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2月中下旬，中共網路突然對趙紫陽、六四等敏感詞彙及相關文章解禁；清明節期間，網友可隨意登入“趙紫陽網上紀念館”瀏覽和留言，也有超過兩百位民眾順利前往趙紫陽故居悼念趙紫陽。評論認為，中共發出了政治改革的訊號，但中國資深媒體人高瑜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提醒，給八九民運參加者，給鮑彤、趙紫陽平反，才說明共產黨真正要承認錯誤，也才能夠真正朝政治改革邁出那麼一步。
中共發出政治改革訊號？
溫家寶自2007年開始多次呼籲中國進行政改，最近一次為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會。溫家寶在會上表示，出於責任感，他近年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已較全面和具體。溫家寶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雖然溫家寶多次談過政治改革，但是在記者會上所言“談得全面、具體”並非事實，她對此持保留態度。“2007年溫家寶在兩會之前發表了他自己屬名的長篇文章，但那篇文章和政改沒有太大關係，只是常委會沒有通過的他的政府工作報告的一部分。關於政改，他真正談得比較具體的，是2008年9月他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時，接受CNN採訪。當時主持人扎卡里亚給溫家寶看一張照片，就是89年5月19號那張著名照片。趙紫陽去看絕食學生，溫家寶站在後頭，當時海外的視頻可以看到溫家寶看到照片後比較緊張，緊繃著嘴唇，下巴不停颤抖，幾秒鐘後，溫家寶說我知道你的意思，相信问题与中国的民主发展有关。接著他談了民主和普世價值，就這次講得比較多。”
溫家寶接受CNN“Fareed Zakaria GPS”主持人扎卡利亞的專訪時，表示當討論中國的民主發展時，一般在三個領域討論這項進程：第一，需要改善選舉體系，使得政府的權利真正屬於人民，為人民服務。第二，需要改善法制體系，依法治國，建立法制國家，需要獨立公正的法制體系。第三，政府應該接受群眾監督，這將號召增加政府內部事務的透明度，特別要接受新聞媒體和其他團體的監督。但也需要引進一種適應中國特點的體系，並且漸進式地引入這種體系。
高瑜對《新史記》指出，就溫家寶談的三點，實際做的如何？人民滿意不滿？當然是非常不夠的。中共黨代會上對政治改革談得較具體深刻的，是十三大報告，該報告提出實施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和幹部人事制度、建立領導人要和群眾的協商對話機制、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等內容，雖然鄧小平表示，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但實際上六四鎮壓之後這些內容全部被推翻，例如省委書記兼人大主任、國家黨總書記兼國家主席，黨政再度合一，也從來沒有建立和實行領導人和群眾的對話機制。
“溫家寶最近說想把不同意見的人請進中南海，很多人都等著被他請，雖然他也請過科學家，但遠遠不夠。”高瑜認為，鄰近中共十八大召開，今年的主要目標是維穩、控制言論，因此不太可能真正進行政治改革。
權貴資本主義成政改阻力
薄熙來出事後，有分析認為中國的“左派”力量明顯削弱，“改革派”力量相對突出。3月14日兩會閉幕記者會上，被視為中共“改革派”的溫家寶以強硬的話語為記者會劃上句點，震撼全場。
溫家寶回答路透社記者儲百亮有關王立軍事件的提問時，強調：“建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
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都要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且經受住歷史和實踐的考驗。這個道理全國人民懂得。因此，我們對未來抱有信心。”
溫家寶一席話，被視為否定了重慶在薄熙來治理下的發展路線，亦即否定文革復辟的左傾路線。《大事件》報導，“烏有之鄉”實際負責人、中央民族大學成人教育學院教師張宏良所發表的3萬5千字報告，被定為“中國毛派共產黨的組黨綱領”，據悉此報告和毛派組黨大會被匯報到最高層，罪名是“擁護薄熙來當總書記”。
《大事件》稱，《重慶模式》一書作者楊帆提出，因為重慶模式的成功，使得比較利益的實現形式在中國產生了變化，內地形成了增長極，勞動力也獲得有效的支持；“新權威主義”歷史學家蕭功秦指出：“打黑除惡確實受到社會各階層最廣泛最積極的支持。”自由主義派的政治學者陳子明也贊同“作為地方自主性的重慶模式”的肯定。但這些學者的表述，隨著3月14日溫家寶的“一錘定音”而被排除在主流外。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她從沒想過“左派”有朝一日會翻天。“只有上個世紀60年代的歷史條件才會發生文革，現在哪有毛澤東那樣的政治強人？那種一揮手全國人跟著走的帝王式的領袖？完全用個人迷信領導人民的大獨裁者？能夠讓幾億人民表達愚忠的歷史條件？文革就是發動群眾、進行群眾專政，搞全國動亂。跟現在中國強調穩定，把維穩作為硬任務正好相反。中共目前就是毛派煽動，也只是在一些場合燒南方系的報紙，組織報告會，辦左派網站，不具備發動全國動亂的條件。”
高瑜也不認為現在中國高層有“改革派”和“反改革派”之分。高瑜表示，六四鎮壓後，鄧小平做了南巡講話，表明繼續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此後中國一直尋著這條路往前進，走到現在建成的是權貴資本主義，以黨的各級領導為中堅，形成一個權力與財富結合的利益集團，即便不搞政治上的改革，只搞經濟改革，要繼續前進，也應該是徹底市場化。
但高瑜對《新史記》表示，但是現在這個權貴集團不願意繼續往前走，經濟上也不往前走，只願意維持現狀。因為市場化要求民營、國營企業都有公平的競爭機制，權力必須退出市場。“國營企業當共和國的長子，在各方面佔盡資源，虧空了，銀行印票子替你還，老百姓的存款一直趕不上物價的增長，存在銀行利息多年是負值，老百姓承擔所有損失，銀行和政府卻發著大財。”
高瑜說，利益集團也不願意退回到毛澤東時代，那樣他們只能享受政治特權，如何能成為富可敵國的資本家？因此這些人最想維持現在這個最不公正、最腐敗的改革帶來的最不平等的經濟社會格局，還想榨取、豪奪更多的利益。真正希望變革的是底層的人民大眾。
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也指出，隨著政府在經濟中的干預作用日強，中國的腐敗也越演越烈，原因在於所謂政府機構必然由作為個體的眾多官員組成，而官員們的“經濟人”本色決定了他們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政府官員很容易將本集團利益包裝成“公共利益”。
何清漣認為，一旦地方政府成為自我服務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團，官員們就不再關心公共利益與國家的未來，甚至為實現本集團的特殊利益不惜犧牲公共利益與國家的長遠利益。這就是中國市場化改革歷時30餘年，至今許多領域仍然保持半市場化半行政干預狀態的根本原因。
對中國的政治利益集團來說，維持半市場半行政干預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狀態最理想，無論是民主化改革還是後退到毛時代都不符合它的需要。
高瑜對《新史記》表示，就算是左派思潮的精神領袖薄熙來，也不能說他是要退回文革、實行毛澤東的平均制，薄熙來讓民不聊生變成官不聊生，他用毛澤東的方式黑打，把文強一類的巨大貪污資本倒出來，投資在民生上，因此重慶在所有省級市、直轄市裡的房價最低，解決城鄉二元問題也很扎眼，讓農民進城、給農民城市戶口，給農民補貼，有土地的還可以回鄉種地。
此外，高瑜表示，薄熙來也進行招商引資，讓重慶獲得許多外國資本，人民收入增加，雖然薄熙來的方式，還是強政府、強人政治，絲毫沒有納稅人的觀念，一切他說了算，但並非毛澤東式的平均制。
高瑜對《新史記》指出，溫家寶也關注銀行壟斷的情況，強調要改變融資機制。3月28日溫家寶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規範民間融資的發展。“我們可以看看他下一步會怎麼走。中國民間融資早就是不得已闖出的一條民間金融的道路，已經槍斃好多人了，吳英不是第一個。”
朱鎔基曾強力收縮銀根，並將非法集資10億、侵吞公款300萬的沈太福槍斃；2007年2月7日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吳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7.7億被刑事拘留，3月16日被正式逮捕，被捕時有3.8億元債款無法償還，2012年1月被浙江高等法院二審判決死刑；溫家寶提出規範民間融資，被視為對吳英案的回應。“所以你說誰是改革派？誰是不改革派？”高瑜說。
溫家寶（圖）提出規範民間融資，被視為對吳英案的回應。（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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