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過度厚待西哈努克

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另譯：施漢諾）在北京逝世，北京當局對他的評價出奇高，胡錦濤、溫家寶出席遺體告別儀式，習近平到其北京大宅慰問遺孀，其靈柩運往機場時，沿途的北京天安門廣場等多處地方為他下半旗，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稱之為「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其離世「是中國人民的巨大損失」。這是國家領導人逝世的規格，為甚麼北京如此厚待他呢？

成長於七十年代的中國人應對「西哈努克」四個字如雷貫耳。每逢重大慶祝活動，毛澤東、周恩來等都陪同西哈努克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群眾、檢閱巡遊隊伍、觀賞煙花等。即使○九年國慶六十周年，西哈努克也獲邀登上城樓，與胡錦濤等一起閱兵。多年來，流亡北京的西哈努克都以「中國人民老朋友」，獲得超級優待，生榮死哀！

中國人民為接待此寓公，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大。一九七○年三月，外訪中蘇時國內政變，被推翻的西哈勞克滯留北京，在毛澤東、周恩來鼓勵及施壓下，與赤柬組成聯合流亡政府。其間，赤柬在國內作戰，西哈努克則婉拒金日成為他流亡北韓而準備的豪華宮殿及援助，接受毛澤東邀請寓居北京。

這個選擇的回報非常高。一方面，中國向赤柬提供大量軍事及經濟援助，令他們五年後擊敗親美政權。另方面，西哈努克在中國過着奢華生活。他在釣魚台國賓館住了大半年後，搬到東交民巷清朝法國公使館，泳池、球場、花園等應有盡有，雲南也為他建了別墅。篤信佛教的他想到洛陽白馬寺參觀，鎮寺之寶的羅漢像等文物已毀，周恩來下令急調來故宮文物及其他寺院的十八羅漢像。

西哈努克想去上海豫園用膳，豫園為他準備十四道點心，為確保質量，芝麻、糯米都要一粒粒的揀，其中一道雞鴨血湯，每碗雞蛋的直徑、色澤及形狀都要相同，廚師們三下南翔，殺了一百零八隻雞才找到如此高標準的雞蛋，而那時絕大部份中國人，一年也吃不上一隻雞蛋。但他的行程推遲一天，到上海後又跟女兒打網球停不了手，兩次已燒好的點心都要倒掉，第三次殺一百零八隻雞後他才大駕光臨，吃了兩碗雞鴨血湯。

或許，六、七十年代中國被世界孤立時，西哈努克兩度義無反顧投向北京，不僅率先與北京建交，六十年代更兩次訪華，七十年代落難時又拒絕倒向金日成及蘇聯，令毛澤東備感欣慰。到九十年代初北京在國際社會聲名狼藉，西哈努克在中共授意下與洪森等達成柬埔寨和平協定。或許，西哈努克選擇流亡北京及聽從北京，對中共有很大象徵意義：紅色中國仍是萬邦來朝的天朝大國！

張華

香港  蘋果日報

莫言舊居 山東砸31億翻修 諾獎獎金數千萬「何須國家供養」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中國作家莫言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後，毀譽也隨之而來。他的家鄉山東高密計劃斥資約31億元台幣，打造莫言文化體驗區，但許多網友對他領有高額版稅與獎金，還接受政府補助十分不滿。莫言昨說，感謝大家批評。

質疑制度合理性

《新京報》報導，中國政府將投資約31億元台幣，打造莫言文化體驗區，種植萬畝紅高粱，並翻修莫言舊居。當地官員說，莫言父親不得不同意翻修，因為「兒子已不是你的兒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高密一家旅行社說，以後再也不用「青島後花園」描述高密，反而是青島該宣傳自己是「緊鄰諾貝爾獎得主的故鄉」。

由於諾貝爾獎金逾3500萬元台幣，版稅收入更難以估計，網路上開始質疑當局「供養作家制度」的合理性。根據規定，凡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無論有無作品，該協會均提供生活補助費，莫言是作協副主席。有網友說：「供養作家是國家的悲哀，這些被供養的作家對社會毫無價值，若優秀，何須供養？」

「歡迎大家批評」

莫言昨在北京出席「祝賀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座談會」，稱獲獎如同一面鏡子，看到人心、看到世道，也看到自己。莫言說，不論各界有任何指教，他都真心感謝。儘管有些尖酸刻薄的嘲諷讓他不舒服，但細想也許有其道理，「歡迎大家對我進行批評」。


台灣  蘋果日報

國旗不能隨便降 老百姓命不值錢

西哈努克在北京病逝，中國不僅派出國務委員戴秉國送其靈柩返國，天安門廣場等多個政府要地還為他降半旗，給足面子。這也惹來一些人憤憤不平，認為眾生平等，既然要降旗致哀，就該一視同仁，不能外國國王死了降半旗，老百姓死了卻不當一回事，國旗照樣高高飄揚。

類似的牢騷並不是第一次出現。早前，香港發生南丫島海難，港府降半旗，中央政府駐香港機構也降半旗，內地網上有輿論抱怨中央政府厚此薄彼，香港人的命就是比內地人值錢。

不能不承認，中國政府是崇洋媚外的，香港雖在一國之內，但畢竟是兩制之下，算半個「外人」，所以生榮死哀，得到了降半旗的待遇。惟不可不知，國旗不能隨便降，如果平常一個老百姓死了就降旗，那可不得了，以內地災難之多，死人之眾，國旗只能永遠陽痿——升不起來。

因此當局對《國旗法》有嚴格規定，只有少數國家領導人，以及對中國、對世界和平或人類進步事業「作出傑出貢獻」之人，才能享受死後降半旗的尊榮。西哈努克未必符合上述規定，但他作為與大熊貓一樣稀罕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又親手寫出愛中國之歌，享受降半旗也是應該的。

對老百姓而言，就別瞎指望降半旗一碗水端平了，只要官老爺不在死難現場莫名其妙地微笑，已經是以人為本。

香桐仁 評論員

太陽報

外交不辨是非 統戰不分敵我

毛澤東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遺憾的是，但他的徒子徒孫早已將祖訓拋諸腦後，變成外交不辨是非，統戰不分敵我，敵人來了有禮物，朋友來了有刀槍。

最明顯的就是北京對反中亂港的壹傳媒百般呵護，總是在最關鍵時刻出手相助。壹傳媒今次台灣賣盤，表面上接盤的是台灣多位富商，但明眼人都知道真正的操盤手是北京，台灣的富商只不過是北京的白手套而已。

今次交易，使壹傳媒在台灣勝利大逃亡。眾所周知，壹傳媒狂燒銀紙，負債纍纍，尤其是壹電視成立之後已虧損上百億元新台幣，再加上港台兩地的免費報自己打自己，使《蘋果日報》廣告收入每況愈下。截至今年三月底止壹傳媒全年業績虧損達到一點八八億元，若扣除期內出售附屬公司的已終止業務盈利，期內持續經營業務實際錄得九點七三億元虧損，總負債額高達二十一億多元。

長賊志氣 滅己威風

壹傳媒在台灣的業務難以為繼，如果此時無人接盤，壹傳媒可能很快就會破產，徹底終結其誨淫誨盜、反中亂港的罪惡歷史。北京在這關鍵時刻對黎智英雪中送炭，為其止血輸養，正如當年中資銀行助壹傳媒上市一樣，豈不怪哉？

類似這樣的認敵為友的事例並不少見。菲律賓是在南海挑釁中國的急先鋒，佔據我七個島礁，叫囂與中國「不惜一戰」，面對這樣一個強盜國家，中國卻以德報怨，不斷給其資助，提供資金和技術改造馬尼拉地區的供水與管道工程，幫助阿基諾三世改善民生贏取選票，中國難道吃錯了藥？

再譬如，越南盜採中國南海石油，每年產量達兩千萬噸，並用賣石油賺的錢購買大量的先進飛機、艦艇，以武力對抗中國。但中國的石油公司卻從越南進口石油，變相承認越南強佔中國主權有理。如此資敵，讓國人情何以堪？難道當年鄧小平所說的「共同開發」，就是替這些強盜國家銷贓？

另外，中國月月購買美國國債，替美國經濟復甦輸血送錢，但美國卻用這些錢不斷加強對華戰略圍堵，添辦更多先進武器威脅中國，甚至直接資助藏獨、疆獨組織，將中國送的銀彈變成炮彈打回來。

這些年來，中國外交的主要成績就是長他國志氣，滅自己威風，而統戰則演變成對朋友用刀子捅，對敵人用金子統，使親者痛仇者快。過去，中國是「朋友來了有美酒，豺狼來了有獵槍」，現在是顛倒過來，反華有紅利，賣國有前途。長此以往，哪個國家還會與中國做朋友呢？中國又怎可能大國崛起呢？當國家有難時，誰還會為其赴湯蹈火呢？


東方日報

汪洋為何出局？或出任副總理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程恭羲


　　與年齡偏大的俞正聲相比，年富力強的汪洋在入常無望後，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可能性倒是較大。北京消息人士告訴《明鏡月刊》，在目前的人事定盤中，汪洋確實是副總理人選之一。


　　汪洋 

　　至於北戴河會議後還在常委名單上的汪洋，為何突然被淘汰出局，來自北京的消息來源透露說，“汪洋入不了常，主要是遭到李鵬和尉健行的強烈反對，他們向胡錦濤告狀說，汪洋早前的一些講話是反黨言論。”

　　此外，汪洋高調主政廣東，言論開放，又在過去幾年和擔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較勁，這些在他入常上並沒有給他帶來更高的分數，相反讓人抓住了把柄，阻礙了晉昇。

　　其實，汪洋的資歷和背景並不像外界所傳的那樣深厚，但在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候選人中，他却是一個有很多層次的人。

　　作為團派人物，汪洋實際上並沒有在團中央履職的經歷，這使他在早年就有更多的時間參與地方社會經濟等管理事務，在調入中央工作之前，就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濟發展及政治工作經驗，即有地方地市一級的管理經驗（曾任安徽省銅陵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又有負責地方總體發展規劃的歷練（安徽省計委主任、黨組書記，省長助理），更主抓過地方全局工作（曾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

　　後來被調到中央，也是在計委這樣一個主管全國發展規則的部門工作，可以說從具體事務，行政管理，到宏觀視野，都展示出了相當的能力。也正是這種能力，使他在十六大後進入國務院任副秘書長，負責國務院辦公廳常務工作。

　 汪洋既是胡錦濤的學生，又深得溫家寶的信任，他在國務院擔任副秘書長期間，溫家寶剛擔任總理，正處於能力被懷疑、質疑的關鍵時刻，汪洋有效地幫助溫家寶穩固了權力。

　　他在國務院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胡對他更別另眼相看，寄予厚望。所以在十六大中期，讓他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十七大後，又任廣東省委書記，完成了衝刺政治局常委的資歷積累。

　　值得注意的是，先後在直轄市和廣東這兩個中共歷史上必須由政治局委員才能擔任的地方擔當一把手，這種資歷從中共建國以來，都是難以有人望其項背的。隨著習近平去重慶力挺薄熙來，李克强也跑到廣東助威汪洋。所以他入常委應當是正常狀態。

　　明鏡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局七常委》一書評論說：對汪洋的阻礙，可能會來自於權力的戒心。汪洋年紀相對較輕，如果他在十八大擔任常委，他就有可能連任兩届常委，這將使他在未來中國領導人中成爲極少數最具政治份量的人物。

　　正是這一點，使汪洋的十八大常委之路，面臨權力內部的習慣性平衡：還年輕，還可以再鍛煉一下，將成爲他能否突破的權力魔咒。就最高權力的穩固而言，未來的最高當權者，當然不希望有這樣一個强勢人物與他們合作十年之久。

　　盡管汪洋仍在廣東我行我素地高調主政，但在北戴河會議後，他入常的企望明顯暗淡下來，換句話說，基本上沒難了。究其原因，中共政治形勢的變化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則是汪洋的個人因素。(《明鏡月刊》)

　　

章子怡提告控誹謗，律師：難以證明

《大事件》記者范方華／在國際影壇享有知名度的中國女星章子怡，遭媒體爆料捲入薄熙來及其他富商、高官的性交易案，章子怡大動作發出訴狀，就為了洗清自己的名聲，但爆料媒體博訊則相信自己報導的真實度。美國律師對《大事件》透露，這場官司最後可能不了了之。

紐約律師：誹謗案難成立

紐約律師李進進就章子怡告中國新聞自由案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解釋，1960年代，《紐約時報》訴蘇利文案中（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基本確定了言論自由和誹謗之間的界線，以及公眾人物和官員指控媒體誹謗時必須遵循的“真實惡意”（actual malice）原則。

1960年3月29日，《紐約時報》刊登一篇名為“關注他們高漲的吶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批判性廣告，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 受阿拉巴馬州偽證罪指控籌措辯護資金，廣告描述了美國南部地區的嚴重種族歧視情況，且指責了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阻撓民權運動的行為，但內容部分失 實。雖然廣告不點名地批評了當地警方，但蒙哥馬利市的警察局長蘇利文認為廣告批評的就是監督警察部門的自己，因此要求《紐約時報》收回報導並公開道歉，但 《紐約時報》拒絕收回報導。

蘇利文因而向當地法院起訴《紐約時報》誹謗。阿拉巴馬州法庭判蘇利文勝訴，《紐約時報》賠償50萬美元。

最終《紐約時報》將此案上訴到最高法院。1964年3月9日，大法官以9票對0票，裁定《紐約時報》勝訴，撤銷了下級法院的裁判。判決書指出，參與公共討論是一項政治義務， 除非能證明媒體的報導有“真實惡意”存在，且自己的實際利益確實因此受損，否則官員不得單純因新聞報導內容有失實而提起誹謗訴訟，阿拉巴馬法院缺乏對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所賦予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保障的認知。

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真實惡意”指的是明知訊息是錯誤不實的（knowledge that the information was false），或魯莽漠視、不去查證此訊息是否是錯誤的（reckless disregard of whether it was false or not）。

《紐約時報》訴蘇利文案中，判決書的執筆法官為小威廉布倫南（William Joseph Brennan, Jr.），他表示：“對公共事務的辯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它很可能包含了對政府或官員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銳的攻擊。公民履行批評官員的職責，如同官員恪儘管理社會之責。”這番話被後人廣泛引用。此案確立了美國媒體“第四權”的權力，其“真實惡意”原則也限制了公眾人物以誹謗罪來阻止新聞媒體報導自由的情況。

一開始，“《紐約時報》原則”的適用對象僅為政府官員，在1966年的羅森布萊特訴貝爾案（Rosenblatt v. Baer）中，聯邦最高法院將“政府公共官員”的定義擴展至政府雇員中的中層級以上，在控制政府行為和處理政府事務中有實質責任的人員，前任、候選官員都被包括在內。

1967年的柯蒂斯出版公司訴巴茨和美聯社訴沃克案（Curtis Publishing Co. v. Butts）中，最高法院又將“《紐約時報》原則”的適用範圍從“public official（公共官員）”擴大至“public figure（公眾人物）”身上。

1971年的羅森布洛姆訴大都會媒體公司案（Rosenbloom v. Metromedia, Inc.）上，對新聞自由有了更進一步的保護，此案將“公眾人物”的概念擴展到公眾事件中的當事人，第一次把“真實惡意”的原則應用於一個普通人身上。

李進進對《大事件》解釋，誹謗名人和誹謗一般人不一樣。誹謗的 基本概念是，第一，當著第三者的面，講述不真實的訊息。在此案中，章子怡是公眾人物，因此這項舉證責任在章子怡身上。章子怡必須證明博訊等刊登的訊息是虛 假的，她的訴訟涉及貞潔問題，必須拿出證據來。當然，被告也可反駁。在美國的法院，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以干預或封住任何人的口。如果有人意圖用金錢拖死對 方，在這樣一個重大言論自由的案子裡，這個策略也是很難奏效的。美國有許多非營利機構，還有許多律師願意做免費服務。

根據美國憲法，即使是被捲入公共事務爭議的“非自願性之公眾人物”（Involuntary Public Figure），在提起誹謗訴訟時，也需承擔舉證責任，薄熙來事件已成為一個公共爭議，因此即使原告並非公眾人物，被捲入後仍須承擔舉證責任。只有“私人且涉及私人爭議”（Private figure and a matter of private concern）時，被告才需負責證明言論的真實性，而原告僅需證明被告有過失（negligence）。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誹謗概念的第二點，要有物質和精神上的實質傷害（actual injury），沒有傷害，就不算誹謗訴訟。這是民事法律中賠償的一個重要概念。有的時候，即便有誹謗，但是訴訟難以成立。

李進進解釋，在誹謗法律中，關於傷害的要求有幾個例外，原告不需要證明自己受到損害，其中之一是誹謗的內容涉及到一個人的貞潔。如果章子怡因被誹謗不貞潔，則她不需要證明其實際上的傷害。

不過，誹謗案件牽涉的是民事賠償問題，提起訴訟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賠償，因此李進進認為，章子怡所提的訴訟案在要求賠償這一塊沒有太大的意義，“很多人提誹謗，說精神上受不了，要求賠償，或因此丟了一部電影，酬勞是100萬，要求被告賠償這損失，但這些對章子怡來說不存在，當然，因為涉及她的貞潔，可以提案子，而且不需對損害提出證明，但最後打贏官司又如何？誹謗實際上是一個傷害的問題，沒有傷害，就沒有訴訟。”

在公眾人物提誹謗訴訟的案中，由於原告承擔了舉證責任，通常要證明所謂的“不實報導”有其難度，“實質惡意”又涉及“主觀”意願，要證明被告內心的“主觀”成分更為困難，因此案子最終多半不會勝訴。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章子怡是公眾人物，對於公眾人物的誹謗一般很難在法律上成立，“實質惡意”非常難以證明；現在博訊堅持說，其有關章子怡的報導被認為是真實的，如果沒有強有力的證據，那麼章子怡很難證明博訊惡意誹謗章子怡。

美國法律為什麼會對公眾人物的誹謗限制如此之高？李進進解釋， 這是因為一個社會必須對保護言論自由和保護個人名聲這兩種有時候衝突的利益，找到一個平衡的解決辦法。一般來說，言論自由的價值優先考慮。但是個人的名聲 也不能忽視。不過對於公眾人物來說，因為他們有名聲、有財富，和其他資源來洗清自己，所以他們的名聲保護不一定要通過法律程序來解決。比如章子怡，她就可 以請媒體採訪、召開記者招待會，或請律師寫聲明信來洗清自己的名譽。她花大錢來美國和香港來打官司，其實也是一個策略。因為她的案子會廣泛報道，所以，她 可以借打官司在媒體上表明自己的貞潔。

“一個小人物就做不到這一點。所以有關誹謗的法律通常是保護普通老百姓的。這是美國人在政治上的智慧。美國人每天都在搞平衡。我們中國人要學習，不要那樣什麼事情都是一言堂，一刀子切，不要潑髒水的時候將小孩子也潑出去了。”李進進說。

香港的法律走的是英美法系，或稱普通法系，與美國屬同一法系，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香港與美國對誹謗的概念應該很接近，因此在香港也很難告倒一個媒體。

紐約律師李進進。（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章子怡紐約亮相禁止媒體問薄事

明鏡網記者柯宇倩／中國影星章子怡 10月17日在紐約中國電影節壓軸登場，但對薄熙來一事絕口不提，電影節主辦方因此未安排媒體現場提問。明鏡網獲悉，這是章子怡此次出席電影節的要求之一。

“第三屆紐約中國電影節”晚在曼哈頓林肯中心的愛麗絲杜莉音樂廳（Alice Tully Hall）揭幕，大批影迷與媒體將會場擠得水洩不通，只為一睹明星風采。

雖然17日晚間冷風颼颼，但6時的星光大道啟動時間還未到，愛麗絲杜莉音樂廳內外便已聚集大量人潮，等著在紅地毯上見到心儀的明星。本次登上星光大道的，有來自台灣的伊能靜、中國大陸新生代女星王珞丹、資深華裔影星盧燕、演員郭濤、方青卓、編劇林黎勝、導演張楊、朱時茂、高博等，讓紅毯上的鎂光燈閃爍不停。

星光大道中壓軸登場的是中國影星章子怡。章子怡先前因捲入薄熙來一案備受關注，17日她並未談論此事，在紅毯上也只是匆匆留影後便離開。據明鏡網了解，章子怡先前已指示，禁止媒體針對薄熙來事提問，電影節主辦方為此沒安排記者提問。

海外新聞網先前獨家披露，章子怡捲入薄熙來案，已經被調查組問話並禁止出國。章子怡的出席，等於用行動破除她被禁止出國的說法。

章子怡此次帶來自己的作品《非常完美》，並在舞台上中英語並用介紹電影作品與未來計畫。

由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美華藝術協會、柒牌聯合主辦的“第三屆紐約中國電影節”匯集了《飛越老人院》、《銅雀臺》、《最愛》、《暴走媽媽》、《百萬巨鱷》、《非常完美》、《父子》、《歲月神偷》、《戒煙不戒酒》等11部影片，許多電影在播放完畢將舉行影友會，讓影迷得以與劇中明星近距離接觸，17日晚間6時

紐約中國電影節始於2010年，旨在促進中美電影文化交流，推動中國電影產業發展。兩年來，電影節累計吸引４０餘部華語片參展，觀影人次超萬人。

美華藝術協會行政總間周龍章對明鏡網表示，本屆的電影節較以往的規模更大、更華麗，有鑑於前兩屆西方觀眾參與不多，這次的活動有更多吸引西方觀眾的亮點，如開幕片，同時是中國第六代導演張揚的最新作品《飛越老人院》，便是相當具藝術性、國際性的電影，此外，4天活動的放映地點都在42街時報廣場的AMC Empire 25戲院，而非在華人社區的電影院。

 主持人央視的蔣小涵（左）、中國聯合國事務部資深翻譯陳峰（右）

 方青卓（中）與同劇演員

 張楊（左）

 伊能靜

 王珞丹

 林黎勝（左）、郭濤（右）

 盧燕（左）、周龍章（右）

 章子怡

 開幕剪綵

大會授予章子怡亞洲傑出藝術家獎

真正傷害彭德懷的是周恩來等人而非林彪

《明鏡月刊》司馬清揚

　　在8月1日的常委會上，林彪當著眾常委的面說：“不是打倒，不是今後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風、洗腦筋。”對此，彭德懷應和道：“改造思想贊成。總路線擁護。工作有消極面。”顯而易見的是，林彪說此話，並沒有事先和毛澤東商量。當彭德懷隨後提及“軍委應當掌握在一個得力同志手上。（我下來）這次不公佈。提議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務”時，毛澤東回應道“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幹。”

　　這件事充份說明了林彪當時對彭德懷的事情看得沒有那麼清楚，尚不知道毛澤東等人對彭德懷的處理底線。

　　正如上述，林彪的講話是大帽子不少，但是都很空洞，實質性內容不多，置彭德懷於死地的罪名更是毫無涉及。在整肅彭德懷問題上，林彪起的作用遠小於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例如在毛澤東下發彭德懷的信之前是和劉少奇、周恩來商量過的，再比如毛澤東決定在23日召開大會並發表關鍵性的講話之前也是先和劉少奇、周恩來通氣。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使會議氣氛驟然緊張，形勢急轉直下，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對彭德懷問題的定性起了一錘定音的效果。彭德懷的“裡通外國”之罪名，更是和周恩來密切相關。15年後，1974年11月彭德懷病危，他在舌頭已經僵硬、發音十分困難的彌留之際，仍喃喃自語：“我沒有裡通外國……我是清白的……”由此可見當年那種惡毒誣陷在他心靈上留下的創傷多麼深重。問題長期未得到澄清，彭德懷是死不瞑目的。至於“軍事俱樂部”，第一次在參加全會人員面前明確提出來的也是周恩來。



毛澤東、周恩來

　　中央決定隨後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以肅清彭德懷之影響。此次會議上重點追查了“軍事俱樂部”和“裡通外國”的事情。根據彭德懷自述：“在會議發展的過程中，我採取了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唯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時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逼得我當時氣極了，我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吧！有幾個同志說我太頑固，太不嚴肅。其實，在廬山會議結束後，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這樣做，對保障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的進一步的鞏固，是有好處的。我就是持著這個態度，趕回北京來作檢討的。但是我不能亂供什麼‘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等，那樣做，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我只能毀滅自己，決不能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

　　至於“裡通外國”的事情，會議用了兩天的時間專門進行揭發和追查。揭發者說彭德懷“裡通外國”的主要根據，是他在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出訪期間，曾與赫魯曉夫有過接觸，受過他的接見。彭德懷詳細地講述了出訪期間他與赫魯曉夫幾次禮節性會見的經過，並詳細提供了每次會見的時間、地點、陪同人員和翻譯人員名單。他說：“我根本不懂外國話，同外國人任何談話都要經過別人的翻譯。要裡通外國，我怎麼去密談？”彭德懷說：“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這樣醜惡的罪名加在我的頭上，使我難過極了。”軍委擴大會議對所謂“裡通外國”問題的批判是採用會上揭發與會外調查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的。會上，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提出疑問，重要的疑問一提出，便立即派人向外事工作會議進行了解、核查(批判張聞天的外事工作會議，與軍委擴大會議同時進行)，或立即向有關駐外使館發電報要求提供證明。工作可謂深入、細緻、周密、快速。但是直到會議結束，仍一無所獲。歷屆專案組都把“裡通外國”作為對彭德懷進行審查的重大問題之一，可在這個問題上都毫無結果。儘管毫無結果，它仍被列為專案組要審查的重大問題之一。就這件事，彭德懷曾懇切地寫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鄭重聲明：(“裡通外國”問題)“如發現確鑿事實，可以以叛國論罪，判處死刑無怨。”由此可以看到這些罪名對彭德懷的傷害是如此之深，彭德懷對這些罪名的反應是多麼的強烈。

　　由以上史實可以看出，真正對彭德懷定罪和傷害的人，是周恩來這些人，而非林彪。（《明鏡月刊》30期）

《明鏡》月刊 第32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5000?apKey=fedd22f528

谷開來案的法國證人，曾是中共元老“駙馬”

《新史記》特約記者　羅安文



BBC的報導則稱，德维里埃於2000年返回法國，留下大連妻子關傑照顧年邁的岳父母與幼子。他與妻子三年後離婚。前妻關傑目前還住在大連。

德维里埃的前妻關傑，是中國著名革命家關向應的侄孫女，20多年前，她就是中央民族歌舞團的首席古箏演奏家。1989年去法國留學，專攻歐洲音樂史。

旅居法國後，她發起組建“古風樂團”風靡歐洲大陸，《高山流水》的空谷清音潺潺流水，《春江花月夜》的迷人夜色清美意境，歐洲報紙稱譽她“具有帕格尼尼的魔鬼指法”。
關 傑五歲時，開始學習彈三弦琴，後來學中阮，再接著學習古箏。1988年，從上海音樂學院古箏專業畢業的關傑，和其餘六所高等藝術院校的畢業生競爭中央民族 歌舞團的一個古箏演奏員名額，關傑以其精湛琴藝勝出。在隨著中央民族歌舞團在國內國外的各種演出中，關傑很快成了團裡最年輕最活躍的古箏演奏家。就在她成 為同齡人頗為羡慕的佼佼者時，1989年秋，關傑卻做出了一個決定：去法國留學深造，攻讀歐洲音樂史。

如同當年很多 留學生一樣，關傑早做好了一邊打工一邊學習的準備。在法國里昂一家中餐館，柬埔寨老闆娘得知她會彈古箏，如獲至寶，每天晚上請她在餐館裡彈兩個小時古箏， 付費200法郎，這相當於關傑在國內的月工資的2倍多。但她怕耽誤學習，在這裏僅僅打了四天工就離開了。老闆娘買下古箏，也成了關傑在法國的第一個學生。 因大家對古箏藝術的認可，關傑半年後就過了語言關。

德维里埃的前妻關傑。

在 法國里昂音樂學院學習時，一些老師對關傑的古箏發生濃厚的學習興趣，讓關傑開始意識到中國古典民樂對歐洲人的神秘和魅力。不久，她和另外三名也是來自中國 的民樂音樂人組成了“古風樂團”。就是這個只有古箏、琵琶、二胡、聲樂四人組合的樂團，很快就在歐洲許多城市受到歡迎。

2001 年，已經加入法國籍、也擁有了家庭的關傑，做了讓人意外的決定：與丈夫德维里埃和兒子回到大連。說起回國的原因，關傑說，其實很簡單：因為親情。“每次回 國探親離開的時候，媽媽都會哭。可能我是家裡的老小，格外讓父母惦記。有一次，鄰居告訴我說，我的媽媽抱著我送給她的熊貓絨玩具，光著腳走在一樓院子裡喊 我的名字。我當時就決定，不能再呆在法國了，回到家鄉回到媽媽身邊。”

三年後，關傑和德維里埃離婚——德維里埃恰恰在2001年到2003年期間和谷開來在英國共築愛巢，關傑不可能不懷疑丈夫長期在外的行徑。

回 國後，關傑在大連辦起了第一所古箏學校。“那時，國內流行學習鋼琴、小提琴等西方樂器，大家對古箏這個中國古典樂器瞭解甚少。為了讓所有來訪者對古箏有新 的瞭解，我們從三個方面向大家介紹古箏：一是從經濟上，學古箏比學西方樂器省錢；二是從文化上說，古箏是非常容易學的樂器，且每首樂曲都有一個美麗動人的 傳統文化故事；三是從政治上講，學古箏就是弘揚民族文化，是愛國的行為等等。很難，真的很難。但我一直相信，古箏有它的魅力，歐洲人都這麼喜歡它，為什麼 我們中國人自己要丟掉呢？我當時就告訴自己，辦學校的宗旨就是要弘揚民族音樂文化，目標就是要普及古箏文化和向高校輸送優秀的古箏人才。我認為我能做 到。”

2002年，大連“兩會”期間，關傑帶著學生們為代表們奉獻了一場古箏專場演奏會，參演學生有100人之多， 最小的學員僅5歲，最大的年齡已有60歲以上。這是一次讓代表驚喜的表演。演出結束後，政協領導一再囑咐關傑，一定要把古箏推向更多市民，讓更多的人瞭解 其文化。從那年開始，關傑每年都會帶著學生給大連市民做數場公益演出。

2003年，關傑古箏藝術學校開始在全國小有 名氣。2004年，由央視等四家單位聯合舉辦的“全國蒲公英大賽”上，關傑的學生們掀起了一股“大連颱風”，他們捧走了四金五銀二銅。再後來，關傑的學生 們只要參加全國大賽，就必定拿回一大堆金銀獎。2010年，關傑的學生們有上百人獲得了全國大賽專業及非專業的特金、金獎、銀獎。

如 今，關傑的古箏藝術學校早已步入正軌，有專人管理。而除了一直致力於教學第一線，關傑還有著另一個身份：一直關注環保事業的她，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與國家光 伏中心接觸上，便有了在大連設立生產基地的想法。於是，她又多了一個新的身份：國家光伏中心大連華原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總裁。“雖然我加入了法國籍，但大連 是我的家鄉，我希望它越來越好，希望為它多做一些事情。”

關傑表示，古箏是她一生的追求，她不會離開古箏，她最開心 的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喜歡古箏，喜歡民族音樂。現在，她每年也會去歐洲一些國家及美國演出和講座。“幾年前，在法國出版了自己的《古箏CD專輯》，在世 界音樂集錦裡錄製了我自己創作演奏的3首作品，以後我會帶學生一起創作錄製更多的優秀作品。”

對於她的前夫德維里埃是否捲入薄熙來與谷開來醜聞、抑或他和谷開來是否有私情，知情人士透露，關傑不願正面回答這些問題，也不希望用這些舊事攪亂她和兒子的平靜生活，她也無法相信，前夫與谷開來有曖昧關係，或替谷將大筆資金移往海外。（《新史記》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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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大国博弈游戏中巧妙周旋的小国之君

柬埔寨已故太皇西哈努克。图片摄于2006年10月30日，西哈努克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北京的会晤。




作者 瑞迪

柬埔寨王国太皇西哈努克2012年10月15日在北京去世。他的人生道路伴随了柬埔寨这个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万、面积十八万平方公里的亚洲小国几乎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柬埔寨人对这位退离王位的太皇仍然敬仰如神，但在动荡年代他并没能总是为百姓扮演庇护神的角色。

几起几落的君主生活

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年出生于金边。他一生几度流亡的坎坷经历可以说是这个东南亚小国上个世纪多舛(chuan) 命运的缩影。

1941年，当时只有19岁的西哈努克，在法国殖民政府的扶持下首次登基。殖民政府原本以为能轻易驾驭这位羽毛未丰的国王，稳定法国在远东受到威胁的殖民统治。但是，1953年，也正是这位年轻的国王利用法国因为越南独立运动而元气大伤的时机，说服宗主国，和平地为柬埔寨争得了独立，结束了法国长达90年的殖民统治，他因此被看作是柬埔寨独立之父。1955年，他宣布让位给父亲诺罗敦•苏拉玛里特，他自己则投身政治，组建政党。1960年，父亲去世之后，他成为国家元首，却没有接替王位。1970年，他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国内发生政变，朗诺将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西哈努克被迫流亡北京，并在那里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西哈努克重返金边。4年后，越南军队推翻波尔布特政权，他再次流亡于平壤与北京之间。1981年，他建立奉辛比克党，集合各种流亡力量，成为柬埔寨抵抗越南军队的民族运动领袖。1991年，柬埔寨终于告别战争，他也结束流亡，并于1993年再次登基，但是二次登基的国王手中已不再有实际权力。2004年，他再度宣布退位，这一次是让位给儿子西哈莫尼。不过，此后的几年中，退位太皇并没有真正告别柬埔寨政治生活，经常通过他的网站，发表看法，提出批评。

大国博弈中试求瓦全

在这些战争不断的动荡年代，西哈努克尤其被看作是民族统一的象征。不少人称赞这个小国之君在大国博弈游戏中审时度势、巧妙周旋的外交才能，但他左右逢源、不惜与魔鬼共舞的政治结盟也使他对柬埔寨当代史上的一些苦难难逃责任。二战期间日军占领的年代，他曾支持已经崩溃在际的日军推动柬埔寨独立的努力，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张开双臂，欢迎前宗主国法国重返金边；1955年，他与南斯拉夫、埃及和印度领导人共同倡导建立了不结盟运动；60年代初期，他先与苏联亲善，但此后又致力向中国尽表崇拜，令已经与中国反目的苏联十分不满；越战年代，宣布保持中立的柬埔寨听任越共游击队在其境内活动，使越共可以扩建胡志明小道，获取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抗击美军。但当美军大举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越共据点时，西哈努克的抗议声中却听不出太多的坚决。而在越战期间，美军在柬埔寨境内投掷了两百多万枚炮弹！

与魔鬼共舞

西哈努克最具有争议的政治结盟是他与红色高棉的合作。60年代中期，他曾下令秘密警察，大肆搜捕、追杀波尔布特领导的共产党人，认为波尔布特图谋推翻他的政权。但朗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迫使他逃亡北京后，他又在北京的一再坚持下，转而与红色高棉合作。他的身影出现在红色高棉的各种宣传手册或影片中，他甚至曾深入农村，帮助红色高棉在崇拜国王的农民中争取支持。1975年，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宣布成立民主柬埔寨政权，西哈努克成为民柬主席，为红色高棉政权带来一种政治合法性。但是，红色高棉执政的四年间，柬埔寨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死于饥饿与迫害，经济与社会机制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西哈努克本人在最初的合作之后，被囚禁在王宫，他的5个子女也没能逃脱大屠杀的厄运，他本人只是得益于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的干预才保全了性命。1981年，越南军队推翻波尔布特政权，他得以逃出金边。但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他继续支持失去政权的红色高棉，借助他们的力量，抗击境内的越南军队。

与中国的特殊友谊

在这些不断适时调整的联盟中，中国与朝鲜可以说是西哈努克最稳定的盟友。金日成年代，朝鲜在平壤市郊为他修建了长寿宫；而北京则在他开始流亡的年代，慷慨地将位于首都市中心东郊民巷的前法国公使馆作为他旅居中国的长期寓所。北京是他落难时的庇护所，他也是中国外交孤立的年代少有的忠实朋友。他在中国得到了抵抗国内政局反复的可能，而中国也争得了他对屠杀无数的波尔布特共产党政权的支持！

西哈努克与中国的友谊跨越了领导人的更替。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他始终被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今时过境迁，这段不乏暧昧的友谊让中国社会心情复杂地联想起一段政治至上、黑白颠倒的年月。但对于中国当今领导人来说，在中国之崛起引发周边国家不安的今天，西哈努克不再当政的柬埔寨已经是中国东南亚战略的得力依托。

落难不忘享受生活

西哈努克是诺罗敦和西索瓦两大王族后裔。基于早年的教育，他非常热爱法国文化。他的生活情趣使他在国家元首中别具一格。他偏爱美食，喜好香槟，既是一国之君，也不厌弃花花公子般的生活。他一生六次结婚，育有14个子女。他写诗，唱歌，谱曲，演奏，对电影艺术更是情有独钟，电影作品有19部之多。他不仅导演影片，而且也会充当演员。

西哈努克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金边街头夹道迎接太皇灵柩回国的人群显示着民众对昔日君主的爱戴。但在这个居民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国度，退离王位多年，又常年远居北京的太皇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记忆。澳大利亚历史学者Milton Osborn向法新社表示，曾经在西哈努克当政的时代生活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他相信西哈努克一生中诸如使用秘密警察镇压异己或与红色高棉合作的历史将逐渐被淡忘，官方历史将只记住他曾经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