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2日星期二

新浪養了1000微博“小秘書”


明鏡新聞網編譯  文道喻

  習近平上任之初,許多人對他充滿期望,而他本人也是幹盡十足,左手厲行節儉政策,要求官員不可鋪張、不可舉行無謂的歡迎儀式和講空話,右手強力反貪,多名貪官紛紛中箭落馬。就在前景一片光明,政治改革看似有望之際,中國人卻發現言論自由的緊箍咒非但沒有改善,情況還變得更糟。改革派雜誌《炎黃春秋》的網站被無預警關閉、《南方週末》元旦獻詞遭廣東宣傳部長竄改、互聯網上的審查高牆依舊堅不可摧以及監控攝像機遍佈全國,或許意味著習近平不過是另一個對維穩癡迷的胡錦濤。



 
  《炎黃春秋》是中國知名改革派雜誌
 



  黨沒有改革意願

  新領導者通常與人民會有一段蜜月期,習近平也懂得利用這段時間為自己塑造良好形象,但誰都沒料想到,近期政府打壓言論自由,已使一般人對習的支持快速流失中。路透社報導,《炎黃春秋》是北京具有影響力的雜誌,由改革派的退休官員筆。20121228日,該雜誌發表文章呼籲政治改革和實行憲政,如此敏感話題遭不容任何異議的共產黨所惡,於是,網站被當局以“未備案”為由強行關閉。

  文章的開頭寫道: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弊端日益顯露,社會不安定因素逐漸積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當務之急。但政治體制改革如何進行,眾說紛紜,迄今沒有共識。古語云:謀定而後動。沒有共識,何以定謀?所以,我們當今的政治改革“穩妥”有餘,“積極”不足。其實,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已經存在。這個共識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現行憲法並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實處,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前進一大步。

  自古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儘管《炎黃春秋》出自肺腑的希望中共推動政改,這些話聽起來卻可能十分刺耳。習近平上台以後,分析家試圖從蛛絲馬跡中研究改革的可能性,重要指標有:允許互聯網上的表達自由、更大程度試點基層民主及釋放關押中的政治異議人士等,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共產黨還是以前那個共產黨,無法容許雜音和信奉維穩高於一切,雖然習近平表現出比胡錦濤更柔軟、更開放的態度,黨看似沒有走向政治改革的意願。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劉霞繼續在這個“荒唐”國家中被軟禁,當局面對藏人自焚,只會以詆毀達賴喇嘛回應,賦予公安部門不經司法程序逮捕平民的勞教制度穩若泰山,現在他們還將矛頭對準越來越不聽話的媒體。《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新領導班底201211月接班後,隨即面臨日益大膽的政治改革聲浪,當中有些人士通過開明的報紙散佈思想,獲得廣泛迴響。然而,許多跡象顯示,高層已開始擔憂要求自由和民主的聲音的影響力,他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抑止如此現象,否則一旦蔓延全國,將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產黨內絕沒有人想再見一次八九民運。


  中共害怕憲政實行

  其中一項事蹟是《南方週末》的元旦獻詞遭廣東宣傳部長庹震竄改,此舉引發編輯人員抗議。原版獻辭由該報評論部編輯戴志勇撰寫,標題為《中國夢,憲政夢》,但最終出現的卻是由庹震代筆,題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的獻辭。媒體被西方譽為獨立於司法、立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權”,甚至有“無冕王”美名,正因為它是一種監督和制衡政府的力量,但官員介入報導,無疑是新聞自由的一大恥辱。許多微博使用者跳出來聲援《南方週末》,還有海外網站如中國傳媒計劃(China Media Project)和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等也均表示支持。



  胡佳自宅被8個監控攝像機鏡頭瞄準。



  《經濟學人》同樣觀察到炎黃春秋網被關閉的事件,將如此行為解讀為當局“神經過敏”,無獨有偶,《南方週末》和《炎黃春秋》都因提到憲政而慘遭毒手。綜觀中國歷史,憲政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光緒時期,清廷於義和拳亂後實施“庚子新政”,派遣大臣至各國考察,並於光緒三十三年下詔預備立憲。當時中國原本有機會轉型成像英國和日本一樣的君主立憲國家,但內閣之組成與權限牽動敏感漢滿問題,最後立憲派大失所望,認為清朝以立憲當作藉口來集權與排漢,轉而同情革命派。

  國民政府成立後,曾有短暫的憲政時期,但一連串動盪和戰爭使憲政一直無法真正落實,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擁有自己的憲法,但在黨國不分情況下,憲政仍遙遙無期。《經濟學人》指出,比起1989年要求急速西式民主的訴求,現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以呼籲黨尊重憲法規定作為推動政治變革的新戰術。20121116日,十八大結束後一天,《炎黃春秋》和約莫100名知識份子在北京大學召開會議,共同討論維護憲法之重要性,1225日,由72名學者聯署支持的《改革共識倡議書》便是其結果。

  有趣的是,中共害怕憲法的原因,不正因為他們極不尊重具備最高效力的憲法嗎?共產黨隨意侵犯人權、迫害宗教信仰、打壓言論自由和長期執政等,都與憲法精神大大不符,“憲政”於是變成洪水猛獸,唯恐避之不及。《經濟學人》提到,改革派以憲法為本體呼籲政治改革的策略還有拉攏知識份子的企圖,畢竟這不屬於激進路線,中共有難以拒絕的理由。

  2008年的《零八憲章》旨在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並建議以“中華聯邦共和國”解決兩岸及各民族問題,敏感內容卻讓眾多簽署者遭到警察騷擾,劉曉波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至今仍監禁於不見天日牢獄中。但如今時空背景不同,社交媒體尤其是微博快速增長,讓自由思潮得以四處傳播,且與西方頻繁交流後,越來越多人瞭解憲政的重要性,以“體制內”方式逼迫改革,如此情況下,習近平還能繼續逃避嗎?


  新浪需要兩面討好

  中共控制言論自由的地步很多時候令人匪夷所思,對中國人而言,審查幾乎已成日常生活一部分,喧鬧的社交媒體上,常見敏感性話題或意見被“和諧”,也就是被刪除。但事實上,很大部分這些事情不是由政府來做,而是公司本身,“自我審查”如同中國人難以擺脫的腳鐐。

  記者大衛渥太(David Wertime)於博客“茶葉之國”(Tea Leaf Nation)發表的文章以新浪公司為例,指出新浪旗下擁有中國最大的微博平台,但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中,它像是夾縫中求生存的小草。一方面,新浪是以營利為目的,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民營公司,它必須確保目前已有4億的微博使用者持續成長來獲利;但另一方面,新浪也得行使自我審查,把敏感帖子降到最低,盡量不得罪政府,否則,因大膽言論而遭封閉的網站比比皆是,新浪可不想冒任何風險。於是,它既要討好網民,也要討好政府,便陷入左右為難。

  近期當局決定加强網絡信息保護,推出實名制度,被視為緊縮網上發言的新政策,而渥太引用非官方統計指出,至少有1000新浪員工從事微博上的“內容管理”,意即審查。
  吃這行飯的人被網民戲稱為“小秘書”,他們是中共大老闆的分身,協助過濾和屏蔽信息,但是,這些人是否有正義感和勇氣辭去目前工作呢?@假装在纽约在微博上寫道:“我不同意為小秘書辯護的人說他們只是混口飯吃。北京公司這麼多,我不相信任何一個人離開新浪就找不到工作。一個人總該有點自己的堅守,谷歌能夠為了自己的原則放棄巨大的中國市場,相比之下,小秘書辭職找新工作要付出的代價簡直不值一提。如果有小秘書願意主動離職,我每個月付你5000直到你找到新工作”,這篇博文吸引超過300則轉發和評論。

  但中國網民顯然傾向同情小秘書,這些回應中,有人說:“憤青的邏輯成問題,谷歌對應的應該是新浪,針對小員工有什麼用?”,也有人說:“小秘書也只是個打工的,刪不刪還不是上面說了算”,還有人指出,小秘書有妻小要養,有家庭要維持,即使辭去一個小秘書,千千萬萬個小秘書立馬能遞補上來。

  小秘書引起的熱議,說明中國人有多討厭審查,渥太指出,有不少網民對防火長城之父方濱興恨之入骨,只到逮到機會,就想對他雞蛋和鞋子。而針對鬧得沸沸揚揚的《炎黃春秋》和《南方週末》事件,渥太也認為,這次審查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如果當局連落實憲法的意見都無法容納,趕盡殺絕,很難想像往後會出現什麼大膽的改革舉措。

  自我審查之根深蒂固,或許問題正出自系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選擇“莫言”當作筆名,因為他知道有些話不能說,同時認為審查制度如機場安檢,有必要實施,因此,在中國多年洗腦教育下,很多人已不能分辨是與非,黑與白,@一叶飘飘烟雨中說:“不能怪他们,混口饭吃确实很重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被奴化了,没有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为人准则,甚至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所幸,中國80後的年輕人在網絡世代成長,他們懂得不輕易相信官方說法,也明白外面世界的普世價值。


 
  和諧社會其實就是不容異議。



  “天朝”無所不用其極“河蟹”

  這群年輕人同是極具創意的一群,誠如《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所敘,社交媒體之崛起提供中國人新的自我表達和溝通方式,但可惜他們無法自由自在地說話,處於大量審查的環境中,網民必須運用語言編碼和比喻來規避刪帖,尤其是嘲笑、批判和揭露共產黨方面。也因如此,中國互聯網上流傳眾多的活潑語言形成一種新潮的次文化。

  舉例來說,“政府”是敏感字詞,因此網民以“天朝”取代之。天朝的使用有兩種含意,一者調侃自大又落後的共產黨,二者表示中國還談不上現代國家,所以,這個過去帶有輝煌歷史的字眼,在網民眼中變成了貶義詞;此外,宣傳部也有新名字:真理部,概念源自喬治歐威爾的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小說中真理部根據現實和宣傳需要,負責改寫歷史文獻、報紙和文字著作,看起來就跟宣傳部的工作類似。

  另一個熱門的用語是“河蟹”,取和諧諧音。和諧是胡錦濤執政期間最重視的觀念,他曾多次提及和諧社會之重要性,但共產黨對和諧的定義是“沒有其他意見”,所有人遵循政府命令不得違背,因此,為了和諧,政治異議人士應嚴密監視,西藏和新疆應嚴格控管。河蟹同是一個貶義詞,螃蟹大搖大擺、橫行霸道的形象,不正如同中國政府?河蟹也可以當作動詞,當網民的帖子被刪,或哪個網站又遭關閉時,他們就會說:“被河蟹了”,換句話說,河蟹是讓人民沉默的手段之一。

  “天朝”無所不用其極“河蟹”的前提下,網民只能自嘲為卑躬屈膝的“屁民”。2008年,深圳海事局書記林嘉祥涉嫌猥褻11歲女童,以“你們算個屁”的語言攻擊現場圍觀民眾,自此“屁民”一詞迅速竄紅,取代草民成為老百姓的代名詞,中國屁民常得遭受政府壓迫,沒有投票權,只好彼此同情。另一方面,屁民也被當作“貴國”的相對詞,很多中國人已不把中國視為本國,而稱呼貴國,共產黨為“貴黨”,這皆是帶有苦澀無奈的諷刺用語,國家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專制又蠻橫的中共統治者。

  最後一個《華爾街日報》觀察的用字是“被”,被的含意是身不由己和被動,立即被網民發揮尖刻譏諷的用途。例如“被幸福”於中文文法上並不通順,但從毛澤東政府以降,中共一再告訴人民黨為大家“謀幸福”,無可奈何底下,屁民只好被幸福。而十八大來自全國各地2000多位的代表,他們真正代表人民嗎?或只是人民“被代表”呢?



  中共看來沒有落實憲政的意願。



  監控攝像機無所不在

  中國一般人除了言論自由受限外,他們也會發現,生活處處有人監視著。西方有一種“圓形監獄”(Panopticon)理論,在這種監獄裡,建築物呈現圓形狀,監視塔立於建築物的圓心位置,牢房則設於圓周邊緣上。監視人員能從四面八方觀察罪犯於牢房中的一舉一動,但被監視者無法得知此時此刻是否受到監視,於是他們開始想像監視持續不斷,逐漸內化恐懼和不安,形成約束自己的力量來源。法國學者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圓形監獄活生生地上演於現代社會,位居權力中心者,以監控手段滲透和侵入社會各層面,依此來看,今日中國就是一座超大型圓形監獄。

  《今日美國》(USA Today)報導,當異議人士胡佳發現他的後車輪破了時,他可能會稍微為此感到欣慰,因為有高達8個監控攝像機鏡頭對準其公寓,可以很快找到兇手,“太好了,沒有人像我這樣有優勢”,胡佳自我解嘲地說:“而且我也知道,這些監控攝像機是看管一個叫胡佳的人。”

  中國監控設備正蓬勃發展,獨裁的共產黨每年耗費巨額於維穩開支上,甚至超越國防費用。《今日美國》引用公安部數據指出:第一,中國目前有2000萬至3000萬支監控攝像機,其中1300萬支架設於2011年,且數量持續增加中,估計5年內將成長20%;第二,北京有80萬支監控攝像機(一半供政府使用),遠超過倫敦,倫敦是西方擁有最多監控攝像機的城市;第三,自2009年至2011年,中國政府共花費160億美金建立全國視頻監控網絡。

  當局以提高公眾安全、打擊犯罪和交通管理為由急速擴張監控攝像機的涵蓋區域,說明“維穩”是共產黨統治者最癡迷之事,人權組織則認為,政府越來越仰賴攝像機監視和恐嚇異議人士,同時藉此管理中國兩個最動盪的民族──西南方的藏人和西北方的維吾爾人,因此,胡佳告訴《今日美國》,這些攝像機絕非為了公共安全,而是為了共產黨本身安全。除此之外,中國監控技術日益成熟,目前正專注於生物辨識研究。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研究員阿蓮(Maya Wang)指出,中國異議人士經常得面臨多台攝像機威脅,最有名的例子是盲人律師陳光誠,他於20124月逃脫監視,進入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儘管官方不會說明政治監控的程度,但阿蓮認為,當局正在擴大範圍,除知名異議人士外,他們也將矛頭對準一般社會運動家和基層請願者,“公安如何運用攝像機還不清楚,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種恐嚇手段”,阿蓮接受《今日美國》採訪時表示:“讓異議人士感覺沒有隱私,從而造成心理壓力,隨時隨地注意自己行為。” 現在就判斷習近平不會在2013年改革未免過於武斷,但種種跡象證明,中共對不同言論的氣度依然狹小,仍是處心積慮控制人民,如果情況不能有所改變,中國人將越來越不快樂,其執政基礎也就越來越脆弱。《外參》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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