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三 美國讀書
朱：我在河南的時候想到：我們這代人是在計劃經濟制度下長大的，主張市場經濟，但是卻從沒見過市場經濟；講對外開放，卻沒有出過中國的國門。我決心改變這種情況。因為我曾對美國福特基金會在北京設立辦公室有所幫助，福特基金會為了表示感謝，願意資助我去美國讀書或者做訪問學者。1985年夏天，我向河南省委請假，希望出國一段時間，同時完成我的博士論文。1985年9月底，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我到了美國。先去密西根大學，所在地是安娜堡。那年聖誕節之前又轉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前後十個月。
吳敬璉批評趙紫陽智囊班子把經濟危機推向社會政治危機。
陳：此次美國之行有哪些收獲？
朱：收獲包括無形的和有形的。所謂無形的是對美國的觀察，包括大學管理已經電腦化，超市的豐富商品，經濟學的課程設計，宗教的力量，不同移民後裔的和諧關係。那時的美國是裡根時代，供應學派的思想對我有很大影響。所謂有形的主要是四件事：第一，我認真考察了美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形成了在中國推動建立股票市場的一整套想法：第二，與何維淩等人一起商議和努力，促使索羅斯在中國成立改革開放基金會；第三，結識了愛比·洛克菲勒，在中國示範和推廣她的“不用水的馬桶”，實現中國的廁所革命；第四，與何維淩一起，在美國中西部尋找合作夥伴，實現美國和中國的中小企業交流。
四： 成立“中信國際所”
陳：回來之後的選擇是什麽？
朱：1986年8月回到北京。我回來的第一個公開報告是關於美國股票市場的啟發。在美國的10個月讓我明白，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是膚淺的。因此，我決定在今後的幾年集中研究國際經濟。這樣，我辭去了河南省政府的工作。我選擇了兩個工作，一個是《中青年經濟論壇》的主編；另一個是從1986年10月和李湘魯一起籌備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中信國際所”，並打算全職到這個研究所工作。
陳：成立“中信國際所”的目的是什麼？
朱：首先，當時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榮毅仁和副董事長唐克有成立這樣一個關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研究所的需求；其次，當時國務院的領導也希望有一個具民間色彩的國際問題機構，做一些外交部、外貿部和其他對外部門不宜做的工作。
自1986年10月至1989年6月，中信國際所做了一些至今看來很有意義的工作。諸如，建議和推動與南韓、沙烏地阿拉伯建交；參與兩伊戰爭之後的伊朗重建；建議中國走向印度洋，實現和巴基斯坦的戰略合作，全面對西開放；幫助中信設計與中東和南美的長期合作夥伴關係；突破對台關係，建立兩岸民間交流的管道；研究世界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和新模式。榮毅仁和唐克都有全球眼光，我們的工作得到了他們的全面支持。
王：中信國際所特別選擇這幾個國家，是否著眼於中美蘇關係？石油資源也是一個原因？
朱：那時，冷戰還沒有結束。中信國際所是研究中美蘇大三角關係的。我們傾向與美國改善關係，以獲得對中國改革和開放的支持。能源，特別是石油問題，也是我們極端重視的。要知道，唐克是當過石油部長的。那時，國際所主張參與伊朗戰後重建和實現與沙烏地建交，都是出於中國未來對國際石油資源的需求。總之，國際所希望為中國決策層建立一套全球戰略的觀念。
陳：在“六四”之前，您還參與了哪些工作？
朱：1989年1月至3月初，我先去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經濟系作訪問學者。回來之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組織了中國經濟改革十年研討會。因為這次會議是在北京豐台的京豐賓館召開的，後來稱之為“京豐賓館會議”。會議開始由陳一諮主持，但是他的腿壞了，然後由我主持。我最近找到了會議結束時的合影照片，除了胡啟立等當時的領導人之外，還有李克強、李源潮、劉延東等當下中國領導人。這次會議的重要特徵是為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同代人提供了講台，各派意見爭論激烈。我記得周其仁和萬潤南的發言很精彩。在會議中，不少人已經感到中國可能出事，甚至認為天下就要大亂。這次會以後，就發生了“六四”，以後大家就各奔東西。
京豐賓館會議結束後不久，國務院有關部門希望我主持研究在中國和緬甸之間建立特區的可行性，主要是為了阻止毒品進入中國。我是中國西部研究中心的主任，帶著一個工作組去了雲南的畹町。歷史證明，如果在20年前，就能夠在中緬邊境建立這樣的特區，後來的很多麻煩都可以避免。
陳：1988年那次“價格闖關”的決策過程，您有沒有參與？有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是：“價格闖關”的失敗是八九民運的重要背景之一。
朱：1988年“價格闖關”的決策過程並不複雜，是鄧小平決策，趙紫陽執行的。此外，世界銀行也支持價格闖關。屬於趙紫陽智囊團的體改所反對價格闖關，但是，我個人是支持價格闖關的。我當時的主要看法是，中國已經是價格“雙軌制”，不是要不要價格改革的問題，而是勢在必行。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人民群眾習慣了計劃價格制度下的所謂穩定價格，對市場價格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所以，對中央政府提出價格闖關的反應是非理性的搶購，導致決策部門收回原定的價格改革方案。人們不僅認為價格闖關失敗了，而且認為價格闖關所造成和積累的社會不滿，引發了1989年的社會和政治危機。但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事實上，正是1988年的“價格闖關”，徹底衝擊了計劃價格的最後基礎，加速民眾適應市場決定價格趨勢，並為1990年代之後中國價格“雙軌制”的並軌和形成全面市場價格體系，奠定了歷史性的基礎。
陳：您當時怎麼看通貨膨脹？
朱：至於通貨膨脹，也是大勢所趨。當時的通常意義的通貨膨脹，其實是價格革命，是中國從非貨幣經濟向貨幣經濟過渡和貨幣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制度轉型的必然結果。在1988年，“國際所”和“體改所”合組了一個代表團去訪問智利、委內瑞拉、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核心任務就是考察這些國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高通貨膨漲形成的背景、過程和社會承受能力，以及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關係。陳一諮和我是南美考察團的負責人，團員有宋國青等人。我們在考察中發現，社會轉型和通貨膨脹有極大的相關性，不可以孤立地看通貨膨脹率高不高，還要看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通貨膨脹處理得當，不一定引發各種危機，也不意味政權垮台。我們並沒有說過“通貨膨脹無害”，而是強調對於新型市場經濟國家，包括中國和其他轉型國家，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關鍵問題是如何面對通貨膨脹。在訪問途中，我們多次在中國使館向北京發電報，匯報訪問進展和觀感。
這段歷史後來被不知詳情的吳敬璉演繹成一個誇張的故事。他就開始系統批判趙紫陽，連帶指向“三所一會”，提出是“他(指趙紫陽)的‘智囊’班子，則散佈流言蜚語，阻撓治理整頓，其後更藉機制造事端，煽動動亂，把經濟危機推向社會政治危機”。（《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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