罪證,卻不以書寫罪判決他。中國有多少政治犯,是以經濟罪判刑的?藝術家艾未未也犯了“偷稅罪”,而李必豐資助我出逃罪,比偷稅罪更端不上桌面,況且,我從未接受過這個獄中難友一分錢。

    我自由了,我的朋友卻在監獄裡,如此,我能夠真正自由嗎?卡普欽斯基作為紅色波蘭的駐外記者,一生都在為祖國之外的人們寫作,由於他的筆得罪了異國獨裁者,他曾四次被缺席判處死刑。他為他人的自由而戰,為留存世界的真相而戰。他說,作家的眼睛和心靈,是攝影機,是用來記錄的。

    這就是報導文學的偉大之處——虛構性的純文學,或許是為自己而寫,為彌補人性的某種缺陷而寫,而報導文學,是為茫茫人流或滔滔血淚而寫,是為一隻螞蟻或一億隻螞蟻的哭泣而寫。緣於此,我寫出了《中國底層訪談錄》,我堅持了近20年,講述了300多個中國底層故事,我得到來自波蘭,這個出產過蕭邦、保羅二世、瓦文薩、米沃什和卡普欽斯基的遙遠國度的褒獎。

    但願我沒有離題,因為李必豐也是廖亦武報導文學的源泉之一。我感謝華沙市政府和市議會的寬容,感謝您們對一個中國底層作家的高度贊美,同時,也感謝評獎委員會,從臺上五位入圍的作家中,選擇我最終折桂。

    這個報導文學受獎辭的結尾,是李必豐的一首詩,叫《在這個國家,我們只有冬眠》,下面我來朗讀,波蘭文翻譯是我的朋友Weronika Byrdy。


    但冬季過早地來臨
    我們的樹木開始乾枯
    我們再也沒有養份去供奉
    於是我們的黑髮被歲月的雪
    凍得漸漸斑白
    我們的皮膚像龜裂的田野
    冬季來了

    我們都愛冬眠
    心臟累了
    血液累了
    我們在雪底下冬眠

  
廖亦武
2012年5月11日於華沙


中国如何建设一种安静文化?


  随着中国的快速转型,整个社会和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个人,显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尽管人们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没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和其他社会相比较,中国人的幸福指数非常低,甚至远远低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中国那么高的社会。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几个阶层是满足的、快乐的和幸福的?可能所有阶层都不满意。缺乏幸福感是导致社会不满,甚至抗议潮崛起的一个心理因素。

  极端的贫穷不会导致老百姓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都在拼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们也明白过来,并不是说GDP越高,人们就越幸福。实际上,当社会的一切由GDP来引导的时候,社会的一切价值都是由GDP来衡量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悲惨故事就开始了。由GDP主义产生的很多结构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和各阶层社会关系的紧张等,都与中国的低幸福指数有关。但是,缺少有效的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各方面也不是没有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也不能说不重视文化建设;不过,文化建设的功效显然非常有限。

  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缺少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安静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的和谐还是社会成员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型文化最为关键。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是如此。

  中国传统也如此,但进入近代之后,中国很快就失去了文化的安静因素。要重建一种安静文化,人们必须理解中国传统的安静文化是如何建立的?近代以来这种文化是如何被破坏的?今天如何批判性地借用传统文化中的安静因素?如何克服倾向于导致社会躁动不安的文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数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安静文化因素,有哲学人文的,还有宗教的;但最为成功的就是数千年不变的阶层文化。传统中国,最顶端的是皇权,之下就是“士、农、工、商”。这种阶层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每一个阶层都具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社会成员才能产生和发展其职业和专业认同。其次,每一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应当想的事情是如何为政权服务,而不应当想着发财;商人应当想的是挣钱,不可以想着政治权力;同时,商人因为取之社会,也应当善待社会成员,做慈善等。再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是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在大多数传统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不流动的。例如印度的种姓制,一个人出身在哪个种姓,就一辈子属于这个种姓。在欧洲,社会阶层也相当固化,连贵族都是可以继承的。与这些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非常开放和具有包容性。

  尽管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皇权属于皇帝个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皇亲国戚尽管也是有权有势者,但这些人都不具有继承性。只有皇帝这一职位具有继承性。较之欧洲,中国的家族世袭性范围较小。更为重要的是相权的开放性。用今天的话来说,皇权是统治权,而相权是国家管理权。就是说,传统社会,管理权是向整个社会开放的。皇帝通过各种机制,例如选拔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把社会上优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权里面来。管理权的开放性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有很大的相关性。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分,但同时中国的教育哲学也假定任何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这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士大夫”这个阶层的一部分。就是说,“士大夫”这个阶层极其开放。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任何社会阶层,无论是农、工还是商,其子女都可以通过考试而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

毛泽东阶级革命颠覆传统秩序

  中国文明数千年,尽管皇权不断转换,但社会阶层的这个秩序始终没有变化。中国文明没有被中断过,这个社会阶层秩序是关键。皇权因为革命和造反而不断转换,但一旦新皇朝确立,原来的社会阶层秩序就会得以恢复。

  但是,这个社会秩序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传统国家形式在帝国主义面前屡屡失败。当时,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对中国传统国家政权形式失去了信心。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转型时期。孙中山先生起初想学西方自由主义来改造中国,建立多党制基础之上的议会制,但很快就失败了。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通过革命来建设新形式的国家政权。这条路线从孙中山后期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

  不过,“革命”的概念和方式在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继承人蒋介石,都还是想保留原来的阶层结构。或者说,孙中山和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只是建立一个新政权,而不是社会革命,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在建立新政权之后,蒋介石很快就想恢复传统社会价值,这可从其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看出。

  毛泽东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更是一场社会革命。在同时进行这两场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所依靠的是从西方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既“阶级”。“阶级”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但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指的是“经济阶级”。不过,“阶级”的概念到了中国之后就有了激进的转型,从欧洲的“经济阶级”转型成为中国的“政治阶级”。从“经济阶级”到“政治阶级”的转型极为关键,因为前者是个客观现象,而后者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就是说,“经济阶级”是可以用客观经济数据来衡量的,但“政治阶级”则更多的是用意识形态、道德标准、正确与错误等主观性的指标来衡量的。

  当“政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结合起来时,阶级就成为了最有效的革命武器。毛泽东领导的以“阶级斗争”为工具的革命最具有彻底性。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方法用到了极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阶级斗争”的方法促使政治动员延伸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史地看,无论是数千年期间不断发生的农民战争还是孙中山、蒋介石的革命都从来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是第一次。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变成唯一的执政党。本来共产党就应当迅速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阶级斗争”应当停止,而应当被“阶级和谐”所取代。但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政治理念。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因此得以延续。“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到达了顶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不同的政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就连父子、兄弟等关系也被彻底破坏。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阶层和谐至此彻底摧毁。

新的社会阶层身份仍未建立

  现在的情况又怎样了呢?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经过30多年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建设,中国从一个毛泽东时代建筑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转型成为一个建筑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社会。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快速地出现当初欧洲(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阶级概念。

  一方面,尽管执政党已经不再强调传统的“政治阶级”,但这一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还在很多人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知识分子)还不时地试图诉诸于政治阶级,来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一旦当这些人看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地就想回到政治阶级的概念。政治意识形态仍然主导着很多人的思维。在一些社会群体中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意识形态式的思维不仅表现在左派,也表现在自由派阵营。各派观点不同,但思维模式非常类似。

  另一方面,当中国的市场经济造就了经济阶层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使得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存的机制和规则。从政府方面来看,还没有确立一整套保护社会的机制来调和阶层利益。从社会阶层来看,各社会阶层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认同及其责任感。这尤其表现在政治阶层和资本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政治阶层,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失效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则做得过分。同样,资本阶层也没有确立其社会责任感。当这两个阶层只想社会汲取资源,而对社会缺失责任的时候,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冲突不可避免。

  有人说,阶级斗争造就的是一种“狼文化”。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样,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的“市场经济”文化,因为缺少社会建设,也演变成一种“狼文化”。因为缺少社会保护,市场经济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弱肉强食”的社会关系。“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安静文化。

  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建设一种安静文化呢?这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人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来努力。

  首先是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甚至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主导意识形态。要建设安静型文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作进一步的中国化式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部分应当坚持,有助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错误的基础上来保护社会。

  不过,必须在两个方面大力改造马克思主义。第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但其提倡的以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解决方法,已经被证明为失败。贫穷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一个完全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阶级斗争因素,而确立阶层妥协、和谐的价值观。

  同样,在重建大众文化过程中,也必须去除阶级斗争观念。现在的大众文化教育过于理想主义,显得空洞无物,并且里面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因素。在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现象尤其显然。尽管左、右派的价值观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观。这和近代以来中国所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行为方式里面。要进行社会建设,必须花大力气来总结近代以来“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遗产。如果对这份遗产没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阶级斗争”观念会继续主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不管其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

  要消除政治阶级斗争的近代文化传统,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不可避免。只要有经济发展,社会就会在经济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经济阶级是可以改造成为经济阶层的。马克思强调“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革命。可以说,“阶层”是客观存在物,而“阶级”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说,“阶层”观不见得一定要转变成为“阶级”观。要建设社会文化,人们必须在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设新的阶层文化。

  中国传统上的士、农、工、商阶层文化,从社会治理和统治的角度来说塑造得非常成功。尽管中国现在的阶层关系远较传统复杂,但仍然可以从传统学到一些阶层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每一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等都必须建设和其职业和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专业文化。第二,各社会阶层之间都必须是开放的,就是说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是具有等级性的,但等级的阶梯必须是开放的。通过社会流动来达到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希望。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和谐的关键。

  在建设阶层文化过程中,更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文化,尽管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但中国传统文化则已经生存了数千年。较之近代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仍然植根于中国社会。再者,近代“阶级斗争”文化从西方输入,对中国来说只有工具作用,即为了建设一个可以抵御西方力量的新型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都可以抛弃这个工具文化,而转向体现价值的阶层文化。

  一旦阶层文化得到确立,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效应。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内的中国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静型文化因素。尽管这些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了复兴,但因为阶层文化没有得到确立,它们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当然,从更高层次看,我们也可以考量如何吸收和消化其它宗教因素的问题。传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世俗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历史上,它消化了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相信中国的世俗文化也能消化其它已经传入中国的宗教。当然,这是中国文化的长期的历史任务。提出这一点,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需要一种安静文化,中国也有条件和能力来建设这样一种安静型文化。

作者郑永年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政治阶级”斗争文化的遗产还没有清算,中国又迎来了“市场经济”文化。如果不能清算阶级斗争文化,不能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狼文化”因素,中国很难造就一种安静文化。

《联合早报网》

中國年輕人認識了“六四”,對當權者就會形成推力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對胡溫推動改革抱悲觀看法的人,認為不論是改革或是給“六四”和趙紫陽平反,都不會在江澤民還在世時真正有所行動。江澤民被認為是鎮壓“六四”的最大受益 者,在1989年被元老選中接替趙紫陽。也有人認為,胡溫新政之所以搞不成,就是因為江澤民在各領域都安插了自己的勢力,阻礙改革。

陳子明對此持有不同看法。他對《新史記》記者分析說,在推動改革上,江澤民不一定是阻力,如果胡溫確實有這樣的想法,或許江澤民也有這個想法;如果胡溫想實 際執行,江澤民可能也會同意。“我從來不認可把江胡矛盾作為分析現在中國政治的一條主線,因為人際上的派系不等於是路線上的派系,兩者並不能清楚地區別 開。”



陳子明。(陳子明提供)

陳子明曾提出“代際政治”理論,他認為在中共領導班子的同一代人中,雖然每個人代表的派系不一、擁護的觀點各異,但政治分野主要還是在兩代人之間。陳子明先 前接受《明鏡》採訪時解釋過:“‘代際政治’是某些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一種特殊政治現象,意思是主要的政治分界線並不是在同一代人中,而是在兩代人之 間。”

陳子明指出,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同一代人間的派系劃分,往往沒有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政治分歧深 刻。“政治上的派系之間,同一代人的差異不大,只涉及到誰進局、誰進常委、誰進書記處、誰當省市長等等,他們的政治路線、思想底色沒太大差異。就算是國民 黨與共產黨,國民黨也很容易進入共產黨,反之亦然,因為他們這一代人有類似的追求,要中國獨立、實現工業化,但他們與上一代人,不管是革命黨還是憲政黨, 就有很大區別。”

“六四”一定會被平反

2月底,中國大陸網站突然開放“趙紫 陽”詞條和“六四”相關文字照片的搜索,清明的頭一天,官方的中新社發表了題為《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文章,被新華網、人民網等近百家媒體和網站轉載,文 章透露在胡耀邦逝世後23年裡,胡耀邦陵園共有8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200多位省部級官員前往悼念,其中很可能包括胡錦濤和溫家寶。文章的刊登,被 視為“胡耀邦”其人其事,已經徹底被解禁。

中共對“趙紫陽”其人其事的管制也有所放鬆,以往清明節到6月4日時,總有民眾前往北京趙紫陽故居進行悼念,多數時候悼念無法順利進行;但今年的清明節,200多位到趙紫陽故居悼念的民眾並未如往年一樣遭到當局的極力阻攔,網民也可登錄“趙紫陽網上紀念館”悼念。

陳子明曾以“中國人脖子以下的自由增加了,脖子以上的自由減少了”來比喻中共對言論自由的管制。雖然2月開放敏感詞的搜索,但沒過多久,中共開始加強“掃除 網上造謠傳謠”,恢復嚴格審核,抓捕所謂“造謠傳謠者”,封閉新浪、騰訊,再次禁止“六四”“趙紫陽”等詞匯的搜索,“趙紫陽網上紀念館”也無法登錄。

曾被網友瘋傳的網路歌手“紅衣大叔”新歌《浩然正氣趙紫陽》,在優酷上已搜索不到,該歌曲高唱“浩然正氣趙紫陽,鐵肩傲骨震八方,一片丹心天可鑑,勤政為民做榜樣。堅持真理愛人民,兩袖清風國忠魂”、“撥雲見日魂兮歸,平反紫陽舉國歡”。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網路一鬆一緊是平常現象,現在應不會有大的變動。“現在的政法部門、宣傳部門兩桿子,人事都沒有變動,所以我不期望它現在有大改變,大的變化還是必須先人事履新,才可能產生,現在的變化,只是探探水。”

薄熙來被拉下馬後,有人說改革派底氣更足了,陳子明認為這點是否屬實還要觀察,但是以薄熙來為代表的毛左派,可以確知是受到沈重的打擊。

陳子明說,敏感詞匯的解禁乃至評價,都是歷史潮流,不管中共怎麼鬥,這張牌最終都要出的。中共高層正在醞釀拋棄歷史包袱,對下一代領導人來說,肯定要觸及這個問題,現在的疑問是,胡溫這一代會不會想提前出手。
當局對“六四”話題有限度開禁,有分析認為是想測試民意或黨內大佬的看法,為傳說要推行的政治改革試水溫,胡溫適時對網路放鬆,也可能有警告另一派的意味:讓他們看到,胡溫一旦訴諸民意,將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陳子明對《新史記》分析說,警告意味是可能有的,畢竟胡溫手上沒有沾血,也不是“六四”鎮壓的直接受益人,做網路解禁的動作,得分也能得多一些;但對於“六四”直接受益人來說,要他們做這樣的動作,就會更痛苦。

陳子明認為,網路解禁後的民意,清楚顯示了對民主憲政發展的期待。對於建立中國民主憲政平台,陳子明抱持樂觀態度,他認為體制外缺乏像胡錦濤這個年齡層的一 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因此胡錦濤從中無法聽到什麼肺腑之言,到了習近平、李克強的年齡層,體制內外有共通人生經歷和學習經歷的人多了,使得雙方互動的可能性 增加。在他所接觸到同年齡層的副部級以下官員、企業家和學術界人士,絕大多數人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前景,都抱有期待。
至於“六四”的平反,陳 子明也表示樂觀。“‘六四’終有一天會平反,這是沒有疑問的,跟我打交道的法官、檢察官、公安局的人,從1991年開始都私下跟我說‘六四’肯定要平反 的;法官判完刑,跟我私下談時,都說判刑是沒辦法的事,是上級的指令。”陳子明認為,如果不重新評價八九民主运动,政改思路無法貫徹。
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中共對網路的壓制總是不太容易收效,因為人有變換語言方式的能力,也有主觀判斷能力,例如周永康的代號是“康師傅”,“六四”的代號為“8乘8”,在創新詞匯不斷出現的情況下,中共肯定無法完全壓制;而如果人心不改變,就一定會將不滿表達出來。

“從前一般人的文章登不上報紙,也沒有自己民間的一個陣地,只能嘴巴說說,現在有這樣的网络平台了,只要這樣的陣地還在,就一定是中國憲政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 工具。”至於“六四”,陳子明認爲,如果中國的年輕人能逐漸重新認識“六四”,網絡上的呼籲增多,對當權者也會形成一股推力。(《新史記》第7期)



半官媒报导六四晚会,评论指平反未见契机


悼念六四23周年香港学生举行64小时绝食
悼念六四23周年香港学生举行64小时绝食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中国今年对六四事件纪念活动在个别地方有所松动,半官方传媒中国通讯社4日晚更罕有地报道了维园举办六四23周年烛光晚会。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表示,有关征兆不等于六四事件可望短期内平反,契机须待中共领导层严重分裂。民间须继续壮大力量,推动中国质变。

六四悼念活动在中国内地一直是禁区,有网民只是问了一句如何悼念便被拘禁一年,但今年个别地方竟可公开举行悼念,而作为半官方传媒的中 通社昨晚接近十时半发稿,以「香港有团体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为题,不点名地报道支联会举办的烛光晚会,在180字的报道内,中通社报道,「香港 有团体」于4日晚间,以“六四”23周年为名,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式的集会。报道接着介绍警方的维持秩序措施,「烛光集会从晚上8时20分左右开始,近 10时结束。大会先后进行了献花、燃点火炬、默哀一分钟和齐唱歌曲等活动。」报道最后引述警方数字指有8.5万人在维园内。有关报道至5日中午前仍未删除。

对于有关松动和早前传出总理温家宝在内部要求平反六四的消息,在内地引起甚多遐想,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更预料,六四可望短期内平反。时事评论员刘锐 绍表示,六四可望短期内平反是良好意愿多于政治现实,因为下令镇压的邓小平已逝世15年,但涉事甚深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和前总理李鹏仍然在世,他们的关系盘 根错节,亦四定性稍有变化,将牵一发则动全身,故领导层会坚守这政治死线。

他说,若要平反六四或开展政改,须出现两项措施,分别是开放言论和放宽司法,但中共最近连较为开放的《南方都市报》系列也派出新华社人员空降接管,并派出政治局常委出席律师年会,重申法律要为政治服务等事件,以此看来,都未见平反环境。
他续称,若要平反,除非中共领导层出现分裂,令其中一方要以六四平反争取支持,但中央高层现时的分裂未算严重,平反契机未到。民间须继续壮大力量,推动中国质变。

港官:六四未定性,平反什么?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麦燕庭

曾刊登广告谴责六四屠城的候任特首梁振英,近年已封口不谈六四;而作为候任特首办公室主任罗范椒芬更反问记者,六四事件现时未有定性,平反什么? 23年来坚持平反六四的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重申,中国早已就亦四事件定性,港人就是要平反,罗范椒芬不能含糊其辞。

梁振英在六四事件后翌年已「归队」亲北京阵营,考虑竞选特首时,更质疑为什么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不是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令人忧虑他对六四悼念活动的态度,梁振英两日来进出办公室时数度被追问对六四的感觉,他均拒绝响应,亦不愿响应为何回避六四问题,期间,脸上更微露笑容。

梁振英的冷淡响应可能刺激了市民对他的态度,根据《明报》4日在烛光晚会进行的即场民意调查更显示,三百名受访市民中,68.7%受访者忧虑梁振英正式执政五年期间,社会悼念六四的自由将会收紧,13.7%认为不会改变,认为会放宽的只有3.3%;而指现时特首曾荫权治港七年间有收紧悼念自由的,则是38.7%,44.7%指没有改变。

候任特首办公室主任罗范椒芬为梁振英辩护,指梁氏职位不方便评论,相信他有个人感受。她又说,若香港人有强烈声音,她身兼中国人大代表,可代为向中央政府反映。而在她理解中,港人认为当年参与民运的学生是爱国人士,无论是对是错,总之有人死伤,都是值得同情的。被问及六四事件应否平反时,罗范椒芬表示要看对事件的定性,但现时未有定性,她也不知道要平反什么?她真要思考平反什么。

对于罗范椒芬的言论,支联会主席李卓人5日响应时表示,中共早已把六四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这才挑起学生反扑,现在仍震压六四记忆,港人就是要平反,逆转中共的定性,为此,港人要求中国调查六四事件,追究屠城责任,这才对得起当年的死伤者。他估计,罗范椒芬可能是想回避问题,于是含糊其辞。

对罗范椒芬声称代为反映港人声音的说法,李卓人亦不领情,他说,18万人出席烛光晚会已直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心声,毋须人大代表反映。



解放军少将质问美军为何强烈敌对中国


中国军队
自2000年以来美国每年都发表中国军力评估报告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二(6月5日)发表解放军少将罗援对美国军力的10个质问。
该报说,这十个问题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发布的首份民间版《美国军力评估报告》的节选部分。
不久前,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并发表了2012年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对中国国防和军队进行评估。
这是美国自2000年以来连续第13次发表类似的报告。

罗援分别就美国的军队规模、军费数额等方面引用数据,并得出结论说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军力最为强大、军费最为庞大、对中国有强烈敌对心态的国家。
这10个问题具体包括:谁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谁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军费数额?谁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谁是目前世界上打仗最多的国家?谁是世界上联合军事演习最多的国家?谁把中国当做假想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针对谁?“海空一体作 战”的作战对象是谁?谁在实施和准备实施“网空作战”?谁在给中美军事合作制造障碍?

例证

在提到谁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时,罗援说,2011年美军现役部队143.5万人,其中陆军57.1万人,海军52.9万人,空军33.5万人。预备役部队85.3万人,文职人员80.3万人,总规模达到309.1万人,属世界第一位。
同时,美国陆军拥有坦克7,900辆、战车7,000辆、各型火炮9,100门、各类飞机约4,900架。海军装备各型舰艇252艘,包括航母11艘,核动力攻击潜艇52艘。空军装备洲际弹道导弹450枚,各型飞机5,244架。
在国防预算方面,2011财年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预算达6870亿美元,加上国防部直属机构经费和退伍军人等花费,共计8360亿美元,约占联邦预算的22%。
罗援还说,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有与美国竞争的潜力”,强调要防范中国的军队现代化。

他还指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到太平洋地区,显然是针对中国。
他指责美国违反“8•17公报”,对台军售;美国军机军舰频繁在中国东海、南海进行高强度抵近侦察;美国国会设置歧视性法案限制与中国进行正常军事交往。

BBC

勿忘六四 天安門二代站出來



參加舊金山六四紀念晚會的多位民運人士合影,第一排有六位都是天安門第二代。(記者陳運璞/攝影)

舊金山紀念天安門事件23周年活動,3日晚間在舊金山華埠花園角舉行,約50餘人參加。儀式以追悼音樂會開場,從籌備到演出,都是以天安門第二代為主。包括張前進的女兒張睿、劉賢斌女兒陳橋(從母姓)、張紹梅兒子劉康笛、楊海的女兒楊倩怡等人。王炳章的么女王天安、方政的太太帶著兩個女兒都特別出席,一同哀悼六四死難者。

楊海的妻子也前來舊金山出席這項紀念儀式,她表示楊海因六四事件被捕,並入獄四年。出獄後,每逢六四之前,就會接獲國保、公安的「邀請」,警告他不得參加六四紀念活動。自從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遇到六四之前,楊海就會「被旅遊」,被迫離家到別的城市,直到六四過後,才獲准返家。

最近楊海又「被旅遊」,太太與女兒楊倩怡則早就申請來美,好讓楊倩怡留在美國念書。雖然她們才到舊金山四天,但母女倆已充分感到不受國保、公安「查訪」的自由與輕鬆。

王炳章的么女王天安是大四學生,主修東亞研究。她在1989年5月出生時,學生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王炳章在天安門事件後,決定為么女取名天安,紀念這場悲劇。今年春季班王天安以交換學生的身分,從美國前往韓國唸書,心裡掛念的還是被判無期徒刑的父親王炳章。王天安說:「這些年來,每年六四我都到不同的城市參加紀念活動,並且為我父親呼籲,希望中國政府早日釋放政治犯。」

民運人士林牧晨、葛洵分別談到流亡海外的心情;親身經歷六四悲劇的封從德則回憶89年天安門廣場上,大軍壓境的情景。他呼籲中國政府採行「四六憲法」,也就是台灣所推行的中華民國憲法,讓人民真正享有自由與民主。

封從德的近鄰方政已到香港參加當地盛大的六四紀念活動,方政的太太朱進帶著11歲大女兒方希冉與2月份才出生的小女兒,同來舊金山花園角獻花,向六四死難者致敬。在場人士紛紛覺得,這些六四第二代雖然年紀還輕,但他們正代表為中國民眾追求民主的希望。

世界新聞網 記者陳運璞舊金山報導




超級隱密戰艦,美抗中國絕招



一種超級隱密的戰艦可能成為美國海軍對抗中國的絕招,它可以在敵人幾乎無法察覺的情況下航行到對方海岸,發射有如科幻電影中的武器「磁軌砲」(electromagnetic railguns)。

但批評人士說,新型DDG-1000戰艦每艘造價超過30億美元,會排擠其他預算,而經費應該用來強化數目不足的傳統艦隊。這型驅逐艦每艘造價達31億美元,差不多是目前驅逐艦價格的兩倍,如果加上研發經費,每艘價格更達70億美元,整個計畫差一點因此遭到國會否決。

中國一位敢言的海軍將領則說,要對付這種高科技戰艦並不難,只需要派出大批載滿炸藥的漁船就行。

第一艘DDG-1000預定2014年交艦。美國國防部大肆宣傳說,這將是有史以來最先進的戰艦,是匿蹤戰艦的法寶。美國政府如今認為,亞太地區是世界戰略地位最重要的地區,而DDG-1000則被稱為最適合這個地區的武器。

DDG-1000在波斯灣等其他地區可能也很好用,它在大洋和靠近大陸的淺海都能執行任務,因此對亞洲來說特別重要,因為亞太地區有許多島國,而且中國的海岸線很長。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葛林奈特(Jonathan Greenert)4月在造訪建造超級戰艦的緬因州造船廠之後說:「它具有匿蹤特性、非常強大的聲納系統與打擊火力,而且人員需求較低,這是我們的未來。」

美國國防部長潘尼達2日在新加坡出席區域安全會議「香格里拉對話」時說,到2020年,美國海軍在全球軍力的六成將部署在亞太地區。他未提到新型的超級戰艦,但指出新型高科技戰艦將會部署到亞太。

DDG-1000和「宋瓦特」(Zumwalt)級其他匿蹤驅逐艦船體具有破浪前行的特點,幾乎沒有水痕,它運用電力驅動,並配備先進聲納和飛彈。它比現有的驅逐艦更長、更重,但船員卻少一半,因為它高度自動化,而且從雷達上看來,它跟小型漁船差不多。

這型戰艦未來將配備磁軌砲,它運用磁場和電流所射出的砲彈,速度達音速的好幾倍。

但這型戰艦的研發曾多次追加經費,並且曾因技術問題延誤,因此許多國防專家質疑,整項計畫是否太過注重未來科技,反而影響研發進程。

華府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中國問題專家成斌說:「美國海軍是否能購買多艘DDG-1000的問題,必須跟需要購買300多艘水面戰艦以執行各種任務的因素一併考量。」

他說:「購買超級昂貴的戰艦會損及這個能力,但採購無法完成任務或甚至無法面對敵軍而存活的戰艦,更是不負責任。」

美國海軍說,這筆錢很值得花。即使DDG-1000未來要部署在哪裡尚未具體宣布,但中國的崛起被說成是繼續進行這項革命性造艦計畫的最佳理由。海軍官員並說,為這型戰艦開發的技術,未來數十年不可避免將用於其他艦艇。

海軍原本希望訂購32艘,後來減為24艘,之後再減為7艘,而目前的計畫是只建3艘。

世界新聞網 編譯中心綜合4日電


鄧小平為什麼說林彪專機飛行員是個好人?

《明鏡月刊》舒雲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右下角刊 登新華社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爾和夫人,回答了客人提出的問題。11月24日《人民 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一版《就當前國內外一些重要問題鄧小平答美國記者問》。
正值中國審判“兩案”,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輯厄爾·費 爾問:“根據調查,飛機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於飛機維修不好呢?還是別的原因?”鄧小平回答:“據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 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這段對話,鄧小平所問非所答。人家美國記者明明問的是飛機失事原因,鄧小平沒有回答,卻說(林彪專機)飛行員是個好人。
其 實這個時候,林彪專機飛行員潘景寅並不是好人。自從鄧小平1978年春夏提出復查林彪一案後,林彪專機上的三位機械師都給了一張“病故”通知書,只有潘景 寅家屬孫祥凝仍戴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孫祥凝從《人民日報》上看到鄧小平“飛行員是個好人”這句話,開始艱難上訪。
鄧小平憑什麼樣的 “個人判斷”,說(林彪專機)飛行員是個好人?從鄧小平的話中知道,鄧小平拿“另一架飛機”的飛行員為例。鄧小平說:“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 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是鄧小平搞錯了?

這 個“另一架飛機”是34師的直昇機,飛行員陳修文以生命為代價飛回北京,迫降在懷柔。陳修文的烈士身份也一直懸著,他的骨灰只能保存在空軍34師幹部科的 檔案櫃裡。1978年陳修文家屬給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寫了一封信。1978年12月7日,中央軍委授予陳修文“忠誠戰士”稱號。空軍領導機關在北京舉行 了命名大會,空軍司令員張廷發宣讀了中央軍委命令。空軍政委高厚良在大會上解釋了為什麼時隔七年才授予陳修文稱號:“1973年黨中央就指出,空軍廣大指 戰員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是堅決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陳修文烈士在林彪死黨逃跑的直昇機上,勇敢地同叛徒搏鬥,就是一個範例。九一三事件後,中央軍委領 導同志曾多次指示要宣傳陳修文同志的英雄事蹟,但被“四人幫”蓄意阻撓破壞,以致對陳修文同志的命名和宣傳延隔多年。”可是,陳修文沒有飛進蒙古,而是把 飛機迫降在北京懷柔。潘景寅雖然把機頭朝著中國方向,但畢竟飛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九一三事件中的這兩位飛行員的性質完全不一樣,鄧小平憑什麼說林彪專 機“飛行員是個好人”?
是鄧小平搞錯了?還是從機毀人亡的結局?毛澤東不是說“林彪幫了一個大忙”嗎?這個“忙”是飛行員潘景寅“幫”的。不管怎麼說,鄧小平常坐專機,他知道飛行員就和自己的司機一樣,司機能知道首長什麼事?更何況林彪專機如此緊急,那麼鄧小平推斷飛行員潘景寅不知情嗎?
不 管林彪專機墜毀的主觀原因還是客觀原因,鄧小平一言九鼎,雖然空軍的阻力強大,但有鄧小平這根救命“稻草”,還是“解放”了潘景寅。潘景寅家屬在上訪一年 後,1980年12月23日,潘景寅家屬領到了潘景寅的《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比三個機械師晚了兩年多。要不是潘景寅家屬憑著鄧小平“飛行員是個好人” 的一句話,這個病故通知書也拿不到。34師有關復查組的人說:因公通知書沒有了,我們這個復查組馬上要解散,你就簽了吧。潘景寅家屬就簽了。
潘景寅的《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是這樣寫的:潘景寅同志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溫都爾汗飛機墜毀死亡,特向各位親屬表示親切的慰問。望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而努力奮鬥。(《明鏡月刊》第21期)



裴毅然:官员现形记


中共一直自唱“伟光正”,要为国人画出“最新最美”的彩卷,然“轻诺延安,寡信北京”,尤其吏治套路还是老旧的“教育为主”,提高“革命自觉性”,要求严格自律以显“先进性”。然娘要争气,儿要撒屁,官员的思想觉悟一代不如一代,如今全然已无第一代的“全心全意”,连“微心微意”都没有了。

大陆媒体虽然只能报喜不报忧,但囿於“收视率”、“发行量”,不得不一定程度满足群众的“喜闻乐见”,不时捅出一些贪官污吏的资讯。同时,“革命人民”亦会从生活中感知官员的“先进性”,触知社会肌理,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相。

亲身领教的官威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笔者飞抵山西运城,乘车前往临汾。运城至临汾的高速公路全程封闭,不让进车了,电子萤幕打出安民告示“道路检测”。晋人则告知:“上面来人了,大官,每次都这样。”总算等到放车上路,规定时速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只能跑六十公里,因为前面五辆警车压道,不让超车。果然,前面有“列宁同志”,得让“列宁同志先走”。过了襄汾,五辆警车靠边,估计“列宁同志”已驶抵临汾,不怕后面车辆对其“构成威胁”(车祸?刺杀?)。偌长一条高速公路只让一人车队独享专用,此情此景,也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看到。欧美港台,谁敢如此“独享专用”?那些总统总理、元首特首不仅不敢,更重要的是不会,决不会公路私用。这一ABC,在我们这儿,则似乎还有必要给“先锋队员”上上课.

二○一一年八月十三日,上海飞广州的班机全遭航空管制,有的延误有的取消,十二点半的班机,十七点四十分才放飞。原来胡哥出席深圳大运会开幕式后要回广州,在搞净空。

此类让“列宁同志先走”,本人还亲历两回。一、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浙江海甯盐官镇,李鹏来了,要看浙江潮,所有车辆必须让道,一大截江堤让给“公仆”李鹏同志。二、○五年八月初,本人西行新疆喀纳斯湖,因黄菊同志来了,搞封山,幸好我们已进山,但不能走大道,只能行小路。隔了几天,乌鲁木齐机场,舱门都关上了,“净空令”突至,原来黄大人也要走,满满一机人活活等了四十五分钟,目睹黄菊车队开来,登机、转身、挥别,专机滑行、起飞.这才挨到我们“后走”,全机人哪个怨哪个骂呀。那会儿正大张旗鼓在搞“保先”,有人顺口丢怨:“啥仔先进性,明明是先尽兴!”不久,得知黄大人死了,这一机人还怎么“悲痛”得起来?

山西怪事多

二○一○年,山西处分违纪党员干部九千二百一十一人,省委对全省干部提出“五不准”──不准上班时间擅自离岗,不准上班时间玩棋牌搓麻将打游戏,不准上班时间上茶社歌厅洗浴等休闲娱乐场所,不准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不准参与赌博。是年八月,山西掀起“查岗风暴”,临县安乡乡长上班时间宾馆打麻将,交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上班时间陪老闆按摩,柳林县庄上乡党委书记上班时间茶馆喝茶,太原巿行政执法局第五执法大队长和几名公职人员洗浴泡澡……,所以,出台“五不准”。(《山西吏治改革》,《中国青年报》二○一一年三月二日)

换言之,此前可是“五都准”,彼此彼此,一片“和谐”。就是有那么一二楞头青(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看形势,很快明白最佳选择便是“同流合污”。“钢铁”就这样炼成了。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说全国公务员近千万,而管理他们的标准居然还停留在幼稚园的“五不准”。

去年六月《人民日报》发表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下乡日记》。长治巿沁县册村镇温庄,全村七十六户二百七十六口人,人均年收入一千七百余元;最近五年全县农民每年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副省长摇头:“这叫增长?什么都没干嘛,躺着也能增长啊!”《下乡日记》发表后,刘压力很大,《人民日报》驻晋记者站发安慰短信:不要有压力,山西这些年都是负面新闻,好不容易有个正面的,省委书记看了很高兴.副省长这才放心:“那还好,我没干错事。”副省长的“对与错”得仰观上色,如此心态,能大胆放手为人民服务吗?

“隔墙扔砖”说

“革命人民”将反腐形容为“隔墙扔砖头,砸中谁谁倒楣”。“六四”时就传京谚:“现在的干部,挨个儿杀,有冤枉的;隔个儿杀,有漏网的”。二十二年过去了,社会风气不是越来越好,歪风邪气不是越煞越弱,而是越煞越强。连医务界、教育界收受红包都成了“必须明白”的潜规则.

一位被情妇反水咬出来的贪官,感觉很冤。这么多贪官,这么多贪官情妇,差啥就他一人被情妇卖了?有人掷评:“种种丑陋现象氾滥成灾,为何只有被隔墙之砖意外砸中才得以露出冰山一角?管理部门何在?监管制度何在?”可这么问了六十年,有什么用?没有政改,不进行权力结构的改造,贪官还不是一茬茬“春风吹又生”?“革命人民”眼睛虽然雪亮,有什么用?只能乾瞪眼!

云南“温和腐败”县委书记赵仕永一语穿帮:“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除了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还有一个众人实行的潜规则.”(《检察日报》二○○九年四月九日)

“最廉洁贪官”

四川内江杨家镇党委书记曾春洪受贿一万八千元,判三缓四。三十名村民联名向法院写求情信,称曾春洪“好同志、好干部”,促进当地农贸发展、建成自来水厂、规划全镇建设、改变原来的髒乱差……困难户想吃肉,都可以去找曾书记。(《成都商报》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最廉洁贪官”成了黑色幽默。村民求情逻辑更歪:好像只要做过一点好事,就可干点坏事。“解放”六十二年,第三代“革命接班人”了,思想意识咋还这样?咋还没培养出“现代公民”?

镇委书记食民奉禄,本应为民服务,否则人民何必养着他?百姓何须感恩?但村民的求情基於现实:大多数乡镇干部根本不干实事,不仅佔着茅坑不拉屎,且专以贪腐为务,能摊上一位只贪污一万八的曾书记,很不错了,上上签了。培养出这样的“社会意识”,官吏可以“有限贪污”,谁的政绩呢?

贪官的遗憾

云南玉溪交通运输管理处长兼地方海事局长、航务处长陈有云,“双规”后写交代材料,短短百字,错别字数十,被指谬后,很遗憾地说:“我是能说不能写,如果我真有文化,早就当副省长了。”他的升官底气有二:一、他当官毋需动手写东西,一切秘书代劳,秘书当然不敢纠正首长的错别字;二、“会说”的官员很得油,混个副省长很容易,上峰很欣赏.

这个“无错不成句”的陈有云,履历表上居然还是大学文化。他在交代材料中说:“本应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工作上,但却与爱好赌博的人混在一起,用打麻将赌钱消磨时光。”玉溪运输窝案涉官七人,陈有云一审获刑十三年,其余一审从十二年、十年、七年……。(《检察风云》二○一一年第二期,第38页)

最后一招:恐吓

中共治吏,因高度集权,缺乏分权监督,转来荡去,最后只能袭用封建古法──依赖道德自律,希望官员自筑堤坝提高“觉悟”。可如今官吏一个个猴似精明,什么“阶级觉悟”、“组织培养”,金钱美女面前,一分钟就缴械了。高层没辙,邀请健康专家洪昭光开讲座,专讲贪官命短──“越腐越败,死得越快。”洪昭光引经据典:病由心生,心理压力乃百病之源,百分之七十六疾病为情绪性疾病。他列举贪官命短的例子:“腐败的官员都活不长!”结论是:“廉洁有益健康,腐败导致死亡。因为腐败的人啊,他贪婪,也就恐惧,白天食不知味,夜里寝不能寐,惶惶不可终日,免疫机能全面下降,极易患病。”洪跟踪调查十六名贪官,当时平均年龄四十一岁,十年后,十五人得病(不少是癌症),已死六人。巴西一个医疗机构调查了五百八十三名贪官和等额廉吏,十年随访,结果贪官百分之六十以上得癌症、脑出血、心肌梗塞等,廉洁官员患病率只有百分之十六。广州某三甲医院肿瘤中心主任也说,在他救治的肿瘤患者中,相当比例为被撤职或被调查的贪官,他们普遍暴躁不安、恐慌抑郁.(《东莞时报》二○○九年二月十九日)

官满成患

虽然当官乃“高危职业”──最容易被拉下水,又损健康又易入监,但当官仍是大多数国人“最爱”,一顶官帽威风得了!

二○一一年五月九日《南方日报》,继湖南常德石门县被爆超额配备官席──县委常委十六名,正副县长十二名;四川巴中巿所辖四个国家级贫困县区,共有四十四位正副县长,其中通江县十名(一正九副);南江县十一名(一正十副);巴州区十一名(一正九副一助理);平昌县十二名(一正十一副)。按规定,只能五至七名。(《南方日报》二○一一年五月四日)圣洁高校也是“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口四亿余,一千五百余县,清朝官员总计二万三千人,其中京官二千六百二十二人,地方官一万三千零七人,武官七千四百六十四人。(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第136页)据○五年《人民政协报》,全国三万七千乡镇、六十四万个村,乡镇干部一千三百万人,村干部数百万人,开支佔农民负担四成以上。

中共既以左说立国,“红色逻辑”向全社会渗透浸漫,不仅官场必须持守潜规则──说一套做一套,歪理振振有词,分贝响得很,正音正声反而直不起身张不开嘴。社会逻辑如此歪拧,还不让反思,不让说不让论,不让“革命人民”从最近的史训中汲取最直接的经验,“先进性”从何而来?

裴毅然,争鸣

底层政权加速黑社会化:中共十八大面临“政法阴谋”问题


薄熙来事件究竟最终结果如何,百姓已经不大关心。这一方面是网络时代的资讯充份发达,许多热点新闻会在短时间内成为旧闻;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有远比薄熙来问题本身更亟待解决的难点在持续,比如云南巧家县爆炸案背后的官民对立关系.

当然,这两个方面有着较深的内在联系,比如薄熙来之所以能把打黑变成黑打,则是在利用官民对立之社会情绪的同时,制造了一系列冲击性的新闻话题,即在打黑之后唱红,唱红之后又共富。

巧家县爆炸案之社会悖论

打黑的起因或伦理依据固然是黑社会侵害民生,如垄断某个市场后对价格的操作,其结果是民众的利益被侵害。但是,中国社会存在着并行的两种黑社会几为舆论所忽略,充其量是指斥官方有关人员甘做黑社会的保护伞。

在现实中,凸显社会悖论的事件不断强烈地印证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偏好。比如,云南巧家县的“赵登用爆炸事件”,在此事件未有刑事程序结果之前,那里的公安局长就用自己的前程来做抵押,指定赵登用是嫌疑犯。此论不管有什么样的版本,也不管该县的公安局长如何自我辩解,都说明他在对整个社会、对案件的当事人进行“非等价交换”。仅仅是个科级小干部的局长的仕途就能顶得了一个人的名誉,乃至於数个人的生命。典型的黑社会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难理解许多雷人的话语之出现,并不是因为放言者知识水平低下,而是他们的思维已经完全黑社会化。他们相信有强权乃至於不惜代价地使用暴力,就能压住任何质疑,甚至任何质疑都是无关紧要的。

黑社会除了惯於非等价交换,还不会在乎本身制造的悖论。比如说,就算真凶是赵登用本人,他也确实具有报复社会的动机与实施能力,那么,他为什么非要选择一个负责拆迁的机构去实施爆炸不可呢?原因无他,在於拆迁机构本身最具有黑社会性质,且有“政法阴谋”为其提供强力支撑。

个体不惜生命的抗争是单打独斗的反黑行为,尽管此种极端方式并不值得讚赏.但可以相信,底层政权黑社会化越严重,极端的抗争行为就越多,以至於发生整体社会骚乱.

“豁命党”作为第三黑势力

云南巧家县爆炸案发生之前,全国各地似乎都有“预感”,比如河北省公安厅早在今年三月份就发佈了爆炸物举报公告,尽管它是云南巧家县爆炸案发生后才真正公诸於众的。防止爆炸物被不满社会的人所利用,反证了社会不满情绪的剧烈程度。换言之,底层政权黑社会化引发的突发事件呈现出逐步增长趋势。即便不是採取爆炸行为,其他过激的反抗也时有所闻,比如不满的村民或是放火烧村委会或是烧镇政府。这些都是民众在个体感受之下,採取的反抗底层政权黑社会化的行动。

底层政权黑社会化增大了社会管理成本。仍以云南巧家县为例,有香港媒体调查发现,在那里不仅炸药可以随便买到,而且枪枝更是成为流通商品。按习惯思维,一般会认为那里处於边境地区,越南枪枝又大量剩余,故有此状。其实,也该问“枪枝在中国社会为何有如此旺盛的需求?”,以至於东南沿海城市也很泛滥.究其重要原因:一是,底层政权黑社会化趋势严重,许多人宁愿冒非法持枪之风险而准备随时对付侵害自己权益的政府;二是,官匪一家、警匪一家是底层政权黑社会化的衍生品,借助官府与警力的黑帮势力持枪威胁利益冲突方,也会威胁警方。

在以上两种情况之外,当今县镇社会正出现一种新的黑社会势力。他们不与官方和警方挂钩,完全凭自己的“豁命党”精神打出违法生存空间.利益冲突最激化时不惜开枪杀人,而警方惧怕“豁命党”伤害自己的家属,不敢主动过问此类案件。至於百姓受到此类势力的欺压,即便报警也没用,警方都是估计“豁命党”撤离现场时才出警。

“政法阴谋”支撑政权黑化

就十分现实的社会学意义来说,底层政权的黑社会化也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比如说,某个贫困县的镇由於经费缺乏就变相剋扣国拨扶贫款,原因到了令人笑不出来的地步,“你们村子出爱告状的,扶贫款扣一半”。这样,本来三十万的国拨扶贫款其中十五万就被镇政府简单吞掉。受害百姓指称这是“黑社会包砂石料”的方法,而不同的是黑社会包砂石料是採取敲诈性质的手法给砂石料抬高价格,迫使建筑工地接受,而乡镇则是最大程度地通过“降价”方式来剥夺农民利益。

在县镇两级政权与农民的利益冲突中,前者的黑社会行为还会很合法地表现.比如,某个县级市的政府水务局欠下农民五十万佔地补偿款,在行政诉讼时,法院开出立案条件,“只能告水务局,不能告市政府”。乡政府作为侵吞该款项的当事人之一会对原告(农户)开出“给一部分”的条件,以稳住后者的情绪.法院则以“行政转民事”的手法改变案件性质,负责立案的法官还可以逼水务局、乡政府、原告三方出好处费.

在没有司法机制的中国,底层社会完全陷入政权机构设置的“政法阴谋”当中。“政法阴谋”显然比乡镇的“降价”手法更黑,且它伤害的面更广泛、更不确定,由此引发血腥事件也不足为怪。轰动一时的杨佳案是“政法阴谋”的血价,前年发生在湖南永州市的法院枪击案也是“政法阴谋”的血价.

习李必须面对的难题

明面上的血价通过新闻反映出来,暗中的则难以计数──那些有理且开支了相当人情费用的当事人,令人难以置信地输掉官司,其结果只能是他们极端地仇恨执政党而等待报复的机会。有理且花钱也打不赢官司,正成为“政法阴谋”支撑底层政权黑社会化的最核心秘密。

质而论之,镇县两级政权的黑社会化是比薄熙来所打之黑更普遍的黑社会。恰恰是薄熙来的“夺权”计划里还包含着对镇县两级政权的利用,他就不可能解决底层政权黑社会化的政治难题.习近平可能吗?或者双接班后的习李可能吗?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会有肯定答案。

綦彦臣,争鸣

新华网支持广东削藩:大削各级政法委书记实权


参与2012年6月5日讯)新华网昨日(2012年6月4日)以一消息支持广东削藩:大削省、地、市各级政法委书记实权。
题为《广东21地市政法委书记换届后均不兼任公安局长》消息说:广东省近期出现省、地、市、县各级政法委书记实权大削减——除了省公安厅长不再兼任政法委书记,还有21地市政法委书记也均不再兼任公安局长,改由一名政府副市长兼任。
如, 广东省委近日决定,由省委副书记、省社工委主任朱明国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广东各地市由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的现象亦有所增加——21个地级以上市 中,共有深圳、佛山、中山、江门、肇庆、湛江六市的政法委书记由市委副书记兼任。其中,佛山、中山、江门三市该职务此前均由一名市委常委担纲。还有佛山、 东莞、中山、珠海、江门、湛江、汕头、清远、揭阳、韶关、阳江、河源、汕尾、云浮等14地市对政法委书记一职作出调整。未更换政法委书记的地市,亦普遍出 现工作上的变动:原本兼任公安局长的政法委书记,在换届之后不再兼任此职。随着广州、深圳、东莞、梅州四市陆续作出调整,目前,21地市政法委书记均不再 兼任公安局长,改由一名政府副市长兼任。
分 析人士指出,政法委书记最大的实权就是身兼公安局长——直接掌握枪杆子和侦察抓人权。虽然政法委书记可以领导公安局长,但毕竟隔了一层,特别是许多灰色指 令和违纪指令,公安局长可以不听令或拖延,而若是一人将政法委书记与公安局长一肩挑,则就可以方便地牟取私利或实现政治野心。此次广东大削各级政法委书记 实权,并非主要是为了反腐防腐,而是注重政治安全——因为薄熙来事件暴露出政法委书记实权过大威胁了中央和各级党委核心人物。
也 有网友认为,这一广东大削各级政法委书记实权,实际上是在削弱中央政法委的实权,因为以往各级政法委书记都与中央政法委条条或主要领导关系密切,而此次新 换人选,多不按惯例征求中央政法委系统的意见,这就切断了中央政法委绕过省市党委核心人物直接下令地方政法体系的渠道。因此也可以说,广东大削各级政法委 书记实权,实为汪洋执行胡锦涛对各级政法委削藩的一个重大战略。
2012年6月5日

 作者: 洪深

广东省近期出现省、地、市、县各级政法委书记实权大削减——除了省公安厅长不再兼任政法委书记,还有21地市政法委书记也均不再兼任公安局长,改由一名政府副市长兼任。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美国的新角色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美国将在21世纪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近日在纽约举行的卡内基委员会(Carnegie Council)的一次活动上,我不假思索地答应就这一问题发表演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想到了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一个同样令美国人感到焦虑的问题:美国未来的角色掌握在它自己手中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只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对于它自身的举动,美国可以控制,而对于别人怎么做,它无法掌控。

美国在历史上扮演的主导性角色是其独特财富的产物。美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东西濒海,南部和北部的邻国都是一些不具威胁性的国家。尽管自然资源正逐步减少,但美国的资源储量依然庞大。19世纪末,美国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大国,人均经济产量跃居世界第一,时至今日,美国依然保持着这一地位。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实行市场经济的美国也成为了全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地区。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市场,尽管它们曾引发了“大萧条”和近些年的“大衰退”。它是一战以来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它提供了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之一,规模仅次于欧盟(EU)的外部进口。

美国拥有全世界技术最先进、也最具打击能力的军事力量。二战以来,它所拥有的世界顶级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它有着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流行文化。它的政治价值观依然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即便在现实中它常常令人失望。事实证明,它的民主制度在保持合法性的同时,也不乏灵活性,足以应对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诸多挑战。

凭借这些“财富”,美国成功地构建了强大的同盟,并赢得了20世纪的数场战争,包括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进行的热战与冷战。美国塑造了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格局,这种诞生于二战后的经济形式在苏联解体后,走向了全球。美国提供了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模式。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美国制造”的世界中。

如此众多的财富,美国在本世纪中又能保留多少呢?

最明显的威胁在于,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有可能不保。以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的经济规模依然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计算方法,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美国的经济规模仅比中国高出3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美国的20%,因此,这也为中国留下了巨大的赶超空间。未来数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放慢脚步,但它与美国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仍会进一步缩小。中国经济规模也许会在本世纪20年代初超过美国。与日本不同,中国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如果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其总体经济规模将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目前,中国的商品出口总额已经超过美国。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进口规模也将超过美国。由于资源相对匮乏,中国的贸易规模可能仍会超过美国(相对于GDP而言)。一个更有争议的问题在于,人民币何时将成为能够与美元平起平坐的储备货币。中国贸易量的增加为我们指出了答案:很快。但对此,我却不以为然。在我看来,如果外部投资者选择用人民币持有他们最安全的资产,他们一定希望中国能开放资本市场,但中国的一党制政府不受法律约束,并且害怕失去控制力,因此,它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那样做。至少,这种转变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而不是短短几年就能完成。

美国基本上也可以保住在科学和商业创新方面的前沿位置。但正如我的同事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在其发人深省的新书中谈到的,排外情绪加之对科学的排斥,以及自做自受的财政紧缩和令人难以理解的公共投资重点,不仅有可能令美国无法吸引到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其打造全球一流研究和创新所在地的承诺也可能变成一套空话。* 下面这段引语虽然听上去有些残酷,但它将这个问题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1990年时,(加州)对大学的投资是对监狱投资的两倍。如今,它对监狱的投资几乎已达到前者的两倍。”美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监禁率,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数据,也是一个经济学数据。对昂贵且低效的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来说,道理同样如此,这也是长期财政前景为何看上去会如此暗淡的主要原因。

现在需要的是一场真正的改革。但鉴于金钱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加上共和党的态度也变得愈加强硬,这已成为一件不可能之事。在一个以分裂的政府为基础的体系内部,将妥协和让步视为软弱也许会令混乱的局面再次上演。

不同于以往,如今的美国已无法再让多数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在上一轮完整的商业周期中(2002年至2007年),增加的收入中,近三分之二落入了收入排在前1%之列的美国人手中,前0.1%的美国人则囊括了三分之一以上。这种零和经济为不满和绝望提供了温床。眼下的危机更是令人们的愤怒有增无减。

所有这一切还将影响到美国在世界上扮演历史性角色的能力。正在逼近的财政紧缩将使军费开支遭到削减。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和其他一些严重错误令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失去了它们以往所享有的声望。欧洲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而这只不过表明,西方的整体信誉降低了,领导力也相应下降。

无论美国国内形势如何演变,它在21世纪中的影响力将不及20世纪。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从美国那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即便如此,考虑到美国的主要对手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此,美国依然将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也许无人可及。但美国若想扮演它能够扮演的角色,它必须重拾实用主义。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国在制定政策时曾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尤其是在应对20世纪的诸多挑战方面。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将他们的政府视为最大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强盛。倘若美国人民选择让他们的政府倒台,那它一定也会有这样的结局。

《是时候开始思考了》(Time to Start Thinking),大西洋月刊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2012年

译者/何黎

金融时报



党说,变天的时候快到了



今年64前夕,又有两位当年参加过屠城的高官出来赖账。 在陈希同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把当年将六四事件称为“反革命暴乱”的做法解释为“照本宣科”。 对于六四杀死了很多人那件事,他表示“作为市长,我感到难过。”  当年的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被记者问到有关六四的看法时,他居然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记得当年他在记者会上说得很清楚:“只有23名学生死亡”,并且用手指点着桌子一字一句地说:“我今天跟你们说这些话,都是负责的”。

历史才过了23年,这些本来打算为历史负责的,却都来赖账了。 李鹏一股脑地把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 而邓小平家人把责任一股脑推给“集体”。 这个集体是谁呢? 记得当年六四刚过不久,这个集体中的李鹏、陈希同、袁木都曾抢争头功,如今他们却争先恐后地推卸责任,真TMD心虚啊!看来,这些六四屠夫们后怕了,感觉清算他们的那一天快到了!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部一级领导都有家属或子孙在海外定居。 换句话说,我党的高官们大多已经为自己留好了后路。 实际上,我党相当一个数量的中层干部们也基本上完成了家属向海外的转移。 至于基层干部们,也在争先恐后地在海外找后路。 在他们看来,如今的中国就如同大海中一条漏水的船,堵不住了,修不好了,快要沉了。从船长到大副、轮机长,一直到船员,都为自己准备好了救生艇,把金银细软都收拾妥当了,大家就等着弃船逃命的那一刻了。 至于船上的乘客,管他姥姥的,死去吧。

据说23年前的屠城换来了20年的稳定,换来了经济繁荣,换来了国家的强大。 果真如此吗? 记得20年前中国的“群体事件”不过一年几百起,如今是一年20万起。 20年前的武警部队人数为零,如今武警部队在规模上和预算上都超过正规军队。 20年前的工人农民的小日子还过得去,所以他们没有参加六四。 如今的工人农民巴不得学生再闹起来,这一次他们可不会袖手旁观了。20年来中国是繁荣了,但每新盖一座摩天大厦,都催生了至少一个巨贪。 每一个国家投资项目,都养肥了一批新贪。 繁荣富强了的中国居然还解决不了孩子们在学校的免费午餐。繁荣富强了的中国老百姓居然看不起病。 在繁荣富强的中国,公务员居然成了最吃香的行业。 今天的强大中国,居然拿越南、菲律宾那样的无赖小国束手无策。 这个强大的中国,不但没有夺回半寸丢失的土地,反而永久性地认可了被老毛子侵犯的大片领土。 这就是屠城换来的稳定、繁荣和强大。

从古到今,中国每一个皇帝都以为使用武力强压百姓的反抗就可把其统治永久维持下去。 但有任何一个皇帝逃脱最后被推翻的命运吗? 中国有没有一个统治者不懂得腐败误国这个道理? 但中国从秦始皇一直到胡锦涛,有任何一个统治者认真地治理过腐败吗? 他们永远不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每个王朝最终都是被自己的腐败而打败的。

这23年来,中共一直没有意识到,每增加一名新的武警,就至少会把十个平民变成新的暴民。 每增加一万元的维稳经费,至少会有100万元新的国家资产又被贪官污吏所吞噬。 这个维稳,啥时候维护百姓的权益,维护国家的安定,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了? 从头到尾都是在维护贪官污吏的既得利益和他们非法侵占百姓利益的权力,维护富人的永久天堂,维护独裁专制。 有一天,当武警、城管、公安、军队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当共产党再也收刮不出新的资源支撑其统治的时候,所有的屁民就都变成了暴民。 一场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就会导致那些遍布全国的群体事件连成一片,整个国家陷于全面动乱,各地的派出所、城管机构被暴民们砸烂,银行被抢劫,政府官员被暴民们拉出去痛殴,暴尸街头。 当全国同时出现一万个乌坎时,武警部队无论多残暴也无法控制住局面了。 武警、军队和公安可以轻而易举地打死100万暴民,但那将激怒1亿暴民。 即使暴乱被镇压下去了,中共将在国际上被彻底孤立,没有谁再敢和中共做生意了。 而被镇压后的一万个乌坎村将成为十万个中共的坟场。 有一天,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再也不敢下乡了。 一到乡下,他们的尸首不久就会分家。 那里的村民们再也不用缴纳任何苛捐杂税。 那里没有派出所,没有党支部,没有谁再敢去拆迁了。 这种无政府区域从乡村慢慢扩大到县城,从县城蔓延到省会,从各省蔓延到北京。 最后中共失去实际统治,天下大乱。 这就是中共的末日。 这种事情过去在中国发生过许多次,谁说不会再发生了?

中共内部早就有人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管那叫“政息人亡”。 今天的中共内部有两个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天的逼近。 这两个人,一个是温家宝,另一个是薄熙来。 在温家宝的位子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一清二楚。 他之所以拼命保八,不遗余力地呼吁政改,到处访贫问苦,高喊“不懂穷人就不懂得政治”,就是为了推迟这一天的到来,至少不要让这一天在自己的任期内到来。 薄熙来也早就瞅准了那一天,早就开始做薄泽东的美梦了。  中共内部有一大批官员也懵懵懂懂地预感到了这一天,他们不知道历史的规律,但知道自己干了多少坏事,所以他们早就开始在海外留后路了。

中国的屁民们已经绝望了。 无论中国的GDP翻几番,无论中国的国力多强大,无论中共第N代的接班人换什么新花样,“先富起来”的皇亲国戚、党政大员们将子子孙孙永远富下去。 而穷人们将永远穷下去。 公务员们的后代永远是公务员,大款的后代永远是大款,贼的后代永远是贼,穷光蛋的后代永远是穷光蛋。 上大学改变不了命运,进城做生意改变不了命运,当兵改变被不了命运,即便把自己的皮肉、青春和容颜都搭上还是改变不了命运。 唯一改变命运的办法,就是结束这个人吃人、人剥削人,人欺压人,人操人的黑暗的共产党独裁专制。

没有人可以预料这一天何时到来。 也许今年,也许下个月,也许十年以后,但共产党是一定要完蛋的。 这不是自由民主派的黄粱美梦,即使马克思也说共产党终将完蛋。 今天的世界上,共产党只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里苟延残喘了。 共运史已经写完了最后一章,只剩下结束语了。  就连王立军那样的部级官员都不找党庇护自己了,谁还拿共产党当回事?

温家宝也好,薄熙来也罢,都晚了。 本来,中共内部还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改革主帅,可以力挽狂澜,把中共和平演变为一个民主党,使中国大陆和海峡对岸那样改良成为一个民主政体,一劳永逸地结束中国“政息人亡”的周期律。 本来,“苏东波”后,邓小平、江泽民还有机会给六四平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治理腐败,使中国溶入世界潮流。 本来,胡温还有大把的机会,开启新闻和舆论自由,按照党章上讲的那样实行党内民主,进行差额选举,把村级选举逐级扩大,制定和实行党的领导人公布财产的条例,使中国走上民主法治的轨道。 这一切机会都被中共自己给抵制掉了。 中共欠下的血债太多,贪污盗窃的太多,制造的冤案太多,留下的社会问题太多,对中华文化亵渎的太多,对祖上留下的大好河山摧残的太多,已经积重难返了。 今天再谈“六四和解”已毫无意义了。 甚至就连中共自己的党员和干部们都彻底失去了希望。 所以他们能贪就尽量多贪一点,能捞就拼命地捞一把,能多玩几个女人就猛玩几个女人,大家都混一天是一天,贪一天算一天,嫖一个算一个,谁还拿中共当真? 今天,假若毛泽东、邓小平可以从地下走上来,他们会说什么呢? 他们会高呼打倒中国共产党!

但中共没有希望,不等于中国没有希望,更不等于中国人民没有希望。 有人说,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头,中共要么开启政改,改弦易辙,走上民主法治的普世道路,要么坚持独裁专制,那么很快就被历史的车轮压碎。 叫我说,每个中国人也到了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你要在你的后半生过上好日子吗? 那你就开始反党吧。 你要继续追随共产党吗? 哈哈哈哈,时光倒错啦! SB,你这不等于在1909年高喊大清江山万万岁吗?

我有两个舅父,都曾为国民党做过事。 我的大舅父,据说在抗战期间曾师从张大千,在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被国民党委任到某县当县长,就任后一个月就因食物中毒而死亡。 另外一个舅舅秘密加入共产党,然后混入国民党,官至警察大队长,解放前夕把大队拉出去投奔解放军,也把我母亲(当时在读高中)带到解放区参军。 我母亲曾说,幸亏那个县长大舅在解放前死了,不然要一辈子遭罪,也幸亏我那个共产党舅舅有眼光,给自己和一家人带来了一辈子的安宁。

现在这种稳定已经结束了。 这种安宁早已不存在了。 中共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以他们的行动向世人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变天的时候快到了。

既然党已经准备好弃船逃命了,那屁民们还等个啥? 我不是建议大家去砸公安的车,围堵李刚他家,把村支书的豪宅给放火烧了,把强拆的老板给宰了,把武警的驻地给包围了。 那种事情,只要中共不改弦易辙,只要独裁专制还存在,今后就会越来越多,想不碰到都很难。 我的意思是,从今天起,大家就开始记变天帐吧。

记账,是为了算账。 中国历史上的糊涂账太多了。 日军在南京杀死我们30万同胞,到今天国人也搞不出一个遇难同胞的名单。 蒋介石一个“以德报怨”,毛泽东一个“一衣带水”就把日本法西斯的犯罪细节一笔勾销了。 而日本人把每一个被原子弹炸死的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 犹太人把每一个参加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士兵的名字都查了出来,一直到前年还把一个当年的纳粹分子送上法庭。 所以,德国人不敢跟日本右翼分子那样否认大屠杀。 所以世界上再也没有谁敢杀戮犹太人了。

我们今天开始记账,就是为了日后有一天把中共犯下的所有的反人类罪一一进行审判。 绝不让任何人赖掉任何一笔账。  你家邻居的儿子参加过六四屠城吗? 记下来。 有一天你被保护强拆的武警打断了手臂吗,那就记下那个武警分队的番号,最好记下来那个武警的名字。 让那些城管、公安、武警,还有那些流氓打手们继续毒打、关押、囚禁屁民们吧。把每一笔账记下来。 让那些贪官污吏们拼命地贪吧。 把他们贪污的每一笔账记下来。 记下这一切,到时候跟他们算账! 这一天不会很远了。

23年前就有人说,要建立一个六四纪念馆,永久纪念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而献身的烈士们。 昨天我看到有人提议将来把六四定为中国的国殇节。 我说那还不够,还要建立一个六四杀人犯的花名册。 把那些六四屠城的决策人,那些下令开枪者,还有那些扣动扳机把真枪实弹射向人群,把坦克开向人群的官兵的名单一一落实下来。 当审判的那一天到来时,如果那些人还活着,就按反人类罪起诉他们。 如果他们已经死了,那就把他们的名单、当年的家庭住址,个人照片记录下来,永载中华历史的耻辱册。 假如他们逃到国外了,那就通缉他们,就跟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通缉纳粹余孽那样追捕他们,引渡回国接受审判。 只有这样,中国政府屠杀百姓的罪恶才能永远结束。

二次大战中,盟军对俘获的纳粹德军官兵按照日内瓦公约给予人道待遇。 但对于俘获的党卫军大多就地枪决。理由很简单:党卫队员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 在美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后,他们被那堆积如山的白骨和尸体惊呆了,他们原以为那只是苏联红军的赤色宣传。 一怒之下他们枪决了560名党卫队员,其中有346人是被Jack Bushyhead中尉一人射杀的。美军曾设立军事法庭调查此事,但后来巴顿将军解散了那个法庭。 对于美军抓获党卫军成员就地处决一事,在纽伦堡审判中曾有人提出党卫队等同军队的疑问。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屠杀国民,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毛泽东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解滨,明鏡博客

2012年6月4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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