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5日星期二

我們這樣的人天然反感血統論

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1)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朱嘉明,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學於北京男十中,1968年至1978年,先後在西藏、黑龍江和山東務農做工;1978年考上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後,在完碩士和博士學位同時,參與創建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擔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中國改革開放基會負責人,暨《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1989年6月後,流亡海外,一度擔任海外民運負責人。1993年退出民運,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完成MBA;先後在澳利亞、東南亞創業經商。2000年之後,擔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經濟學,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2012年1月,出版60萬字專著《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訪談於2011年6月3日在台北紫藤廬進行,由陳宜中、超華、錢永祥提問;經陳宜中編輯、校對,並於2012年3月補充提問後,由朱嘉明修訂、確認。


一、早期經歷
  陳宜中(以下簡稱“陳”):否可以從您的家庭背景談起?
  朱嘉明(以下簡稱“朱”):我是漢人,但朱家在清朝卻是“在旗”的,據說是正藍旗或者鑲藍旗。到我曾祖父那代為止,朱家在清朝是沒有實權的官員。曾祖父似乎與頤和園1894年前後的建設有極大關係,所以,爺爺是在頤和園裡長大的。北京豐台地區有個叫做“朱家墳”的地方,以及北京釣魚台一帶,就曾經是朱家祖墳。遺憾的是家譜在文革期間燬之一炬。

  我爸爸1913年出生,我母親1917年出生。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大哥1935年出生,二哥1940年出生,姊姊1938年出生,接下來還存活的就是我。父親從我4歲時就長期在外,所以我與母親相依為命。

陳:北京對您意味著什麽?
  朱:文化革命之前的北京對我是刻骨銘心的。我家住在景山前街一帶,西邊是北海,東邊是景山,南面是故宮。我在小學期間,幾乎每天都要去北海和景山。在那個年代,北京的城門還殘留著,從北京城裡很容易看到西山,在西直門外還有水稻田,街坊四鄰中不乏前朝遺老遺少。在我的流亡生涯中,想到北京,就想到老舍的話:要落淚了,真想念北平呀!

  陳:您初中二年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可否談談文革經歷?
  朱:1966年6月,文化革命開始不久,劉少奇和鄧小平就組織工作組進駐北京的中學。但在工作組進來之前,學生已經自組織,每個班、每個年級都成立了“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我被推選為初二年級的領導小組組長。
  不多久,毛澤東從湖南回到北京,工作組很快撤走。幾乎是同時,所謂出身好的中學生開始控制所有中學的權力。1966年7月8日,我的初二年級文革組長的權力被罷免,而且遭到長時間批判。在整個北京市的中學,文革變成由“老兵”主宰,譚力夫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對聯衝擊了中學和大學,導致關於“血統論”的激烈辯論。1966年8月,在我們學校的高三二班,與北京四中的代表進行了辯論。四中來的包括不久之後在“西糾”和“聯動”中的風雲人物,至少有後來成為中信集團董事長的孔丹,還有薄熙來的哥哥薄熙永。他們給我的印像是發育良好、器宇軒昂,有的穿著父輩的那種衣服。辯論涉及到諸如革命的根本問題是什麼,他們提出是政權問題,我們主張是農民問題。辯論結果是,“血統論”難以成立。

  王超華(以下簡稱“王”):那是學校對學校,還是派系對派系?
  朱:那時還沒形成什麼派系,是學校對學校。但是很快的,在1966年8月,文化革命進入了“紅色恐怖”階段。從所謂的“破四舊”開始,接著是抄家、抓人、批鬥、打人,被打死和自殺的情況到處發生。

  陳:在北京的中學文化革命中,哪些事件的影響較大?
  朱:應該是遇羅克的《出身論》。遇羅克本人並不是中學生,但是在1966年末和1967年初,他的《出身論》發表在只出了兩期的《中學文革報》上,所造成的影響是後人不可想像的。遇羅克的文章,易懂而雄辯,在批判血統論的表象背後,是對人權和人的尊嚴的捍衛。所以,即使在文革時期,統治者也絕不容遇羅克這樣挑戰其思想體系和意識型態的人。《中學文革報》很快遭到查封,遇羅克本人也被投入監獄,拖到1970年初被處決了。
  按照當時的分類,我既非紅五類也非黑五類。對於我們這樣的人來說,天然反感血統論。但是,遇羅克對我們的影響超越了對血統論的批判。遇羅克批判血統論,是因為他已經意識到中國存在“世襲”的可能性。今天的所謂“太子黨”問題,其實是“血統論”的一種歷史延伸。
  1967年春天,毛澤東有個“三七批示”,內容是要復課鬧革命。復課鬧革命的前提是對所有中學實施軍訓,其實就是軍管。到了1967年3月,整個北京的中學徹底被軍事接管。與此同時,所有的“老兵”即老紅衛兵,從監獄或者拘留所裡統統釋放。當時的北京衛戍區司令李鐘奇在釋放他們的時候,發表了“要高幹子女接班”的講話,結果導致北京中學生的歷史性分裂,出現了“四三派”和“四四派”。

  王:“四三派”、“四四派”和“老兵”的關係是什麽?
  朱:當時,“老兵”泛指一切在文革初期毛澤東支持的“老紅衛兵”,以及後來的“聯動”。“聯動”的全稱是“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四三派”、“四四派”的出現和“老兵”是有關係的。上面所說的李鐘奇的講話,很快傳播到北京各個中學。在幾天之內,很多中學生走上街頭反對李鐘奇,“打倒李鐘奇”的標語貼遍了北京城。這是一個巨大的能量,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導致“復課鬧革命”和“軍訓”失敗。所以,中央文革小組很害怕,4月3日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學生代表開了一個會。這個會上,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嚴厲批評了李鐘奇,陳伯達用福建話說李鐘奇的思想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由此而形成“四三派”。
  第二天,4月4日,中央文革為了平衡中學生的不同政治力量,又接見了另一批中學生代表,於是形成了“四四派”。四三派一般都是知識分子出身,不屬於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也不是紅五類(即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和下中農)。四四派一般都是工農或者幹部子弟。我是四三派。中國現在的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也是四三派,他是北京三十五中的。
  在“四三派”、“四四派”之外,還有老兵。此時“聯動”重新復活。北京各個中學在1967年4月之後,或者被四三派主導,或者被“四四派”主導。到了那年夏天,“四三派”、“四四派”以及老兵之間的文鬥和武鬥開始趨向激烈。因為武鬥,北京中學生中還死了一些人。今天想起來,還是很傷感。在1967年,北京中學生的各個派別還都組織了合唱團。我們中學高三有一位叫楊小陽的“老兵”,被稱為“聯動”的央行行長。據說他為了組織合唱團,截留抄家的現款和存摺,加之其他手段,總計20多萬元,用一個麻袋扛回了家。在197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一年工資不過是7、8百元,20萬相當於280年的總收入,無疑是一筆巨款。在1960年,中國發生過著名的趙守一事件,主犯因為騙取20萬人民幣而被處決。

陳:四三、四四與聯動,除了社會成分的差異外,有沒有政見分歧?
  朱:“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相當深刻,涉及到中國社會是否要以家庭出身作為等級基礎,以及共產黨政權是否只能由自己的子弟接班。那時,核心問題就是“中國這個國家,究竟誰是接班人?”四四派認為,這是工農的天下,當然是工農子弟接班。毛澤東也注意到了血統論問題。1967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向與會者推薦了“觸讋諫趙太后”一文,提出只有嚴格要求子女,才能避免資本主義復辟,保證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利。不言而喻的,毛認為自己的子弟接班時,只是要避免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我做的第一次政治性演講,是在1967年7月,地點是中國音樂學院。我用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去解釋文革,題目是“四三、四四派的起源及其在歷史上的影響〉。那時我16歲。

  陳:當時北京的中學有“造反派”嗎?
  朱:我始終沒有用“造反派”一詞,因為這是個很模糊的概念,至今難以定義。歷史的真實是,“造反派”中有極端的毛主義左派,還有以造反為名,實際上要挑戰共產黨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右派。右派在文革後期“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遭到嚴厲整肅。極端的毛主義左派,在文革結束之後,被定義為跟隨“四人幫”進行“打砸搶”的壞人,基本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陳:中學生文革是如何收場的?
  朱:文革到了1967年秋天以後,已是強弩之末。隔年,全中國的中學生開始上山下鄉。伴隨中學生的上山下鄉和工廠務工,以“老三屆”為主體的中學生與大學生的文革告一段落。
  “老三屆”是指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的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大一至大三的學生。他們的出生年代大約是1945-46年至1952-53年。上山下鄉,間接影響了中國今日的政治生態。因為文革中分派別,各自都集結去一個地方,於是就形成了一塊一塊,為日後留下了不同的種子。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之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主體就是“老三屆”,而“上山下鄉”是“老三屆”最重要的歷史符號。

  陳:您個人去了哪裡?
  朱:我先去了西藏,又轉到黑龍江,再去了山東。去西藏是我們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的自願選擇,不是國家安排的。我們帶了大批的書前往西藏,有機會大規模地狂讀些書。晚上還收聽美國之音。要知道,文革期間,收聽美國之音就是觸犯了收聽敵台罪,是要坐牢的。後來,因為西藏高原缺氧,我的十個指甲已經全部癟了,而且聽說漢人很快就會得心肌炎,我很害怕。於是我就決定離開西藏,去了黑龍江。
  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是經過毛澤東1969年6月18號批示成立的。我在黑龍江兵團的時間是1969年的9月至1975年的12月。在這六個寒暑中,我學會了各種農活;還因為完成了批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長文章,導致我最終選擇了經濟學家的道路。在山東,我大部分時間是在膠南縣的一個軍港建設工地度過的。在那裡,我獨立完成了80萬字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是根本不可能出版的書,但是,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使我對中國各個經濟部門有所研究,這對我在1978年參加研究生考試是有益的。(《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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