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傻瓜”？

——余傑答《中國密報》全文

《中國密報》記者 陳小平

　《中國密報》：恭喜你成為中國人第一個得到西方大獎——“公民勇氣獎”。中國很多人都知道索爾仁尼琴，但不知道這個獎是他倡議建立的。據我瞭解，這個獎是給“在冷血和極其危險的情況下，公民顯示出來的非暴力勇氣。相對於戰爭時表現出來的勇氣，授予該獎是為了引起人們對人類良知英雄的關注，特別是倡導在良好社會中的公民勇氣。”這樣看來，這個獎不是獎給作家的，也不是獎給人權活動家的。為什麼這個獎會落在你的頭上呢？

　　余：公民勇氣獎是受英國思想家柏克的啟發而設立的，柏克說過：“惡人之所以肆無忌憚地作惡，原因就是好人都保持沉默。”設立該獎的特雷恩先生是美國資深的投資家和作家，當年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流亡美國的時候，得到了他的諸多幫助，他們結為莫逆之交。後來，他們一起設立了這個獎，在索爾仁尼琴去世前幾年，還親自擔任董事會的成員，參與評選工作。這個獎曾經頒發給北韓、古巴、俄羅斯等許多獨裁國家的爭取自由和人權的知識分子和活動家。

　　余傑和特雷恩基金會理事合影，中為約翰·特雷恩，基金會創始人。

　　就在我們全家去紐約參加頒獎典禮的時候，我四歲半的兒子光益問了我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他到美國後，很喜歡美國的幼兒園，因為幼兒園的老師敞開讓他們玩耍，而不像中國的幼兒園那樣，小朋友得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他在幼兒園裡認識了好多朋友，其中一個好朋友的爸爸是消防員。所以，消防員是他心目中最勇敢的人，他的夢想就是長大了以後當消防員，幫助別人救火。當他得知我獲獎的事情之後，就好奇地問我：“爸爸，你天天在電腦前寫作，又沒有去救火，你又不勇敢，為什麼你會得到這個勇敢的獎呢？”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兒子的問題。我想，也許要等兒子長大以後，我才能把我的遭遇全部告訴他，包括我們為什麼要離開中國來到美國。那個時候，他也許就能理解了，在中國，當一個說真話的作家，確實是需要勇氣的。為了說真話，我付出了一畢業就失業的代價，從來沒有工作過一天，沒有拿過“公家”單位一分錢的薪水；為了說真話，我的著作被查禁，甚至被焚燒，還連累妻子也多次失去工作；為了說真話，我被非法軟禁，黑頭套綁架，酷刑折磨到昏死過去，毆打我的秘密警察揚言說：“你的文章對黨國的危害甚於一支軍隊，只要上級下令，我們馬上將你活埋。”在美國，批評總統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媒體上每天都是各種各樣的責罵總統的報導和評論，政府官員本來就是讓給公眾指指點點的；但在中國，我批評了溫家寶和胡錦濤，卻幾乎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更不可思議的是，許多民眾包括知識分子中的一些朋友，都將我看作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傻瓜”，你為什麼要去招惹老虎呢？被老虎咬，還不是你自找的？活該！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奴在心者”。這個國家太需要現代公民意識了。我們的公民權利，不是靠某個青天大老爺大發善心賞賜給我們的，而是要靠我們每一個人努力去爭取的。在爭取的過程中，當然需要付出代價，當然需要勇氣的支撐。

　　做一個說真話的作家，是我自己從少年時代起就作出了的選擇，我不會後悔。當然，正如劉曉波在法庭上的自我辯護那樣，他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文字獄的受害者，我也期盼著，在未來自由民主的中國，每一個公民、每一個作家，都能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都能夠自由自在地說真話，而不是以“莫言”來自保。

　　另外，設立公民勇氣獎的特雷恩基金會，是美國的一個保守主義立場的基金會，他們的理念偏向於柏克的傳統，即強調個人主義，強調公民責任感，反對大政府和福利國家。在中國具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大部分人都持社會民主主義理念，而少有英美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我想，他們將這個獎項頒發給我，不僅因為我以公民的勇氣對抗中共暴政，還因為我的作品和思想中一以貫之的是這樣一種英美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理念。

　　《中國密報》：你13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火與冰》被席殊讀書俱樂部評為文學類1998年“十大好書”之一；還研究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有近兩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在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稱你為文化學者，但自2000年北大中文系畢業和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幹了一天就被失業後，你的文章好像就不那麼文學和文化了，例如，你最近這些年的作品，如《中國影帝溫家寶》、《河蟹大帝胡錦濤》、《劉曉波傳》，你能說這種變化如何發生的？是不是你可以想像一下自己，如果沒有被失業事件，你今天在哪裡？現在在做什麼？你會寫這些傳記嗎？

　　余：這些年來，我日漸遠離了狹義的“文學”領域。其實，我的寫作始終有三字筆：第一，是抒情的、柔和的散文和小說，如帶有自傳體色彩的長篇小說《香草山》；第二，是嚴謹的、冷靜的思想史和文學史研究，如研究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變遷的學術論文集《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第三，是銳利的、激情的政治評論，如你提到的《中國影帝溫家寶》和《河蟹大帝胡錦濤》等直接點出中共最高領導人名字的文集。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應當是多面手，有不可歸類的豐富性。在寫作中，我願意嘗試不同的文體、不同的領域，接受各式各樣的挑戰。

　　最近這幾年來，政論變成我寫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說，我的八成以上的時間和精力都用於寫作政論。這是我個人的生存處境和中國的大環境的雙重影響。

　

　　余傑：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從個人的境遇而言，2000年，我碩士一畢業就失業，當時是中宣部長丁關根直接打電話給我要去工作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命令他們單方面撕毀跟我簽訂的工作合同。我還沒有去報到，他們就告訴我說，你不要來了。當時，對我形成了相當的壓力和衝擊。後來，我逐漸適應了當一名自食其力的“不自由撰稿人”，完全靠自己的寫作來維持生活。2005年左右，當我在國內的發表和出版空間被完全剝奪之後，又轉戰海外媒體，文章大部分在港台和北美的報刊和網站發表。

　　10多年之後，回頭想想，正因為我身處體制之外，才與中國民間社會的活力聯接上，才不受名利、職稱的束縛，自由思考、自由寫作。如果當時我真的進了現代文學館，儘管不會從根本上轉變立場，但單位會給我安排一些無關痛癢的、也許我並不喜歡的研究項目，將我拖累和限制在官方的學術體系之中，慢慢消磨我的鬥志和獨立思考的精神，我未必不會像如今中國數以百萬計的體制內學者那樣，渾渾噩噩地過日子，拿一些不痛不癢的學問來敷衍塞責，漠視民間疾苦，迴避社會公義。如果這樣看的話，那次由於強權的干預而失去工作，堪稱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曾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天與丁關根相遇，我會主動跟他打招呼，“感謝”他打出的那個電話。不過，2012年丁關根死掉了，我再也沒有機會向他表達“謝意”了。

　　其次，從中國的社會背景來看，這幾年來大環境越來越惡劣，法治倒退、腐敗橫行、道德墮落，身邊朋友一個個因言獲罪進監獄，在這種外部環境下，我能安靜平和地研究歷史或寫作純文學嗎？當你身邊的朋友受到暴政的戕害的時候，你能保持沉默嗎？我只能不斷地發出聲音來。

　　為了發出聲音來，我就必須對自己原有的知識結構也作了很大的調整。這些年來，我才發現中文系的教育存在嚴重的問題，即便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唸書念到碩士、博士了，卻還不具備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方面的常識，北大中文系是左派的搖籃，新左派、老左派、毛派，無奇不有，甚至還有孔慶東這樣的“三媽教授”。博士不具備現代公民的常識，只能說明教育的失敗。於是，我這些年來天天都在“惡補”，比如，我閱讀的書籍，純文學的著作少了，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多了。我離開文學越來越遠，越來越不關心被閹割的中國當代文學了，也很少寫純文學性的作品了。我的寫作更多的是魯迅所說的“匕首”、“投槍”式的作品。

　　我也開始直接點名批評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從毛、鄧、江、胡以下，個個都不放過。這也讓我在國內的生存處境愈發惡化，警察的騷擾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德國的那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電影《他人的生活》中作為主人公的作家的生活那樣。在官方眼中，我與他們的對立從“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雖然我不把他們當敵人，但他們不由分說地將我當敵人。他們擁有數百萬軍警憲特，還怕什麼呢？我只是手無寸鐵的書生罷了。他們容不下像我和劉曉波這樣的拿筆的人，到頭來跟他們對壘的就會是那些拿刀的人了。

　　《中國密報》：在來到美國之前，你從書房走出，廣泛介入中國大陸的各種人權活動，你自己也說，你是“一名中國的人權活動人士”，最近十年以來，劉曉波所從事的人權活動都有相當程度的參與，你還是一個廣泛社會議題的時政批評家，這是不是意味著，你還把自己定位於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或者你自己說的“異議知識分子”？

　　余：我更願意使用“持自己見者”這個自我定位。因為，所謂“異議分子”，“異”從何而來？其標準就是當局的立場，跟當局的立場不一樣，才是“異議”。但我從不以官方的立場為標尺，跟官方一樣或不一樣，對我而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在每一個問題上都發出自己獨立的、真實的聲音來。我不認為我的每個觀點、每篇文章都是正確的，但都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從來不會隱瞞任何觀點，即便某個觀點讓我成為“異議分子中的異議分子”。

　　至於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語在中國已經變成了貶義詞。我當然承認自己具有相當的公共性，但我對這種公共認同仍然保持相當的警惕，也就是說，我有時候需要讓自己具有某種“隔離”的狀態，才不至於被“民意”所左右。不當官和商的幫忙和幫閑容易，不當大眾的幫忙和幫閑難。

　　《中國密報》：我比較好奇的一個問題是，你說你追求劉曉波走上了一條少有人走的異議知識分子道路，這起碼是你畢業離開北大之後發生的人生故事；而在這之前，你已經被錢理群教授說成是“精神界戰士”了，與“異議知識分子”有了神通。在中國高校，雖然北大一直生產各種反體制的“精神界戰士”，但畢竟鳳毛麟角，也許北大是你成為“精神界戰士”的催化劑之一，但我想北大肯定不是唯一原因，還有其它原因嗎？

　　余：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我們共同的情結了：“六四”。雖然我比“六四”那代學生年輕好幾歲，“六四”的時候我才剛剛初中畢業，身在成都郊區的小縣城，並沒有親身參與這場民主運動，但“六四”確實成為我的“成年禮”。我記得，那時候，我每天晚上都悄悄收聽美國之音和BBC的廣播，知道了屠殺的真相。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考上北大，承接北大民主自由的傳統。那是我精神上的一個轉捩點。

　　在我們那個小縣城裡，每年差不多一千名參加高考的高中畢業生，大約只有一兩個人能考上北大。我成了這個幸運兒。然而，當我1992年考入北大的時候，卻發現眼前的北大與想像中的北大完全不同，“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北大陷入政治高壓與經濟誘惑雙重壓力之下，偌大的校園，幾乎安放不下一張書桌。

　　那時，在北大的課堂上很難聽到太多的真知灼見，敢言的教授要麼被趕下講檯，要麼變得謹言慎行。不過，我找到了一處世外桃源：那就是北大圖書館的“台港文獻中心”，那是一間小小的閱覽室，平常很少有人來看書，也許大家都不願讀豎排版的繁體字吧。我卻在裡面找到若干禁書，如台灣早期黨外運動的歷史、台港學者對中國近代歷史的全新敘述等等，讓我豁然開朗，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也由此建立。

　　然後，我就開始了寫作，這些作品我名之曰“抽屜文學”，我知道它們難於發表，只能被鎖進抽屜。我打印了少許出來，在師友之間傳播，後來越傳越廣。幸運的是，經過錢理群教授的推薦，我的第一本文集《火與冰》在一九九八年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出版問世，並被視為八十年代民主自由思想薪火相傳的標誌。可以說，我的成名是在一夜之間。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這本書安慰了許多在黑暗中求索的年輕人的心靈。那時，一年間我就收到了幾千封讀者來信。

　　《火與冰》其實是一本隨想集，其中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以片段式的文體來表達的，當時是受到尼采的《權力意誌》和《世說新語》的啟發。長的片段，可以長到兩三千字，可以獨立成為一篇文章；短的片段，也就一兩百字，當然是以短的居多。當今天推特和微博成為人們喜愛的交流工具乃至形成一種獨特的輿論力量的時候，我這才恍然發現，十多年前的不就在嘗試這種推特體和微博體的表達嗎？

　　《中國密報》：翻看你的作品目錄，自2008年《白晝將近——基督信仰在中國》開始，你的作品內容開始“宗教化”，這似乎是你繼2000年成為獨立作家之後的又一個轉型，為什麼你的生活和作品裡會出現主耶穌呢？

　　余：我是在2003年聖誕前夕受洗成為基督徒的。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內在的精神需求。因為民主自由無法成為一種終極性的信仰，我看到許多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最終傷痕累累，甚至變得跟他們反對的對像“精神同構”，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結果。

　　2001年，當我妻子成為基督徒之後，在我家中有了一個小小的查經班，最初只有六個人，三對夫婦，這就是後來方舟教會的雛形。那時，雖然我還不是基督徒，但出於對妻子的愛，很支持這個活動，作為主人，也積極為大家端茶遞水。這是一個學習謙卑的過程，學習愛身邊的、活生生的人的過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以知識分子的方式在文章中表達抽像的愛。經過這個過程之後，上帝揀選了我這個罪人。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也有過很多的掙紮和反覆。也許，未來我會寫一本關於自己的信仰之旅的書，跟大家分享這段心路歷程，用基督教的話來說，就是“作見證”。

　　基督信仰是愛與公義平衡的信仰，很多華人教會在真理的理解上有偏差，只講愛不講公義，讓基督信仰失去了它的批評性和活力。對我來說，有了基督信仰，我更有了挑戰黑暗和傳播光明的勇氣，對受苦者的愛和憐憫的同時，對專制者的批判也更加尖銳和鋒利。我記得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陳耀南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評論說：“當代三位名馳兩岸以至海外華區的余姓才人，余光中教授於人權法治較佳的港台數十年，不會有足夠表現‘大勇’的機會。余秋雨暴得大名，剛愎傲滿，錯過了許多‘自勝者強’、表現大勇的機會。唯有最年輕的余傑，英銳剛正，斥奸邪，罵暴君，不只表現對國族文化最真摯深沉的大愛，更從基督教的終極關懷與超越價值中，取得精神資源，表現了‘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的大勇。”確實，基督信仰對我的生命和寫作都極其重要，可以說是“點石成金”。

　　

　　余傑與劉曉波。

　　基督信仰也讓我的學術思路進入一片新天新地。我重讀了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進而重新思考中國未來的出路。如今，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呈現爆炸性趨勢，為基督教兩千年歷史上前所未有。擁有數千萬人口的家庭教會可以說是中國最大的NGO組織，他們以一種新的生活模式昭示了中國的未來。中國如同一艘大船，正處在驚濤駭浪的“出三峽”的過程之中，基本價值的缺席如同大船沒有指南針一樣危險；所以，我認為，信仰重建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前提和保障。今天的中國，迫切需要基督信仰、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保守主義的價值觀。我在最近的幾本書中都在討論這個問題，這是一種具有前瞻性和建設性的思考。

　　就道德倫理層面而言，中國目前的道德沉淪堪稱兩千年之最低點，比如醫生和教師這兩種人的基本職業倫理的全然喪失，讓中國就如同人間地獄一般。另一方面，許多反對權力的“鬥士”，如艾未未之流，集體淫亂、包養二奶、有私生子，且目空一切、自以為神，在個人品質層面跟他們反對的貪官並無二致。這是一個讓人警醒的事實：中國的變革不僅是制度的變革，更是文化和精神的變革。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宗教信仰來約束氾濫的個人慾望，來重建一個有秩序、有公義、有慈愛的社會。

　　《中國密報》：有一種看法是，你盯住溫家寶不放，說溫為“影帝”，放過鉗制輿論的李長春和破壞法制、鐵腕鎮壓異見人士、維權民眾和信仰團體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等，搞不懂你到底為誰鼓勁，為誰出力。你如何回應這種批評呢？

　　余：這樣的思路是荒唐的甚至危險的，這是一種“權力中心主義”的思路，將知識分子對權力的批判誤解成對權力的謀求和參與。對我來說，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第一位的，我批評誰，或不批評誰，跟權力無關，這是我不可剝奪的天賦人權的一部分。作為知識分子，作為基督徒，我考慮的中心議題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我從不考慮我的批評能在權力運作中扮演何種角色。

　　某些自以為可以影響權力運作的人，常常異想天開地說，他們批評某些黨內保守派，支持某些黨內改革派，這樣就能推動中國的進步了。且不說黨內存不存在所謂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分野，即便存在，干卿何事？

　　溫家寶家族擁有巨額財富的事實被《紐約時報》曝光之後，包括擔任中國人權主席多年的劉青和當年“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周舵都認為，溫是否貪腐不是最重要的，溫畢竟是體制內口頭支持政改的“好人”，體制內還有更為邪惡的勢力，應當團結溫這支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對付更邪惡的集團。他們的看法讓我莫名驚詫：難道策略的考量比事實更重要嗎？不禁讓我聯想起北京的很多出租車司機，天天都在高談闊論中南海的秘密，好像剛剛參加完政治局會議。然而，他們卻連讓每月的“份錢”降低一百塊都做不到或不敢去做。於是，他們只好去關心遠在天邊的事情聊以自慰。這是一個多大的諷刺啊。這個例子說明，權力對中國人的異化到了何種地步。

　　其次，我對胡溫的批評，難道就意味著對周永康、李長春、薄熙來的支持嗎？這種思維方式是一種余世存所說的“類人孩”的思路，簡直讓人哭笑不得。在十年以前，薄熙來還是大連市長的時候，周永康還是四川省委書記的時候，我就在香港的媒體上撰文揭露他們的種種惡行。香港《開放》雜誌的編輯蔡詠梅女士說，我對周永康的批評，是她看到的最早批評周永康的文字。當周永康成為政法系統的頭子之後，我對他的批評就更多了。所以，那些溫家寶的粉絲說我批評溫家寶是幫助周永康，是何其可笑。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中國人的公民人格的形成尚任重而道遠。

　　我認為，中共已經蛻變成鐵板一塊既得利益集團，其內部不存在變革的力量和健康的部分，所以我批評中共所有的當權者。當然，你可以選擇支持和迷信溫家寶，這是你的權利，但你不能惡意地看待對溫家寶的批評，你不能去剝奪別人批評溫家寶的言論自由。我在香港出版《影帝》一書的時候，居然有許多所謂的開明派人士打電話給香港的出版社，施加種種壓力阻止此書的出版，甚至給我冠以“破壞溫家寶的改革大業”的罪名。這就是他們對待不一致的觀點的態度。這跟中宣部的惡行有何差異樂？他們掌權之後，還不是一樣專制者？如今，包括《紐約時報》的報導在內，都被“陰謀論”給淹沒了。可見，民間的思維方式也被黨文化給毒化了。

　　《中國密報》：2005年“郭飛雄事件”中，一方意見認為，是你及你的朋友們與郭飛雄切割，認為你們是搞捍衛宗教自由的，而郭飛雄是搞政治或民運的，最後將郭飛雄排除在5月11日布什總統接見的中國大陸人士名單，你在回答質疑時說這次會見是“布什與三位來自中國家庭教會的基督徒之間的私人交流”，而反駁你的人認為，各種信息說明，當天，布什總統會見的是“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有分析意見認為，你們此舉是“路線鬥爭”中的“權謀”，如果今天再來看這件事，你還堅持原來的看法嗎？

　　余：2005年5月，我與王怡、李柏光應邀赴美國出席“宗教自由與法律”研討會，並拜訪美國國會、國務院、智庫、教會和媒體。此前我並不知道另一位維權人士郭飛雄也被邀請與會。因為郭既非律師、又非基督徒，跟會議的主題無關。

　　我在此前幾年與郭見過面，對他的許多觀點和做法都非常不認同。如果我知道郭也被邀請參加這個會議，我就會拒絕參加這個會議。可是我卻被蒙在鼓裡，我是在飛抵華盛頓機場的時候，才知道郭也是與會者之一這個消息的。

　　在會議期間，郭發表了大量不當言論。在正式會議結束之後，與會者一同赴德州米德蘭參與聖經學習課程。抵達米德蘭之時，我和王怡與會議主辦方達成共識：余、王二人此後不再與郭一同以會議的名義出席公開活動。

　　次日，布什總統將接見與會成員的消息傳來。我和王怡及主辦會議的“對華援助協會”向美方提出，因為與郭飛雄在信仰及政治見解上迥異，加之其發表過若干狂熱民族主義的和反美的言論，不宜與之一起參加會見。次日，美國駐華使館一位負責人權事務的一秘搜集了我們幾人的背景材料，通過美國駐華雷德大使匯報給白宮方面，雷德大使親自建議將郭從會面者的名單上刪除。這樣，白宮才作出決定，不會見郭。作出最後決定的，不是我與王怡，而是白宮。後來《華盛頓郵報》訪問了美國使館的發言人，披露了這一決策過程。可惜很多人根本不看英文報導。

　　那次會見確實是探討宗教信仰自由的議題。後來我們三人發表的會談紀要都有清楚的顯示。會談結束後，布什總統等美方高級官員與我們一起手拉手禱告，既為中國禱告，也為美國禱告，會與者全部都是基督徒。後來，白宮網站上對此次會見的報導，以“總統會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為名，而非“會見來自中國的基督徒”，是因為白宮也面臨著美國政治中的“政治正確”的壓力，他們擔心民主黨方面批評這樣的活動宗教色彩太強，故意作了這樣的模糊處理。結果，這一報導被某些人抓住，成為指責我們“說謊”的所謂證據。

　　後來，郭被捕入獄，我們面對各種指責只能把保持沉默。如今，郭已經獲得自由，我想，我可以將我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的分歧呈現出來了。郭寫過若干鼓吹民族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文章。在“九一一”之後，他在《美國的道德缺陷、威望泡沫和制度優勢》一文中寫道：“連個本拉登就能把美國整成這個熊樣兒，假如美國一意孤行要武力阻撓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中國人發動反抗，美國人吃得消嗎？……九一一受襲，是美國社會為身當全球霸主付出的代價，是它為控制中東石油產區的地緣戰略格局付出的代價。”在《自由民主和中國國家安全》一文中他寫道：“美國的軍事強力部門，還處在對外基本不文明的狀態。半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諸多機緣不佳的民族，為美國的這個‘基本不文明’流了大量的血。”在《2003年朝美對決與東亞地緣政治》一文中，他歌頌北韓獨裁者金正日：“小國朝鮮能夠製造高精確度的導彈，的確是驚人的成就。人總是要死亡的，但是導彈技術永世長存，它是‘天下公器’，它對民族利益的捍衛和促進具有恆久的、越來越重要的價值。……作為責任擔當者，金氏父子的確為民族復興大業立了功，有導彈為證。”並攻擊布什總統宣佈北韓為“邪惡國家”是“冷漠、傲慢”。

    學者焦國標撰文揭示韓戰真相，郭在《焦國標的言論越出了人倫底線》一文中辱罵說：“焦國標的思維再度扭曲，深藏在心中的毛蟲急速膨脹，終於用鐵寫的文字，證明瞭自己不過是一個違背天理人倫的怪物，一個地地道道的小丑。……對於那些鼓吹和宣揚違背天理人倫的謬論的傢夥，要步步追打，不到他們放棄，絕不停止。”在《毛澤東的地緣政治遺產》中，他歌頌毛澤東說：“頂天立地的毛澤東，不僅善於運用戰爭領導藝術，而且善於發揮軍事實力的無形威懾作用，令中國一掃1840年來的恥辱，令漢民族一掃1000年來屢屢挨打的文弱氣質，豈不雄哉，豈不偉哉！”在《中國國家安全領域正面臨一場思想風暴》一文中，他將新疆、西藏的民族分離主義和台獨勢力視為“破壞中國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認為“西藏和新疆的問題，其實不是由人權問題引起的，並不嚴重涉及主權和人權的矛盾，而是由一部分人企圖謀求‘藏獨’和‘疆獨’導致的。”

    他宣稱“國家的地理依存高於民族自決權”，等中國軍事勢力更加強大之後，不惜對美、對日、對台開戰，要“發展起三至五百枚或者更多的可以打到美國本土的洲際導彈”，“假如中美髮生直接的戰爭，美國過來的軍事主力，是三五艘航空母艦，美國必敗。道理很簡單，航空母艦在現代飛機和導彈面前不經打，航空母艦一沉，海空力量將全軍覆沒。”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反美、反西方的人，為什麼要將被美國總統接見視為最大的榮耀呢？

　　我當然知道所謂“拒郭”的決定會讓我陷入爭議的漩渦，甚至一度成為“箭垛”。但是，我仍然做了我該做的事情。我對自己的定位很清晰：我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而不是政治家，我不會像共產黨那樣對締結“統一戰線”有興趣。我尊重不同觀點的表達，但我不會跟持郭這樣持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激進主義觀點的人成為朋友並共同參與公共活動。儘管這一事件給我帶來很大的困擾，但我並不後悔當年的決定。這與寬容無關，每個人都會堅持他行事為人的某些原則。

　　不過，這件事也給我一些教訓，我也由此對自己有了更清晰的定位，那就是：我不是一個活動家，對於公共活動的參與應當自我設限，我不具備處理紛繁複雜的公共時間的那種才能；我的長處是在書齋中思考和寫作，我應當固守這一“天職”。

　　《中國密報》：你比較喜歡直言快語，享受你的言論自由，但這也因此讓你不少次成為爭議人物。其中之一是，你在《開放》上那篇文章“莫將罪犯當英雄”，抨擊楊佳殺人。你說：“當殺人者被某些自以為大義凜然的作家、學者和律師譽為大俠和英雄並得到一定的民意支持的時候，一個‘前法西斯時代’的‘民意場’正在迅速形成。”楊佳殺的是穿制服的警察，不是平民，顯然他暴力的對像是經過選擇和考慮的。你既然認為“今天中國的掌權者已然病入膏肓”，為什麼不承認民眾有反抗暴政的權利？

　　余：楊佳案若發生在西方國家，只是一個普通的惡性刑事案件，但發生在公權擴張、民權萎縮、貧富懸殊、司法不彰、民怨沸騰的中國，就成了一起具有標誌性的社會事件。楊佳案，讓人們從各個角度，看到中國與憲政制度的差距。

　　在我的《劉曉波傳》一書中有專章論及我和劉曉波對此事的看法，我們堅持反抗暴政的非暴力原則，這導致我們受到很多批評。在論述楊佳案件時，劉曉波指出：該案不是偶然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中國社會的平衡性斷裂的標誌之一。無論從客觀效果還是就價值立場而言，“楊佳式的復仇”對中國社會轉型都有害無益。“如果暴力反抗是個人復仇的主動施暴，其結果是雙方的生命代價，那就是沒有贏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談不上正義。”

　　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看法與法學界前輩江平的看法是一致的。江平說：“你楊佳受到再大的委屈，你對社會發泄私憤，對公安機關發泄私憤，殺了六個無辜警察，道理何在？這些人有什麼罪？”在一次演講中，江平陳述這一觀點之後，有個青年學生威脅說，如果手中有雞蛋，會立即用雞蛋砸他。江平連來自共產黨的威逼利誘都不怕，又怎麼會怕被庸眾的雞蛋“砸”呢？

　　楊佳的做法惡化了民間生態。劉曉波在文章中指出，從客觀效果來看，這種個體性的殺戮，非但不能震懾那些作惡的警察，反而會引發當局更加瘋狂的鎮壓。“如果楊佳襲警的發生讓民間相信暴力，產生對一場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結果就是更多的暴力反抗的發生。而獨裁政權的應對只能是政府不斷強化政治恐怖，不斷加強鎮壓的力度，只能進一步弱化本來就弱小的民間維權力量，中國的社會生態也只能從‘壞’走向‘更壞’。”劉曉波看重的是一種健康、理性的社會生態的培育，而非瞬間的“快意恩仇”，但他的這番良苦的用心，很難為被激情和仇恨左右的被侮辱者和被傷害者所理解。

　　面對網上的一片叫好之聲，劉曉波反問說：那些被楊佳殺害的警察是否“罪有應得”？是不是所有穿警服的人都“死有余辜”？他認為：“楊佳不是英雄或大俠，因為他結束了六個生命。難道對生命的珍重還要區分警民，難道僅僅因為警察的身份被殺就是活該？即便被殺警察中可能有迫害過楊佳的人，也是罪不當誅。”雖然這些年來劉曉波本人是警察濫權的最大受害者，但他認為，那些被楊佳殺害的警察是無辜者，不能因為他們從事警察這一職業，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被行兇的對像。且不說他們並非傷害過楊佳的那幾個警察，即便就是那幾個作惡的警察，也應當通過司法程序對其行為調查、審判和追究——當然，目前來看，暫時還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但並不意味著任何人就可以立即啟動“個人執法”，並施行“私刑”。

　　我更對頌揚楊佳殺人行為的民粹主義言論充滿憂慮，當民間被“原始正義”壓倒之時，就不自覺地跟反抗的對像達成“精神同構”，這是我最擔憂的情形，如劉曉波所說：“如果主流民意只有通過楊佳式復仇來宣泄心中的壘塊，那麼中國的民智就仍然是‘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發芽’的犧牲品。如果以民為敵的官權暴虐與以官為仇的民間暴戾相互激盪，那麼只能造成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今天的局部性以暴易暴很可能發展為全局性以暴易暴。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今天的民間維權和中國的法治進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長期以來引發暴力傾向的，是“貧窮、剝奪、忽視和羞辱”，“義憤”為“報復”行為打下伏筆。以此而論，楊佳以死相爭的決絕不無可憫之處。但是，在那些高聲為楊佳叫好的聲音當中，有一種從義和團到紅衛兵一脈相承的“烏合之眾”的氣味。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呼應與合流，是近年來中國出現的新的思潮和現象。許多知識分子也許能抗拒金錢的誘惑，卻難於抗拒名聲的誘惑——尤其是在民間的名聲。一旦批判民粹主義、批判“多數人的錯誤意見”，就有可能損害這種民間的聲望。

　　《中國密報》：你說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是情同手足的朋友和戰友，還有,你認為中國政府差點讓你為寫作和出版這本書付出生命的代價，從新聞報導中，你在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的前一天，被綁架和毒打，他們還威脅活埋你，你能解釋一下，各種各樣批評中國政府的書和文章每天都在出版，為什麼他們格外恐懼你的這本書？

　　余：任何一個獨裁政權，越到其統治末期，它的暴力機器便越處於失控狀態，除了對潛在的挑戰者露出猙獰的牙齒，內部的傾軋也會無所不用其極。2010年12月，北京當局命令秘密警察對我使用酷刑折磨，是因為劉曉波的獲獎讓最高當局惱羞成怒，他們需要找人發泄，而我是劉曉波最親密的朋友和助手，我便成了一個最佳的發泄管道。

　　此後，在2011年春天的茉莉花事件中，這種肉體折磨更是廣泛使用在維權人士身上。很多人遭遇的酷刑已經到了罄竹難書的地步。這個政權也到了只剩下暴力來維持的階段。我相信，隨著中國國內情勢的日漸惡化，暴力還會在得到廣泛的使用。看看超過軍費的維穩費用，看看無所不在的“國保”隊伍就知道了。

　　到了2012年薄熙來事件爆發，以及圍繞十八大卡位發生的一些內鬥，讓人眼花繚亂，中共內鬥的血腥和殘酷，又嶄露出“文革”時期的那種苗頭來。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胡溫還是習李，都是“文革”的孩子，都是在那種殘酷的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用研究“文革”問題的學者王友琴的話來說：“追究根源，摧毀了當代中國人的正義觀念的根源，還是‘文革’。數以百萬計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更多的人被‘鬥爭’、被監禁、被打傷，這是對社會正義的絕大冒犯和損毀。但是殘暴行為在當時被用革命的名義合理化了，在文革後又被用‘認識錯誤’的說法減輕淡化了。”與明代末年一樣，如今的中國社會瀰漫做暴戾之氣，中共當權者的知識結構和精神結構，都加劇了這種暴戾之氣。這是我對中國未來最大的擔憂。

　　《中國密報》：在多個場合聽到，你打算繼續為劉曉波發聲，讓更多人知道和支持劉曉波，除了你到白宮參加抗議要求中國當局釋放劉曉波、準備建立聲援劉曉波的網站、出版《劉曉波傳》英文版和將之拍電影之外，你還準備做些什麼？我看你在白宮參加抗議時是一個人，這當然需要勇氣，但如果聲援劉曉波，你一個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夠的，你在這方面有什麼打算呢？

　　余：習近平訪美的時候，我舉起劉曉波的照片到白宮門口去抗議，其實這不需要太大的勇氣。我又沒有去天安門抗議。這是我理所當然應該做的事情。

　　當然，我希望更多的朋友來關心劉曉波和劉霞的處境。我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我正在與朋友們一起籌劃成立“劉曉波人權基金會”，以此為平台推動相關活動。

　　比如，劉曉波還有上千萬字的作品尚未整理出版。我們將整理出版劉曉波更多的文集，並推動英文和其他語種的翻譯和出版。我們將策劃劉曉波的圖片展，以及劉曉波的妻子、畫家和攝影家劉霞的攝影和油畫作品展覽。我們將策劃拍攝劉曉波的紀錄片，讓海內外華人和全世界對劉曉波的生平和思想有更多瞭解。我們將設立名為“劉曉波資料中心”的中英文雙語網站，使之成為關於劉曉波的最完整的資料庫和網上博物館，在中國實現民主化之後，以此為基礎在北京建立劉曉波博物館。

　　劉曉波被捕入獄已經四年，他的妻子劉霞被非法軟禁在家兩年多。劉霞一直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有兩名女警察與她同吃同住，晝夜監視，她面臨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身體狀況堪憂。劉曉波夫婦的遭遇，是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的標誌之一。納粹德國、蘇聯、共產黨統治的波蘭、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和軍政權的緬甸，都曾迫害過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是，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像共產黨中國那樣，將這種殘酷的迫害廣泛延伸到其親人和朋友身上。中共在國內對人權的踐踏，也將危害國際秩序的和平穩定，侵蝕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

　　中共的獨裁統治已形成嚴重的社會危機，不管中共當局是否承認，中國的民主轉型不可避免。作為從天安門事件以來持續二十多年為中國人權事業奮鬥的知識分子，作為非暴力的價值和“我沒有敵人”的精神的倡導者，作為惟一一名身處中國本土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必將在這一變革中發揮關鍵作用。

　　中國的民主化，不僅將使得十三億中國人告別共產黨暴政、基本人權受到法治保障，而且將帶動新一輪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北韓、伊朗、古巴等獨裁國家的變化必將加速。在此意義上，劉曉波對人類歷史的推動，將不亞於南非的曼德拉、捷克的哈維爾、韓國的金大中和緬甸的昂山素姬等人。他應當像曼德拉、哈維爾、金大中和昂山素姬那樣獲得其同胞和全世界的支持。

　　幫助劉曉波，就是參與中國的和平轉型，就是為中國的未來盡一分心力。我也呼籲廣大國內同胞和海外華人，以及國際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參與和關注全球聲援劉曉波的活動。

　　《中國密報》：你已經賣掉了北京的房子，帶著妻子、兒子在2012年1月1日來到了美國這片自由土地，美國政府也給予了你政治避難，雖然認定“我們必將在北京重逢”，但你認為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的民主化和政治體制方面都不樂觀，估計有那麼一個不定期的時間裡，你不會回中國，而是在美國當一名流亡作家，相應地，你在美國有新的創作和人生事業的籌劃嗎？

　　余：我對短期內回到中國不抱樂觀的預測。“六四”之後的許多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包括劉賓雁，當時甚至準確地預測說，中共政權至多兩三年事件就會崩潰。結果，中共強悍的生命力超過了任何人的想像。我深知，中共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更何況它手頭上還有數額據世界第一的外匯存底，更何況中國民眾的奴性早已深入骨髓。所以，我相信這場抗爭如同精衛填海一樣漫長，我對在美國“安居樂業”也早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其實，我不願使用“流亡”這個詞語來形容我的狀況，而願意用稍微中性一些的說法，即“出走”。對我來說，“流亡”這個詞語過於負面，過於悲情了。我特別欣賞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在離開納粹德國時說的一句話——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也很敬佩余英時先生對那些遊說他回大陸“看看”的人所說的那句話——我沒有鄉愁，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

　　我從小就沒有太強烈的鄉土觀念，相反有一種世界公民的觀念。到北京唸書之後，我也對各類的同鄉會不感興趣。我在四川生活了18年，在北京生活了18年，但我對這兩個地方都沒有歸屬感。我童年時代生活過的美麗的小鎮已經在90年代以來的城市化建設浪潮中蕩然無存了，而北京更是一座以權力為中心的冷酷無情的城市。所以，這一次的離開，即便是長久的離開，對我而言，也並非一個太過痛苦的決定。作為一名作家，在中國寫作和在美國寫作，都是一樣的，更何況在互聯網時代，我在海外可以自由地獲得信息，對中國的脈動的把握也許更為精準。

　　離開中國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就在香港和台灣出版了《劉曉波傳》和《河蟹大帝胡錦濤》兩本書。可見，在一個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中，我的寫作狀態立國得到更好的發揮。我有了一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家，再也不用擔心我的電腦被秘密警察抄走了。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感覺真好。華裔作家哈金在《自由生活》中有這樣一個比喻，他說，很多在美國的華人，雖然生活在自由的國度，精神上仍然不得自由，他們以為自己是飛鳥在天空中飛翔，其實他們是風箏，飛得再高，線還被共產黨拉在手上。我希望自己不是風箏，而是飛鳥。

　　關於以後的寫作和事業的規劃，可以做的領域實在是太多了。一是研究香港、台灣問題，以及背後的統獨議題、聯邦和邦聯制度的問題等，希望凸現“人權高於主權”之價值觀，打破兩千年“大一統”之觀念；二是繼續幾年前就開始的關於基督徒公共人物的訪談，探討基督信仰與公共參與之關係，希望未來幾年每年能出版一本該系列的人物訪談；三是從事英美古典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方面的研究，希望為中國未來找到一條突圍的路徑；四是編輯關於劉曉波的網站和著述，為劉曉波持續呼籲，讓他和妻子早日獲得自由。

　　《中國密報》：讀了你們的愛情故事，很羨慕你們的浪漫。記得劉敏嫁你之前說過：“我可以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不管是宮殿還是貧民窟，我只需要一個小小的條件——身邊有一個真愛一輩子的人。”12年前，她辭去香港老闆的工作，到北京找你投奔愛情。在與你一同被軟禁和羞辱時，從未猶豫和退縮；美國這個地方可以讓愛情免予恐懼，但不少中國來的新移民的愛情要經受新一輪磨難，你們做好準備了嗎？

　　余：我看到過很多流亡者家庭、婚姻的破裂，我不把這種情況單純看作是環境的變化、移民所受之文化衝擊的結果。我認為，這只能表明他們的家庭、婚姻之中原來就潛伏著危機，只是在在一個臨界點上被觸發出來罷了。

　　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我認為大部分問題都出在男方身上。中國的男性是世界上最差勁的男性。很多在外邊高言大志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在家裡，在妻子面前，簡直就是凶神惡煞的暴君。而我呢，雖然在文章中筆鋒銳利，但在家中卻是“好男人”。我一直說，我們先不要說去救世界，先要好好經營好家庭，做好丈夫、父親的角色。如果沒有美滿的家庭生活，其他的功名利祿都免談。

　　我在家中是大廚，我常常自豪地說，我是一手拿筆，一手拿鏟。用一個時髦的詞語說，我是“宅男”，在家寫作，可以數天足不出戶。在寫作累了的時候，就在廚房忙碌，這是我的一大快樂。看到回家的妻子和兒子開心地吃到我做的熱氣騰騰的飯菜，是我最開心的時刻。我建議男同胞們不妨嘗試嘗試鍛煉自己的廚藝，廚房是改善家庭關係最好的地方。

　　還有就是要有一顆平常心。很多人在中國的時候可能已經有了某方面的成就，到了美國，一切歸零，重新開始，心理上就產生很大的落差。對我而言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喜歡安靜恬淡的生活，我選擇居住在美國傳統保存較為完整的弗吉尼亞的小鎮，而不是紐約、舊金山這樣的大城市。而且，我們從北京的家庭教會到這邊的華人教會，很快就融入一個新的大家庭。目前，我們全家都很享受這樣的生活，我們也相信我們能戰勝未來的種種挑戰。

　　余傑簡歷

　　1973年生於四川成都，2000年獲北大文學碩士學位。1998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發行超過百萬冊，被視為天安門民主運動自由精神薪火相傳的標誌。

　　2000－2012年1月，居北京，從事獨立寫作，並積極參與諸多人權活動。發表上千萬字的散文、小說、政治評論、學術論文，其中結集出版的作品有35本之多。

　　2003年12月受洗成為基督徒，參與創建北京方舟教會，從此深切介入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動及公共神學之研究。

　　2005年，當選為獨立中文筆會理事、副會長，與劉曉波一起努力突破中共對民間結社自由之限制。

　　2012年1月移居美國，繼續從事批判中共獨裁體制的政論寫作及研究，任“觀察”網站主編，亦為自由亞洲電台、香港《蘋果日報》、香港《開放》雜誌、“縱覽中國”網站等媒體之特約撰稿人。

　　《火與冰》曾入選席殊讀書俱樂部“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香草山》獲頒香港湯清基督教文藝獎“2006年年獎”，《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及《中國影帝溫家寶》分別入選2009年度和2010年度“香港書獎”決選名單。

　　2001年，獲得亞洲出版協會“年度最佳評論獎”。

　　2003年，獲得紐約萬人傑基金會“萬人傑文化新聞獎”。

　　2012年，獲索爾仁尼琴參與創辦的紐約特雷恩基金會（The Train Foundation）之“公民勇氣獎”（Civil Courage Prize）。

（《中國密報》第4期）